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里，区域合作也相当繁荣。它的产生要求付出某些代价和痛苦，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安第斯国家的卡塔赫纳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柜架内，区域合作仍然是发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则是一段颇有成就的历史，尽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废墟和从前的若干一体化尝试的空壳之上。在贸易、热核研究和发展援助等领域里，以及在社会政策的各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共同的农业政策算作是属于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计划之前，欧共体就是一个由成员国共同行使主权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国，后来9国、10国和12国共同行使主权。欧共体始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增设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共同体融合为欧洲共同体。两年之后，它们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第一个伟大的工程，即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处于作出决定的前夕。共同体（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上）同意的下一个工程是它的扩大，让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实现了；然而，合作的内容深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种合作应该通过第三个工程加以深化，即通过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加以深化。在欧洲共同体重新关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此时此刻回忆一下第一个这类尝试，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在经过彻底的准备之后，1971年春天，欧共体作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决定。它们持续不超过几周时间。当世界体系开始支离破碎之时，这首先把欧洲共同体的日程搞乱了，虽然欧共体不是惟一的牺牲者。 关键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单方面宣布废除战后时代的货币和贸易秩序。他们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加征进口附加税，并阐述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权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他国承担责任之前。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保障力量，声明它对自己的了解无异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对自己的了解。之所以作此宣布，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当事者对于这些宣布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它们也带来后果，因此在谈判中又撤消了最粗暴地违反一切规则的若干措施。然而，由浮动汇率取代把美元作为对一切货币的稳定尺度的固定口率制由此造成损害，直至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从中复元过来。而且自从1971年以来，关贸总协定的贸易体系一直受到重重压力。 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归咎谁是谁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后的紧张的几个月之内，指责已经够多的了，从8月底关贸总协定特别会议的初步讨论，直至12月底华盛顿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责甚烈。争端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遍体鳞伤，然而并未使他们变得聪明许多。在当中，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显然已经变为幻想的国际秩序的支离破碎，使世界各国得不到保护，听任大国更直接实施强权的厉风洗劫。有时候，风似乎减弱一些，但是，它们很快又变得强烈起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为飓风。1971年10月的斋戒日战争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两例。很难准确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通货膨胀开始的日期，但是归根结底，通胀的深刻影响不会小于那两次石油大涨价。两次石油价格大暴涨反过来又直接关系到那些对第三世界发放的、不负责任的信贷，这些信贷构成80年代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1971年，还有几个人把放开汇率看做是一种市场药方。他们认为，货币最终体现着在其背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实力。20年之后，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这种论点辩护。相反，浮动的货币促成了币值和实际经济增长相背离；在这里存在着使80年代的赌赛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诸多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讲，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这里所描述的进程更加尖锐了。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对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愈来愈消极的态度。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美国持这些态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后果激怒了。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人人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总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 诚然，直至80年代，还有一种稳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场冷战，冷战在开始时就充当了战后时代的事实秩序。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在回976年赫尔辛基的最后公报里，仿佛把各种冷战假设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可能恶果。战后的边界为大家所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视为协议的一部分；两种持久打算的体系在尊重它们的势力影响范围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们的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打这种算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参与进来，或者也许是当时还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参与进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任之后，后来在1989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岁月里，赫尔辛基的协定开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动。此前显得似乎很稳定的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动摇，随后就崩溃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华沙条约。在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宣布废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结束战后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后，苏联就着手开始摧毁这个时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后的紧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为这个瓦解过程的牺牲品。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等等，等等，随后阐述了他的论点。“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困难问题。对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或者毋宁说，罗马俱乐部对梅多斯报告的较为沉闷的回答，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的报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说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应该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罗马俱乐部自己很快也就发现，它借以运算的总数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都并不确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奇（Mihailo Mesarovic）和爱德华·被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个报告里，对这些数据又重新进行分解计算。不过，这两个研究小组都低估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能力。在任何一点上，没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会存在饥饿现象，即存在应得权利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与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谋而合，然而它却想持反对他们的态度。）20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估计可供支配的资源。节约、新的方法、替代性资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环境问题到处都被提上日程，无疑，这部分是由于罗马俱乐部公布这两份报告、引起传媒舆论重视之缘故。当然，世界人口的增长还继续不减地增长着，虽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类前途问题。 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弱点在于它的极限观念。对于预见更加遥远的未来，外推法并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设问题会指数式地而不仅仅是直线式地恶化，可能会吓坏一些思想较为简单的人，使他们惊慌失措，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谁若把极限作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维是单向的。人们只能一直向前开车，急刹车和挂上倒车档。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思维的。各种习惯限制着幻想。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建议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彻底掉头返回，这是在既定的情势下，两种最为可能的反应，恰恰在人们面临意想不到问题的时候，会做出这两种反应。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黑暗中吹着增长的老调；另一些人则要求永远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两者都很少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实际上，历史以别的方式继续前进，也许像国际象棋中的马，先向边上走，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为一切价值判断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可用所有的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来取代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他们首先把大家都置于官僚体制的难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一样多；税收作为应得权利又返回它们原来从中掏出来的腰包里。 这是一些不充分的陈述。人们还可以补充：至少得补充这个过程的行政管理费用。还有应得权利款项流通的摩擦损耗费用，它们的名称就叫做“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社会国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着，那些应该关怀他人的人，如教师和护士，俺没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还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不能要求简单的和明白易懂的权利，而是不得不经受忍辱屈尊，他们必须填写表格，公开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排长蛇阵等待，才能在某些机关办公室商议和讨价还价，到底国家哪个部门应该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份大锅饭。作为一种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确定如此的官僚体制化的结果，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格式化了，并被归入档案卷宗或计算机磁带，变成为非个人的事例了。这种结果是不恰当的，并导致不快和恼火。很多人没有行使他们的应得权利；整个程序令他们厌烦，或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们不想知道，因为它会令人厌烦。一种公正的体制变成为一种不公正的现实。 无疑，这是一些夸张说法，不得误解它们，不得把它们看做是在要求要给社会国家的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借助它们应该能够强调70年代的发现：事物不能简单地再像以往那样继续发展。这个发现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当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撰写他的著作《社会国家的极限吗？》之时，他对他自己的问号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张更多一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们熟悉的社会国家借以界定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这样立论道），实际上制造着新的社会难题。贫困化的老人，社会边缘化的客籍工人，年轻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事故受害者，他们都生活在窘迫困顿之中，然而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施特拉舍尔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左派对善意的国家的信仰，不过，他在寻找增进人的“自决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强化社会福利网，一种新的团结互助。 这类解决办法固然可以讨论，然而困难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机之一是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民主的共同体里产生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例子。国家公共开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占有份额在70年代增长到50％，甚至更多。官员情结的根基不仅在于就业结构，而且也在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么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国政府到处、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让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所期待的。这既适用于经济不景气，也适用于自然灾害，从最小的村庄，直至整个世界，皆无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视眈眈，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着人们。7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处于危机之中”（这里借用1975年致由欧美日首脑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一篇报告的标题）的时代。倘若要在参加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经济学家之后，再加上一个长长的政治学家名单，这并不难，这些政治学家们在70年代对关于政府能否执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此外，两种争论的链条至少在一个方面相互衔接。如果民主对于多数派阶级来说，成为政治的企业家们争取选票的一种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的成就则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许诺过的物品，那么，供给的增长也是这种博奕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正数和博奕，倘若经济数字相加不再能够正好得出正数和，这种博奔就有危险。 我已经试图指出，民主的经济理论哪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严重的缺点，不过，尤其是在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里，它是不能应用的。然而，经济状况对于政府能否执政的问题、甚至是合法性的问题，有着显然的影响。英国作者詹姆斯·阿尔特（JamesAlt）观察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意测验数据。他发现，人们认为虽然人们对直接和遥远的东西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并且会相信，他们本身虽然情况很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在经历着一个毋宁说是很坏的时期。虽然个人是满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在70年代，这种正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骤然发现了在他们个人的舒适和他们国家的舒适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而且两种舒适似乎同时在减少。当时，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软弱无力的最明显的象征。如果我们附和阿尔特的看法，结果“并不是一种抗议的政策，而是一种令幻想悄悄破灭的政策”。人们不再对政府期望很多。他们压低自己的期望。庞大的国家不是被拆毁，而是被它的公民们所离弃。 在一些乐于使用分量更加重的词汇的文化里，这类观察导致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各种民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者现代的）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压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过也由于内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机描写的是一种对各种政治机构的怀疑使得这些机构本身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情势。在3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里有过一次合法性危机。在50年代末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许也经历过一种这样的危机，虽然法国危机的确切本质提出的问题，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国令人揣想的问题还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美国导致人们对总统职位设置的广泛怀疑，但是，宪法危机很快就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会发生类似戏剧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罗马俱乐部预告那种未作具体说明的灾难那样来谈论合法性危机，这同样也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问题，也会有变化。在90年代的执政意味着有些不同于80年代的执政，后者又不同于70年代的执政。本过，这些变化的特征，毋宁说，是不动声响、悄然而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难于给所描写的各种进程命名的一个原因。于尔根·哈伯马斯急中生智，干脆称这种现象是新的漫无头绪；至少在这一节里，我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观点。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面对扩大公民权利的要求失灵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彻底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不曾有过。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怀着论战的意图，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国家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务，新任务要求愈来愈高的税收和愈来愈多的官员，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守夜人守护着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则睡安稳觉，毋宁说，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施主。施主没有一时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们最终是臣仆？这就导致了被米歇尔·克罗齐（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称作为国家职能“超负荷”的状态。这种庞大国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担的一切任务，这永远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说，既要让它完成这些任务，又要它维护自由的宪法了。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尽管有社团主义和附属于社团主义的一切东西，完成这件事情比所能预见的还好一些。然而，后来它发现自己身陷于我们这章里所探讨的种种问题的泥潭里。一种恶劣的世界气候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动荡的社会国家和公民参与的种种矛盾相互结合在一起了。 对于好些人来说，对这一切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国家干预。然而，即使这种趋势转折的追随者们，当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未曾去实践这种转变。例如，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主义的方案，特别是如果系统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也属于该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话，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军事项目。另外那些把约翰诺·施特拉舍尔的建议推崇到作为一种替代性生活变迁高度的人，同样也没有多少贡献；在作用方面，他们听任统治的权力去发挥，也就是说，听命于多数派的利益和生存机会。因此，漫无头绪起初曾经是（而且也许现在还是）日常的主题。庞大国家还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伴随我们一阵子，虽然公民社会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动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国家的任务重新减缩为定定基调和作为仲裁法官发挥作用。在国家充当守夜人和施主之后，要给国家取一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它将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感觉的鼓动者？成为一位假装控制一切、不过人们偶尔也能甩掉他的导游？或者也许是一位运动员的教练，他同时是比赛的一部分，又负责分配角色和关照运动队的情绪？ 4．后工业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优先注重分析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而不是去推测诸如各种价值之类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在价值的世界里，几乎一切东西都是适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论断，同样也很难赋予它以实质，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驳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直接面对的当前，当然就越不容易回避要去研究人们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感觉、因此能做些什么。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辩解。如果工业意味着生产，而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但是，“后”字的辩护士们的语言则有别的意图。它与认为职业结构里的变化伴随着价值演变的论点有关。对于价值演变，我们已经采用若干方式描述过了，这些方式是不能毫无困难地调和起来的。 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首先感兴趣的完全是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现代的社会逐渐疏远货物生产，新生的进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现了。这些新生力量首先与知识与信息有关。而且，这些力量及其科学基础已经经过了试错阶段，并且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系统化的程度。反过来，这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扎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正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表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原则的出现”。他们的世界是一种很自觉的世界，如果不说是一种理性的世界的话。“计划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决策场所，它同市场较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们重新阅读贝尔的书，那么，他的基调特别引人注目，毋宁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工业社会的语调，尽管是一种由生产向着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 虽然这部著作发表于1973年，《后工业社会》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将会认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会作为新的可能的经济增长火车头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它诞生于某种对2000年怀抱的偏执观念，然而这种偏执观念从来没有超出对从前的趋势的外推分析。贝尔是当代最敏感和最杰出的社会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1976年，他又为从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这里，他立论道，社会结构虽然可以称作一种“技术-经济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决定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最后却毁灭于一种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生活，而销售会鼓励铺张浪费。经济还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则是由松弛的（和毫不紧张的？）乐趣和娱乐决定的；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娱乐相联系着”。 这些由贝尔在70年代所暗示的发展，80年代达到顶点。10年的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花销过去积攒的储蓄。在股票交易所里，还在进行期权和期货的交易，而这类未来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成为面前的东西。推迟消费意味着人们今天劳动，为了以后某个时候享受成果，而现在新的气氛是先享受、（也许）后劳动的气氛。而且，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气氛，甚至是一种时髦。倘若没有缔结愈来愈复杂的信贷协议，个人的生活也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也好，都将无法维系。于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专家看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有更多的灾难。他们以企业破产、银行丑闻、和股市暴跌的例子为证，然而，他们最终很可能将会同他们在罗马俱乐部的先驱者们一样走入歧途。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文化态度会有所变化。 而且，由新教伦理向着享乐主义的转变，不是一般与“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惟一的演变。不如说，还有罗纳德·英格尔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个“静悄悄的革命”，它同样也发生在70年代。英格尔哈德喜欢把他的各种结论与罗马俱乐部的难题和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在其核心，他干脆断言道，在西方的社会里，有一种缓慢的、然而肯定无疑的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向“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转变。“西方社会公众的价值业已从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物质舒适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多地强调生活的质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区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的人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这也许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与和平之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迅速传播，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尔哈德没有用这些话语，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人们可能怀疑，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否足以作为证明的手段。事实是，英格尔哈德的“物质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和“后物质实利主义”（Postmateriasmus）的关键概念仅仅各自涵括和归纳了6个调查项。而且按照英格尔哈德的理解，“物质实利主义”既包括偏爱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经济稳定，而属于“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不仅有对爱美，而且也有言论自由和更强烈参与政治进程的愿望。此外，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既在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和美国，“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在等级排列上排在“非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之前并保持若干的距离。在1973年，除了丹麦和卢森堡以外，反对通货膨胀到处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丹麦，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 《现代社会冲突》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之后 1．失业 滞胀是70年代及其种种难题的症候：除了人们愈来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么东西也不行了，这一矛盾变得令人有切肤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时还超出这个程度。赚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风险，而最后也损失很多。在引起轰动的崩溃之后，随之在那些过于大胆猛冲勇闯的人当中，出现一些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的恐惧。供给的曲线变化迅速异常，几乎无法观察全貌。但是，这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得权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时代之后，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无头绪之后，是否产生了一个可能决定着未来冲突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必须转向80年代的另一种症候，即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业之间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业就已经上升。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初看起来，这是经济活动放慢的一种正常的伴随现象。因此，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开始从7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过来之时，失业人数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还在80年代景气很好的时代，失业率几乎到处都很高，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政府起初相信，100万失业人数会使它们的落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这类担心就被忘得一干二净。2％和3％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把人们的视线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万到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大关的事实。5％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正常的，而10％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可以忍受的。 这并不同样适用于美国。在这一章里，首先特别要讲一段欧洲的历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还不描述他们）。如果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失业作比较研究，将会清楚地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欧洲的僵化性，美国的流动性和日本的家丑不外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暂时留在欧洲。 在一个经济增长时代的高失业，向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的问题。为了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分析，首先必须再次强调80年代增长的特殊品质。这种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奥尔森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要打破滞胀的僵化，必须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向供给方面的转折，而战争则用民主的手段进行，针对工会，也针对福利国家的某些利益。转折的发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严格熊彼特的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追随这两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长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直线型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个10年开始于一个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后，才可以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谈论高度景气。这10年行将结束之际，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气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是认为技术的发展会使人的劳动成为多余，这种思想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是老生常谈，经常重提，比起50年代关于自动化大辩论时，今天这种思想更难找到官方的追随者。然而，那些认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至少听过一次的人来说，应该小心谨慎为好。劳动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劳动不再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回答，而是本身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劳动是工业世界的普遍的主题。一些重要的作者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一种荒谬现象。现代社会是一些劳动社会，是围绕着劳动伦理和职业角色构建的，但是，它们也被一种幻素推动并向前发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种日益变为现实的没有劳动的世界的前景推动向前。人们在成为公民之前，有职业，至少有临时性工作，无论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是作为消费者的。通往供给的世界，有别的道路可走，有各种歪门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从事职业工作。职业工作决定着收入、包括转移支付收入、社会威望、自尊自爱，以及决定着人们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从事很长时间的多天数的连续沉重劳动的日子被视为无法忍受的重荷，自从几世纪以来，尤其在工业社会里，享有特权的阶级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很多人带着惊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这种特权阶级。 这种荒谬现象以某些方式发展着，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在劳动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有一种清楚的结构。在那里，孩子们正式进入职业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那里，在每天、每周、每年，从事职业的人员都有一些时间不必劳动；最后是生命的黄昏到来，即从职业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与一个第四个方面相联系着，即职业劳动。童年就是通过学习技能和熟悉各种价值，为劳动作准备；闲暇就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休息，体力恢复和精力，为了能够接着劳动；退休是对长期的劳动生涯的奖赏。今天，这三个不必劳动的阶段，统统都有其自己的意义。它们的范围都增加了，而且他们往往被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界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认为，教育和培训世界之所以主宰着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闲暇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经济部门；不少人从业余活动中至少得到与从职业工作中得到的同样多的个人满足和社会承认。退休业已成为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段，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持续20年之久，或者更长，产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结构，而且从“第三个年龄段的大学”直到政治舞台上的“头发灰白的豹子”，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发展对于劳动已经有了意料不到的后果。烦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赞扬劳动的美德方面，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社会党人携手结为同盟，而同时，二者都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控制，迄今为止，除了职业劳动纪律外，还没有发明其他的机制可以进行这种控制。劳动骤然成为不太像是一种重荷，而是一种特权。最近，甚至连上层的各种群体都很难描写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因怕遭辞职而过度劳累的工作狂阶级。它的很多成员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好几年没有真正度过假；然而事实上，这类埋怨只不过是“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形式，即公开炫耀在劳动方面的新富。 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能说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里，今天20％的人口未达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10％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些毋宁说，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当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人口了。这25％的人口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职业要占用他们清醒时间的一半。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业者的命运提供了证明。他们是一个不适合于放进我们的计算里的群体。我们丝毫不反对有人是大学生，或者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处旅行度假的职员，或者甚至是在无授课任务的年份中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当家庭妇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侮辱性的，哪怕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作为智力或体力残疾者，不能参加劳动是很悲伤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业又当别论。这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人的自尊，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它把他们排挤出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又制造着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这一分析的命题意味着，在80年代的失业，在一些重要点上有别于同一现象的从前形式。很久以来，人们就曾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忧忧忡忡。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变动或者企业家任意专断、随心所欲的牺牲品。在19世纪晚期，第一次发现经济上系统性的失业原因。充分就业变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题。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值得希望的，并且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尽管在这当中所应用的是应得权利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长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从以前要求把临时工作正规化，到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和公共劳动工程来进行需求管理，直至广泛的“在自由社会里充分就业”计划（而在大不列颠，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毫无疑问，都认为失业不仅是有失尊严的，也是浪费劳力的，而宏观经济的扩张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就业发展脱钩。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必须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应该意味着，工作的分配已经变成了困难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一种能使大多数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职位。这种事态发展的种种直接原因是技术性质的。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不断取得进步。不过，似乎缺乏职业岗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新的发明转化为产品，其原因在于新发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这些原因又与有组织的雇员们捍卫实际收入（有时凭借立法的帮助）息息相关，与难于控制和稳定人的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还更深入地挖掘，那么，我们很快又遇到现代劳动历史。 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以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东西的能力，创造着很多新的生存机会。自从1870年以来，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经济的总产值也许至少增长为10倍，然而同时，人均劳动工时的数字却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种他治性劳动和自治活动的新关系是可能的，它将克服工业劳动社会的较麻木的做法。劳动的质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劳动世界里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要素，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代表制和共决制加以缓和。有些人工作狂热，劳动成瘾，另一些人则可能在他们不必在其劳动岗位上度过的很多小时和日子里，施展他们的天才。不管在劳动世界之内和之外，到处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并非对大家都适用。用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事实意味着劳动是可以变得短缺的。这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结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最终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求“自然”失业率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会有多少帮助，尽管“自然”一词意味所理解的失业率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危险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业率。在最近发表的出版物中，经常谈到劳动力市场是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对孤立的局部市场的，这些孤立的局部劳动力市场有着它们自己的技术资格要求和进入通道。这类进入障碍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在景气波动发生影响之时，总是首批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最后一批返回工作岗位，但是，它本身却并不能解释长期失业。与此相反，实际工资是否存在灵活性却能提供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工资在实际上富有刚性，不可能创造在一种其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现有各种职业普遍收入水平的就业，那么，在一种狭义的货币的意义上，失业（对于整个社会）就比充分就业更便宜一些。 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业并未触动经济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来，农业已经是一个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就业的部门。在作为货物生产的第二产业意义上的工业，紧随农业之后，也迈步在这条道路上。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就业则在萎缩。在第二产业里仍然留下来工作的工人们，从合理化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开始，拥有相当可靠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酬不菲。然而，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于是，首先有一个必要的第三产业，我们需要在那里工作，以保持第一产业的生产和第二产业的运转。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门里的就业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须增多，以满足人们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与组织收入转移支付或者社会方面的给予权利有关联的活动。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生产率是一个比在农业或工业里更为复杂的概念；新的领域的扩张迫使一般生产率指数向下降，然而，这并不十分重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里的工作，构成可以称之为社会经济核心领域的东西。这个核心领域在明显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就业，就必须创造一些比较无关紧要或者可有可无的职业。这显然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谁来决定，一种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有必要？个人的服务职业曾经大量存在过，随后它们又几乎完全消失；最近，它们又作为有组织的服务行业重新兴起，作为洗衣公司，“在轮子上供餐”的企业，或者也包括擦鞋店铺。不过很显然，这种企业并非处处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倘若人们编写整理出一份维持一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职业的清单，那么，人们不必收入这类明显具有社会特异性质的服务。 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一些。有人说过，“信息社会”产生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任何人能够利用的数量，然而，这里包括各种需要相当高技术资格水平的职业。人们一再听到关于公共服务机关职位明显过多的报告；人们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规律以及在英国海军中船舰数目和从业人员数目之间的反向关系。有时人们也提出疑问，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的繁荣是否大大改善经营管理，更不用说改进生产了。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在时世兴顺之时为那些拥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贡献，而在时世艰难之际，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其中有些职业会首先被裁减掉，如果不得不严肃对待竞争能力的话。 然而，提供这类形式的就业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还将谈到它们的社会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阶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员们睁着敏锐警惕的眼睛，关注那些“真正的”职业或者至少如此装点的、仿佛就是“真正”职业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失业的无序。无论如何，在那些拥有可靠的、高工资的和显然很有意义的就业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拥有这一切的人之间，开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线。在那些存在实际工资刚性和多数派阶级目光短浅的国家里，长期失业就是症候之一，虽然真正的分界线与其说划在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不如说划在低收入的那一半从业人员的中间位置。 由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应得权利问题是严重的，它绝不简单。工作岗位作为劳动社会里的生存机会的关键，很长时间不仅作为进入供应世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条件。职业仿佛就是通往应得权利世界的针眼。例如，选举往往是以人们是纳税人和后来又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等级的成员为前提的。一般地，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过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与职业工作相关联的，尤其是由于为了社会方面的应得权利而规定的保险原则，是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在给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义时，我曾经强调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种交换契约的结果，因此也是不能够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权利是不能交易的。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职业分开意味着进步，尽管劳动世界的主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进程，使之倒退。不过，应得权利派在企图建立某一种劳动权利时，它很快就开始犯着它的固有的错误。这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滥用“权利”一词。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这可能是值得争取的，而且对此作出许诺，政治家们可能也会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够强制雇主去雇佣失业者。无论如何，在自由的国家制度下，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为就业而就业，就是一剂没有经济效益的药方。为了自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不劳动的权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陷入一种他或者她想摆脱的依附关系之中。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明确一方面是权利和应得权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应的概念的结果。 因此，持续长久的失业就提出应得权利问题。只要通往市场的进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给的进入通道仍然取决于就业，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条进入通道仍然被阻塞着。哪怕失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保护人们不受极端贫困化之苦，情况也还是如此。在欧洲，已经开始了关于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开的辩论；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国，也有一些激进的作者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且论证道，劳动、包括它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依附关系，是文明的一个前提条件。辩论拾起古老的话题，而且由于劳动世界发生了那些我已暗示过的变化，辩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对于失业者来说，它很难令人感兴趣，对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可预见的冲突来说，也不会令人感兴趣。 2．关于定义（1）：下层阶级 新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尚不完备；尤其是还缺少美国方面的历史。诚然，在美国也有长期失业。而且，经济学家们把他们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方面的假设作了更正，往上调高了，即调至6％或7％，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谈工作岗位的短缺，或者仅仅是理解这一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人的生活里劳动伦理及其语言的普遍适用；它尤其与我已经提到过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短缺的条件之一息息相关，即实际工资作出灵活下调的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是下降了。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旧贫穷。长期贫困是美国对欧洲长期失业的对应物。 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始于70年代中叶。这样一来，一个持续长久的趋势被打断了。自从50年代以来，对于全时制工作的男子来说，平均工资总是不断提高。在60年代，靠工资为生的人当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国的男子中，不少于80％的人在他们实际收入方面，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就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时间内，自从4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在官方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又从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这些数字绝不仅仅反映那些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就业的人的收入下降；后者在美国不是一般规律。毋宁说，这些数字是裁减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位，并且创造新的、较低工资水平的职位的结果。如果考虑到没有同时计入附加开支——诸如医疗供应的应得权利或者劳动场所安全的应得权利——那么，这种趋势就还要更加严峻。 这种进程的影响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须预计到在今后的10年里收入会下降，那么，有关的当事者就不会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弗朗克·列维计算过，自从开始有统计以来，平均年龄为40岁的美国人，不得不预计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后10年里，他的实际收入会下降14％。）当然，总体情况掩盖着一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日子过得很好，而且他们可以期望，好日子会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当数目的人处于下层的边缘。他们有时可以忍受，有时十分艰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弗里奇曾经建议采取“正规化”来作为对付失业的药方，即定期雇用部分计时制工人或者临时工，来对付失业，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从就业者的立场上看，并非总是不自愿的；然而，它提供着引起人们广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机。在美国，就业情况对于人的一般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在欧洲要强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穷困线上下，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他们。对他们来说，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显然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并非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仅回忆更加美好的日子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且技能资格也于他们能有补益，借助技术技能，他们就会摆脱穷困。 这不再适用于那些情况还要糟糕的人，即下层阶级。美国的“贫民窟”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和公众讨论的题目；但是，还存在着些许怀疑，它究竟是一个由社会学家构想的范畴，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残存着没有劳动能力者、好逸恶劳和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然而，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及其在伦敦的相应的同路人，并非是一个下层阶级。要产生一个下层阶级，就必须有招募其成员、确立与其他阶级的界限和形成其行为举止特征的系统进程。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仿佛存在着这类东西。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广泛相同的特征上，“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以及——至少在男人当中——有犯罪行为的倾向”。换言之，这里谈的是一种社会范畴，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这个范畴里，以至于形成一种异化的持久状态。它的特征是缺少技术技能专业资格，居住条件恶劣，依赖国家帮助。下层阶级的很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而且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举止行为多暴戾。 有不少作者曾经企图确定下层阶级的规模。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理查德·内森（Richard Nathan）曾调查过美国的百大城市。他的最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黑人和伊斯帕尼亚人的群体，它们生活在集中的穷人区里；这总还是已占8．7％的城市人口，或者说超过400万人。大多数的估计数字在10％和5％的总人口之间摆动，虽然有些数字比这高得多。如果包括所有那些在诸多社会或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摆脱国家政策掌握的人，那么在实际上，5％与其说是一种过高的估计，毋宁说是一种过低的估计。 不过，这类从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依旧必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下层阶级”这个概念应该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么，这个含义就必须描绘出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行为的可以辨认的范畴。实际上，内森谈到了一种“牢固的残余群体，它很难把握，很难用关系与它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n Julius Wilson）。他是下层阶级这个科学概念的真正的发明者，虽然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里更乐于谈到“真正受到歧视的人”，并把社会因素估计得高于民族或者种族因素。他原来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部分作为公民权利运动的后果，部分作为相对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后果，很多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离开了美国城市的城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仿佛铲除了在包容与排斥之间的桥梁，因为随着他们的离开，较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和较缺乏参与动机的人的“角色模式”也消失了。留下来的人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况。很快就出现一种（歧视对待的）“集中效应”，它使得在“贫民窟”和其他城区之间的界篱越来越难以克服。下层阶级不是站在一个角色阶梯的底部，也不是至少在一个行进队伍的末尾被拖着一起前进，它发现自己在社会方面已经脱了钩，而且处在一种越来越不能避免的受歧视循环之中。 在欧洲，下层阶级迄今为止受到较少注意，哪怕撇英国不谈，在英国，这种现象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的经验相类似。然而，即使在英国，威尔逊所描绘的脱钩进程也还远未走得像在美国那么远。各种观察和报告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的内城的受歧视区域里，人们尚有很多毅力、技术素质和参与动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歧视的“集中效应”更大的问题。在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地区，这种属于下层阶级定义的组成部分的有形的集中，毋宁说是罕见的，无论如何，远远没有像在美国的百大城市里那么明显。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往往是分散的，如果不说是零零星星的话。这不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轻松些，但是增加了把他们描写为一个阶级的难度。 诚然，对于美国的下层阶级，也有概念的问题。自从这个概念变为普遍流行以来（也许是1982年肯·奥利塔［Ken Auletta］在《纽约人》上发表系列文章的结果），大多数人应用它，并没有太多考虑术语的准确性。理查德·内森试图克服这个缺点。他说，他得出下述结论是相当犹豫的，“下层阶级这个词描绘着一种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的和新的社会状况。这是一种用阶级的概念恰如其分描绘出来的状况。”内森这样说，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是对的，即种种现象表明，被描写为下层阶级的社会范畴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是由一些界线分割开的，人们必须把这些界线称为应得权利界线。官方的、国家的正常措施，到达不了这些人身上。当整个经济景气蓬勃向上之时，他们仍然滞留在后面。即使在他们的住宅区有学校，孩子们也不上学；学校关闭并非罕见。甚至工作位置，原则上讲往往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并未被接受。在这种地方谈应得权利的藩篱，有些人就迟疑难决了；官方的社会还一直指责穷人的生活状况。不过实际上，我们看到一种定义的过程；人们划出一条界线，把某些人放在界线的外面。 这并不是说，下层阶级不要任何提供补救、帮助它摆脱困境的尝试。美国的特点是：在总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试验各种解决办法。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劳动，因此，大多数治疗药方最终的结果是如何把下层阶级的成员吸引或者挤迫到劳动世界里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威尔逊告诉我们，把社会救济和劳动相结合的所有这些形式，在这个群体身上都不灵；“集中效应”太过于强烈。首先必须打消这种效应。在社区一级上的工程和首创精神至少部分显示出有成效。（尽管在一个有问题的群体里，只要对25％或者哪怕仅仅是10％的成员产生效果，也就不至于使美国人丧失勇气。）我有时也建议过，建立一个企业，把它叫做“魅力有限公司” （Charisma GmbH）。魅力有限公司将鼓励各种能够在地方层次感化和激励其他人的人。这可能是教师，或者医生，或者物业管理人员，或者足球教练，然而，他们必须有能力找到和争取那些对大多数人都不能企及的人。也许有一些别的方法，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不能简单地动用宏观过程。新的失业也好，新的贫困也好，都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补充性的和最广义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可靠的迹象，表明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应得权利问题，而不是一个供给问题。 也许这还没有做到必要的事情。另一种评论是重要的，它冒着这样的危险：这种评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加剧阶级概念的不明确。多数派阶级对于打破歧视那些降至下层阶级地位的人的圈子感兴趣，这绝不是虚构的。与此相反，多数派尤其在社会经济不安定的时候，乐于把他们周围的几个人挤出圈子，使之呆在外面，以保护在内部的人的地位。无论如何，多数派的机构和组织很少帮助下层阶级。教育机构对于所有能够企及的人都有益处；技术资格证书是进入现代的、由高技术决定的经济的最有效的人场券，然而，那些不能获得教育机会、缺乏动力或者屁股长刺、缺少坐功的人，仍然完全留在外面。有时，其中有很多功能性的文盲，他们没有能力做有规则的工作。工会虽然喋喋不休地抱怨失业和贫困；于是，回忆过去也发挥作用，过去就业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但是实际上，工会很少为下层阶级做事。在有些国家里，失业者自动丧失他们的工会会员资格。民意测验往往指出，失业居很多人的忧虑之先，谁也不喜欢贫穷，但是，如果进行选举，那些许诺给从业人员多几个马克、英镑或美元的政党，比那些要求作出牺牲或者进行再分配以帮助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政党，获胜的机会更大。 多数派阶级保护着它的利益，犹如其他的统治阶级在它之前所干得那样。区别在于范围的大小。马克思认为，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是第一个被压迫阶级——即有前途的阶级——包括着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因此，被压迫阶级能够把自己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并且把统治的少数派从他们的宝座上推翻下来。在某种方式上，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进行政治革命，却找到了一种完全可以忍受的生存。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发现了生存机会，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对这种生存机会连做梦都未敢去想。但是，对于美好的日子是否将长期持续下去，他们绝没有把握。他们开始设栏划界，把有些人留在外面挨冷受冻。像他们之前的统治阶级一样，他们有种种可能的理由来这样划界设栏；他们也准备让那些接受和实践他们的价值的人进到里面来。而且他们也拍着胸脯满怀信心地断言——尽管并不十分令人信服，认为不该再有阶级的藩篱了。他们想看到藩篱被拆除；然而，他们并不采取任何步骤来拆除它们。一个阶级生活在供给世界里，因此认识不到其他人的应得权利要求，这样一个阶级缺乏幻想，这是与关心保障自己的地位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尚不至于这么糟糕，但是，长期失业和严重的贫困现象标明着一种凶兆。 3．关于定义（2）：公民和分裂主义者 如果说在探讨美国的下层阶级时，我仅仅是附带地提及种族和民族属性的问题，那么这并非有意认同“政治的正确性”；毋宁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它要求作专门的讨论。如果说多数派阶级划定属性的界线，那么，它不仅向下划界，而且也向侧面划界。有些人丧失他们的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但是，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不能享有这种权利。这个进程有深刻的根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也是痛苦的。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几章里，尤其在引入公民身份地位的概念时，已经作过论述。在公民社会的希望一再被唤醒又破灭的一个世纪结束之际，寻求同质性——即部落思维——重新变得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一种社会的保护主义的迹象，它像一团丛林野火，四处蔓延，不仅引起很多人的苦难，而且也带来一些暴力的形式，这些暴力形式无法用解决冲突的通行方法来克服。 对于这种现象，还没有任何人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不得不局限在几个暂时的和小心谨慎的说明。首先，我们联系社会排斥的问题来谈。美国的下层阶级肯定不单单是美国黑人的一个特征。诸如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类似的后果，从这角度看，它主要是一种白人的现象。伊斯帕尼亚人移民在城市的穷人当中占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然而，“贫民窟”基本上是黑人区，或者按最近的叫法，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居住区。传统家庭的崩溃和单独抚养教育子女的母亲占统治地位，这在美国的黑人当中，比在其他的群体当中更加明显。这两种情况导致很多人显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接受凌驾于这一涵括了所有群体的社会的各种价值。随着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的推动，出现了大的社会分类进程，一些黑人在这个社会分类过程中踏上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道路，然而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他们仍然是局外人。由于这个事实，区别变得尖锐了。那些走上中产阶级道路的黑人已经变为市长和经理以及别墅和游艇的所有者，但是仍然有很深的文化的藩篱。很少人谈到他们的体验，也许如果人们谈及这种体验，也不会有很多补益。显而易见，公民权利是一回事儿，而充分的参与则是另一回事儿。要持续很长时间，人们的观念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此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我们谈论社会病理学以及社会疾病四处泛滥，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黑色的肤色是受歧视的一个因素。 英国从前殖民地移民的经验，历史较短，在某些方面，方式也有所不同。从最重要的说起吧：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自愿到大不列颠的，不是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有明显迹象表明，在美国，较晚时期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日子比老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孩子们好一些。）然而在大不列颠，一个下层阶级的种种因素也有明显的社会病理学特征，其中种族也起作用。而且多数派阶级划下了敏感的和不那么敏感的界线。这尤其适用于传统的工人运动，表现在人住社会住宅、加入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资格上，甚至也表现在工会会员和工党党员的地位方面。诚然，根本没有必要“血流成河”（用右翼保守党人伊诺克·鲍威尔〔EnochPowell］的话讲），但是，“多种族社会”的魅力并未赢得多数人的欢心，多数人宁愿划定边界，而不愿意开放为怀。 对于全体公民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它要求重新活跃公民权利的力量。这也包括某种程度上的正面的歧视（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德国的表达方式），即试图通过正面的行动和有意识的规则，以保障参与，来遏制那些由于其历史长久已经变成为牢固的社会结构的歧视。这类耳熟能详的药方虽然没有丧失其任何价值和紧迫性，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个新的要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是这样的）不愿意在一个多种族的或者哪怕是多文化的社会里生活。而且，这不仅适用于舒适的多数人，而且也适用于有关受害的少数人。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小安乐窝”，如果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分开，但是平等”，这是60年代自由党人提出的、受到很多指责的要求；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变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同时，更经常强调的是分开，而不是平等。有一种对同质性的要求，它反对首先建立各种公民社会，然后让不同的文化在它们之内能繁荣发展，企图以此建立文明化的共同体。 由此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微妙的，而往往是激烈的，然而，它们是历历在目的。倘若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一位当选的市长被政府罢免，因为他只说法语，这可能会使遥远的观察家们感到很有趣，但是，这并不是滑稽。瑞士最终不得不接受汝拉地区从老的伯尔尼州分割出去。在加利福尼亚，一次公民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坚持英语为惟一的官方用语，但是很显然，很多加利福尼亚人继续操西班牙语，而且操西班牙语的加利福尼亚人在下一次公民表决时将会获胜。（作为少数的积极分子获胜的可然率，也属于这个题目。）爱尔兰的内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最近变得更糟糕，因此，权力分割的前景是极不可能的。巴斯克人的自治要求伴随着爆炸和枪炮的隆隆响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之内没有某个群体要求过承认某地区的分开生存。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之外，特别在1989年的革命之后，这种要求具有一种新的质。要求“自决”一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施展其固有的活力。在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稍加改变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时的口号，就可很好地显示这种自决的模棱两可：“我们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不想被奴役和被压迫，而是想由自己决定谁来管理他们，首先是谁不能统治他们。“我们是一国的人民！”这是召唤民族的感情，而且也很快招致复仇。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这种“自决权”的位移变化不仅引起形形色色的有争议的独立声明，而且首先是引起对少数的压迫，随后又引起暴力。我们突然面临着公民社会的大堆破碎玻璃，然而，自由的种种希望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倘若重新发现民族特性，即各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共性的群体的文化特性的话，本来可能会是文明进程中前进的一步。它意味着越来越了解这样一种事实：共同的公民权利与文化差异并不矛盾，而是相反，会为文化差异开拓新的回旋空间。然而，幸运的和谐不会持久。很多地方利用差异作为武器，来对付公民的身份地位。这种武器由于社会的感情冲动而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社会情绪称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属于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获得一种几乎是宗教的重大意义。在以色列，作为其生存的理由，许诺凡是回到这里来的一切犹太人，都给他们提供一处住所。甚至在那里，人们探讨正统概念上的犹太教，而正统是排斥改良派犹太人的。（以和平的方式维系以色列这样一个多文化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富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不仅在四分五裂的前共产主义的帝国里，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征兆在扩散蔓延，而且在西欧也一样，人们可以听到“请买英国货！”，“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中欧”等口号。在各种社会里的成员资格，不是被理解为一宗有关各种可能扩大的权利的事情，而是被理解为一些不可改变的、被赋予的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到保护，使之不受外人的任何污染。 一种新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自由飘荡，它具有类似的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的倾向是好大狂，认为要有效率就得要求规模越来越大；此后，与此相反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各种要求符合人性、有节有度和以小为美的口号听起来很悦耳。不过，很多人打着这些口号，不仅放弃了不必要的大规模，而且背离了一种正处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国际共同体的力量，最后甚至连由民族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也沦为改变了的气氛的牺牲品。一种新的、对真实可靠性的渴望，滋养着一种对“现实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联系的浪漫主义的寻求，即一种对通过热烈感受不断的讨论、而不是通过法和根据法设置的机构而得到合法性的寻求。 这样一些观察使人回想起现代精神和根系联结的题目。在某些方面，现代世界似乎也是一个冷静的地方，它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它砸碎着旧的约束关系，然而，没有旧的约束关系却很难生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前面有一章节里，由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语录的“拼凑”描绘了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应该认为，对于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的虚假的神明的产生，只有惟一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仅仅认为，它们当中有许多在一方面是共同的，即同围绕着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生存机会的现代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以一种被错误理解的自决权的名义，主张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对公民权利的促使文明化的力量进行攻击，甚至是以少数的要求的名义进行攻击。此外，有些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为公民的身份地位斗争过，他们至少也部分地对这种攻击的卓有成效负有罪责。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它把为一切人争取到的公民权利和应得权利的共同基础的伟大成就孤注一掷，以迎合少数人的分离主义。于是，少数的权利首先被误解，然后一反常态，变为少数的统治。最后，这样一种态度甚至不再反抗积极分子们的原教旨主义，因此，吵吵嚷嚷的少数可能要求沉默的多数的所谓的支持。 这是在公民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大倒退，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首先在于一些冲突，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能解决这些冲突。在民主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化和调节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应用到积极活动的少数身上，他们或者要求脱离一个现存的整体，或者企图把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强加给所有其余的人。恐怖行动和内战的威胁，一般都伴随着这个进程，如果二者不是糟糕到没有任何遏制的希望的话，二者也会浪潮般出现，这些浪潮似乎是不可能中断的，是不可预见的。这一切并非偶然。 最昂贵的代价在于损害生存机会方面和阻止全世界迈向公民社会。显然，只有当一切有关参与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并不消除一切差别时，迈向全世界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达到。拓展公民身份地位的进程并不使机会变得均等，而是创造机会。它使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平等变为可以容忍，因为它把它们约束在一个共同的公民之家里。（而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发生的改变，可以以公民资格原则的名义提出指控。）公民身份地位以类似的方式使文化的多样性变得可以忍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权利，是各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它也包括放弃一些会危害共同公民身份地位原则的贯彻方法。经验表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分离主义者与公民权利拥护者不同，他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事要办。他们首先想要一个拉脱维亚人的拉脱维亚，或者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很久以后才会想要有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的公民自由或者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公民自由。分离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想要同质性，然而自由党人需要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是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通往普遍公民权利的惟一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做的选择是明确的；它令人回想起卡尔·波普尔为开放社会所作的辩护：我们可能返回到部落生活中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迈向公民社会。 4．社会失范的风险 现实的冲突总也是看得见的冲突。事后议论有些社会结构有深刻的分裂，如果没有由于这种分裂而引发明显可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纷争，那么这种事后诸葛亮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在概念的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无论如何，大多数观察家看不到在权力和应得权利的一般障碍两边的各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无疑，存在着一些旧的冲突的残余。多数派阶级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小规模的再分配战斗。有些地方，还在应用阶级冲突的语言，而人们理解这种种原因，如果人们想到某些差异的话，诸如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或者大不列颠的南北差异。不过，即使在这些国家里，阶级也不再是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倘若开始形成新的分界线和对抗，它们暂时也并不导致新的有财产者和新的无财产者之间的有组织的纷争。 之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的规模实在庞大、因而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相对强大的群体来说，不值得建议它们接受多数派阶级，对于被排斥的人来说，接受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冲突的个体化提供着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任何时代，在有组织的群体里，团结一致的行动仅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次优方法。它是十分耗费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价，它要持续很长时间，其后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试图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美国，很久以来，这已经就是排解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式。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里，至少在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也是适用的。个人的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位置。 只要人们在有组织的群体里采取行动，那么，这些群体与其说是阶级政党，不如说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见到过的那样，这种分割可以用社会的演变来解释。在公民权利几乎变为普遍的时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权利的位置。人们为要求承认妇女同工同酬而斗争，或者反对某些特定形式的环境污染，或者要求裁军，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运动完全是在公民社会的界限之内形成的。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个稳定的公民权利总架构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为前提时，公民的不顺从才有意义。 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长期失业者和长久贫困的穷人，不集合在一起，进军他们各自的首都，在那里要求他们应该充分分享公民的身份地位？为什么没有诸如失业党或穷人党之类的东西？而如果这种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下层阶级不至少借助暴动，去捣毁那座多数派阶级在其中过得舒舒服服的房子里的动产呢？ 有时，他们也确实这样干。可怕事件的画面经过多年之后，还令人记忆犹新，令人痛苦。当1985年在布鲁塞尔海泽尔体育馆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变为凶残的暴力冲突之时，甚至连那些如醉如痴的足球球迷们也转而离开“体育运动”。斯卡曼勋爵（Lord Scarman）撰写的关于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的报告，富有人道精神，发人深思，但是，它不能抹掉电视画面上怒气冲冲的脸孔，袭击警察的石块和燃烧弹，抢劫和破坏。在美国，暴力和暴乱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1984年费城一架警察的直升飞机轰炸好斗的占领房屋者，依然令人记忆犹新。头戴钢盔、身背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付示威者，这种画面已经几乎成为晚间新闻的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成立组织，冠以辞藻华丽的名称，诸如“红军派”，“玫瑰旅”，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作为人质，直至人们最后在被抛弃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人质的尸首。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大城市街头袭击、破门而入和谋杀的日常习见的暴力。巴巴拉·图季曼（Barbara Tuchman）用14世纪那面“遥远的镜子”映照20世纪时，她找到了很多读者，而这就不会令人惊讶了：“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拦路抢劫，政府腐败失治，反叛起义和教会分裂”，是当时“堕落沉沦的奇特的和巨大的源泉”。人们对这份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更新：艾滋病，战争，苛捐重税，恐怖主义，政府腐败失治，起义暴动和历历在目的核威胁。 这里我想起了另一种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附带地提到他们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情况。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友善地表达的那样，“这种社会的渣滓”（正如有些人也把“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转换成其他的语言那样），是“旧社会的消极的腐化”。无论如何，这不是搞革命的材料。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最终也被卷到革命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毋宁说使他们成为搞反动阴谋勾当的一支后备军。特奥多尔·盖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又抬起这个题目。社会的最下层“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会导致建立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构，而是导致无阻无挡的造反。在这个群体里，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比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的现实政策更容易与之打交道。“众所周知，在工人中”，有“一种沉淀渣滓，［它」不能在职业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适应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雇佣兵受雇的方式去进行冒险、去战斗，而是没有太多过问，［它］就把拳头、棍棒和指节连环铜套随便借给谁”。 然而，这一切并未说明20世纪末的社会冲突。这仿佛是人们把1＋1总计起来，然而惊奇地发现，并没相加为4一样。实际上，有很多情景冲突（正如人们也许可以这样称它们一样），即没有相互联系的公众暴力行动，它们除了让参与的当事者疼痛和让周围的旁观者惊恐外，不会有多少收获。不过，即使是暴力游行者也往往不是下层阶级的成员。实际上，在北美也好，在欧洲也好，下层阶级并不特别喜欢暴力行动；他们对官方的社会甚至并不特别敌视。倘若持续贫困的穷人和长期失业的人一般去参加选举，他们的选票的分配也不会与其他的选民有多大的不同（这也适用于盖格尔所描写过的30年代。帮助希特勒上台掌权的恰恰不是失业者，虽然他们的命运与中产阶级的歇斯底里有关系）。一位作者根据经验的研究，他报告说，下层阶级“被异化了，并且信仰民粹主义，但是并不激进”。下层阶级本身是分裂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摆脱苦难的出路。对公众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相当无所谓，置之不理。下层阶级倾向于冷淡麻木，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但是，它被异化了。在此，不管是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还是主观的感受也好，都同等重要。对于下层阶级和长期失业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的博奕里可以说是没有加入。这个博弃在进行，但没有他们的参与。在一种非常严肃的意义上，“社会不需要它”这个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论断，是适用的。在多数派阶级里，很多人祝愿让下层阶级最好干脆从画面上消失掉；如果他们真的消失了，那么，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觉察到他们的不存在。有关当事者清楚地知道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社会尤其离得远远的。警察和法院，从根本上讲，国家机关和官员，是社会的象征。人同官方的社会分割开来，其程度很少能像这类说法所道明的这么彻底。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记恨和进攻，个人在社会方面的升迁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他们的生存情况包括：他们虽然属于下层阶级，处于游离状态，时而逃脱，时而掉落进去，但是，在他们重新掉进下层阶级之前，他们有时可以逃脱它。另一方面，没有加入社会的感觉，似乎传播扩散到那些以失业和贫穷为特征的群体的界限之外。青年人尤其有一种倾向，从社会的边缘引申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尽管他们能有工作，在舒适的多数人之家里能有一席之地。这样，就出现着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对立文化的奇怪的趋同现象；理应这样说，两者不应混同在一起。不去关心官方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这已经成为广泛传播的习惯。 这种习惯也许是20世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单一的特征。而且，它有一个名称，即“失范”。倘若涉及的是表现各种社会的紧张和对抗，那么对这些社会的想像力是无边无际的。街道巷战和暴力罢工，选举和集体工资率的谈判，集体和个人的流动，这些统统都是这类紧张和对抗的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必须为它们补充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冲突似乎不是作为在一次革命战争中的战斗部署，或者甚至也不是作为民主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失范。 这个概念很重要，必须停留片刻，对它稍加阐述。希腊文“失范”（Anomie）或者毫无法纪，它往往被作为无政府状态（A－narchie）同义词加以使用。（无法无天！）在巴巴拉·图季曼用镜子映照那个时代之后不很久，一位英国作者写道，失范“带来一切都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在现代的社会科学里，这个概念归功于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 Durkheim），他谈到失范，是为了描写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使得社会的规范失去效力。失范的结果是人们失去一切约束，直至他们把自杀看做是惟一的出路。罗伯特·麦敦为我们对失范的理解补充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失范描写为“文化结构的崩溃”。倘若人们不能在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遵循他们的社会的各种价值这样崩溃会发生。如果年轻人被告知，若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就应该有耐心和努力工作，但是又被告知，最能取得成效的发财致富方法是在期货交易所里进行投机，那就会产生失范。 在描写现代社会的一种奇特的特征时，这个概念会有所帮助。往往有人说，暴力犯罪（“严重犯罪”）最近有所上升。事实却不能十分明确支持这种论断。针对财产的犯罪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肯定变得更经常了；谋杀（和自杀）的频率总是波动，起伏无定，今天也是如此；严重犯罪（伤害身体，重大抢劫，强奸等）的数目在有些国家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增加了一倍，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基本上保持不变。然而，有些别的东西比单纯的犯法数字更为重要，这就是共同体对解决犯罪问题无能为力。在20世纪晚期的规范的世界里，产生了某些“没有法的空间”。在英语里，有“非通行区”（no－go－area）的表达方法，用于一些人们不得进入、首先是警察也不得进入的区域。当局当然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在实际上，在一些内城的某些地方，不过也包括地铁和火车站，它们（用根据汉堡经验的形象语言讲）已经变成了“港口大街”，因此，在里面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隶属于法的共同体的规范性惩罚。有时，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由于有些学校和大学，占主导地位的准则在它们里面似乎已经失效，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已经变成为“没有法的空间”。 我们的社会有这些象征性的“没有法的空间”，这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更为严肃的问题。它们与法和法律的实践或恰恰是不实践的方式、方法息息相关。在当前的各种社会里，“有罪释放”（正如一位英国法学家所称的那样）业已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现象。我们知道，有人触犯了法律；他们甚至公开承认；然而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受惩罚。与此相关，青少年罪犯向社会提出了特别紧迫的问题。几十年之久，一种倾向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在谋杀和故意杀人后，也还要让“社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同样这几十年之内，半数的传统犯罪以及半数以上的暴力犯罪，是21岁以下的人——大多数是男子——干的。青少年的规范性的“没有法的空间”，也许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它把青少年排除在他们应该学习的、维系社会团结的规范之外。 按照这种观点，失范是一种违犯规范不受惩罚的社会状态。这部分是一种下层阶级现象。美国有很多非婚的母亲，孩子们“缺少”父亲，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答案。阿玛蒂亚·森提出他的戏剧性的论断，认为法和法律处于物品的可支配性和对要求得到物品的应得权利之间，他的这种论断也并不总是对的；有些缺乏应得权利的人，他们干脆去夺取可以支配的东西，而警察和法律却很难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除此而外，失范还描写着一种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状态。虐待儿童、婚内强奸以及偷税漏税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就属于这种状态。人们没有加入社会，因此也感到不受它的规则的约束。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对自己的规则的信赖减少了；不再能够简单地强制人们遵守规则。 如同往常一样，我在这篇随感里也不想由于夸张而贬低我的各种论点的价值。从前，规范也已经总是被违反，一切社会都曾发现，很难强制人们遵守它们的规范。某种程度的违反规范，甚至可能是健康的；众所周知，再也没有更可靠的办法，能比一切都照章办事更使一种经济停滞不前了。这个经验可能对社会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依旧必须审视一下，看看最新形式的社会冲突是否以社会契约本身有问题作为主题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通过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来对社会契约作一些较微妙的补充，尽管这些补充可能也十分重要。毋宁说，我指的是涉及法和秩序的社会契约的一些首要的和基本的条文。自由党人不喜欢这些词汇，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通过法律文字来扼杀法律精神。不过，我们这里遇到一个题目，它允许我们暂时把关于现代社会冲突的论述束之高阁。 从前的冲突的残余，在当前还多方存在着。其中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阶级冲突的各种形式。不过，并未产生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新的冲突。多数派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而且也不会产生可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相比较的有组织的冲突。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有严重影响的问题。倘若种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真正加入它的群体的持久的存在，这个社会本身就会有问题。这种措词十分抽象，犹如社会失去了对它自己的规则的信赖的论断一样。也有人谈到，多数派阶级正在丧失它的自信。它对自己的地位不再感到有把握。因此，它在不应该有界线的地方，划出界线，而如果要强制实施它的规则，它就犹豫迟疑，难下决心。 也许，这描写的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是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本章里的很多提法，只有在很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瑞典或瑞士，还有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它们很长时间以来走着他们自己的道路。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迈向失范的道路上的姗姗来迟者？我们曾经十分强调各种社会之间的差异。不过，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在西欧，自我怀疑的迹象是不难看出的。我把这一节里冠以《社会失范的风险》的标题。有些风险是一目了然的。使一切“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这就够糟糕的了。然而，还有更大的风险在另一些事情上。失范不可能持续长久。它是向篡夺权位者发出的一份请柬，让他们把一种错误的秩序框架强加于多数人。自由党人由于缺乏主张建立机构的坚定的意向，自己恰好招惹起一些十分妨碍自由党人捍卫“法和秩序”的东西。失范的风险就是形形色色的专制暴政。 《现代社会冲突》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1．90年代初期的欧洲 那些在这里往往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来描写的国家，其内部的发展本身也有一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令人惬意的东西。雷蒙·阿隆的世界确定了战后时代的重视供给的基调；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补充了所缺乏的应得权利因素。因此，产生一些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难题的共同体，甚至也能解决石油危机冲击和滞胀的难题。通过一种潜在的、然而从未完全变为现实的对立的世界气候，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保持团结一致，对解决问题也有补益。富国俱乐部仍然可以孤芳自傲，又不必为此大吵大嚷。不过，最迟自1989年以来，这种舒适惬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就宣告了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这些革命最后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图，把旧的确定性撕得粉碎。冷战的坐标不复存在了，而自由政策的种种任务显示比从前更为重要了。那么，90年代初期的欧洲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这种画面如何放进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有关欧洲前途的电影里呢？ 旧的西方的欧洲打上了一种可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宪法的烙印。一种善意的而且也是行善的政治一致性笼罩着各种共同体。不管在它们的宪法里也好，还是在它们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好，各国都是民主的。它们捍卫着它们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包括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并寻求内部的所有群体的理智的协作，以及对外寻求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理智的协作。凡是公民社会受到威胁的地方，人们总在自由和法的方面找到意见一致的先驱者们。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名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在大不列颠，工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伙伴的整个五党同盟（pentapartito）和法国（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见过，它也像美国一样走上了一条有些不同的道路）两大政治阵线的最大部分的人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那些并不追随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人，那就更难直呼其名了。 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然而，对此有一种答案。这幅漂亮的画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称就是官僚体制。（一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友好的描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官僚体制。）韦伯的噩梦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其中之一是阶级合作主义。政治学家们扬扬自得地描绘了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而且最近从阶级合作主义转而着迷于“新社团主义”（Neokorporatismus）；不管怎么讲，这里涉及的是通过协议来施政，如果不说是通过卡特尔的话，这样一来，也就涉及既放弃对领导动力的寻求，也放弃对一种民主的后援的寻求。官僚体制的另一个形态是旧的福利国家。于是，麻烦的资源转移就不仅仅是指资源由A转移给B，而且也指由A转移给A，同时，在这过程中要填写表格，不管A也好，也不管B也好，都必须在形形色色的窗口前面等候。高额捐税是官僚体制的手段之一；事实上，高捐重税是维持官僚体制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没有捐税就没有行政管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以这种就是以那种方式，最终都终止在国家之处，而且也许应该说得更确切一些，都终止在软弱的政府和强大的行政之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英雄们，与其说是革新的领袖，不如说是超级官僚。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形式概念，战胜了他对在民主政治里对领导所怀抱的希望。 这样就几乎把问题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人们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回答是，所描述的状况过去在很长时间、而且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事实上，这些状况代表着多数派阶级的利益。诚然，失去革新和首倡精神的勇气成为难题的时刻到来了。骤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行得通了。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也开始怀疑。情况变得更加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两股政治运动力量自告奋勇，起来打碎由多数人所支持的、社会民主主义现状的僵化。其中之一是撒切尔主义，另一个则是绿党。 这两个概念被用来由其中最杰出的榜样的名称来标识那些政治力量。在80年代，不仅有撒切尔夫人的政策，而且也有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市场伯爵”兰布斯多夫（MarktgralLambsdorff）的纲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特点都是强调经济层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供给派的极端形式。它在大不列颠取得成就毋宁说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成就是建立在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与保守党人的忠诚和选举法的特殊结合之上的，保守党人甚至思想完全不同，也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二，英国的选举法使几乎不超过40％选票的少数派也能够变为强大的议会多数派。然而，不管这类特殊的解释圆满与否，撒切尔主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变革的纲领。 纲领的核心在于许诺不顾社团主义的所有僵化结构，要提高选择机会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类供给机会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有些撒切尔主义的辩护士们提醒人们记住在“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下的法国大臣基佐（Guizot）的话： En- richissez－vous，Messieurs！发财致富吧，我的先生们，还有你们，我的女士们，也去发财吧，巾帼不让须眉！迅速挣钱被用国家的和社会的荣誉加以美化，有时恰好还很及时，赶在整个纸糊的房子坍塌之前加以美化。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谁还谈论弗雷德·莱克勋爵（Sir Freddie Laker）？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又默默地悄悄撤走由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捐赠的建筑物上的纪念碑。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帝国的崩溃以旋风的速度把这位皇帝的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变成了已经一直了解帝国的宿敌。然而，“赌赛资本主义”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苏珊·斯特朗以世界末日的昏暗色彩看待这种财富，她描绘1999年12月31日的一次除夕晚会，在晚会上，“只剩下那些在高耸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摩天写字楼里幸存下来的、玩金融交易的人，还在举怀祝贺，弹冠相庆”。这种批评听起来有点儿带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新的成功药方的腔调，因为很显然，80年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是一些新富，是一些暴发户。 经济活动的新气氛出人意料地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辩护士。当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其重要性可以与约瑟夫·熊彼特相提并论，熊彼特的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革新的理论在80年代经历了一次再生。熊彼特本人最后甚至也怀疑由他广泛传播的信念，即相信“有时候由比较少数的、毅力非凡的企业家所进行的革新”，这种企业家应用科学知识，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征服新的市场，从根本上做着非同凡响的事情。正如韦伯预见了官僚体制的命运一样，熊彼特也对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信誓旦旦，也许人们面对撒切尔主义的反革命，应该小心谨慎，别仅仅见到一只燕子就当成新的夏天来了。无论如何，在“面向供给的经济学”里，重要的是鼓励首创精神，而这同样适用于“拉弗曲线”（Laffer－Kurve），拉弗曲线告诉我们，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提高税率反而使税收减少。人们同样也喜欢把时髦的新技术用于为供给革命服务；丹尼尔·贝尔的“科技等级”必然会听凭很多庸俗版本出现。在80年代，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上，即认为“转折”或者“趋势转折”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应该促成它到来。知识分子的新保守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二者来说，都涉及到对已接受了的基本态度作出一种激进的背弃，因此，用“保守的”这个词肯定是不恰当的。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结盟并非偶然。 为了理解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成就，人们必须看到，供给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几个“连续不断抽烟的青年男子”，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屏幕上价格在迅速更新变换”。不仅这样的人数目众多，与其说是数千人，不如说是数十万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很多方面，也被坐在工业控制室或者在库房里、顾客窗口和旅行社里的计算机屏幕旁的人所模仿、照搬。由于新的选择机会不仅仅局限在赚钱上，人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兴趣就更大了。旧的垄断被打破；对各种僵化的体制的管制被减少；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经济；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被解散；工会的权力被限制。教育制度里的选择机会成为议论的话题。公共服务，包括卫生健康事业都听任竞争的风浪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走得那么远，虽然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易于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变种，直至包括贝蒂诺·葛兰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大卫·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兰“社会主义”。 谁在支撑这种演变？肯定不是多数派阶级，尽管它的某些成员认为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国，为争取学校选举自由的大游行把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从已私有化的企业购买股票。很多人为他们不再被看不透的组织或者无名的官僚体制推来推去而兴高采烈，欢心雀跃。然而除了这类观察外，很难认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已发砚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它想要一种激进的转折。用雅皮士（Yuppies）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年轻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会方面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的空间。对于某些人来说，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事后观察也一目了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的官僚体制化的社会里，隐藏的企业家精神，远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所能猜测的还要多。然而，一方面人们可能明确指出一些对撒切尔主义几乎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群体，如受到严重歧视的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刚刚讨论过的公共服务部门成员，另一方面，它以含糊的方式招呼着其余的人。它是供给前景与一种领导形象和很多人头脑里的某一种捉摸不定的不舒服感觉的结合。 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撒切尔主义是否将持之长久。它是一段插曲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可能提错了。有一些插曲具有持久的影响，而撒切尔主义可能属于这类插曲。撒切尔夫人已经离开唐宁街，但是，在大不列颠还将长久地感受到她的影响。她打破了“阶级结构”（它们毋宁说是等级结构，如果不说是种姓结构的话）和社团主义的英国式的奇特结合。同时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公民社会的一些部分也被打碎。另一方面，在美国，里根时代的撒切尔主义使很多人缅怀传统的、美国的价值。（与撒切尔夫人的论断相反，这甚至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的英国的传统价值。）后来，那里甚至有一种党派的意见一致，使得民主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美国梦想的代表。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情况就不那么明朗。撒切尔主义的比较温和的形式，使社团主义的结构保持得完好无损一些。 不过，90年代初期，不仅撒切尔主义的大多数先锋人物离开了职位，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过分强调供给之后，将会重新把应得权利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上。里根总统的继任者谈到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温和的”美国，而撒切尔首相的接班人甚至在谈论他对“无阶级的社会”的梦想。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撒切尔主义意义上的更多的选择机会，一般都是为少数派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于是就提出问题，旧的多数派是否又重新在贯彻自己的意图，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插曲已经开始，或者是否一种新的自由党人的激进主义正在扬帆启旋，开辟航道，这种激进主义接受更大的供给多样性的收益和为有进取心的人创造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收益，同时把政治注意力瞄准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如果说撒切尔主义是一种英国的特殊现象，那么，绿党则尤其是德国的现象。诚然，在很多欧洲国家里都产生了绿党，而欧洲议会里的“彩虹党团”则给那些稳固的政治集团以思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绿党只不过是把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运动的渊源就在于人的社会地位的巨大不平等，即在于一种很多人共有的兴趣，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迥然而异；这就是对营造一个可接受的环境感兴趣。因为环境遭受各种威胁事关一切的人，所以为抵御环境破坏的一个“政党”本身是一种矛盾。这个政党既未因此变得不具有现实性，也未因此变得更不具有必要性，然而，这意味着，最后必须得到多数，才能限制毫无顾忌的生产和毫无顾忌的消费所造成的危害。多数派阶级是不容易动员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一些组织和方法，它们将会仍然被视为一桩麻烦恼人的事。然而最后就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不应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上找到它的位置呢，就如现在偶尔已经发生过的那样。 但是，德国的绿党企图把生态与两种其他的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绿党变成了为被异化的少数而设立的总组织，而且它们把那些想瓦解多数派阶级的整个“体系”的人都聚集在自己身边。属于前者的有重要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为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的运动，直至儿童保护者。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困难的，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最终不会满足于让一个小小的政党来代表她们的事业，而儿童保护者们则会让这个政党陷入相当明显的尴尬境地（犹如与所谓的疯狂的左派［loony left］类似的团体与英国工党尤其是在伦敦曾经干过的那样）。这就只剩下对于绿党来说在有一段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翼，它恰恰是把自己描写为要消灭一切政党的政党。在这里，核心是企图在社会里，也就是说包括在绿党里，瓦解一切固定的权力结构。为达此目的，有关“基层民主”教科书里的任何花招都被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回忆一下：担任职务者要定期“轮流”；无论如何，他们要服从对所有成员敞开的大会的命令性授权；这类大会经常举行，而且大会将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家庭节日，人们带着孩子，带着家养动物，等等，参加大会，好不热闹。 在80年代，生态学、少数派和民主化的结合在德国相当流行，尤其是在各大学城里，在那里，20％或者更多的选票投给了绿党的候选人。哪怕撇开整个运动的明显中产阶级的——如果不说是学究派的——性质不讲，对此，还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原因之一已经谈过。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膨胀的大学的那一代毕业生，在公共服务机关里找到了他们的职位，因为当时公共服务机关也类似地迅速膨胀，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大学毕业生发现这条道路已经封锁起来。在70年代，由于国家限制财政支出，公共服务机关的膨胀也戛然而止。同时，公共服务机关的很多职位毋宁说是由青年人所占有，他们还可以在位20年或者更长。这种封锁导致失意和异化。我对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失业没有作过专门的探讨。只要这种失业会产生一些积极分子，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一般失业的影响。它也产生了一些“永久的大学生”，他们多年游荡、挂靠在那些大学里，也和产生了一些其“替代性的生活作风”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深度贫困的形式，也正好产生了绿党。 不过，这种状况持续不长。接下来的一代人要么根本不上大学，要么不在公众服务机构寻找职位。这不是证明绿党不稳定和最后很软弱的惟一原因。它的某些成员认为大的政党能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准备被吸纳而加入这些大党。另一些成员毋宁说属于议会之外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属于议会里的各政党。原教旨主义者终究无法逃脱“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在他们建立一个政党之前，他们要是读过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该多好啊。组织具有某些前提和后果，这是谁都未曾逃脱的。与撒切尔主义相比，绿党更加明显地是一种插曲。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插曲没有任何后果。不管是否作为政治党派，在很多国家里，绿党改变了政治日程。而且，他们还把“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因素，引进到政治的思维里去。这也许甚至是他们的最持久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就是90年代初期西欧、即在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景象：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气氛，大多数的政治党派代表着这种基本气氛；有些插曲性的尝试，企图通过革新和企业家精神、或者通过基层民主和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摆脱大的意见一致；从80年代占主导的以供给为取向平缓地转向一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为所有的公民争取应得权利。这就是一切吗？气象学家们喜欢开玩笑，说最可靠的明天天气预报总是，天气将与今天完全一样。社会学和社会的情况可能并无两样。面对作为社会气候的特点的一直持续长久的高气压，这也许并不太坏。高气压已变低，也许这会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数派阶级丧失其自信，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合乎逻辑地智尽能索，无计可施了。已经不再信任选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经常改变政治信仰的选民。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变化的气味，却搞不清楚气味来自何方。 粗略看来，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形势就是这样，1989年革命把另一个欧洲即属于经互会的欧洲国家扔进这样一种形势里。这次革命从波兰开始，经过匈牙利、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最后甚至到达阿尔巴尼亚、大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它是一次双重的革命，荒谬的是，它十分接近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次革命同时为了争取应得权利和供给。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特权阶层的垄断服务于捍卫特权；这种垄断同时压制现代市场经济的机会。垄断必须打破，以便为所有人确立公民权利，并且同时解放一种由首创精神和激励推动发展的经济的力量。至于如何安排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当然无人知晓；革命的活动家也好，应邀观看的观众也好，都很少知道有什么药方。他们仅仅知道，该进程应该把他们引向何方：即引向欧洲，同时，欧洲这个概念成为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代名词，也正是成为那个创造了自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代名词。 已经指出，那个更大的、1989年之后苏醒过来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罕见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它的东部正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西部正在日趋一体化、逐渐统一。一方面是相对于经互会来说，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存在着一些更为深刻的矛盾，而对未来的挑战就在于此。在从前的共产主义的欧洲，很多东西正在瓦解；一种旧的政府制度及其结构正在让位于一种混乱不堪的、有时几乎是失范的公开性。在较为幸运的西方的欧洲，即使在80年代以后，一个巨大的难题仍然在于僵化的倾向，在于韦伯所说的依附顺从的外壳的威胁。在东部，整个政治突然都变成为宪法政治，宪法政治十分确切具体地与争取实现自由的宪法、与新的公民社会的契约息息相关；在这背后，是渴望一种正常的政治，在正常的政治里，并非总是涉及一切，涉及整个自由，涉及整个财富。在西部，整个政治似乎是正常的政治，然而，重新提出社会契约的问题，即重新提出一种自由的秩序的最低条件问题，亦非偶然。 至于有组织的欧洲，反向发展问题比初看起来也要复杂一些。西部的欧洲，无论如何，欧洲共同体的欧洲，是一个供给的欧洲。欧共体作为共同市场而开始，它几乎没有超出这个目标。它的法律框架首先还是与增加供给的前提息息相关，即与竞争和相同的起跑点、而且往往也与对外保护息息相关。与此相反，东部的欧洲在寻求一个应得权利的欧洲。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其民主化的时代那样，它也在期望其余的欧洲人提供宪法的保证。这一方面在欧洲理事会里虽然有些苗头初露端倪，但是，并非在欧共体之内。在民族之外，也缺乏一项能令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契约。 这并不使得通往自由的艰难道路变得容易行走一些。这条道路至少有三种要素，它们并不是由于演变的潜在的影响而结合的。而这些要素同时是生存机会的三个部分，因而也是自由的支柱。首先，要创造可靠的应得权利结构。这包括整个一揽子要求，即一部在其所有部分保障公民身份地位的宪法。民主和法治国家，这就是流行的惯用语。其次，要创造供给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仅仅部分是法的前提条件，如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契约法，银行制度和交换的游戏规则。更大的部分涉及到那个激励和首创精神的世界，它要求人们要有那些被共产主义系统压制过的美德。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 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支柱本身，各自都是对它们的建筑师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明显挑战。而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犹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显然的困难在于两种发展的不同的时间视野。至少在形式上，民主的结构可以在短期内创立；但是，一种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好多年的时间。此外，这些年是以一种痛苦的经济滑坡开始的，是以泪谷开始的。其中有很多希望会落空。难道民主和市场经济到头来几乎没有比高层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好一些，或者甚至更糟糕吗？这就是自由的第三支柱即公民社会经受考验的时候。它在新的民主国家里特别困难。它的稳定化所需时间比经济的稳定化还要长。因此，人们抓住其他的、似乎更加方便的根系联结。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四处蔓延；有时人们也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治理国家。 90年代初期，在属于新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所有这些难题。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里还没有站得住的政治结构。革命时代的联盟和论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党尚未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很可能会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然而只有当基本的结构也接近西方的结构时才会出现。难道东部的中欧、其他的新的民主国家必须仿佛以快速镜头重演在本书里所叙述的整个历史吗？难道它们的目标在痛苦结束之际也是多数派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多数派阶级的成员大体上讲能够在现有状况下满足他们的生活愿望。 90年代初期，人们在欧洲再也不能谈论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形势异常清楚；只不过它极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对事物的旧的无把握性外，又增加着一种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无把握性。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情况总的来说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势很可疑。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国家，各种社会做着相当可观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没有一个总体框架可以帮助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生存机会处处都推向前进，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即没有一个同时既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又承担保障供给的多样性的欧洲共同体。于是，是否至少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即一种这个工程能够赖以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论？这个问题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自由党人的议程 在这里，事关对本文的分析性结论再补充规范性的结论。这里所指的是20世纪结束之际一种自由党人的政策的若干原则。为什么用“自由党人的”这个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英国人固有的审慎说道：“如果人们是作为政治动物出生的，那么，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是极其不舒服的；这样做是冷冰冰的、孤独的和毫无意义的。”作为保守党人，他不能认识自己。“这样做既不会使我快乐，也不使我感到刺激或者鼓舞。”在某些方面，工党更加令他满意，然而，如果谈到阶级问题，他就发现自己是“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边”，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党”里没有他的位置，“这个党憎恨现存的机构，并且相信，只能消灭现存的机构，才能产生很多好事”。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我倾向于坚信，自由党还一直是为了实现未来进步的最好的手段，如果它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还是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想像的政党呢？凯恩斯对此往往避而不答，无论如何，在1925年说上面这些话时，他未置可否，虽然193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由党是引力中心，因此应该是进步力量的一种新的联盟的重点。” 在某些地方，我也曾说过和写过这类话。凯恩斯认为，不参加任何组织又搞政治是毫无意义的和孤独的，他是对的。厌恶各种组织包括各种政党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制因素，直至厌恶毫无作用的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里草拟的日程不得视为替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制订的纲领。毋宁说，在这些日程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希望，期待能产生一个激进自由党，不管是从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的影响范围内产生也好，也不管是作为欧洲的超脱旧的边界的首创也好。 怀抱这种希望的原因在于所牵涉的问题处于宪法的级别上。我们至少需要社会契约的一种新的等级。我们马上还将讨论这种措词的准确意义。当凯恩斯1925年草拟他的自由党人的纲领时，他区分了五种日程要点：“和平问题”（和平主义），“施政方式的问题”（国家多参与，但是，通过“社团”实行分权），“性别歧视问题”（妇女解放），“毒品问题”（同嗜毒成痛的危害作斗争）和“经济的问题”（“为了公正和稳定而自觉地……控制各种经济的力量，并且予以引导”）。这里与现实的题目有着显然的、甚至令人惊愕的联系。“性别歧视问题”和“毒品问题”，至少既与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与本世纪20年代有关系。然而，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也有所改变。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今天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毋宁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多的参与、社团主义、自觉控制和引导经济，并未放到90年代的一种自由党人政策的日程上。不如说，这在其核心是企图用一种最大限度的无计划现实来填充一种最小规模的宪制构成结构：即在一种简明而有效的国家宪法之内，建立一种富裕的和多姿多彩的公民社会。 自由党人日程上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于这种意图。这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面对时代的社会官僚体制的威胁，如何才能解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难题呢？），应得权利问题（如何才能解决80年代这10年供给的遗留问题呢？），机构建设问题（公民社会如何才能既反对失范的倾向又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倾向而使自己站稳阵脚呢？）以及世界秩序的种种问题。在这一节里，应该谈谈前三个问题，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则应该在专门的一节来谈。在分析这两部分自由党人日程之间，我将尝试着以讲话的形式，向年轻人谈谈关于行为举止和态度的问题。自由党人的纲领将以一节对方法问题的论述而结束，这一节将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那里去，同时带出本论著的中心思想：激进自由党人应该如何着手采取政治行动？激进自由党人不相信制度的改变和革命，然而，他也不仅想让国家这艘船只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大洋里，勉强浮在水面，他要求比这还多。于是，他应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呢？现在必须做的，是战略性的改革。 因此，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政治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应该拿来讨论的。如果它们被拿来讨论，那么，（用莎士比亚的话讲）丹麦国家有些腐朽了。尽管欧洲新的和较老的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极为不同，它们在严肃性和紧迫性上也很可能十分不同，90年代初，在它们里面，统统都有些腐朽了。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从极权主义和上层特权阶层统治的漫漫长夜里觉醒起来的民主国家里，从一开始就必须制订它们的宪法。有些较老的民主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一直身陷于官僚体制的停滞和社团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在诸如意大利或日本这样的国家里，自从40年代以来，还未曾实现过由于不同的政治局势而进行无暴力的政府更迭。英国和美国这样经典的民主国家正在寻找一些游戏规则，以从根本上遏制政治领导和政治阶级的过分行为。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一个简明的、集中到必要限度上的国家宪法的已经解释过的基本意图，至关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记住自由的宪法的第一条原则，它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使错误的代价尽可能小。这听起来起初可能会令人感到陌生，但是，具有很多实际的后果。这里谈的是旧的不确定性，即人事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没有谁知道全部的答案；至少没有谁准确知道，哪些回答是正确的。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防止让答案教条主义化。垄断的统治，专制的也好，极权的也好，往往危险地把一种错误提高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倘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及其代表们不会受到挑战，而且在必要时他们不可以被取而代之，那么，代价就会加大。通过把演变的可能性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里，错误的代价就会被压低在微乎其微的水准上。 正如人们将会注意的那样，这是在朴实地应用波普尔的观点。它也表示用我们的概念想像，可以把称之为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所有这三件事都与错误的代价息息相关。民主的意义是创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难而罢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意义是把供给与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偏好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的意义是让很多群体都能呼吸到空气和发挥作用，以至于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分别是这三个命题的理论家；其他人追随他们，并且继续发扬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在卡尔·波普尔身上。 诚然，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不容易。对教条的诉求是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这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人要寻求保护和确定性。人恰恰不是天生就有自由主义素质的，而是恰恰相反。亚当·斯密描绘了商人有着联合为卡特尔的天然倾向。形形色色的政治社团主义也都导致教条主义。甚至在公民社会里，也总是一再有取消在各种联盟里的现存的多样性的倾向，曼·奥尔森在论述“特殊利益集团”时对于那些联盟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只有经过文明化，人才变得具有自由主义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机构。在这里所谈的是要解决那些从我们已经借助马克斯·韦伯描写过的现代政治问题中所产生的任务。 其中的两项任务首当其冲：它们是一部简明的国家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必须有可能进行革新。这就要求要有机构的灵活机动性，不过，首先要有领导。对于采用所有群体的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党派民主是否会促进革新，人们不得不怀疑。政治进程的明显的法律化也可能导致停滞，因而导致危害自由的宪法。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恐怕不会有巧妙的解决办法；然而，执政者们要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政策方针、权能、总统制），而且国家要有一种促进多数的选举法，这两者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民主的后援（正如我们已有有点儿拗口地称呼那样）必须能够运作，也就是说，必须能够监督执政者和吸纳公民及其各种组织的冲力作用。在这里，明确的权力分立，首先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立，是很有意义的。政党是否还能令人满意地为民主的后援作出它们的贡献，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因为政党的现状不仅令它们的选民失望，而且甚至也令它们的党员失望。一方面同利益集团的四分五裂相比，另一方面同全民公决的民主相比，代议制的党派政府的各种优点是很大的，但是，它们要求一种尚不能看到的各种政党的转型，也要求实现舆论媒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就足够了吗？肯定不够。对确定性之渴望的文明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机构来实现。在90年代伊始，在某些国家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像重新活跃在概念的规范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那样重要。私人的权力要求到处渗透到公共机构里去，而且往往同极端的逐利行为相结合。以交易姿态出现的政治（如在美国），或者自称为政治的交易（如在英国），距离黑社会的传播扩散（如意大利）并不十分遥远。必须发起一次道德的攻势，才能赋予简明的宪法以意义，甚至才能赋予它以合法性。道德攻势将不会来自政治进程的一般的代表们。毋宁说，它要求一种公民的躁动不安的要素，而且为了打破保护主义和卡特尔化，这种要素一般也是需要的。使得这种躁动不安出现是一切热爱自由宪法的激进分子的首要任务。它要求有独立思想的人结盟，与其说要求结合为一个政党，不如说，要求组成一个自由党人的俱乐部。在这里，自由党人的日程不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而且，也不能是多数派阶级的日程。 在自由党人的议程上的第二组问题涉及到应得权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应得权利仅仅是社会选择的一半。这里也包括的提供广泛的供给选择可能性不仅仅作为另外的一半，而且提供广泛的供给可能性在任何时代，也是自由党人行动的一个契机；自由党人从来不是供给的反对派。然而，90年代初期，应得权利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在于80年代供给政策占有异常优先的地位，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如此，而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应得权利的忽视。另一个原因在于1989年的革命，革命虽然涉及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其核心，是涉及公民权利。这两个原因在第三世界的穷困及其必然性当中结合在一起，在论述与世界社会相关的段落，还将再次谈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及其必然性。 1989年的革命首先给予贯彻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新的迫切性。一个欧洲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必须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共同体，在其中，至少《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则要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同时，必须对基本权利作精细的和狭义的理解，首先是作为个人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活动和行动的权利来理解。 然而与此相关，有一项还要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避免返回到部落的生存及其对内和对外的不宽容之中去。把这项任务作为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来描写是不够的。毋宁说，重要的是保持、在许多场合则是要创立一个那些不同人种、文化、宗教属性的人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参与机会的共同体。也许，寻求同质性、即寻求在其他同类人当中生活，与那种寻求确定性和保护一样，也是属于人的天生的恶习。因此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公民权利只有在异质性之条件下接受考验，并能经受住考验。不同文化的人在异质的民族国家里拥有平等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这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反对一种狭隘的、排他性的和几乎往往是播种暴力的社会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在相同的人之中生活会幸福一些，实现这种异质的民族国家，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自由党人的最困难的任务。此外，它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只有这类国家才应该吸收到欧洲的——和在广义上自由的——国家的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业已证明了它能够为不同文化特点的人保障一种平等的基本身份地位的意愿和能力。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新的应得权利问题首先表现在社会方面。它们与多数派阶级把一些人排斥出他们的社会的整体、或者至少把他们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的倾向息息相关。倘若人们想要一个简明的宪法秩序，那么，这里就会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拉平所有人的实际社会地位，即并不在于建立一种旨在平遏社会差异的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但是，关键是保障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共同体、（劳动）市场和公民社会生活，这类机会仿佛构成人人都赖以立足的共同的基础，尽管某些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竞逐中的成就或者运气，可能高出这个基础。 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比一切理论都更加有说服力。我们就拿由长期失业者和受到种种歧视的人组成的新的下层阶级为例吧。对于自由的宪法来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怎么办呢？解释“劳动的权利”或者诸如此类的做法，于事并无多少补益。实际上，这样一种“权利”总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它夹杂有一种怪味，如果不是说有强制劳动的怪味，也有逼人工作的怪味。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是实际的政治、有运作效力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一种有效的混合体。 实际的政治的任务当然将会是有争议的；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现。根据情况，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社会还决定着人的生活状况和自尊，这项任务的目标就是为存在着沦落为下层阶级危险的人，开辟通往劳动市场的道路，同时又不把他们变为“有工作的穷人”，有工作的穷人虽然有一个劳动岗位，但却不能因此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听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然而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工作再分配的想法的话。较为灵活机动的劳动条件，多种多样的劳动合同形式，还有缩减超时加班工作，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类措施对劳动社会的成员们有着切肤之痛，但是，它们对于维系社会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仅仅有它们是不够的。至少对于“贫民窟的下层阶级”来说，已经证明仅仅存在劳动或者培训场所的可支配性是不够的。在这里，应得权利的藩篱导致了一种更加顽固的封锁。想要松解这种封锁，国家的措施原则上讲可能是不够的。无论如何，美国在这方面，积极的个人和团体（我在上面谈到了一种魅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作用业已证明是有效的。同时，基金会、教会团体、各种情况下的志愿者承担一些任务，而倘若由公众机关承担它们，就不能获得类似效果。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哪怕没有集中计划，也不会把任何人置之门外。 但是，这总还是不够的。还有那些跌倒或者被排挤出共同的立足基础的人如何维持生计的明明白白的问题。不能听任自流、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在今天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他们是社会救济的接受者。然而，社会救济按其构想和方法往往不是在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应有的东西，即不是一种赋予自由的公民的应得权利。有一种替代通常救济方法的办法，这就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这种基本收入可能特别有效，如果把它与税务制度挂钩的话，即作为负所得税提供。这当中，所有公民的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在其额度上同劳动收入可能会有竞争，这并不十分重要，它是无条件的，也就是作为公民身份地位的一部分提供的，而这才是更重要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收入应该不受政治风气的强制，犹如选举权或者舆论自由权一样。它应该是简单的，透明的，而且是可以追索的，应该是个人不费很多官僚体制的麻烦就能获得的。 这还不是预先规定一项法律草案。但是，它却指出一种福利国家的概念，这种福利国家已经变成了社会国家，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人人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利的原则之上的。早在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他的著名计划时，这就已经是他的激进的思想。一切公民都应该“［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够维持生存为止，而且是作为权利，不必接受需求审查，以至于个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从事建设”。贝弗里奇十分强调这种福利金的另一方面，即保险的方法（“福利金作为缴纳费用的回支，而不是由国家免费支付，这就是人们在大不列颠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普遍性原则（以及交费和福利金的非比例性原则）对于维系和团结社会的力量。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强调这条原则。惟有它能引导我们摆脱形形色色的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们理应得到帮助吗？”），摆脱耗费财物的机制（“福利官僚体制”）和摆脱管束人的企图。社会国家是指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一切公民应有必要的最低机会，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并不取代作为旨在以帮助促进自助的公民社会，它也不否定人们有权自为地走一些既不受国家监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至少为这种初步设想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自由党人议程的第三组问题初听起来虚无飘渺，模糊不清；我曾经谈到过机构建设任务问题。事实上，这个任务深深地打动着自由党人的心灵，牵涉到他们对待法治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态度。有一种诸如“温和的”或者“软弱的”自由主义；前面偶尔也谈到过它。这些形容词说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它愿意把各种原则相对化，直至它的原则性特点完全模糊不清。“温和的”自由党人总是还能找到一种开脱罪责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则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人们却听任其发生。这部分地干脆是一种思想态度，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思维和讲话的方式，这种态度或方式在一些人当中很容易形成，他们维护一种文明化的讨论，因此并不期望其他人违背暗含的行为举止惯例。“温和的”人很好，“强硬的”人不好。不过这里，我部分考虑的是一种对待那些与失范的“无法律的空间”息息相关的准则的明确态度。刑法的改革为警察、法院和监狱的人道化作出了贡献。然而，它在有些地方超出了自己的目标，它把一切违背规范的行为都归咎于“社会”，社会成为无名的责任者，直至最后不再是由罪犯承担罪责，而是由受害牺牲者承担罪责。有些“无法律的空间”，如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或者有罪释放，是某些改革的后果，改革的意图是让法律人道化，但是，它们最终却导致了机构的瓦解。凡是在行为规则被大肆淡化、使得不可能强制遵守规范的地方，处处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某些人来说，“自由党人的”这个词，从根本上讲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待规则和规范采取懈怠态度的同义词。 在自由的名义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一方面是机构的松懈，根本运转不了。谁要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或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犹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他的词汇里，“甚至连‘听从’和‘命令’这些词都被排除，不如说，还只剩下‘义务’和‘责任’这类词”，那么，他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霍布斯所描写的凶恶残忍的世界里，那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恐惧”之中，不言而喻，那里也“没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要设置机构和制度，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其他的稳定的渊源。进而言之，机构和制度设置是扩大所有人的生存机会的惟一的工具。人们也许可能想像一个工业社会之前的安乐园，在那里，少数几个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过于富足的供给，尽管甚至连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这种情况还指出，倘若没有财产制度，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许少数人的财富将不会持久。肯定无疑，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种主张建立机构的制度自由主义有着种种实际的后果。它们一方面在于在这些考虑里所暗示的态度。与各种机构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轻率态度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然而，“懈怠的”或者“温和的”态度并非是轻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对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唤采取新的规范来反应，也就是过分规范化的危险。各种官僚体制的现代社会，不仅在社会立法领域里过分规范化。法律太多。要复述这个陈腐的道理，老生常谈，人们实在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太多的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胜利，仅仅是为了在两年之后能骄傲地向他们的选民报告，在他们的参与下通过了多少项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规范泛滥仍然是重要的。除了减少经济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项减少法律规定的具体纲领，是值得自由党人洒下汗水的。 这背后蕴藏着进行最优规范的思想。人们肯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最优规范；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个案赖以衡量的原则。今天人们乐于称之为“辩论”的东西的良好意义就在于此：必须说明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的各种理由。人们必须从它们的目标和意图来重建各种机构和制度。法律又必须与法律的精神相结合。近来，首先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为对这种辩论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实际上，关键在于机构和制度”，因此，他们试图“帮助作为最后监督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个人，持久地寻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的政治游戏规则，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 如果供给派经济学家要处理应得权利问题，那么，他们最好是洗耳恭听。经济学家这样做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首先，他们——例如哈耶克，不过也包括布坎南——倾向于在寻找仿佛永恒的游戏规则，而机构和制度的最佳状态本身却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提及这个题目时，我已经强调过，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契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题目。在发达的社会里，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的内容不是1925年凯恩斯所理解的同一个内容，更不用说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他的《论文》时的同一个内容了。 然而，新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机构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什么？回答是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识别和确认规则和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受一般政治风云变换的摆布。“‘游戏规则”这个词对于这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几乎太过于小巧玲珑了。为一切人实现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属于此。保证毫无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规则也属于此。更为困难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属于此，即诸如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响，决定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或者保障各种组织拥有至少有限的自治，这些组织虽然需要国家的资金，但是，并非真正的国家机构。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者大学自治的，公众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发展公民社会的总框架。公民社会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对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说明它们的最佳数量和质量，终究仅仅是人在群体里和社团里、在企业里和各种组织里的独立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它们当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级别，因为它们是促成根系连结的。这可能是一些教会，但也可能是一些协会，甚至可能是一些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谈论某些特定的社团的原则性优先。然而，如果自由的宪法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机构和制度的总框架里，各种结社必然会欣欣向荣，这肯定总是如此。因此，机构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结社的产生创造空间。简明的宪法享有公民对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会的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3．一次向年轻人演讲的提纲 公民社会的题目突破一切界线。它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犹如生活现实本身。因此，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彻底挖掘这个题目。然而，它却引起我们试图至少暂时中断对宪法和机构和制度的抽象的讨论。如果现实的人正好不是积极分子，那么，他们在现实的生活情势里，终究不是按照政治议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议程安排生活。他们想知道一些他们能够遵循的价值。在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就是简单的、不受禁锢的要求。谁若热爱自由，他就会想打破任何依附顺从的外壳，不管是官僚体制的外壳也好，人的一种不可忍受的环境的外壳也好，还是一种囚犯集中营的外壳也好，都想打碎它。政治如果调节这种简单的要求——如果不是说使之异化——即通过把这种要求译为它自己的制度语言的方式，那么此时，政治就会失去人们的激情，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政治理论尤其根本没有赢得这种激情。人们必须对此甘心忍受吗？ 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回答说：“是的。”然而，这个自白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疑，要在年轻人身上唤起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偶尔，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在一次中学生或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我会讲些什么呢？这历来就已经是一种艺术，而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求都高。这里是一些笔记，它们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尝试，也就是说它们是演讲的提纲，不是演讲本身。 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斗争，或者干脆仅仅是非常简朴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无论如何，现在不再有简单的回答了。20世纪40年代，我应当会认为对年轻人这样讲并不困难：为自由而斗争吧！使尽浑身解数去捍卫你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吧！当时时代的事件和个人生活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人都应当会理解这个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讲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努力工作吧，为此你们将会得到报酬！当时重要的是关心个人的升迁发迹，和享受拥有第一个冰箱或者第一辆汽车、自己的住宅的乐趣。在20世纪60年代，注意力已经转移：物质的富裕很好，太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在我为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准备的记事小条上写着：越南战争，社会变革，民主参与。（我承认，我在60年代的竞选演说给了我快乐；当时要是拿去一次中学生毕业典礼上宣讲，我几乎不用作修改。）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已经变得慢无头绪，扑朔迷离：结好汽车座位安全带，要出大骚乱了！这样一种建议很难使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搭乘幻想的翅膀去翱翔。实际上，70年代是一个由一个又一个很精致的有关走下坡的预测方案组成的时代，不管它们是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核战争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经济增长极限的预测方案也好。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对年轻人发表讲话的大好时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就再也不是这样了。人们对那种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已经厌倦。因此，1989年重新给予人们慷慨激昂、精神振奋的契机。无论如何，这适用于新的民主国家，但在较老的民主国家里也得到反响。这仿佛几乎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回归。然而，这一表象是骗人的。新的精神快感不能持久，或者也许可以说，许诺新的精神快感的东西的到来，简直持续太久了。年轻人变得不耐烦了。“推迟满足”的时代，即节约和等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引人注目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刺激，除了它们两者都是着迷、即癖好的形式外，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相同。一种生活方式是对金钱的癖好，嗜钱成瘾。我们已经遇到过苏珊·斯特朗所描写的“连续不断抽烟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他们的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统治着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妇女把她所描写的“赌赛资本主义”局限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在金融机构的新的亮堂堂的世界里，受苦劳累也不少一些（而且抽烟也并不逊色一些）。清晨很早，他们已经在城市快速列车上阅读每天的经济报纸，晚上，他们带着一个装满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期望在他们高等学校毕业一年之后就能拿到教授一样高的薪金，在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就能有高于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过，如果这样，他们对待网球或慢跑运动的严肃态度并不亚于对待工作。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准备如同投资他人的钱那样去投入他们自己的钱。如果有更好的可能性，他们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犹如他们经常一起合并企业和拆分企业、采用新的公司名称并且让旧的公司名称消失一样。他们的角色楷模是这10年里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认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特朗普（Trump）和米尔肯（Milken）和马克斯韦尔那样，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为灰烬。他们首先想赚钱数百万，尤其因为他们不仅为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需要钱，而且他们在寻求成就，而金钱是衡量成就的惟一尺度。他们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潮企业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弄潮儿。 这类癖好者的数目相当可观，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到35岁时每年可挣100万。正如所有攀登陡峭上升的崎岖小道的人一样，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很多人同样也要在半道上停歇下来，如果不是说摔了下来的话。也许，这甚至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走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的人，他们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预期在飞黄腾达道路上会减缓行进速度，并过渡到慢慢走下坡，而他们的父母在生命的这一时刻，还有可能再作调整，在事业前途上再向前迈出很显然的一两大步。早在1987年10月，不过，最迟到1991年这个经济衰退的年头，在各种机会里甚至可能还有一条缝道，人们可以借此带着一份小小的资产离开资本主义的赌场。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走下坡路是难以忍受的。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是一辆没有制动器的车子，因此，一旦接近危险，就必须加快车速。新的赚钱者本身会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即一些不可能持久的东西，更不用说这种癖瘾对身体和精神的副作用了。但是，这个演讲所针对的年轻人，将很难会被个人风险所吓坏。 另一种癖瘾与其说是有利可图的，不如说是代价昂贵的。它不是对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癖好，而是对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好。在某种方式上，二者是有联系的。这里讲一个关于在美国西海岸埋葬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毒品贩子的故事。他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公里，其中包括很多他的受害者，他们爱他，因为他任意专横地慷慨大方，这种任意专横的慷慨大方甚至让他们忘记他那任意专横程度并不少一些的残忍。（母亲们也许不会忘却这些恶行。）比如，他有一次把城里所有摊位上和鸡蛋店里的食用蛋，全部都购买下来，免费分发；蛋是用美元支付的，而美元是年轻人偷来购买二等毒品“克拉克”（Crack）和其他毒品的。吸毒贩毒的场面说明在对飞黄腾达的癖瘾和对自暴自弃的癖瘾之间的界线：一方面是出售原料并赚取数百万元的人，另一方面是使用它并为此付了数百元的人，而那些人自己又没有这数百元。而且，双方都触犯了规范，而如果没有规范，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瘾并非必然由毒品因素诱发。我已经指出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所谓反文化的奇特趋同。二者都是对多数派阶级的官僚体制化的世界的抗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赌赛资本主义还是同一种态度的一种变化形式。拒绝一种无聊的、似乎不可改变的现实及其各种令人窒息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某些年轻人的优先选择的共同因素。他们自己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些价值在其核心上是消极的。它们把粗野的服装样式和发型与对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偏好结合起来（不管这些噪音是打击乐也好，摇滚乐也好，或者哪怕仅仅是迪斯科音乐也好），而且也与不断寻找各种手段和途径结合起来，以便明确地同已经确立了的世界保持距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具有某种意义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它也根本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它是一条罕见的死胡同。 这也还适用于对比较温和的形式的癖瘾，虽然有些身染这类嗜瘾的人在寻找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寻找积极的道路。尽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年轻人在官僚体制的依附顺从的外壳里，感到茫然若失。他们在寻找责任。80年代的社会运动往往同时追随两个目标。首先是直接的目标，人们为此目的才发动社会运动的，比如为了阻止布置导弹，或者要求妇女们的平等权利；其次是创造一种团结互助气氛这一潜在目标。德国的绿党对于他们的成员来说，既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政党，它们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属于家庭常事的家庭争吵。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同其他数十个人一起坐在美军基地前，谈论生与死，谈论爱情的甜蜜生活和由于热核爆炸烧灼和癌病引起的可怖的死亡，这就给人以一种有所归属的温暖感觉。 我对年轻人的演说显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进步。为什么要取笑那些无论如何想尝试做些别的事情的人呢？在银行官员的可预计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会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他结了婚，又得到晋升，他离了婚，又得到晋升，他关心孩子们，又得到晋升，他再次结婚并被迫提前退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聘任一位年方28岁的精明强悍的青年，被委托负责设法以更少的人员开支，取得翻倍的利润。这里有什么东西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人们恰恰可以预见，这位退休者将会如何纵情酗酒（更糟糕的事情他也不敢干），这样倒是可以少给他的孩子们以刺激，少让他们去步他的后尘。 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生活，它既不叫做官僚体制，也不叫做癖瘾。不，不是“找到”，而是人们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的生活。年轻人必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人们所做的事情，必须令人开心，而且，它必须是重要的。 “开心”是一种个人体验的常用缩略语。人们可以用有些夸夸其谈的大话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高谈“自我实现”等等。我认为，如果人们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同时偶尔也经受一番良好的满足感，这就足矣。在理想的情况下，职业工作，或者充实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带来这种感觉，后者无论如何如此。毫无疑问，年轻的金融天才们有时也有良好的感觉。成就会令人开心的。但是，成就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衡量。有点儿耐心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属于大多数成功故事中的内容。遇到有趣的人，会令人快乐。劳动本身可能给人以满足。办完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如果有人出色完成一件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赞赏这一点。 这一切要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要说明开心比功名利禄、飞黄腾达更重要。无疑，二者可能结伴同行，双双到来。肩章上又增加一颗星会带给某些人以乐趣。然而，由功名利禄决定的生活计划，也会出现某些不尽如意的事情。在他最初生活中，——谁还能回忆起？——母亲为其早期的天才迹象而骄傲；下一步是他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很好的成绩，这个成绩保证他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个位置。在那里，首先至关重要的又是考试成绩；如果考试成绩优良，那么，在一个有名望的组织里就会有一个职位在等待着他，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们可以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刺激性。而且，它也夺走了学校和高校教育的一切乐趣，因为在教育里面，重要的应该是获得技能和知识，培养创造能力和自由思维，而不首先是关注功名利禄、飞黄腾达。一般的功名利禄在人们开始其生活之前，总会在使人万般百无聊赖。（它会使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做事之时，就变成不应有的老气横秋。）因此，一个人应该更早得多就开始拥有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乐趣。 这不是一篇为富有人家的孩子们写的辩护词。也许，我的建议适用于多数派阶级的孩子们，尽管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也不仅仅需要一种他们自己并不严肃对待的工作，而是需要比之更多的东西。不过，这种辩护的核心是冲破功名利禄思维的禁锢，并且寻找其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开心是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们所作所为必须是重要的。开心是一种个人满足感；而什么是重要的，恰恰是由别人决定的。这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别人的价值结合起来。这就界定了事物的意义。这就把癖瘾同作为区别开来。 在这里，并非指一些过分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包括一件裁剪很好的、别人喜欢的衣裳，一项制订周密的、让退休人员用有限资金周游世界的旅行计划，一部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命运的电影。该电影有两个特别的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可能要求特殊的和比较罕见的技巧，但是，我听过年轻人谈论做一系列事情的“创造性的”任务，而这些事情是大多数人都能企及的。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了，这并不一定是无与伦比的或者独特的，但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或思想所创造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部分重要的东西。 该电影的另一方面在于它与难民有关系。我在这里不想呼吁建立乐善好施者们的世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世界上的公正相联系着，或者毋宁说，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相联系着。某些人想要以可以说是抽象和普通的方式进行斗争，建立一些组织，参加示威游行，书写和散发传单，这往往是很好的和必要的。另一些人想做些具体的事情，俗话说，要点燃很多小蜡烛，而不是诅咒黑暗，必须点燃很多小蜡烛，然后大家才有机会处于光明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改善其他人的命运的工作，不管是作为职业，作为志愿的服务，作为业余活动，也不管作为其它什么，都特别重要。 这种工作也有意义。今天，有些小戏法是有意故弄玄虚耍弄的。有些精明的“思想企业家”，从人们有关在一个毫无关联的世界里寻到根系联结的要求中，发财致富。他们建立了一些准教会的组织，这些组织收取一定费用，通过电视，减轻成员的良心责备，或者也以不可预计的代价，把整个人、往往是年轻人都收买了。“圣人的复归”同时是很深刻的，往往极为严肃，是一种虚假的神明对旅行商人的诱惑。在这方面要区分真假，并非总是十分简单。甚至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机构的铜绿，也不能保证不受诱拐和蒙骗。也许，最重要的劝告是保持怀疑态度，又不让怀疑态度蜕变为玩世不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可能会有些答案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超验”（“Transzendieren”）是一个对应于“超越”这个词的外来词；有一些超验的答案。也许甚至会有一些人，他们对超验答案的了解比别人多。但是，人非圣贤，人的本性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求全责备。 对付一切形式的假神圣的诱惑有一剂药方，那就是有所作为。因此，对于20世纪90年代，可以这样归纳我的劝告：天啊，你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令自己开心，对别人重要。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够多的。 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由地联合其他人而去做一些事情。它将导致出现一个由志愿的社团和组织组成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随后也导致成立一些自治的机构。也就是说，它将导致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生活媒介，是实现了的自由的媒介。但是，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总框架。对年轻人演讲不必是政治演说，然而，它需要有政治的前提。如果人们仍然被拘囿在社会方面受歧视的圈子里，或者生活在由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机关擅权专横，对其他人趾高气扬、东推西搡，那么，人们就很难做出一些令自己开心又对他人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今天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性，也是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的。很多人宁愿去探讨这些可能性，而不想去研究它们的前提，而谁会为此去责备他们呢！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论证过，说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与公民身份地位相结合的义务。这篇随想赖以为基础的和我们借助马克斯·韦伯来解释的政治画面，并非是一种积极分子的社会画面和经常不断进行政治讨论的画面，而是一种觉醒的公民的画面，倘若有必要，公民准备捍卫自由的机构和制度，他们对于违反自由机构和制度的原则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们也过着他们自己的——“公民的”——生活。然而同时，对保护这些机构和制度、使之能够运转和得到发展，必须有一些人对之抱有极高的兴趣。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也没有错儿。因为自由的政治永远不是一种奢侈品。 4．世界公民社会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在从前的第二世界里的后共产主义各国，这是够困难的。这些国家的居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政府可能帮助启动供给的进程；国际组织可能帮助稳定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本国的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任务。 如果说在前第二世界这种进程已经困难重重，那么，在我们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初看起来，它似乎无法驾驭。同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国和大不列颠城市里一种下层阶级的端倪，反映了一个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难题。然而，这两种难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虽然在这里，其相对重要性可惜被颠倒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很好过，只有少数人被排挤在外，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人类的少数。整个人类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是享受不到特权的。与对于较小范围的下层阶级相类似，对于他们来说，宏观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获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国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层阶级一样，国际组织持久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伟大计划，也都是失败的。我无意轻率普遍地一概否定这类政策和这类组织。显然，它们是必要的，而且也属于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但是，画面上的各种颜色和效果要用别的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是由成千上万人创造的，他们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做些事情，以推动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各国的原有居民，这些国家往往以损伤性的方式开始进行变革。有些人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值得称颂的，把一辆运水车，经过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去，或者在苏丹南部的饥荒地区修理发电机，这恰恰不是在寻常的意义上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肯定是人们必须称之为重要的事情。 简单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条要做这类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篇随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经论证过，除非我们把各国的公民社会理解为通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些步骤，否则，它们将不会维持长久。这是一个康德的论点。在他的《短论集》里的某些文章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不像在《批判》里那么尖锐，但是，其说服力几乎并不逊色。我特别喜欢1784年才发表的题为《在世界公民意图中一般历史理念》。为了引入冲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里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论据之一。这条关键性的语录容许我们对之重复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个定理）中，康德论证道，“大自然所利用来实现发展它的整个素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里的这些素质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最终变为社会的一种合法制度的原因”。随后，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际性”的概念，它作为推动力发挥作用，促使人们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乐士，并赋予存在以更大的价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因此，要感谢大自然的争胜好斗，妒忌赌气式的好虚荣，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也包括统治欲！”冲突是迈向文明和最后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进步源泉。 康德的论证是直线式的，可信的（虽然一般属于康德传统的卡尔·波普尔也许不会赞同所有的论证步骤）。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就不能说人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共同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乱。然而无论如何，可能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隐蔽的”“自然意图”，因此也对整体的意义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让我们试试去找到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人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来完成的事业。（因此就产生了进步的悖论：“较老的数代人似乎仅仅是为较后的数代人才从事他们的艰难的营生”，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进行辩解呢？）发展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冲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对抗”，对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实现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大自然迫使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不合群性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它也要求通过各种宪法来约束，即要求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各国都在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之时，人类才将会最先完成这项任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经历社会内部的各种革命和社会之间的各种战争。不过，最后需要一个世界机构，一个行政机关或政府，犹如过去和现在在各个社会里需要全国的机构一样，因为战争，甚至经常不断的战争准备，都妨碍着“在社会进步中天然素质的充分的发展”。如果人们从康德关于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设出发，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把历史理解为是在实现大自然的一种隐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内在完善的以及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能够在人类中充分发展它的素质”。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之辈来说，这种启蒙运动的开明乐观主义首先毋宁说是令人激动的，而不是很现实主义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今天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毋宁说在自我毁灭、而不是聚合为一个世界社会。即使它不是在自我毁灭，那么对它来说，带有憎恨和狭隘意识的部落的刺激，似乎比合理秩序的刺激还要大一些。然而，康德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还是在理的。他甚至不乏自我批判。他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历史必然会这样进行，不可能会有别的方式，而是在于诘问，如果我们假定，人们在一个无把握的世界里寻找更大的生存机会，那应当最好让什么事情发生呢。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地位、公民社会，是在由于这样提问而产生的道路上迈出的几个重要的步子。它们是文明的成果，它们一再受到损害，处处还不完善，不过，它们至少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们在过去和现在，在有些地方是实现了的。然而，只要这些成就与排斥他人的做法相结合，它们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下层阶级、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这类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的真正的自由。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我们可能已经丧失；但是如同在200年前一样，启蒙运动的要求今天仍然适用。 这样就提出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个必要的目标呢？异质的民族国家有时是为公民社会找到了的、最可靠的总框架。然而，它也进行排斥。因此，必须消除它？如何消除呢？ 我们必须走的三条道路恰恰不是独创的，然而是重要的。康德谈到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法——法治国家——是自由党人的民族国家最珍贵的要素。问题在于法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前发展，也就是作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法，而不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然而根本不严厉的国际法——国际法仍旧是政治利益的百依百顺的女仆。迄今为止，这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征兆。偶尔产生一种超越民族的法的萌芽，例如在欧洲共同体之内。欧洲人权公约，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赫尔辛基文件和联合国宪章，有助于产生准法律行为的习惯，仅此而已，不少，也不多。至于是否有事实的规范性的力量，尚无确断；也许，刽子手，也就是负责判决制裁的机关，总是属于法官。然而，朝着创立一种有效的、国际的法迈出每一步都是受到欢迎的。 第二条道路是经由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意义不可低估；前面曾经谈到过世界秩序对30年光彩焕发的岁月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有时也曾指出，当它的保障力量（大国）背弃它之时，战后秩序多么迅速地土崩瓦解。大多数国际组织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它们是一些“晴天组织”，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它们就被排挤在一边。（面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世界政治事件，即面对东欧的革命，德国的重新统一，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冲突和苏联的解体，就连欧洲共同体也还是引人注目地失灵。）而且，在它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是——这是第二个弱点——一些供给组织。凡是涉及到丰富的、较广泛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供给时，它们就能发挥作用，然而，一旦面临应得权利问题，它们就戛然止步，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就出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说为贯彻公民权利作贡献，不如说是它们帮助独裁者们大发其财。最近在这方面可以感到有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重要的。国际组织对于未来的世界政府来说，是一些重要的观察哨。但是，对于接下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它们可通过变为应得权利组织，例如通过把人权的要求与经济的援助结合起来而变得富有意义。 前进的第三条道路再次把我们带到公民社会，尤其带到私人的组织。犹如在民族的总架构里，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一样，梦想在真空的空间里的一个世界政府或者哪怕是一部国际法，都是十分不合情理的。（缺少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是欧洲共同体的大弱点之一。）真空将被非国家的协会填充。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很多这类组织，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福特基金会，一些国际性科学联合会和经济团体，如第19条反对新闻检查和大赦国际等组织，姐妹城市和体育运动组织……这个名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延长，这是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一种良好的兆头。 然而，它恰恰仅仅是可能性。这项工程仍然十分脆弱。并非人人都在阅读康德的著作，更糟糕的是，并非很多人都想阅读他的书。他们更喜欢卢梭和黑格尔，首先是喜欢一些更次的作者和蛊惑煽动家，这些人会建议他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束缚。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公民社会的工程首先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必须捍卫的价值。谁想要一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他就会发现，政治的极权主义几乎尚未被克服，他却已经面临着原教旨主义的（在错误意义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极权主义的挑战。于是，自由党人毋宁说是处于守势。不过，他们的事业值得去为之奋斗，在本国和在全世界为之奋斗。 5．关于战略性的变化 用一些撼人心肺的话语来结束一本书，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想抵御这种诱惑。描绘明天的美好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谁若不想要乌托邦，因而也不要革命，他就必须更加彻底地研究道路及其方向。关于方向，在这一章里业已作了某些提示。它们部分地提示情绪，或者最好说是提示态度，自由党人应该以这种情绪和态度踏上征程，部分地提示一些自由党人必须注意的具体的路标。然而，仍然存在着方法问题。我们已经描写了替代乌托邦的办法——但是，什么是替代革命的办法呢？也就是说，如何对付在自由党人议程上的各项任务？ 用例子来回答这类问题，会比用原则来回答更加透彻。我曾偶尔谈到过英雄或榜样人物的万神庙，我在这篇随感录里顺带构建了这座万神庙。并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战略性变化的直接创造者；康德不是，波普尔也不是。不过，仍然还有很壮观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没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适用下列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有过实际的政治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并不持久；大多数不超过一年。人们可能回想起威廉·冯·洪堡大臣所做过的有些事情，例如创建柏林大学，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几个月的大臣任职期间完成的，人们几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出任过外交大臣。马克斯·韦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参加竞选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议员的资格。谁也不谈论威廉·贝弗里奇当了下议院议员，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的那一年，或谈论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工作内阁任职的那一年。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届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不适于在该政府里任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仍然“对政治职务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诚然，这并不妨碍蒂尔顿的凯恩斯男爵到英国议会的下议院去发表演说，而且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世界上的领袖们的天然伙伴的自画像，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呼唤他去帮忙。 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形式方面：如通过给有权势者以辅弼，或者至少用白纸写成黑字向他们陈谏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称颂的伟人们所提建议的实质。在所有这些有关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这些词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它们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前面曾经用过的“制度自由主义”的概念，表示着类似的方向。同时，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完全显然的。我的万神庙里的居民们无意改变制度，但是，至少他们当中的若干人，实际上是改变了制度。今天还在讨论，凯思斯用他的《通论》是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破坏了资本主义，或者也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毋宁说是形而上学的讨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但是，这种讨论表明一种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里实现坚定变革的态度，在现代的世界里，这种态度是一小群出类拔萃的作者和行动者们固有的。 此外，这种态度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引导人们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边界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和18世纪的复兴，这条边界线最近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聚会场所。几乎没有任何人是比阿尔伯特·希斯曼更好的过境向导。他对“退出”和“发言”的区分（语言上起初有些令人惊愕）指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方式，借助于此，像“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这些抽象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运转，人们往往可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另谋生路，远走高飞；他们可能大发牢骚，抱怨诉苦。前一种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经济的选择可能性，它意味着人们去参加竞争，后一种可能性，即“发言”，是政治的选择可能性——人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兴趣的行为方式都涉及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涉及到它们的“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正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希斯曼对概念的选择有所道破作者的立场，这也许不是十分幸运的。他自己写到过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高等学校的校长），他读了他的书，并且指出，它是“由下面”写的。这位可怜的家伙是对的。政治对于希斯曼来说是“表态”，即抗议，而不是“行动”或者“改变”。他至少唤起这样的印象，仿佛他是站在受害者、穷人和被践踏者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的。他们的命运对于凯恩斯来说，其重要性也不会少一些，然而，凯恩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他总是“从上面”寻找行动的杠杆。同时，只要他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直觉总是十拿九稳地把他带到那个应得权利和供给相遇的严竣的交点上。在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让政治家们意识到供给问题的重要性。国家的应得权利（而且往往是特权）的守卫们不许可让市场的供给听任自流。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提醒我们记住，凯恩斯的最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持久影响就在于此：“这是经济学对政治的反叛。”这听起来不完全正确。要害并不在于冲突，而是在于二者的结合。斯奇德尔斯基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当他随后谈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时：“他们对金本位制和贸易平衡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犹如战前的政治家谈论两大国本位论和大国的力量平衡一样。”“认为创造财富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诞生于1919年，虽然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成熟。” 在他的关于战争的经济后果的著作里，凯恩斯论断道，把简单的、几乎是机械的赔款要求强加给德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赔款要求会破坏经济，而赔款是应该从对经济收入中征税所支付的。这对凯恩斯10年后在他的《通论》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来说，仅仅是一次预演，根据这个命题，没有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有充分就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然而，有效需求不会自动到来；它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实施各种再分配措施。在书的末尾处，凯恩斯用了十分强硬的言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在于，它在创造充分就业方面是失灵的，它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随意专断的和不公正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的各种强烈的药方。用这篇随感所采用的语言来表示，就是他要求改变应得权利结构，以便提高供给。在凯恩斯的政治建议中的关键概念是一种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仅仅依仗供给方面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利用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增长，办法是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需求。 笔者绝对无意借助提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思想，来说明他的特殊的药方今天仍然同样有意义。他的特殊药方也许没有意义了。而且，它早已不是改革家们的手段，而是变成为官僚们的工具。在变化了的时代里，必要的干与可能在于刺激供给方面，赋予应得权利以实质。在这一方面，凯思斯本人甚至表现出了一种有时令人迷惑不解的模棱两可，这种含糊不清令人产生疑问，要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不知他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会是什么。不过，在我们这里，基本动机是清楚的。它又出现在凯恩斯晚期的论著里，比如在1940年撰写的关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一些文章里，他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并不把普遍愿意作出牺牲的时代作为借口，来推迟值得希望的改革，而是作为值得欢迎的机会，以便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比以往更加阔步前进”。凯恩斯不止一次试图对圆求积方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为战争筹资，但是，消费又不得受到影响，而且正义必须主宰天下。众所周知，对圆求积方永远不会有充分圆满的结果。如果人们看看事实，那么，希斯曼谈到“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是对的。然而，如果允许自由党人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的罪过，那么，这种罪过就是孜孜不倦地试图通过同一种政策，达到应得权利的扩大和供给的增长。 在这篇随感写作过程中，曾经提到过无数带有这一意图的可能的改革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它们无非是一些更多的解释性说明。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里，关键问题是经济发展与公民身份地位之间的结合。建立合作社有时可能服务于这种目的。最近在很多地方，发现有形形色色的私有化，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私有小企业，它们具有类似的作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各种形式的参与利润分配和共决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在公民权利和正在增长的供给之间，有些战略上更为有效的连接环节。其中包括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过也包括一些诸如由于提供某种普遍的民政服务，而征收“服务时间税”。在内城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发展纲要，往往恰好击中人的权利和人的经济需要之间的交叉点。在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里，问题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明显可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企图把言论自由和经济结构重组结合起来，但是他失败了。其他人能同时成功地确立民主和市场经济吗？这种结合的战略性杠杆在哪里呢？它是私有化、或者开放价格、或者甚至是开始一种自由党人的社会政策吗？可能在国与国之间，各种药方有所不同吗？ 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一位新的凯恩斯。如果新的凯恩斯出现的话，人们将会从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的能力认识他——或者这次是她。对于战略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界定。这里涉及一些实现改变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一个特殊的点上开始，然而这个点是有选择的，人们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从它出发应能发挥深远的影响，甚至发挥根本无法充分预见的影响。在此，典型地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应得权利和供给边界线上的一些点。无论如何，这适用于利于为更多的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的战略性改变。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这里；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战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负责任者采取行动来扩大生存机会的实际方式。它们是以批判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们的整个武器库为前提的，波普尔绰绰有余地装备了这个武器库；在这里，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计划或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社会整体”。另一方面，战略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撇开这种毋宁说是不幸的词语选择不讲——这种选词假定政治决策有着一种纯技术的品质——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议人们采取反应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它也隐含着一种演变速度，在严峻的情势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尔的概念首先被所谓的实用主义者所采纳，这也许并非偶然，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来说，行动的方法比目标更为重要。波普尔可能会令人信服地论证道，这里误解了他的意图。他不仅谈到“改革社会的任务”，而且也谈到有可能“通过一种普遍的倾向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对于波普尔会接受战备性改变的思想这种假设是不会错的。但是，他显然有别于在《历史主义的贫困》里形成的概念。战略性的行动包括一种方向意识，因此，并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和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准备”。而且，应当不仅仅从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识，各种实现方法也不仅仅是技术性质的。 演变的方向是这篇随感的主题。在好些时候，战略性的变化要求更加强调供给，在另一些时候，则要求有更大的应得权利。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终针对两者的。自由的政治关键要点是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让更多的人分享机会。这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税收和对有进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时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识到还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到，不得由于有意摧毁特权，解放受特权损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选择可能性。马蒂内斯关于市场准入和货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 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战略性改革的灵感呢？很多有关社会问题的作者们都曾被诱惑，过在某个时候推测一次什么是值得希望的目标。伊曼努埃尔·康德总是用幽默包装起严肃的看法，人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模式。马克斯·韦伯仍然是最为深沉沮丧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进行推测、浮想联翩，虽然他曾经写了关于《世纪的希望与恐惧》，建议不要梦想，而是要采取行动，以解决“建立一种公正秩序的永恒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时遵循一种会令他们自己失业的幻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穆勒的“静止状态”也好，都不需要经济学家作顾问。凯恩斯也沉溺于这种态度的某种变化形式。在为“我们的孙子们”思索他们的经济生存机会时，他大胆地断言，“人类将会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并且在此之后，可能会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然而，请注意！实现这一切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类考虑听起来令人深思，可能会令某些人心悦诚服。供给是没有应得权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机会，而各种根系联结的那个更为难以把握的要素也总是属于生存机会。因此，即使在以后，各种根系联结也是机会；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用它们造就出来的东西。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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