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十年-3

“难道是他记错了时间？还是遇到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俩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不时地分析和猜测着，想到与大酋长的约定，没有车，我们怎么面对她呢？这时，巴尼的副手从外边回来，听说我们在等巴尼，便说：“别等他了，他一大早带着刚从麦加朝拜回来的母亲去了凯内马（Kenema），下午才能回来呢。”我和莫塞斯一听，彻底晕菜了。眼看着10点了，我俩疯了似的拼命地往大酋长家骑。再看看莫塞斯，脸吓成了紫茄子：“子，咱们既没有汽车，又迟到，大酋长会气蒙的。咱们这是对她的蔑视，要不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毕竟是个外国人。”说着，莫塞斯调头想溜。我一看这家伙临阵脱逃，顿时火了：“你听着，莫塞斯！”我几乎是厉声大吼了。“你要是溜走，咱俩的合作也到头了。我还会把你告到巴尼那去，不！是告到外交部去，到时候你就是求我也没用。”说完，我自己骑上车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不声不响地跟了上来。其实，我也害怕一个人面对大酋长，毕竟自己没把事情办好，有莫塞斯在场，至少还能壮壮胆。大酋长早已坐在家门口等候我们了，旁边还有三四个人陪同。看见我们仍然骑着自行车来，她顿时耷拉个脸，就差没发火了。“对不起，大酋长，我们从早上9点……”我刚说了几句，莫塞斯就把话接了过去。“子，让我直接跟她解释。”他说的是曼迪语，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莫塞斯说完，我一脸无辜地对大酋长说：“这种事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可是在非洲……嗨！真让我无奈。”也许大酋长觉得，在一个外国人面前发生这种事有损本国的形象，反倒劝起我来了。而且，这次她说的是英语，只是语速非常缓慢，但每一句都很清晰，特别是她说话的声调很温柔也很耐心：“子，很抱歉，我的非洲让你感到失望了是吗？不，不要失望，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请相信，再过几年一定会好的，因为我们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外国朋友，大家都是有信心的，不能放弃，对吗？”听了她的话，我感动得泪水直在眼圈里打转。我迎上去，顾不得自己飞奔骑车后一身臭汗，紧紧地与大酋长拥抱了一下。她用那双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着：“子，我的孩子。”这时，一个瘦小的警察走到我的面前，很滑稽地向我敬了一个夸张的礼，然后用英语说道：“扑敏（白人），我是大酋长的保镖，见到你这么漂亮的中国女人还是第一次，请与我握个手。”女酋长有大酒量我笑了，把手伸了过去。他抓住我的手，先是握了一下，接着像西方绅士那样，彬彬有礼地吻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大家都笑了，此时的气氛完全松弛了。这时，我才发现准备去家乡拍照的大酋长，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比上次见面时穿戴得更庄重。“既然大酋长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儿给她拍一些照片吧，她会很高兴的。”莫塞斯小声对我说。对呀！反正今天已经来了，怎么能白跑呢。当我提出要给大酋长拍照的时候，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小警察很有眼力劲儿地赶紧从屋里搬出一把椅子。当小警察把那根象征着权力的手杖拿出来时，顷刻间，一片寂静，大家都敬畏地看着那根被一个特制的布袋包裹着的权杖。权杖是木制的，一米多长，顶部是一个特制的铜帽，铜帽上部刻着英国海军的标记，中间刻着手杖的编号“241”，下面写有大写的“SIERRALEONE”（塞拉利昂）几个字。大酋长说，这根权杖是经过精心修复后，才恢复成现在的样子。大酋长很胖，坐在椅子里没有一点空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取景都有难度，我又不好摆布她，只好围着她转了好几个圈。当我从相机的取景器中仔细观察她时，发现，当大酋长手握权杖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锋锐的目光显示出一个统治者的威严。我仿佛看到了她与邪恶抗争的斗志与勇气。临走时，她突然问我：“咱们还能去我的老家吗？”我回答得很干脆：“当然！肯定要去，就在这一两天，我会让莫塞斯提前告诉您的。”回去的路上，莫塞斯问我：“车的问题怎么办？再说你已经拍过照片，完全可以不用去了。”“可我对她的家乡、她周围的环境还不了解，我希望自己了解得更细致一些。”回去后我俩为车的事儿再度犯愁了。“指望巴尼肯定不靠谱，人家毕竟是全省的领导，哪能记得住这些小事。你不是认识联合国观察员W吗？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一把。”莫塞斯真是提醒了我，找W试一试，兴许能解决这个难题。可是找W也有难度，没电话，离得又远，怎么才能联系到他呢？我和莫塞斯只好跑到街上去拦截写有UN字样的白色丰田车。运气还不错，居然碰到了一个与W同队的军官。傍晚，W果真开着UN(联合国)的车来了，跟他说了情况后令他有些为难：“联合国有规定，非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允许搭顺风车……可是，你们……这个问题嘛……”想了想，还是决定放弃使用UN的车。然而，就在同时，W也做出了决定，他对我说：“这样吧，我向队长打个招呼，说明情况，下不为例，估计队长怎么也得给一次面子吧。”于是我们说好了，如果不出大的差错，第二天下午他巡逻回来后就来接我们。女酋长有大酒量第二天下午，当我和莫塞斯坐着UN的车按时来到大酋长家时，门外已经站着五六个人了。大家一看是联合国、军官开的车，立即有了风光感。车刚停下，五六个人不容分说，一齐往车里挤。W一数加上我们仨，车里至少有八、九个人，这怎么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小警察和另外两位小酋长表示歉意。小警察下车后撅着嘴，却突然成立正姿势，给我们敬了一个礼，弄得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来之前，我和莫塞斯特意在镇上商店买了一箱啤酒和饮料，没想到大酋长真能喝，一路上，她一瓶接着一瓶，丝毫没有醉意。战争，把塞拉利昂的公路炸成了一个连一个的土坑，只有拖拉机和坦克才能走的路，汽车开在上面，狂颠得几乎把丰田越野车颠散了架，就差肠子没颠出来了。路上大酋长告诉我们，她所管辖的瓦鲁纳酋长领地（ValuniaChiefdom）是1940年至1950年由原来的瓦格鲁（VangualuChiefdom）和鲁尼亚（LunniaChiefdom）两个酋长领地合并的。现在的瓦鲁纳酋长领地有多少村镇她记不住了，但有7个区域。也就是说，在大酋长手下，还有7个区酋长（SectionChief）和若干个村酋长。大酋长的爷爷、爸爸和叔叔，曾经都是大酋长。他们相继去世后，家里没有能掌事的兄长，而大酋长精明强干，又富有才识，在百姓心目中，是个非同凡响的女人。因此，1974年，在村里人的推举下，她荣幸地当选了瓦鲁纳酋长领地的大酋长。跟着大酋长进村，与以往我和莫塞斯进村的感觉完全不同，乡亲们老远就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到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大酋长，许多人停下手上的活儿，向她热情地打着招呼。我们刚把车停下，立即就让老百姓包围了，人们围着大酋长说东谈西，那股亲热劲儿，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妈妈。而孩子们则包围了W，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全副武装的军官更神气。也难怪，大酋长带着外国人，坐着UN的车归来，我敢说，这阵势在村里从来没有过。这时，我听到远处有歌声，以为村里要组织歌舞欢迎大酋长归来，就循声而去。走到跟前才发现，村民们正对着一条河在唱歌。女酋长有大酒量（2）“为什么要对着这儿唱？”我问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用嘴朝河里努了一下，示意我往河里看。河里有一个没穿上衣的女人，穿着一条蓝色的大裤衩，正在水里摸着什么。她时不时地出来憋一口气，再一头扎进水里，很久才出来。由于河水很浑浊，等她再从水里出来换气的时候，已是满面泥水了。我从周围看热闹的人里，找了一个会说英语的男人问了问，他说：“她正在给大酋长摸上帝传来的宝物。”我突然想到前几天在大酋长家看到区酋长拿的那个手杖，他也说是上帝传来的。这个村子几乎被炸得面目全非，大酋长家的两栋房子，已经片瓦不留，然而留下的残垣断壁仍可以让人感觉到，当年她在这里的生活有多么美好。看着眼前的一切，让大酋长烦心的事情还真不少。她说，自己有一个很和睦、美满的家，但从1994年到现在，不仅房屋被毁，就连过去拥有的农场，包括牛、羊等牲畜也都没有了。最让她痛心的是战后无法调理的人际关系。战争过后，政府一直准备为她修建新房子，但在确定地址的问题上出了麻烦。因为，在距这儿七八公里的蒙格瑞（Mongheri）村，出了一位部长级人物。而现在的瓦鲁纳酋长领地，是由大酋长的家乡和那位部长的家乡合并后形成的。要修建大酋长的房子，在其周围还要修建一些其他设施，所以，选择房子的地点至关重要。“按理说，这房子理应修在我的家乡，可只因我是个女酋长，在建房的事上不得不受影响。结果，到现在我这个大酋长连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还要住在女儿家。”接着她又说：“其实，谁都知道，这房子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大酋长，一旦我死了，谁当选这儿的大酋长，房子就会属于谁。”她说自己已经是年近60的人了，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否住上新建的房子。说这些话时她音调低沉，显得特别无奈。她还说，政府已经6个月没发工资了，而她的工资每月不过90000里昂（相当于人民币300多块钱）。她现在的家产只有15棵棕榈树。最后，她说：“我知道现在塞拉利昂政府也很困难，但我相信，只要今年5月卡巴总统在大选中获胜，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再等等吧。”不过，考虑到大酋长经常回来工作，至少让她有个休息的地方，政府已经在这个村为她临时搭建了一栋木板房。在大酋长临时的家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人们把刚才那个女人从河里捞上来的黑木雕塑交给了大酋长，上面有两个人头像。这是上苍特意为大酋长传来的宝物，欢迎她回家。回去的路上，大酋长喝的啤酒开始走肾了，她只好让W把车停到路边，我赶紧下车搀扶。大酋长一摇三晃地走到一个农夫家，农夫认出了大酋长，一脸崇敬的表情，刚要顶礼膜拜，只见大酋长摆摆手，示意免了，然后做出内急的表示，农夫看懂了，指引她往屋檐下走，自己赶紧自觉地闪了。只见大酋长边走边撩开裙子，蹲在屋檐的一个旮旯处就开始解决问题。想想这里所有的村庄都没有厕所，酋长的这一举动也就不显得有失身份了。看来，再高贵的大酋长，吃、喝、拉、撒、睡一样也少不了。事实上，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位朴实、率真又慈祥的女大酋长了。塞拉利昂的“家”给了我一种非洲归属感，就好像我是来自那片土地上的人。不过，在这次塞拉利昂之行的尾声，我患了疟疾。2002年4月我回到北京后，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体内的疟原虫才被全部杀尽。之后，由于我在塞拉利昂开始拿起DV拍摄，与旅游卫视的“行者”栏目也开始了第一次合作。2003年10月，我第三次独自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就像一个瘾君子，我被非洲迷住了。5年后，阿米的大姐到中国旅游，在北京找到我，我为她做了几天向导。得知博城已经能用手机，我要了阿米的电话号码。就在我离开塞拉利昂第6年后，也就是2008年6月30日阿米50岁生日这一天，我从北京给她打了一个祝福电话，显然，她被惊着了：“天呀！我的上帝！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上帝呀……你是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很欣慰，其实不过一个小小的越洋电话，却拉近了我俩遥远的距离。重要的是，这一天可是她人生的重大日子，我相信，我们对彼此的惦念永远不会消逝，更不会停止，直到我们离世的那一天。电话中我同时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我走后两年，那位受人尊敬的女大酋长因病去世了。她不仅没能等到属于她的房子，甚至，她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老家居住，这是她的终生遗憾。不过听说，女大酋长的葬礼很隆重，众人自发地为她长时间地唱诵，希望能感化上苍，为她日后在那边打开一扇窗，让她永远与村里的臣民们交流、沟通，她就不会寂寞了。今天，我把大酋长的故事写出来，从内心缅怀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希望这段美好又难忘的回忆伴我终生，也想让读者朋友们认识她，记住她。如果不是战争，她现在一定在自己的家乡安度晚年。愿她在九泉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