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我国湖南省西北部，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由张家界市的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桑植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总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 武陵源地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连绵万顷、层峦叠嶂的石峰。据统计，武陵源共有石峰3103座。 武陵源独特的地貌现象刚刚被关注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误认为这里的地貌为丹霞地貌。所谓的丹霞地貌，是指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是巨厚红色沙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而成的。 但经过对岩石成分的检验分析，发现岩石中石英砂的含量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95％。石英砂的硬度很高，这就推翻了由红色砂岩所构成丹霞地貌的说法。 在距今3亿5千万年以前，武陵源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刷夹裹而来的坚硬石英砂在沙滩上反复沉积，形成了300米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在距今7000万年前，地球内部强大的造山运动使这里平整的石英砂岩层被凸出水面，并发生断裂，最终形成这方向一致的峡谷。由于武陵源石英砂岩的结构使岩层中石英砂的含量并不均匀，所以含量较低的岩层极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发生碎解。碎解后的砂石，在雨季来临时被雨水冲走，流经之处夹带的沙砾的雨水，如同研磨使岩缝扩大、坍塌，逐渐将岩石雕磨成形态各异的峰石，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奇峰怪石的模样。 武陵源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被命名为“石英砂柱峰”地貌。这一地貌，属世界独有，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科学价值。 大自然的神奇，为神话传说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金鞭岩”，上细下粗，顶端尖削，宛如一根长长的鞭子插在地面。据说当年秦始皇手执仙鞭赶山填海至此，被东海龙王发觉，龙王即派女儿出面阻止。龙女用假鞭换走仙鞭，秦始皇发觉后，弃假鞭于此，变成了这座石峰。 “劈山救母”、“夫妻岩”、“千里相会”、“采药老人”、“仙女献花”……，在武陵源，这些被人性化了的石峰比比皆是，那些传说或是神话，无不浸透着当地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 在距今100万至3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第四纪最大冰期时，冰川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32％。冰川所到之处，生物都灭绝了。一些动物逃避到受冰川影响较小的地区生存下来，而这些地区也为一些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植物提供了庇护。武陵源就属于这样一个地方。 武陵源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森林发育茂盛，给众多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千百年来武陵源从未发生过较大的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岩体崩塌或森林病虫害大发生等现象，保持了一个结构合理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 有山必有峡谷，像金鞭溪、十里画廊、黑槽沟等峡谷都是武陵源幽深绵长，林木遮天蔽日之地。武陵源还有“水八百”之称，形成“久旱不断流，久雨水碧绿”的特色。 武陵源森林茂盛，生长着原始次森林植物群落。森林覆盖率达到88%，仅木本植物就达到770种，其中武陵松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植物。另外珙桐、伯乐树、南方红豆杉、白豆杉、篦子三尖杉等第三纪孑遗植物都在这里生长着。 1999年国家颁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武陵源有一级保护植物4种，二级保护植物19种。 生长在武陵源溪流中的大鲵，因叫声酷似婴儿哭声，又被称为娃娃鱼。大鲵是和恐龙同时期的动物，不仅对生物进化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动物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系统极其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目前，在武陵源密布的森林中，还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金钱豹等大型猛兽，也有众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武陵源被科学界誉为“天然植物园”，“生物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早在2300年前，土家族就在武陵源繁衍生息。 由于地理地貌的限制，武陵源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致使这里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人们以姓氏做寨名，同宗同姓的人聚集成一村一寨，宗姓成为人们生活关系的纽带。 由于地貌环境的影响，这里的耕地非常匮乏，因此，只有将自家的水稻种植到远在几里之外，甚至十几公里之外的高山上，形成了壮观的空中田园和 “身在田园里，如上彩云间”农家景象。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居住的传统房屋建筑，是当地人为适应这里石峰广布，溪水密集自然环境的一种创造。吊脚楼一般建在正屋的边上，楼台腾空。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传统工艺，又称“土家织锦”，与蜀锦、壮锦并称为中国三大织锦。这些古老的工艺品已经成为今天旅游者抢购的礼品。 茅裸丝舞，是以茅草着装的原始舞蹈，是土家族戏剧的活化石。在武陵源许多偏远的山乡，还存活着古老的傩戏。这是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神还愿仪式的古老艺术，集戏剧、说唱、诗词、音乐、舞蹈为一体。 “野趣、原始、人迹罕至、地球上尚存的无人之境”，这是武陵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刚刚被外界知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陵源被开辟为旅游景区，游人蜂拥而至，武陵源闭塞的历史走向了终结。1992年，武陵源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韦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会动乱之机，占据了大足。韦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担心自己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随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画师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韦君靖在大足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后来被不同信仰的人效仿，大足县境内的摩崖造像活动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在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据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 孔子创始的中国儒家学说，至今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道家学说由老子所创，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三教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东晋大臣瘐冰上书皇帝，对僧徒见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从那时开始，儒家思想就逐渐渗入佛教教义。 公元3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编印了《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佛教在反击道教同时也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典，捣毁寺院。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唐高祖李渊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并让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 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因此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佛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为了给父亲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病逝后，释迦牟尼又强忍悲痛，亲自抬棺送葬。事实上，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经典中从没有“孝道”两个字。所以这幅石刻集中地诠释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而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则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为了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独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赵智凤的僧人，作为密宗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他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刻到宝顶山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在宝顶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组表现修行主题的石刻：牧牛图。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调服心意的修行过程。在牧牛图后，又雕刻了以“问法”为主题的圆觉洞。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个洞窟。洞窟中，12尊菩萨，分列两侧，个个衣着华丽，神态安详，整个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个天窗，光线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问法的弟子，使之成为洞窟的视觉中心。山上渗出的水，通过暗道，从石窟里的龙嘴流下，而后滴落在老僧高举的钵中。水入钵中，发出轻响，更显得这座佛教殿堂的寂静和圣洁。 华严三圣像中的文殊菩萨，手中所托的七重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古代工匠们将建筑力学运用到创作当中，他们利用菩萨下垂的衣袖，使宝塔的重量经袈裟传至脚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萨能将手中的石塔稳稳地托了一千多年。 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毕，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极至。在这里养鸡、牧牛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向人们传达了佛经的教义。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性的典范。而大足石刻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这就使它在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在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一座最初为军事运输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竟然将一条大河重新改道变了流向。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为成都平原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这个水利工程，就叫“都江堰”。 公元前四世纪末大一统前夜的中国，正处于战国诸雄对峙，激烈兼并的大动荡之中。当时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国大将司马错提出建议，先攻战南面毗临的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吞并当时惟一能与北方大国秦国相抗衡的楚国。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军事主张被秦惠文王所采纳，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 公元前280年的秋天，秦灭蜀三十年后，大将司马错南下东攻楚国。然而在夺取了楚国的商喻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在商喻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 因此，把岷江改道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在司马错借伐楚之后开始酝酿。 公元前272年，三十岁的秦国人李冰，来到蜀郡担任郡首。上任后的李冰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程七百多里，开始了水情勘察工作。 公元前270年，一部精妙的治水方案终于出炉。方案中提出，如果在蜀郡首府成都建立航道，必须先在岷江河道上建起一个既能引水又能防洪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是这条战争补给线能否形成的关键。 岷江，是长江最大最长的支流，不仅水势凶猛，而且全年水量不稳定。在岷江河道中哪一个位置设置工程，才能最佳的控制水的流量将会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经过考察，李冰选择了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建造都江堰，以锁住岷江的咽喉。 工人们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岷江江心建起了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当江水流至鱼嘴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其中内江为引水河，也就是岷江改道通往成都的工程。在这时，李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尖山成为了内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 为了把水引入成都平原，李冰决定开山辟水路。如果只能依靠钢钎和石锤凿打，凿开尖山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而秦国的统一大业却迫在眉睫。李冰决定对岩石使用火烧水浇的方式。经过热胀冷缩，岩石崩裂疏松之后，民工们才腰系吊绳，登上虎头岩，挥锤凿打。 历经八年，虎头岩的山体，分出了一条宽20米的水路。工程的关键部分，航道入水口的建成，使岷江水进入了平原。后人为了纪念李冰把这个入水口称为宝瓶口。 公元前256年，历时14年之后，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开始了它对四川平原持续至今的影响。 此后在从成都出川的畅通水路上，飘满了船泊，岷江上游沿岸的木料顺水而下，运往成都制造战船，士兵和兵器都直接在成都集散。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又有十万秦国人，陆续从北方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阔的平原。 公元前223年，秦国率百万大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进入长江，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秦。 为什么中国古人因为战争的需要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经历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能被现代人使用呢？ 李冰当时把都江堰工程的修建选择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依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都江堰工程的主体。都江堰工程又分为三大部分对水进行处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鱼嘴分水堤尾部的飞沙堰。首先由鱼嘴分水堤把江水分为内外两江。同时内江最终入口宝瓶口，控制着多余的江水无法进入成都平原，转而从飞沙堰溢入外江，做到二次分洪。不仅如此，今天全世界水利工程都为之困扰的泥沙排放问题，已在都江堰工程中得到了最为精妙的处理。都江堰工程这巧夺天工的三大部分，首尾呼应、互相配合，成功地做到了防洪排沙，它所蕴含的精湛水利原理，使都江堰工程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典范之作。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定下了每年维修河道的制度。 这条“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历经千年至今还被奉为治水经典为人们所使用。 与现代西方水利工程思路不同的是，李冰并没有使用高闸大坝与江水硬性抵挡，而是采用柔性结构的竹笼卵石，以柔克刚。 更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的设计，从鱼嘴的无坝引水到整个平原的灌溉，都采用了有口无闸的自动分水方式。水以自然的行进方式，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在广袤的平原上，形成了密如织网的自然渠系。 从都江堰建成开始，秦朝到西汉四百年间，蜀地经济空前繁荣，被世人喻为“天府之国”。 都江堰建成四百年后，公元143年，一位身着长袍的百岁老人长途跋涉，来到了都江堰西南侧的青城山麓。他在此创立了天师道，也就是中国惟一的自创宗教——道教。这位老人就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张凌。 如今在张凌修道的青城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带有道教色彩和风格的建筑。道观都以三为建筑构思，体现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乾坤观念。 在张凌修行的天师洞大殿前还刻有象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的太极图，这张图表现了道教崇尚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历代许多著名道士在青城山隐居修行，传宗开派，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文化。公元八世纪的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 植被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天府源头都江堰以柔克刚的哲学思想和李冰建堰的科学精神，正是与道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又被道教尊崇为清源妙道真君。为纪念李冰，人们在尖山上修建了二王庙。 清朝咸丰年间，道士张孔山在二王庙修道。他常年住在岷江岸边古堰身旁，聆听着变化万千的岷江水声，尽毕生古琴研究所得，谱出了一首将道教音乐推向极至的古琴曲《流水》，被世界视为东方音乐的杰出代表。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世界文化遗产：九寨沟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岷山山脉的皑皑雪峰下，有一条纵深40多公里的神奇山沟，山沟里，散落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色彩绚丽斑斓的湖泊，当地的藏族人称之为 “海子”。这一百多个海子，就是令九寨沟神奇美丽的高山湖泊群。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海子之间，分布着九个藏族村寨，九寨沟，也就因此而得名。 在九寨沟近3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里，分布着2500多种原生的珍稀植物，有十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珍贵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专家们因为箭竹开花挽救大熊猫的死亡来到这里，九寨沟也因此而发现并从此被保护了起来。 九寨沟是因水而神奇的。九寨沟的湖水纯净透明、色彩斑斓。九寨沟湖泊的形态和类型也很多，在九寨沟的树正、日则和则渣洼三条沟，五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成梯级分布的大小湖泊有114个。树正沟的“树正群海”，由19个大小不同的海子所组成。 一条乳白色的钙华堤横卧湖心，像一条长龙状的，是卧龙海。 清晨，穿过山谷的风停歇了，镜海的水面倒映山谷，如同传说中女神的宝镜。 九寨沟的湖泊之间落差很大，湖水越堤穿林，形成瀑布。九寨沟有17个瀑布群，其中著名的有宽达300百多米的珍珠滩瀑布和诺日朗瀑布，以及宽50米的熊猫海瀑布等。九寨沟的瀑布，数量之多，形态之美，在中国的同类风景区中，是不多见的。 在九寨沟沟顶海拔3060米的地方，有一个九寨沟中面积最大的湖——长海。长海长约8公里，最深处有4000多米，长海的水面很大，但却没有地表的出水口。夏秋大雨，也不暴涨；冬春久旱，亦不干涸。隆冬时节，冰冻厚达60厘米。 五花海位于九寨沟的中心，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湖水的颜色神奇变幻，时而呈现鹅黄、时而呈现墨绿，不过最常见的是清澈晶莹的宝石蓝。缤纷的五花海是座令人难解的湖。90年代，九寨沟地区遭受连年旱灾，五花海上游的熊猫海已经干涸，但是五花海却依然湖水丰盈。不仅如此，更令人奇怪的是，地处高寒地区的九寨沟，每到冬季，其他的湖水都已封冻，但五花海从不结冰。 九寨沟村民：“我们当地人都认为五花海是很神秘的。冬天其他的湖都结冰，而它却不结冰，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看，会发现湖面有许多的水泡。” 四川省地质考察队的范晓教授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范晓教授对五花海的秘密做出了如下推测：五花海的湖底有着丰富的泉水，而且存在长期补给的恒温水源，因此，即使到了冬天或是干旱季节，五花海的湖水也会一直保持不变。但湖底是否有恒温泉水，以前从未得到过证实。 潜水员下到水底是深的地方。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出现了，湖底有许多好似火山口一样的地方。坑的中心，果然有水不断地涌出。证实了范教授的推测。范教授和潜水员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湖底的泉眼会不会通向其他的地方？ 五花海和长海两湖之间横隔着一座大山，距离有20多公里。范晓教授也一直想弄清长海的出水口在哪里。他们最终发现了一处小洞穴。沿着断层线，发现有更多的小型溶洞相互连接着。这些溶洞是钟乳洞，钟乳洞一般常见于温带地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寒冷地带几乎是没有的。 科学考察人员测量了地震断层线的角度，断层线倾向为45度，倾角为70度。原来，长海和五花海之间通过断层相互连接着。五花海的湖底泉水也就通过地下断层从长海流入。在对五花海的水质进行分析时发现石灰浓度是长海的20倍。原来长海流入五花海的水在经过石灰岩岩脉时，使水中带入了大量的石灰钙华物质。这些含有钙华物质的白色砂粒就像是热带珊瑚海中的沙子一样堆积着。这里的藻类也因为受到了钙华物质的影响而变成白色。 从五花海流出的含有丰富钙华物质的水，在下游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钙华景观。在五花海下游1公里多的地方是“诺日朗瀑布”，它宽32米，高25米。九寨沟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由于地震而引起的断层所造成的巨大落差，是诺日朗瀑布的主要特点。水中的钙华物质在瀑布顶部迅速地堆积起来，形成了堤坝，逐渐地在堤坝后形成了一汪湖泊。然后，一层又一层，由断层所造成的瀑布和湖水就这样产生了，周而复始，最终形成了九寨沟阶梯状般的美丽景观。 九寨沟山谷海拔从1000多米一直到近5000米，气候跨越了温带到亚寒带。由于山谷险峻，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古代的动物以及植物原种得以保留下来。在这里，珍贵的药材多达100多种。 九寨沟的海子与海子之间，是飞瀑和溪流。好些树林就长在溪流中。树倒了，倒在水里好多年，上面铺满了钙华和藻类，水中的鱼也以这些密集的树枝作为嬉戏和觅食之所，而这些树一点没有腐烂的迹象。 位于五花海下游5公里处的“卧龙海”，曾经也有生长着钙华的堤坝，但由于下游的瀑布逐渐扩大，堤坝沉入了湖底。在九寨沟谷地最下游的是长达两公里的“芦苇海”，这里是淤泥集中的沼泽地带，浅滩中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石灰物质在这里被过滤并沉积下来。 九寨沟，正是具有了这样独特的由钙华所形成的美丽湖泊和瀑布群，才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并在1997年被评为了世界的生物圈保护区。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六集《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4年7月24日，《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隆重召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到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讨5000年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 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是，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1986年7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大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人们哪些思索和启示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故乡。过去，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 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往过分夸大中原的作用，忽视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过去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而应该把它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炉。 以往，人们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铜的发明，这三大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而红山文化，则赋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内涵，它使人们注意到，礼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 专家和学者们认为，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而这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过去，人们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突然醒悟：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历史上，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 李济呼吁：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严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外，还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就是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 严文明：“红山文化处的这个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东南，是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后它北面呢，又跟这个，其他的新石器，以这个采集或者是狩猎，以这个为主要经济的文化，它又有相当的交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整个中国的东北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间，发源于关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发源于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他们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他们相遇之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中原发达的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使红山的农业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学者们认为，人口的显著增长，也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当时红山文化区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从敖汉旗20世纪80年代的普查资料中，为我们了解红山文化规模之间的比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从红山文化聚落看当时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实证。 从规模看，小型的红山聚落面积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约三万到十万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红山聚落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不仅仅是积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级，红山人的居住点也有着大中小之分，这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和进化的现象。 崇龙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的红山人，在5000年前有没有创造出文字呢？这个问题，让考古工作者踏破铁鞋，苦苦寻觅，而没有踪迹。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发掘出了刻着文字符号的陶片。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支跨进了文明之门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没无声。红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沟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处属于后红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发现了一个周身刻有七个原始文字符号的陶罐。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文字符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天降陨石、爆发山洪、雪崩或者是样子奇特的怪鸟儿突然飞临大地。有人根据这些符号推测，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变得异常恶劣。 王巍认为，造成红山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在距离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后的一个寒冷期。而寒冷期到来之时，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牧交接的地带，也就是红山人所在的地区。 王巍：“因为我们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学术界管它叫降温事件。实际上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时期，降温的时期，这个时期呢，这个温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对当地的这种，农业啊，产生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当时尤其是史前的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如果气候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对当时的农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的学者，从红山人崇拜龙的习俗分析，在红山文化晚期，这里的气候除了变冷以外，还受到了严重的旱灾的威胁。 对此，邵国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发生的崇拜危机，才真正导致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邵国田：“2001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个草帽山，这个积石冢和祭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呢，已经，当时清理的四个这个，四个这个女神的头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现在我们戴冠的那个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后，把这个个冠，扔到一边，把这个脸部呢，又埋在一块，好像当时人埋进去的，这就说明在，这个给我们提示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机似的，就是说崇拜危机。” 邵国田推测，在红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神却无能为力，于是，红山人在极度失望情绪的支使之下，亲手打碎了他们曾经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说是战争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他们认为，如果把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部落联盟看成初级国家，那么，组成这个初级国家里的许多个部落，为了财产和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就有发生武力争斗的可能。 5000年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墓里的主人，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头颅和一只手臂？根据这种现象，有的专家推测，在遥远的红山时期，曾经发生过残酷的厮杀。 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作为敌人的一方，往往会毁坏另一方的精神信仰，于是，女神头像就成了被破坏的目标。 当气温下降、寒冷与干旱、伴随着战争袭来之际，红山人会不会被迫离开他们生存的家园而大举南下呢？ 田广林：“这种可能是完全有的，从历史时期，这个人口的大部分流动来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发生，总是和这个环境气候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大范围内呢，气候变冷了，那么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较温暖的地区流动，那环境气候呢，比方发生向暖的方向波动时候，这人就回来了，又回到北方，这样导致这个，中国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这样移动呢。这个挪动，就是中国啊，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个界限的，南北摆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红山人又是到那里去了呢？ 据专家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对应。于是，有人把考古发现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推测，红山人，是应黄帝的邀请而南下。 史书记载，黄帝平定蚩尤之乱，曾经得到女魃的帮助，有人认为：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 这支进入中原的先民，在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概在尧的时代迁至商丘，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中，发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 妇好墓中出土的器物众多，但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还是随葬的商代玉雕龙。考古界普遍认为，商代的玉雕龙，具有红山文化玉雕龙的特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国史前时代，对玉的崇拜，除了红山文化以外，还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们，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带。虽然与红山人生活的区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却有着共性。 有人推测，正是红山人向中原的迁徙，才造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红山文化崇玉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5000年以前就传播到了海外，并影响了东北亚地区。 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今天的人们面对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困惑和未解之谜。 据专家推测：红山文化晚期，红山人的人口应该有数万之众，但是，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只是在积石冢里少数显赫人物的墓地。 那些众多的普通红山人的墓葬却淼无踪迹，他们死后埋在那里呢？ 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玉器的典范，然而，它所蕴藏的内涵和奥秘，至今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和解读。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红山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造成红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笼罩在红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对此，严文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 严文明：“我说它（红山文化）没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讲，它走向低谷。这个文化它有时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这个后头呢，可能稍微（出现低潮），就在这个周围地区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区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说，那些文化没有消亡呢，我们只要以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红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国，这个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吴越，这个湖北这个地方是楚，都是大国啊 ，它这大国也不是随便就起来的，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它没有消灭，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后它又起来了，成为整个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广泛的基础。” 2004年，红山文化命名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遗址16地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了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6地点的中心大墓是迄今为止，在牛河梁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时，它也是营造最为费工的一座墓葬。大墓凿山体而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约5米。死者随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凤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对红山文化的热切关注。牛河梁傍晚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全景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凤红山文化首次出现的玉人上页 目录 下页 本图书由水镜明月制作 发现之旅 《花园口事件》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他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５０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事实上来讲，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也没法住了，没法住了，那就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该要饭去要饭。他没有啥了，他不去要饭？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决定把这盆脏水泼到日军头上，他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做出了堵塞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成功。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终于回归了故道。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 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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