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一年-2

“嘛呢叭弥，嘛呢叭弥……”在宗嘎和嘉措的婚礼上，我们连续拍摄了三十六个小时，疲惫不堪。两天之后，我才缓过劲儿来，但内心的强烈震撼依然没有消退。这桩婚事真的像众人口口声声告诉我的那样美满吗？我无法排解心中的种种疑惑，决定去村里找央宗聊聊，她是过来人，也许能解开我憋在心里的疑问。此行我没带摄影师，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况且也不知央宗愿不愿意在镜头前回答这种问题。我打算为央宗家的午餐添点特别的食品，便在英雄路的农贸市场买了一个有毛有角、重十四公斤的大牛头放进车里，又给央宗带了一盒治牙疼的消炎药。天空响晴，碧蓝如洗，树枝光秃秃的，枝丫根根如钢丝般直直伸向空中，牲口都待在棚里懒得挪窝。被犁开、灌过水的田地里结了冰，晶光闪烁，这样封住的冻土就不会被风刮走。已经是十一月中旬，虽然白天有太阳，天气暖洋洋的，但夜间气温会降至零下二十度，年老体弱者尤其难熬，这个月，乡里已经办了三次丧事。驱车进村这段路程总是令我心情愉快。繁忙的秋收早已结束，其他活动和庆典又开始了。我们不时停下来给牛车让道，车上载着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和孩子，他们欢快地向我们招手，大概是奔赴某一场婚礼。路旁有一群人在盖房子，有的正把角铁插进泥里做砖头，他们也向我们挥手致意。“今天你来提问题好吗？我翻译。” 边巴恳求道，“我会羞死的。藏族人不谈这种事，他们只做不说。”我口里应承着，心里却和边巴有同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问过拍摄对象一妻多夫的事。毕竟这是他们的私生活，我一直按捺住好奇心，尽量藏起心里的困惑。这种现象为什么在西藏保留了下来？他们如何相处？以前来西藏，我很少在农村住上这么长的时间。虽知道这里的一些地方还存在一妻多夫制，但也一直以为在“文革”中就被废除了。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新《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婚姻形式，也禁止了一妻多夫。“在一妻多夫的家庭里，妇女地位尴尬，身体上受到原始野蛮的习俗的摧残，精神上遭受封建男权的折磨。她们没有任何平等权利，因为每个丈夫都可以轻薄、辱骂甚至打她。”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个国内学者关于一妻多夫现象的研究。报告讲的是过去，似乎一妻多夫现象已经消失。这样的婚姻即使仍然存在，我想可能也只可见于一些偏远村庄的老辈人当中。可是到了这里，我才发现，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仁增一家，还有我们拍摄的几乎所有人物，婚姻生活都与我们不一样，除了白居寺的三个僧人和乡村医生拉姆。进了厨房，我们看见央宗正在搅一大坛酿青稞酒用的青稞。她穿着一件红色高领衬衫，外面罩了件黑色羊毛长袍，上面围一块黑布。洛嘎站在她身边，时不时把手伸进罐子，抓点青稞出来。我问央宗：“家里有喜事吗？要是有的话，我们也凑个份子。”说罢，我和边巴把牛头抬过来交给她。央宗笑吟吟地说：“次旦出去加持村里一家新盖的房子，顿旦去邻居家了，等他回来收拾牛头，给你们做午饭。我在酿青稞酒，是送给新郎嘉措家的礼物，他家的喜事要办上十五天，我们要去参加，沾沾喜气，一定得送点像样的礼物。按常理，要送十五坛青稞酒、半只羊，可是今年家里有丧事，我拿不准该送多少，得跟顿旦和次旦商量。不过肯定要送不少，所以这会儿就得开始做。”听到央宗自然而然提起婚礼，我如释重负。我说我感觉这场婚礼不像内地的婚礼那么喜庆，新娘一直伤心欲绝，新郎似乎认为事不关己，无动于衷，唯他的弟弟却欢喜雀跃。“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幸福。”我知道这样说不合时宜，央宗听了会觉得不吉利，可是心里的话实在憋不住。“你的担心多余啦。”央宗柔声说，“我也是这样出嫁的，没人告诉我要嫁给谁，也没人告诉我婆家怎么样。我那会儿刚十七岁，比宗嘎还小，婚礼那天连新郎是谁都没记住，反正不是洛嘎就是顿旦。婚礼上，我从头哭到尾，可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问，有没有人告诉过她洛嘎不是正常人。“没有，没人提过一个字，你能想得出我有多吃惊。” 央宗说。也没人告诉她，将来还要给次旦当老婆。次旦当时才十三岁。“不过兄弟共有一个妻子是我们这儿的风俗。”她淡淡地说。她和次旦是什么时候成夫妻的？“次旦十九岁那年，顿旦问我能不能接受次旦，我没答应，也没拒绝，顿旦就当我答应了。” 央宗说到这儿的时候，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她站起来，从罐子里取出一些青稞晾凉。不过她还是接着说下去了：与次旦结婚没有仪式和庆典，也没领结婚证，只是顿旦找了个借口出门走亲戚而已。“嫁给三个兄弟怎么过呀？”我直奔主题。“你看到了，洛嘎和我们不一样。”央宗指了指洛嘎。他瞧着我们，像在听故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他。“好多活儿他都不会干。用镰刀，他会把自己割伤；犁地也犁不直；干什么都让人不放心。家里有二十多只羊，可他认不全，要是我们的羊和别家的羊跑到一起——这是常有的事——洛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让他放了几次羊，回家的时候只剩下五六只。这活儿实在太难为他了。他会喂牛，不过我得先把草料预备好。牛养在院子里，不会丢。”正说着，洛嘎又揭开盖子，抓出一把青稞，可这次太烫了，他一撒手丢在了桌上。央宗柔声对他说了几句话，大概在埋怨，然后让他去打点水来。这是我们看到他最常干的差使，有时他背着水进屋，衣服都是湿的。我想那一定很冷，可没听他抱怨过一次。不过今天他不想去打水。央宗轻声细语说了几句，才哄得他不情愿地站起身，从水缸下面抄起黄铜水桶，然后冲我们咧嘴一笑，走了出去。“多亏有他打水，这活儿可不轻，每天家里用的和牲口喝的水要不少。我们教了他三个月，开始时他险些栽到井里，后来又老是把桶掉下去，要么就把水溅一身，到家的时候桶差不多已空了。好在最后总算学会了。”“洛嘎话多吗？”我问央宗。“洛嘎爱说话，不过不全是跟我们说。” 央宗说，“拌嘴啦，商量事，在家里听见什么，就出去学舌，简直就是个孩子，真让人难为情。”我了解央宗的苦衷。一周前，家里来了客人，洛嘎特别兴奋。央宗在厨房给客人倒酥油茶，可洛嘎要给客人青稞酒。青稞酒只拿来招待亲朋好友，这话当着客人不好对洛嘎讲，央宗只好说，酒还没酿好。洛嘎一听就急了，一个劲儿说央宗搞错了——“酿好了，没错！”结果大家都很尴尬。我满心好奇，可是不知怎样开口问：洛嘎知道央宗是谁吗？知道她是他的老婆吗？他们有亲密的关系吗？她对他发过脾气吗？他提出过性要求吗？他有那种能力吗？正胡思乱想，洛嘎打水回来了。央宗起身从他背上取下水桶，把水倒进门后的黄铜大水缸。我叫洛嘎坐到炉边暖暖手。边巴凑上去对洛嘎说：“你今天真能干，央宗让你晚上在她床上睡，你喜欢吗？” 洛嘎只是咧着嘴巴呵呵笑。我也笑了，不过我不知道洛嘎懂不懂边巴的意思。“你们笑什么呢？”正取笑间，顿旦走进厨房，开口问道。他满身灰尘，头发和夹克几乎全白。大家一齐转脸瞧着他。央宗帮他脱去外衣，在塑料脸盆里倒了水，放了块香皂。顿旦一边洗脸一边告诉我们，邻居正在盖房子，因为工料没算对，砖不够用了，让他给出出主意加快进度。央宗专注地听顿旦说话，然后斟了一杯青稞酒，指指地上的牛头说：“这是他们特地给你买的，所以今天的午饭由你做。” 顿旦一口把青稞酒干了，提起牛头、斧头和案板走到门外收拾去了。央宗又端了些青稞酒跟了出去，洛嘎拿着一个大金属盘子跟在她身后。等她回来，我把话题引向顿旦与她的关系。“顿旦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央宗一脸幸福地说，“结婚两年后，我们生了大儿子，没多久又生了老二。”二十年来，他们似乎很知足。家里二十四亩地大部分由顿旦管，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只要需要，央宗就去帮忙。其余时间她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照料孩子、招待次旦的病人、喂牛、挤奶、做酥油、晒牛粪、用羊毛纺线、织毯子。“不用告诉顿旦该干什么，他也用不着别人催，总是该干啥就干啥。” 央宗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要是家里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两人商量好，再问问次旦。地里的事，顿旦和我说了算。”央宗说，顿旦像所有藏族男人一样爱喝酒，有时也喝醉。“不过他从没对我发过脾气，一次也没有，也从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喝醉了酒，就乖乖地缩起来睡觉，睡得可沉呢。” 央宗话里充满柔情。他们偶尔也会为家庭琐事争吵。“连你们这样的文化人，也难保不跟家里人拌嘴。”她指了指我和边巴，接着说，“我们有时候为孩子的事拌几句嘴。可谁也没骂过谁。他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停了一会儿，她喃喃道：“我觉得用不着跟顿旦拘礼。”央宗的话让我想起不久前他俩相处的一幕。当时，顿旦正在用六层毛毡缝一双鞋底，这是家里唯一不用女人做的活儿，因为鞋底实在太硬了。央宗坐在他旁边，把家里剪的羊毛纺成线，用来做毛毯和口袋。看着这对夫妻，我心里充满温馨的感觉。两人看上去和谐极了，边干活边说话，屋子里满是欢声笑语。我带来了几只橘子，顿旦剥开一个，闻了闻橘子皮，吃了一瓣，细嚼慢品，再舔舔流到嘴唇上的橘汁，一脸的心满意足。然后，这个身高一米九、高大健壮的男人又掰了一瓣橘子，递给央宗。她接了过去，温柔、感激的微笑漫上双颊。她生了一张宽而长的鹅蛋脸，说不上漂亮，但很大方，眼睛又黑又大，牙齿洁白整齐，一笑起来，整张脸都熠熠生辉。也许我对这小小的一幕过分解读了。我还想问央宗一些问题，可边巴说饿了，于是我跟着央宗出去看牛头收拾得怎么样了。牛角被剁下来放在一边，可以拿去做鼻烟瓶。牛皮也被仔细剥掉，日后可以用来补东西，或者晾干了包在篮子的外面。但是顿旦还没收拾完，他干活一丝不苟，把卡在牙齿缝里的草拽出来后，再用一把旧牙刷刷掉牙龈上的黑色污渍。央宗建议说先把洗好的一半拿去炖，不然午饭就会变成晚饭了。突然，我听到辚辚的马车声由远而近，最后在楼下停住。“是次旦。” 央宗告诉我们，“请他去给房子做法事的人家送他回来了。”果然，身穿紫红色袍子、头戴软毡帽的次旦爬上楼梯，手里拿着鼓和钹。我从次旦手里把鼓拿过来，跟着他进了厨房。央宗取出次旦的杯子，那是个带银盖的木杯，然后用毛巾擦了擦，斟上一杯茶，双手端给他。她对次旦非常尊敬，甚至可说是恭敬，简直像仆人伺候主人，不像和顿旦在一起那么轻松。我和次旦聊起路上的见闻。他说：“你说对了，乡亲们每到冬天就挺清闲，可我闲不下来。”这个星期他还要主持两场婚礼，乡里每座新房子都要等他做过法事后才能动工，冬季总有更多的葬礼。今天他一大早就起了床，现在需要休息一会儿，于是进了经堂。次旦和我们相处时无拘无束。我对央宗说，她在次旦面前太拘礼，不像和顿旦一起那么轻松。“次旦和我们不一样，他是法师，比我们有知识，我尊敬他。”“你和他吵嘴吗？”“不吵，他对我挺好的，我们从没吵过架，不过有时候他也数落我几句。”“为什么？”“哦，就为点小事。每天都有人来找他，要是我手上正忙着家务，没马上给客人倒茶，他就会不高兴。还有几次我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生气了。除了这些，我们关系很好。”我想起早上给她买的消炎药，就问：“既然次旦法师在家，怎么不让他帮你治牙？你不相信他的法力吗？”每次我们到村里来，总是先给仁增家打电话，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央宗总是让我们带药。“你看他多忙啊，回到家，总是那么累。”“再忙再累也有工夫抱住你漂亮的脸蛋儿亲啊。”边巴这是在打趣次旦治牙疼的看家招数——念经、往病人脸上吐唾沫。有一次我问次旦，他给不给央宗治病。他说：“我给她药粉，可她总是没耐心等药发功。有一回智齿疼，她就跑去把牙拔了，脸肿得像只气球，全村人都笑话她。”也许是念及自己的名声，他加了一句：“有时候，同样的法术用到自己的亲人身上就不灵了。”炉子上的高压锅嘶嘶地冒着气。央宗进次旦的房间添了好几次茶，又出来把煮青稞的水倒进装泔水的桶里，再往锅里加进一些青稞，然后让洛嘎拿到外面去喂牛。等央宗回来，我问她能不能只和一个丈夫过日子。边巴用胳膊肘轻轻顶了我一下，提醒我别得寸进尺。央宗揭开高压锅盖，蒸汽一下子涌了出来。此时是下午三点，牛头终于做好了。洛嘎拍着手，又蹦又跳，开心得像个孩子，央宗让他去叫次旦和顿旦，然后把盛了肉的盘盘碗碗端给我们。我拿起一块肉，在她调的辣椒酱里蘸了蘸。煮肉时只加了水和盐，味道却鲜美至极，真让人难以置信。央宗自己没动筷子，她在给我们做糌粑，用一个小牛皮袋子把糌粑挤成香肠形状，递给我们，一人一块。看着几个男人围在她身边，让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央宗是家里的顶梁柱。藏族人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好家庭里一妻多夫，一个好妻子能团结所有兄弟。”显然，她是联结兄弟的纽带，是个好女人。关于藏族妇女独特的社会地位，我最开始是从《西游记》里了解到的。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路上途经的女儿国据说就在藏地。国中没有男人，女人喝“子母河”的水受孕。女王对谦逊、博学的玄奘一见钟情，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美貌、王国和爱全部奉献出来。可是唐僧拒绝了，为的是继续西行求取佛祖的真经。儿时的我听到这个故事，就渴望自己生活在女儿国。汉族对女性的态度截然不同。我父亲是个老党员，可他更信奉孔子的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里没有男孩，我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可以说是多余之人。父亲的忽视和动辄拳脚相加，使我一心想离家出走，甚至开始一点点把压岁钱攒起来，把妈妈剪掉的头发、破铜烂铁都收集起来，卖给收破烂的人。那时，我希望跑到一个有人欣赏、有人爱的地方。长大后，知道《西游记》中的女儿国确有其地，在今天四川的藏区。《旧唐书》称该国习俗是“重妇人而轻丈夫”，并由女王一统天下。可惜她的统治没能长久，公元七世纪此国被吐蕃王朝所灭，但其影响却流传深远。关于藏族妇女所享有的较高社会地位，不仅中国史书有记载，很多近现代到西藏的外国探险家也感到惊讶。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到西藏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虽然他名义上是为了求法，暗地里却是为日本国收集情报，不管在他收集的情报里有没有写到，但是西藏妇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及男女平等，藏族妇女的地位之高可能超出了西方女权运动的理想。”河口记录下的藏族妇女的权利包括：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如果离婚，可以保留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并得到丈夫家的补偿；另外，离婚的妇女还可以正大光明地再婚。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藏族妇女如此受尊重，于是问顿旦和次旦。次旦说：“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神是女神。比如度母，她是我们最喜欢的女神，每座神殿、寺庙，每一户藏民家都看得到她。我们相信她能让祈祷应验。我们总是把她的咒语挂在嘴上，妖魔鬼怪才不敢来加害，因为它们一听到咒语，以为度母降临，赶快逃跑了。”“班丹拉姆是另一位重要的女神，”次旦接着说，“我们有几位护法神，她是唯一的女护法神。”我曾在拉萨的大昭寺见过班丹拉姆的塑像。她不仅是大昭寺，也是拉萨城和达赖喇嘛的保护神。在大昭寺三楼的护法神殿里，她火红的头发倒立着，三只眼，怒目圆睁，满脸凶相，手持装满鲜血的头盖骨，坐在挂着尸体的骡子背上。她的模样令人害怕，她的传说更令人吃惊。据说她以前是阎王的妻子，并与阎王有一个儿子。由预言得知，她的儿子以后将会变成佛教的敌人，迫害佛教信徒，于是她杀了自己的儿子，剥了他的皮做成鞍具，套在骡子上，然后骑着这头骡子，逃出她丈夫管辖的黑暗地狱。格勒博士赞同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的观点：把一个凶相毕露而且六亲不认的女魔作为护法神，把世间极度的恶与极度的善相提并论，更能突出弘扬佛法和保护佛法的重要性，这是藏传佛教的独到之处。“但班丹拉姆有点不规矩。”边巴开玩笑地说，“她有个情郎，可是一年只能见一次面。还有两周就到他们约会的日子了。”我不知道该不该信边巴的话，于是用眼神向次旦求证。他点了点头。“她见到情人，会发生什么事？”“班丹拉姆——至少她在大昭寺的其中一个法相——会被大昭寺的僧人抬到拉萨河畔。她的情人被人从别的寺庙里抬到河的对岸。他们只能匆匆看对方一眼，就被急急忙忙地送回他们的‘宫殿’。”边巴说，这天可以说是藏族的妇女节，或者说就像情人节一样。女人可以向任何男人索要礼物，甚至向陌生人要，男人不能拒绝。去年他老婆和她的女伴们光是从公司的男同事那里，就讨了近四千块钱。“她们好好地大吃了一顿。”边巴羡慕地说。央宗津津有味地听完，然后说：“可是藏语里管女人叫西喀达玛，意思是‘出身卑贱’。”我抬眼看她，她平静如常，不过我注意到她额头的皱纹好深。家庭中，责任意味着无尽的操劳。听央宗谈论服侍三个丈夫、四个孩子、几十亩地、十头牛、二十只羊，我惭愧不已。我与她年龄不相上下，可是工作和一个丈夫就把我忙得团团转，别提两个或三个丈夫了。当我由衷欣赏她的自由，特别是在与汉族妇女相比较时，却忘记了西藏与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是男人的天下。其实从佛经里不难找到贬损女人的话。说女人乃五漏之身，犹有五障，所以有三十二种疾病的苦报，而男人没有这些病。女人比男人少七世的修行，所以女人必须再积德行善修行七世，才能再世为男身。无数藏族妇女皈依佛门，但大多湮没无闻。一位人类学家曾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文献中收集关于藏族尼姑的数据，发现只有少数出名的尼姑有文字记载，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高僧中有百分之九十八见于文字。“你肯定知道朗萨姑娘的故事，她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年楚河边，去日喀则会经过那里。” 央宗说着，递给我一杯绿茶，给其他人斟上酥油茶。我确实知道。《朗萨姑娘》是最有名的藏戏之一。第一次是在江孜郊外的一座寺院里看到的。当时我刚来西藏不久，听不懂戏文，可是从观众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有多动情，他们大笑、大叫、惊恐、欢呼雀跃，一位老妇人长时间地匍匐在地，膜拜不已。后来和几个观众聊过，我才明白过来。故事发生在十二世纪的江孜。朗萨是一位“面容姿态孔雀般美丽，歌喉画眉般婉转，顾盼之间彩虹般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当地有权有势的山官扎钦巴相中了她，逼她嫁给儿子查巴桑珠。桑珠的妹妹很妒忌，编造了恶毒的谎言，说朗萨找了个乞丐做情人。听信谎言的丈夫差点把朗萨打死。朗萨决计抛却红尘，儿子求她不要撇下自己，唱道：没有了你，妈妈，我就像折断双翅的小鸟，奋力高飞，却徒然跌向大地。母亲答道：不要像游鱼依恋小湖般离不开我，我和湖水一样都有干涸的日子。你还是去依靠大海吧。最后，朗萨离开家，找到一位愿意收她为徒的高僧。但争战随之而来。领主扎钦巴带领家丁来攻打寺院，杀死了很多僧人。幸而高僧用超凡的法力降服了凶徒，朗萨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毕生修习佛法。《朗萨姑娘》是漫长冬夜里家家户户消磨时光的好故事，也可以在街市上听到说书人演绎。我明白这故事流传甚广的原因——故事里有美丽的朗萨姑娘，有不公正，但是好人最终获得救赎。此刻我又想到，朗萨的故事也代表了过去和现在许多藏族妇女的经历。朗萨是她们的一个榜样，启发她们超越宿命。央宗总能聪明地对我表达她的看法。“女人为什么在西藏较受重视？”我问屋里的男人们。“我不知道。”边巴摇摇头，转脸看着次旦，迟疑了一下，问道，“你说是不是和藏人起源这个传说有关？”我很熟悉藏族人起源的传说。成书于十四世纪的《西藏王统记》是关于藏族历史最权威的著作，其中详细介绍了藏民族对人类起源的朦胧猜想。很久以前，有只猴子奉观音菩萨之命来雪域高原修行。猴子在石洞里冥想打坐的时候，常有一个罗刹魔女来骚扰他。有一天，魔女对猴子说：“我觉得我们俩应该结婚，生儿育女。”猴子说：“我是观音菩萨的持戒弟子，若娶了你，即破了菩萨的戒律。” 魔女即刻回答：“我胸中的炽热情欲使我钟情于你，我心里的疯狂情爱使我恳求你，假如我和你成不了夫妻，日后我会嫁给魔王生魔育妖，到那时候，这雪域藏地将生灵涂炭，遍地妖魔……”猴子左右为难，他既不想破戒，又不想让魔女为魔王传宗接代。最后他请示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觉得这是行善积德，于是猴子就和魔女成婚，生有六子，他们就是传说中藏族人的祖先。虽然传说中男女远远不够平等，但如果藏族妇女真的由此而来，那么她们今天所受到的尊重完全是她们努力的结果。我原本还有一肚子问题，可是刚吃过这么一顿大餐，又被刨根问底半天，众人都想休息了。只有央宗无一刻闲暇。她坐到院子里，旁边放了一堆脏衣服，那是全家人一周的换洗衣物。她永远也停不下来。难怪西藏有这样的说法：“牧羊的孩子，茧子长在脚底板；成天坐着喝酒的男人，茧子长在屁股上；操劳的女人，茧子长在手掌上。”趁着仁增家休息的时候，我和边巴开车到卡麦乡政府所在地，去找乡妇女主任普赤。不久前，她说她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乡妇女大会，全乡每家必须派一个女人参加。我必须把会议的内容了解清楚，才好拍摄。另外，我也想问普赤，作为一个乡干部，对一妻多夫有何看法。普赤从未让我失望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捕捉到她的三场重头戏。有一次，两个酗酒打架的男人来找她调解，其中一个头皮还在滴血。她带两人去乡村诊所，像母亲似的训斥他们，而不像是干部。“怎么就不能有个男人样？别干这种蠢事了。你们给我添了多少乱子，再不听话，就把你们交给警察。”有一次是在秋收最繁忙的时候。她负责盖一所学校，承包商偷工减料，在水泥里掺进大量沙子。“你想过没有，你的贪心可能会要了孩子们的命，那你就得下地狱。”她冲承包商大吼。她的一双慧眼时刻关注着乡里六座寺庙的动向。按规定，僧尼出门三天以上都必须来向她请假，可他们没当回事。“你们怎么这么爱添乱？”她怒气冲冲地训斥惊慌失措的尼姑，“怎么不为我想想？我的工作全加一块儿也比不上你们让我操心。怎就没有同情心？”乡政府离仁增家十五分钟车程。一爿传统的藏式房子，中间一个院子，院里立着两座崭新的建筑，砖色粉白相间，巨大的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光。楼里的办公室一般在召开各种会议时用。后面的平房是十二个乡干部的办公室，像平时一样，今天也无人办公。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半数干部都住在江孜，有事才来办公室；另一半则亦步亦趋。但至少工作日要人留守，以防有突发事件。因为职位低，普赤经常值班，但她似乎并不在意，有人做伴的时候就更是从不放在心上。普赤的伴儿是三村村长，也是卡麦乡前党委书记。他已上了年纪，五短身材，红脸膛，总是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此时，他正在普赤的办公室和她一块儿喝酒。边巴对我使了个眼色，似乎在说：“瞧，叫我说着了。”“噢，一块儿来喝点。”普赤招呼着，没有一丝难为情的样子。“我去拿杯子。”她走到橱柜那里，拿出三只杯子，用围裙擦了擦，为我、边巴和司机斟上青稞酒。我问她妇女会的主题和日期是否定下来了。“她这么能干，那点事不算啥。”她的伙伴回答，“她要是念过书，准能当大官。”他满眼爱意地看着她，然后说：“我走了，顺便去诊所拿点药。”我知趣地说：“我们回头再来。”“没事，他会再来的。”普赤笑说，接着告诉我下周开会的计划：她邀请了一位江孜的妇女干部。“我请她带些小册子，再给村里的妇女积极分子带点礼物，这样我的日子能顺心点。”看得出婚姻法在本地作用似乎有限，不过在政府工作的干部不允许重婚，否则可能开除公职。普赤一点也不避讳。“老百姓乐意这样。反正他们也不到我们这儿来登记结婚，我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普赤看上去并不在乎这事，“以前我们可以用罚扣口粮的办法控制住。我年轻那会儿，一妻多夫的人家很少，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没有必要，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土地、牛羊都归公。干得再卖劲儿，也不会多挣什么。公家只给每人一份口粮，重婚后日子也不会改善。现在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也就不那么听我的话了。”我不知道普赤指望大家怎么听话，因为她似乎就没有以身作则。她的四个儿子因为女人的事闹别扭。不过她说，有两个儿子已经找到了心爱的女人，准备搬出去。“他们像老虎一样争抢，家里像个战场，真没法再让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同情她，她的儿子们只是听从了心的召唤，她自己也是那样。我们回去时，央宗还没洗完衣服。我和她聊起普赤和下周的会议。“已通知村里人开会了，她人挺好。” 就算她对普赤有什么看法，也不会告诉我，央宗不爱说人闲话，也不喜欢说别人坏话。早上的谈话让我体会到她言语谨慎，我明白，这是让三个男人和睦相处的诀窍。我离开央宗走进厨房。顿旦独自在屋里纺线。我有点儿惴惴不安地问到了最后一个话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有央宗做妻子，他幸福吗？睡觉如何安排？孩子们睡哪儿？顿旦似乎早就料到我们会问，毫不迟疑地答道：“我觉得她不错。”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觉得她特别好。”他们关系如何？“她很爱我，跟我很亲。”“睡觉的地方是怎么安排的？”边巴问。“波啦睡那边。”顿旦指指最远处的床，那床挨着靠墙的一排橱柜，“洛嘎睡这儿，我睡在他们中间。”“央宗和次旦睡哪儿？”边巴和我不约而同地问。“次旦睡在经堂。”顿旦说，“有时波啦也睡在那儿。央宗单独有房间，有时冬天也过这屋来睡，因为这儿暖和些。”“是不是你和次旦商量好谁同房，然后想个法子让央宗知道？比如在门口放一只鞋。”边巴含糊其辞，头一次见他这么小心谨慎地处理敏感话题，或许是因为觉得难堪，问不出口。“用不着这样。”顿旦毫不迟疑地说。“那彼此的时间该有冲突了吧？”“在我家没这事，你用用脑子就知道了。”我见从顿旦嘴里再问不出什么，于是进了经堂。次旦正在做护身符。这家真找不出一个闲人。出乎我的意料，次旦的回答与顿旦大相径庭：“央宗怎么样？还算好。”“可是你老不在家。”边巴说，“他们俩会不会撇下你？”次旦曾说过，他打算把生意挪到江孜去，在那儿能多赚些钱，分担孩子们上大学的开销。“我觉得挺好，只要他们幸福就行。”次旦回答说。“那你会不会另找女人？”“我没这打算。”次旦回答得简单干脆。离开次旦家，在车上，边巴转过头对我说：“你欠我情，今晚要请我多喝几瓶。”我知道他的意思，今天的谈话是这一年中最微妙、最难以启齿，也是最有趣、最私密的。这次谈话之前，波啦、顿旦、次旦、央宗和洛嘎虽然一直很配合我们，有问必答，可我还是感觉我们置身局外，只是旁观者而已。现在我们与这家人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情，母亲的去世、并非一帆风顺的秋收、送两个儿子上大学，他们渐渐开始信任我们，终于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我感到如释重负。当我决定拍摄对顿旦、次旦和央宗的采访，他们在镜头前仍然很坦率。这大概是我们一年拍摄中最真实的一幕，但是之后的情景更让我难以忘怀。拍摄结束后，我想拍几张照片。央宗与三兄弟在厨房里并肩而坐——央宗坐在左边的凳子上，旁边的顿旦坐得稍高一点，正在纺锤上绕羊毛线，然后是次旦和洛嘎。摄影师频频按动快门，边拍边和他们聊天。许多照片都因洛嘎成为败笔，他不是嘴巴咧得太大，就是两手捂住脸，要么就不自然地作严肃状。最后，我们终于拍到一张相当满意的画面——每个人都在微笑，央宗直视着镜头，顿旦低眉看着纺锤，两个兄弟看着他，似乎他刚说了什么好玩的话。他们幸福地在一起，自然、安宁，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我提议到院子里再拍几张，大家都说好。我们站起来，挤出厨房。下楼梯的时候，央宗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给我和顿旦单独照一张？”藏历的新年就要到了，这是藏族同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走在路上，处处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今年是藏历金猪年。金猪代表着财富和幸福，预示着好运降临。辛苦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新年伊始能够“肥猪拱门”。我们摄制组也期盼着记录下这欢乐的时刻，为了拍好片中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分别走访了他们。生意越做越大的包工头仁青买了四只整羊，节日期间他要好好款待他的生意伙伴。生意红火的饭店老板建藏专门准备了最丰美的切玛——盛满麦粒、糌粑、糖果和甜奶渣的斗型木盒。小次平要和几个僧人一起做五百四十个油炸面饼，供奉佛陀和菩萨，顺便也犒劳一下他们自己。拉三轮为生的拉巴只买了几只羊头，他告诉我，羊头表示一年的吉祥开头。我问顿旦，他家打算怎样过年。他说，因为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家不会像以往那样热热闹闹地过年，不过，年前他们会去江孜的冬季商品交易会。顿旦说：“我们每年都去，卖鸡蛋、酥油和奶渣，卖了钱就能多买些年货。交易会有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去年的冬季交易会尤其热闹，就连附近几个县的人都专门到江孜来买年货，江孜城里的几条大街上都是卖东西的，人挤得都走不动。县歌舞团还要在宗山脚下搭一个大舞台，为交易会开幕助兴演出，还有县领导讲话。我们村的人都要去。你们一定要拍啊！”听了顿旦的介绍，我觉得这场政府组织的商品交易会将是藏历年前我们拍摄的重点，这样还能把我们所有的拍摄对象聚到一起，这种机会实为难得。交易会在藏历新年的前十天举行，我们作好了一切拍摄准备，还专门安排一个藏族摄影师拍摄歌舞团的演出。这将是我们自夏天开始拍摄以来内容最丰富、最热闹的一组素材。另外，我打算在交易会上给所有拍摄的对象和摄制组的成员买一份新年礼物。按理说，这么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需要很多准备工作，尤其是歌舞团演出用的舞台，应该早就开始搭建才对。可是离藏历年只有一周了，宗山脚下却丝毫没有动静。摄影师去看了几次，回来告诉我，今年没戏了。我建议他到江孜歌舞团打听一下为什么不演出了，没想到摄影师苦笑了一下：“不用问了，不演就算了，到时候把集市尽量拍热闹点就行。”今年的冬季商品交易会果真没有顿旦说的那么热闹，既没有歌舞团的演出，也没有开幕式，更没有我想象中人头攒动的景象。街上只比平时多了些小商贩的摊位，卖服装、鞋帽、经幡、地毯、爆竹、黄油、酸奶、甜食、饼干、水果、氆氇（手工织的羊毛布料）、佛菩萨像、藏族和汉族的流行歌曲光盘。我在街上遇到了垂头丧气的拉巴。他说，去年这时候，每天乘客络绎不绝，大包小包地采购，他一天就能赚八十多块钱，可今年每天就拉四五个人，挣了不到十块。“我从夏天赛马节完了就盼着冬季商品交易会。可现在呢？过年的钱还没挣到呢。怎么回事啊？”我到县政府，找到一位曾经协助我们拍摄的干部。他吞吞吐吐，也没有说清楚，只说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所以今年冬天没有像去年那样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我觉得很失望，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拍摄到热闹繁华的场面，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拍摄对象和江孜的其他百姓，都期待着冬季商品交易会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给他们带来平日少见的货品，同时也使他们享受节日般的欢乐。我们原来打算在交易会上采购礼物——精装的点心和糖果、特色小吃、高档服装、漂亮的果篮，结果不尽如人意。我、边巴和李师傅在街上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商品的价格比平常高很多，有些甚至翻了一倍。“每年藏历年都这样涨价吗？”我问李师傅。“往年可没有这样。”李师傅向我解释，“今年冬季商品交易会来的商家比去年少多了，货少了，不涨价才怪呢！你看那辣椒，平常七块钱一斤，现在都涨到十五块了，牛肉就更别提了。什么都涨。”李师傅越说越生气，“那时候你们就不听我的，还盼望着冬季商品交易会，就是办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早听我的，买点实惠的东西送人，也不至于到现在，想要的买不着，该买的又这么贵。”他拿过我手里长长的购物单，摇着头说：“你这些东西要比平常多花一千多块钱，省下的钱又能给你们的人买更多的礼物。”我后悔没有听李师傅的话。虽然这笔钱我们摄制组还可以承受，但我心里确实觉得很窝囊。由此，我想到仁增一家、拉姆医生、拉巴还有其他的拍摄对象，他们来到这样的交易会上，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边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说：“早不听我的，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什么都别想，买啤酒就行了。”我从心里反对买啤酒，他们天天都在喝酒，几乎没有见过谁家有水果。过年品尝一下新鲜的水果不是挺好吗？边巴坚持己见：“过年就是让人更快乐。你自己喜欢水果，我们不稀罕。听我的没错，我们有句老话：山羊爱柳叶，藏人爱喝酒。”最终，我们三个人达成了妥协。李师傅挑选了酥油、白糖、茶叶和大米；我买了橘子、苹果、梨和香蕉。我虽然勉强同意边巴买酒的建议，没想到他一张口就要买三十箱听装的拉萨啤酒和百威啤酒。我以为边巴在开玩笑。“三十箱啤酒不多，你又不是没见过我们喝酒。你觉得买多了，过几天你就知道了，还不够呢。”我见识过边巴喝酒。他算是个酒鬼。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酒醉归来的情形。那是个冬日的深夜，大家都已睡熟了，惊天动地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时，只见边巴光着脚，摇摇晃晃扶着门走进来，嘴里还在念叨叫我放心，他误不了工作。边巴说得没错，他从未让我失望过。我现在对他的豪饮已经习以为常。在江孜，我常常看到一群群男男女女坐在街头，互敬青稞酒或者啤酒，边聊边喝，不时唱上几句，有时笑眯眯地招呼路人喝上一杯。几杯青稞酒，太阳暖暖地照着，朋友聚在一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在乎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不在乎身边漫天飞舞的尘土和纸屑。早晨我们出去工作，从他们的身边经过；黄昏时分归来，他们还在那里，喝酒、聊天、唱歌。如果想在屋里喝酒，他们就上茶馆。茶馆非常简陋，没什么装饰，一般只摆了两样家具：藏式的桌子和那种长条的带靠背的箱凳，客人困了或喝醉了，都可以躺下休息。江孜的茶馆很小，通常只有三四张桌子。在日喀则和拉萨可以见到大茶馆，还有那种大棚式的茶馆，几十人挤在昏暗的、烟雾缭绕的棚里。茶馆上午卖甜奶茶，下午卖啤酒。要是饿了，可以吃面条和藏式肉包子。在这里，人们互相传着闲话和小道消息。我不反对边巴去茶馆里喝酒，因为对他来说，酒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他常去的是白云茶舍，一周里倒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度过。去之前他总是说要和我们的拍摄对象聚一聚，增加了解，方便今后的工作，还让我给他报销酒钱。可第二天我问他了解到了什么，他往往吞吞吐吐，说不清道不明，就连找的谁也忘了，因为他们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边巴深夜里回来时，经常口齿不清地唱着一首流行的藏歌：拉萨的酒吧里啊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心爱的姑娘。一杯两杯我也不会醉，因为我们都是大酒鬼。藏历初二，我们拍摄唐麦村人祭山神，终于见识了边巴所说“真正的喝酒”是什么。神垒，也就是山神住的地方，离村子有两里路。那里视野开阔，四周田野一览无余。神垒上方插满树枝，上面系了一块块蓝、白、黄、绿、红色的经幡。村子里的人供奉给山神的祭品也很简单：糌粑和松柏枝。点燃的糌粑和松柏枝散发的香味和袅袅青烟在告诉山神，人们来祭拜它了。风吹幡动，把众人的祈祷播向辽阔、遥远的大地。然后大家站成一列，把糌粑抛向空中，高声呼喊：“神胜利了！神胜利了！”这是在献食，接下来就是献酒。顿旦倒了一小杯青稞酒，用食指在酒里蘸了蘸，向空中弹了三下——敬天、敬地、敬神，然后一饮而尽。此后，他们就可以尽情喝酒了。众人围成几个圈坐下，十几人一圈。一个女人起身给每个人斟上青稞酒。顿旦一口气灌下三杯。酒斟到汉族摄影师照东面前，他委婉地谢绝了，说还要拍片子。“喝，喝，今天别工作，今儿是喝酒的日子。”斟酒的女人用汉语劝酒。照东端起摄像机，想以此为掩护，并把镜头对着那女人。那女人不但没有躲开，反而盯着镜头，亮开嗓子唱起来，这次用的是藏语：敬上一杯青稞酒，上等青稞把它酿，我只愿你畅饮尽，千万千万别推让。她唱完了，又双手捧杯端到照东面前。可照东还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心里记着边巴的金玉良言：不想喝就别开头，不然就得一直喝下去。正在推让中，人群中一个女人当头撒过来一大把糌粑，他立刻成了白花花的雪人，镜头上也沾了一层糌粑。“这会儿你可没法工作了。”那女人大笑着说。照东放下摄像机，从旁边的口袋里抓了两大把糌粑朝那个女人撒去，我也趁机抓起糌粑撒向敬酒的少妇。这一招救了他和我，我们逃掉了喝酒，因为大家开心地打起了糌粑仗，嬉笑着互相乱扔。我身旁有个男人简直就是抱起口袋往我的领子里倒。一场大战之后，人人面目全非，地上白花花一片，男男女女都成了雪人。我想起藏族有句老话说，酒场如战场，在此六亲不认。此时此刻我真是谁也认不出来了，完全陶醉在这种欢乐之中。打完“仗”，众人接着喝酒、狂欢。从这时开始就不是敬酒而是罚酒，我们可以置身事外。他们在玩骰子。这是一种藏地的游戏。一个骰子、一堆贝壳，可以两人玩，也可以三人玩。玩的人各有九个铜币，游戏目的是把对手赶回大本营，让自己的贝壳都跑掉。玩到酣处，喧闹声震耳欲聋。一两局之后，我开始明白规则了，发现游戏的真正目的就是喝酒。如果投出的骰子是两点，投者就得喝酒，因为二是幸运数字，他可以再投一次；如果是三点，就要罚对手喝酒。如果犯规或者说错了话，也得罚酒。当然了，如果输了，更要连喝三杯。我问坐在身边的顿旦，村里怎么过的藏历初一。他说要不是家里有人去世，他会去各家串门。“你知道，村子很大，一天都转不完，一喝酒就更转不完了。”“到每家都要喝酒吗？”“那当然，每家至少敬你三杯或三瓢青稞酒。一般他们会劝你再多喝点。要是不喝，他们早准备了针，拿来扎你。我宁可喝酒也不愿意挨扎。”顿旦面带羞色地告诉我，“有一年，我出去拜年，就醉在别人家里，央宗第二天一早还得挨家挨户地找。”央宗曾告诉我，他喝多了就睡觉。只是睡觉吗？“这你得问央宗，她知道得最清楚。她从来不醉。不过我也不常喝醉。我喝那么多也没事。”他指着人堆里一个七升的酒桶说。“你比我兄弟强。”一个坐在照东后面的女人说，“他喝多了，见人就打。但愿乡里能管管他。”听到这话，另一个女人插嘴说：“我男人可怪了，一喝醉就在家点名，每个人都要点到——先是他妈妈、姐姐、两个兄弟，然后是儿女和孙子辈。每个人都得向他报到，不然他就急得大喊名字，一遍一遍，喊个没完。”顿旦似乎是仁增家酒量最大的。为什么？“我需要酒，”顿旦说，“我每天干活最辛苦，酒能让日子好过些，喝着舒心。尤其是现在，和大伙儿一块喝，特别爽快。”顿旦总是这么坦诚。然后，他给我讲起一个关于酒曲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西藏是一片大海，一个女人从海浪里走出来，貌若天仙，所有男人都向她求爱。她死后，从埋葬她的地方长出一种叫蕨麻的草。藏族人最早酿青稞酒时，就是用蕨麻做酒曲。“所以我们一喝酒，就想起那个漂亮的女人，越喝就越想喝。”“你肯定听说过《茶酒仙女对言》吧？”坐在顿旦对面的老人插话道。他混浊的眼睛红红的，肤色很深，是近乎僧袍般的褐紫红色，可见他一辈子喝了不少酒。“书里说了我们为什么喝酒。看我还能不能想起酒仙的话。”“我是供品，奉献给尊贵的喇嘛，奉献给慈悲、怒目的神灵；我是国王和王妃结缘的胶水。”他开始吟诵，又停住，从记忆里搜寻着字句，然后继续念道：“我是平民百姓的喜乐，我是勾引可爱姑娘的圈套。我助你更加欢快地歌唱，我助你更加轻灵地舞蹈。”我被这歌迷住了。后来我在最受欢迎的藏族作家平措扎西的书里，找到了《茶酒仙女对言》。《茶酒仙女对言》作于十七世纪，记下的是酒仙和茶仙在藏王面前辩论，让藏王判别双方孰优孰劣。酒仙的话里有很多精彩的句子：你流泪时，我抚平你的忧伤。我是哑巴开口的钥匙，我是聪明人的头脑。我帮助勇士荡平敌寇，我引领懦夫穿越荒山野岭。我是曝光伪君子的明灯，我是智者说出警句的天赋。没有我，世间的丰功伟绩由谁完成？茶仙也谈吐不凡：我是高僧大德的宠儿，他们的万千宠爱在我一身；喝了我，他们过目成诵、智慧增进、欲念消退。我是饮中王者，我是击碎愚昧的重锤，我是割断懒惰的锯齿。今天，酒仙占了上风。天气晴好，压在江孜上空的冬日灰云不见了踪影，天空纯净如洗，亮如明镜。太阳光芒四射，金色的阳光暖暖地沐浴着万物，似乎春天已经到来。只有风还顽皮地嬉戏着。不过在顿旦眼里，这是好兆头：神灵会更清楚地听到他们的祈祷。我可以肯定，如果天气冷，一样是喝酒的好理由。没多久，就有三个女人被打发回家取青稞酒。其余的人开始唱歌。藏族人常说，喝酒与唱歌乃孪生姐妹。没有歌声陪伴，青稞酒只是冰冷的水。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只觉歌声舒缓、婉转，令人昏昏欲睡，像摇篮曲。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让人翻译。我很明白，他们的歌纯美悠扬，就像我在西藏听过的一切美丽声音：寺庙里僧人的祈祷、拉巴刷房子时的哼唱、建藏弹的六弦琴、央宗和顿旦收割青稞时的欢声笑语。今天，人们的歌声是给神灵的献礼，歌手们也陶醉其中。他们唱得动人，歌声发自心田，自然得如同清泉在溪中流淌。最神奇的是饮酒歌，那些灵动的歌词和曲调似乎来自作曲者被酒神点燃的想象力。人们开始唱《饮酒进行曲》：我们相聚在此，但愿永不分离。永远相聚的人啊，但愿幸福安康。歌声连绵不绝，一个人停住，另一个人接上，从容得像青稞酒从喉咙流淌而下。突然间我好像从歌词里听到了“佛陀”这个词。也许听错了。我问边巴。他听了听，点点头：“是佛陀。歌里是这么唱的。”慈悲的佛陀在我心间，就像天空温暖的太阳，驱散走我心中的黑暗。忘记酒瓶的深浅，只在意青稞酒是否甘美如琼浆玉液，清冽芳醇配得上三宝的唇齿。酒是怎么融入藏传佛教的？我很想知道。我原以为饮酒是出家人的五戒之一，另外四戒是杀生、偷盗、淫邪、妄语。我问顿旦。他又喝了一杯酒，耸了耸肩。这个问题我该问次旦。可是按他谦卑的想法，神灵法力无边，喝多少酒都神力不减。人堆里有个和善的年轻男子，我在仁增家见过几次。他问我去没去过拉萨的扎吉寺。寺里供奉司酒和财的女神金刚瑜伽女，她是西藏最有人缘的保护神之一。我点头告诉他，我去过。“我常去寺里打杂。那儿可不一般，和别的寺庙都不一样。”他说，“香客带着自家的青稞酒，或者从寺外的小摊买一瓶酒，三块到六百块钱的酒都有。在寺里，你得排队上供。女神供在玻璃佛龛里，样子有点吓人，黑脸凸眼，舌头挂在嘴巴外面。走进去用额头碰碰她，她就会保佑你。然后把酒瓶递给等在那儿的喇嘛。他接过瓶子，如果是青稞酒，就倒进一个大桶，如果是白酒，就倒进另一个大桶；如果酒很贵，就放在一边！青稞酒不好保存，所以他们送人或是倒掉。我帮他们扫掉空瓶空罐。他们让我干啥就干啥。干完活儿，我可以敞开了喝酒，想喝多少喝多少，回家时能带多少就拿多少。”他扬脸向天，看了一会儿，叹道：“这是天意啊！扎吉寺太有人缘了，赚了好多钱。要是有神灵的保佑，没准儿我喝酒也能发财。”我感到奇怪，神灵怎么会保佑你喝酒就能生财呢？我想不通，后来问起次旦。他告诉我，莲花生大师降魔驯鬼时，并没有让他们放弃世俗的习惯，包括喝酒。也许莲花生大师知道，如果剥夺了藏族人最大的快乐，就很难有那么多追随者了。据传说，莲花生大师本身就善豪饮，一次能喝五百坛酒。西藏最古老的教派之一宁玛派就允许信徒喝酒。格鲁派认为，其他的教派戒律不够严格。格鲁在藏语里意思是“戒律精严”，由宗喀巴大师创立于十五世纪。宗喀巴曾经发问，不守寺规的僧人怎么可能普度众生？他发起的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格鲁派因此很快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主宰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但是，格鲁派的僧人似乎也没能逃过青稞酒的诱惑。二十世纪初，日本僧人河口潜入西藏，在扎什伦布寺待了几个月。那里的僧人违背戒律，令他大为失望。河口特别记录了他们的饮酒恶习。“为了制止饮酒，寺里立了一条规矩：从外面回来的僧人必须接受寺院门口守卫的喇嘛的检查，闻闻口气，要是嘴里有一点酒的气味，立即惩罚。有些狡猾的喇嘛为掩盖酒味，喝完后，吃很多大蒜，口里满是浓浓的蒜味，用这样的办法蒙混过关。”一般来说，僧人是不饮酒的。其实关于青稞酒的危险，我刚到西藏就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带了一头山羊和一壶青稞酒走近一个喇嘛，用自己的身体、羊和酒引诱他。喇嘛深思熟虑之后，对自己说：“我不能宰羊，那会犯第一条戒律；我不能碰女人，那会犯第二条戒律；喝酒的罪孽最轻。”第二天早晨，他醒来，发现自己酒醉后宰了羊、吃了肉，还和女人睡了一晚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却抗拒不了青稞酒的诱惑。人们喝酒、唱歌、跳舞，狂欢了六个多小时，女人们两次被派回村里取青稞酒。天色渐晚，天空突然灰暗下来，霎时便狂风大作，尘土飞扬，把我身上的暖意吹得干干净净。我冻得发抖，懊恼自己又被之前的明媚阳光愚弄了一回。但其他人好像都对突袭而来的寒意无动于衷。有的人醉得东倒西歪，根本没注意到；有的人还在不停地唱。谁也不想停止狂欢。我们决定离开，他们的欢歌笑语还要继续。我们驱车回江孜。路上，我想起乘中巴从卡麦村到江孜的一次经历。仅仅三十五分钟的车程，坐中巴却花了三个半小时。有人跑到附近村子办事，汽车就会停下来等他。似乎没人介意，没人着急。人人从袍子里掏出杯子，从暖壶或塑料瓶里倒出青稞酒。连小孩也跟着喝，听说他们在学校也喝。有人甚至对我说，酒比水安全，孩子们昏昏欲睡，在课堂上不调皮捣蛋，老师就省心了。有的母亲甚至给怀里的婴儿喂青稞酒，这样婴儿就会停止哭闹，安静睡觉。我听说司机没有驾照，他也喝得微微有点醉意，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他甚至喜欢有这么多酒友做伴。在他眼里，时间不是金钱，生活就是享受快乐。我们也被酒降服了。祭山神回来的路上，我们决定去乡诊所给拉姆医生拜年。她身材瘦小、安静平和，神情如出家人，性情也如出家人般善良，充满同情心。但她今天很快活，与往日的沉静判若两人。她从桌上的桶里操起一只大瓢，让我们直接用它喝酒，每人三瓢。边巴如鱼得水，但摄影师照东很为难，问能不能由边巴代劳。可是这在拉姆那里根本行不通。拉姆叫她丈夫扎西从隔壁拿来一根针管，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这里有个风俗：谁不喝就用针扎。”照东看到只喝三瓢就可过关，也就一闭眼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挨了轻轻的一针——原以为顿旦是说着玩的。第二天下午，照东还有点头昏。他从没喝过这么多青稞酒，虽然按边巴的标准他就跟没喝一样。今天我们要去给包工头仁青拜年，我在江孜认识的人里，不喝酒的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合适的礼物是给他儿子带糖果，送他全家一箱橘子。“绝对不行，”边巴说，“礼物太轻了。我们得送他两箱啤酒，百威啤酒，这才像样呢。”我吃惊地看着他，连忙说：“我们不能带酒去。”“为什么？”“他儿子出了那样的事，给他送酒，会不会刺激他，让他伤心呢？”“哦，你担心这个？没事，你不要忘了，他是藏族人。当然也要带上橘子。”他径自走出门，让司机把礼物搬上车。我不想和边巴争辩，不过还是有一点担心。边巴曾亲口告诉我仁青的儿子洛桑出的事。几年前，顿旦租用仁青的卡车，洛桑去帮忙装车。他喝醉了酒，和人打架，拿刀在一个男人胸口捅了八刀，把人扎死了。洛桑被判刑二十年，现在还在拉萨的监狱里服刑。我们怎么能给他家送酒呢？让我吃惊的是，到了仁青家，发现他家客厅的桌上赫然摆了一只装满青稞酒的大铜壶，还有一大排百威啤酒。仁青伸出舌头向我们打招呼，这是藏族人表示尊敬的方式。边巴和司机把我们的礼物递给他，他高兴地收下了，把我们介绍给其他客人——他的两个生意伙伴，还有他父亲。他年轻的妻子琼达朝我们点头致意，然后到壁橱里给我们拿了几个杯子，每个杯子都斟满了啤酒。我夸她穿绿长袍美极了——袍子有点像男装。她把杯子捧给我，露出了漂亮的双手。我们摄制组把她评为江孜第一美人。她确实有一张惹人喜欢的脸，长而匀称，一双杏仁眼又大又黑。她今天戴着精致的银项链，上面缀满琥珀和天青石，衬得两颊生辉、光彩照人。仁青的儿子正围着桌子蹒跚摇摆，淘气地抓弄桌上的东西。追护着儿子的仁青听到我的赞美，立刻眉开眼笑。孩子很漂亮，像父亲；仁青站在孩子身后，高大英挺，颇像个晒黑了的西方人，笑起来露出洁白闪亮的牙齿。他也穿着节日的盛装，一件带漂亮毛皮镶边的黑色中式皮衣。仁青招呼我们喝酒。我要了罐可乐，边巴喝起了百威啤酒。仁青没像一般人那样执意劝酒，我松了口气。琼达把倒满了可乐的杯子递给我。我问她对房子满意不满意——我们拍摄了房子的装修过程。她说：“已经装好了，我带你转转。”我们离开客厅，径直走进卧室。我惊呆了。卧室像一间豪华的旅馆客房，特别花哨。每件陈设都鲜艳锃亮，两面深色的墙上画了艳丽的花鸟。超大的浅色木床，奶油色床头几乎抵到屋顶，天花板上挂着金色的枝形水晶吊灯，床头和吊灯奢侈而夸张地呼应着。说什么好呢？仁青把他认为最好的、在西藏买得到的一切，都给了她。仁青的生意伙伴已经走了，看到我们从里面出来，正和边巴聊天的他停住话头，急切地问我：“你觉得怎么样？”说心里话，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但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只好说：“和你在村里的房子完全不一样。”他接口说：“哦，那房子太过时了，这个是最时髦的。”我很喜欢他的另一座房子，就在卡麦乡四村。其他人家的房子都是泥砖砌成，上涂白灰。他的房子是石头所造，十分宽敞，有十三间屋子，一大家子住着绰绰有余。家里只有他父亲、继母、两个弟弟，还有他们的孩子。一半的房间空着，他们住的房子则按传统式样装饰，十分迷人。最小的弟弟不在家，常年在藏北工作。仁青现在也离开家，与美丽的琼达和刚出生的孩子在这里另立门户。看着仁青一家满意的笑容，我也为他们高兴，问起他们这个年准备怎么过。“你知道是怎么过的。”他转头对边巴说，“一大家人，聊个没完，吃啊喝的。”我说：“可你不喝酒。”“一般不喝，不过你也看到了，我给客人准备了青稞酒和啤酒。这是藏族人的风俗，就像我们用青稞酒泡糌粑吃。新年头一件事就是喝青稞酒，能让我们交好运。”我说起了头天与村民们的祭神狂欢。“过节就是为了喝酒，有不喝酒的节日吗？”仁青说，眼睛盯着边巴正喝着的百威啤酒。“我们藏族人就喜欢喝酒，每年喝掉的钱足够盖好几座布达拉宫，太浪费了。”仁青的父亲点头赞同。老人满脸皱纹，一头硬硬的白发，正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说话。仁青生动地道出了实情。我一直在寻找藏族人喝酒花销的数据，但没有找到。从周围人的情形判断，那不是一笔小数目。边巴经常向我要上一百块钱，晚上出去喝酒。一百块够三个人喝二十五瓶。如果没有这笔“补贴”，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弄酒喝。他很诚实，说自己是“酒鬼加乞丐”。他的一个酒友说，边巴的记录是一连两晚和四个朋友喝下二百五十罐拉萨啤酒。只喝得起青稞酒的仁增家也不例外，央宗隔一天就要用四公斤青稞酿酒，比他们家吃的青稞还要多。当然，耗掉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生命。因为喝酒，花季少年洛桑杀了人，他已经在监狱里白白地浪费了十年光阴。我听说过许多因酒而发生的悲剧。边巴在我们拍摄期间，两次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他们都死于酒后斗殴。为我们修炉子的铁匠说，他的弟弟刚刚死于酒精中毒。帮我们打扫卫生的普赤的叔叔撒酒疯，差点把一个女人打残废，就要被判刑了。几星期前，拉姆医生的丈夫夜里出诊回来，开着摩托车掉到沟里。拉姆告诉我们：“他醉得一塌糊涂，我给他缝伤口，连麻药都不用打。”江孜医院的急诊室每星期都有年轻人被送进来，有男有女。医生告诉我，医院死亡的人里面，百分之十以上与酒精有关。那个铁匠去世后，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平措的话。“他酒喝得太多了，肝硬得像石头。他应该做个好男人，对自己、对家庭尽点责。真是浪费生命啊。”也许平措目睹了太多的生命戛然而止，太多的家庭被拆散，太多的父母失去儿子，太多的子女失去父亲。而这一切都因为饮酒。在西藏，享受生活的代价太高昂了。但是也许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饮酒，阻止他们享受生活。藏族人为喜乐而生，为喜乐而死。看着仁青、他美丽的妻子和咯咯大笑的儿子，我不禁想，人与人生命的历程多么不同啊，真如同谜一样。这个男人不喝酒，看看他的成就吧。十四岁开始学手艺，后来成了建筑工地上熟练的石匠和雕刻工。他攒下每一分工钱，很快就自己当了包工头。手下的工人谁也别想糊弄他，谁活儿干得不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的名声一天天响起来，手里总有干不完的工程，江孜一半的藏式建筑是他建的，而且他永远都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今天仁青笑得特别开心，我猜他这一年肯定赚了不少钱。他扩大了包工队，现在手下有一百多个工人；听说与另一个也很成功的商人结成了合作伙伴；还准备成立建筑公司；拿到了第一个政府合同，那个大项目是修一条灌溉渠，这个工程之后，为了承包更多的工程，他花了二十四万块钱买了一部推土机。他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在我认识的西藏人中，数他最勤奋，天刚破晓就起床，从一个工地忙到另一个工地，解决各种问题，检查施工质量，给工人分派第二天的活儿，几乎每天如此。最关键的是，他不喝酒。他的一个弟弟以前为他工作，可是仁青给的每分工钱他都拿去喝酒了，还经常醉倒在工地上，后来他被仁青赶出包工队。仔细想一想，这一年里我认识的所有藏族人中，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都是不喝酒的人。毫无疑问，白居寺民管会副主任次成喇嘛算一个。次旦从未起誓戒酒，可他滴酒不沾。旅馆老板建藏和仁青一样讨厌酒。一次他对我说：“我看透了这些所谓的喜乐。一有姑娘对我眉来眼去，我就想起当医生时看过的那些女病人。”“你能看到酒是怎么祸害人的。”仁青叹了口气，“要是我对洛桑管得严一点就好了。我太爱他了。再有钱，一天也就吃三顿饭。我不需要那么多钱，钱都是为孩子们挣的，我只盼洛桑能接受这次教训。”正说着，一对夫妇领着一个女孩来串门。仁青起身迎接，一直没有说话的边巴示意我们该走了。可能我们聊的话题让他觉得不自在，一直在找离开的理由。我理解他，在欢乐喜庆的日子里，这些话题确实有点扫兴。仁青送我们下楼，边巴问他儿子的事进展如何。听说洛桑被判刑的事后，我特别想带摄制组跟仁青一起去探监，那时他让我们再等等。他一直为洛桑减刑而奔波。他说，洛桑在监狱里是模范犯人。当然了，光表现好还不够，还得想其他法子。上次边巴向他打听这事，仁青说狱方正在考虑他的请求，如果摄制组在这个节骨眼出现，可能会让狱方觉得是在给他们施加压力。仁青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他说等减刑的事搞定，就请我们去。道别时，仁青好像有意把好消息放在最后，“洛桑可能减刑一半，很快就能回来，我太高兴了。”确实是好消息。在铁窗后面再关十年，他儿子的一生就可能全毁了。我握着仁青的手祝贺他。洛桑的获释，父子的团聚，也将给我们的影片中仁青的故事增加一个戏剧性的结尾。我从心里为仁青高兴。除了洛桑的遭遇，他们一家看上去是多么的惬意，多么的幸福。边巴在我身后自言自语：“那个漂亮的琼达可是他们父子俩的老婆呢。”我呆呆地站在仁青家外面的街上。这时天色已经变得昏暗，街上行人很少。从街边人家的窗户里，不时传出嬉笑声，男人们大声吆喝，女人们唱歌劝酒。我想弄明白这一切。这事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我看着边巴，心里想，也许我应该请他喝杯啤酒，和他好好聊聊。没想到边巴赶在我的前面了。他一边替我关车门一边对我说：“我该去润润嗓子了。别等我了，放心，误不了明天的工作，早上七点出发，对吧？”边巴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飘散着酒气的夜色中。高原的寒冷之中，深邃的夜空底下，酒香弥漫的江孜街头，我茫然驻足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