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一年

长空之下，英雄城外，宗山巍峨挺拔。“阿佳，阿佳，欢迎你到英雄城。来，跟我们喝一杯！” 一个身穿藏袍、剽悍而强壮的男人一手举着玻璃杯，一手向我挥舞不止。我知道他在叫我，因为“阿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姐姐”。我不由停住脚步。那男子正和七八个同伴坐在树下的藏毯上豪饮，旁边是一堆东倒西歪的啤酒瓶。他脸上那不羁而憨直、热烈又欢快的表情，让我立刻醒悟：我回到了西藏。“到了英雄城，不喝就不是英雄！来，喝一杯！”他端着酒杯的手指着前面挺拔的宗山。我也指了指宗山，示意我要去那里。这已是我第九次进藏，所以深知，只要接过这杯盛情难却的酒，就一定得喝下，而且要一直喝下去，一醉方休，可惜我滴酒不沾。那男子站起身，举着酒杯，朝我大步走来。我这回可做不了英雄，但无处躲闪。放眼望去，赛马场周围绵延开去的空地和树林里，到处都是江孜城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搭的帐篷，还有从方圆几百里赶来的商贩建起的摊位，从堆成小山的藏北羊毛到香气扑鼻的台湾香肠，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这里是江孜老城边上的赛马场，江孜一年一度盛大的达玛节马上就要拉开序幕。“达玛”是跑马射箭之意，也是藏族人“过林卡”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地势开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地方，搭起帐篷尽情玩乐。藏族人说，过林卡、喝茶、念经是他们最要紧的三件事。阳光灿烂的夏日自然是过林卡的最好光景。帐篷后、大树下，一对对男女在谈情说爱，不时听到他们欢愉的笑声。他们大胆奔放、旁若无人，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从他们旁边挤过，朝宗山走去。宗山不高也不大，但是平地拔起，突兀、险峻。山顶上的城堡依山势而起，层层叠叠，与陡峭的山岩融为一体，白墙红檐，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碧蓝的苍穹。在蓝天的映衬下，它显得庄严、威武、壮美、神圣，犹如雪山的雄狮，守望着江孜大地。宗，在藏语中意为“要塞”，也是旧时县政府的称谓，一般在山顶。江孜老城则围绕在宗山脚下，寺庙和民居一起簇拥着宗山，像一个家族簇拥着他们威武的首领。站在江孜城的每一条街巷，都可以抬头看到宗山的雄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侧面的巍峨形象，城与山就这样和谐地成为一体。但是，江孜的宗山不仅仅是江孜人的骄傲。 一九○四年，英国军队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入侵西藏，江孜百姓和军人在宗山上筑起炮台，用土炮、土枪、刀剑、弓箭，甚至放羊用的“古朵”抗击敌人，英勇抵抗长达六月之久。最后，英军炮轰宗山城堡，很多人宁死不降，跳崖自尽，“英雄城”江孜由此得名。电影《红河谷》使江孜人抗英的悲壮故事家喻户晓。宗山和山上的城堡也由此增添了许多英雄气概。一九九一年夏，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来到江孜。那时，江孜城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空地，甚至十字路口，都有人在欢歌畅饮。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黄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犹如金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绕城而过的年楚河奔腾欢歌，河边绿树成荫，野花竞放，百鸟争鸣。城里的人们似乎也要与欢乐的大自然一赛，他们的歌声让鸟儿胆怯地躲进树丛，他们艳丽的服装在蓝天白云下耀眼夺目。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不饮而醉，醉在热情欢快的人群里，醉在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中，醉在美丽如画的古城。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在梦游西藏吗？自从远离家乡独自进北京大学读书，我就渴望着超越日常生活。我开始利用假期，作一些短途的旅行，尔后，越走越远。遥远的边疆风情，绮丽的自然景观，一直让我深深迷恋。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在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不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的口号激励了我，也不是支边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我，而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壮美和空灵，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我把想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我想用援藏的优厚待遇说服他们，说在那里工作几年，可以入党、工资加倍，回来后，工作、分房和晋级都可优先，但我得到的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知你哪来的这种古怪念头，真是越学越傻。北大毕业，好单位随你挑，去哪里不行，为何偏要去西藏？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在我父母眼里，西藏就是一片蛮荒之地。“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活？牛粪烧饭，饭还不熟；生病找喇嘛念经，医院还不知是什么样……” 父亲如此这般教训一通，写了满满一页信纸，提醒我进藏的严重后果，警告说，此去非丢掉小命不可。他的一席话确实让我动摇了。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是对西藏的向往之情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烈。在牛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清代和民国时期涉及西藏的文献， 西方探险家自十八世纪以来的记录， 当然还有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此书使得西藏从此成为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藏语，师从著名已故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当时，他的妻子，即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于仰光家中。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缅甸军政府拒绝。他四处奔走， 呼吁英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他不是为了夫妻团聚，而是为了缅甸人民，因为早在他和昂山素姬于牛津大学相识的时候，就许下承诺：“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每次从外奔走回来，阿里斯就在家里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上课。我们从三十个藏语字母开始。宽敞幽暗的客厅里悬挂着巨幅唐卡，上面是藏传佛教保护神，桌子上摆放着阿里斯爱妻的照片，她面容清秀美丽，明亮的双眸流露出一腔柔情。我看着阿里斯忧伤的面容，并没将心思放在他教的藏语词句上，而是在思考他的命运。我曾经读过昂山素姬写给他的情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很害怕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大环境和国家命运会使我们分开。但这些忧虑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并珍惜对方，相信爱和慈悲最终会战胜一切。”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多么残酷！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八年后，阿里斯因癌症去世，他们夫妻竟未能再见一面。深爱之人阴阳永诀，人生还有更痛之悲吗？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一个世纪的卷宗中，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英国曾秘密支持西藏独立，并通过印度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远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活跃，这和英国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截然不同。牛津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了西藏之旅。在这一片雪域，我看到了广袤空旷、超凡脱俗的高原。旅行指南说，西藏接近天堂，我想说，西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堂。在这里，自然、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和谐共存。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心醉神迷的原因，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无论是家、学校、宿舍和单位——永远那么拥挤和嘈杂？是因为在商品大潮中产生的精神迷失和困惑？还是像那些纷至沓来的冒险家和探险者一样，也在寻找也许只存于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得而知，只是一次次回到西藏，在那广袤的高原，路走得越来越长，待的时间越来越久。但是，这一次将是我西藏之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我要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普通藏族同胞的生活。每一次西藏之行，每一座神山，每一湖圣水， 每一回节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次交流，都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西藏文化的独特和厚重。尤其是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一起深入藏区考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格勒从一个农奴的儿子，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从我们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并不只希望停留在著书立说上，还希望借助大众传媒的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英国从事电视制作，致力让世界了解中国。我导演的首部纪录片《半边天》，讲述了一家四代中国妇女的命运。此片于一九九五年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同时播出，并获得当年“环球南北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百年叱咤风云录》是BBC制作的规模最大的电视系列片，十几个导演，长达二十六个小时的长篇巨作，生动地展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我有幸成为创作队伍中的一员。此外，我参与制作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型专题片《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秦始皇》《长城》《魅力中国》和《中国学校》也在西方引起普遍关注。格勒博士很早就鼓励我做一部西藏的纪录片。为了获得拍摄灵感，我曾跟随格勒博士的课题组，从成都驱车向西，翻越二郎山、雀儿山，跨过金沙江，到达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一路上，我们在金色的麦地里和朴素的藏族农民聊天，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与挥鞭放牧的牧民相遇。让我永难忘记的是江孜大金寺的向巴活佛。他专门派人支起一顶宽敞明亮的帐篷迎接我们，和我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给我带来的灵感和创作欲望实在难以估量。但我仍然犹豫不决，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准确地表达和传递这古老、神秘、独特的文明。记得我第二次进藏时，在离拉萨不远的一座尼姑庵里住了一周。每天我都看到一个尼姑在庵门口摇一个硕大的转经筒，从早到晚，从不间断。离开的那天早晨，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她许了什么愿。一般藏族人会在转经筒内放一张纸条，记下自己的愿望。“下辈子做个男人。”小尼姑毫不迟疑地说。“然后呢？”我问她。“再下辈子做个喇嘛。”“之后呢？”“也许经过很多次轮回，我就能解脱了。”我们两人年纪相仿，但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她的世界，我可以说一无所知。这样的经历在我后来的西藏之行中并不少见，我每每无从作出判断，想拍片子的想法也就愈发渺茫。无论查阅多少资料，阅读多少专著，也不能让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我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思索、学习。然而，二○○五年的西藏之行彻底震撼了我。因为事务缠身，之前我已经两三年没有进藏，拉萨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原先，布达拉宫前面只有些零乱的藏式民居，住的都是为布达拉宫服务的“雪居民”①。广场地面的石头年久磨损，坑坑洼洼。只有在清晨，袅袅炊烟笼罩着高低错落的雪村，和红山上雄伟的布达拉宫遥相呼应，令这座宫殿无比壮美，宛如人间天堂。而现在，很多雪居民都搬迁了，布达拉宫的广场也扩建成一个宽阔气派的城市广场，道路宽广笔直，车水马龙，夜晚则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布达拉宫堪称拉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西藏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拉萨。在去江孜的长途汽车上，我路过一座座县城。往日简陋的县政府大楼，被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取代。烈日下，雪白的瓷砖耀眼夺目，几乎令我无法睁眼。因为新修了柏油马路，原来从拉萨到江孜需七八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五个小时。车到江孜长途汽车站，我简直不知身在何处。车站前面是崭新平坦的英雄路——江孜最主要的商业街。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一家：豪华浴室、溢碗面、东乡手抓肉、老李烤肉、江西超市、大拇指网吧、夫妻肺片、曹操饺子王、金苹果干洗店、圣佛诊所等。江孜农贸市场和工商合作社也在这条路上。旅游车、越野车、出租车、电动三轮、人力三轮、农民进城的马车，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要不是远处标志性的宗山，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沿英雄路走到头，就是宗山脚下上海援建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高大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旁边的黄色琉璃瓦凉亭和一潭碧水，似乎是参考上海的某个公园。到此之前算是江孜的新城。江孜城新旧分明， 再往南往西走，就是我熟悉的江孜老城。“多亏县里没钱，没法改造老城。”白居寺外一个开旅游商店的老板告诉我，“这一放就是好多年，我们的英雄城就这样被保护下来。”新旧交替，这是自然规律，但是最触动我的，还是藏族人的变化。以前在西藏旅行时，我习惯于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听人聊天、念经、摇转经筒， 现在，车前方安装了闭路电视，左右各一个。左面播放的是印度宝莱坞的肚皮舞：性感女人，丰乳细腰，边唱边跳，观众一个个伸着舌头，目瞪口呆。右边播放的是香港的武打片：江湖侠客，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人们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惊叹。有的孩子还模仿荧屏上的“武林高手”，嘴里发出“嗨、嗨、嗨”的打斗声。我坐在一角，闭着眼睛，心里问：我是在西藏吗？短短几年的变化让人震惊不已。就是这次的西藏之行，让我下定决心拍一部纪录片，虽然我没有能力把握西藏的过去，但我可以记录它的今天，用人类学的方法，潜下心来做一部反映普通藏族同胞一年四季生活的影片。当我向格勒博士提出我的想法时，立即得到他的热烈响应和倾力帮助。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藏地广人稀，我们到底在哪儿拍摄？格勒几乎走遍了西藏，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我们俩不约而同选择了江孜。除了圣城拉萨，江孜可以说是西藏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的热潮并没有冲击到宗山脚下的江孜古城区。或是改建的负担，或是保护的需要，总之，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幸存下来，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最佳背景。没去西藏之前，我有一种错觉，以为青藏高原上多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孤独的牧民信马由缰，牧马四方，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藏族人生活在农业种植区。江孜乃西藏第三大城镇，人口也只有七八千。老城街上最多的是牛羊，吃喝拉撒睡旁若无人。城里三条主道的尽头就是耕地，田畴井然，城镇周围则分布着许许多多古老的村庄。用格勒博士的话说：“村庄、寺院、城镇三点一线，这就是西藏。”我们拍摄的江孜人就是普通藏族人的缩影。江孜，藏语中的意思是“胜利顶峰，法王府顶”，这片富饶的土地确实造就了诸多英雄。据说，当年藏王松赞干布的父亲降服了统治此地的古老部落，然而使江孜扬名西藏的，却是夏卡瓦家族。几百年来，他们跃马纵横，驰骋在以拉萨为首的前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之间的富庶之地。一四一三年江孜法王绕丹贡桑邀请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到江孜，共同主持修建白居寺，召请西藏各地著名的金银匠、泥塑工匠和木匠，并专门从尼泊尔请来铜铁匠，前后历经十八年，一座集宗教和艺术于一身的宏伟巨大的寺院建筑群矗立在了年楚河边。白居寺的藏语简称是“班廓德庆”，意为“吉祥轮大乐寺”。时至今日，在白居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祥多门塔，它是白居寺的标志性建筑。在高达四十二米的塔内，有七十七间佛殿，里面的壁画因为绘制了大量的佛像，被人们尊称为“十万佛塔”。壁画上的佛、菩萨和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的造型庄重典雅、简洁流畅、层次分明、色彩鲜亮，其技法娴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置身其间，佛菩萨慈祥的面容、关爱的神情，把虔诚的朝拜者一下子就带入了清澈明亮、纤尘不染的超然境界。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对江孜白居寺更是情有独钟：“江孜白居寺壁画也许是我们知道的藏族艺术家们自己创作的最重要的艺术杰作，特点鲜明，前所未有。” 法国藏学家海瑟?葛尔美博士对壁画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藏族艺术家们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最为重要的纪念碑式杰作” 。此外，由于地处通往印度北部的路上，还是前藏和后藏的门户，江孜自然成为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西藏高原的一方重镇。清朝乾隆年间，驻藏大臣巡边时亲临江孜，并在宗山留下至今保存完好的碑文。一九○四年，荣赫鹏率领英军血洗江孜后，英国人在此地建立了第一个邮政和电报服务所。他们还试图让江孜的贵族子弟学习英文，培养对大英帝国的情感，西藏的第一所英文学校就此在江孜诞生。然而，长期封闭和一向排外的传统，最终使这所藏区唯一的外国学校很快关门。不过， 江孜的贵族确实从此学到了不少英国人的习惯：饮奶茶，喝咖啡，吃薄荷羊排，戴劳力士表，踢足球。时至今日，江孜老百姓最喜欢的糕点之中，就有英国人喝下午茶时吃的苏打甜饼，而英语里的点球、角球、越位等足球术语，更是江孜球迷的口头禅。江孜历来就是西藏的窗口，但是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这座英雄古城都有喜马拉雅山作为它永远的屏障。每次置身江孜，我都流连忘返。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它、观察它、发现它、认识它、记录它。每次来江孜，我都有一个愿望：在宗山脚下找一处住所。但每次我都黯然离开，因为所有的宾馆、饭店、旅社都在新城。这一次，我说什么都要在老城里为摄制组租一处传统的民房。在找到理想的民居之前，我选择的建藏饭店倒也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我被一本颇受旅行者欢迎的英语导游书《孤独的星球》中对建藏饭店的介绍吸引：“老板是一个会说英语的藏族人，这家饭店被我们评为江孜最好的家庭旅馆。”在建藏饭店住下来的第一天，我就决定让老板建藏成为我们影片中的人物。他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一双机灵的眼睛转一转就有新点子。他原本是江孜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县里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二○○○年，即青藏铁路开工之时，他瞄准了旅游的前景，用开诊所赚的钱盖起了江孜城第一家家庭旅馆。建藏饭店干净整洁，员工身穿制服，尽职尽责、细心周到。凭着《孤独的星球》的推荐，建藏不会缺少客人，我们的片子肯定也会不乏素材。达玛节开幕的那天早晨，我从自己房里出来，只见饭店前厅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建藏则忙得不亦乐乎。他一看到我就问：“孙老师，拔河用英语怎么说？我要向客人们介绍达玛节的活动。”“Tug-of-war.”（扯拽之战）我告诉他。“真有意思。拔河本应是乐趣，而不是打仗啊！”建藏笑着对我说。每天，我教他英语，他则教我藏语，已成默契。建藏认真地反复念“Tug-of-war”时，一辆越野车开进院子里。建藏站起身。“希望他们订了房间，不然我得把他们赶走，现在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一脸得意的微笑。一位坐在大厅对面沙发上、身穿传统黑藏袍的老妇人向我走来。“我来帮你。”她说。她看着我笔记本上用英文拼写的藏语单词说：“你为什么不用藏语写呢？”我说我只想学口语，以便能尽快和人交流。“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读和写都能学会。要扎扎实实地学，来，我教你怎么写。”她拿过我的笔和本子，开始写藏语的三十个字母。她的手稳健有力，字迹非常清晰，有如乐谱上的音符。我惊讶地抬起头，望着她那张苍老的面容，一根皮筋绑着脑后的老花镜，她这个年纪能识字的藏族妇女实在罕见。她到底是谁？建藏从院子里回来，用英语对我说：“No booking， sorry， no room.”（没有预定，抱歉，没有房间）然后又用中文问：“我说得对吗？”突然，他停下来，指着我身边的老妇人，“你们摄制组应该拍我母亲，她有一肚子的故事，而且聪明过人。就是她坚持让我学英语。我向你保证，你找不到比我母亲更好的藏语老师了。”我就是这样认识嫫啦的。“嫫啦”在藏语中意思是“老奶奶”，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是一位像寓言家一样的嫫啦。第二天的达玛节是江孜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人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开展体育竞技、商业交换和歌舞娱乐，要在这几天里驱走积压了一年的孤独与寂寞。所以有人说，如果把高原的生活比作流动的河，那么节日就是河流上的飞瀑。不知道是否因为组织得太具体，达玛节的开幕式比我记忆中即兴的欢乐要严肃有序得多。主席台一侧，百姓们穿着整齐，很有秩序地坐在砖和水泥砌起的观众台上有节制地说笑。仪式开始，江孜中学的学生、白居寺的喇嘛、江孜城的居民和十八个乡的农民，身穿节日盛装，组成方队，和着《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嘹亮乐曲，步伐整齐地从主席台前走过。我不由想起一九八四年我上大学时参加的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式。几个月都在进行中规中矩的正步练习，最后在天安门城楼前被我们全部抛开，我们跑着、跳着、唱着，突然打开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全国乃至世界震惊。那一年国庆的欢乐，让我永世难忘。我站在离主席台很远的人群中，身边是几个外国游客，他们大声鼓掌，拼命拍照，高声讨论为什么喇嘛们走得不像其他人那样整齐，他们将会参加什么比赛项目，是不是只为了摆摆样子。我很想告诉他们，达玛节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宗教节日， 是为白居寺竣工而举行的庆典仪式的延续。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十五世纪初，江孜法王绕丹贡桑为祭祀祖宗，请白居寺的喇嘛作法念经，跳神展佛，后来才增添了赛马、射箭、藏戏等娱乐活动。白居寺的住持和江孜县的宗本——也就是旧时的县长，主持整个活动。佛、法、僧是佛教三宝。在西藏，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节日，那简直就像天上没有太阳。就在几年前，达玛节还是在佛陀诞生的藏历四月的法事活动后举行。我就是在江孜佛诞节的庆典活动上第一次看到次成喇嘛的。他身体粗壮、面庞黝黑、不苟言笑，是白居寺民管会的副主任，负责整个佛诞节的念经、跳神、火供、坛城和展佛等一系列法事的安排。仪式的神圣庄严和次成喇嘛的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西藏，寺庙不仅是僧人修行解脱之所、信众朝拜供奉之地，也是藏文化和精神积淀的宝库。走遍西藏，最早的桑耶寺、拉萨的三大寺，后藏的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藏南的楚布寺，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布寺，每一个寺庙无不如此。江孜白居寺自然是我们影片的灵魂。我期待着次成喇嘛带我们走近这个神秘的喇嘛王国。不过我想，今天的达玛节可能是次成喇嘛最轻松的一天，也是爱热闹的年轻僧人次平最喜欢的一天。次平是我选中的另一位僧人。当初，为了反映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我还想挑选一名年轻的僧人，次成喇嘛便把他自己做的白居寺所有僧人的相册拿给我看，并一一介绍。当他翻到次平的时候，我顿时眼睛一亮。照片上的次平还是一个孩子，脸上荡漾着天真、顽皮的笑容。就是他这一笑，让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们会很喜欢次平。”次成喇嘛看着我说，“他刚进寺庙两年多，是白居寺最小的僧人，他的师父顿珠是白居寺的一个老喇嘛。”藏传佛教的传承是通过师徒，在徒弟心中，上师的地位甚至可以与佛陀等同，因为人们相信，没有上师的引导，就无法认识佛。上师以心传心，把佛陀的智慧以巧善而有效的修行方式传给徒弟。 藏族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没有上师之前，连佛的名字都没有。”佛陀曾告诉他的弟子：“在已经觉悟的一切诸佛中，没有一位不是依赖上师而证悟的。”这就是为什么藏族人对上师、活佛虔诚无比。能用刚出家的小僧人次平向师父学佛的过程，生动地展示藏传佛教的传承，并让观众跟着小次平一起了解佛教，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学佛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师父最为担心的，是次平能否把持住自己的心，在修行的路上能走多久。由市民、僧人、学生和十八个乡的农民组成的方队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接下来是令人兴奋的马术表演。骑手们骑着不配鞍的剽悍骏马，风驰电掣，争雄斗胆，一会儿骑马射箭，一会儿挥刀舞剑，一个不落地斩断成排的木桩。这些骑手都来自西藏自治区的表演队，江孜十八乡的代表则只能策马扬鞭跑上几圈。但是当地人相信，这一匹匹呼啸而过的骏马能把他们一年的厄运全部带走。我觉得更有趣的是牦牛赛。我从未想到笨重的牦牛可以跑得如此之快，简直像是越野车赛，充满力量，野性十足，藏族人的不羁、剽悍、勇武、憨直，在此时此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十八个乡的拔河比赛更有特色。两个粗壮的汉子，背对背站着，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从胯下穿过，目标就是要把对方拉倒。但是他们个个看起来强似牦牛，好像永远都不会被对方打败。热闹的达玛节转眼就结束了，江孜城一下子静了下来，空荡荡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昨日欢庆的痕迹，满地都是塑料袋、破报纸、一次性筷子和外卖餐盒，清洁工人忙碌着一车一车地运垃圾。建藏饭店里观看达玛节的游客也陆续结账离开。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建藏连忙叫服务员给我倒茶。他问我们摄制组其他成员什么时候到，这样好提前给我们准备好房间。“我的饭店可要预定啊。”建藏半开玩笑地说。住在建藏饭店当然很舒服，但是我们摄制组有十个人，加上很多设备，而且要住一年。“当然，如果建藏饭店赞助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我笑着对建藏说。精明的建藏一拍脑门，“我有个主意，我弟弟家的房子是新盖的，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很想帮助建藏的弟弟，但是那房子太小，后来我又看了几处，都不太理想。一天，我和摄制组的成员到城里拉则居委会，想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顺便也打听一下附近是否有民居可租赁。居委会就在赛马场的旁边，江孜一中的后面，是一所非常宽敞的传统民居，整个院落正对着宗山。我刚一进院就和摄制组的人说，我们要是住在这里多好啊！可是这是居委会办公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别白日做梦了。没想到，我们说起租房的时候，居委会主任爽快地说：“还找什么？你们可以住在这里。”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们可以回家办公。” 主任认真地说，“租金可以给我们居委会做工作经费。”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马上说：“我带你们去看看房子。”说着，他拉起我们就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你们住在这里很方便，这本来就是一所民房，几年前我们居委会挑选新的办公地点，我就选中这里，多好的地方！”这确实是一所典型的藏式民居：宽敞的院落有篮球场那么大，地上长满茂密的青草，院中种着十几棵错落有致的小白杨。从边上的台阶上去，是一个宽敞的阳台。正面乃是经堂，是这里最大的房间，足有五十平方米，除了到寺庙烧香、拜佛、转经，很多藏族家庭也请喇嘛到家里念消灾祈福经，经堂就是作此用的。阳台右边是两间卧房，左边是一间卧房一间厨房。藏族人的厨房，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厨房，房间宽敞明亮，除了做饭之外，吃饭、聊天、接待客人、睡觉，都在这里。这里也成了我今后一年里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我们把所有的房间都看完后，书记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我们这里还没有接上自来水，用水要到外面去打，你们可能会不习惯。”在回建藏饭店的路上，我确实有点犹豫。十个人吃饭、洗漱所需用水全要靠三轮车拉，洗澡要到街上的公共浴室，厕所在房子后面，虽说有五间卧室，其中两间还要储存居委会的办公用品、档案、牛粪和柴火，还不如城里一般居民的条件。在这里生活一年，我能承受，但是摄制组其他成员是否会觉得太艰苦？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真正融入到百姓之中，在拉则居委会住下来后，更多的优势逐步显现。很多居民以为这里还是居委会，时不时地推门而入，看到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他们好奇地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要找居委会反映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造访，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所以有些居民没事也愿意到我们这里坐坐。就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 我们加深了对他们以及拍摄对象的理解，掌握了种种拍摄线索，也从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住的地方不用操心了，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寻找拍摄对象的工作。除了白居寺的两个僧人和建藏饭店的老板，我希望在江孜城里再找两个。几周下来，我每天在街上散步时最经常看到的两种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是盖房子的藏族包工队，一是蹬三轮车的小伙子。江孜城也像内地一样，被一股小小的房地产热浪冲击，不过居民多是用传统材料修建藏式民居，雕梁画柱，坚固得像城堡。建筑是囊括藏族传统文化“五明”之一的工巧明，其他四明是语言文字即声明，医药学即医方明，逻辑思维即因明，以及讲佛学佛的内明。建筑也承载着藏民族根深蒂固的习俗，例如在西藏农村，房子前面不能只有一棵树，因为它孤零零地随风摇摆，会把主人的希望摇没了。一个藏族包工头，不仅是藏族经济也是文化的载体，更何况工程、工期、工人、工资等一系列事情，定会给我们的片子带来丰富的内容。对于电视纪录片，人物是主角和灵魂。我们需要一个理想的包工头。我注意到，我去的几家工地都是一个叫仁青的包工头承包的。“他是江孜最好的包工头。”人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一天，我终于在工地上遇到了这位声名赫赫的仁青。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尽管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式的毡帽，脸晒得黝黑，指挥工人干活时干净利落，但说话的时候，却满脸羞涩，还不时吐舌头，谦卑得很。仁青乐意加入我们的拍摄，我只是担心他是否过于腼腆，会有碍表达，但是拍摄不久，我就发现我的顾虑纯属多余。仁青精明、干练、勤奋、质朴，而且雄心勃勃。而如今，这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包工头，将面临事业上最大的一次挑战；同时，他那服刑十年的儿子就要回来了。仁青的事定了下来，我们在江孜城里寻找的最后一个拍摄对象却成了难题：没有一个拉三轮车的愿意上镜头。我每天出门，都要故意坐三轮绕城好几圈，但都得到同样的答案：“穷又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干吗还让别人看笑话？”最后我把寻找三轮车夫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的摄影助理罗丹。他是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十二岁离家之后，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年，先是在北京西藏中学上学，后来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罗丹原本想留在北京闯荡一番，但孝顺的他听从了父母的意见，回到西藏，被分配到江孜县宣传部工作。我们急需像他这样汉藏语都好，又熟悉电视行业的专业人员，于是请求江孜县委把他借调到我们摄制组。罗丹马上行动起来，但是每天都失望而归。“没想到这么难。一天坐十几趟三轮，屁股都快起茧了。” 作为江孜政府的一员，罗丹自然去找过民政部门，但推荐一个劳动模范容易，找一个拉三轮的却有些困难，罗丹不得不自己满大街去找。一天，我接到罗丹打来的电话，语气兴奋。“孙导，我终于找到一个，成不成，就看你能不能帮忙说服他！”我连忙赶到街上，从远处就看到罗丹正在给一个小伙子点烟。那小伙子脸庞消瘦，衣衫不整，一只脚搭在车轮子上，似乎随时都有走的意思。我走上前去。罗丹说：“这是拉巴，他很能讲，但不太愿意出镜。”“就是，”拉巴轻声说，“我们很穷，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们付我工钱吗？能帮我找份工作吗？” 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那边有生意，对不起，我走了。”看着远去的拉巴，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喜欢这个小伙子的坦率，也喜欢他倔强的性格。问题是如何说服他。罗丹以他长期在县委工作的经验，出了一个主意，请拉巴家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帮助我们做动员工作，没想到事与愿违。“你凭什么跑到我家来？”拉巴大声对那个干部嚷嚷，“嘴上说得好听，心里根本没有我们。这时候倒有脸到我家来！”街道干部被拉巴骂了出来，我们也灰溜溜离开了。但是，我比拉巴还倔，我觉得三轮车夫的角色非他莫属。我从罗丹口中得知拉巴喜欢喝酒，就告诉摄制组成员，不论谁在街上碰上他，一定请他到我们住处做客。拉巴也不客气，一请就到，甚至不请自来，最后成了我们的常客。但他一直没有提到参加我们的拍摄。我也不着急，常常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还征求他的意见。终于有一天，他到我们这里吃饭，几杯酒之后，拉巴看着我，站起来，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孙导，我决定参加你们的拍摄，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吃饭、喝酒，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你们尊重我，看得起我，我也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我这个人毛病挺多，将来有哪里做得不好，请你们多包涵。”拉巴给我们带来了最曲折最感人的故事。江孜城里的拍摄对象确定后，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江孜县有十八个乡，两百多个村子，我们应该选哪个村呢？一天早晨，我和边巴一边喝茶，一边商量。“要不，我们请个法师算算，看看我们应该在哪儿找？这样就省得跑冤枉路。” 边巴对我说，“在西藏的农村，男人找老婆就是先让法师按照他们的生辰八字算一卦，看老婆从哪个方位来才不克男人。法师一旦决定一个方位，别的地方的女人就都不能考虑了。我们要做的可比找媳妇重要得多！”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我不知道边巴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我发自内心感激格勒博士从西藏社科院给我们借来边巴，他负责协调我们在村子里的拍摄，这是最辛苦也最困难的一项工作，只有他能胜任。边巴精通藏语和汉语，每天工作之余听他讲藏族笑话、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或者是佛经典故是我最轻松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不光是我有这样的感受，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过去十几年多次深入西藏实地考察，边巴也是他不可或缺的助手。但是，边巴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他常常对我说：“干吗那么认真呢？你们累，我也累。大家都快乐点多好。笑笑，笑一笑十年少。”“我早已经算好了，”我笑着告诉边巴，“就在离江孜城二十八公里的卡麦乡。”边巴惊讶地看着我，一脸敬佩之色。其实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已经确定的拍摄对象建藏和仁青都来自卡麦乡。如果农村的拍摄对象也在卡麦乡，这样人物就相对集中，便于拍摄，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捕捉突发事件。另外，同出一乡，人物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也会产生很多故事。“看来你比法师还厉害。”边巴开玩笑说。几天后，边巴兴冲冲地从卡麦乡回来，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的尘土，便大声宣布：“孙导，你可一定要好好地犒劳我，我不但给你找到了医生，此去还一举两得。你不是说片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基层干部吗？我觉得卡麦乡的妇女主任再合适不过了。”我首先想在卡麦乡找一个乡村医生，因为我第一次到西藏下乡的时候，突然生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找到一个乡卫生所，一见给我看病的医生，病就好了一半。他穿了一件几乎和做饭时系的围裙颜色差不多的白大褂，所用医疗设备也极其简陋。我要了两片药，找了个借口一溜烟跑掉。十几年过去了，西藏的医疗卫生条件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驱车前往卡麦乡。在通往日喀则的干道上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即右转进入卡卡山谷。夏天的河谷里充满生机。田野里的小麦和青稞随风泛波，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穿插其间，村庄里的白色民居仿若天上的云彩映在了地上，与远处巍巍高峰上的积雪遥相呼应，点染成一幅油画中最明丽的亮色。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目光所及让人心旷神怡。在这个季节开始拍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适应，没有高原反应，精力充沛，热情高涨。虽然乡间土路磕磕绊绊，道路却笔直地通向远方，最后消失在山尽头湛蓝的天空下。路上偶尔有马车拉着妇女和孩子，纷纷向我们招手。蹚过一条水流并不湍急的小河，就进入了卡麦乡。此处一派休闲的田园景象，真是再好不过的拍摄地。“就是缺水，否则就十全十美了。当年莲花生大师的宝瓶再大一点就好了。”边巴指着路边灌溉用的引水渠，风趣地说。莲花生大师是印度著名的瑜伽大师，公元八世纪受吐蕃王之邀入藏传法，翻译经文，并主持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对藏传佛教的贡献，犹如孔子之于中国文化。但是他和卡麦乡有什么关系？边巴于是给我讲起了年楚河的传说。年楚在藏语中意为“尝味水”。相传莲花生大师把他的宝瓶寄放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一座神山上，此后，雪水不断地从山上流下，雅鲁藏布江中游年楚河平原的百姓就饱尝了甘露，所以给这条河取名“年楚”。可惜卡麦乡离年楚河稍微远了点，需要引水灌溉。即使如此，放眼望去，绵延至遥远山边的青稞和油菜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人称江孜为西藏的“粮仓”。据边巴介绍，卡麦乡在江孜十八乡中数一数二，不是指收入，而是指人口。此地有八百多户，五千余人，分布在十二个自然村。今天我们要去的乡政府在麻加村。我们的车刚一进乡政府大院，就看到一个女人从崭新的办公楼后面的平房里快步走出来。“这就是普赤，你要找的基层干部。”边巴指着她说。我一眼就看出来她是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还未开口，脸上就堆满了笑容，这不是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摆出来的逢迎的笑脸，而是真诚、热情的笑容。没有任何寒暄，普赤指着边巴就说：“我不行吧？你走了后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什么可拍的。你看我行不行？”普赤话犹未完，我立刻抓住她的手，道：“您行！”我和普赤兴致勃勃地聊了整整两个小时。边巴不得不提醒我：“一年的话不能一次说完呀，留着点，下次来了再说。现在我们该去乡卫生所看拉姆医生了。”“我陪你们去看拉姆医生吧！”普赤热情地说。我知道她很忙，便婉言谢绝了。“行，我也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只管找我。”选择普赤是我在寻找拍摄对象过程中最干脆的决定，完全凭直觉，但我的直觉是对的。一年的拍摄证明，她是最活跃、故事最精彩、最让我惊讶的一个女人：一个忠心耿耿的乡村干部、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一个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女人。乡政府崭新的办公楼旁边就是乡卫生所，那是一个土墙围起来的院落，一进院子，两边是菜地，如果大门上没写“卡麦乡卫生所”几个字，我真不敢进来。菜地后边，房屋前，一排杨树笔直挺立。几棵树下坐着正在输液的病人，药瓶就挂在钉在树干上的钉子上。他们靠着树席地而坐，一只手上扎了针头，另一只手端着酒杯，每人身边都有个盛青稞酒的塑料桶，大小不一。一个小男孩在这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身边跑来跑去，这里被搂搂，那里被抱抱，这个病人给点吃的，那个病人让他喝一口酒，显得十分亲热。院子里一排平房，一边是手术室和门诊室，另一边是临时病房和拉姆医生的家。门诊室里只有一桌一椅、一条候诊的长凳和一排药橱，墙上贴着红十字会介绍妇幼保健和预防结核病的宣传画。门诊室里有几个候诊的病人。拉姆医生正在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扎着“干针”，这是藏族人对针灸的称呼。她看见我们进来，冲我们微微点点头，示意稍等。拉姆身材不高，显得有些消瘦，口罩上方的一双眼睛安静平和，神情安详如出家之人。处理完最后一个病人，拉姆摘下口罩，和我们打招呼，一个劲儿地道歉。从交谈中，我了解到拉姆医生的经历。她和丈夫扎西初中毕业后在日喀则红十字会培训了两年，现在，他们俩和另外一个医生一起，负责卡麦乡五千多口人。也许是自己也感觉医术不精，拉姆医生消瘦的面庞带着一抹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伤。我们拍摄期间，拉姆医生积劳成疾，而她竟然相信自己的胃病是由于前世的孽障造成的。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西藏这类事不足为奇。西藏本土的苯教崇尚万物有灵。据民间传说，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藏王赤松德赞请印度高僧帮助修建西藏第一寺——桑耶寺。苯教神灵鬼怪的地位受到威胁，开始向人们发难，先是雷劈布达拉宫，接着是瘟疫、荒年，再后来就是支持苯教的贵族们摇旗呐喊，反对佛教，一时间，天怒人怨，桑耶寺的建造不得不停止，印度高僧也被送回本国。后来，著名高僧莲花生大师应邀前来，他降伏的第一个凶神就是念青唐古拉山神。在西藏古老的神话中，在苯教的万神殿里，在牧羊人和狩猎者的传说和歌谣里，念青唐古拉山神为西藏四大山神之首，他居住的唐古拉山最高海拔7162米，绵延几千里，终年白雪皑皑。山神威力无比，甚至是布达拉宫所在红山的保护神。传说莲花生大师用念力使念青唐古拉山的千年积雪融化，迫使山神俯首帖耳，皈依佛法，并成为佛教的保护神，其三百六十个随从，也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三百六十座山峰的山神，也向莲花生大师许下了守护佛教正法的誓言，但是他们可以保留诸多恶习，如饮血食肉、妒忌偏执、脾气暴躁、反复无常。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有护法之责，并无普度众生之力。 这只不过是传说，重要的是，佛教融合了西藏本土文化，在苍茫的青藏高原上深深地扎下根来，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在江孜住下不久，我就意识到神灵在藏族人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他们认为，树木、花草、庄稼、动物、房屋、水井、河流、山川、土地等世间万物皆有灵，当然，人就更离不开各类神灵的保护。男人把他的生命神扛在右肩，女人扛在左肩，家里房屋的顶上是顶神，门上有门神（一般是门框上的牛羊头或牛羊角），还有护家神拉姆，保护一家平安并发财致富。如果哪位主妇把厨房弄脏，灶神一旦生气，全家就会得病。每年秋天收割的青稞要先放一把在灶台上，敬给灶神。如果主妇烧饭时不小心溢了出来，她会连忙说：“不是我，是邻居家的茶溢出来啦！”有一天我到村里，看到几个妇女坐在一起纺线，一个小女孩在她们旁边玩耍。小女孩脸上有点脏，但是充满了灵气，尤其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晶莹透亮，流盼生姿。我不由得夸她长得漂亮，但还没等我说完，她母亲就愤然起身，拽着女孩就走。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旁边的妇女解释说，村子里的人认为夸奖会招来鬼神的妒忌，甚至会导致小女孩生病招灾。赞扬会惹祸上身我可以理解，但还能使人生病？既然神灵鬼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主宰着人们的命运，那么在人与神灵鬼魂的沟通中，就需要媒介，借其把人们的敬重、祈求和愿望传递给它们。在西藏，这种媒介就是乡村法师，或者巫师。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希望我们的影片中能有这样一名举足轻重的人。 我到江孜不久，就着手打听县城周围的“阿巴”，也就是民间法师，但多数断然拒绝了我们，即使偶尔有同意的，也不愿意就其所作仪式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天机不可泄露。结果我们把影片所需的其他拍摄对象都找齐了，唯独乡村法师还没有着落。终于，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找另外一个拍摄对象的时候，边巴给我带来了希望。一天，他从乡下回来，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对我说：“孙导，你怎么奖励我吧，我腿都快跑断了，才找到他。”“是给我们算卦的法师吗？”我开玩笑地问。“是我们要拍摄的法师！”边巴认真地说，“当然，你也可以让他给我们算一卦，他们家好几代都是干这行的，据说干得不错。”好事多磨，边巴踏破铁鞋才找到的乡村法师，其实就住在卡麦乡第一村。乡里领导早就介绍过，但是边巴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家里没人，所以把十二个村子跑了一遍后，又回到了第一村，也就是唐麦村。我们的车在村口一排转经筒前慢了下来，然后向右急转弯。这时我看见很多人，像是刚散了会。仔细一瞧，原来他们都带着水桶，有的扛在肩上，有的驮在马背上，还有的放在马车上。边巴说，唐麦村有六百多口人，就这么一眼水井。我们的车小心翼翼地从一长队等待打水的车马和人群旁边驶过，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村里走。除了路边的电线杆和一两辆摩托车，村口的水井是唐麦村唯一的现代生活标记。我们在一扇铁皮大门前停下，边巴伸手一拉小门上的一个皮圈，门便开了。“我代表仁增一家欢迎我们到来。”边巴躬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然后大声唤了几嗓子。这个宽敞的院落里，马车、拖拉机随随便便放着，牛和鸡懒散地踱着步。院墙墙头是贴得整整齐齐的牛粪饼，墙角则堆积着干牛粪饼。仁增家的房子是典型的藏式民居，上下两层，下边养牛、羊和鸡，上面住人。 我们绕过两只羊和几只在横杆上打瞌睡的母鸡，爬上了楼。一个相貌端庄、身材高挑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这是仁增家的女主人央宗。这是我们摄制组的孙导，是她命令我在村子里找一个法师。”边巴开门见山地介绍了我。“你要找次旦？他正在给人看病。来，我带你到经堂去。”央宗拉起我的手。她说话时两眼含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我觉得央宗好像把我带进了寺庙。经堂进门右手靠墙放着一个色彩鲜艳的供桌，上面供一尊小佛像、几盏酥油灯，旁边是各种法器。对面朝南的长窗户足占半面墙，强烈的阳光虽然被金黄的窗帘挡住，还是让整个经堂沐浴在暖洋洋的气氛中。怒目金刚护法神和几位活佛的照片正从中间的房梁上俯视着盘腿而坐的次旦法师。随着次旦法师微微欠起身，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侧对面的中年妇女，她的左脸颊肿得像个桃子。突然，次旦法师开始朝女人的脸上吐唾沫，然后又把唾沫吐在左手的一个小竹篮。大约一分钟后，次旦法师停下来喘了口气，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示意我和边巴坐在病人的旁边，然后他又接着吐唾沫。这时我才注意到次旦光滑白嫩的皮肤、雍容慈祥的面庞，和我看到的任何藏族人都不同。大概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屋子里念经作法吧。五分钟后，病人起身，往桌子上放了张在手里攥捏得发了潮的一元纸币，满脸感激之情，小心翼翼地倒着走出房门。来不及寒暄，我就禁不住问次旦，那个女人得了什么病，需要如此奇特的治疗。“她牙疼。”“是发炎了吧？”我想着她肿得像桃子一样的脸颊。“不完全是。她鬼魂附体，我在给她驱邪。”我不明白牙疼和鬼神有什么关系？即使有，次旦吐唾沫怎么能驱鬼神，但是现在不是提这种问题的时候。次旦法师已经起身，说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家里人，他们都在隔壁的厨房。我们随次旦法师走进仁增家的厨房，顿觉到了另外一个时代。橱柜的一格里搁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上面厚厚一层尘土，好像很久没有人看了。电视下面是部电话。仁增一家正围在炉边喝茶、饮酒、聊天。次旦法师首先给我们介绍的是他二哥顿旦。顿旦高大魁梧，双目炯炯有神。握着他强壮有力的双手，我感到一种力量，让人可以依靠的力量。顿旦今年四十六岁，比次旦大十一岁，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力，也是仁增家的当家人。次旦的大哥洛嘎坐在厨房的一角，呆呆地盯着我们，不时毫无缘由地咧嘴大笑。他今年四十八岁，但是身材矮小，牙齿稀疏，头发像冬天里干枯的野草。边巴说，他从小就是这样，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是她把你们介绍给我的，是不是？”次旦哈哈大笑。次旦的幽默、风趣、热情和他所代表的神秘的鬼怪神灵世界，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我知道他的世界和我们的相距甚远，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绝不应该是隔阂。如何走近他的世界，进而了解藏文化独特的魅力，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这也正是西藏一年的期望所在。从法师、农民、僧人、干部、医生、老板、三轮车夫到包工头，我相信我们选择的拍摄人物代表了今天的藏族人， 而他们的祈盼、他们的虔诚、他们的困惑，还有他们的酸甜苦辣——这一切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就是这一切在我们一年的拍摄里，时时刻刻吸引着我、感染着我、打动着我、启发着我。 他们的慷慨、真诚和信任让我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分了解。尤其是仁增一家，他们把我当成家人，对我敞开心扉，为我打开了一个奇特的精神世界的大门。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提出各种问题，对于我的无知和无意间的冒犯，他们总是报以微微一笑，然后给我耐心地解释。从十八世纪西方的探险家，到青藏铁路开通后掀起的西藏热，神奇广袤的青藏高原具有让人魂牵梦萦的魅力，诸多关于西藏的书籍——从自然风光掠影、民俗风情猎奇、血腥历史回顾、意识形态斗争到高僧大德的轶事——足以为证。然而，我们很难从中看到普通藏族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心声，体味他们的甘苦。《西藏一年》讲述的是仁增一家和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毋庸置疑的是，百分之九十的藏族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西藏。秋收就要开始，不祥的铅云层层叠叠笼罩在唐麦村上空，翻滚如群群脱缰的野马，闪电不时在云层间划过，沉闷的雷声在山谷中隆隆回荡。但是，恶劣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欢乐的情绪。一大早，村里的男女老少就纷纷走出家门。今天是达热节，乃秋收前唐麦村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祭祀仪式。男人们头戴色彩鲜艳的织锦翻毛皮帽，身穿镶边的皮毛藏袍，腰间别着装饰精美的藏刀，脚蹬传统的藏靴。当然，无论他们袍子上镶的是水貂皮、豹皮还是更为稀有的虎皮，都无法和他们的女人媲美。仅仅是她们脖子上沉甸甸的银项链，配上不事雕琢的大块琥珀、绿松石、红珊瑚就足以令万物失色。她们腰间的围裙那五彩的条纹，随着腰身的摆动，颜色变幻无穷，就像倾泻到地上的一道道流动的彩虹。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打扮自己的儿女。孩子们和大人一样的服装，一样的配饰，一样的光鲜艳丽、光彩照人。人们都朝一个方向汇集：村东口插着五色经幡的白色无顶小房屋，那是供奉域拉的地方，即神垒。域拉管辖着村子上空的天，村子附近的山，山上流下来的水，水边的土地，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动物和植物。域拉还是一位战神，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属地，随时都会向入侵的神灵宣战。达热节的最重要人物当然是次旦法师。此时，他正穿过人群不慌不忙地向神垒走去，一路频频向和他打招呼的人点头示意。村里的人对他很尊重，有的人还伸出舌头，表示敬意。次旦平时很随和，但在这种场合下要保持一个法师应有的矜持。他身后紧跟着穿戴一新的大哥洛嘎、二哥顿旦，他们的妻子央宗，儿子晋美、嘉措和贡嘎。他们抬着一个铁箱子，拎着一个车轱辘大的牛皮鼓以及鼓架，背着一大筐食物，手提两大桶青稞酒，还抱着一小捆刚刚从地里割来的青稞。次旦法师径直走向神垒附近一个给他预备好的矮桌，在矮桌后面的卡垫上盘腿而坐。洛嘎把拎着的鼓架子哐当一声放在次旦背后。顿旦一句话没说，连忙把它移到次旦左手边，把扛着的鼓固定在鼓架上，然后把钹放在次旦的右手边。与此同时，次旦像变魔术一般从身边的铁箱子里取出金刚杵、铃、盛净水的银瓶、孔雀毛，用糌粑、酥油和红糖做成的像窝窝头一样的“措”以及经书，一一放在矮桌上。然后把蘸了净水的孔雀毛在矮桌上晃动了两下。央宗立刻在旁边点起一小堆糌粑和柏枝。她在煨桑，这是藏族人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人们相信桑烟能净化空气，而且是天神喜欢的气味，桌上摆放的措则是给域拉和诸神的供品，象征着吉祥如意。做完这些后，次旦闭上双眼，在专注的意念中入定，嘴唇微动。后来他告诉我，这是在观想本尊神马头明王、护法神吉祥天女和根本上师。人们都跟着他默默祈祷。突然间，鼓钹齐鸣，次旦用右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击钹，手里摇着的铃铛随着钹发出清脆的响声，左手则拿着鼓槌击鼓，抑扬顿挫的鼓声不断变换着节奏。鼓声、钹声和铃声通过次旦灵巧的双手，显得那么和谐。次旦神情专注，动作协调，简直就像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奏。这些声音伴随着次旦愈来愈响亮的诵经声：“东西南北中诸方神女呵，恭请您大驾光临！我们已为您设下丰美盛筵，等候您尽情享用。酷爱肉的请吃肉吧，酷爱血的请饮血吧，酷爱皮的请取皮吧，我们倾其所有毫不吝惜。请您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仪式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唐麦村的村长把各家的男人分成几个小组，拿着今年从每家地里收割的第一簇青稞，放到村外的山上、水渠边、最远的田里、村里的十字路口、井边、各家的房顶。这是进献给各方神灵的供品，山神、河神、村神、井神，一个都不能落下。在天边滚滚的雷声伴随下，在响亮的鼓、钹、铃和全村人的欢呼声中，次旦法师再次向域拉和诸神发出真诚的祈愿：“期望众神灵及其眷属能心想事成，事事如意，战胜一切障碍，吉祥圆满。”同时他也希望众神灵，尤其是域拉，对村里人的供品满意。“下次呼唤你们，请一定再来相助！”最后，次旦也不忘提醒诸神行善勿恶：“完全调伏自心，是为佛之教法；诸法如同幻影，纯净明亮无垢污；不能持有不能言说，一切生于因和业；本性为无亦无处在，如此佛法要知晓。”神圣的仪式结束了，全村人都站起来，围成一个大圈，每人手里都握满糌粑，欢呼着“愿善神得胜！愿善神得胜”，随着每一声欢呼，将糌粑一次次撒向空中，然后向男人的右肩和女人的左肩抹糌粑，相互祝贺。撒完糌粑，人们打开他们带来的炸果子、奶渣、糖果、苹果、橘子、酥油茶，端起青稞酒，开怀畅饮，并开始放声高歌。快乐的歌声豪放如奔腾的河水，清纯如远山的白雪。“到了山顶要唱歌，山上所有的生命都很高兴听你的歌声；到了河边也要唱，水里所有的生命都很高兴听你的歌声。”这是藏族老人告诉后代的一句话。祭祀神灵的时候也要唱，因为歌声自古以来就是取悦众神的最好方法。当然，不用老人说，在朋友相聚的时候更要唱，让所有的人因你的歌声而高兴。我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是发自心底的欢乐。如果真有域拉，而且他真被次旦法师召唤来了，此时此刻，一定非常高兴看到他的属民感激他给予的一切，感激此时此刻他们拥有的一切。活在当下，这不光是佛陀的教诲，更是高原严酷的生活给予他们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了拍摄全景，我们爬到村外的高地上，极目远眺，山脚下神垒周围的人们看起来是那么渺小，那么孤独；乌云笼罩下的村落，置身无垠的山峦之间，则有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青藏高原上农作物的产量本来就不高，加上气候变幻不定，旱灾虫灾、骤雨冰雹随时都会降临，让人束手无策，只能祈求神灵的保护，向神灵祈祷，让他们高兴，进而得到他们的恩赐和庇护。每次摄制组从江孜城开车到卡麦乡的时候，我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卡麦乡所在的这个山谷是西藏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西藏多数地方还要荒凉得多。无需多出众的想象力，就可看到这样一幅情景：牧民驱赶着他的羊群游走在广袤的高原荒野上，很多天遇不到一个人，不得不独自面对苍茫的天地，听任大自然无情的摆布。生活在如此令人生畏的自然环境中，靠什么来解脱呢？只能靠信奉种种神灵。而正因为这样，他们坚信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要快乐地生活一天，因为生命无常，必须珍惜；因为自然严酷，必须乐观。正因为珍惜，他们感谢神灵的赐予、一年的收成、亲人的健康。正因为乐观，他们全家围坐，举杯庆祝，希望有一个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往年的秋收在答谢域拉后第二日就开始了，但不知道域拉今年是不是没有听到次旦法师的祈祷，或者是对供品不太满意，几天来，唐麦村一直阴雨连绵，根本无法下地收割。此时的青稞本应该在太阳下点头微笑，在田野里随风舞蹈，等待着人们热情的拥抱，可此时它们却在连绵秋雨的浸淫下，低头叹息。我们天天从电视、收音机和报纸上收集气象信息，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为了拍摄仁增家的秋收，我们决定碰碰运气，希望高原上变化无常的气候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天刚亮，摄制组就冒雨向几十里外的仁增家赶去。仁增一家也和我们一样，早就万事俱备。不同的是，他们几日来天天如此，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作好收割的各项准备。他们没有广播、报纸，而西藏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和卡麦乡的实际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凭着生活经验，焦急地等待，等待域拉显灵，把雨停下，等待他们辛苦一年来唯一的收获。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每天只有失望。我们干坐在仁增家的厨房里，沮丧地看着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顿旦、次旦还有央宗都低着头，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吃糌粑，一言不发，每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最后，还是央宗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你们觉得今天上午雨会停吗？昨天我去地里看了，湿得快没法下脚了，去年这个时候，青稞都已经收回来了。真是急死人啊！”“问题不大。”次旦微笑着说，他想缓和一下气氛。顿旦起身走到院子里，透过雨帘眺望远处的天边。回到屋里，他重重叹口气，“乌云越来越重。”说完，狠狠地抹了一把脸，甩掉手上的雨水。开心的只有洛嘎。他虽然是家中长子，已四十八岁，可因小时生过病，现在智力只及一个小孩。他不明白，一大早，有吃有喝的，大家为什么还愁眉苦脸。来西藏之前，我收集了很多有关供奉域拉的资料。有一本书中提到从前西藏人做重要法事时所需的贡品：大都是些罕见的物什，当然也有常见的鲜花和最好的食品。相比之下，再好的青稞和豌豆分量也显得轻了些。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次旦，他笑了起来。“你从哪儿听来的？我们的域拉没有那么挑剔。如果你心诚而且尊敬他，他就会帮你。”次旦说到域拉时充满了敬意，那语气让你感到像在唠叨一个老朋友。“今年的收成会如何呢？” 我想起了地里稀稀拉拉的青稞，活脱脱一个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今年春播时雨水不够。”次旦轻声说。“我敢肯定，如果域拉春播时多打几个喷嚏，今年的庄稼准会有好收成。该下雨的时候偏没雨，现在马上要秋收，他却来劲了。”边巴发着牢骚。大家都抬头望天上的乌云，谁也没有应声。可能是怕域拉听见。域拉权力很大，脾气也不小，很容易生气、发怒。如果人们忘了向他祷告，祭祀仪式不周，在森林里点火，或者背地里抱怨，都有可能使他不悦，其结果就是闪电雷鸣、狂风暴雨、大雪冰雹、干旱瘟疫。当地人认为这些灾难，尤其是冰雹，是域拉和其他神魔对他们的惩罚。冰雹是神魔的箭。像域拉这样的地方神、龙神和雪山神都有释放冰雹的本领。最厉害的是雪山神，他们被称为冰雹王。西藏有十八个冰雹王，总头领是念青唐古拉山神。传说莲花生大师在驯服了念青唐古拉山神和其他能降冰雹的神灵后，告诉他们：你们只能够危害那些违约之人、虐待孩子的父母、不善待父母的孩子、残忍的动物和其他作恶之人，也可以把冰雹降在那些争斗不断或者是私生子很多的地方。藏地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关于冰雹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西藏最伟大的苦行者、解脱者米拉日巴七岁的时候，父亲不幸去世。从此，米拉日巴厄运不断。伯父强占了米拉日巴之父留下的家产，而且强迫米拉日巴的母亲做他的儿媳，母亲誓死不从。母子相依为命，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米拉日巴长大后，母亲让他出外学习诅咒之术，以报仇雪恨。三年后，米拉日巴学成归来，恰逢伯父家里举行婚宴。米拉日巴一声咒语，顿时晴天响起霹雳，伯父家的房子顷刻间全部倒塌，出席婚宴的三十五人丧命于废墟之下。接着，米拉日巴又念咒招来冰雹，把村里刚成熟的青稞打得稀烂，牛羊也死了多半。但当米拉日巴看到乡亲们家破人亡的惨相，他懊悔了，于是毅然出家，潜心修行，几经磨难，终于悟道。如果冰雹真是神魔的惩罚或是咒师的诅咒，这对江孜人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江孜县志的纪录，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江孜县遭到冰雹灾害一百七十次，平均每年近八次。一九八四年发生了一次罕见的雹灾，最大冰球有乒乓球大，百分之九十的农作物被毁。一九九四年，卡麦乡遭受特大雹灾，卡卡沟上面的六个村子几乎颗粒无收。初夏到江孜，至今日已历三个多月，我不能说对此地了如指掌，但至少所有的拍摄对象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心地善良、虔诚慈悲、热情忠厚、任劳任怨，尤其是仁增一家，我从来没听见他们抱怨过什么。也许是他们担心抱怨会令神灵不悦而受到惩罚，但我认为，与人为善之念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仁增一家所在的卡麦乡离江孜不到三十公里，距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也只有七十公里。日喀则市是山东省对口援建城市，其中星级宾馆就有十几家。宽阔的城市广场、喧嚣拥挤的各式餐厅、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装饰华丽的专卖店、五光十色的卡拉OK厅、桑拿、美发、按摩房……俨然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而每次来到卡麦乡的仁增家，我都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时代。仁增家有二十四亩地，一年的收成，除供一家人吃用和做青稞酒外，略有节余。家里还养了三十多只牛羊，但是一年最多宰两三只羊，牛奶则用来做酥油，牛粪做燃料，羊毛织成衣服、鞋、毯子供家里使用。村里人的生活与他们家一样，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仁增家在唐麦村九十多户中还算是殷实人家，次旦法师念经作法所得的钱可以购买化肥、拖拉机用的柴油、农具、肥皂、食用油、肉、糖、茶、盐、蔬菜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从我们跟踪拍摄他们以来，他们每天多是吃糌粑、土豆、面朵朵加上几块干肉、辣椒，少有青菜，偶尔有米饭和鲜肉，那一定是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是有什么重活。村长告诉我们，村里有些家庭连灯泡坏了都舍不得换，更不要说交电费了。在农民只靠种地为生的年代，西藏农民的平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领先。但现在内地农民依靠办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收入不断增加，相较之下，在江孜，除了一些家庭能织地毯，挣钱的路子并不多。近些年，卡麦乡的年轻人也开始外出谋生，但是他们只会说藏语，而且没有什么技能，多数人只能在拉萨或者是藏北那曲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挣钱，补贴家用。而仁增家连这样的收入也没有，因为他们想让四个孩子都上学，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从秋收开始就一直愁眉不展的原因。如果晋美和嘉措考上大专，他们的学费就全指望着一个好收成，能多卖余粮了。可是老天不作美，天上乌云越积越厚，如果温度突然下降，往往预示着冰雹即将来临，而冰雹就会让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焦急的等待，持续不断的诵经祈祷，终于让域拉露出了笑脸。其实就连我这个无神论者，几天来也在默默地祈祷上天眷顾，倒不是因为我想拍到蓝天白云下收获的场景，而是衷心地祈盼人们脸上再露出欣慰的笑容。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卡麦乡处处一片欢腾的丰收景象，仁增一家全都沉浸在收获的辛劳和喜悦之中。开镰那天，我期待着次旦法师能像我在著名民俗学家廖东凡的《雪域西藏风情录》中记录的那样，给土地神献上青稞酒和糌粑：“今天我们开镰啦。请告知青稞地里的神灵和生命，有头的藏起头，有脚的缩起脚；不藏头，不缩脚，我的右手拿着铁的家什来了，我的左手叉着五个手指来了；到时头挨刀、脚砍断，弄出个牦牛大的伤口我就不管啦！”当然，除了警告，他们也不忘记祈求：“田地啊，你有时间等，我没工夫候。在春天和夏天，我们给你吃得不算坏，喝得不算坏，今后还要给你吃得更好，喝得更多，送肥送水，像服侍老爷喝茶喝酒一样勤快！今天我们割青稞，像酒徒喝酒一样彻底，像猎狗捕猎一样凶狂，像爱喝白的人喝酸奶子一样贪婪，像爱喝红的人喝牛血一样玩命！像岩羊跃过山岩，像黑猫跳过水槽，像白马驰过浅滩……”遗憾的是，这样的传统收割仪式在唐麦村已经消失了。就是有的话，人们可能也顾不上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仁增一家就下地了。央宗每天忙完家里的活，就把做好的午饭送到田里，操起镰刀，和顿旦等人一起麻利地收割起来。一捆捆青稞堆满田头。儿子晋美和嘉措也是劳动好手，开着拖拉机在田地和场院间穿梭。就连洛嘎也在田里，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捡拾掉下的穗子，把全家人汗水的结晶，一粒粒收回来。他们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弥漫在原野里，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另一首藏族人从前秋收时唱的歌：得到了！得到了！从大嘴的天那里我们赢得了收成，从小嘴的人那里我们赢得了收成，从寒霜底下我们赢得了收成，从冰雹下面我们赢得了收成……他们真是从冰雹下面赢得了收成。看到田地里热火朝天的场面，我从心底感到高兴，想到前几天绵绵的阴雨和翻滚的乌云，真有些后怕。如果当时真下了冰雹，岂不全完了？我的这种担忧刚一出口，边巴就笑了。“你不要杞人忧天，没事，我们有两位冰雹喇嘛呀。”边巴不说，我几乎忘了，村里人有时就称次旦法师为“冰雹喇嘛”。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冰雹喇嘛。我第一次见到次旦的父亲，就叫他“波啦”，也就是“爷爷”，是藏族人对老人的尊称。次旦法师十七岁那年，波啦开始正式教他成为一名冰雹喇嘛。次旦法师说，包括他在内，他们家已经有六代冰雹喇嘛了。但是自从八月份开始拍摄次旦法师，从未听他说过关于预防冰雹的事情。我们拍摄了他给人看病、给树念经、为一对年轻人的婚姻大事算卦的情形，但是没有看到他驱逐冰雹。既然冰雹让卡麦村所有人提心吊胆，为什么不请次旦这位“冰雹喇嘛”作法来保护他们呢？“我早就失业了。”次旦爽快地告诉我说，“几年前，县政府为冰雹多发的乡购置了高射炮，在冰雹还未形成之前，把乌云驱散，所以我无用武之地了。” 次旦笑得有些不自然，好像在掩饰他心中的失落。“哪个更有效呢？”我问他，“是法力还是高射炮？”“我们家世代都是冰雹喇嘛。你可以问村里的任何一个人，唐麦村已经很久没有遭受冰雹之害了。”我问他江孜县志里提到的一九九四年卡麦乡遭受的那场特大冰雹。“我们村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实际上我们村子从来没有下过冰雹。”次旦法师轻声地，但是充满自信地说，“有一年，冰雹特别厉害，所有的树都被吹倒了，甚至连地上都砸出了坑，但是冰雹就是没有落到庄稼地里，都是因为我念的咒语有法力。不信你问上面村子的人，自从买了高射炮，他们那里还连着两年被冰雹砸了呢！”“那么当地人是喜欢高射炮来保护他们呢，还是给域拉上供请求神灵的护佑？”我明知故问。“有些村子还要请我去作法，但是我拒绝了。政府说高射炮管用，那就让他们用高射炮吧。”听起来好像有些赌气，但也许是一种无奈。虽然村里人再也不请冰雹喇嘛施展法力来驱赶冰雹，但我很想让次旦法师演示一下他作法的过程。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趁次旦法师回经堂作准备，我们站在院子里商量如何拍摄这场重要的活动。摄影师提出到屋顶上去，那里光线好，拍起来也更方便，而边巴提出还是在屋子里好一些。他是否认为在屋顶上拍摄，如果让邻居们看到了，次旦法师会不好意思？“不，不是。”边巴摇摇头，“如果次旦法师的咒语真的灵验，那就会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这样就拍不成了。”边巴担心的事我没有想到，更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担心。我只好说：“次旦法师以前在哪里作法，我们就在哪里拍。”我们尚在讨论，次旦法师已经准备就绪。他戴着驱冰雹时专用的帽子—— 一个紫红色的尖顶帽。面前的桌子上是一个托盘，里面堆满青稞，桌上放着一小捆尖尖的杵、橛、擦擦①、一个白色的海螺，以及念珠。次旦解释说，杵代表雄神，橛代表雌神，它们是佛身，法螺代表语，擦擦代表意，这些法器和一件袈裟就是他驱逐冰雹的全部用具。次旦还介绍说，驱逐冰雹要从冬天开始准备，三个月的闭关修行磨炼了意志，也增强了法力。春天青稞抽穗的时候，就把用咒语加持过的、代表雄神和雌神的杵和橛绕地插在田里。然后在村头的神垒举行盛大的祈祷法会，通过入定，祈求域拉和诸神不要危害庄稼。此后的整个夏季，每周五做一次法事，而且一旦天上有乌云，就开始念经作法。这样一直要坚持到秋收结束。听了次旦法师的解释，我满脑子都是疑问，不停地想，次旦是否认为神灵、咒语、他和冥冥上苍的沟通我根本无法理解，否则他的解释不会这么简单，听起来如此玄乎。三个月的苦修可以磨炼意志，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是如何增强法力的，我倒想知道。“这是天机，不能泄露。”次旦微笑着说。我问他能否给我讲讲今年秋收天气不好时他在做什么，比如早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看日出，然后看云彩，看里面是否有冰雹。有经验的冰雹喇嘛从云彩的颜色、形状、亮度和厚度就可以判断是否会下冰雹。”“你念经吗？”“当然，不光早晨念，晚上也要念，这是让天上的诸神知道我时刻在准备着。”“如果天上乌云密布的话，你怎么办？”“我有一个特殊的仪式，但这是天机，只能在心里默念，不能说出来。这个特殊的仪式能改变乌云的走向，这样它们就不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乌云形成一片，我就选择适当的时机吹响海螺，海螺一响，护法神就能帮助阻挡冰雹。但我只能在特别关键的时刻吹海螺， 而且海螺最多只能吹五次。”次旦法师一边说，一边拿起海螺放在嘴边。“这不能随便吹响的，一发出声音，天上的神灵就会听到。”“如果天气继续恶化怎么办？”“最后的办法就是挥动袈裟；再不行就把袈裟抛向空中，这样肯定管用。”说着，他把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袈裟捧在手里，拿给我们看。“你作法的时候，村里人做什么？”“他们还是做以往该做的事。只是一旦我在地里插上法器，女人和羊就不能下地，否则法力就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黄昏后女人不能靠近田地，每家要把羊圈起来。”我问次旦法师，他的咒语和法力是否会触犯诸神，他不担心神魔报复吗？“法事和咒语起作用之后，神魔至少要歇几年才敢再给我们找麻烦。当然，我这样其实是伤害了神魔，作了恶，肯定会有报应，可能会少活几年吧！”既然次旦法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如果一年下来没有冰雹，村子里每一家给我收成的一部分，大概五百多公斤青稞吧。”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公斤青稞一块五毛钱，这样他辛苦多半年也没多少钱，还不如顿旦和央宗下地劳动挣得多呢。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次旦法师。“啊，我不光是负责我们村，还负责为另外四个村子驱逐冰雹。” 他连忙补充道，“最远的村子在七十公里以外。”我有点困惑。他是怎么负责的呢？是乌云来临的时候村子里的人给他打电话，还是次旦能预测那些村子什么时候有下冰雹的危险？如果最远的村子七十多公里，他来得及跑过去吗？“不用，我只要站在我家的屋顶上看风向就行了。别忘了我能通过地里插的那些雄神和雌神来遥控乌云的走向。”次旦真有这些法力，还是那些村子很幸运？透过摄像机的镜头看次旦法师展示他的法器和驱赶冰雹的仪式，我不禁想起我读过的旧时西藏关于冰雹的一则故事。据说，布达拉宫的上空是不允许下冰雹的，但是，有一年，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后，拉萨下起了冰雹，布达拉宫也未能幸免。布达拉宫里两位专门负责驱逐冰雹的喇嘛被处罚。据民俗学家廖东凡先生研究，对失职的冰雹喇嘛的处罚是：“重则皮鞭抽，轻则罚款，罚栽树，栽一千棵树。”如果布达拉宫都不能免于被冰雹袭击，何况一个小小的唐麦村？幸运的是，今年秋天冰雹至今还没威胁唐麦村。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域拉就变脸了，抬头看去，是望不到边的乌云，田地里，人们脸上又出现了愁容，卡麦乡的防冰雹高射炮也严阵以待。我决定拍摄高射炮驱散积云、消除雹灾的过程。卡麦乡全乡十二个自然村只有一门高射炮，这是一种口径三十七毫米的单管高射炮，放在通往乡政府那条路边的青稞地里，距离唐麦村不到一公里。我第一次下乡开车路过此地时，见堂堂正正摆着一门高射炮，觉得非常奇怪，以为这里驻扎了防空部队，转念一想，卡麦乡有何可防的，敌机又不会飞到这里来。后来听人介绍，才知道它的用途。不知道次旦法师每次路过这里，看到它，心里是何滋味。这门高射炮架在青稞地里，高高的炮身显得格外威武，草绿色的漆皮擦得干干净净，炮口直指天空，炮筒上系着一条洁白的哈达，在风中飘动。高射炮旁边，是炮手休息的帐篷。去拍摄的那一天，几位炮手都在。他们其实就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其中一位还是次旦法师的邻居。我问这门高射炮今年打过没有，他们摇摇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不能打的，一发炮弹要六十多块钱呢。”看到我们买了炮弹，炮手们都特别兴奋。“这下我们可以好好地过把瘾了。”他们忙忙碌碌作着发射前的各种准备。我们抽空采访了其中一个炮手。“一般在我们打炮后五六分钟，乌云就会消失，天空一片晴朗。一会儿你们看就知道。”我问他是否知道次旦法师。“当然。过去我们都靠冰雹喇嘛，现在有炮了，就不用喇嘛了。”“请冰雹喇嘛要用我们很多粮食。”正在装填炮弹的另一个炮手说。“但是次旦法师的法力不是也很管用吗？据说他住的村子从来没有遭受冰雹的袭击。”“高射炮更灵。你们等着瞧吧。”炮手用最快的速度把炮弹推上膛。主炮手抬头看了看空中翻滚的乌云，稍微调整了方向和角度，然后告诉我们准备完毕，可以发射了。炮手们工作起来态度特别认真，动作也很麻利，看起来训练有素。我后来问他们是否在部队服过役，他们说是县农牧局培训的，考试合格后才能当炮手，工资和所使用炮弹的费用由各村分摊。好在他们每年就是秋收的时候工作，所以村里的负担不是太重。轰隆一声巨响，吓了大家一跳。我抬头在天空中找寻那颗炮弹的踪影。乌云似乎并没有明显地消失，更没有化成雨滴降落下来。也许是没瞄准，或者是乌云不够密集。看他们装第二发炮弹的时候，我的思绪突然飞到次旦法师做法事的情形。从拍摄的画面，很难看出他仅仅是在对着摄影机表演。其中有一段时间，他两眼紧闭，仿佛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和神灵沟通。现代科技正在引领人们进一步认识未知世界。作为冰雹喇嘛，次旦已经丢掉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可观的一笔收入——每年上千公斤的青稞。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因为忙于准备秋收，村里来找他看病或者算卦的人明显减少，所有重要的法事活动，比如结婚、祈福、消灾、盖房等，都要等到秋收以后。次旦原来还希望他们家三个儿子中有一个能够继承祖业，成为第七代冰雹喇嘛，但是他的愿望也许要落空了，我们也许记录了卡麦乡最后一位冰雹喇嘛作法的过程。“轰隆”，又一声炮响，把我的思绪拉回眼前。第二颗炮弹在靠近云层的地方爆炸，但是并没有雨滴下来。也许炮手们需要多练习几次。听着隆隆的炮声，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这个地区的人是如何抗击雹灾的。据资料记载，一九六七年江孜遭遇了一场特大冰雹，公社领导组织社员们站在青稞地里，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希望能借此威慑神灵。结果可想而知，不但庄稼颗粒无收，冰雹还砸伤了不少群众。上级领导没有迅速组织救灾，反倒开始追查没能阻止冰雹灾害的政治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寺庙里的老喇嘛或者乡村冰雹喇嘛暗使咒语，才致如此。如今想来，恍若梦魇。从春耕到秋收，人们为了得到域拉的护佑，每周定期祈愿，并且敬献最上品的粮食，进行最虔诚的祈祷，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所求不多，只希望能够风调雨顺，让一年的辛苦有一个满意的收获，可是到头来，春天干旱少雨，秋天阴雨绵绵，粮食的收成只是去年的一半。当我们拍摄仁增家把最后一袋青稞从场院运回家时，我以为会看到失望的表情，但是没有。“人们会责怪域拉吗？他们会不会对域拉感到失望，由此影响对域拉的虔诚信仰？”当我向次旦法师提出这些疑问时，次旦法师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默默地诵念着经文。看着他虔诚的神态，我怀疑他是在就我的疑问和域拉沟通，在等候神灵的昭示。这些疑问我思考了很久，甚至想起在山东老家务农的舅舅和姑姑。他们在耕种前也会乞求上天保佑，到村头的土地庙里烧香。风调雨顺时，当然皆大欢喜，可一旦遇到年成不好，就会大呼小叫，抱怨天地不公，神佛不灵，信誓旦旦地说，来年再也不会去烧香磕头，上供发愿。他们会把所有的怨恨肆意向上苍发泄。我把这些告诉次旦法师， 他微微笑了，然后轻声说道：“我们不会。”语气显得格外坚定。接着他告诉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会有怨天尤人的想法，域拉就是管辖一方的神灵，必须绝对服从，不能有丝毫违背和不敬，人们怎么会去抱怨呢？次旦法师接着向我介绍说，过去秋收之后，当地人要再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事，收成好要对域拉的护佑和赐予表示衷心的感谢，年景不好，就像今年这样，则向域拉忏悔，检讨他们做得不到的地方，真诚地请求域拉的宽容和原谅，保证来年一定会献上更丰富的供品，诵更多的经文，作最虔诚的祈祷。我问次旦法师：“如果人们做到了许诺的一切，来年的收成依然不好呢？”他平静地回答：“我们依然会做下去，域拉的赐予多和少并不重要，对神的供奉，也是一种施舍，这种美德才是最重要的。积德行善一定会有回报，不在今世也会在来生。”淳朴、善良、虔诚至极的藏族同胞，他们怀着的，是一颗永远都在忏悔和感恩的心。次旦的母亲去世已一个多月，其间我们摄制组有好些事情想请次旦帮忙，但想到平措说的灵魂转世的过程，都不敢前去打扰。另外，亲人逝去 ，留给生者的悲痛，可能会因为民族和信仰的不同，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难于接受的。可能是女人情感更加脆弱，或者说更丰富些，我时常想起次旦的母亲，虽然接触不多，但她慈祥的面容总浮现在我脑海之中。我常觉心中遗憾，一个如此善良的老太太，就这么走了。无论是否认同生命轮回的说法，我还是从心底里希望她有一个幸福的来生。一天次旦法师来电话找我，一上来就开起了玩笑：“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不会把我忘了吧？”从次旦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来，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幽默。他能从悲痛中走出来，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和他开起了玩笑。当我问起他母亲的事情料理得怎么样的时候，次旦转入了正题：丧事快要办完了，家里正在准备最后一次祭祀仪式，是一场很特殊的火供，与以往的祭祀不同，而且更加隆重。他打电话来，就是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参加这次祭祀仪式。能够受邀参加这么重要的活动，我心里特别高兴和感动，但同时又有一些担忧，这么重要的祭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神圣的，我们去拍摄，难免会有影响，而且次旦又不是一家之长，他的父亲会怎么想呢？听到我这些顾虑，次旦法师笑了：“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心好了，到时候你们随意拍。这个电话就是父亲让我打的，专门邀请你们来。”我们的车一进村子，就看到仁增家门口热闹非常，几乎全村人都来了。他们拎着一篮一篮的食物，抱着大罐大罐的青稞酒，有一个男人还背来了一麻袋沉重的牛粪。我们一走进院子，次旦的父亲波啦就迎上来，热情地打招呼。看得出来他早就等着我们。他穿着一件猩红的毛衣，一条褐色的裤子，明亮的阳光下，发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然而眼角带着笑，如果不是早就知道，真的很难相信他刚刚失去了妻子。他唯一的变化，就是看起来有些衣衫不整，而且有些脏，脸没有刮，胡子拉碴，衬衣的领子和袖口上的泥污已经磨得发亮。这些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无暇顾及，因为这里的习俗规定：亡者家人在丧事期间不能盥洗。楼上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三个身穿紫红色袈裟的尼姑正忙着往一张长桌子上摆食物，有青稞、青稞面、酥油、糖、茶、芥末种子、大米、虾片、枣子、香料，以及好多我叫不上名字的食品。另有两个尼姑在擦两根近五尺长的冬钦，也就是长筒号。院子另一个角落里，几个男人正在搅拌一大盆糌粑、红糖和酥油，准备做措，也就是给诸佛、菩萨、神灵的供品。新到的客人排着队把带来的糌粑、糖、酥油和葡萄干放到不同的盆里。盆里的糌粑越来越多。站在大人们身后的一个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静静地排着队，双手捧一小碗糌粑，上边还插着一小片黄纸，也许是为死者祈福。终于轮到她了，小姑娘把碗里的面倒在那已堆成尖的糌粑盆里。她家里可能并不富裕，只能拿出这么一小碗糌粑。但里面盛满的是小姑娘心中的善良。院子中央，次旦正在弯腰摆弄几块枕头大小的泥坯，顿旦则正从一个袋子里往外倒沙子。我问波啦，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为今天的仪式搭坛城。”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窗台上一小包一小包的彩色沙子。在佛教里，宇宙的中心是有诸多神佛的须弥山。坛城就是须弥山的象征。江孜白居寺以精美的坛城壁画闻名西藏，其宏伟壮丽、精巧复杂、栩栩如生、巧夺天工，藏区其他寺庙很少能与之比肩。但这和眼前在建的坛城是一回事吗？我问次旦。他说：“你等着看就是了。”尽管已经是秋天，阳光还很强烈，波啦邀请我们先到经堂里休息。经堂里，一个年轻人正在做 “朵玛”。我经常看到次旦用糌粑和酥油做的祭鬼神的供品，有些还涂上色。白色代表善神，放在供桌上保佑家族；红色代表恶神，待祭祀完放在房顶上、十字路口或者村边，人们认为它们能带走所有可能影响家人的厄运。一堆朵玛中间，斜躺着一个小人，我猜这是代表逝去的人。波啦小心翼翼把小人拿起来，轻轻放到供桌上，然后静静地站在那里，深情地注视着供桌上的小人，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身离开，坐到房间的角落里。我坐到他身旁，安慰他，劝他不要强忍悲伤。波啦揉了揉眼睛，对我说：“这时候是不能哭的，更不能哭出声来，想象一下遇到暴风雨的情形。我们的眼泪就像暴风雨，哭声就像惊雷，会吓到魂魄的。” 波啦认为他的悲伤会妨碍妻子的转世。我紧紧注视着波啦。对藏族同胞来说，来世和今生同样重要，波啦一心一意想让妻子有一个好的转世，根本就没有时间伤心。或许这就是他应对丧失最亲爱人的方式，只有这样，才可以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又或许，全神贯注于仪式能让他自然地平静下来？对我们汉族人来说，死亡就是结束，没有来世，所以也就没有希望。我们会为此哀毁逾恒，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平复，一直生活在阴影里。二十年过去了，我对姥姥还是念念不忘。姥姥是个佛教徒，她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西方极乐世界相见。我希望她是对的，我希望真的有一个极乐世界。我现在还经常梦到她，梦中的她如生时一样可亲，让我充满希望。对我来说，梦见姥姥就是天堂了吧？波啦让我在经堂里再坐一会儿，他到院子里帮助次旦兄弟做坛城。我趁此机会在几个房间里转了转。厨房旁边的屋子里，一幅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的画像前摆满了一排排酥油灯，一大锅融化的酥油在电炉上咕嘟咕嘟冒泡，两个尼姑正忙着给烧干的酥油灯添油。尼姑们必须不停地给灯添油，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可她们看上去很愉快，忙碌的同时还轻快地哼着小曲。“点这么多灯干吗呢？”我问她们。“为了引导中阴里的魂魄。”一个尼姑回答。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我让她讲得仔细点，但她摇着头，坚持说自己知道得不多，怕误导我。我一再请求，她才同意了。她告诉我，酥油灯有十种功能，还能够帮助人们看清是非，分清善恶，驱除无知的黑暗，超度亡灵，使生者更快摆脱悲伤。没想到小小的一盏灯，竟然如此神通广大。难怪人们把佛陀的教导比作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听到我对酥油灯的赞许，这位尼姑很高兴，话就多起来了，她提到昨天令她不快的一件事：一个客人送来一大团假酥油，使得好几盏灯灭了。“现在就连献给佛祖的酥油都经常是假的。”她嘟囔说。即使假酥油能点着，也会产生很多烟，污染空气，而且把寺庙里古老的壁画和佛像都熏黑了。“最让人伤心的是，买油的人明知道它是假的还要买，只因为便宜。他们不想多花钱买真的酥油，他们让钱迷了眼、糊了心。希望他们死后不会因为欺骗而下地狱。”尼姑叹着气。我坐下来帮她们。添油的时候，我忍不住计算起这场仪式的花费：几百盏灯日夜不停地整整点上四十九天，这要烧多少酥油？这还只是一部分花费，来帮忙的喇嘛和尼姑都要吃饭，要给报酬；要供亲戚和村里人吃喝；还要大量的糌粑当供品。每七天就要进行一次引导游魂的繁缛仪式，因为人们认为死者在中阴要经历七次死亡。四十九天后，次旦和家人还要到最著名的寺庙里继续朝拜，以确保母亲转世之处的神灵知道她到达。 但是，为了一个好的来生，他们不惜代价。我从点着酥油灯的屋子里出来，看到波啦和次旦正在院子里全神贯注地做坛城。他们坐在那儿，使劲弓着腰，轻轻敲手里的管子，把里面用彩色石子磨成的粉倒在画好的图上。这个活儿可不好干，沙子稍微撒一点就会让整个作品前功尽弃。这个坛城比我在白居寺见的要小得多，也简单得多，但很漂亮。中心是一个红色六角星，外面围着一个蓝圈，蓝圈外面是一个黑圈，画满金刚杵，它象征着佛法消灭无知的力量。最外面是一圈色彩鲜亮的火焰。坛城终于完成了。次旦和顿旦把周围打扫干净，央宗和几个邻居铺上地毯。波啦回到房间里，换上了一件褐紫红色的袍子和一顶用红黄色丝绸制成的王冠似的帽子。他面朝祭坛坐下来，央宗把一个小椅子放在他身边，上放一件黑色长衫，我想可能是次旦母亲生前穿过的。三个尼姑坐在祭坛右边的地毯上，其中两个拿着巨大的长筒号，另外一个拿着一个小一点的号角和一个铃铛。那两个负责酥油灯的尼姑也来了，手里捧着经书。次旦坐在波啦身边，拿着手鼓，一面大一点的鼓放在架子上。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大筐牛粪被倒在坛城前面。波啦闭上眼睛，开始念经，次旦和尼姑们也跟他一起念诵。院子里非常安静，只听见他们诵经的声音，我也闭目沉浸在默默的祈祷中。突然，长筒号发出浑厚深沉的声音。只有这么几个人，而且都是女人，乐器声音的洪亮却让我大吃一惊，听起来就像滚雷，摄人心魄。藏族人把这种音乐比喻成虎啸。如果真有灵魂，它一定能够听到浩气冲天的音乐。我还在体味这天籁之音的时候，演奏突然停止了。那个一直在做措的人来到坛城前。让我吃惊不已的是，他竟然开始往坛城上撒牛粪！要知道，波啦、次旦和顿旦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把坛城做好！坛城上的牛粪看起来实在不雅，就像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我尚在疑惑，那人已把牛粪点燃，很快，一团红彤彤的大火腾地燃起，照亮了每个人的脸。火上又浇了酥油，如此一来，就连站在远处的我，也能感觉到袭人的热浪。牛粪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那个点火的人刚退到一旁，我就向他询问其中奥妙。原来，这些牛粪来自十分罕见的红牦牛，据说能燃起最猛烈的火焰，因此产生最强大的净化力。“有坛城作为基础，这些火焰能够照到亡者的魂魄——而无论它在哪里，而且还能消去它的罪业。”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尼姑们喃喃不止，牛粪噼啪作响时，一盘又一盘的食物被投入火中。每扔进一盘，波啦都要念一句咒语。“他是在请灵魂享用最爱吃的食物。”点火的人告诉我，“他们给她的都是最好的食物，因为从今天起，她的灵魂就再也不能吃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了。”“灵魂能吃东西吗？”我下意识地问。就算我能想象灵魂会听到诵经和长筒号声，但不可能吃下这些食物啊，即使那些都是她最爱吃的。“你说得没错，”他说，“她可以听见念经，确实不能吃，只能闻到食物的香气以及熏香。”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泥锅，里边正飘出袅袅的桑烟。我环顾四周，瞥见了洛嘎，他正坐在楼梯旁，脚边放着一桶水，看起来一脸困惑，眉毛紧紧地皱成一团。他知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灵魂正在努力求得转世呢？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是否可能和我一样，对这种仪式毫无概念？但不管怎样，听着人们的解释，我还算能够跟上进程，甚至融入其中。但这一切和我自身信仰之间的差距让我难以释怀。拿什么证明灵魂的存在？如果没有证据，那我们在悼念亡者时，总是祈愿亡灵安息，希望在天之灵得到告慰，又说明了什么？这些仪式到底有什么意义？忽然，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英国外交官黎吉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常驻拉萨。一次，他听说一位活佛去世了，便骑马前去吊唁。住持告诉他，活佛要在房间里接见他，黎吉生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硬着头皮进了屋，发现活佛就坐在平常的座位上。还没等他开口，住持就说：“活佛欢迎你光临，并且问候你是否旅途愉快，身体安康。”黎吉生就这样通过住持和活佛交谈了半个小时，和他平常的造访毫无二致，只不过是住持替活佛在说话。他退出来的时候，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正走神之间，忽然听到有人大哭，是次旦的姐姐。她刚从日喀则赶来，站在角落里，满眼是泪。很快，顿旦和次旦也开始抹眼泪。过了几分钟，次旦、顿旦、次旦的姐姐和央宗都站在燃烧的坛城前，毫不遮掩地抹起泪来。波啦把五团措、四个红色朵玛和一叠白纸扔进火里，次旦也把一件东西投进去，还没等我看清楚那是什么，它就被火焰吞没了。然后，他就雕像一样站在那里，直直地盯着跳动的火焰。洪亮的长筒号声又响了起来，火供已经接近尾声。我转身问点火的人，波啦将那些东西投入火中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波啦一家人都认为是气、血、肉和精四凶夺走了亲人的生命，而且还纠缠着她的魂魄。他们用红色的朵玛来代表这四凶，希望通过念经和给它们上供措以求制服；如果还不灵的话，就请来守卫坛城的四大天王，把四凶神压在红牦牛粪的火焰中。那一叠白纸代表死者的灵魂，如果它有罪孽，也会得到净化，为来世做好准备。“但为什么每个人都哭起来了呢？难道他们不再怕惊扰了死者吗？”我又问。“这是最后一次祭祀啦，在火供中灵魂还能记住前世，能闻到它喜欢的食物。火供使得灵魂的羯磨强大了，从现在开始，家人再做什么也没用了。今天是亡者的灵魂最后一次看到它的家人。”听他提到羯磨，我便问了他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既然转世依靠的是死者的羯磨，那火供又起什么作用？还有那些酥油、供品和坛城，都是穷人家负担不起的，它们对死者有什么意义呢？“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尽力了，别人多少也会帮点什么。”他有点迟疑地说。我也觉得这会儿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于是转移话题，问他是否注意到次旦往火里扔了样东西。他点点头，说：“也许是他母亲的照片，必须扔掉，必须消除所有亡者留下的痕迹，而且从今天开始，全家人都不能再提起她的名字。”次旦的母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但家里人认为她的灵魂直到今天才彻底离开。她不再是母亲，也不再是波啦的妻子了。他们必须放手让她离开，彻彻底底、毫无牵挂地离开。从今以后，如果家人提到她，只会说“去世的那位”，不会再用她的名字。也许正因为如此，藏语里尸体一词的意思就是“剩下的东西”。而我的理解是，肉体不过是灵魂转世的依托，本不属于我们自己。这场火供，就是要为灵魂的转世扫除一切障碍。仁增一家对灵魂转世坚信不疑，其实这种信仰在藏族人心中根深蒂固。但是我总有一种疑惑，有时甚至会想，难道他们对于来世的存在从来都没有过哪怕一闪念的怀疑吗？如果确实没有来世，又会怎么样呢？坛城上的烈火现在已经变成一堆灰烬。人们开始围拢上去。一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捧灰，但太烫，他马上扔了回去。看火的那个人用铲子把灰耙开，这样能快一点冷却。很快，每个人都弯下腰，抓起一把灰放在塑料袋里、包进报纸，有的女人还用围裙兜着。波啦面带微笑看着他们，告诉我：“他们把坛城的灰放在家里或者撒到田地里，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我向波啦表示祝福：整个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妻子的灵魂一定能够毫无牵挂地踏上轮回之路。波啦告诉我：“到年底，家里会请来一位活佛，占卜一下妻子的灵魂转到了哪里。家里人很希望她能投胎到人世，最好是在亲戚家中。”我衷心希望那位活佛能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凌晨四点，高原的天空繁星闪烁，仿佛触手可及。央宗叫醒了睡梦中的两个儿子晋美和嘉措。“该起床啦！”她喊道，“要不就晚了。”大儿子晋美立刻从床上爬起来，二儿子嘉措却拉了拉毯子，蒙住头继续睡。过了一会儿，嘉措总算迈进了灯光幽暗的厨房，家里人都在吃糌粑，喝酥油茶。央宗递过来一只木碗，嘉措怒气冲冲地朝她吼道：“现在谁要吃东西？我想睡觉！”楼下，顿旦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惊醒了窝里酣睡的公鸡，引得它嘶哑地啼鸣，仿佛也很厌恶这么早被吵醒。现在是凌晨五点，次旦特意挑选的良辰吉日。晋美和嘉措今天要去上大学。顿旦开拖拉机送他们到公路上搭乘开往日喀则的客车，然后再从日喀则转乘去拉萨的班车。嘉措将从拉萨前往西藏南部的林芝林牧学院，晋美则沿刚刚完工的青藏铁路线到西安。他考上了西安航天工业技术学院。央宗为两个儿子献上哈达，嘉措一把从脖子上扯了下来。波啦一只手放在孙子晋美肩上，另一只手数着佛珠。行李不多，只是几个小帆布包，洛嘎想帮着拎包，嘉措从他手里一把夺了过去。不能全家人都去拉萨火车站为两个孩子送行——次旦担心人去多了，会招来村里保护神的妒忌。这也是他们一大早就出发的原因：如果邻居和村里的人看见了会妒忌，这样也会招惹神灵不悦。因此他们要赶在别人起床之前离开村子。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件事真的让我诧异：两个儿子考上大学是件多好的事，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这在唐麦村可是件稀罕事——如果连这都不能庆祝，那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回想起我当年考上北京大学的时候，父母把喜讯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我姥姥更是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我的外孙女考上大学了。这可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真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啊！”我问晋美是怎么想的。他耸了耸肩——除了没睡够之外，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相信叔叔的决定，毕竟次旦很准确地卜算出他的高考分数。六月份高考前几天，心里毫无底气的晋美到学校旁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让次旦给他算一卦。次旦让他稍等片刻。晋美踱着步子，忐忑不安地看着学校门口横挂着的一幅幅标语：“祝愿所有考生取得佳绩”、“做一个诚实的胜利者”、“举报舞弊”。终于，电话响了，是央宗，她说，次旦占卜的结果很好，虽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他和嘉措都会考上大学。“别紧张，安心学习吧。”央宗对他说，“你一定会考上大学。”“你真的相信占卜的结果？”我问晋美。“为什么不？今年有七十多个学生和家长来找叔叔算考试成绩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算得很准。”晋美停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们班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做，大部分学生都算过。我们还爬到江孜城外的山顶上，挂起经幡求佛护佑。”晋美的话让我想起不久前在白居寺见到的一幕。一日，我们正在大经堂里拍摄，进来一位穿着讲究的藏族女人，她从坤包里掏出半打圆珠笔，递给了看经堂的香灯师。当时我想：这可真是独特的供品。很快，我看到香灯师沿着台阶爬到了三米多高的佛像前，把每支笔在佛的手里放了一下，然后又顺着台阶下来，在靠墙摆放着的《大藏经》上摸了一下。后来我问香灯师怎么回事，他解释说：“当地人相信，如果有佛赐福，就能用那些笔写出正确的答案。”其实在我高考的那段日子里，我姥姥也不停地向观世音菩萨祈祷。我不屑一顾地对她说：“我才不需要什么菩萨的保佑，不就是一个泥巴捏的塑像吗？”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高考那天我的焦虑心情仍让我记忆犹新。放眼望去，考场大院内人头攒动，种种思绪在我脑海中纠缠不清：谁赢？谁输？考上了前程似锦，一旦名落孙山，我该怎么办？巨大的压力果然让我出师不利，第一门考试连题都没能做完。我没有而且也不会想到，就像次旦给晋美吃下一颗定心丸，我也需要这样的心理安慰。尽管有了次旦的吉卦，在等待考试结果的那几周里，全家人还是焦虑不安。晋美变得更沉默了，每天只是帮着顿旦和央宗房前屋后干活，喂牛、打扫院子、做烧火用的牛粪饼，或者帮助邻居盖房子、扛砖坯。他天天都干到很晚，回到家倒头就睡。偶尔遇见，他会问我一两个问题，比如：“西安是什么样？”“你觉得我到那儿，能适应和汉族学生一起生活吗？”但是他似乎对能考上大学信心不足，觉得这些问题问得早了点，还没等我回答，就借故离开了。虽然兄弟俩外表上看起来差不多，几乎像双胞胎一样，性情却正好相反。弟弟嘉措整天躲在家里睡大觉。洛嘎想不通为什么大家都埋头干活，忙得不可开交，嘉措却不挪窝。因此洛嘎每天一早都叫嘉措起床，先拉拉他盖的毯子，然后轻轻叫几声，最后开始大喊。嘉措气得怒吼：“滚开，你这个白痴！”这时候嘉措对我们也没有好脸色。有几次，我们到他们家拍摄，嘉措看见我们，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这帮人真够呛，烦人不烦人？还以为人人都喜欢被拍呢。”我试着理解他的心情：天天跟着他们一家拍摄，肯定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甚至可能导致神灵妒忌。或许嘉措还在担心：将来同学和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会让他难为情。其实，等待高考结果这段时间，大人们比孩子更加着急。央宗后来对我说，那是她这辈子最焦虑不安的一段日子。“难道比结婚那天还担心吗？”我问。“是啊，至少那时候我知道家里会给我找一个好丈夫。但是晋美和嘉措却不一样。如果他们能考上大学，将来就有保障，有工资、医疗保险和补贴，要是考不上，就只能和我们一样，在村里待一辈子，就是出去，也只是打工，日子很苦。”看着央宗，我突然想到这兄弟俩将来的婚姻。“要是他们考上大学，终身大事怎么解决？”“在政府里工作的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晋美和嘉措只能各自成家了。”“那他们能自己选择妻子吗？”“次旦会帮他们选择适合的人。”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五门考试，满分为750分，嘉措203分，晋美215分。今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是200分。次旦的占卜如此准确，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就连晋美和嘉措都很震惊。他们都很幸运地通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如果再低几分，命运就截然不同。我禁不住好奇地问次旦，他是怎么占卜出这样的结果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上师的帮助和指导。”他谦逊地说。他的上师在哪儿？“他已经去世了，但依然在冥冥之中指导着我。”正像次旦占卜的那样，晋美和嘉措的分数刚刚过录取线，所以报志愿的时候就要费一番心思。晋美的第一志愿是拉萨的西藏藏医学院，他想继承家业。“我们家已经有五六代人是法师，我们兄妹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干这行。嘉措不喜欢，可我从小就对这些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干这行至少能够帮助别人。在医学院，除了学习现代医学，还要学天文、历法和算术。”如果他梦想成真，从晋美这一代起，仁增家不仅是家传，还将经过系统的现代和传统医学训练。这是新一代西藏乡村法师的未来吗？这是自我们拍摄以来，晋美第一次和我认真地谈话，我很赞赏他的想法，这才是对传统的真正继承。但是晋美对上藏医学院不抱任何希望。“藏医学院录取分数线很高，我根本没希望，但是仍然在第一志愿栏中写下了它。”他语气坚定地说，“这只是表明一下我的理想和愿望。”第一志愿之后，他选择了很实用的专业：农业、兽医和飞机空调技术。最后一个专业让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他们没想到晋美会作出这种选择，那所大专院校在离家很远的西安。原来他们也期盼着晋美能够学医。只有嘉措对此不以为然。“学医有什么用？”嘉措轻蔑地说，“你现在能给我找出一个诚实的医生吗？他们全都是骗子。生了病要是不去医院的话，还能多活几天。那群贪婪的医生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想尽办法让你掏出身上的最后一文钱。他们把你的肚子划开，然后又缝起来。要是该你倒霉，还会把手术刀留在你肚子里。这类医疗事故天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孩子的反叛令人瞠目。“那次旦的法术怎么样呢？” 我试探着问嘉措，“病人们不会对他的治疗也作出这样的评价吧？”嘉措显然认为我的比较不妥，提高了声调：“叔叔就是治不好病，也不会害人，更不会骗人。你们亲眼看到叔叔总是热心地帮助来家里看病的人。他收过人家很多钱吗？人们一般只带一暖瓶酥油茶，或是放上一块钱，有的人甚至空手而来。叔叔把他们赶出去了吗？还不是照常给他们看病！没钱想到医院看病，门儿都没有！不仅如此，叔叔还能抚慰病人，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这也是一种治疗。”尽管嘉措有些偏激，我还是同意他对次旦的评价。我们跟踪拍摄次旦已经三个多月了，有时在他家里，有时跟他一起到别人家里做法事。次旦一般不收费，一些特别复杂的法事，最多也就是收几毛钱。无论次旦的法力是否有效，至少从病人的脸上都能看到经治疗后释然的神情。嘉措的这番长篇大论，让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这个平时言语不多，表现有些逆反躁动的小伙子，原来内心的感情是这样丰富，表达得这么有条理，让我信服。我忽然觉得他应该去学法律，将来没准儿会成为一个富有激情、能言善辩的律师。听了我的话，他置之一笑：“你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我适合做什么呢？”作为农民的儿子，每天看到父母亲在地里劳作的艰辛，自然想改变这一切，所以他报考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就是西藏南部的林芝农牧学院。其实，顿旦、次旦和央宗并不在意晋美和嘉措报考什么专业，具体学什么，只要大学毕业后政府能安排一份工作，有了铁饭碗，就什么都不用愁了。但是，眼前让他们一筹莫展的，是怎么都凑不齐两个孩子上大学的钱。晋美和嘉措每年要交的学费和最低生活费加起来大约要一万五千元，而他们全家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元。次旦到乡政府寻求帮助，他希望乡里能给他们家出一张经济困难的证明，这样好到银行申请助学贷款。乡领导说可以出证明，但是现在政策变了，很难说肯定可以申请到贷款。这一年西藏的教育政策变化很大。就在晋美和嘉措参加高考的前夕，西藏自治区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实行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毕业生就业包分配政策。其实十多年前，内地就已采取这样的政策，但那时西藏的毕业生却反应激烈。一些学生要求政府给他们说法：为什么让我们在大学里耗费了四年光阴，毕业后却不给工作？学生们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在政府机构已经严重超员的情况下，西藏自治区政府又安排了一千多名藏族毕业生进去。可是，这终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为教育改革后，依靠政府就业分配的日子迟早都会结束。晋美和嘉措毕业时，就和全国其他大学生一样，要自谋生路了。央宗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泄气。当她知道没有了就业保障，当地银行又削减助学贷款，以致晋美和嘉措这样分数低的学生根本申请不到时，真的想打退堂鼓了。“万一孩子们毕业后没有工作怎么办？没工作还上学干什么？上学花那么多钱，值不值得？”她反复地问这些问题。但是，次旦、顿旦和波啦的态度却很坚决：“给孩子们一个机会吧。我们卖些青稞，从亲戚那里借钱，总会有办法的。”当仁增一家想尽办法为晋美和嘉措筹集学费的时候，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嘉措顺利考上了林芝农牧学院，但是晋美没有考上藏医学院，他被西安航天工业技术学院的飞机通风设备专业录取了。晋美有些沮丧，一连好几天都沉默不语。我试图安慰他，说老师给他推荐的这个专业挺好，毕业后肯定能够找到工作，因为现在西藏旅游业发展迅猛，政府正在投资建设新机场，需要很多懂飞机技术的毕业生。“可是我们家什么关系都没有，在我们这里，办事都要托人，想在政府部门找工作，就更需要关系了。”晋美低声说，“我们家穷，学费都得借。我要是考上藏医学院的话，不管政府分不分配工作，都可以挣钱养家。但是如果进不了飞机场，我学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修飞机这种事可不能单靠有关系的人呀。”我努力说服他，“我想藏族人学这个专业的不多，新机场建起来后，你就业一定没有问题，而且还会很有前途。”晋美勉强一笑。我感觉他并没有听进去。晋美继承家业的理想破灭了，这样仁增家就寄希望于小儿子贡嘎。贡嘎今年十四岁，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的聪明伶俐吸引。他看上去简直活脱脱一个小次旦，摄制组的人也都喜欢他。贡嘎在江孜闵行中学上初一。 这所学校是用上海的援助资金修建的，崭新的教学大楼里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他每个周末才回家，每当碰上我们拍摄，都面带微笑，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工作。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都主动跑过来。与晋美的沉静和嘉措的躁动相比，贡嘎简直就像天使一样可爱。聪明的贡嘎很轻松就考上了江孜最好的中学，但是入学以后，我发现他不那么活泼了。当我问他新学校怎么样的时候，他用不是很熟练的汉语低声说：“很难，很难。”我想，这是因为他以前和父母生活在乡下，现在突然换了环境，马上适应肯定有一定的难度。其实我错了，闵行中学的环境很好，贡嘎适应起来并不难，何况他是一个待人非常友善的孩子。和贡嘎交谈后，我才发现他所说的“很难”，是指他听不太懂老师讲课。在乡里上小学时他一直用藏语，汉语课每周只上几节。教学大纲中规定，小学生需要掌握两千五百个汉字，可实际上很少有学生能达到这个要求，就连拉萨市教学质量最好的几所小学里，学生们一般也只掌握不到一千个汉字，在卡麦乡这样的农村小学里，汉语教学的情况可想而知。我问贡嘎认识多少汉字，他想了一会儿，才说：“认识的字不够多，平时也不用。”我在卡麦乡的一年中，确实很少听到人们说汉语。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只有乡里的书记、卫生所的医生、小学的老师才说汉语。贡嘎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可是现在进了中学，老师全是用汉语讲课，也难怪他感到很难。尤其是数学课，他有时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讲到加、减、乘、除的时候，如果用符号写出来，学生们可以看懂，但是用汉语讲，很多学生就茫然一片，讲解更加复杂的数学题时，他们当然更听不明白。听说刚开学时，老师讲1加1，有一个学生就问“加”是什么意思。一个数学老师叹着气说：“我把练习册上的题原封不动搬到考卷上，得零分的还大有人在。”并不是学生们不努力，他们和贡嘎一样，是我见过的学习最刻苦的孩子。每当我们晚上出去，都会看到他们在微弱的路灯下，大声背诵汉语课文、数学公式、人名和地名。学生们这样刻苦，成绩却上不去，是不是教学上的问题呢？在与老师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很敬业——虽然有的也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他们认为，如果采用藏语教学，学生们的成绩应该比现在要好得多。过去的二十年里，西藏组织了三次双语教学实验课程，在中学里抽出一些班级实行汉藏两种语言并用的教学方法，使用统一的课本。江孜第一中学也参加了这个教学实验。最后，双语教学班的平均成绩是80分，汉语教学班的平均成绩只有39分。就连双语教学班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都比汉语教学班的高。但是最终，双语教学没能在江孜普及。学生们对授课内容一知半解，自然加重了学习负担，很多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便辍学了，而他们的父母也觉得孩子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中学都在城里，孩子们住校，家长又不在身边，没有了学习兴趣，他们就会到社会上混，很容易沾染上一些坏习惯，比如酗酒、吸烟、打架、整天沉溺于网吧。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各级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指标，但是在西藏，能把学生留在学校里仍然是持久的挑战。江孜比平均水平稍好一点，但是在整个西藏，目前初中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较低。不过有一类中学，是很多藏族孩子无比向往的，这就是内地所办的西藏中学或者是西藏班。这些学校是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西藏后所作决策的产物，目的是教育援藏，培养更多的藏族知识青年参与家乡的建设。北京、天津、成都、兰州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西藏中学，一些省市的重点中学也都开设了西藏班。由此学成返藏的青年，无不成长为新西藏建设的骨干力量。西藏中学和西藏班招生时，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初中只招不到两千名学生，高中的名额更少。一旦考取，所有费用都由各地方政府承担。贡嘎报考了西藏班的初中部，但是没考上。仁增家希望贡嘎的姐姐次央也报考西藏中学。次央现在在日喀则实验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明年可以报考西藏中学的高中班，一旦被录取，不但能够减轻家里的负担，还能比较容易地考上理想的内地大学。仁增家的四个孩子中，次央是最引人注目的，她有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娇小的身材、精致的五官、温顺的性格。与她的兄弟截然不同的是，次央不但善于表达，而且还很自信。我向晋美兄弟提问时，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是片言只语，而次央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还能引经据典。她渴望将来有一个好工作，让她的父母过上好日子，所以学习非常用功，就是放假也不休息。央宗对我说：“她总是不停地学啊，学啊，都快成一个书虫了，我不知道她像谁。希望次央能考上一个好学校，因为她对家务和农活一窍不通。”因为次央平时住在日喀则的姑姑家，很少有机会见到，我决定和次旦一起专门去看望次央。在她姑姑开的小小甜茶馆里，我们一边喝甜茶一边聊天：她哥哥晋美报考的大学，她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为了不影响她学习没有通知。当谈到自己的打算时，次央告诉我，她决定不报考内地的西藏中学了。虽然清楚到内地读书会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但她觉得，留在日喀则上高中是最好的选择。我很纳闷，她为什么决定不去内地学习了呢？“假如我现在离开西藏，以后说藏语的机会就不多了。”次央说，“那样的话我的藏文就只有初中水平，这远远不够。”“但你的汉语不就提高了吗？”我想到了贡嘎和他学习时遇到的困难。“这和生活在村里不一样，日喀则的汉人很多，他们都不会说藏语。我想学汉语的话，随时都可以跟他们学。”她年纪轻轻，却如此有想法，让我很惊讶，而且有些赞赏。次央的想法有些道理。如果她考到内地，接下来的七年里(包括大学四年)都要使用汉语。我们的摄影助理罗丹十二岁考入了北京西藏中学，直到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整整十年里，他基本上没怎么用藏语，给家里写信都用汉文。也许，次央担心的，不仅仅是忘记藏语。如果到内地上学，作为西藏青年中的佼佼者，虽然她会得到最现代的教育，但是对本族文化、历史、宗教和社会的了解，是否将会停留在中小学阶段？仔细想想，我在她那个年纪，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又理解多少呢？次央很想到拉萨为两个远走的哥哥送行，尤其是大哥晋美，可能一两年后才能再见面。因为同时供两个大学生，学费都发愁，更不要说回家的路费。今年晋美和嘉措的生活费是把家里所有的余粮都卖了筹集到的，但是明年呢？但是次旦说，他卜算过了，次央和家里其他的人今天不宜出门。 “我们都去送行，神灵可能会不高兴，说不好翻车，或者让孩子们路上生病，所以就两个孩子、我和日喀则的姑姑去拉萨。”次旦郑重其事地对我解释说。我知道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对于拉萨，次旦和两个孩子并不陌生，然而在拉萨河畔新落成的拉萨火车站，次旦就觉得有点恍恍惚惚的迷茫。车站外观上的藏式风格还透着亲切，但跟着人流走进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他们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像一座宫殿，却没有佛菩萨和众神像，地面像镜子一样闪亮，令人目炫。站台上人流如潮，熙来攘往，虽然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目标，但不像八廓街转经的人那样沉着、有序。一上了火车， 次旦好像变了一个人，婆婆妈妈地反复叮嘱晋美：“一定要吃好！下火车时千万记着带上书！别把东西落在车上。”他又转过身去，对坐在晋美旁边的孩子说：“你们一路上要互相照应着。”晋美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膝盖，似乎在打坐。我知道他心里有多么焦虑。今后，他要面对陌生的环境、激烈的竞争、高科技的专业、大城市昂贵的消费。而这一切，都必须他一个人面对了。在他出发前几天，我连连接到电话，他给我念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新生须知，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给学校打电话，确保学校会派人到火车站接他。他害怕听不懂西安话；担心学习跟不上——他听说有的学生高考成绩将近五百分；更怕同学们瞧不起他这个西藏农村去的孩子。临行前，晋美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介绍西藏的画册，说：“孙老师，我要带上这本书，让同学们知道我来自这个美丽的地方。”火车就要开车了，乘务员在催促送客的下车， 次旦挥手向晋美道别。他最后的嘱咐是：“孩子，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次旦对晋美即将面临的世界知之甚少；晋美所学的航天工业技术，次旦可以说一无所知。次旦很难想象三年以后晋美的人生将会发生多大的改变。从西安回来后，他还会让次旦占卜吗？学会了航天技术，晋美还会相信次旦对星相的解释吗？大学毕业了，他会接受次旦给他选定的妻子吗？他们还会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吗？看着次旦蹲在车窗前，隔着玻璃，两眼紧盯着孩子，嘴里再三叮咛，我明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即使有这些忧虑，次旦还是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去，得到他们祈盼的一切。正思考之间，车站响起了汽笛声，站台的工作人员提醒人们靠后站，火车缓缓地启动了。次旦依依不舍地跟着火车，一直跑到站台的尽头，还不停地招手。久久地，次旦背对着我们，朝着火车开走的方向眺望，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当我回放这段素材时，看到次旦独自一人站在空旷的站台上，目送火车驶向远方的背影，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当火车的轰鸣声渐渐变弱，一阵诵经声突然传入我耳中，越来越清晰。我扭头环顾四周，又在画面上反复寻找声音的来源。突然，我意识到，是拍摄时别在次旦绛红色袍子上的无线麦克风，把他最虔诚、最本能的祈祷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