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作者: 迟宇宙 他既然缺乏长远的目光设计，何以能与柳传志精到的手腕并行不悖？他既然是联想最早的创始人，何以不能像柳传志一样被人所不加节制地仰慕？ 联想最初的11个入局者可能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苦恼困惑，又为他留下超过一般人敢于想像的空间，让柳传志能够冒着无限危险不折不挠地布局而庆幸。 总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平凡的人，风云际会的不经意之间，被命运派去执行一项任务。等历史到了转圜之点，他便自动离去或被取而代之。 历史记载中的王树和，显示他心思复杂，有时尚且行止古怪；他富有幽默感，总结报告却又写得官腔十足；与他同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时他却被认为是个“破嘴”。 他自己解释离开联想的原因是计算所强制调回，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有人却提及他的离开是因为“害怕”，觉得这小小的公司没甚前途，怕自己的饭碗砸在里面。而他则强调公司当时已有起色他的离去是种“遗憾”。 他离开联想后，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兼科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 他有时以联想的创始人自居，表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似乎他一手缔造了联想。今天看来，联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独创，毋宁说是大时代选择的结果，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时代选择了柳传志而非他王树和，更非他和柳传志选择了时代。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面，说王树和毫无功绩显然有失公允，他虽稍嫌优柔，却也不独断专行，这毕竟为柳传志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关系公司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也能够做到事必躬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统治联想的一年多里，联想毕竟获得了发展，虽然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就整整地被骗走了14万。 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其心目一直是个老大哥。“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他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注释】 ［1］、［2］《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1989年12月。 ［4］《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5］联想档案D01—1984，公司历程。 ［6］联想档案D01—1984，联想沿革、公司历程、人事任命。局中人：李天福(1) 1984年秋天，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串联会的，是计算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他们愿不愿入伙。那阵势看起来，像是晁盖问各位头领愿不愿上梁山一般。 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他只是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试图逃离自我的封闭，寻觅一个稍显广阔的空间。 今天，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湮没于芸芸的人流中，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不高的职位。人们总是说，创业###中他混得最差，变成一个“看仓库的”，只有他自己明白，每天能看到阳光，看到联想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对他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和满足。 “看仓库的”家伙曾经忍受着计算所单调、乏味，生命缺乏活力的生活。但这一切终会变成往事，沉淀为历史，演变为劫波中的刹那，海洋中的滴水。当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出现时，整个中国改变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科学院和计算所改变了。李天福随之改变，他说这种改变是“环境的需要”： “任务不饱满，大家坐在那儿就有点烦，想找点事干。正好这时候，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要将一部分人分解出来办公司，把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直接为生产服务。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磨练，对国家有使命感，想多做一点事。所以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 李天福最初想到京海或信通，王树和与柳传志听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他，说：“你先等一等，我们还要办一个公司。你要去的那些公司不是计算所直接办的，而是跟别的部门合办。我们计算所也要办公司，你能不能等一等？” 李天福决定等。他开始参加碰头回，会上柳传志开始吹风，向他们灌输新“思想”，描绘一个伟大前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入局者，一个联想局中人。 许多年过去，联想变成了一个标志，柳传志变成了一个神，而他，李天福，依旧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50年来，40年来，30年来，20年来，10年来，中关村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造就了英雄、枭雄，也造就了各种卑微的小人物；这些改变掩埋了一些人的梦想，也膨胀了一些人的野心。没有人不为中关村的巨变震动，尽管大部分时间他们事实上熟视无睹。 李天福有一次感慨地说：“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叹息的中关村开始巨变，而李天福恰好是这巨变的见证者，尽管未必是最准确的讲述者和最重要的代言人。1984年，联想成立的时候，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不忍卒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人离开了，走来了新的“统治者”。 又过去了10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马路上投下厚厚的阴影；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不见了，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往事。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一切都已改变。 李天福刚到联想时，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和培训，偶尔也卖卖测试仪。20年过去，他来到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变成了外设事业部的一名老员工，监督打印机生产。2002年4月，他又去监督电脑生产，管理备件，“干最艰苦的管理工作”。 在很多老员工眼中，他是一个“看仓库的”。与大部分“看仓库的”有所不同，他持有市值几十万的“一点点联想股票”。而且，只要不篡改历史，1984年的11个入局者中，一定有这个卑微的局中人的位置。 尽管卑微，尽管是个“看仓库的”，尽管是混得最差的一人，但他并不郁闷，也从不抱怨。在这20年中，有人负气出走，有人争权夺利，有人反目成仇。他们得到的东西也许很多，却绝对得不到他所拥有的快乐。 20年里，他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平静地安抚自己的内心，努力使自己保持内心的安宁。有一次他说：“我可能是这11人里面（职位）最低的。这也可以说是能力有限，只适合做这些事情……你处在这个环境，心态就一定要平衡。” 有很多人问他：“你是最初的11个人之一，怎么还在这儿？”有些人说他应该坐到办公室里“吃吃花花”。他说要把自己的位子摆正，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好。“我就是普通人，我进公司就是找工作，”他说，“这样想心情就舒畅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4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4节作者: 迟宇宙局中人：李天福(2) 他经常能在街道上遇到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依旧像20年前那样与他打招呼。曹之江见到他的时候，也依旧与他很亲热，并且在私底下说他“很热情”。 他关心联想，也关心柳传志和杨元庆。他曾经测算过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距离，是公里，如果算直线距离则只有7公里。他距离上班的地方是10多公里。他说他从大钟寺的家出发骑自行车上班，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上地一般差10分钟到8点。如果从中关村的家骑自行车上班则方便得多。 他每天这么周而复始，从未抱怨，坦然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剧烈差别。20年过去，他从未在联想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从未有过成为“仲裁者”和“代言人”的理想。在他眼中，柳传志还是当初那个乱叫他“老李”、“小李”的兄弟，而不是塑在他心中的一尊偶像。20年过去，他不曾为联想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如果留下了什么，只是一线光亮。一线照亮无数人内心的人性的光亮。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词，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威廉·曼彻斯特说：“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1］ 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他在北京25中读书时有机会实现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但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复习功课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个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他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不久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也对他表示欣赏。社教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农民们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 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 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 “我当时脑子好使，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他们始终未尝明晰，到底什么力量驱使其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同班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在白藤岛上，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柳传志说，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去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天安门。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在天安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作者: 迟宇宙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写过匿名信支持天安门运动。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 在天安门，柳传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组到来后，要收缴所有的“罪证”，要依靠这些“证据”抓人。柳传志与龚国兴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毡纸把照片包起来，藏在房顶木板下面。 “我们怕若干年后真的说不清楚了，这些纪念周恩来的人，真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他说，“我们把那个藏起来了。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真的压力很大。他们原来不知道，打倒‘四人帮’后的那次大会讲话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讲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早有极大的预谋，要把这个放射出来。”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4) 柳传志喝酒骂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车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是这样一所房子，也是努力争取而来。他们原来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们便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就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和他一起骑车上班的路上总是讨论那些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把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时漏雨，最厉害的是周晓兰家。“他们家有八个地方同时漏，”柳传志说，“我们家还能弄点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来的，是从一个叫戴明发的人管的料厂里偷来的。那时候计算所院里有一个料厂，里面堆放着水泥、砖头和木头，各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 很多年后，联想已成中关村明星，柳传志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顿时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最多时住了八个人。 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他们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2］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 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联想”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只是柳传志拥有总结1986年和展望1987年的权力还要象征性地等夏天到来罢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3］ 【注释】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版。 ［2］、［3］《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刘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历史从侧面进出(1) 莫里斯·迪克斯坦说：“一个时代的情感可能是统一的，但从不千篇一律。回顾历史的观察家能分辨出主导观点和各种影响的主要线索。如果他做得过于粗略，他就易于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将它们混合成一个虚假的整体。”［1］ 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生机勃勃的1980年代，但对于中关村来说，1984年依旧是一个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份，一股股保守和恐惧的臭气不时地从科学城的毛孔中冒出来。但局域的保守和恐惧，阻挡不了时代前进的洪流，也阻挡不了一种新情感的兴起。 现存资料显示，柳传志认同一个“大时代”，似乎也可接受乔治·艾略特的格言：“没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不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所以，在1984年冬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被时代选中的中关村“仲裁者”和“代言人”，抛弃了梅勒所描述的那种思想上的专制主义：“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的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他不再靠当一名激进派而得意地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精英一员，他知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寻找成长之路 当联想成长为一个民族工业的象征和中关村的标杆后，有人曾描述联想最初如何寻找成长道路： 夜已深了，计算所两间小平房灯却还亮着，公司全体11个人正在沉思。20万元的开办费，不了解市场，不熟悉经营，更缺少人才和资金，在这种条件下，公司该如何发展呢？“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出售小商品吧，这样稳妥些”，大家都在出主意。这就是创业之初的联想；这伙人的首领就是柳传志。［2］ 1984年开始的故事，在传说中有无数个序幕。很多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仿佛他们身临其境，目睹了联想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幕。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合理想像，后来都被证实为善意的谎言。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很多公司相比，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7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7节作者: 迟宇宙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有时下班后他们还在路上讨论不停，聊得兴起时就来来回回送对方回家，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知道努力的风向标会指向何处。 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他们觉得倒卖彩电可以赚钱。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 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出师不利，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陷入了信任危机中。贾绪福后来分析：“对我们一般员工来讲，那时候14万是很大一笔钱，钱没有了，资金来源没有了，是怎么去做买卖和个人信誉没有了的问题；对领导来讲压力更大了，是怎么向所里交待的问题。” 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以当日的收入水平计，要让他们用工资弥补亏空，可能终他们一生时间，也力有不逮。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联想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14万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他们开始认真思考：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历史从侧面进出(2)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 周晓兰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200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打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200块钱是该花的！’” 1985年春天，让那11个人感到高兴的，除了3月13日在计算所西门挂上了招牌外，便是稍早前倪光南的到来。这个联想的功臣和联想历史的敌人的到来，开启了联想史的另一条线索，使联想得以从历史另一个侧面进出。 “第一桶金”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王树和与柳传志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各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所以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再验下一批。“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3］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蔡书记也是这样，连车子也没有，就是接力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挺好，他们挺实干的。这些人都不说空话……” 每当那些退休的“老联想”回忆起“蚂蚁搬家”的故事，他们就会感慨创业的艰辛。他们的眼前也会浮现出一幅图画：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李勤……他们大汗淋漓，一路小跑，颠仆于搬运电脑的路上。 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项目结束的时候，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已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尊重，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服务费上涨至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的“第一桶金”。 柳传志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发现自己终于可以运用知识获得巨额利润了。一切都已改变，“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苍穹上依旧是熠熠的太阳。曾经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展示出方向，联想历史开始向一个侧面进出了。 选择的勇气 一群白蚁要爬到树顶去看阳光，它们向上爬，遇到第一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分成了两群，遇到第二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又分成了两群。它们又遇到了无数个分岔，最终，只有那些从未做出错误选择的白蚁在树顶看到了最美的阳光。 迄止今日，联想能够号令中关村，其唯一理由便是他们从未做出错误选择。1985年底的某个夜晚，他们面临着第一个分岔口。在联想的两间矮平房里，20多个创业者要做出一个艰难选择。他们赚到了70万元。他们从来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也从未对金钱如此触手可及。他们可以将这笔钱分掉。他们并不富裕。可以想象“分钱”是多么巨大的诱惑，是多么现实的选择。 “这是一个并不寒冷的暖冬，屋内热烘烘的。在10年以后，很多创新企业最难召开和最为沉闷的会议大多数依然是财富的支配。然而，1985年这20多名创业科技人员并没有表现出那般沉重。他们想选择现实，想富裕，意见也有分歧。但是最后大家的意见都得到了统一：把资金投向未来的事业。” 每个人都需要说服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抵制第一次“分钱”的诱惑。他们沉默、痛苦抉择。最终他们没有做出错误选择。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开篇记录的这段历史让人感动。“选择未来”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不会有那种幸福感觉：“傍晚，他们结伴走出那个熟悉的院子时，每个人都两手空空，每个人都心里充实，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满怀着喜悦。”历史从侧面进出(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8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8节作者: 迟宇宙 1985年底，柳传志他们选择了未来。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初的选择到底为他们赢得了什么。他们当时也并不知道，第一次“分钱”对一个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当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当他们最终找到充足理由为自己赢得35%股权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用勇气为自己赢得了什么。 布局前的寻觅 联想获得“第一桶金”之后，柳传志他们便不得不开始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柳传志在1988年开始自觉地为联想布局，因其布局联想才得以“曲线救国”，生产电脑，成为民族工业的宠儿。在1985年，柳传志并不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那一年他与香港之间的种种关联，只是为他日后的布局深埋下了浓浓的伏笔。 柳传志总是感慨钱挣得实在不容易，直到2004年，直到他掌握两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做小买卖起家的。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一直强调“诚信”二字的柳传志也会干出一些不诚信的事情来。 多年后，柳传志忏悔往事，说起联想早期在挣钱和道德间的冲突：“在1986年前后，我们代理香港一家公司卖机器，结果这个机器卖给客户后出了问题。当时代理的公司找不到了，如果马上赔钱也赔不起，后来赖了两年的账，在1988年前后我们又碰到了这个客户，这个时候我的副手主动找到他们退了2万元，了结了这件事，当时在赖账期间心里确实是挺难过的。” 联想代理的那家香港公司，便是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联想做IBM 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4］ 多年后，联想在中国击溃IBM成为市场新的主人，柳传志与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碰巧其中一位高官便是IBM当年全美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柳传志说1984年他来过中国：大概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资格见到我。柳传志盯着他，很坦诚却又底气十足：“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那样。” 柳传志第一次和IBM接触是作为香港四维公司代表参加IBM代理会，香港四维做IBM代理本来就没地位，他又只是其代表，更不被重视。柳传志记得那天他特意穿上父亲送他的老式西装，但是一整天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任何机会说话。那时联想还很小，日后的中国“IT教父”在IBM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显示，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代理利润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是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 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他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电脑，就立即找到对此事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国家体委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5000多元的利润，14台电脑便是7万多元。 国家体委购买电脑的外汇存放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中国当日之政策，后者拥有从哪家公司购买这批机器的真正决定权。柳传志从国家体委获得首肯后，便直奔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在那里，日后的“中国IT教父”遭一位最底层业务人员的盘诘：“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知道轻重，忙向他耐心解释，说自己已得到国家体委首肯，说公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办，哪料这业务人员丝毫也不买他的账。听柳传志嗦了半天，他便冲柳传志嚷嚷：“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 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便告诉那人自己是香港四维的代表。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你给我出去！”房间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他尴尬异常，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走出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大门，柳传志内心极不舒服。公司很小，也四处碰壁，但他还从来未曾遭遇这样的污辱。不过片刻之后，他便“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历史从侧面进出(4) 不跟这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但生意还是要努力去做。他最后找到了此人的同学为他说好话，最后终于做成了这单生意。多年后，想起自己是做小买卖出身的柳传志多次回忆这段往事，每次都唏嘘感慨。 很多人今天诘责联想，有时难免会令柳传志委屈。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求人送礼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敲门，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他有时会想：当初受到那么多委屈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远大理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打开通往香港的那扇门 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那时候的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与美国的硅谷没有什么区别。殖民地的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快速的变幻让柳传志目不暇接，有人形容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 柳传志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生活埋没。“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5］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1985年下半年，张祖祥与导远公司谈一个网卡产品的项目合作时，在北京民族饭店见到了导远副总经理吴礼益。后来吕谭平来北京时想见柳传志一面，张祖祥问柳传志见不见，柳传志说当然要见。于是张祖祥牵线，他们忙里偷闲见了一面。 我们已无从想像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1985年的匆匆相逢无从断定柳传志和吕谭平是否一见倾心，也不能用来争辩他们如何切中肯綮地折服对方，赢得钦敬。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过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戏剧化外围，但其结果业已确定他们的合作将在炫人眼目的宏伟中收场，最终以喜剧的结尾写完一个大时代的注脚。 虽然有些猜测如今已无法证实，以仅有资料，我们也可断定：吕谭平不是一个杰出的生意人。他也是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扮演一个与他能力不相称的角色。在1980年代，他尚能执行命运安排的任务，待到联想壮大他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9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9节作者: 迟宇宙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然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高潮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联想必须在香港拥有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6］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吕谭平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办香港联想，但命运不经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与香港人合作，柳传志遇到不少骗子，这使他建立的“香港窗口”广泛而脆弱，无从合理维持这庞杂繁芜的局面。通过无数矛盾与暧昧，气魄和胶结，吕谭平从骗子们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柳传志的尊重，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坏的未来。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联想局只有发展到这里，才算开始了前戏。 从此联想在命运的征讨之中，渐渐树立了无上权威和无限骂名。现在，我们得回到从前，看那个叫倪光南的人是如何扮演一个联想历史中最离奇角色的。 【注释】 ［1］《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2］《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柳传志谈联想经验》，任新编著，线装书局，2003年4月第1版。历史从侧面进出(5) ［4］、［5］、［6］《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1) 倪光南是联想历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的出现为联想历史扯出另一条纠缠的线索。他一方面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甚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袖，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联想历史的敌人、伪君子和莫名其妙的诬告者。好在我们研究联想历史，并非品评其功罪是非，而是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归纳和演绎这个离奇人物为联想历史开启的种种线索。 一个离奇的角色 这个离奇人物1939年8月1日生于浙江镇海，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现存资料显示，他最初囿于家庭出身，生活和工作颇不顺利，但他的才华挽救了他的命运。 他从1974年开始参与研制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获得成功，赢得了奖赏。一篇报告文学形容他若沿着“课题—论文—成果—鉴定”道路走下去，也能博个成名成家。“而联想式汉字技术却就可能尘封在萌芽状态。” 倪光南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他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其后两年里，他还设计出了高性能图形显示系统样机，并开发出三维图形软件包。“他的成果已达到当时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水平，”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也是慧眼识英才，一再挽留他都被倪光南婉拒。他似乎感到实现自己计算机汉化夙愿的机遇就要到来，而且只有在生他养他的神州厚土才能产生这种机遇。” 柳传志后来曾评判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竺乃刚、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据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与他一起研究汉字输入的小组负责人竺乃刚不久后出了国，再未回来。共同的努力随即为倪光南一人独有。多年后，当倪光南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竺乃刚曾写回一封长信对联想的“造神运动”表示不满，说倪光南并非联想汉字输入的唯一创始人。他还提供了厚厚一套字库，意在说明汉字输入，至为重要的是字库本身。 被柳传志称为“假书呆子”的这个离奇人物，在联想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以总工程师身份辅政。当日联想籍籍无名，如果倪光南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为联想觅到一个好的前景，他的功业便可被刮目相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旧交 1984年底，就在倪光南努力试图把LX80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时，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找到了他。威声在《联想之光》中，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地说： “时代创造了联想集团，命运之神又安排倪光南加盟联想。 “……牵头组建公司的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早就看准了这群出类拔萃者中的顶尖人物倪光南。他时年45岁，已是计算所最年轻的‘正研’（注：事实并非如此，倪1986年才被评为正研）。”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倪光南有一次曾说起自己与三位联想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 柳传志与倪光南最初并不熟悉。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那时候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倪光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柳传志的欣赏。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老倪业务能力很不错，人也谦和，我们跟他讨论技术问题，他都站起来跟我们说话。”柳传志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英语口语，经常练习英语对话，老倪口语不错，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聊聊。”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2) 柳传志曾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麦克斯洛方程。那是无线电基础里的一个基本公式，非常长。有一次柳传志他们想考一考倪光南，他假装不会这个方程，向倪光南请教。“我说老倪，你能写出麦克斯洛方程吗？老倪说：干吗呀？我说：你给我们写一下。”倪光南提笔就写起来，除了前面常数项没写，剩下的全部都写了出来，一点差错也没有。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0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0节作者: 迟宇宙 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新欢 站在联想控股的新办公楼里，或者坐在自己位于10楼的办公室中，柳传志可以眺望整个中关村，可以看到十几年来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公交车的一站，是如何令人惊奇地转折为中国的“硅谷”。白天，这里熙熙攘攘；夜晚则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三三两两的人群散落在那里，他们有的坐在角落里，有的仰望着巨大的广告牌，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改变。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内心回复安宁，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我们……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威声在他的《联想之光》中记述了倪光南“出山”时的迫切，说：“计算所公司成立没几天，柳传志等抱着‘三顾茅庐’的恒心来请倪光南出山。其实公司才是茅庐初创。他们未料到倪光南不需三顾，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钻进计算所公司平房担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加盟使公司同仁欣喜万分。” 柳传志他们的确欣喜万分，但说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却又不尽属实。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里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的来意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最终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他开出条件，说不参与任何行政事务，专心搞科研；公司要认真经销汉卡产品。后来联想将其条件总结为：“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他们自然明白，倪光南提的条件无非是要尽量减少参加与研发无关的事务。他们乐观这样的结局，便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价码”。 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毕竟教柳传志不大放心。他告诉张祖祥：“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后来两人又去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中，再次倾吐对倪光南的仰慕。倪光南的太太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终于勉强答应了。［1］ 柳传志他们终于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总工程师。他们知道，从此这失望的阶段，尽可变成复兴再造的机缘。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局外人将从十年后开始极尽褒贬之能事，而他们当日的间架性设计也将在那时瞬间坍塌。 “地球上最强大的汉卡” 倪光南被塑造为神后，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立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事实是倪光南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当日国外电脑渗透中关村，以前所未有之势攻城掠地。中国电脑界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研制完全运行于汉字环境下的电脑与世界主流机型绝缘；二是将汉字技术植入软件中，但在硬盘只有16M、内存只有几十K的电脑“黑暗时代”，运行速度既慢，操作又显繁琐。似乎只有软硬结合一路，才是唯一正途。“联想式汉卡不仅是汉字输入法。它是由硬件支持与软件结合而成的汉字系统。”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的。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3)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以其突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倪光南后来说，一型汉卡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位。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现在看一型卡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但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柳传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为感慨：“联想汉卡作为试销品一推到门市部，倪光南同志就是第一任推销员。汉卡第一次上展览，倪光南同志又是第一任解说员。”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联想汉卡的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开启“新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就在此时离开了联想，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柳传志做总经理，倪光南开始喊他“柳总”而非惯常的“小柳”。他说这是为表示他对柳传志支持：“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倪光南长柳传志5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他在计算所资格既老，又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其技术辈分较柳传志要高出许多。所以，此前在公司中，尽管柳传志是副总经理，他也很自然地称呼柳传志为“小柳”。 因为汉卡诞生而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多年之后方才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它并非柳传志的“新时代”，而是联想总工的“倪时代”，至少名义如此。 几乎现存所有资料都意在说明：“联想汉卡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可兼容市场上各种品牌计算机，再加上良好的售后服务，很快打开市场，产量迅速增长，联想声誉日渐提高。”“联想汉卡的开发成功，解决了当时西文汉化这一计算机难题，是联想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对联想初期的发展功不可没。”［2］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作者: 迟宇宙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的身份，但至少那个人并非柳传志。联想的得名，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描述过，无疑得益于其所开发的联想汉字系统。1988年的时候，柳传志还说：“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倪光南也当仁不让。多年后联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倪光南则希望人们“全面理解联想以20万元起家之说。“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有时倪光南对自己在联想史上的地位难免夸大其词。柳传志后来有一次很不客气地说：“当年的汉卡，据我回忆，大概卖了几万套。几万套能有多少营业额？主要是宣传讲出来的。后来汉卡就变成了软汉字，方正的汉卡就厉害了，新天地那个汉卡就厉害了。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PC机，反而变成我后面的发展方向，微机就是这么卖出来的。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科学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太工程师……他没太想明白，在这个企业里面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倪光南可不这么认为，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后他有一次说：“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总没权力，在“总经理负责制”的背景下，权力系于他一人之手。“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在当日这是一个莫大荣誉。一个月后，他们在香港开发的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10年后，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缘分走到了尽头。被柳传志的“造神运动”塑造的神和“倪时代”瞬间走到终点。胶结的联想史线索，又开始了新的分岔。 1986年 1986年，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 秦梅芳先行到了香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她的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单身床。倪光南随后抵达，研制便宣告开始。威声在其报告文学中描述说： “30几个日日夜夜，窗外霓虹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在倪总和他的助手脑际几乎一片空白。此时香港的价值在于内地达不到的工艺开发水平。30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时，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做汉卡，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这个港商竟是个奸商，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说是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兑钱，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 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没有人知道，此时居于计算所所长助理位置上的王树和作何感想，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感想。他的时代，仅仅不足一年，已为时间所湮灭了。 而多年以后，柳传志当年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儿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力量就无可匹敌！”当日一位“现代女青年”更为透彻的表述，说：“嘿！现在找对象，就得找倪老师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3］也都渐渐为时间所淡忘。 【注释】 ［1］《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良。 ［3］《迷人的“联想世界”》，孙晓旭等，《联想世界》，1988年12月5日。局中人：袁保玑(1)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对人宽厚的长者。1963年，21岁袁保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所。阴差阳错地分到第九研究室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学计算数学的她便糊里糊涂地搞起了计算机。 1958年6月的中国才有第一台仿苏电子管式计算机诞生，定名为103型计算机。196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日算是起步较早的国家，不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混沌和无望中度过了青春，“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初的中关村开始有各种公司诞生，微机渗透进来，袁保玑便对微机感了兴趣。陈春先办了华夏，又有了“两通两海”，接着柳传志他们的公司也成立了，一派热闹景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作者: 迟宇宙 A·D·钱德勒在《计算机业50年：成长的轨迹和关键》中说计算机业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作为新产品的微机已开始挑战大型通用系统。这种挑战来自70年代计算机业的两项重大进展。其一是计算机（特别是IBM系统及其克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多。结果，半导体、外设、软件包和相关产品进入批量生产，成本和价格急剧下降；其二是微型处理器商业化。微型处理器使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大规模生产使芯片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984年底联想成立时，在美国由于微机产量终于跟上了需求，计算机行业出现了重大重组，许多新兴公司消失了。IBM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80年的时候，IBM的管理层还不知道微机批量生产将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职业经理人已感觉到个人计算机将对IBM的核心业务产生真正的威胁。 在中国，人们依旧无动于衷。经历了10年“文革”后，中国计算机业已经脱离了世界轨迹，也无法靠近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只能观望、羡慕，然后自怨自艾。 袁保玑1987年到了联想，经过三年苦斗，联想那时已经展示出新的气象。进联想前的几年，她一直研究软汉字系统，有时也给一些公司做软件汉化的“外活儿”。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柳传志，柳传志问她是否愿意到联想来。她当时已不想留在计算所，觉得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事情；而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地被用上去。”她的爱人与柳传志在同一个研究室，觉得柳传志可以干大事。于是，她便到了联想。 那时候倪光南的硬汉字系统已成规模，袁保玑的到来可以加快软汉字开发。后来曹之江从国外回来，也加入联想，又有一心做研究的陈大有，联想汉字研发能力，达到鼎盛。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副总工程师。王平生曾评价联想的三个上海人总工，说倪光南对老同志严格对青年人宽松，曹之江对青年人严格对老同志宽松，袁保玑则因其性格，对老同志和青年人都宽松。 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算机性能差、配置低，内存非常宝贵，硬汉卡并非占用内存资源，而是硬盘资源，如此便可提高运算速度。到了1987年，计算机性能已经提高，内存既已扩大，速度便即加快，一部分内存资源便可空闲出来，用以使用汉字软件；而且当日软汉字系统成本既低，价格又便宜，已有流行趋势。 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两种软汉字，其中之一是纯软件系统。联想后来的六型汉卡，便是软汉字汉卡。在开发的过程中，曹之江向袁保玑学到了很多，他后来说袁保玑是他的老师，他对袁保玑特别推崇。 不久之后，袁保玑、曹之江和陈大有开发的软汉字系统便被倪光南枪毙，柳传志向倪光南妥协，这便是联想史上有名的“硬汉字枪毙软汉字”事件。有人曾经猜测，倪光南之所以枪毙软汉字，其本质原因，或为倪光南做硬件出身，对做软件的人有天生的心理优越感。 因为这件事，柳传志对曹之江、袁保玑和陈大有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我不是很计较这些事，”袁保玑说，“后来不让做软汉字，既然上面决定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上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袁保玑记得当日李勤跟她说：“袁老师，你们不要再做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李勤倒也肯定，还给他们发了奖金。 多年之后，传说倪光南四处宣讲，幸亏他当时枪毙了软汉字，要不然联想就坏事了，光盗版也把联想盗得倒闭了。袁保玑倒无所谓，但曹之江老大不高兴，他说他当时已在系统中做了加密，盗版的难度很大。 联想史上还有一个可笑的传说，说是当日很多电脑已经使用了汉字软件，但联想硬是将机器拆卸，插入联想汉卡。 既然做不了软汉字，袁保玑便去开发软件。后来成立了一个软件中心，袁保玑是负责人。有一次他们与代理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杨元庆合作，为打印机设计了一个软件，其中就使用了六型汉卡中的一些特殊程序。“我们利用原来的软件储备，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这好像是汉卡的最后一笔了。” 1994年4月1日，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曹之江和袁保玑给他做了副手。杨元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再未让机会从手中溜走。局中人：袁保玑(2) 那时的杨元庆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在他们看来稚气未脱，做事却大刀阔斧，极有魄力，而非在1984年戴着一副破眼镜、推着自行车傻笑的家伙。曹之江和袁保玑都夸他尊重老同志，这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他是计算机硕士，业务能力既强，管理上又有一套，袁保玑说他“思考问题，都会超前一步。他会想到一年两年之后。他们有人形容，他是想好了再做，确实如此。” 有一件事对袁保玑影响深刻。有一次杨元庆给微机事业部定了一个目标，他们都觉得有些高了。杨元庆说他就是要做，最后果然完成。“我认为他不是随便说的。”袁保玑说。在联想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冲在第一线。在柳传志的布局中，他们是敢死队，但柳传志不是要他们去赴汤蹈火，而是让他们顽强生存。 她1996年离开了微机事业部到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做总工程师，一年后的一场整合使北方系统集成成为历史。后来联想分拆，她又变成了神州数码员工。 2002年，她到了退休的年龄，但神州数码需要她，便返聘她回到公司。她现在工作忙，她的丈夫席克也清闲不下来。席克就是当年将杨元庆招聘进公司的人。 1999年是联想15周年，联想的公关部搞了一个新老员工座谈会，很多退休老员工去了，在那里流下了激动、感慨的泪水。柳传志和李勤去了，杨元庆和郭为去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动荡于风云际会的15年中。她没有参加，她后来平淡地说：“联想一些老员工，确实为联想呕心沥血……这些人确实敬业。” 1984年冬天的联想只是计算所众多公司中很不起眼的一个，但袁保玑觉得柳传志“确实非常有魅力”。人们总说柳传志胆子很大，她说：“其实柳总是非常小心的一个人。他说杨元庆胆子大就是说他自己胆子小，什么事他想得很周到。” 柳传志有很多地方折服了袁保玑，袁保玑记得有一次，柳传志跑到她面前说：“哎呀，老袁，好些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袁保玑平时沉默寡言，见到领导来了便躲得很远，但她内心却是异常感动。 她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博得青史留名。她以前只是一个平凡的科学家，如今只是一个平静的老太太。在联想历史上，无数人最终被湮灭，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她从不抱怨，也不后悔。联想正是有了他们，才最终成为联想，也正是有了他们，联想的历史才会有时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荒野中的一线亮光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是一片深谷，好几千年，历史就在这深谷之中游荡。“这多么令人悲哀。”一定会有人说。 联想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有不多的几项业务，那里的人努力经营。那里如今有汉卡，有电脑服务，还有一百多个人。他们之间还没出现日后的互相嘲笑、彼此嫉妒，而是和睦相处。他们心无旁骛，不谋求一种安逸的生活，而是谋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谋求一种死后可以留下点什么的人生。 他们谋求的生活就是造电脑。柳传志在1988年4月16日做报告说：“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局……周光召院长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公司全体同志的想法和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造出机器来，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能造出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性能价格比上和国外的机器相竞争的机器来！’”［1］ 勃勃雄心甚是可爱，但他们似乎还没等到机会。他们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无法拿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他们梦想“作为联想新世界的主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但柳传志之造电脑，以长远计划遂行。至少在彼时，他已经明白，三年努力只是“开局”，联想已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 变化 早在1986年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管制就在发生松动。这种变化在今天似乎并无特别价值，但对于1980年代的联想来说，意义非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作者: 迟宇宙 曾任电子工业部高官的于致田记得：198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山东石岛召开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四条发展方针：建立以四代机为基础的计算机产业；以微型机、软件、小型机、外部设备为重点；以“两微一小”（微机、微电子、小型机）建立核心产业；发展软件和外部设备，重点搞好微、小型机产业。 在北京，国务院召开了第112次会议，听取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考察美国电子工业后《关于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方针与战略若干思考》的汇报，认为加快我国电子工业任务艰巨，各级政府应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决定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程控交换机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七五”期间对这四个行业实行如下优惠政策：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关键设备、仪器的关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究开发费；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为了招聘优秀人才，允许在试办的小型创业企业中，实行工资从优的政策。另外还决定，在“七五”期间每年拨付1亿美元电子发展基金。［2］ 第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事业单位有151家，它们从1987年元旦起一直到1990年底将被优惠政策包围，联想也是其中的“幸运先生”。局中人：袁保玑(3) 使用计算机还有补贴，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986年的确存在。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了计算机应用补贴政策，每年拿出2亿元作为计算机应用专项款。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历史中，种种传奇成分因为时代并不久远，见证者尚存，得以保持真实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好像国家意图建立一个电脑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0年，要追赶美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代理的革命 冬天很快过去，皑皑白雪开始融化。春天转瞬到来，一眨眼工夫，青草便绿了整个京城。春天到来的时候，联想似乎也赢得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3］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4］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AST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路口，所遗下的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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