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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用高。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何伟对丽贝卡的评论有点让人奇怪，为什么他就认为这男孩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呢，注定不能成为一个人物呢？大约还有些是他没说出的。在中国，学业不佳的男孩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对于丽贝卡来说，也许他连这个才能也不具备，而何伟当然也不重视那种生意上的成功。而关于中国的改变，何伟如此关注这一话题，倒是叫人颇为感动。这是基于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关心。许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点，西方人中的确有许多是不那么政治利益化的。不过何伟只关注到几个点儿，对于经济，以及经济相关话题，他没什么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代所写的书，译本名为“北洋之始”，对中国丰富全面的记录，叫人叹为观止。但何伟对个人故事的深入描绘，则更为难得，罕见）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英国，”他很快回答。“为什么？”“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还有别的么？”“葡萄牙。”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我没纠正他的错误，我猜他指的是澳门。我问了他又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的朋友？”他皱皱眉头，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知道。”他最后说。在香港回归的夜里，王学松和其他男孩在我办公室的家具上跳来跳去，兴奋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们一些外国邮票，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了两年，看起来他们很是吃惊——不过我还是经受住了。到了十一点半，我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在起初，他们害羞地叫我头疼，但他们的热情很高，给他们上课总是享受。跟他们相处，没有和三年级学生的那种距离感，可能因为一年级的程度较低，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在他们学习莎士比亚时，学得很好，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是难以接受老师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今晚，他们都很疲惫了——他们就像小孩子，被允许通宵不睡，而结果，在兴奋中，他们到了晚饭时间已经透支了精力。阿莱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诉我她想回宿舍，但门已锁上了。没人可以回去睡觉，直到香港回归了。午夜前十分钟，我走入了一个有电视的房间。所有的灯全熄了，几乎有一百人学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四处寻找丽贝卡，见到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屏幕的蓝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光。好几天来，香港一直下着阵雨。仪式继续着，就像屏幕角落里倒计时的钟那么稳稳进行，而当江主席亮相时，学生们欢呼了。他们第一眼看见中国旗时，鼓起掌来。他们向查尔斯王子大笑，对着那些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旗手大笑。当午夜那一刻如闪电到来时，学生们狂叫，而红旗升起，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教学楼里充斥着欢庆的轰鸣声。在午夜后有演讲，江保证在特别行政区，经济与人权不会有所改变。在香港，仍然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穿过了木槌球场，有几个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在庆祝。他们在阴影中，借助着夜的帮助。第七章夏天延安看似一场大雨就可将其冲走。黄色的尘土盖住了这个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点般布满了椭圆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依旧住在山洞里。那些洞穴中有电视，冰箱，卡拉OK机。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庄，那里的学校建筑与政府办公室挖入了干燥山坡上。在这片夏季炽热而冬季严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种明智的方式。中国北部的这处乡下，荒凉而难以接近，然而却有种怪异的美。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后；这里和四川的那种翠绿稻田，烟笼雾罩的河流，区别再大也没有了。延安的空气干燥，在多尘的山丘上，总是朗朗的蓝天。这个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队将赞助我去西安学一个月的汉语，但那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如今，我游游荡荡，到了陕西的北部。某些意义上说，这里曾是当代中国的心脏，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因为在1935年，长征正是在这里结束。自从我抵达涪陵后，我听说了关于长征，以及延安岁月的故事，我知道陕北对于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以及日本人，都曾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读历史中，我了解到，这片土地并不那么脆弱；这些山岭可见过远比大雨可怕的东西，但它们依然矗立在这里。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馆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富强。”我花了十块钱，看了博物馆的收藏。毛泽东坐过的马被填了料，如标本般在展示中，同时还有毛用过的大刀，马鞍。那儿有一首毛泽东写的战争诗歌，以他风格鲜明的书法。那儿还有重要战争的地图，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这里没有多少游客。装了玻璃眼的马叫做小青，站在那儿，似乎状态有点不佳。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我问道。“是的。”工作人员说。“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没关系，”我说。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中国会不一样。”“怎么样？”“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那些地方是怎样？”“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一切都还好么？”我问。“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