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被困了多久?”他举起手,手指合在一起成鸟喙状。“七天?”我多问了一句,表示数字的手势也有地区差异。他点点头,“整整一个星期。”“那你都干些什么啊?”“我能干什么啊?唱歌呗!”我们走上了一段碎石小路,每一个脚步都发出饱满的挤压声,拉拉车的轮子轻轻咿呀作响。忽然,我的鼻腔中充满谷香,不多会儿,眼前一片农田——快到绿洲啦。“常常有人问我会不会觉得孤独,”谢老师说,“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那双盯着我的眼睛亮闪闪的,“我反问他们,自己觉不觉得孤独!干吗问我这样的问题?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跟花花草草说话,跟小猫小狗说话,花儿都对着我笑,鸟儿都跟着我一起唱歌,我怎么会觉得孤独呢?”我笑起来,努力装出一副也有同感的样子。这天晚上,我们路过戈壁滩里一个服务区。“我们一起要个房间吧!”我激动地说。谢老师却摇摇头,“你去吧,我还是喜欢睡外面。”“那我跟你一块儿。”他站住了,指指那家旅馆,“你本来不是想睡旅馆的吗?”“是,但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怎么可以我自己睡旅馆,让你睡外面?”“为什么不可以?”我想了想,“那样显得我很不够朋友。”他表情严肃地盯了我一阵,突然大声笑开了,“你个小流氓,所有事情都被你弄得这么复杂!其实很简单:你想睡旅馆,因为舒服,而且可以充电。我想睡我的车里,因为车就是我的家。”我还想说什么,被他摆手打住了,“你现在就进去,我在外面找个地方,我们明天早上见!”第二天,我们俩站在马路上,冲着对方嚷起来。“你不明白!”谢老师高声喊道。我嘶吼回击,说自己明白得很。周围除了灰扑扑的灼热,一无所有。柏油路面已经晒得有些发软,脚踩上去黏糊糊的。阳光笞打着头顶,我们气鼓鼓地互嚷着。话题有关爱国主义。“雷克!”谢老师气恼地叫道,“我们中国人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事情就是这样!”“人可以爱自家的村子,可以爱山,爱沙漠,爱大海,但怎么可能爱‘国家’这样一个完全政治理论化的概念呢?”“那些我们也爱啊!”“你们才不爱呢!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其实却乱扔垃圾,拆古建筑,街上开车撞人!然后还要装出一副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他站住了,汗流浃背的片刻,我问自己,灼热的阳光占了这场争吵的几成。“雷克,”他带着十二分的严肃,“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不够理想的方面。但就算许多地方都有严重的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相处也不够融洽,我们依然爱我们的国家。”“那为什么你们偏不肯承认,现在有些事情的做法就是不对呢?”“中国人跟中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骂那些你看不惯的事情,但我们不喜欢外人来指指点点。”他转身背向我,我听见他说,“这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一时,两人无语。我们继续走,空气中有零星光亮闪烁。抬眼望至天边,除了黄茫茫的戈壁延伸,别无一物。我们两个人,各自拖着自己的愤懑,一声不吭地行走在炙热里。“谢老师。”不知何时,我说。“干吗?”他没好气地应道。“谢老师,也就只有跟你我才敢直白地讨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吧?”他面有疑忌地瞄了我一眼,“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我的谢老师嘛,”我开始对他美言起来,一丝笑容一掠即逝,暴露了他的心思,“你经历过的事,你读过的书,都比我多得多。你是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所以不管什么话题,我都可以跟你讨论,也不会惹你不高兴!”“小流氓!”他从衬衣口袋里摸出烟盒,点上一根,呵呵笑起来,“你很乖,但真的还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我们结伴走的最后一天,谢老师逮着了一个拿我开涮的机会。我脱下T恤来晒太阳,因为想在下次见到小象前让肤色变得黝黑些。路很窄,两边都是石子滩。谢老师跟在我后面走,还不时地发表两句笑话我的评论。“小流氓!”他叫道,“一看到你的肚子我就想吃回锅肉啦!”或者是:“那腰上晃荡晃荡的是什么啊?是巧克力还是可乐?”突然,他喊出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话:“小心,车!”我听见发动机响,便拖着拉拉车靠向路边。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卡车辘辘驰过,车架上至少堆放着十几只木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是辆运蜂车,蜜蜂已经窜得无处不在。“谢老师!”我喊起来,慌乱地把拉拉车一扔,全速冲进了戈壁滩里。我不停地摆着胳膊,想把蜜蜂抖搂下来。双腿胡蹬乱踩,脚下的碎石滚动起来,我还得小心别滑倒。每每刚想放慢动作,我又听见了身后恼火的嗡嗡声,谢老师爽朗的笑声从某处传来。“你在那儿干吗呢?”见我终于停下,他便冲我喊道。我蹲到地上,抱着腿,感觉到自己的汗水成串下淌。被蜇了个包的右脸跟随着脉搏肿胀跳动着,每一丝细微的声响都使我的马达再次转起。“我怕!”我大声回答。“怕什么啊?这些小蜜蜂?”我见他点了根烟,靠在拉拉车上,神色安然极了。“回来吧,小流氓,”他叫道,“这些蜜蜂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小鬼与蓝黄瓜伴着哐当哐当的声响,火车朝嘉峪关方向行进。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正端着大红色的方便面盒,吸溜溜地吞咽着。“红烧牛肉味”。我的脑海中忽地闪过毛泽东的画像,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我头靠在凉意通透的车窗上,戈壁在窗外飞驰而过,看的时间越长,我眼中的它就越显可怕:赭黄,干燥,无边无际。一句吆喝,卖饮料的列车员正推着小车朝这边来。我买了瓶可乐放到太阳穴上,头在起伏跳动,脸颊肿着。我望向窗外,努力勾画着自己和谢老师从这里走过的场景,却没成功。“雷克,”临别时,他说,“你是我最喜欢的流氓!你长这么高的个子,满脑子就知道原则啊、规律啊,结果居然被小蜜蜂吓跑了——我喜欢!”“你又笑我,谢老师!”“不不,我是认真的。照顾好你弟弟,跟他说,他也要好好照顾你!”鲁比,我看一眼手机。有一条短信是北京的同学丽萍发来的:人已接到,在宾馆睡了一觉,已经送上了去嘉峪关的火车,车程共三十三个小时。我喝了一口可乐。窗外连绵起伏的戈壁滩,有如一汪石化了的海洋。望着那僵固的浪涛层叠,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对它的畏惧在走路时还少几分:迈着小步前行的我,还未见其广、其阔。回到嘉峪关,我待在宾馆房间里看了一整天MacGyver(《百战天龙》,1985年美国首播的动作探险连续剧)。城里在建一座新的炼钢厂,来了许多外国专家,宾馆里住满了德国人。他们到这里已经几个月了,钱挣得不少,身边的城市依旧陌生,他们身上有一份类同于天祝的英国学生所有的迷惘。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德国工程师,他们的菲律宾籍女友们,一位女翻译,还有我,感觉有点像嘉峪关全体外国人民大会。菲律宾女子们跳舞,德国男人们将啤酒瓶端放在胸前,灯光迷暗,音乐嘈杂,墙上挂着喜力啤酒的广告。我举可乐跟他们碰杯,脑子里想的是戈壁、绿洲、长城、关楼,还有等明天弟弟鲁比来了,这些我都要一一带他去看。火车站,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出租车载我到旅客出站口,我请司机稍等,便匆匆跑向出站口。四处都是人,箱子,背包,还有无数每一列火车上都少不了的大编织袋,唯独不见鲁比。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大大的黑色背包,短裤,拖鞋,我认出了那件橘黄色衬衣。他站在车站前的宽台阶上,双手插在裤兜里,俯望着黄昏中的城市。“小鬼!”我叫他。有时,我会忘了自己现在的样貌。他把我由上至下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咧嘴笑着说:“哎,哥们儿,你先是来晚了,然后还把自己搞得跟Chuck Norris(查克·诺里斯,美国武打演员,常蓄大胡子)几乎一个样儿!”接下来的几天如同度假。我们待在宾馆,要外卖,看碟。跟德国工程师们一起打发时间,参观城里的各个景点。在长城的终点,我们俩爬到土城墙上面走,惹来了麻烦。一个男人吼我们下来,还生气地教育我们说,这样做属于破坏文物。我知道他的话句句在理,自觉难堪极了,便假装不懂中文。“你就装吧,”他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说道,“我在车站看到你了,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晚上,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环岛周围围了一群人,看样子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围观的人特别多。第二天,我向另一位司机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交通事故,十八岁的小姑娘。”“她怎么了?”我想到了莉莉。“被一个喝醉酒的人给撞了!人家本来还有一周就要去南边念大学了,昨晚跟男朋友坐在草坪上,一个醉鬼开车冲了过去,”他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头跟身子都分家了。”我翻译给鲁比听,等我说完时,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里瞅了我两眼,我觉察出了他眼神中的愤怒。“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他问我,接着又自己回答说,“开车那人的爹是高官!”“噢!”我应了一声。他检验般地瞅了我一眼,“你会说中文,也该知道我们这儿都是怎么办事的吧?”“你是说,肇事的人不会被判刑?”“当然不会啦!家里掏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妈的。”“对啊,他妈的!你想想人家姑娘的父母现在什么感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几天之后,我们离开了嘉峪关。火车嗒嗒开了一个半小时,朝向西北,然后在一个名叫玉门的地方把我们扔了下来。几排街道,一片老屋。我们走进我之前寄放拉拉车的宾馆,宾馆在城边,背靠戈壁。“你说我们在这儿能不能也弄到一辆‘黄瓜’?”鲁比问。我回答:“当然啦。”但其实自己并不确定。黄瓜——我们这样叫农民运货用的三轮车。两年前,鲁比来中国找我的时候,我们也买了一辆,从杭州骑到了上海。三轮车是雨蛙般的绿色,在六天之内坏了六次——我们的黄瓜。寻找的过程并不容易,玉门虽有一个农机市场,但它隐藏在巷子深处,货品种类少,价钱高。“说不定我们真得打消这个念头了。”鲁比说着,一面怏怏地四下望去。我知道,他其实更想跟我一起走路。“我可是答应了爸爸的,”我说,“路很远,天又这么热,况且你还不习惯这样走路。”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出售三轮车的人,正发问般地直直盯着我们。我们俩头上扣着草帽,也是爸爸的建议之一,他担心这里的日照太强。“这完全不能算黄瓜!”鲁比指着那辆不怎么结实的三轮车抗议道。“为啥?”“因为它是蓝的,不是绿的。”四百块,我们买下了这辆蓝黄瓜。我坐在车后的载货架上,鲁比蹬着车穿城而去。路人那一双双紧随着我们移动的眼睛,比平时睁得更大了。我们进超市买羽毛球拍,得到了两个免费赠送的西瓜,回到宾馆,倒在床上,喝酸奶,看碟。“上路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说好,”我说,“一旦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就只是不想走了而已,你必须马上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坐车找宾馆休息,好吗?”他点点头。“那现在就赶紧好好享受吧!”我说,“明天不光会热得要命,到处是灰,而且也没有干净的白床单了。”鲁比笑起来,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不想看电视剧了,他也不在乎我们说好的约定——他要进戈壁。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拉拉车固定在蓝黄瓜后面。爸爸打来电话,声音里透出几分忧虑:“你们俩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孩子们。”我没告诉他,这时的我们因为看了通宵电视剧,困极了。宾馆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看我们打包,我们轻抬了抬头上的草帽道别,他们笑起来。我们不走国道,选择了一条穿行村庄的路。我走路,弟弟蹬着黄瓜。一片又一片绿油油满盈盈的农田,高过两米的向日葵冲着我们低垂着头。有人指错路,害得我们走入一座废弃的工厂,途经一片大麻田,两人又一齐会意地笑起来。我们把手机固定在车把上放音乐,几乎清一色朋克。音量有些小,还夹杂着嗒嗒碰撞的声音。然而,太阳直射我们的草帽,五只轱辘轻声地吱呀着,这时候听这样的吉他重奏却很好玩。第一天我们走了三十公里,第二天四十,脚下的路延伸进入一条狭长的绿色河谷。多数时间里,戈壁滩似乎还离得很远。有时,我们见到那碎石滩在绿茵中耸露一角,仿佛要将这富饶的田地活活缢死。我们在小饭馆吃饭,在农民家过夜。从市场上买来的西瓜在蓝黄瓜后架上滚来滚去,直到被我们塞进肚子里为止,我们的包里随时都有杏干。有一次,我们停下来看三位牧民如何将羊群赶过河里的浅滩。他们先试着大声吆喝了一阵,后来干脆抱了一只羊羔放到对岸,等着它可怜巴巴地咩咩叫起来。果然,羊群动起来,通过了河滩。傍晚将至,我们还在路上。太阳悬在前方的空中,射出一面光扇穿透云层,渐染深红,落下天边。手机里传来一首Lokalmatadore(本地大牌,德国朋克乐队)的歌,此外,四周一片悄然。我们嘴里嚼着甜甜的杏干,气温不冷不热。鲁比盯着我笑起来,“原来这八个月,你就是这样过的啊!”盲“他是我弟弟。”有时候,鲁比会这样跟人说。这两个字已经被我重复了如此多遍,他都能背下来了。他很愿意跟别人说,因为听众的反应多少都有几分茫然。他指着我,说:“他是我弟弟。”收留我们过夜的农民满脸不解,看看他,又看看我,后来干脆一笑置之。“你们往西北走可得小心啊,”他说,“从这里到安西,只有戈壁滩!”“有多远啊?”虽然我已经从定位仪上知道了答案,但还是问了一句。农民皱了皱眉,“一百五十里肯定是有的。”三个西瓜,十几升水,四个馕,几听罐装玉米和茄汁黄豆。手机电池充满了,也就意味着有音乐可听。前方是辽阔无际的戈壁,我回想起了自己在火车上看到它的可怕模样。这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世界。黄土覆盖着路面,我们经过一列坟丘。途中,我指着一个鼠洞说,捉老鼠只需要一个塑料瓶就够了。谢老师最后还是把他的捕鼠秘诀透露给了我:瓶子从中间剪开,里面放点吃的,开口朝上埋进土里。老鼠一掉进去,就肯定出不来了。用刀捅死,烤着吃。鲁比做出满脸恶心的表情摆了摆手,跟我第一次听这故事的反应一样,我眼前突然出现了谢老师满意的笑容。我们不吃老鼠,我们有罐装玉米,路面上还滴答留下了一串串西瓜汁。这会儿我们也不听朋克了,改听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乐。伴着Wann Wird's Mal Wieder Richtig Sommer(《夏日何时再来》,1975年德国畅销金曲之一)的旋律,我们来到一座高速路跨线桥。桥栏旁有一块阴影,正好可以停下歇息,吃点杏干。我们把杏核吐出去,地面上有个洞,谁能吐进谁就赢了——我一次也没中。“笨瓜。”鲁比笑着说。他说得没错:我是笨蛋与傻瓜,合二为一。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居民点过夜,地方小得不过是路边的几栋房子而已。小卖部老板让我们睡在他家后院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窗户,有炕、洗衣机和电风扇,还有控制电灯开关的拉线。幽暗,酷热的一夜。我们躺在炕上,汗一直流,风扇咔嗒作响却没有一丝凉意。黑暗中飘移着一个形单影只的红点,有如一颗遥远的星星。“你觉得你还要走多久?”黑暗中,鲁比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低沉。我突然反应过来,飘移的红点原来是洗衣机的指示灯。“两年,”我说,“也许三年。”第二天的四十公里,我们一路唱过去,天气比昨天更热,我们的歌词大都与“身在沙漠,无奈屎意渐浓”有关。黄瓜吱吱呀呀的,但还是乖乖朝前跑着。日落时,我们到了绿洲城市安西。它给我们送来一缕清风,还有谷物树木散发出的香气。我们看见一条小溪,还有孤单单的一只蚊子,在手电筒亮亮的灯光下舞蹈。紧接着,两只、三只、整整一群,暴风雪般地扑面而来。我一巴掌拍到脖子上,感觉手下磨碎了许多昆虫尸体,我朝鲁比喊道:“快换衣服!”还没来得及翻出外衣长裤,我们已被叮得体无完肤了。也许正因为这样,抵达安西对我们来说才如此了不得。几天没洗澡,衣服盖满了灰,筋疲力竭,浑身是包。我们走进一家大宾馆,停放好黄瓜和拉拉车,要了一个带浴室和空调的房间。“住几晚?”前台工作人员问。我回答:“先住一晚吧。”打开房门,见到雪白的床单,我们俩都兴奋地乱蹦起来,冲进浴室,直到脚底流出的水再度透明为止。然后,我们瘫倒在凉意绵绵的床上,薯片,可乐,DVD,再完美不过了!懒懒地待了两天后,我们终于又出了门,去市场买水、罐装玉米、馕。还买了两张塑料凳,一把超大的遮阳伞和一床薄凉席,用来铺在地上以便躺下休息。“说不定我们的羽毛球拍还是能派上用场呢!”鲁比说。我附和一句:“那是肯定的!”但自己都不相信这话了。回到宾馆,重新躺回床上。在我们整装出发的清晨,前台接待提醒我们说,沙暴快要来了,“你们今天真的还要走吗?”她问,“天气可不大好。”我望向门外的天空,蓝蓝的,很平静。我耸耸肩,鲁比也跟着耸了耸。于是,我们上路了。还没出城,沙暴就来了。街上的人们个个竖起衣领,低头快步小跑,车辆消失在远处。灰白的旋风卷带着尘沙从空中降下,在楼房和街道间摸索着移动。我见过这样的旋风,它是沙暴到来之前伸出的试探的手指。“还真有沙暴。”我说。鲁比脸上漾起一丝笑,看得出来,他正为此兴奋着呢。这场沙暴跟我第一次经历过的不同,它不只是黑霾的云朵翻腾于大地之上,而是整片天空都变了颜色。它从各方涌来,撕扯我们的衣服,卷起所有石子。就在这时,鲁比转过来冲我喊了句什么,风声嘈杂,我没听清,他于是兴奋地竖起了大拇指:“太棒了!”我们来到一座加油站,站前架着几个卖瓜的瓜棚,摊主招手叫我们进去。我们把车靠在角落里,坐了下来。脚下堆满了成熟的水果,棚外,沙暴翻腾汹涌,我买了两个哈密瓜。“再多拿几个,”老板娘说,“我们这里的瓜可是方圆最好的!”重新上路时,鲁比和我都有点犯恶心。老板娘不停地塞来各种水果,我们俩的肚子已经圆鼓得再也吃不下了,她又拿来瓜干。这么美味这么香甜,莫过于瓜洲的瓜。光照抽走了一切,只留下了它的馥郁,我俩一直吃到头脑发晕。我买下一袋作为带给小象爸妈的礼物,接着又脚步不稳地上路了。走进沙尘暴里。我们担心起黄瓜来。每走一公里,它的咿呀声就变响了些。刹车早已经不好用了,两根皮带压在车轮轴上,由刹车柄控制,它们也随着每公里的行进愈见松弛。我们走在路基上,穿行在戈壁中。路基约有一米半高,两侧都是斜坡,底部每隔一定距离就埋着一根水泥管道。沙暴呼啸着,噼啪作响。夜幕降临时,天蒙上了一层深蓝色。我们抬着黄瓜和拉拉车,顺着路基一面的斜坡下去,想找个地方搭帐篷。风狂暴依然。我们从拉拉车里翻出鲁比的帐篷,突然,他的垫子不翼而飞,分明刚刚还在这儿,肯定是被风刮走了。把帐篷桩敲进碎石,我背对着风跪在地上,鲁比蹲在我对面,脸上表情变了形。我们一起用力,将帐篷向下压进地里。风吹得它前后乱倒,我们费了一阵工夫,才终于把它搭起来,但它立得不稳。风从侧面吹打底部,每一道缝的线口都承力过大,随时都有被撕开的危险。我们把它重新收起来,塞进拉拉车里,又拿出了我的帐篷。虽然我的是一顶单人帐篷,但它足够结实,能抵抗住这风暴。好不容易竖了起来,它像只小猫一般在风暴面前蜷缩成一团——我头一次为没在买帐篷的时候节约而感到欣慰。鲁比揉了揉眼睛,我说:“小是小了点,但还能凑合。”他晃了晃脑袋。我又将拉拉车和黄瓜的车轮压到帐篷桩上,额外加固。“我的眼睛不舒服。”鲁比说。我把垫子铺到帐篷里,让他躺进去。我来负责我们的行李和食物。一声呻吟咽回去了一半,作为回答。夜,我坐在帐篷里,弟弟平躺在我跟前。风在吼,帐篷在抖动,电筒照亮了一小方黑暗,我手里拿着水瓶。鲁比的眼睛红红的,肿了。他正看着我,我从他眼中却不见一丝忧虑。我小心地用水给他冲洗眼睛,就在他一动不动听任我摆布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所有这一切对于他和对于我而言全然不同:他无须担心,跟哥哥一起在路上,他知道,只要我在,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我对他说,水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下去。我觉得不安。电筒灯光微弱,我们被黑夜中怒吼的沙暴包围着,方圆三十公里全无半个人影。我真是个笨蛋,但这话,我没跟弟弟说。这一夜过得有如高烧一般,我们俩汗淋淋地挤在帐篷里,两人中间放着行李,又闷又热,帐篷布贴在我脸上。鲁比也没法入睡。“妈妈如果能看见我们现在的样子,肯定会笑的。”他说。我想了一会儿,回答他:“嗯,她现在肯定正看着呢。”第二天早上,风暴依然没有过去。鲁比钻出帐篷,已经完全睁不开眼了。两只眼睛都高肿着,还不停地淌着泪,看起来就像只受伤的海豹。糟糕,我心想,嘴上却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把眼罩和他的墨镜递给他,让他戴上,保护好眼睛。我拆下帐篷,收拾好行李,然后对他说,履行我们约定的时刻到了。“我知道。”他叹了口气。“这里离敦煌还有至少八十公里。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或者招过路车载我们过去,这一段路我以后退回来再走,或者你躺到黄瓜上,我推着你走。”“这可不好办。”他紧了紧外衣帽子。戴着眼罩和墨镜,只有他的嘴巴和鼻子还露在外面。他咧嘴一笑,“也就是说,你推着我走?”“对。”“我就躺在车上,什么都不用做?”“对。”“那太好了!在敦煌的宾馆里是躺,在这车后面也是躺,反正是一样的!”逆风,有雨。鲁比脸朝车后斜躺在黄瓜的后架上,拉拉车绑在后面。我把定位仪固定在车把上,双手奋力在风里推着车前进,眼睛直盯着显示屏。四小时后,我们走了九公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毛巾——一个笨瓜的计划。鲁比在他的遮掩物下哧哧地笑了起来,他有个好主意。我走在黄瓜边上掌握方向,他坐在车座上蹬着走。我依照路的坡度和风告诉他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如此,我们便轻快地咯嗒嗒朝前走着。突然,一条刹车带掉了,第二条也掉了。风变了方向,呼啦啦直直从我们背后吹来,力大得将我们接连推上了几段上坡路。有几次,我不得不将身体的全部重量压到车把上减速。还有几次,我跳到黄瓜前面,伸手结结实实顶住它,直到鞋摩擦路面,速度又降下来为止。前面有下坡。我一开始还没看见它,公路只似在某个点上停止了。风吹着我们向前,我得迈开大步才能跟得上。鲁比茫然地坐在车座上,没什么反应。忽然,我眼前突现一片几公里宽的洼地,路从中笔直地穿过。我还在思考着对策,我们的车速已经快了起来。我尝试让车减速,但已经太晚了。那一瞬,我做下了决定。“快让开!”我喊出一声,一脚已经踩到了车中架上。鲁比还不明情况地抗议着,我们的旅程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公路左侧啪嗒啪嗒地向坡下冲去,鲁比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风在狂吼。我瞟了一眼定位仪:时速二十公里,还在加速,二十五公里、三十公里。黄瓜嘎吱嘎吱地叫响着,随时都会散架一般。我惦记起我的拉拉车,希望它还在后面,但又不敢往回看。远处,一辆卡车正朝我们驶来。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卷作一团的胳膊、腿还有车轮,咕噜滚下路基,砸在戈壁滩的石面上,摔得粉碎。“你听到我喊‘跳’,就使出吃奶的力气跳出去!”我大声喊道。鲁比没答应,反倒问我:“我们的速度很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