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中国-13

经过冷却塔，我们转过弯，被一位头戴安全帽的老人叫住了。他一边听两个小朋友说，一边叫我出示护照，但最后还是点头放行了。我们走进了一栋高大的混凝土楼，所有窗玻璃都是深色的。“招待所。”小丫头说着，跟在小胖子身后跑上楼梯。我得一步迈两个台阶才能跟上孩子们敏捷的速度，五楼，我们站在长走廊前的接待台边。“阿姨！”小胖子叫道，小丫头也跟着叫起来。他俩声音的回声越来越小，不过阿姨总归还是出现了。她愣了一下，刚伸出食指指向我，小胖子已经说开了。尽管她从头到尾一直在摇头，但还是拿出张表格放到我面前的台子上。这里只接待电厂内部职工。我填好表格，在“工作单位”那一栏写上了“北京访客”。二十块钱放到台子上，阿姨为我开了房间门。两个小朋友走了，我倒在床上，足足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才让那紧张发颤的感觉完全消失。“早点睡觉，好好休息！”小胖子最后还说，并带着一副慷慨的表情指了指床。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冷却塔、烟囱和货运火车站，一辆载满煤的火车正突突进站，起重机臂来回动作着，阀门栓里直滋着蒸汽。响亮的轰鸣声填满了夜的空气，这是火电厂心跳的声音。神谕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厂区大门，冲门卫挥手道别。透过警卫亭的玻璃窗，他们也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就像米袋里长的蛆一样。”昨天夜里，我在电话里跟小象这样说，以此夸耀自己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兰州工业区内部。电话那端只传来一阵笑声作为答复，“如果有人管的话，不出两分钟，你就被扫地出门了！”“那为什么没人管呢？”小象还琢磨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忽然反应过来，“小胖子是厂长的儿子！”我的脚步匆忙，它们带我经过灰色的住宅楼，经过呼啸轰鸣的厂房，一刻不休地向前，又带我来到河边，重工业的声响和气息都减弱了许多。我看见成片的山岭，听见水流优柔的汩汩声。转过身，终于火电厂的高塔看起来小了些。我顺着河岸向西走，山坡上有座庙，让我想起了闫道长和他的五圣庙。等我爬上山坡，却发现大殿上了锁，只有几面五方旗在随风颤舞，铃儿叮当作响。一座座棕色的山立在周围，沉默不语，光秃秃一片，有如大张皮革。公路如血管般贯穿于大地上，各类商店、餐馆和作坊都是它的镶边。我不止一次恍惚感觉像回到了固城，那个朱辉返回来跟我吃火锅的地方。我摸出手机给他发了条短信，叫他快去买瓶冰镇可乐备好，往他家乡去的路我走了一半。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你自己注意安全小雷，前面的路可不好走！一块牌子悬在公路上方，蓝底上画着两个白色的箭头，左边写着“西藏”，右边写着“新疆”。前面是岔路口，这我还是知道的，但也没多想。拐过一道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路被一栋房子楔子般地活生生劈成了两半，我站在房子跟前，楼前还立着一个水果摊儿，一个男人跷着腿坐在摊边，怏怏地盯着某处出神。他身后墙上的字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温州发廊。窗户里侧的帘子是拉上的。我停下脚步，观察起了男人、他的水果以及他身后所谓的发廊，不禁自问，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正坐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据点上。这个路口仿佛刚从童话中脱壳而出：每一位至此的旅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入山还是去往沙漠？醉溺在果蜜琼香里还是魂绕于纤纤玉腿间？要不请那位守卫路口的冷厉的神谕者给算上一卦？我立在原地。那男人点上根烟，面露狐疑地瞟我一眼。如果选择左边的路，我到达的便即将是青藏高原，而不是那新疆的阔土！一想到这里，我的激动就膨胀得几乎快炸开来。我想起了那个磕长头的女人，我是多久前碰见她的？一个月前？现在，她走到哪儿了？我努力想象着她来到这个路口后如何径自走上通往西藏的路，朝着高原上的佛寺而去，对坐在路口的男人吝于一瞥。靠着双膝双手去拉萨，或日喀则。我接着上路，朝路口坐着的男人和他的水果挥手打个招呼，没说话。我靠右走去，去往新疆的方向。大约只走出了四五十步，我的脚步拖沓下来。一见有楼上写着“旅馆”二字，我便舒了口气，走进去要了间房。把行李扔到床上，折回岔道口。不幸却发现，神谕者乃郁郁寡欢之人。他坐在他的水果摊儿前，吸着烟，疑心重重地斜瞅着我。我问他身后的楼里是否真是家发廊，他只动动肩膀。我站在那儿傻乎乎地笑着，熙攘的车流包围着我们。后来，我说我要买香蕉。“香蕉。”他重复了一遍，把头转向我，如梦初醒。看也不看，他伸出手从背后的货架上抓起一串黄灿灿饱满的果物，扔到秤上，两公斤。为顺神谕者的意，我又要了个甜瓜。地图显示我已进入了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通道之一。它起于黄河，走向西北，有如一道褶皱穿梭于山间。卫星图上，它是一缕深绿，到了第二天，我依然被惊住了——眼前山谷的葱茏茂密几乎无与伦比。油绿绿的田野、繁茂的树木、水渠、土屋，一切就好似一座大花园。两侧有高墙一般的山岭隔断，使得这花园的印象越发清晰了。此时正是玫瑰收获的季节，路边的大幅帆布上晒满了深红的花朵。我不止一次地停下脚步暗自想，我真想看看摘收前的山谷有多美。将近两点半，我等在一家餐馆门前。远处传来一声喇叭声，又一声，紧接着四方皆响。餐馆老板伸出手指放在嘴前：这喇叭声是三分钟默哀的起始信号。14点28分，全国上下为四川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三分钟。这天是“头七”，人死后，魂魄将于这一天返家。喇叭声慢慢减弱，山谷里恢复了寂静。老板和我站在门边，望着外面，周围静得连冰箱的嗡嗡声也听得格外清楚。从兰州一路走来，我见到许多墙壁上贴着红色大字报，上面记录了某某人或者某某单位为灾区捐款的数额。但这于亡者，于整个国家所受之难，不过是无奈的慰藉。默哀时间过去，我到老板旁边坐下。他打开电视机，取来一壶茶和两只杯子。夕阳如细细的雨丝般穿过门口的塑胶门帘射入屋内，我听见轻骑摩托发动时发出的嘶哑的声音。电视里正在播放支援灾区的节目：歌舞，致辞，在钢琴伴奏下的镜头掠过观众席上的一张张干部和明星脸。主持人讲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楼倒塌的瞬间将婴孩紧紧护在身下。救护人员赶到时，孩子在妈妈已经冰凉的身体的掩护下毫发无伤地睡着了。人们在裹他的被子里找到一部手机，屏幕上有母亲留给孩子最后的话：“孩子，如果你能幸免于难的话，要记住：妈妈爱你。”主持人的下巴微颤着，感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演播室。“也让我们给这位母亲发一条短信！”他高声说道，嗓音震抖着，“如果天堂能够接到的话，让我们一块儿告诉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像她一样，爱她的孩子！”掌声，音乐，一片被感动的海洋。“我真受不了这样的节目。”我脱口而出。“哦？”餐馆老板饶有兴致地瞅我一眼。“太做作。”“中国的电视节目大多这样啊。”“这话是没错，但人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多人遇难全是因为建筑质量不过关吗？”“当然知道啊，我们这里不也一样。”他指指窗外，“那边就是学校，这儿要是发生地震，那栋楼也会塌，绝对的！”“那你们怎么受得了这样的节目？”他笑起来，“那不过是电视而已嘛！”“正是盖楼的这拨人，做了这样的电视节目。”“这你就说错了，房子都是地方政府修的！不管北京的政策如何，他们自己想干吗就干吗。”“等没什么油水可捞的时候，就一个接一个都跑了，反正儿子女儿也在你们国外上学。”如此的控诉我已听过无数次，中央的方针政策无可厚非，地方干部贪腐难治。雨上山路，兰州海拔一千五百米，到永登县就已经达到两千了。但这还不算什么。再往北走几天便是乌鞘岭，我还得从岭上翻过。刘爷爷一边说，一边伸出三根手指咧嘴笑开了，他的脸就像一只干瘪的皮匣。三千米，我想起了自己在华山顶上吹风挨冻的样子。那里的海拔大约只有乌鞘岭的三分之二吧，要是把华山和乌鞘岭重在一起，它也就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坑而已。我跟刘爷爷讲了自己在华山赛跑的事，不得不承认空军小伙子们还是比我先到山顶。他听着，欣然笑起来。刘爷爷是一名退役军官，与其他退休老人一样，他也在公园里享受着这样一个春日，只是头上颇为年轻的太阳帽和身上的军装让他显得比别人矫健许多。我们站在露台上，望着城里的楼林幢幢。时不时有一列火车哐啷啷地驶过，拉着刺耳的汽笛。我脑子里还惦记着那三千米海拔，这个数字听起来高得吓人。武胜驿紧紧扣抓着公路，如鹰巢一般。山峦倒影之下，淡青色的云雾缭绕。镇上总共不过十几栋房子，还有座清真寺。我找了一家旅馆要了间房，走进餐馆，却闹起了肚子。罪魁祸首是那碗面。起初，身体里某处咕噜叫起来，一阵冷战紧接而来，从颈背直灌脚底。我手脚冰凉，肠子似乎在肚里蜷缩成了一个拳头，这感觉可是我的老相识了。我撂下筷子，又朝面碗掷去一瞥，摸出几张纸币塞到老板手里，快步小跑回街上。旅馆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狭长的墙壁上铺着瓷砖，墙边有一条沟，卫生纸需要自带。灯光通明，没人，这点还不错。我讨厌上公共卫生间，但更讨厌还得摸黑找空位。连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些公厕没灯，要辨认何处有人便只能靠闪闪的烟头了。过道上传来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停留片刻后，又渐渐远去。我舒了口气，这臭烘烘的王国还归我独有。突然，那脚步声变响了。一具笨重的身体咚一声将门撞到墙上。可怜的瓷砖，我正想着，胖子已经站进了屋里，他喘着粗气，活像一只搁浅的鲸鱼。我低下头，暗暗希望他找个离我越远越好的位置，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后赶紧消失，如厕所箴言之所在。但现实相反。他一摇三晃地向我逼近，脚重重跺地。瞅也没瞅我一眼他便径自在我旁边停下，把手伸进了裤子里。我一下子慌了：周围到处都是空位，但他偏要挨着我站，瞄准我旁边的墙？屁，吐气，一阵雨。我背包徒步两千多公里，留起了胡子，寄了条带鱼到德国，上过报纸杂志。我现在蹲在这沟上，面前的胖子在晃，肥肉在抖，呼吸在震。他斜冲着墙上撒尿，液体冲击壁面分散成为毛毛细雨，朝我落下。旅馆的浴室不过是一间空屋，墙上有个孔，孔里流出来的水带着消毒液的氯味，这样反而更好！我抹上香皂，直到把皮肤都搓红了才停。身上的衣服也索性一起洗了，反正现在的气温穿短裤也还太凉了。然后我去小卖部买了饼干和可乐，德国人治疗拉肚子的偏方。随便说给哪个中国人听，他们都会笑岔了气。我最先见到的，只有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小塔，雪白轻盈得有如一团奶油，旁边交叉串联的经幡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我又进入藏区了，我在村子里听见接连不断的齿擦音和许多“呃”，自己却丢人地连藏语的“你好”都不会说。但也没关系，村里人仍然很高兴来了客人。这里房屋的窗框都是黑色的，能在阳光下吸收热量，有自然的隔热功能，但总被游客们浪漫地当作诗情画意的体现。我来到天祝藏族自治县，进了城，果然所有指示牌都是汉藏双语的。晚上，我跟着三名英国学生进了一家酒吧。他们是我在街上碰到的，两男一女，浅色皮肤，个个都跟弥撒侍僧一样腼腆。他们笑盈盈地说，他们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当英语老师，除了他们以外，天祝没有别的外国人。究竟怎么来到了这里，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但酒吧在哪儿他们倒是知道。这家藏族酒吧灯光幽暗，屋顶门栏上都雕着花，到处挂满了纱巾和装饰性的花花草草。老板名叫欧珠，蓄着小胡子，身形略有几分敦实，脸上一直挂着种老板式的神情，让我联想到新乐洗浴中心的董哥——两人身上都有种凭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并且颇引以为豪的气息。我们坐在大垫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其他人都在喝啤酒。交流断断续续，因为英国学生的中文不太好，换用英语交谈也没让情况有多大好转。但这都无所谓，撬开啤酒瓶盖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一张张脸上都泛起了红光。或许是这高原气候，或许是藏人的酿酒技艺，或许是刚换到新环境还需适应，也或许是他们对藏族人举国闻名的酒量还未有耳闻。散局时，两名男生费尽力气才把烂醉如泥的女生塞进出租车里。欧珠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明天跟我进山，看牦牛！”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白牦牛！”牦牛我们一行四人坐在欧珠的越野车里，还蒙头睡着的英国学生没一起跟来，同去的是欧珠的一对藏族夫妻朋友。欧珠身穿一件米色外套，戴着反光墨镜，一只小小的金法轮和两只曲蹲的小鹿立在仪表盘上。法轮的八个轮辐代表了八正道，佛陀基本教法四谛中的道谛。“你来我们这儿真是太好了！”他说罢，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腿，“你能休息一下，做些走路之外的事情，看点别的东西。我们呢，又有借口出趟城啦！”他讲到天祝在拉萨动乱后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声音中流露出愤懑之情，“我们可是全国最早的自治县！从没和谁有过矛盾，与拉萨的事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他们把坦克开到这儿来停着！”“坦克？”“反正就是部队的车嘛。”他笑笑，瞟了一眼后视镜，“不过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基本？”“哎，也就还有些小事情。”他叹了口气，“你知道吧，带着藏族身份证去宾馆登记，人家可能直接说没空房了。”我们离开柏油马路，驶上一条碎石道。路边不时出现几间小屋，屋门前站着孩子和围头巾的女人。山里的人们养的都是大狗——藏獒，它们的鬣毛让人联想起狮子，据说连狼都对它们惧让几分。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车停下，我打开门，一脚踩到松软的地面上，放眼望去，被周围的景色震住了。山脉连绵直至天边，更远处起伏可见险峻的雪峰。云朵掠过头顶，滑过园林般青绿的矮草地，飘过零落的树木、溪流。我爬上山坡，倒在柔软的土地上。背底下的世界逐渐缩小，我几乎能感觉到它的曲面。西藏和阿尔卑斯的山区可不一样，这里没有那种牧场环绕山谷而成的紧闭空间，这里有的不是山脉，而是高原，那感觉好似整片天空都能被呼吸。同行的三人成了溪边的三个小点，他们带上了凳子、钩竿和桶。晚饭有鱼吃，他们之前这样说，风儿偶尔将几声欢笑携上山坡。牦牛也成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点，它们不停不歇地嗅食最好的青草，悠然地咀嚼着。相对于整片幽绿的草面，它们的移动几乎让人无法察觉。这些动物是一群默不作声的喜剧演员，它们体形健硕，身体两侧的毛又长又密，遮盖住了纤细得令人吃惊的四肢。它们成群结队地立着，除了不希望被打扰之外再无所求。每当人靠近时，它们会先假装毫无觉察。等人跨进了某个“警戒范围”，它们便烦躁不安地挪几步。人走几步，它们就动几步。你朝它靠近四米，它便退后四米，却又懒得再走远些，想要传达的无非是一则讯息：“到别处去，高原大着呢！”“牦牛跟水牛一样，”傍晚，我们返程时，我对一脸茫然的欧珠解释说，“别看它们个头大，头上还长角，但它们都害羞得很，一见到我就躲。”三个藏族人扑哧一声笑开了。“我跟你说啊小雷，发起脾气来的牦牛你还是别惹为好！”欧珠擦了擦眼角笑出的眼泪，“今天你看到的那些牦牛是我朋友养的，每一头都很温驯，不怕人，要不然我也不敢让你过去啊！”我决定不急着上路，先在寺里待一天。我手里拿着书，坐在太阳底下，一位年轻僧人正沿着顺时针方向围着庙转圈。他头发剃得很短，身穿赤红色长袍，手捏一串木珠。等他终于转完停下来，我过去跟他搭话，想知道他总共转了多少圈。两百，他说。我在脑子里计算着这大约折合多少公里，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该上路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天祝留在身后。空气中散漫着快下雨的味道，但这并不影响我。我走过一条条的林荫道，途经一个村庄。村子是长条形的，房屋分布得很零散，一幅已经被遗弃的景象，一堵墙上有石灰粉涂写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一惊，这肯定还是“文革”时代留下的。我第一次以这种形式看到这句话，它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翻覆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斗争。我观察起周围：这里多半曾经是座工厂，现在貌似闲置了。如果人们以后把房子拆掉了，标语也就一并消失了。中国的发展就是如此：它的步伐碾过城墙、古寺和诗人的身体。越进入河西走廊深处，坡就越陡，四周景色的变化也越大。那感觉就像迈出了花园的后门，正朝着秃平的田野走去，反正，玫瑰这山上是没有的。一天下午，天气有如大教堂里般干冷，我发现自己到了乌鞘岭。定位仪显示海拔将近三千米，四周一派高原之景：矮草，群山，遥远地可见连绵不绝的山尖。我愣住了：坡上，一排突起的黏土包延伸至远处，形似动物的脊椎。尽管已有几处无法辨认了，但它依然立在那里——长城。我离开公路朝它走去，伸出手放在那土坯之上。它就如一位老友，这里的风沙已经吹蚀了它两千多年，使它看起来更加脆弱。这一个个土堆比明代所修的石长城早一千多年，但没人出于发展旅游的目的修复它。我沿着墙边爬上山坡，看见它延伸消失在远方的山间，便又出发朝山口走去。脚步踩在蓬松的土地上，很柔和。公路的海拔最高处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标写着确切的高度和一句口号：“创建河西千里双拥模范走廊”，略显几分笨拙。我想到了那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标语。毛泽东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此前的所有口号皆以阶级斗争为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不再如前。现在的指导思想之于多数人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切身意义。中国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一套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修建了世界第二大的高速路网，平地砌起了一百五十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此外，反正也几乎没人有时间或者有兴趣为了某些抽象的理念走上街头。毛主席的头像依然挂在各地，高于一切。表象的矛盾，它闪耀在天安门城楼上，闪耀在人民币上。毛泽东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象征着这个国家在历经了二十世纪的重重苦难后终于步入正轨。中国眼下的愿求只有稳定和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指导思想指导。每次我开始试图诠释某些现象时，小象都会笑我，这次也不例外。“那不过是一句旧标语而已，”她说，“人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压根儿都不会注意到它，没人在意这些！”她给我打电话不是为了跟我讨论政见，而是为了告诉我，她收到了从北京寄出的包裹，昨天送到了她家门口。包裹里有一大包茶叶，茶叶里埋着个密封袋——带鱼。我在北京的朋友喀娜听我说完我想请她帮的忙，笑得喘不上气。鱼是她买好后自己在家腌的，我跟小象在她眼里肯定就像两个蛮招人喜欢的怪人。“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吗？”我举着电话问。身边的高原静得好像在和我一起等待着答复。小象笑了笑说：“嗯。”政治前方接连分布的绿洲城市如同晾衣绳上的衣物般排列于山岭和戈壁之间，武威是第一个。到了那里，地图上带星形标记的荒僻地区也就不远了。经过一段陡斜的下坡，路在平地上伸展开来，景象如前：路上行驶的车辆比在高原上多，周围显现出一片片农田和小树林，山下几乎已是夏天。我在田埂旁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正有一群人嬉笑着围在我周围。女人们都围着头巾，没准儿是回族人。我还在迷糊之中，便也没多问。遇到申叔叔时，我距离武威还有半天的路程。他在路的另一侧与我反方向而行，身上衣服颜色很鲜亮，头戴头盔，自行车上载着大包行李。他注意到了我，于是停下来，隔着过往车流冲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挥手，然后，一场照片之役便拉开了序幕：他摸出相机，我掏出广角镜头，他翻转摄像机，我调整长焦镜，汽车司机们一张张诧异的脸孔在我们之间晃来晃去。过了一会儿，我走过马路跟他搭话。他今年六十岁，刚退休，名叫申周玉，我叫他申叔叔。他家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离朱辉的家乡不远。但他其实是河南人，十六岁时因为大西北工作机会多，能挣口饭吃，就去了那里。他成了一名铁路机械师，当年那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如今变成了一个手掌宽大、胸腔浑厚、嗓音低沉的男人。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结了婚，养大了两个儿子。退休的时候，他脑子里萌发出一个念头：买一辆自行车环游中国。现在，他正往南去，然后转向东，最后向北。“所有地方，都要去！”他大声说道，眼眸的闪亮超过汪秦和朱辉。虽然已经不再年轻，戴着自行车手套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但他知道：这个春天，是属于他的。申叔叔和我站在原地聊了很久。互相告别时，天已渐入黄昏，这也就意味着我得尽快进城，找个住的地方。但有一个问题：进武威城之前，我可不能错过白塔。原塔虽然早已倒塌，人们现在见到的不过是复制品而已，但塔所在的位置意义重大，不能不去看看。因此，我拐下大路，走在田园村间。我来到门口时，售票处已经关门了。我敲敲门，一个面色疲惫的男人出来瞧了瞧，便招手让我进去。远近一个人也没有，我独自在此。我慢慢穿行在这些白色建筑之间，它们其实并非一般的佛塔，而是窣堵坡。大大小小上百座，如森林一般，幽蓝的暮色蕴含着一缕历史的气息。这里，便是1247年西藏与蒙古使团相会之地，他们会聚的目的是为协商西藏与强大的可汗国之间的关系。我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个大胡子男人的模样，身裹兽皮，挥舞着马刀，相互对吼重要的词句，端着木杯喝酒，不过也许只是我电视看得太多了。这场严肃的谈判以一层师徒关系的建立而告终，西藏喇嘛成了可汗的老师，作为交易，蒙古人获得入驻西藏的许可。天空染上了蓝紫色，几颗星星羞答答地闪烁其间，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片废墟。废墟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由易碎的砖瓦堆叠而起，残缺不全，还有几处长出了几株植物。这是原来的窣堵坡群遗留下来的最后部分，没人知道它们究竟建于何时。紧接着，我见到了那些塑像：陶瓷和金属做的小塑像，其中几个看样子像喇嘛教的菩萨，另几个像观音，似乎还有一座道教太上老君像也在其中。人们把它们带来这里，摆放在废墟的壁龛中。这些人来这里既不为历史也不为政治，他们为的是自己的信仰。他们带来小小的塑像，路上也不为那几百座崭新的窣堵坡所动，哪怕为它们付了门票。他们目标明确地来到废墟，放下塑像，喃喃地念过几句经文后，便又离去。是汉族人、藏族人还是蒙古人？还是各种血统都有一点？毫无半点踪迹可寻。到最近的小镇大概还要四个小时，我好不容易走到镇边的时候，早已过了午夜，甚至连马路上的霓虹灯都已经熄灭了。既找不到旅馆，也不见小卖部。无奈，我只好在唯一还卖吃的的地方停下——烤羊肉串摊儿。摊位的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街沿上，被电灯泡混浊的黄光照着。我放下背包，找了张桌子坐下。老板下了单后，过来坐在我旁边。当他得知我来镇上的目的时，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这里没有旅馆，我得去武威。老板娘充满同情地点点头。还有多远？我问。他说，三十里。我丧气地将肉串塞进嘴里，暗暗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一个过夜的地方，比如后屋的一张木板床，但我又不敢开口问。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到隔壁桌坐下，点了一打肉串。见到我，他心存猜忌地扬了扬眉毛，“这老外在这儿干吗呢？”“这老外懂中文。”店老板笑着答道。立刻，他已经坐在了我对面。“我姓赵，”他说，皮夹克，一张脸方正阳刚，“在镇政府上班。”旁侧的阴影敲门声把我吵醒，是赵先生，他的样子好像一只猫头鹰。“你还在这儿呢！”他叫起来，那语气听起来不像好事。我看一眼手机：九点刚过。四个小时前我才躺下。我舞了一下手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脸消失在门槛间。我又一个人在他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啤酒瓶和烟盒，一片混乱。昨天晚上，赵先生说能让我睡他的办公室，两串肉串之间的空当，拍拍肩膀，就这么定了。我也不需要多想，不只是因为我觉得睡在政府办公室颇有意思，而且我今晚反正也到不了武威了。没过多久，我站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门外，镇政府的走廊里是一片幽深的黑洞，门内坐着赵先生、我还有两个农民。两个农民身上的外套都有些褪了颜色，脸被烟气围绕着。我坐在赵先生提供给我过夜的板床上，手里端着芬达，不停地瞟向窗外，屋里空气的味道有如一块在烟草与酒精中浸泡过的海绵。起初，他们还因我不喝酒而有些不满，但啤酒瓶一瓶接一瓶地打开来，不满声也越来越小。划拳一刻不停：伸出手指，嘴里喊出几个数字，神色坚定地举杯仰头，目光愈加混浊。其中一个农民显然在跟酒做斗争，每次喝之前，他都先将杯子端到胸前，直直地盯它一眼，才把酒倒进肚里。赵先生带我去洗手间时，我才了解了情况，“他们俩争田，闹翻了，”他说，撒尿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有些晃动，“本来两人是邻居，但一个赚得比另外一个多。我们国家如今就是这样。”他转过头看着我，笑起来，“现在，我得来解决这事儿！”通往武威的几乎是笔直的一条路，它从我脚下延伸出去，愈见窄细，直到天边。晕黄的尘土像纱巾般罩盖在路面上，热浪使得空气点点闪亮起来——沙漠不远了。我满身是汗。太阳还没升到最高点，我突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片阴影。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干瘦得像根火柴棍，他略显笨拙的姿态和上嘴唇边的绒毛让我想起了北京小区的看门人。“Hello！”他情绪不高地瞥我一眼，用英语说道。“Hello！”我回答。字词的回音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沉默中其实带了一个问题。一个我已经不再陌生的问题，每次碰到新的人总是一样。“我们可以说中文。”我说。他脸上的微笑表明，一块沉重的包袱落下了。他叫齐羽添，明年考大学。准备考哪一所呢？那还得看成绩。他很勤奋，没时间想女孩子的事，喜欢看欧洲足球。中国足球简直就是悲剧，他抱怨道，言语中那种忧虑，我也常从小黑嘴里听到：中国的百万球迷无奈地自问，一个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怎么可能连一支像样的球队都没有呢？一位骑摩托车的人在我们旁边停下，他友好地笑着跟我握了握手，递给小伙子几张纸币，又呼啦啦骑着摩托驶去。“回去的钱，”齐羽添数了数，将它们塞进裤兜里，“我爸爸想让我跟着你走一天，学英语。”我们一起走了大概二十公里。有时，公路两边的草地在阳光下泛着光，或是有风拂过杨树沙沙作响，我的这位朋友都会略略矜持地伸出手臂，说出一句“我的家乡美吧”之类的话。起初，我还不信他。这样的句子就像是学校灌输的，现在要在老外面前显摆一下：美丽的家乡，幸福的人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问他想不想搬到南方去，那儿冬天不冷，美食丰富。他只一脸意外地看着我，“中国肯定有很多地方比武威美，但我是在这里长大的。谁都觉得自己的家乡最好，不是吗？”我想到了小象每每说起四川时的骄傲，想到了小黑在北京成天抱怨自己的工作和他想回南方的愿望，想起了朱辉说，他出了新疆就不吃羊肉，别地的羊都不够肥香。我自己的家乡呢？一想到巴特嫩多夫，我首先想到的便是灰蒙蒙的天空。这片灰吞噬掉了其他的所有色彩，除去那硬砖楼面的淡红。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忍受那里的生活呢。也许这一天，就是我到家的那一天。你好，瀚海2008年6月8日四十里堡，戈壁滩边黑暗中，我躺在垫子上，四周悄然无声。佛像只显现出一个个模糊的轮廓，天花板上经幡的颜色也已经无法辨清了。一束微弱的光线从屋顶的缝隙中穿透进来，一面经幡被映照成了绿色，还是蓝色？夜晚来得让我措手不及。方才还在工作间看女画家作画，门外忽然已经一片漆黑，我得找个过夜的地方。女画家笑起来：村里没有旅馆，要是我不介意，可以进庙里睡。缭绕的香画出浓郁的波状，充满整间屋子，深暗处那忽闪的小点肯定就是香头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一定是件很美的事情，安享着山间寺庙的宁静，与众多雕塑、壁画为伴，度过修复它们所需要的时间。有人来了，还没听见那拖沓的脚步声，我就已经感觉到了。门发出一阵簌簌的响声后，便吱呀着开了，粗重的喘气，清脆的“啪”一声，灯亮了。我看见一位老太太，一位生气的老太太。她指指我，指指佛像，又指指门。一段叽里呱啦的方言骇浪般席卷而来，听上去好似研磨中的石块。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清楚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必须离开这儿。夜色下，我跟在老太太身后。背包斜扛在肩上，左右摆动着，我连系好鞋带的时间都没有。老太太走在我前面大概两步远，脚步拖沓，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听上去火气不小。“实在不好意思。”我略有几分无助地说道，但她对我不理不睬。我们来到了另一座殿前。她停下来，推开门，冲着门槛内朝我摆摆手，又指指地板。屋里，孤零零的一盏灯散着黄光，一块塑料布铺在地板上，有如一摊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