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中国-12

一个老农民走到我旁边坐下，于是我向他抱怨起来。他抽着烟，只不解地盯着我看。花粉过敏是个什么病？过了一会儿，他失去了耐心，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他孙子打电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一个小男孩，他立马就明白了我说的是什么。花粉过敏就是，他宣布道，人碰到某种植物就会不舒服！是他从电视上看来的。不舒服？普通的植物会让人不舒服？老农民笑着环视了一圈，这里可到处都是植物。风吹拂过它们的枝叶和茎秆，满目绿色，它们怎么会让人生病呢？小孙子一脸骄傲的神情，他爷爷则觉得此说荒谬至极。我抽出一张雪白的餐巾纸擦了擦鼻涕，站起来，逃离了这片绿地。到达沙塘镇的时候，我四肢无力，一个头有两个大，要了一个位于里院的房间，屋里有炕。房间让我很满意。肚子咕咕叫起来，于是，我走进一家餐馆。正要点菜，一扇门忽然开了，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出来。他高声叫嚷着几句我完全没听懂的话，便连推带搡地把我弄进里屋，而我则累得没了反抗的力气。满屋的烟味顷刻扑向我，五张涨得通红的脸，桌上摆着面和白酒。有人怪声怪气地喊道，我是他们今晚的客人。我讨厌这样的情况，我很不情愿地跟他们聊到希特勒，聊到种族区别。夸耀奉承的词句满屋横飞，拍拍肩膀，德国坦克那可叫个牛逼。不知什么时候，话题转到了北京。啊，你是电影学院的？嘿嘿！那你肯定也泡过表演系的姑娘了？十只混浊的眼睛期望满满地望着我。这些男人都在五十岁上下，不容易的一代人。他们身上没有老人的慈祥，但也缺乏80后的一代人所有的自信，他们处在闫老道长和玩滑板的小黑之间的某个位置。人们常常都能察觉出，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并不觉得特别舒服，尤其是在某些具有一定威胁性的事物出现时。比如，老外。我在电影学院干得可欢，他们问我。通常，我可能会微微一笑置之，但此类情况我已经经历过多次，我知道，这是个圈套。“我不干这样的事。”我声称。碰到那些来到他们国家睡他们女人的老外，中国男人的怒火能有多高，我已经从北京楼道上的涂鸦领教到了。这或许让他们想起了那个中国经济尚未发展的年代，当时的外国男人对于中国女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出国的可能性。但那个年代早已过去，如今，酒吧夜店门前的豪车都是中国人开的。我曾经问过小象以后想不想加入德国国籍，她笑笑说，就算有这样的机会她也得再好好考虑考虑。尽管如此，有一类人依旧存在：生活在中国，迷失了生活方向也丢失了灵魂的老外。他们用“那些人”来指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与这个国家唯一的联系，便是这里的女人。“我没时间搞这些。”我说。五张充满着醉意的脸上同时出现了失望但又满意的神情。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不仅觉得头大，而且觉得一个头有好几十个大。我在炕上睡错了方向，上身躺在了热的那一边。作为奖励，我现在似乎能感觉到自己脑壳的内层。费尽力气，挪向门外。一切都无以言表：头痛，昨晚的对话停留在我头脑中的回音，还有最后那张非拍不可的合照。照片上是我和那群醉汉，我们站在屋里，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有些褪色的瀑布。幸好早晨的空气还有些清神的效果。我在笔直的公路上突破了两千公里，便架好相机开始跳舞。一位农民饶有兴致地望着我，跳完后我问他：“怎么样？好吗？”他答道：“好！”我离开宁夏，再次进入甘肃。一块标示牌都没有，自己差点都没觉察，但中国移动没把我忘了。手机上有一条自动发送的短信：甘肃欢迎您。天气一天比一天暖。静宁城位于马路下方的山谷中。我第一次在公路上看到它时，已是深夜，整座城市看起来有如一个灯火通明的海盗据点。我给小象发短信说我想她，我更想经常跟她打电话。在静宁待了两天，我接着上路，一切都是绿的。我在小卖部买了一根巧克力味的雪糕，想起了彬县和平凉之间那个属于我的桃花谷，那里现在会是什么样呢？雪糕化了，顺着手指流下来。我心里想，其实只要有冰淇淋吃，无论干什么都是在度假。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太阳挂在天上，春天正在绽放出自己的艳丽，我在进行一次小小的郊游。忽然，不计其数的自行车冒了出来，骑车人都身穿彩色的骑车服，戴着头盔，一个接着一个嗖嗖地从我身边经过，那样子木讷透了。他们超过了一辆超载的运草料的车，换作在德国，他们可能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我一边在心里这样想着，一边朝他们挥挥手。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来玩的嘛。但只有一个人飞快地朝我举了一下手示意，没有一个停下来。“一群呆子。”我小声嘟囔着。手上因为化掉了的冰淇淋有些黏糊糊的，双脚带着我穿行在春天里。在一座小庙，我遇到了张师傅，他每天都来庙里换香。香存放在一幅半遮半掩的神像前，我不知道这里供奉的是什么神。“这座庙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我问。他却皱了皱眉头。这是土地神，他说，是专管他们这个村子的神。他把香仔细地摆放起来，好让它们一根接一根地烧下去，这样，土地神才能香火不断，直到张师傅第二天来再点上新的。他的工作完成后，便请我去他家里喝茶。我们离开小庙，深一脚浅一脚地并排朝赭色的山坡上爬去，他背在背后的双手让我想起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我惊讶地发现，他家住的竟然不是窑洞，问他为什么，他咧嘴笑笑说，老婆想住间更现代的房子。家里老婆说了算。她的王国里铺着地砖，一尘不染。她指了指炕，请我坐下。欣喜地发现炕还有几分热，我在手边摸到一个靠枕，便顺势向后躺了下去。等我醒来时，一群小孩子正冲我笑着。包得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茶，我又坐了一会儿。临走时，张师傅指给我看通往废墟的路。由黏土捣砌而成的四方盒子立在山顶，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塔楼，看起来就像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或是一段长城。“它也是长城吗？”我问道。张师傅摇摇头。他不跟我一起上山，我们在此道别。爬到山顶，绕着方盒转一圈，我找到个口子钻了进去。墙内除了几株枯草以外一片空荡，颇像一个废弃已久的足球场。我站了一小会儿，又钻出墙外。类似的废墟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但我还是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吃晚饭的时候，我才从几个村民口中得到了答案：这些废墟跟长城没有半点关系，它们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听到“军阀”这个词，我的脑袋便顿时嗡的一声：这段清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曾是我汉学历史课的一场噩梦。“山高皇帝远”这个说法既不褒也不贬，意思就是，这种情况之于人民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在1911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它就对大多数人有弊。皇帝不再“远”，而是被废黜了。与皇帝同时消失的，还有秩序。1911年冬天，清王朝在被国内外各方势力威胁数十年之后，最终彻底灭亡。中华民国随之成立，一个国家也就需要一位总统。他叫孙文，又名孙中山，留着大髭须的他出生证明上的出生地是夏威夷，但无人能判其真假。他担任总统的时间不长，因为手里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军权。他的接班人袁世凯也留着大髭须，但这位总统不仅体形较敦实，野心大得多，此外还有兵权在握。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派遣将军督理各省军务，于1915年登基称帝。这一切其实并不完全出人所料，古往今来，旧的朝代衰退灭亡后，新的统治者握稳国家大权之前，不都经历过一个混乱时期吗？袁世凯所做的，无非是历朝历代开国元君之所为。只不过，他仅在短短几个月后便宣告失败了。各省军阀对袁称帝的作为深感不满，纷纷弄权使计，起义讨伐。由此，这片后来打响国共内战的土地便被动荡不安所笼罩。山中的这些碉堡的废墟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村民们自发修建了这些碉堡来对抗土匪和逃兵，因为这时，再没有谁会顾及他们的生命安危。每当危机来临，他们就带上家当上山，躲进这些黏土碉堡里，直到村里又风平浪静为止。我坐在小餐馆里吸溜地吃着面条，回想起碉堡中间空荡荡的平坝，几百人战战兢兢地挤在里面。墙外，他们那没了皇帝的家乡正陷入一片混沌之中。对的地方一大群小朋友，足有一打，从村子一路跑进我屋里，我被团团围在中间。给他们看几张照片吗？我们坐到炕上，在电脑上翻看照片，一张，再一张，再一张。要是哪张尤其讨他们喜欢，我可就得注意了。叽叽喳喳兴奋的叫声中，一根根小指头像火箭般地射落在电脑屏幕上。我把前几天刚剪辑好的视频放给他们看。视频由几百张自拍照片拼接而成，从北京上路的第一天直到平凉，头发和胡子慢慢变长的过程。孩子们个个欢呼雀跃，我不得不把电脑高举起来，免得它遭受他们的手指之灾。农家女主人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小朋友们的聒噪了，于是将他们通通赶出门去。早晨，我跟住在旁边棚圈里的两头驴和一只猪说再见。小猪是黑黑的，听到我叫它，便慢慢挪到圈门口。我伸出手指头按按它的鼻子，嘴里一边发出几声叫声。它冲我友好地吧嗒吧嗒叫起来，尚不知自己在下一个春节便会成为人们饭桌上的菜肴。山路引我来到一所学校。好几百名小学生正在操场上跑步，激起一阵灰尘飞扬。我刚停下脚步多站了一会儿，便又被包围了起来。他们有笑有闹，人越积越多，棕褐的山峰之间几乎都被这吵闹声填满了，好比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北京地铁一样。当我终于又一个人站在路上时，不禁长长松了口气。周围的居民这么少，学校里哪儿来这么多的学生呢？前方出现一块路牌：兰州200公里。确实也该是时候了，鞋里层修过的地方不停摩擦我的脚，路面的状况也没让走路变得容易：路左右两边的外侧都微微下倾，如此已经几百公里。这样的设计肯定是为了遇到暴雨天气路面能有效排水，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在微斜的坡面上已经走了好几个星期，着实难受。我给小象打电话，跟她描述这野外山路上的景色有多美，这些山谷让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我坐在车里，望着窗外：满眼的壮丽金灿，连路中央的隔离带也树叶金黄。小象没吭声。我接着说下去，为了避免出现两人都沉默的时刻。我跟她说到那些孩子，说到碉堡的废墟，还说到愣头愣脑的自行车手。我不停地说着，说着，直到信号越来越弱，最后完全中断。关键的话还没说，通话就已经结束，不是什么好事。在会宁，我住的旅馆楼下是家卡拉OK。门接连不断地被打开又关上，歌声冲入楼道里，我却不在意。一晚上过去。第二天醒来时，已有好几天征兆的感冒终归还是来了，有如昏沉的一掌将我一击而中。“中药还是西药？”药店店员问。那语气似乎在说，西药更适合我。为安全起见，我还是又买了几支小瓶装的中药，以防万一。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处在一种失重的状态中，要么在卡拉OK包厢过道上走走，要么到小卖部坐坐，一坐便是好几个小时，老板还特地为我搬了把椅子放到门边。人们进店买东西，其中有些也会待上一会儿，聊聊天。日光透过窗玻璃照射进来，玻璃是绿色的。我知道，我记忆中的会宁也将是绿绿的，有它的香肠以及它的可乐瓶。小卖部老板很热心，他说最好中药西药都吃，但得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不能同时吃。我于是照他说的做了。又该是上路的时候了。公路像围巾般围绕在山间。它顺着山谷延伸开来，为了躲开斜坡而绕出一道又一道弯。看着这些长长的弯路，我不止一次失去了耐心。但我没有抄近道，途经的村庄和小居民点便是路给我的奖励，我为此心怀感激。坐在树荫下，我打起了盹儿。我背靠在树皮上，眼前闪过一幅幅自己刚上路时的画面。从在北京关上家门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那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建筑，到处都是人。这里，零星散落的是黏土修葺的农舍。我坐在地上，静静地听着村庄的旋律：有人正在锯木头，风携来几声孩子的笑声，引得树叶一阵沙沙地响动。离开会宁的第一天晚上，我来到一个村子。村里有一座气派堂皇的新庙，却没有旅馆。我在庙前的坝子上坐了一会儿，注视着夕阳将那泛着红光的墙壁照得越来越暖，直至好似在微微灼烧一般。一个年轻男人坐在我旁边，正喝着啤酒。我跟他说自己不知道晚上要在哪儿过夜，他想了片刻，便把我的问题转问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又把情况告诉了理发店老板。就这样，我得到了一个房间。老板娘盯着我的胡子和头发，眼神中透着期渴。我知道，她早已迫不及待地想抓起剪刀了。于是，我尝试着跟她解释这阿甘式发型的由来和它的意义，但她哈哈地笑起来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怔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所指的不光是村里的年轻人，也包括了我在内，一股不可言喻的暖意顿时涌来。理发店内的布置很精美：木制家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看得出来，老板娘不仅仅把这里当作生意铺面而已。北京跟这里可相去甚远，无论是那些毫无任何感情灌注的后院门面，还是标价不菲的创意工作室，当然更别提那些几乎全都名为“温州发廊”的店面了，灯火幽暗中提供的服务既不用剪刀也无须吹风机。这里才是对的地方。突然，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里闪过：如果今后要剪头发的话，我就要来这儿！然而，光是这样一个闪念已经让我觉得不堪重负了。头发和胡子，早已经成为我自己那些徒步规则的一部分。笨蛋前方肯定又有山脉。我虽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已经可以确定它的存在：周围的山坡是赭红色的，公路有如一条灰色的缎带，房屋树木都愈见稀疏。我穿着T恤走在路上，步履轻松。脚疼不减，感冒也没完全好，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州。翻过山兰州就不远了，我这样对自己说，有好吃有好喝，还能睡上雪白的床单。兰州。周围静悄悄的，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挤压在柏油路面上，发出节奏均匀的嘎吱声，登山杖的细尖头清脆地敲响在路面上。一栋楼前有一棵弯扭的树冒出了新芽，树旁边立着一样颇像锅盖信号接收器的东西——太阳炉。我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是在拉萨，大概两年前。镶在锅盖内侧的镜面将光线反射集中到架于正中的锅上。光照强时，锅里便会慢慢腾起热气，水也就烧开了。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Hello.”有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我转过身，只见一顶自行车头盔和一副反光墨镜。汪秦，上海人。他辞掉了物流公司的工作，蹬上自行车环游中国。“就转这么一大圈。”他咧嘴笑着，伸手比画出的圆似乎足有一个洲那么大。他比我大两岁，跟小黑同年。小黑刚认识我时，对我失望极了，因为我既不跟他喝啤酒，也对足球没兴趣。汪秦推着车，跟我边走边聊，话题说到了男女朋友。“没，我没有女朋友。”我说。他笑起来，说：“要是真有的话，估计还不太方便呢。”我跟着笑了笑，心里却暗自在想：不知最近有没有到慕尼黑的特价机票，找小象。我们一起走到了山坡顶端，路边有一个很小的村子，我们走进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馒头，还有番茄炒蛋。我们嘴里嚼着生的大蒜，正把筷子伸进油腻的碗里，与朱辉同路时的场景再次发生了：周围的人们问起我的自行车，我是哪里人，我身边这位朋友得负责所有的对话。告别时，汪秦戴上头盔、墨镜，一跃跳到车上，我从他墨镜的反光镜片中看到了自己跟他握手的样子。他祝我一路平安，我祝他一路顺风。他脚一用力，便沿着山坡滑行下去了。车身发出空转的咔嗒声，惯性越大，声音越快。他不必费太大力气：前面是好几公里的下山路。转过一个弯，他便消失了，只剩下我和村民们留在原地。“你朋友可比你快得多啊。”一个人说道。另一个人若有所思地补充一句：“你们到底为啥要干这个啊？”他指的是旅行，不管是徒步还是骑车。我正在脑子里搜索着答案，忽然意识到，汪秦和我恰恰没有问过对方这个问题，似乎双方都已知道答案一样。下山路不容易，路远，灰大，好些路段正在维修，路面铺满了碎石子。好不容易来到平地上时，我长舒了口气。两个老头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我给自己买了瓶可乐，走到他们旁边坐下。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啊，看见了，看见了，他们说，是下午从这儿过的，满脸的灰，头上还带着头盔。头盔！他们自顾自地乐起来。汪秦，我心想。喝完了可乐，我也朝着他前行的方向走去。落日将林间公路浸泡在蜜色的阳光中，放学回家的孩子们骑着车朝我迎面驶来，嬉笑不断，他们的声音好似鸟儿叽喳的啼鸣。接下来的几天轻松得多，我在一个名叫搀口的小地方稍作休整。在饭馆门口的太阳伞下，我一坐便是好几个小时。风惬意地胡乱翻着我的书页，我喝着茶，观察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卡车，小货车，还不时有一辆轻骑摩托冒出来。国道从搀口镇横穿而过，镇上倒也尽是七八层的高楼，明摆着一副自以为已是兰州市郊的样子。离兰州城还有八十公里。餐馆老板，一位留着胡子的回民，说到达兰州前，我还得翻座小山。所幸，山上长满了青草，坡也不高，我不慌不忙地走着。路上的一群人让我停下脚步，一手拿着大刷子一手拿着颜料桶，他们正在给路边的隔离桩涂油漆。经过讨论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跟着他们的红白作品走了几天了，却对此浑然不觉，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不久，世界变成了黄色，在我面前随风摇曳的油菜花一眼望去似至天边。我伸出手，从片片花瓣上轻轻抚过。小时候，我很爱在油菜田里玩。它们一株株高高地立着，整片田就是我的迷宫，弥漫着花香的迷宫。只需找个好地方拉过枝叶遮在头顶，就没人能找到我啦！我瞥了一眼这片灿黄得耀眼的茫茫田野，心想，会不会有小朋友正躲在下面暗暗取笑着大人们的世界呢？我接着朝前走，直到晚上才找到了一家旅馆。几辆卡车和客车停在门口，房间的窗玻璃用报纸糊上了。“看看老外如何养狗”，报纸上一行标题。文章对德国养狗者尤为赞赏，夸他们严格，讲究纪律性，真是典型的德国人。妈妈要是读到肯定会乐坏的。我把东西铺开在床上，手机响了。小象，她在哭。她希望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惊恐慌乱就如冰冷的玻璃一般刺穿了我。我问她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对，分手。”但我们都没在一起过，又怎么分手呢？她瞬间暴怒。我们就到底怎么样才算“在一起”争吵起来，直到她突然又失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猛地又想起了自己给我打电话本来的意图。“什么都别说了，”我轻声说道。“我一到兰州就马上去找你。”为了本破护照我能飞回北京，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为了你飞回德国呢？没有回答。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再看看慕尼黑了！几声哧哧的笑声里还夹杂着啜泣，但这样已经很好，她知道我多么受不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到时候，我们一起吃个肉饼小面包，去英国花园散个步怎么样？笑声亮了一些，最后，她终于说了一句：“你这个笨蛋！”挂电话时，我虽然依旧没有女朋友，但有了一个约定。拉开朝向院子的门，幽暗侵袭了我。卡车犹如一只只睡梦中的恐龙躺在那里，夜空在它们上方闪耀着。看得越久，天上的星星就越显清晰，直到最后通通变得立体起来，好像一伸手便能摘下一颗一样，周围静悄悄的。我摸向门边灯开关，按下去，世界便沉入了完完整整的黑暗之中。门外传来狗吠。我仰起头，等着星星从一抹黑漆中重新凸显出来。也就是说，我要去慕尼黑了，慕尼黑。震兰花的兰，兰州，你的名字真令人心醉。那么兰州也就是长满兰花的州？我每次听到这个名字，便会联想到花儿或是蝴蝶。这里曾叫金城，一千五百年前，隋朝的开国皇帝赐予了它这个新名。只是这兰花在哪儿呢？越朝城里走，空气越显稠重。这座城市有许多重工业，而且四面环山。就有如一位未修边幅的老熟人躲在电话亭里抽烟，不小心被我撞见，难免尴尬。我其实也清楚，这座城市没那么糟。两年前我就来过。当时，我从平凉坐火车过来，一见西瓜便跟着了魔似的。我坐在十字路口，吃啊，吃啊，甜甜的汁水顺着下巴滴落到地面，夜晚的尘埃好似棕灰的纱巾般裹在楼身上。这一次，兰州给我的见面礼是一头死猪。它横在桥下，身体发灰而鼓胀，被一种悲怆的气氛环绕着，我差点都没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每过一座桥时，我都会习惯性地朝下望望——没准儿桥下还有留给我的讯息呢。看见那猪，我怔了一会儿便纳闷起来，为什么没有野狗来吃它。现在，兰花在哪儿呢？字典里说，“兰”字古通“斓”，斑斓的意思。小象说，只有外国人才会联想到中文地名里每一个字的含义。我们德国人说到汉堡时，也不会想到城堡吧？（汉堡的德语名为Hamburg，德语单词Burg是“城堡”的意思。）始料未及地，兰州已经到了。我还踉跄地走在下坡路上，每走一步都要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猛然惊讶地发现，与其说兰州城像密封电话亭里站着的烟鬼，倒不如说它像玻璃罩下冒烟的烟囱，它的每一次呼吸已是瘟疫。我突然想到了洛杉矶的市中心，不由自主地轻咳了一声：Hello，兰州！但它不同于自己那些位于大西部的乌烟瘴气的同胞，它还在不断长大。政府炸开城外的山，只为给它更多呼吸的空间。一幢幢混凝土大厦依旧接连拔地而起，如今，城里的高楼已经多得让像我这样的人目瞪口呆。从山里一路走来，每经过一个小村子，我都欣喜万分，而现在，眼前出现的是如此景象。我拖着步子走在市中心。夕阳给整座城市镀上了一层金色，这倒还成全了它，这一刻至少还应了它的旧名，金城。我认出了上次到这里时拍过的那座人行跨桥，那时候，桥两端还密密地竖着一栋栋修建中的楼房。现在，满眼是琳琅的墙面。其中一栋的楼身上写着“兰州电脑城”几个字，字的下方悬挂着各类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广告牌。人流匆匆。填充这个世界的颜色混杂得足以令人尖叫。流浪汉除外，他蜷缩在过街天桥上，四肢摆成一个问号的模样，身前的小碗里还有几张纸币。我知道，兰州是中国大西部磁性最强的吸铁石，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中搁浅飘零着如此多生灵。但对于刚从桃源般的乡村和咩咩叫的羊群间走来的我而言，这是个不小的震撼。今天走了近三十公里，筋疲力竭，却没有宾馆愿意接收我。“这也是为您自己的安全着想啊。”第一家宾馆的前台接待嘴上就像抹了蜜。我只摆摆手，她想说什么我早就知道。虽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会标语挂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但在这个远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地方，酒店宾馆仍须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才能接待外宾。“这完全是为了您的个人安全。”第二位前台服务员重复着同样的论调。她还一脸歉意地朝我笑着，我已经不由得烦躁恼火起来，这座中国腹地呆愣的庞然大城。又经过许多次尝试，我终于还是交了好运。房间在十楼，窗外，夜幕下山岭的黑影隐约可见。我插上网线，开始找去慕尼黑的机票。5月5号有一班航班的票价还可以接受，从今天算起还有将近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兰州城和我都还得互相忍耐。“所以你现在就打破计划，为了那姑娘飞回去？”“李小龙”坐在我对面，把手里的杯子放到桌上，咧嘴一笑，我这样叫他是因为他的李小龙式发型，“你确定你之后还想接着走吗？”“说不定他压根儿就没买回程的机票呢？”滑板女孩插进一句，两人都含笑看着我。在场的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只有Cold Dogg（冷狗）神情严肃，“异地恋可不容易。”他小声咕哝了一句，又摇了摇头。“冷狗”这个外号是他自己取的：他最喜欢Coldplay（英国酷玩乐队）和Snoop Dogg（美国说唱歌手，昵称“史努比狗狗”），所以要我叫他Cold Dogg，冷狗。我们第一次见时，他这样郑重地对我说。此时已经夜深，我们四人坐在塑料桌旁，桌上有毛豆、拍黄瓜和几十串羊肉串，服务员还在源源不断地端上更多，那感觉就像北京的夜宵。李小龙和冷狗都是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一家户外用品店里打工。店里堆满了中外各种品牌的户外用品，其中大多时髦鲜亮，标价高昂，户外用品嘛。店内甚至还有一堵攀岩墙。我进店里是想买双新鞋，经过交谈，却发现我们三个至少有两种共同爱好：都爱到处走走，都爱拍照。“你真不怕现在回家的话，整个计划都泡汤了吗？”离开饭馆时，冷狗这样问我。四周很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汽车启动的声音。我环视周围，恍惚中，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真从北京凭着双脚走到了这里。我给了他一个很长的回答。慕尼黑机场浸没在阳光中。海关工作人员有些恼火地瞅瞅我，看一眼护照，又看看我，还是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通过了。去亚洲的游客，长胡子，嬉皮。我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背包被我当作人质般地押在了兰州。到达大厅，玻璃门自动打开，我心里猛地一紧，万一她没来怎么办？我的目光落进一双黑闪闪的眼睛里，担忧瞬间消失了。我们有一周的时间。七天过后，我坐在飞机上，依旧能够感觉到她手里的沁凉。飞机飞行在亚洲大陆上空，飞机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爱情喜剧片，我伸手摸出衬衣口袋里那张细长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友人今天需你善待”。这张字条藏在我的幸运小饼干里，我和小象在慕尼黑的亚洲商店一人买了一个。中国虽然没有幸运小饼干卖，但字条上说得没错：小象今天需要我，其实我应该留在她身边。早晨睁开眼，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忽然看到一条新闻：四川地震，上万人遇难或失踪。当天所有的新闻频道充斥着这条消息，小象一脸惨白。联系上她家里人花了很长时间，电话网负荷过重。幸好最后得到的是好消息：家里人人平安，只倒了几样家具，但为了预防余震，所有人都得在室外过夜。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留在她身边。票已经买好，我还得继续走路，规则如此。送我去机场的时候，小象脸上一直挂着勇敢的笑容。会好的，大家到现在不都还平安无事吗？飞机临近兰州。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已经看到了成片的褐色山岭。如此庞大，我都不敢再多看一眼。电视里出现了感人的一幕，背景乐响起，人们互相拥抱着，嘴角在微微颤抖。我对情节全然不知，只让眼泪悄悄地流进我的胡须里。特殊的鱼Trichiurus lepturus是一种样貌丑陋的鱼，它身形纤长侧扁，无鳞，也被人们称为白带鱼。它们生活在开放性大洋温暖水域，以猎捕小鱼：甲壳类为食，长着锋利的齿和微凸的眼，相貌凶残。但作为食物，它的肉质是上乘的，中国任何大城市的市场都有卖的。似乎只有兰州除外。“非得要带鱼吗？”海产区的售货员一脸疑惑地指着面前品种繁多的鱼，大小胖瘦，多得几乎侵占了超市的半个铺面。冻僵了的死鱼眼一双双直盯着我，几只螃蟹正吐着哀伤的小气泡，空气中有些酸味。我还得给售货员从头说起不成？我跟小象开玩笑说，如果她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就送她一条鱼。结果她哈哈笑着问，那能不能送她一条丑巴巴的带鱼？我冲着售货员摆了摆手，掏出手机发短信，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正要离开超市，我从一堵电视墙边经过。有许多人手里拎着购物袋站在屏幕跟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不同的荧屏中播放的相同的画面：浓烟滚滚的废墟，哭花了的脸孔，那些数字及言辞似乎在试图解释前天发生的一切。四川地震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六万，还不断有更多尸体被挖掘出来。所有电视机都是静音的，人群中也没有半点声响。我手里的购物袋发出干瘪的窸窣声，听来尤其通透。再次上路的这一天，我站在宾馆的电梯里，目光偶然落在地毯上，这才发现今天是星期五。每天更换地毯，是宾馆宣扬其卫生程度的一种低调的方式。我也做了不少准备：鞋、短裤和衬衣都是新买的，我刚洗过澡，两周时间没有走，有几分懒散滞留了。我走出宾馆大门，抬脚迈进五月里。前台服务员欢悦地朝我挥手道别，他们都知道我的徒步计划，我的胡子，也知道我去找小象，所有这一切都让他们觉得有趣。“祝你赶快找到带鱼！”有人高声喊了一句，友善的笑声跟随在我脚后。兰州的天空和半年多前的北京一样湛蓝。走过中山桥，我第二次跨过了黄河。这里的河床不及风陵渡宽，河水汩汩地从铁架桥下淌过。光凭观察，谁也不会想到这座桥上所有的钢筋梁柱都是一百年前从德国直接海运过来的。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时的黄河上再找不出第二座钢铁材料的桥了。现在，与兰州城内其他的桥或是河两岸的高楼大厦比起来，它便显得如此微小。不过也没有关系，这里的人们依旧对它钟爱有加。小卖部老板问我来自哪个国家，然后就竖起大拇指咧嘴笑起来，“德国人修的东西，质量好啊！”我走在河岸边，穿过公园、新区，侧身从清真寺旁挤过，钻进小巷抄近道，但脚步并不如我原本希望的那样轻松。也许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走路了，也许是这双新鞋的错。大雨袭击了我，那是第二天下午，我还没走出兰州市郊。起初，天边微泛起一副病恹恹的颜色，紧接着，乌云呼啦啦从山坡压下来，疾风横扫路面，豆大的雨点打在我脸上。我忽然想到从北京出发到现在，是否正儿八经地下过一次雨呢？一把阳伞飞过马路，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小男孩埋着头追了过去。远处传来震耳的雷声，我连忙躲进一家小饭馆里。本来，我只打算在这里穿上外套，但一转念点了份饺子。门外的雨点像鞭抽般打在柏油路上，饺子腾起腾腾的热气。还没等我吃完，天空已经放晴，又魔术般地变回了先前的模样。只还有几处水洼见证了刚过的阵雨。我看见手握着双节棍的小胖子时，他已经立在我跟前了，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他才深吸了一口气问我在这儿干吗，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颤颤的，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小丫头。“我在找晚上住的地方，”我答道，又指指饭店老板娘说，“但是那个阿姨说这儿没有旅馆。”小胖子的眼睛在我和老板娘之间滴溜转了两圈，似乎顿时没了词儿，然后，他的小脸一亮。“这儿当然有旅馆啦！”他指指我来的方向。“多远？”“大概一百米吧！”饭店老板娘只笑笑，耸了耸肩。我带上行李，踏着凯旋的脚步走向门外，经过一家家店铺也目不斜视，直到我们来到一扇大门前。我傻眼了。“这儿有旅馆？”我指着围墙内的火电厂区问，几座圆挺挺的冷却塔矗立着，一团团白烟袅袅升起。我向后退了一步，但已经晚了：门卫发现了我，从玻璃门后走了出来。我到这里做什么，他想知道，紧张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不做什么，”我又朝后退一步，举起手说，“真的不做什么！”我全然忘了身边的小胖子，他懒洋洋地晃了晃手里的双节棍，叫道：“这个叔叔要住招待所！”我慌张地瞥了门卫一眼：他窄窄的胡须微微一动，眼睛出于猜忌而眯了起来。我连摇着头，又向后退。这时发生了我意料之外的一幕：门卫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了警卫亭。进入电厂的路畅通无阻。小胖子满意地哼了两声，迈步朝厂区走去。小丫头见我还畏畏缩缩地立着没动，便挥手招呼我过去。顾不上那么多了，我跟着他们俩走进了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