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怎样一番奇妙的混沌啊！……空气本身就是一座宏伟的图书馆，其中的书页上写满了世间男男女女的高声低语。在那里，变化多端但准确无误的字符记录下了从古至今逝者的叹息、未实现的誓言以及未履行的承诺。这些声音通过每个粒子的统一运动变得不朽，成为人类意志之善变的见证。[5]热切关注巴贝奇作品的埃德加·爱伦·坡，也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重要性。“正如没有思想会湮灭，也没有行为会不具有无限的后果。”1845 年，他借两位天使的对话写道，“难道你从来不曾考虑过言语的物理力量吗？每一个话语不就是空气中的一个脉冲吗？”[6]并且每个脉冲还会无限地向外波动扩散，直到必然“最终影响到宇宙中的每一个存在之物”。爱伦·坡当时也在读牛顿的捍卫者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著作。因此，他又写道，“一个拥有无限理解力的存在，利用自身完美的代数分析能力”，就可以回溯整个波动扩散过程，直至其波源。巴贝奇和爱伦·坡是以信息论的视角来看待新物理学。早先的拉普拉斯则是发展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并比牛顿走得更远，相信宇宙运行如钟表般精确，其中没有什么是出于偶然。由于物理定律同时适用于最大的天体和最小的粒子，而且它们完全可靠，所以在拉普拉斯看来，宇宙每一时刻的状态必然是不可避免地源自于过去，也必定会同样毫不动摇地生发出未来。量子不确定性、混沌理论或可计算性的局限，这些在当时还不为人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完美的决定论，拉普拉斯提出，试想一种拥有完美知识的存在——“智能生命”：它将运用同一个公式来描述最宏大的天体以及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对它而言，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与过去一样，在它眼里都是现在。[7]拉普拉斯的其他文字大概都不如这个思想实验出名，因为它不仅抹杀了神的意志的作用，也没有给人的意志留下余地。在当时的科学家看来，这种极端的牛顿决定论似乎预示了某种乐观主义的前景。而在巴贝奇看来，突然之间，自然变身为一部巨大的计算机器，与自己的决定论机器相似，只是宏大了许多：“一旦将我们的视线从这少量并立的齿轮之上移开，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恢弘的、复杂得多的自然现象。”[8]除了空气，大地、海洋等的每个原子，一旦受到扰动，也必然会将自身的运动传递给周围的其他原子，没有脉冲会完全消失。每叶扁舟都会在海洋的某处留下它的痕迹。巴贝奇的火车行车记录设备则是在纸带上记录下了火车的行车状态。这时，他是把信息视为一系列物理印记，这样原本转瞬即逝的信息就可以被保存下来（事实上这种做法古已有之）。虽然留声技术，即将把声音印刻在锡箔或蜡筒上的技术，在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巴贝奇已经是将空气视为一部处理带有意义的运动的机器：“其中的每个原子受到了或好或坏的影响，它既保持了哲人智者当初赋予它的扰动，又以成千上万种方式掺杂混合了其他庸人劣者的痕迹。”每一句说出的话，无论它是被上百人听见还是没有一人听见，都不会在空气中完全湮灭，而是会在其中留下抹不掉的印记。这样，人类话语的完整记录通过原子运动规律被加密，并在理论上可以被还原——当然，前提是要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这种观点在当时终究太过乐观。不过，就在巴贝奇出版该书的同一年，巴黎的艺术家兼化学家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公开演示了经过自己完善的、利用银版捕获视觉图像的方法。他的英国竞争对手威廉·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Fox Talbot）则将这称为“光致绘画艺术，或换言之，借助太阳光形成自然物体的图案和图像的艺术”。[9]塔尔博特在其中看到了某种类似模因的特性。他写道：“在使用这项发明时，制作出图案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图案本身。艺术家所要做的只是把设备放在需要捕捉图像的物体前……相应一段时间后，他回来发现图案已经完成了。”这样一来，转瞬即逝的图像便可以被凝固，印刻在物质上，成为永恒。艺术家通过绘画或素描可以重建出双眼所见，但这需要用到特殊的技能和训练以及长期的工作。而与之相反，用达盖尔银版法制作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事物本身——信息瞬间被存储了下来。这似乎难以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其中暗含的种种骇人的可能性更不禁令人眩晕。存储一旦开了头，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一名美国随笔作家便立刻将摄影术与巴贝奇存储声音的空气图书馆联系了起来：巴贝奇说，每句话都被记录在了空气的某处，那么可能每幅图像也会在空气的某处留下永恒的印记。事实上存在一本宏大的巴别相册。但如果太阳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作为登记官，给出关于我们的样貌、我们的行动的图像；又如果按照巴克莱主教的理论（与我们所知的相反，物质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有赖于主观的感知），外部世界其实住满的是我们的图像，并由它们与我们、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所操控，而整个宇宙的本质不过是由各种音像结构所构成，这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10]这么一来，宇宙（有人称之为图书馆或相册）又变得像一台计算机了。阿兰·图灵或许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第一人：像宇宙一样，计算机也最好被视为状态的组合，机器在一个瞬间的状态决定了下一瞬间的状态，因此，根据其初始状态和输入信号，机器的全部未来状态应当是可预测的。换言之，宇宙在不断地计算自己的命运。图灵还注意到，拉普拉斯完美的决定论之梦有可能在一部机器上实现，但想要在整个宇宙上实现则不可能。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种将被下一代混沌理论学家发现，并被称为“蝴蝶效应”的现象。图灵在1950年这样描述了该现象：在“整个宇宙”这样的系统中，初始条件中的微小误差会在后来产生可观的效应。一个电子在某一时刻的十亿分之一厘米的位置偏差，可能会影响到一年后某人在一场雪崩中的生死存亡。[11]如果宇宙真是一台计算机，那我们可能仍处于努力试图访问其内存的阶段。如果宇宙真是一座图书馆，那它也是一座没有书架的图书馆。而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声音都弥散到了空气中，那没有一个话语会依附在特定一束原子上。话语随处都在，又无处不在。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巴贝奇才会称这个信息仓库为“混沌”。再一次地，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古人在遴选世界七大奇迹时，选入了亚历山大灯塔，一座高达一百二十多米的石制航海地标，却忽视了旁边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曾庋藏了数十万份纸草卷，在数个世纪里，一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库。图书馆创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通过购买、抄写甚至偷窃各种书籍、手稿，以期收罗尽已知世界的一切书面资料。凭借这座图书馆，亚历山大港超越雅典，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一个思想中心。在那里，曾堆藏着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的数学著作，以及众多诗集、医学文献、星图和神秘主义文本——依靠着这些丰富的材料，“在亚历山大港一度出现了知识和发现的大迸发，”H. G.威尔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说道，“类似的景象直到 16 世纪才会再次出现……这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历史的真正发端。”[12]灯塔固然雄伟，但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奇迹。再后来，它被焚毁了。火灾的确切发生时间和经过，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很可能图书馆遭遇了不止一次火灾。征服者出于报复目的常常会焚毁书籍，仿佛敌人的灵魂就寄居其中。艾萨克·迪斯雷利在19世纪曾写道：“罗马人焚烧犹太人、基督徒和哲学家的书，犹太人焚烧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书，基督徒则焚烧异教徒和犹太人的书。”[13]中国的秦朝也干过焚书的事，目的是消除之前的历史。这种消除方法很有效，毕竟书面文字是脆弱的。现存的索福克勒斯剧本还不到他全部创作的十分之一，而流传至今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大都是二手乃至三手的材料。对于想要探究过去的历史学家来说，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就像事件视界，在此之前的信息已经无从得知。图书馆的书目也没有幸存下只言片语。“那所有遗失的雅典剧作啊！”在汤姆·斯托帕德的话剧《世外桃源》中，托马西娜（一位很像爱达·拜伦的年轻数学家）对着她的导师塞普蒂默斯哀叹图书馆的焚毁，“还有成千上万的诗歌——亚里士多德的私人藏书……想想都悲痛，我们怎能睡得着？”[14]“通过清点我们所幸还拥有的。七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七部索福克勒斯的，以及十九部欧里庇得斯的。”塞普蒂默斯回答道。至于其他的，你不该比诸如遗失了你第一双鞋上的鞋扣，或长大后丢失了你上学时的课本之类更悲痛。如同将所有东西都抱在怀里的旅行者，我们有捡起，必然也有丢落，而我们丢落的自有后来者捡起。前路漫漫，人生苦短。我们在旅途中难免一死，但除去旅途本身，我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索福克勒斯散佚的剧作将会一片一片地重新面世，或被用另一种语言写出来。无论如何，根据博尔赫斯的说法，所有散佚的剧作都能在巴别图书馆中找到。2008年七月，为了纪念这座消失的图书馆，维基百科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放在了亚历山大港。来自45个国家的650名与会者济济一堂，他们都是自费前来。他们原本只是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网名，比如 Shipmaster（船长）、Brassratgirl（黄铜鼠女）、Notafish（不是鱼）或 Jimbo，在网上进行交流。现在，他们身穿写满热情话语的T恤，将笔记本电脑凑在一起，得以面对面地相互交流心得。截至当时，维基百科已经上线八年，注册用户超过700万，拥有超过250万条英语条目，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纸质百科全书的规模总和。而如果算上全部的264种语言，条目数量更达到了1100万条。这些语言包括非洲的沃洛夫语和阿坎语，以及荷兰下萨克森语等，但不包括印第安人的巧克陶语（其条目数量仅达到十五条，后被社区投票终止）以及《星际迷航》里的克林贡语（因为它即便不完全是种虚构语言，也是种“人造”语言）。维基百科以继承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业为己任，试图收集所有已知的知识。但它并不是收集或保存现有的文本，而是尝试总结公认的知识（这不同于个人观点或原创研究）。就像博尔赫斯想象的图书馆，维基百科也开始给人以浩瀚无边的感觉。数十种非英语维基百科都有Pokémon（精灵宝可梦，一款涉及集换式卡片游戏、漫画、动漫、电影等的作品）这一条目。英语维基百科一开始对此只有一个条目，但随后滋生出了众多相关条目。它甚至还需要建立一个消歧义页，因为有人可能想找的是Zbtb7致癌基因，其原名就叫Pokemon［代表“POK erythroid myeloid ontogenic factor”（POK红系髓性致癌因子）］，后来在任天堂的商标律师威胁要提出起诉后才改为现在的名字。英语维基百科中有五条关于流行文化中的Pokémon的主要条目，它们又衍生出了一堆次要和分支条目，分别涉及其中的地区、装备、游戏攻略，还有当时全部的近五百种怪物以及登场的主角、敌人、伙伴和其他角色，等等。所有条目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和编辑，在准确性方面精益求精，以确保能忠实可靠地反映这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的情况。而对于现实世界，维基百科正致力于丰富关于美国每一条编号的高速公路的条目，详细介绍其路线、交叉口和历史等。（“纽约州273号高速公路（编号于1980年撤销）始于怀特霍尔村以东与4号国道的交叉口，随即经过天使之后墓园，后沿怀特霍尔村外的红石山山脚顺着东南方向延伸。在红石山附近，高速公路与一条当地公路交会，后者与 4号国道连通。”）此外，每一种已知的酶和人类基因在维基百科也有页面。如此广泛的收录范围是《不列颠百科全书》所不敢企及的。毕竟身为纸质载体，它何以做到？在Internet早期的众多伟大项目中，只有维基百科是非商业性质的，并且不赚钱只花钱。它由一个专门成立的非营利基金会支持运转。当它的日访问量达到五千万人次时，基金会还只有十八名雇员，其中一人在德国、一人在荷兰、一人在澳大利亚，还有一名律师。除这十八人以外，其余全是志愿者，包括数百万的贡献者、一千多名委任的“管理员”，以及维基百科的创始人、自己形容自己为“精神领袖”的吉米·威尔士（在网上常被称为Jimbo）。在威尔士的最初规划中，这个在线百科全书一开始会是主要依赖专家贡献、学术资质、事实复核和同行评议。但很快，不管他愿意与否，维基的思想开始占据上风，百科全书也逐渐变成了现在这副主要依赖业余人士、充满了争论的模样。“维基”（wiki）一词源自夏威夷语，意为“快速”。维基是所有人不仅可以浏览，还可以编辑的网站。因此，维基是可自我创造的，或至少是可自我维持的。维基百科最初上线时的主页很简单，自我介绍也很简短：主页您可以立刻开始编辑本页面！这是个自由的社区项目。欢迎光临维基百科！我们正从头开始以协作的方式创作一部完整的百科全书。工作开始于2001年一月。至今我们已经创建了超过三千个页面。我们希望这个数量能超过十万个。所以，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写下一点你所知道的（当然，多多益善）！这里可以阅读我们的欢迎词：欢迎你们，新来者！在上线第一年，其覆盖范围之稀疏从当时的条目请求中就可见一斑。在“宗教”主题下只有：“天主教？——撒旦？——拜火教？——神话？”在“科技”主题下只有：“内燃机？——飞艇？——液晶显示器？——带宽？”而在“民间传说”主题下则写道：“（如果您打算撰写与民间传说相关的条目，请选择那些明确、重要且确实被认定是属于民间传说范畴的主题。如果您对这一主题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于玩诸如《龙与地下城》游戏，那恐怕是不够的。）”[15]在当时，《龙与地下城》的相关内容已经覆盖得很周全了。维基百科不追求杂七杂八的零碎内容，但也并不排斥。多年以后，吉米·威尔士在亚历山大港的年度会议上表示：“对于那些醉心于撰写小甜甜布兰妮、辛普森家族或精灵宝可梦相关条目的人，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他们转而去撰写物理学的深奥概念。维基不是纸，并且他们的时间也不为我们所有。我们不可能说：‘干吗让雇员做这些无用功？’他们并没有碍着什么，就由着他们去写吧。”“维基不是纸”，这可算是维基百科非官方的座右铭。不无自指地，它也有了自己的条目（并且除英语版外，还有德语版和法语版）。它意味着，条目的数量或长度并没有物理的或经济的限制。比特是免费的。正如威尔士所说：“任何围绕纸张或空间的隐喻都已死。”维基百科得以出人意料地快速成为当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与Google无意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它也成了一个检验各种关于群体智能思想的测试用例：人们无休止地争执于一些条目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可靠性，毕竟这些条目虽然看上去笔调权威，事实上却是由一些没有专业资质、身份不可验证、持有的偏见也不可知的人撰写的。维基百科的内容饱受各种破坏的困扰，这正反映了，对于一个充满纷争和混乱的现实，想要达成中立的共识是多么困难（或许根本不可能）。这个过程中常会出现所谓的编辑战，即对立阵营的贡献者不断地回退对方所作的编辑。2006年底，就是该把养猫的人叫做猫的“主人”、“照料者”，还是“人类伴侣”，“猫”这一条目的编辑们争执不下。三周后，他们展开的长篇讨论都快够一本小书了。事关神祇有编辑战，事关逗号也有编辑战，拼写、发音和地缘政治纠纷等都会引发毫无意义的编辑战。其中一些编辑战则凸显了文字的可塑性。海螺共和国（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是不是一个“微型国家”？某张小北极熊的照片是否“可爱”？专家们众说纷纭，而且人人都是专家。在偶尔出现的混乱平息后，条目将趋于固定成型。不过，即便它看似达到了某种均衡，它实际上还是处于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当中。在维基百科的世界里，现实不可能确定下一个定论。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幻觉，部分源自纸质百科全书的确定性。德尼·狄德罗为自己主编的《百科全书》（从1751年起在巴黎陆续出版）便订立了这样的宗旨：“搜罗目前散落在各处的所有知识，向世人揭示其一般结构，并将之传诸后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于1768年在爱丁堡出版，当时每周出版一期，售价六便士，共一百期，后被装订成三卷）同样顶着权威的光环。它看上去似乎已是定论——每一版都声称如此，并且它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找不到可与之匹敌的同类作品。但即使如此，在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个多世纪后，第三版（“共十八卷，经过大幅修订”）的编纂者仍然无法认可牛顿的或其他人的引力理论。“对于那种将所有物体都吸引向地面的作用力，人们一直以来存在巨大的分歧。”《不列颠百科全书》表示。许多杰出的自然哲学家，其中包括牛顿爵士本人，都认为引力是所有第二推动力中最首要的作用力，它无影无踪，只能经由其效应而被感知，并且它还是物质普遍具有的一种属性，如此等等。其他一些人则试图将引力现象解释为一种极其隐秘的以太流体的作用。对于这种解释，牛顿爵士在晚年似乎并未加以反对，甚至他还就这种流体可能如何引发引力现象提出过一个假说。关于这位伟大哲学家提出的引力定律、他及其他人对其原因所提出的假说、对他的学说的各种反对意见，以及这场争论的现状，请参阅词条：牛顿哲学、天文学、大气、地球、电、火、光、吸引、排斥、充满物质的空间、真空等。由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当时被视为权威，牛顿的引力理论因而尚不被认为是知识。维基百科没有自称具有此类权威性。学术机构官方不把它视为可信任的来源，新闻记者也被要求不能以上面的信息为依据，但它的权威性依然慢慢树立了起来。如果有人想知道，美国有多少个州里有名叫蒙哥马利的县，有谁会不相信维基百科上给出的“十八个州”的结果呢？除那里外，我们又能从哪找到一个如此毫不起眼的统计结果——这个结果是成百上千人的知识总结，虽然每个单独的贡献者可能只知道特定的一个蒙哥马利县？维基百科上有一个热门条目，名叫“维基百科订正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错误”。当然，这个条目总是在不断变动。整个维基百科也是如此。在任意一个瞬间，读者获得的只是不断变动中的真理的某个版本。当一个读者看到维基百科上关于“衰老”的条目是这样说时：在经过一段有机体更新几近完美的阶段（对于人类而言，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请求来源］）之后，衰老开始出现，表现为应对压力的能力下降、体内平衡失衡的程度增加、患病的风险加大。这一系列不可逆的改变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死亡。他可能会感到其中的内容值得信任。但在2007年12月20日一早，曾有一分钟的时间，整个条目只有一句话：“衰老就是你变得很老很老时所会经受的。”[16]但这类明显的破坏不会保留很久。迅速发现并回退此类修改的，除了自动的反破坏机器人外，还有众多人类反破坏志愿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反破坏工作小组”的成员，并对此引以为豪。按照一个出自一位沮丧的破坏者的流行说法，“在维基百科上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即试图让所有条目都符合现实”。这说得不无道理。这样的“阳”谋正是所有维基人所能指望的，并且常常这就足够了。19世纪末，刘易斯·卡罗尔曾在小说里描述过一张终极地图，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画出了整个世界：“可惜它从未打开过，因为农民反对说，地图会覆盖整个国家，将阳光全部挡住。”[17]类似的情况维基人也遇到了。在德语维基百科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争论焦点是乌尔里希·富克斯（Ulrich Fuchs）的自行车左后刹车上的螺丝。作为一名维基百科编辑，富克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千世界，林林总总，那么值得为这个物品在维基百科中单独建个条目吗？有一点大家都同意：螺丝虽小，却是真实具体的。吉米·威尔士就认为：“这是空间中的一个对象，并且我看到了它。”[18]事实上，德语元维基（关于维基百科的维基百科）就有一个题为“乌尔里希·富克斯的自行车左后刹车上的螺丝”的条目。[19]正如威尔士注意到的，这个条目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元反讽”（meta-irony），因为它正是由那些认为不值得为此建个条目的人撰写的。不过，这个条目其实讲的不是螺丝，而是一个争议，即维基百科是否应该在理论或实际上追求事无巨细地描述整个世界。争议各方最终分成了“删除主义”与“收录主义”两大阵营。收录主义对什么可以放入维基百科持最开放的态度。删除主义则主张移除琐碎的条目，比如篇幅太短、写得太差、内容不可靠或主题不重要的条目，并且也经常这样做了。可想而知，这些判断标准多变且主观。但删除主义意在提高维基百科的质量准入门槛。2008年，他们成功移除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麦夸里港长老会教堂的条目，理由是主题不重要。威尔士本人倾向于收录主义。2007年夏末，在访问南非开普敦期间，他曾在一家名叫穆佐利（Mzoli’s）的餐馆吃午饭。他随后创建了一个“小作品”，里面只有一句话：“穆佐利是家肉铺兼餐馆，位于南非开普敦郊区的古古勒苏镇。”这个小作品仅仅存活了二十二分钟，然后就被一位用户名为^demon的十九岁管理员以主题不重要为由删除了。一小时后，另一位用户重建了该条目，并根据一个开普敦当地的博客和一份广播访谈的文字稿加以了扩充。两分钟后，又有一位用户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此条目或章节类似广告”。如此等等。“知名”一词就被添上又被删掉了好几个来回。用户^demon 又提出过这样一个意见：“维基百科既不是白页服务，也不是旅游指南。”但用户 EVula反驳道：“我认为，我们要是允许该条目存在更长的时间，而不只是若干小时，我们可能就会得到有价值的内容。”这场争论甚至很快吸引了澳大利亚和英国报纸的关注。到了次年，这个条目不仅存活了下来，还多了一张照片、一对精确的经纬度、十四个参考文献，以及三个独立章节，分别介绍其历史、经营和旅游业。不过，某种敌意显然还存在。2008年三月，一位匿名用户用一句话替换了整个条目：“穆佐利不过是家无足轻重的小餐馆，它之所以能拥有一个条目，只是因为吉米·威尔士是个喋喋不休的自大狂。”这次破坏保留了不到一分钟。就像枝蔓晶的生长一样，维基百科的演化也不断朝众多方向延伸。（这又有点像宇宙。）因此，从删除主义与收录主义又衍生出了合并主义和增量主义等。它们不免导致了派系分裂，其中既有如“删除主义维基人协会”和“收录主义维基人协会”，又有如“不主张对条目价值作出一般性判断，赞成删除某些特别糟糕的条目但这不代表我们属于删除主义的维基人协会”。威尔士特别感到担心的是维基百科上的生者传记，因为其中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真实人物的生活。不过，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这时维基百科可以免除维护量和可靠性之类的现实考量，威尔士表示，他乐于见到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在维基百科上拥有自己的传记。到时，维基百科将比博尔赫斯想象的图书馆做得更好。但即便到那时，即便所有人、所有自行车螺丝都收录了进去，这样的集合也还称不上是“所有知识”。传统百科全书中的信息倾向于按主题或范畴加以归类。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的书名中，它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内容、组织形式及宗旨：根据“一个全新的方案”，将“各种不同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组织成“独特的论述或体系”，并为相互分离的不同部分知识提供全面的解释，而不论它涉及的是自然和人造对象，或宗教、世俗、军事和商业等事务。[20]而在维基百科上，不同部分知识则倾向于不断分裂。维基百科的编辑也像亚里士多德或布尔那样十分重视分析逻辑关系：许多主题是基于将因素X结合进因素Y中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或数个完整的条目。这具体可能指的是，比如地点Y中的情况X，或事物Y 的版本 X。当结合两个变量可以表示具有一定文化重要性或其他关注点的现象时，这种做法是完全正当的。如果一个主题在不同国家间具有显著的国别差异，那么往往需要为此创建各自不同的条目。这样的例子包括“威尔士的板岩产业”和“岛屿灰狐”。然而，撰写诸如“北卡罗来纳州的橡树”或“蓝色卡车”之类的条目，则可能会被视为是分列观点、原创研究或完全犯傻。[21]这个问题，查尔斯·狄更斯也曾考虑过。在《匹克威克外传》里，有人据说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了解了有关中国形而上学的知识。不过，书中并没有这样的条目：“他先到首字母为M的部分读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然后到首字母为C的部分读了中国（China），最后综合了他得到的信息。”[22]2008年，小说作家尼科尔森·贝克（用户名Wageless）逐渐沉迷于维基百科的过程与许多人差不多：一开始只是在上面寻找信息，然后就开始试着提供一些内容。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五傍晚，他编辑了关于牛生长激素的条目。次日，他又编辑了关于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历史时期分期以及液压油的条目。周日则是关于巴西三级片、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厄尔·布莱尔（Earl Blair），以及再一次，液压油的条目。周二，他在上面发现了一个自称“条目挽救中队”的工作小组，它旨在找出有被删除风险的条目，并通过提升其质量以挽救它们。贝克立刻申请加入，并在签名中写道：“我希望成为这其中的一员。”他逐渐沉迷的轨迹都在维基百科上被记录了下来，就如同在维基百科上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几个月后，他在《纽约书评》杂志上描述了自己当时的经历：我开始站着守在厨房台面前，紧盯着计算机屏幕上不断增长的监视列表……我再也听不见家人对我说了什么——整整两周时间里，我完全消失在屏幕前，尝试去拯救一些短小、有时过于溢美但仍不失价值的传记条目。我用中立的语调重写条目，并在报纸数据库和Google图书里翻找参考文献，以提升其重要程度。我成了一名“收录主义者”。[23]他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个人私下的希望”：所有杂七杂八的零碎内容都能有容身之处，如果不能放入维基百科，至少也可以放入“维基太平间——一个存放破碎梦想的地方”。他建议不妨称之为删除百科（Deletopedia）。“随着时间流逝，它也许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基于在线内容永不消逝的原则，一个类似的删除百科（Deletionpedia）很快就问世了，并且内容开始逐步增加。*关于麦夸里港长老会教堂的条目就在那里继续存活着，只是严格来说，它已不是百科全书（有人称之为宇宙）的组成部分。注释：*网站收录了英语维基百科在2008年二月至九月间删除的约六万多个条目，但之后并未更新。——译者注名字逐渐成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既由于它们本身的含糊性、复杂性，也由于它们之间的重名和撞名。在信息流动几乎毫无限制的时代，全世界的物品就像被甩进了同一个竞技场，玩起碰碰车游戏。而在更单纯的时代，命名无疑也是单纯得多。《旧约·创世纪》写道：“耶和华上帝用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天空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动物，那就是它的名字。”一种生物对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对应一种生物。很快，亚当又得到了配偶的帮助。在约翰·班维尔的小说《无限》中，叙事者赫耳墨斯神说道：“Hamadryad是一种树精，一种印度产的毒蛇，还是一种阿比西尼亚狒狒。只有神才能弄明白这类事情。”[24]可根据维基百科，Hamadryad还是一种蝴蝶、一份印度的博物学期刊以及一支加拿大前卫摇滚乐队的名字。我们现在都成了神吗？摇滚乐队和树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信息壁垒的破除往往会导致名字和命名权的冲突。虽然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名字在现代世界确实已是供不应求。可能性看似无限，但需求量却更为巨大。早在1919年，为了解决愈演愈烈的讯息错递问题，美国几家主要的电报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注册地址中心局（Central Bureau for Registered Addresses）。总部设在纽约金融区的布罗德街上，那里堆满了各式铁皮档案柜。顾客可以来此为自己的地址注册一个代号：由五至十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要求“可以发音”——也就是说，“由见于八种欧洲语言的音节构成”。[25]虽然许多顾客抱怨这项服务要收年费（每个代号每年 2.5美元），但到了 1934年，该局管理的代号数量已达 28 000之多，其中包括如 ILLUMINATE （“照亮”，纽约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TOOTSWEETS（“甜心”，美国糖果公司）和CHERRYTREE（“樱桃树”，乔治·华盛顿酒店）等。[26]金融家伯纳德·M.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则成功地将BARUCH一词收归自己名下。它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也是后来许多同类事物的先驱。当然，赛博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南卡罗来纳州一家叫做福克斯和亨德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兼中介比利·本顿（Billy Benton）就注册了域名BARUCH.COM。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海普雷里市的一个人注册了域名 JRRTOLKIEN.COM，并持有了整整十年，直到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属的仲裁中心裁定转让。这个域名以创作了《魔戒》、《霍比特人》等书作者的名字为主体，具有很高的价值。对其提出主张，认为它侵犯了自己注册的或未注册的品牌或商标的人，包括过世作家的后人、出版商以及电影制片方，更不用提成千上万与托尔金同姓的人。这位海普雷里市人的生意正是靠着持有一堆名人域名，其中还包括如席琳·迪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迈克尔·克莱顿、皮尔斯·布鲁斯南等，多达一千五百多个。对此，有些名人作出了回击，试图夺回自己的名字。少数极其知名的名字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据经济学家估算，“耐克”一词的价值达七十亿美元，而“可口可乐”的价值更是前者的十倍。专有名词学中有一条公理，即社会单元的发展会导致命名系统的膨胀。对于部落或乡村的生活，取像奥尔宾和阿娃这样的单名就够用了。但随着部落发展为氏族，城市发展为国家，人们就不得不采取更复杂的命名方式：姓氏、父名，以及根据地域和职业来取名。愈复杂的社会需要愈复杂的名字。Internet不只开辟了名字争夺战的新领域，还代表了由量变引发的质变。亚特兰大的音乐评论家比尔·怀曼（Bill Wyman），一天突然收到一封停止并终止函，其中与他同名同姓的滚石乐队前贝斯手的委托律师要求他“停止并终止”使用这个名字。对此，他回应道，对方出生时的名字其实是威廉·乔治·珀克斯。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就“卡雷拉”（Carrera）这个名字，也曾与一个瑞士村庄（邮政编码 7122）展开过一场争夺。“卡雷拉村在保时捷注册该商标之前就已存在。”瑞士人克里斯托夫·罗伊斯（Christoph Reuss）在致保时捷律师的邮件中写道，“保时捷对这个名字的运用，损害了卡雷拉村村民建立的商业信誉和声誉。”他进一步补充道：“因为卡雷拉村较保时捷的卡雷拉跑车排放的噪声更小、污染更轻。”他没提到的是，歌剧演唱家何塞·卡雷拉斯（José Carreras）也卷入了类似的名字争端。与此同时，保时捷还曾宣称对911这个数拥有商标所有权。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可以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出现的一个有用术语：名字空间。在同一个名字空间中，所有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我们早已有了很多依据地理位置和经济领域划分的名字空间。只要不是在纽约，你大可以给自己的商店也取名“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只要不是生产汽车，你的公司取名“福特”也没关系。全世界所有的摇滚乐队也形成了一个名字空间，在其中“‘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平克·弗洛伊德”和“粉红佳人”（P!nk）可以并行不悖，“第十三层电梯”、“第九十九层电梯”以及Hamadryad也是如此。只是想要在这个空间里想出新名字，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作曲家兼歌手“王子”的艺名源自他出生时的名字，并且长久以来以此知名。但当他后来厌倦了这个艺名，改用一个符号称呼自己时，他却发现自己还是被冠以了一个元名字：“那位曾叫‘王子’的艺术家”。美国演员工会则小心维护着一个自己的官方名字空间——里面只允许有一个人叫朱莉娅·罗伯茨。但传统的名字空间之间多有重叠和混杂，并且很多已经拥挤不堪。药物名称则是个特例：药名的提出、检索、评估已经蔚然成了一个子产业。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审查提出申请的药名以避免可能的撞名，但这个流程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不小心弄错药名可能会导致死亡。若是将用于毒品替代疗法的美沙酮（Methadone）误开成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哌甲酯（Metadate），或将抗癌药物泰素（Taxol）误开成另一种抗癌药物泰索帝（Taxotere），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医生很怕遇到形似或音似的药名，比如Zantac和Xanax、Verelan和 Virilon。语言学家为此提出了各种度量名字之间“距离”的科学方法，但像Lamictal、Lamisil、Ludiomil和Lomotil这样相似的名字还是都被批准作为了药名。公司名称的名字空间已经拥挤不堪，这一点可从简单又富含意义的名字日渐稀少中可见一斑。新成立的公司再也无法取像“通用电气”、“第一国民银行”或“国际商用机器”这样的名字。类似地，像“A.1.牛排酱”也只能见于一种历史悠久的食品。现如今，公司名称已经数以百万计，而每年还有大笔经费投向专业咨询公司以创造更多名字。也难怪在赛博空间中取得成功的名字大多近乎杜撰，比如Yahoo!、Google、Twitter。Internet不只搅乱了传统的名字空间，它自己也成了一个名字空间。如果想在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中浏览和定位，你需要依赖一套特殊的域名系统，借助诸如COCA-COLA.COM这样的名字。这些名字代表着地址，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地址：“信息所在的寄存器、内存位置或设备”。文本编码一组数，这组数则指向赛博空间的特定位置，从网络具体到子网，进而具体到设备。尽管只是编码，但这些简短的文本片段往往在更广阔的名字空间里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们兼具商标、牛车牌、邮政编码、电台热线号码以及创意涂鸦的功能。就像电报地址的代号一样，从1993年起，任何人只要付一小笔费用就能注册到一个域名。它也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并且供不应求。最不容易弄到的是短名字。许多组织都以“苹果”作为商标，可APPLE.COM却只有一个。因此，当音乐界遭遇计算机界时，披头士乐队与苹果公司难免发生纠纷。*只有一个MCDONALDS.COM，但最先抢注到它的是一个名叫乔舒亚·奎特纳（Joshua Quittner）的记者。乔治·阿玛尼的时尚帝国对ARMANI.COM心仪有加，但温哥华的阿南德·拉姆纳特·马尼（Anand Ramnath Mani）出于自己的理由也想得到它，并且他抢先了一步。这样一来，域名交易的二级市场应运而生。2006年，一家企业就花费1400万美元从另一家企业手中买下了SEX.COM。即便在当时，几乎所有主要语言的所有单词都被注册了，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单词组合和变体——数量超过了一亿个。这无疑为企业律师创造了新商机。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律师团队就成功抢回了许多域名：CHRYSTLER.COM、CRYSLER.COM、CHRISLER.COM、CHRISTLER.COM、MERCEDESSHOP.COM、DRIVEAMERCEDES.COM、DODGEVIPER.COM。注释：*1968年，披头士乐队成立Apple Corps，经营音乐、电影等多媒体事业。1976年，苹果电脑公司成立。双方就商标侵权曾多次发生争端，最终苹果公司在2007年通过协议获得了该商标所有权，并授权Apple Corps继续使用。——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人们开始疯狂地注册商标，跑马圈地。1980年，美国一年的商标注册量约为一万个，而三十年后，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三十万个，并且还在逐年增加。在过去，大部分商标申请会被驳回，而现如今，情况刚好反了过来。英语里的每个单词以及它们的每种可能组合，似乎都受到了政府保护。以下是一批 21世纪初典型的美国商标：GREEN CIRCLE、DESERT ISLAND、MY STUDENT BODY、ENJOY A PARTY IN EVERY BOWL!、TECHNOLIFT、MEETING IDEAS、TAMPER PROOF KEY RINGS、THE BEST FROM THE WEST、AWESOME ACTIVITIES。撞名和名字枯竭，其实早已有之，只是都没有如今的规模。古代博物学家大概知道约五百种植物，并且自然给每一种都起了名字。直到15世纪之前，人类所知的全部植物也就只有这么多。但在15世纪，随着载有列表和插图的印刷书在欧洲开始传播，与此相关的集体知识也开始逐渐系统化——按照历史学家布赖恩·奥格尔维的观点，这标志着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27]最早一批的植物学家突然意识到，原来的植物名称如此丰富多彩。16 世纪下半叶，德国植物学家卡斯珀·拉岑贝格尔（Caspar Ratzenberger）花费数十年时间搜集了一套植物标本，并试图收集与之相关的信息。他发现，有种植物在拉丁语和德语中拥有多达十一个名字：Scandix、Pecten veneris、Herba scanaria、Cerefolium aculeatum、Nadelkrautt、Hechelkam、NadelKoerffel、Venusstrahl、Nadel Moehren、Schnabel Moehren、Schnabelkoerffel。[28]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种植物在英格兰又俗称 shepherd’s needle或 shepherd’s comb。很快，新发现的物种数量就超过了原有名字的数量。博物学家建立了自己的圈子；他们四处考察，并相互通信交流。到了16世纪末，一名瑞士植物学家出版的一本名录就包含了6000种植物。[29]发现新物种的博物学家有为之命名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大量创造形容词和复合词，乃至重复和冗余就在所难免。比如在英语中，类似 shepherd’s needle和 shepherd’s comb的说法，又增添了如 shepherd’s bag、shepherd’s purse、shepherd’s beard、shepherd’s bedstraw、shepherd’s bodkin、shepherd’s cress、shepherd’s hour-glass、shepherd’s rod、shepherd’s gourd、shepherd’s joy、shepherd’s knot、shepherd’s myrtle、shepherd’s peddler、shepherd’s pouche、shepherd’s staff、shepherd’s teasel、shepherd’s scrip、shepherd’s delight等说法，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植物。在当时还没有卡尔·林奈创立的分类学。等到18世纪30年代，林奈提出采用双名法为动植物命名时，他需要命名的有7700种植物，外加4400种动物。现如今，这个数量已经达到了 300 000万之巨，这还未将昆虫计算在内，否则又要多出数百万。科学家仍在努力一一为它们命名：有以贝拉克·奥巴马、“黑武士”达斯·维达以及歌手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命名的甲虫，而乐人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也把他的名字借给了一种蜘蛛、一种鱼和一种水母。“一个人的名字就像他的影子。”来自维也纳的专有名词学者恩斯特·普尔格拉姆在1954年写道，“既非他的肉体，也非他的灵魂，却与他时时相伴，因他而生。可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30]那真是个单纯得多的时代。1949年，香农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他对信息容量的估算时，他用以度量的量级从几十、几百、几千、几百万、几十亿，一直延伸到几万亿比特。那时晶体管才刚发明一年，而摩尔定律还未被提出。按香农当时的估算，占据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约一百万亿（ 1014）比特。这个估算基本正确，但不过金字塔本身还在不断增高。在“比特”之后，自然而然地，人们又提出了“千比特”的说法，就像工程师也曾提出过“千元”一词——“千元，是科学家提出的对‘一千美元’的简称。”《纽约时报》在1951年这样向读者解释道。[31]随着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突然认识到，任何与信息相关的东西都会呈指数增长，信息度量的量级也作出了相应的延伸。而这种认识是由戈登·摩尔（Gordon Moore）非正式提出的。在香农写下上述笔记时，他还是个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后来他走上了电气工程和集成电路研发的道路。1965年，在他联合创立英特尔公司前三年，摩尔在一篇论文中曾简单提及：在十年内，即等到 1975年，单片晶圆上估计可以集成 65 000个晶体管。按他后来的说法，他预言每两年晶体管数量就要翻一番——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也意味着内存容量和处理速度会翻一番，而尺寸和成本则会减半，并且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并没有终点。除了用来表示信息存储容量，千比特也可以表示信息传输速度。1972年，商用高速线路的传输速度最快可达240千比特每秒。当时行业领头羊IBM的硬件设备都是以八比特为一个信息处理单位，受此影响，工程师们也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潮但有点古怪的单位：字节。比特，字节，然后又有了千字节（相当于8000比特）、兆字节（相当于 8 000 000比特）。根据当时相关国际标准委员会的决议，兆后面依次是吉（ 109）、太（ 1012）、拍（ 1015）、艾（ 1018）——它们都取自希腊语，只是后来几个的意味不免单调。这些量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基本够用了，直到1991年，人们认为有必要引入新的词头，泽（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以及尧（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在沿着指数阶梯攀升的过程中，信息将其他事物远远甩在了后头。比如，货币就不免相形见绌。在千元之后还有兆元和吉元，甚至人们在开通货膨胀的玩笑时还会说到太元，但就算是全人类有史以来积累的所有财富，它也达不到一拍元。20世纪70年代是兆字节的年代。1970年夏，IBM新推出了两款大型机，它们体量庞大，内存容量也远超以往：一款是 155型，配备了 768 000字节的内存；另一款 165型更大些，内存正好一兆字节，售价则达了 4 674 160美元。到了 1982年，普莱莫计算机公司（Prime Computer）推广的微机扩充内存板集成了一兆字节内存，售价 36 000美元。1987年，OED的出版商开始将其内容数字化（动用了 120名打字员和一台 IBM大型机），他们估计其规模在一吉字节左右。一吉字节也是整套人类基因组的规模。一千吉字节等于一太字节，这正是1998年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用三张信用卡凑出 15 000美元买到的硬盘的容量。当时他俩还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正在着手打造一个搜索引擎原型——先是叫BackRub，后来改叫Google。一太字节是通常一家模拟信号电视台每天传送的信息量，也是美国政府的专利和商标记录数据库在1998年上线时的大小。而到了2010年，人们仅需花上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太字节容量的硬盘，并且它不过手掌大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于约十太字节（正如香农所估算的），但如果把视频和音乐也计算在内，这个结果就要增加很多倍。图书馆现在也开始收录网页，截至2010年2月，收录的网页相当于160太字节。人们在乘坐列车时，随着列车飞奔疾驰，有时会恍惚觉得这速度也压缩了自己对于自身历史的感知。同样地，摩尔定律看上去简单，但其结果却有点让人手足无措，不知道用什么隐喻来形容自己的体验才好。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就这样形容了这种感受：“这就好像你蹲下身子，埋下了一颗树种，结果它生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还没站起身来，它就已经把你居住的小镇整个吞噬了。”[32]另一个更常见的隐喻就是云。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信息容量，都悬浮在我们头上，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极其真实；没有定形，幽如鬼魅；总在我们身边，却又居无定所。天堂大概就是给其信徒这样的感觉吧！现在人们热衷谈论的是，把生活（至少是其信息生活）迁移到云端。你可以把照片存放在云端；Google可以在云端照管你的生意；Google也正着手将全世界的书籍放入云端；电子邮件在云端出入，却从不曾真正离开过云端。而所有基于门和锁、物理上偏远和不可见的传统隐私观念，都在云端被彻底颠覆。现在，金钱也存在于云端。长久以来，人们使用了各式各样的货币来表明谁拥有什么、谁亏欠谁什么的信息。但进入21世纪后，它们看上去是如此与时代脱节，显得陈腐甚至可笑：用脆弱的船只在口岸之间运送金块，为此要冒上被海盗打劫的风险，还要祈求海神波赛冬的护佑；开车时把硬币投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篮子里，算是通行费（可要知道，如今行车记录都已上传至云端了）；从支票簿里撕下支票，并用笔签上名字；火车票、门票、飞机票等票据都印在沉甸甸的纸片上，还要加上种种水印、全息图像或荧光纤维来防伪；还有各种形式的现金，如此等等。现如今，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在云端完成交易了。不过在物理层面，它可一点也不像云。服务器农场在面目单调的钢筋水泥建筑里不断扩充着规模，与之配套的还有柴油发电机、冷却塔、直径两米多的进气扇，以及铝制烟囱组。[33]这些计算基础设施的扩张，要求电力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扩展，并且两者越来越相像——类似于电力设施，信息的交换机、控制中心、变电站等也随之出现。数据中心既是计算能力的聚合，又可以是分布式的。它们就像基础的齿轮机械，云端则是它们的化身。在过去，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信息大多转瞬即逝——这是常态，是默认设置。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歌声和言语都这样消失无踪，石头、羊皮卷和纸张上的印记则是属于特例。索福克勒斯当时的观众不会为他的剧作可能无法流传后世而感到悲痛，他们只是享受当前的演出。而现如今，人们的期望正好反了过来。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被录制和保存下来，至少理论上如此：无论是每一场音乐演出，发生在商店、电梯间或城市街头的每一次犯罪，遥远国度里的每一次火山爆发或海啸，还是在线游戏中的每一次出牌或落子，每一次橄榄球争球以及每一场板球比赛。随手拍成了常态，而非异常；就2010年一年，人们拍了约五千亿张照片。同时，YouTube每天提供的视频数量也超过了十亿部。这些内容大多数是随意为之，缺乏组织，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情况。计算机先驱、微软研究院研究员戈登·贝尔（Gordon Bell）在七十多岁时开始录制自己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包括所有的谈话、讯息和文档。他在脖子上挂了个所谓“感应摄像头”来打造他所谓的“生命日志”，大概每小时会得到一兆字节的数据，每个月一吉字节。这东西最后将变得多大？反正不会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样大吧。最终自然而然地，甚至不可避免地，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即整个宇宙究竟有多少信息。正如巴贝奇和爱伦·坡所说，“没有思想会湮灭”，信息会积累至今。塞斯·劳埃德对此进行了估算。这有着位圆脸、圆框眼镜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在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和设计方面颇有建树。他指出，宇宙是一部巨大的量子计算机，其存在本身便是记录着信息，并在自身演化过程中，不断处理着信息。那么信息量究竟有多大？为了给出估算，劳埃德考虑了两个因素：这台“计算机”运算得有多快以及它已经运行了有多久。根据其运算速度的上限， 次操作每秒（“其中E是该系统高于基态的平均能量， 焦耳秒，代表约化普朗克常数”），及其内存空间的上限，S/k B ln2（“其中S是该系统的热力学熵， k B =1.38×10-23焦耳每开尔文，代表波尔兹曼常数”），以及光速和宇宙自大爆炸以来的年龄，劳埃德估算出，宇宙在其整个历史中完成的“操作”数大概在10120次的量级。[34]假设“宇宙中每一个粒子的每一个自由度”都得到了利用，那么它现在记录的信息大概在1090比特的量级。并且它仍在计算。注释[1] Hilary Mantel,Wolf Hall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394.[2] Jorge Luis Borges, “The Library of Babel,” in 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2), 54.[3] Jorge Luis Borges, “Tln, Uqbar, Orbis Tertius,” in Labyrinths, 8.[4] William Gibson, “An Invitation,” introduction to Labyrinths, xii.[5] Charles Babbage, The Ninth Bridgewater Treatise: A Fragment, 2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38), 111.[6] Edgar Allan Poe, “The Power of Words” (1845), in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823–824.[7] Pierre-Simon Laplace,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 Frederick Wilson Truscott and Frederick Lincoln Emory (New York: Dover, 1951).[8] Charles Babbage,The Ninth Bridgewater Treatise, 44.[9] Nathaniel Parker Willis, “The Pencil of Nature: A New Discovery,” The Corsair 1, no. 5 (April 1839): 72.[10] Ibid., 71.[11] Alan M.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s and Machines 59, no. 236 (1950): 440.[12] H. G. Wells,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San Diego: Book Tree, 2000), 97.[13] Isaac Disraeli,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Sons, 1893), 17.[14] Tom Stoppard,Arcadia (London: Samuel French, 1993), 38.[15] “Wikipedia: Requested Articles,” http://web.archive.org/web/20010406104800/www.wikipedia.com/ wiki/Requested_articles (accessed 4 April 2001).[16] Quoted by Nicholson Baker in “The Charms of Wikipedia,”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5, no. 4 (20 March 2008).这一位匿名用户后来再次出手，破坏了关于“血管成形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条目。[17] Lewis Carroll, Sylvie and Bruno Concluded (London: Macmillan, 1893), 169.[18] Interview, Jimmy Wales, 24 July 2008.[19] http://meta.wikimedia.org/wiki/Die_Schraube_an_der_hinteren_linken_Bremsbacke_am_Fahrrad_ von_Ulrich_Fuchs (accessed 25 July 2008).[20]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3rd edition, title page; cf. Richard Yeo, Encyclopadic Visions: Scientific Dictionarie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1.[21] “Wikipedia: What Wikipedia Is Not,”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hat_Wikipedia_ is_not (accessed August 2008).[22] Charles Dickens,The Pickwick Papers, chapter 51.[23] Nicholson Baker, “The Charms of Wikipedia,”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March 2008).[24] John Banville,The Infinities (London: Picador, 2009), 178.[25] Deming Seymour, “A New Yorker at Large,” Sarasota Herald, 25 August 1929.[26] “Regbureau,”The New Yorker (26 May 1934), 16.[27] Brian W. Ogilvie, 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28] Ibid., 173.[29] Ibid., 208.[30] Ernst Pulgram,Theory of Names (Berkeley, Calif.: American Name Society, 1954), 3.[31] Michael Amrine, “ ‘Megabucks’ for What’s ‘Hot,’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2 April1951.[32] Jaron Lanier,You Are Not a Gadget (New York: Knopf, 2010), 8.[33] Cf. Tom Vanderbilt, “Data Center Overload,”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June 2009.[34] Seth Lloyd, “Computational Capacity of the Universe,”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8, no. 23 (2002).第15章 每天都有新消息（或者诸如此类）就最近网站多次宕机，我必须表达歉意。我想，这大概就像异乎寻常的积冰压垮了Internet的枝条，又像载满信息包的卡车倾覆，货物散了一地。——安德鲁·托拜厄斯（2007）[1]无论是印刷术、电报、打字机、电话、无线电广播，还是计算机、Internet，每当它方兴未艾时，总会有人说（就仿佛这是头一次被人认识到），它会给人类的沟通加重负担，因为它无疑平添了新的复杂性，增加了新的隔阂，并带来了骇人的新的过载。1962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布里登博就向自己的同行提出了警示，人类存在的性质正在经历一场“大突变”——变化是如此突然，如此激烈，以至于“我们现在好像是患上了某种历史失忆症”。[2]他惋惜阅读的衰落、人与自然的隔阂（他将这部分归咎于“丑陋的黄色柯达相机”和“所在皆是的晶体管收音机”），以及共有文化的失落。而对于肩负保存和记录过去责任的历史学者，他更忧虑新工具和新技术带来的悖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大行其道的量化分析”、“各种数据处理机器”以及“那些骇人的扫描仪，据说能代替我们阅读书籍和文档”，但还没有一种机器可以替我们消化原始材料。多多并不益善，他说：尽管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喋喋不休的沟通，但沟通非但没有改善，事实上反而越发困难了。[3]这些评论在经过数次传播后变得广为人知：它们第一次是见诸口头发言，1962年最后一个周六晚上，布里登博在芝加哥康莱德酒店宴会厅向参与年会的约一千人发表了这段讲演；[4]接下来则是印刷文字，出现在1963年的学会期刊上；再接下来，过了约一代人的时间，它们又有了在线版本，这样其接触面大为扩张，而其持久性恐怕也同样得以增加。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是在1963年读到了它们的印刷版本，那时她还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兼职历史讲师（这是当时一位哈佛女博士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了）。后来回顾起来，她把这视为了自己从事早期印刷史研究的起点。研究持续了十五年，最终成果是1979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这是首次有人全面研究了，印刷术作为一场通信革命，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她注意到，通常教科书对于印刷术发明的编排会使学生只是隐约有印象，这件事发生在黑死病与发现美洲大陆之间，但在众多历史事件中却似乎相对无足轻重。[5]相反，她把古登堡的发明放在了显著位置：它引发了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的转变、印刷厂在15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以及“数据采集、存储、提取系统和通信网络”[6]的转型。尽管她在一开始就谨慎地强调，自己会将印刷术视为导致变革的诸多动因之一，但最终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印刷术在早期现代欧洲的转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以及现代科学的诞生都与它有密切联系。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之后一切都不可逆转了”。[7]印刷术塑造了现代心智。印刷术同样塑造了历史学家的心智，其无意识的心智习惯也是艾森斯坦感兴趣的话题。随着她着手进行研究，她开始相信，学者们对于自己每天打交道的媒介的影响确实经常会视而不见。而提醒自己注意到这一点的，她将之归功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其1962年出版的《古登堡星系》一书迫使历史学家重新调整自己的关注点。在手抄本时代，人们对于年代只能进行粗略推算：从亚当、挪亚，或罗穆路斯与雷穆斯兄弟起，一代一代往下算，时间线大多混乱不堪。“对于历史变迁的态度，”艾森斯坦写道，“只能偶尔在明确标明是研究‘历史’的著作中找到，并且往往需要深入研读才能找到言下之意。此外，萨迦和史诗、宗教经典、墓志、象形文字和密码、巨石碑、密室宝箱里的文档，以及手抄本边缘的注解，通过研读它们也能找到蛛丝马迹。”[8]那种对于自己身处何时的明确感知（回视过去能看到往事历历在目，能够在脑海里想象出时间图表，并能够识别出时代错位）则是伴随着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的转变才得以出现。印刷机，作为一种复制机器，不仅让文本更便宜、更容易接触到，也让它们变得更加稳定，而这才是其真正力量所在。艾森斯坦写道：“手抄本文化，它持续受到材料腐蚀、文字讹误和文献散佚的削弱。”[9]印刷书就更为可靠、持久、值得信赖。[10]第谷在花费大量时间积累天体观测数据时，他是自信这些数据会为当时的和后来的人所用。而当开普勒算出较第谷的精度高出许多的星表时，他也是利用了纳皮尔的对数表。与此同时，印刷厂不仅传播了马丁·路德反赎罪券的论纲，更为重要的是，还传播了《圣经》本身。在新教的宗教革命运动中，没有什么学说比阅读《圣经》更为紧要——这时，印刷书超越手抄本，册本形式取代卷轴形式，当地俗语替代古代语言，所有这些对《圣经》的传播和阅读无疑都居功至伟。此外，在印刷术出现以前，《圣经》的文本也并没有真正固定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之所以能够臻于稳定和持久，并不是因为纸张比纸草更耐久，而只是因为现在副本为数众多。1963年，在读到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警示时，艾森斯坦认同历史学正面临着某种危机，但她也认为布里登博恰恰把问题弄反了。布里登博认为，问题在于遗忘。“在我看来，”他不无夸张地说道，“人类正遭遇自身记忆的遗失，而这种记忆也意味着历史。”[11]不过，艾森斯坦从这些让老一辈历史学家深受困扰的新信息技术中得出的结论却正相反。过去并不是从视野中逐渐消逝，反而是更加可及、更加清晰。“在这个见证了线形文字B的破译以及死海卷轴的发现的时代，”她写道，“似乎无需担心什么‘人类记忆的遗失’。相反，人类记忆的电路过载应当更值得关注。”至于布里登博及其众多同行所惋惜的历史失忆症：这其实是对历史学家目前所面临困境的一种误读。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失忆症，而是前所未有的更全面的回忆。恰恰是记忆的稳定恢复而非消除，是回忆的累积而非散佚，才导致当下的僵局。[12]在艾森斯坦看来，这场经历了五个世纪的通信革命依然在延续。布里登博他们怎么就会视而不见呢？“电路过载”是个相当新颖的隐喻，描述的也是一种相当新鲜的感受——信息过多。但这种感受其实并不新鲜。曾几何时，人们求书若渴，翻来覆去阅读少数几本珍爱的书，总是期望求得或借得更多的书，甚至会早早在图书馆门口等着开馆；但似乎在转瞬之间，他突然发现自己身处过量的境地：书太多，读不过来。早在1621年，牛津学者罗伯特·伯顿（其藏书之丰富在当时的私人图书馆中屈指可数，有近1700本，但其中没有一本词典）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感受：我每天都能听到新消息和流言蜚语，关于战争、瘟疫、火灾、洪灾、盗窃、谋杀、屠杀、流星、彗星、鬼魂、神童、异象，关于法国、德国、土耳其、波斯或波兰等地的村镇沦陷、城市遭围、军队集结和每日战备，以及见诸如此动荡时局的频仍战事、生灵涂炭、决斗、船难、海盗、海战、媾和、结盟、谋略和新的警报，诸如此类。誓言、祈求、提议、敕令、请愿、诉讼、呼吁、律条、宣告、抱怨、哀悼，相互混杂，每天不绝于耳。每天都有新的图书冒出，还有小册子、舞蹈、故事、各种目录，以及哲学、宗教中新的悖论、观点、分裂、异端、争议。一会潮拥而至的是婚礼、化装舞会、哑剧、娱乐、金婚纪念、使节、马上长枪比武、奖杯、胜利、狂欢、体育、戏剧，一会又仿佛场景变换，是背叛、欺诈、抢劫、形形色色的恶行、丧礼、葬礼、王子去世、新发现、探险；如此一会是喜事，一会又是悲事。今天听说新官上任，明天就听说某些人物遭罢免，后天又听说他们另有高就；有人出监，有人入狱；有人大手花钱，有人落魄难堪：一人发财，他的邻居却破产；此刻衣食无忧，转瞬贫寒交迫；有人奔走，有人骑马，有人争吵，有人捧腹，有人啜泣，不一而足。这些就是我每日所闻，或者诸如此类。[13]他当时觉得这样的信息过多是件新鲜事。不过，他不是在抱怨，而只是感到惊奇。但很快，反对之声接踵而至。莱布尼茨就担心，人类因而会退回到野蛮状态——“对于这种结果，数量骇人且还在持续增加的书籍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到了最后，无序状态将变得几乎不可抑制，不计其数的作者将很快遭遇普遍湮没无闻的危险。”[14]亚历山大·蒲柏也不无讽刺地写道：“当是时，（在上帝为惩治饱学之士的罪行而允许印刷术的发明之后）纸张也变得如此廉价，印刷机又如此之多，以致作者如洪流般泛滥，遍地都是。”[15]“洪流”也成为后来人们描述信息过量时的常用隐喻。信息犹如翻腾高涨的洪流，将人淹没。或者它又仿佛炮弹，以不及反应的速度从四面八方一波波袭来，不断轰炸着人们的头脑。对刺耳声音的恐惧可以有一种宗教解读，即害怕世俗的噪声可能会淹没真理。T. S.艾略特在1934年的一个剧本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得到关于运动的知识，而非静的知识；关于言语的知识，而非默的知识；关于字词的知识，同时对于道的无知。我们所有的知识都让自己更趋近无知，我们所有的无知都让自己更趋近死亡，但行将死亡时，我们却没有更趋近上帝。[16]又或是害怕打破壁垒，以免必须直面其背后陌生、可怕或恐怖的事物。又或是害怕失去掌控能力，让感性重新陷入混乱。在一大堆看似合情合理的谎言中，真理似乎更难寻觅了。在“信息论”一词问世后，相继又出现了“信息过载”、“信息过量”、“信息焦虑”、“信息疲劳”等说法。作为当下的一种综合征，“信息疲劳”一词便在2009年被OED收录：“由于暴露在过量信息当中而引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指（在晚近用法中）由于试图从媒体、Internet或工作中吸收过量信息而引致的压力。”有时，信息焦虑会与无聊感同时出现，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组合。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给这种现代处境起了一个更不祥的名字：全噪声（Total Noise）。他在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海量的可用事实、情境和观点”构成了全噪声。[17]他也谈到了那种被淹没的感觉、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努力成为知情的公民的个人责任。而为了能够跟紧所有信息，我们不免需要代理和承包商的帮助。另一种谈论焦虑的方式是区分信息与知识。一大堆数据往往并不能告诉我们所需的知识。反过来，知识也并不能确保带来启示或智慧。（艾略特就接着写道：“我们在生存中失落的生活在哪里？/我们在知识中失落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信息中失落的知识又在哪里？”）当然，这个洞见古已有之，但每当信息变得极为丰富时，尤其是在一个所有比特都生而平等、信息与意义相分离的世界里，总是会有人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重申。比如，人文学者、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就在1970年重申了这一点：“不幸的是，‘信息提取’，不论有多快，都无法替代借助直接的、个人的审视知识进行发现的方式，尽管这种知识的存在本身人们根本无法意识到，并且它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沿着相关文献深入发展。”[18]因此，他呼吁重申“人的选择和道德自律”。诸如这样的警示，其中不免含有几分怀旧的气息，但无疑也包含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慢反而好。徜徉在弥漫着旧书气味的图书馆内，在堆满了典籍的书架之间探索，自有其回报。阅读（哪怕只是浏览）一本旧书所能获得的养分是从一次数据库搜索中无从得到的。耐心是美德，饕餮是罪过，无疑也适用于此。不过，即便在1970年，芒福德考虑的还不是数据库或其他已初露端倪的电子技术。他抱怨的是“微缩胶片数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加重的书籍过多问题。“倘若我们自我不施加这种克制的话，”他警告道，“书籍泛滥将导致一种与普遍蒙昧无异的思想衰弱状态。”然而，这样的克制终究没有出现。书籍继续层出不穷，各种讨论信息过剩的书也随之出现。而当网上书店AMAZON.COM打出像“不用一分钟，开始在你的 Kindle 上阅读《信息烟尘》”和“给我惊喜！随机翻到本书中的一页”的口号时，其中暗含的反讽之意大概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吧。随后，种种电子通信技术兴起的速度之快，仿佛是不期而至。根据OED的考证，e-mail一词首次见诸文字是在1982年，在《计算机世界》杂志（Computerworld）上：“ADR/Email 据称容易使用，并具备简单的、基于英语动词的命令提示符屏幕。”次年，另一个用例出现在了《信息系统》期刊（Infosystems）上：“Email促进了信息在空间内的运动。”又过了一年（这时距离普通大众听说这个词还有整整十年），一位任职于斯德哥尔摩大学QZ计算中心的瑞典计算机科学家，雅各·帕尔梅，提出了一个颇具先见之明的警告——简洁、准确且全面，不亚于任何一个在随后数十年间出现的类似警告。倘若使用人数众多，电子邮件系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信息过载问题。其原因在于，把一条讯息发送给许多人是如此容易，而且此类系统的设计往往使得发件人对于通信过程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收件人的控制力却太小……人们会收到太多讯息，却没时间去读。这也意味着，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淹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未来，当讯息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系统之间的互联越来越紧密时，这将会成为一个影响到此类系统的几乎所有用户的问题。[19]他还根据自己所在的局域网情况统计了一些数据：一条讯息平均需要花费2分36秒撰写，但阅读只需要28秒。这原本还好，但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将同一条讯息发送许多份副本。当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开始研究信息过载时，他们得出的结论不一。早在1963年，两位心理学家就试图量化过量信息对于临床诊断的效应。[20]结果不出所料，他们发现，“信息过多”（虽然他们承认，这并不好定义）确实经常会影响判断。他们虽然将论文标题定为了《有时人们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但在论文结尾，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列出了几个可替换的标题，包括《从来不曾如此事倍功半》、《你是否对其知道越多，却越难预测？》以及《信息过多是件危险之事》。此外，还有人尝试度量了信息负载对于人的血压、心律和呼吸速率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西格弗里德·施特罗伊夫特。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组论文中指出，信息负载与信息处理之间的典型关系有点像“倒写的字母U”：更多的信息在一开始是有益的，接着变得不那么有益，最后则实际上变得有害了。在他的一项研究中，185 名大学生（全部为男性）被要求在一个军事策略游戏中扮演指挥官的角色，需要做出各种决策。他们被告知：你所收到的信息是以真实世界里情报部门为指挥官准备信息的同样方式准备的……你可以指示情报部门增加或减少他们呈报的信息量……请选择你的偏好：我希望接收多得多的信息接收稍多点的信息接收与目前相当的信息接收稍少点的信息接收少得多的信息。[21]但其实无论选择哪一项，他们的偏好都被忽略了。决定信息量的自然是实验者，而非受试者。施特罗伊夫特从实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超适的”信息会导致低表现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信息负载已是大大超适（比如，每30分钟25条情报），有些受试者仍会要求提高信息量水平”。后来，他用类似方法研究了饮用过量咖啡的效应。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已经可以信心满满地谈论所谓“信息负载范式”。[22]这种范式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只能“吸收”或“处理”有限的信息。许多研究者发现，信息过量不仅会导致困惑和挫败感，还会导致视野受限和不诚实行为。而实验本身也要处理众多的信息：比如，记忆广度的度量、源自香农的信道容量概念，以及信噪比的各种变体等。一种常用但不十分可靠的研究方法是直接的内省。1998 年，一个小型项目研究了一个“共同体或俗民群体”——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的某门课程的学生。[23]所有人在被问及时都说，自己正受到信息过载的折磨，表现为通过“电子邮件、会议、邮件列表以及文件筐里的纸堆”汹涌而来的信息令人应接不暇。大多数人都感到，过量的信息侵扰了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时间。有些甚至还表示出现了头痛的症状。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信息过载是真实存在的；它既是我们描述信息对于现代社会种种影响的“代名词”，也是我们对此无法加以科学解释而形成的迷思。对此，研究还得继续。正如查尔斯·本内特所说，如果不将信息视为一种负债，那不免会导致混淆。“毕竟我们花的钱仅是让人把报纸送来，而不包括将其取走。”[24]然而，计算的热力学表明，昨天的旧报纸会占用麦克斯韦妖用来接收今天新报纸的宝贵空间，并且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遗忘曾被视为一种失效、一种浪费以及一个老之将至的信号。而现在，遗忘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做到的事情。遗忘也许与记忆一样重要。获取事实的代价曾经非常昂贵，现如今则已十分廉价。曾几何时，如果想了解诸如君主或总统的名姓和年代、节假日和潮汐表、遥远国度的大小和人口、海军舰船和主要军官等事实，人们需要查阅《惠特克年鉴》（英国）或《世界年鉴》（美国）。要是手头没有年鉴，或是想了解的事实不在其中，人们还可以打电话咨询公共图书馆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萧伯纳在妻子临近死亡时，想预先了解一下最近火葬场的位置，却翻检年鉴而不得。“我刚在《惠特克年鉴》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疏漏。”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由于读者查阅这本价值不菲的年鉴的目的在于找到自己想了解的信息，所以我以为，国内现有58家火葬场的信息及相应的操作指南想必会是非常有益的补充。”[25]他的信就事论事，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妻子，只是说到“在重病的情况下”，也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自称“一位痛失亲人的问讯者”。萧伯纳有自己的电报地址和电话，但他还是习惯从白纸黑字中查找事实。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电话的出现已经大大扩展了他们可以问讯的范围。进入20世纪后，人们意识到，即便未能亲临赛事现场，自己也能立刻知道结果的比分。还有很多人想到了打电话给报社问询结果，弄得《纽约时报》不堪重负，不得不在1929年登出头版告示，恳求读者停止此类行为：“请勿来电询问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的比分。”[26]而现如今，“实时的”信息已被视为现代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你终于将相关的所有信息都搜罗到手后，你会做什么？丹尼尔·丹尼特就在1990年设想了（恰在Internet的出现让他的梦想成为可能前不久），电子网络将颠覆传统诗歌出版的经济学。如果不再出版那种只卖给少数鉴赏家的精致小薄本，而改成在线出版，可以让诗歌在瞬间接触到几百万的读者而非几百个，并且每个人只需花费一美分而不是几十美元，那又该是番什么样的景象？也在这一年，出版商查尔斯·查德威克-希利爵士（Charles Chadwyck-Healey）某天在大英图书馆里冒出了建立一个“英国诗歌全文数据库”的想法。四年之后，他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它收录的不是现在的或未来的诗歌，而是过去的诗歌，并且一开始没有做成在线形式，而是压制成了四张内容光盘：过去13个世纪里总计1250名诗人的 165 000首诗，售价 51 000美元。如何利用这样的数据库成了读者和评论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显然不可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全文通读。或许可以在其中选读。通过搜索，在当中找到一个字词、一句引语或一段隐约记得的片段。安东尼·莱恩在《纽约客》上撰文评论这个数据库时，他的态度在兴奋与失望之间摇摆不定。“你一开始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成竹在胸的钢琴家，”他写道，“知道什么在等待着自己，啊，是英国文学的无尽宝藏！从这些人类想象力最深的矿藏中，能挖出何等的秘密珍宝啊！”[27]但不料，随之而来的尽是些混合杂糅、质量低劣或浮夸庸俗之作。这一团乱麻开始让人简直难以忍受。不过，莱恩听上去却没有那么无法忍受。“狗屎一堆！”他不由咆哮道，但他似乎又乐在其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如此好的证明，证明人类无能的威力——以及，同样地，人类健忘的福分。”要是没有这个数据库，他从哪才能找到这位被人们彻底遗忘（除了维基百科）的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Freeman）及其这个可爱的自我反思的对句？喔喔喔，我想我听见了我的读者的呼声，这就来首押韵的打油诗：我认承；这套光盘早已过时。现如今，所有的英国诗歌都到了网上——即便还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即便还不是现在，也指日可待。过去像手风琴一样被折叠进了现在。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事件视界（比如，文字是三千年，录音是一百五十年），在其时间框架内，过去的事物会像现在的事物一样唾手可得。泛黄的报纸可以起死回生。历史悠久的出版物可以重新利用过去的内容，比如菜谱、玩牌技巧、科学发现、流言等，它们一度绝版，现在换个“五十年前的某某”或“一百年前的某某”的标题又得以重见天日。唱片公司也在库存里翻箱倒柜，发行或重新发行了箱底里的单曲、珍选、次要曲目和私录带。曾几何时，收藏家、学者或歌迷拥有他们的藏书或唱片，而在他们当时所拥有的与所未拥有的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音乐（或藏书、或视频）甚至成为了他们身份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界线现在正在逐渐消失。索福克勒斯的大部分剧作都已失传，但流传下来的那些现在只消按个按钮就能获得。巴赫的大部分音乐不为贝多芬所知，但我们现在却应有尽有——组曲、康塔塔，还有各种铃声。各种信息我们似乎即刻可及，我们仿佛处于全知全能的境地。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将这形容为“无穷长的播放列表”，并意识到了其中不完全是福分：“焦虑感取代了满足感，渴求与失落循环往复。人们刚开始一种体验，其他还会有什么的想法就又随即萌生。”这是富足的窘境，无疑也再次提醒了我们，信息不是知识，知识不是智慧。当然，各种应对策略也随之出现。方法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本质上可归为两类：要么是过滤，要么是搜索。不胜其扰的信息消费者纷纷求助于各种过滤器以期区分精华和糟粕。这些过滤器包括博客和聚合器——但过滤器的选择难免会引发信任和口味的争议。过滤器的问题，是任何描绘了丰富信息带来美好前景的思想实验所无法回避的。丹尼特在设想他的诗歌网络时，也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指出：“对此明显的反假设来自群体模因学。如果这样一个网络真的建成了，没有一个诗歌爱好者会愿意在充斥着打油诗的成千上万个电子文件中辛苦搜寻，只为找到几首好诗。”[28]过滤器，这里指编辑和诗歌评论家，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编辑和评论的模因“之所以会兴盛，正是因为心智的供应短缺、容量有限，而不论心智之间的传输媒介是什么”。当信息变得廉价时，注意力就变得昂贵了。同样地，各种搜索机制（在赛博空间里叫做搜索引擎）也在帮助人们大海捞针。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信息仅仅存在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为人所知。在16世纪的英国，“文件”（file）一词原本指的是用来串起纸笺、账单、便条或信件，以便保存及日后参考之用的铁丝。后来又出现了文件夹、文件屉和文件柜，再后来同样的名称应用到了电子系统中。但这时，反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条信息一旦被归档，从概率上讲，它就不太可能再次被人读到了。早在1847年，巴贝奇的朋友奥古斯塔斯·德摩根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于随便一本书来说，图书馆并不比废纸仓库好到哪里去。“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为例，诚然它非常宝贵、有用，也十分便利，但一本书只是因为它在里面，人们就知道里面有这本书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有人需要这本书，他自然可以要求借阅，但前提是他必须事先知道里面有这本书。谁也不可能翻遍整个图书馆。”[29]信息过多，并且其中大多失落无闻。一个未被搜索引擎编入索引的 Internet站点就如同一本被上错架的图书馆藏书，难免处于被人遗忘的境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信息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企业都是建立在过滤和搜索的基础之上。甚至非营利的维基百科也是两者结合的产物：主要由Google驱动的强大的搜索机制，以及通过相互协作努力做到去伪存真的大量过滤器。搜索和过滤是保护这个世界免于落入巴别图书馆境地的仅有力量。这两个策略在计算机时代的实现让它们看上去像是新出现的，但其实不然。事实上，印刷媒介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产物，都是为了应对信息过量而发展而来的，只是如今它们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旧墙纸一样被人视而不见。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索引、书评、图书分类法和图书馆卡片目录、百科全书、选集和文摘、名人名言录、逐字索引和地名索引，如此等等：它们其实是各种选择和排序机制。罗伯特·伯顿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列举每天听到的新消息和流言蜚语，“哲学、宗教中新的悖论、观点、分裂、异端、争议”，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巨著提供辩护——《忧郁的解剖》，一本试图搜罗过去所有知识的长篇概要。再往前四个世纪，多明我会会士博韦的樊尚也曾尝试将当时已知的所有事物都纳入一本著作当中，从而创造出了中世纪最早的一批百科全书之一——《大宝鉴》，总共80卷，共计9885章。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书卷太多而时间苦短、记忆易失，这使得已经写下的所有文字无法一视同仁地全部记忆在心。”[30]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安·布莱尔总结得好：“对于图书过多的感知，反过来为生产更多图书提供了动力。”[31]自然科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信息过载问题，比如像植物学这样的学科就是因此而兴起的。到了16世纪，随着已知物种（及其名字）的数量暴涨，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标准化描述手段。于是，附有词汇表和索引的植物学百科全书应运而生。在布赖恩·奥格尔维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家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因应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的信息过载”。[32]这些人制造了一团“新事物的混乱”，以及“相应的一团字词的混乱”。博物学的诞生正是为了沟通这两团信息。新的信息技术在改造了现有世界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这就像是新的河道和水坝改变了原来灌溉和航运的水道。信息创造者与消费者（比如作者与读者、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平衡已被颠覆。市场力量也举棋不定，因为信息可以同时表现得太廉价和太昂贵。旧的组织知识的方法不再奏效。这时，谁来搜索？谁又来过滤？在这场混乱中，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无独有偶，在无线电广播诞生之初，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就对其既充满希望，又害怕恐惧，还十分着迷。他把这种感受精致地表达了出来：“一个有话想说却找不到听众的人是很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那些找不到人有话想说给他们听的听众。”[33]但对此的权衡判断也总是在变化。不信可以问问现在的那些博客和Twitter作者：太多嘴说或太多耳听，究竟哪个更糟糕？注释[1] http://www.andrewtobias.com/bkoldcolumns/070118.html (accessed 18 January 2007).[2] Carl Bridenbaugh, “The Great Muta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2 (1963): 315–331.[3] Ibid., 322.[4] “Historical New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no. 3 (April 1963): 880.[5] Elizabeth L.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5.[6] Ibid., xvi.[7] Elizabeth L. Eisenstein, “Clio and Chronos: An Essay 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History-Book Time,”History and Theory 6, suppl. 6: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Time (1966), 64.[8] Ibid., 42.[9] Ibid., 61.[10] Elizabeth L.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624 ff.[11] Carl Bridenbaugh, “The Great Mutation,” 326.[12] Elizabeth L. Eisenstein, “Clio and Chronos,” 39.[13]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ed. Floyd Dell and Paul Jordan-Smith (New York: Tudor, 1927), 14.[14]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Leibniz Selection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Scribner’s, 1951), 29; cf. Marshall McLuhan,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254.[15] Alexander Pope,The Dunciad (1729) (London: Methuen: 1943), 41.[16] T. S. Eliot, “The Rock,” in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3), 147.[17] David Foster Wallace, Introduction to 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2007 (New York: Mariner,2007).[18] Lewis Mumford,The Myth of the Machine, vol. 2,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0), 182.[19] Jacob Palme, “You Have 134 Unread Mail! Do You Want to Read Them Now?” in Computer-Based Message Services, ed. Hugh T. Smith (North Holland: Elsevier, 1984), 175–176.[20] C. J. Bartlett and Calvin G. Green, “Clinical Prediction: Does One Sometimes Know Too Much,”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3, no. 3 (1966): 267–270.[21] Siegfried Streufert et al., “Conceptu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no. 5 (1965): 736–740.[22]比如：Naresh K. Malhotra, “Information Load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8 (March 1982): 419.[23] Tonyia J. Tidline, “The Mythology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Library Trends 47, no. 3 (Winter 1999): 502.[24] Charles H. Bennett, “Demons, Engines, and the Second Law,” Scientific American 257, no. 5 (1987), 116.[25] G. Bernard Shaw to the Editor,Whitaker’s Almanack, 31 May 1943.[26] The New York Times, 8 October 1929, 1.[27] Anthony Lane, “Byte Verse,”The New Yorker, 20 February 1995, 108.[28] Daniel C. Dennett, “Meme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8 (1990): 132.[29] Augustus De Morgan, 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 Taylor & Walton, 1847), ix.[30] Vincent of Beauvais, Prologue, Speculum Maius, quoted in Ann Blair, “Reading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Information Overload ca. 1550–170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no. 1 (2003): 12.[31] Ibid.[32] Brian W. Ogilvie, “The Many Books of Nature: Renaissance Naturalists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no. 1 (2003): 40.[33] Bertolt Brecht,Radio Theory (1927), quoted in Kathleen Woodward,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stindustrial Culture (Madison, Wisc.: Coda Press, 1980).尾声 （意义的回归）不可避免地，意义将顽强回归。——让-皮埃尔·迪皮伊（2000）[1]信息过量、信息压力以及信息疲倦并不新鲜，以前都曾出现过。这个洞见要归功于马歇尔·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核心思想：我们今天深入电气时代的程度，就如同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深入印刷与机械时代的程度。他们由于同时生活在两种反差强烈的社会和经验之中而产生的困惑和犹豫，我们现在也感同身受。[2]然而，虽然两者多有相似之处，但这一次还是有所不同。现如今又过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得以开始认识到，互连通性的影响有多么广阔、多么强烈。再一次地，就像当初电报刚问世时那样，我们谈论起了时间和空间的消弭。在麦克卢汉看来，这是创造出某种全球意识（他称之为全球认识）的先决条件。他写道：“现如今，我们已经将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到了全球各处，从而至少在我们星球的范围内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很快，我们将达到人的延伸的终极阶段——用技术模拟意识。到时，认识的创造性过程将集体地延伸至人类社会整体，就如同我们已经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3]而早在一个世纪前，沃尔特·惠特曼就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些什么样的絮语，噢大陆，它们跑在你之前，还穿越海底？所有的国家都在亲密交谈？全世界将来会只有一颗心脏？[4]随着整个世界被电线以及随后出现的无线通信技术紧密联系了起来，种种关于一个新的全球有机体的浪漫想象应运而生。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开始谈论某种共享心智或集体意识，而它的实现要求数百万人被置于可任意一对一通信的境地从而实现相互协作。[5]有人甚至将这种新的有机体视为持续进化的自然产物——在人类的自尊心受到达尔文学说的莫大伤害之后，这无疑是一种重申人类所肩负特殊使命的方式。法国哲学家爱德华·勒鲁瓦就在1928年写道：“如果我们要想成功地将人类纳入生命通史当中，做到既不扭曲前者，也不打乱后者，那么有一点将变得绝对必要，即要将人类置于底层的自然之上，使其位居既能够主宰自然、又不脱离自然的位置。”[6]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心智圈（noosphere），一个进化史上史无前例的“突变”。勒卢瓦的好友、耶稣会哲学家德日进更进一步宣扬了心智圈的概念，将之称为地球的一层“新皮肤”：一块土地，无论它有多大，现在都不再足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要用到整个地球才可以。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难道不像一个巨大的婴儿（四肢、神经系统、知觉中枢以及记忆皆备）正处于降生过程当中，而这个将要长成某种伟大之物的婴儿本身正是要实现该具有反思能力的存在由于新意识到了自身与整个进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对其的责任而产生的抱负？[7]这确实有点佶屈聱牙，并且在神秘主义倾向不那么明显的人看来不过是夸夸其谈（“一派胡言，由一堆乏味的形而上概念堆砌而成。”彼得·梅达沃就对此评论道[8]）。但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正在考虑这种设想，尤其是科幻小说作家。[9]半个世纪后， Internet的许多先驱者也对此喜爱有加。H. G.威尔斯以其科幻小说闻名，但他在 1938年，在自己的晚年，出版题为《世界大脑》的小书时，他的身份是个自觉的社会评论家。他在其中主张的东西与科学幻想无关：他主张通过建立一套覆盖“全体”人类的经过改良的大学系统，用一个世界大脑取代“大量互不合作的神经节，由大学、研究机构、作为工具的文学、国民教育体系等构成的软弱无力的集合”，破除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塑造出“一个经过再造的强有力的公意”。[10]他的世界大脑将统治全球。“我们不要独裁君主，我们也不要寡头政治或阶级统治，我们要一个遍及全球、拥有自我意识的智能。”威尔斯相信，已经出现的一项新科技势必会变革信息生产和分配的方式，那就是缩微胶卷。在当时，将印刷文本做成缩微胶卷的每页成本已经不到一美分，而在一年前的1937年，来自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员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通用文献大会上，就建议借助缩微胶卷实现信息的普遍可及。他们还意识到，为此需要新的文献索引方法。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在当时也启动了一个项目，准备将馆藏最古老的四千多册图书制作成缩微胶卷。威尔斯甚至预言：“在数十年后，从事整理和消化知识工作的人将比现在多上数千倍。”[11]不过，他随即也承认自己这样做是有意引发争议，引人注意。作为参加世界通用文献大会的英国代表，他在会上的发言中就曾设想了“某种服务于人类的端脑，某种大脑皮层，在它发育成熟后，它将为全人类提供一种对于现实的记忆和感知”。[12]威尔斯在其他场合也曾把这想象成了另一种既常见又不无空想的东西：一部世界百科全书。其先驱是各国的百科全书，包括狄德罗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德国的《迈耶百科词典》（他没提到中国的“宋四大书”，包括《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以及《文苑英华》），它们都曾在梳理和装备19世纪社会的“普遍智能”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威尔斯进而指出，这部新的世界百科全书将不再以印刷成卷的静态形式呈现，而会是在一帮睿智的专业人员（“他们将会是新世界中极为重要、卓越之人”）指导下持续更新，成为“某种心智的智力清算所，某种对知识和思想加以接收、分拣、总结、消化、澄清和比较的仓库”。威尔斯是否会从维基百科身上认出自己的梦想，谁又能知道呢？在他的设想中，这个世界大脑需要具有权威性，各种杂七杂八、不成定论的思想不允许进入，但它不必集中在一个地方。它不必像人的头颅或心脏那样不堪一击。它可以在秘鲁、中国、冰岛、中非或任何一个看上去能免遭危险和打断的地方得到精确而完整的复制。它可以兼具脊椎动物的集中成形以及阿米巴虫的分散变形。因此，威尔斯提出，“它可能会采用网络的形态”。现在我们知道，真正造就大脑的并不是知识量，甚至也不是知识的分布，而是其中的互连通性。当初威尔斯在使用“网络”一词时（他对这个词一直青睐有加），它还保留着其原始的、实物的意义。与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在脑海中浮现的是彼此缠绕或连接的茎干或电线：“在这些鹅卵石之上覆盖着一层由植物茎干结成的网络，它们盘根错节、相互缠绕，其上少有花和叶”；“一个由电线和电缆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13]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这种感觉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如今，网络被视为一种抽象事物，其涵盖的是信息。信息论的诞生，同时伴随着意义被无情地牺牲掉，尽管正是意义赋予了信息以价值和目的。香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宣称意义“与其工程学问题无关”。因此，忘记心理学，放弃主观性吧。当然，他知道这肯定会招致反对。他也无法否认，讯息确实可以带有意义，“也就是说，根据某种体系，它们指向或关联了特定的物理或概念实体”。（这里的“某种体系”大概指的就是我们的世界及其居民吧。希望如此，阿门。）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究竟太过冷酷无情。曾参与了早期控制论会议的海因茨·冯·弗尔斯特就抱怨，信息论研究的其实仅是“哔哔声”。他认为，只有当这些信号在人的大脑被理解之后，“信息才算诞生——总之，信息不在‘哔哔声’里”。[14]还有些人则试图拓展信息论，使其涵盖语义因素。但意义，一直以来都难以确定。正如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里所写：“我知道有一个陌生地区，那里的图书馆员对于试图从书中寻找意义的徒劳而迷信的习惯嗤之以鼻，以为这就好比试图从梦境或混乱的掌纹中寻找意义。”[15]认识论研究者关心的是知识，而非哔哔声或信号。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去为点和划、烽烟或电子脉冲建立哲学。人们通常认为，需要经过人或某种“认知主体”才能接收信号并将之转化为信息。弗雷德·德雷特斯科就将这种观点描述为：“美因人而异，信息也是因接收者而异……我们赋予了刺激以意义，否则它们本身是不带信息的。”[16]但德雷特斯科转而指出，这种观点其实是建立在混淆信息和意义的基础之上，而一旦两者的区分被清晰理解，人们就可以做到将信息视为客观的对象，其生成、传输和接收并不要求或预设任何的阐释过程。进而在这样的框架下，人们得以有机会理解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理解生命如何随着越来越有效地处理和编码信息，逐渐发展出了阐释、信念和知识。意义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心理态度是最终产品，而其原材料是信息。然而即便如此，一个会将假命题与真命题的价值（至少，就信息量而论）等而视之的理论，谁又会喜欢呢？它无疑是机械、枯燥的。悲观主义者在回顾历史时甚至可能会认为它正预示了后来没有灵魂的Internet的到来。法国哲学家、控制论史家让皮埃尔·迪皮伊就写道：“我们越沿用现在的方式进行‘沟通’，我们就会越营造出一个地狱般的世界。”这里，我是在神学意义上使用“地狱”一词的，即未蒙上帝恩典的地方——不配、不必、不意、不料。信息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仿佛拥有了关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却越来越缺乏意义。[17]那个地狱般的、未蒙上帝恩典的世界，已经变成现实了吗？信息过量但还要求更多，哈哈镜和虚假文本大行其道，充满污言秽语的博客、隐藏在匿名背后的自以为是、毫无新意的讯息举目皆是？到处喋喋不休，最终虚假驱逐真实？所幸我现在看到的世界并非如此。人们曾一度认为，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里，单词与意义之间应该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歧义、含糊和混淆。人间被变乱的语言只是伊甸园里失落语言等而下之的产物——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惩罚。小说家德克斯特·帕尔默就写道：“我想象，在上帝书桌上的词典里，单词与意义之间肯定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当上帝给天使下达旨意时，它们才完全不会有歧义。他说出或写下的每一句话必然是完美的，因而也是个神迹。”[18]但现在，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无论有没有上帝，完美的语言都不存在。莱布尼茨曾认为，如果自然语言无法做到完美，那么至少微积分可以做到：一种由严格定义的符号构成的语言。“一切人类思想也许能够被彻底分解成少数基础思想。”[19]这样的话，这些基础思想进而可以加以机械的组合和审视。“一旦做到了这些，任何使用这些字符的人就绝对不会出错，或至少在出错以后通过最简单的测试就可以立刻发现错误。”但哥德尔终结了这场美梦。恰恰相反，“完美”这一概念与语言的本质是互相对立的。信息论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或者，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的话，迫使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帕尔默接着写道：我们被迫意识到，字词本身不是思想，它们仅仅是一串串墨迹；我们也意识到，声音不过是波动。在现代，没有了自然之书的作者从天堂俯视众生，语言成了并非确定之物，而是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破除了长久以来令人安慰的幻象，即自然存在有意义的秩序，我们只能直接面对无意义的无序；丧失了意义可以是确定的的信心，我们在面对字词可能意指的多种多样事物时不免手足无措。但无限可能性是件好事，而非坏事。无意义的无序是我们要勇于挑战的局面，而不是我们畏葸不前的借口。语言将一个无限的世界（及其中的对象、感觉和组合）映射到了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世界在不断变化，万物有常，世事多变。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我们不只能从OED每一版的差异中看出，也能从此一刻与下一刻、此一人与彼一人的差异中看出。每个人的语言都彼此不同。对此，我们要么手足无措，要么振奋勇气。现如今，人类的词汇越来越多地存在于网络上——这样既方便保存（尽管它总是在变化），又方便访问或搜索。同样地，人类的知识也融入了网络，进入了云端。各种网站、博客、搜索引擎和在线百科、对于都市传说的分析以及对于这些分析的驳斥，不一而足——在上面，真实与虚假错综复杂，难以分辨。不过，在所有数字通信形式中，就要数Twitter受到的冷嘲热讽最多了。由于它规定讯息字数不得超过140个字符，人们常批评它保护陈腐和平庸，鼓励琐碎和浅薄。漫画家加里·杜鲁多（Garry Trudeau）就在漫画中描绘了一个新闻记者角色，他整天埋头于 Twitter中，却几乎不起身去跑新闻。然而，在 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正是现场目击者的Twitter讯息提供了紧急信息，并起到了安抚民心的效果。2009年，又是来自德黑兰的Twitter讯息将伊朗的抗议示威活动展示在了世界面前。格言警句这种形式一直以来有着光荣的历史。我本人很少用Twitter，但这种形式独特、字数受限的古怪媒介无疑自有其用途和魅力。到了2010年，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承认，自己已经“深陷Twitter圈中，就如同爱丽丝落入了兔子洞”。那么 Twitter 究竟是什么？它是某种信号发送，就像电报？或是禅诗？又或是厕所墙壁上涂鸦的笑话？抑或是刻在树上的“约翰 玛丽”？姑且称它是一种沟通好了，人类就爱沟通。[20]此后不久，本以收藏所有书籍为目标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决定开始保存所有的Twitter讯息。此举或许有点自降身份，并很可能是重复之举，但没有人能确信。毕竟这也是种人类沟通。并且网络已经学到了一些任何单个个人无从知道的事情。它可以通过识别音乐 CD中各支单曲的时长，并查询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从而辨识出这是张什么CD。这个数据库是多年来数百万匿名用户集体贡献的积累。2007年，这个数据库就揭露了一件众多杰出乐评家和音乐欣赏者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已故英国钢琴家乔伊丝·哈托（Joyce Hatto）名下的一百多支录音，曲目涉及肖邦、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等人的作品，其实是剽窃了其他钢琴家的演奏。麻省理工学院在2006年成立了一个集体智能研究中心，致力于找出群体智慧并加以“利用”。然而，我们现在仍然难以判断应该在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相信“群体的智慧”（取自詹姆斯·索罗维基2004年著作的书名），而不至于落入“群众的疯狂”（取自查尔斯·麦凯1841年著作《异常流行的幻象与群众的疯狂》的书名）。按照麦凯的说法，人群“陷入疯狂时成群结队，清醒过来则是一个一个缓慢进行”。[21]群体很容易变身为群氓，而且其种种表现形式可谓历史悠久：热潮、泡沫、私刑暴民、快闪族、神圣战争、集体歇斯底里、羊群心理、整齐行动、从众心态、团体迷思，等等——而现在，这些效应可能会被网络效应进一步放大，并可以从信息级联的新角度进行研究。集体的理智判断无疑预示着诱人的可能性，但集体的自欺和集体的邪恶也早已劣迹斑斑，不可不小心。不过，网络中的知识不同于与基于模仿和人云亦云而做出的群体决策。它似乎是靠积累而来，并会赋予离奇或例外之事其应有的权重。而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要能辨别出并访问到它。2008年，Google创造了一个区域性流感趋势的早期预警系统，所凭借的数据仅仅是在网络上搜索“流感”这个词的次数。但即便是这样，该预警系统明确发现流感爆发的时间，要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早了一个星期。这就是Google的方式：它解决一些人工智能经典难题（如机器翻译和语音识别）的办法，不是靠人类专家、字典或语言学家，而是依赖在三百多种语言的数万亿单词中进行如饥似渴的数据挖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搜索Internet的早期策略其实就是基于对集体知识的利用。尼科尔森·贝克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搜索在1994年是什么样的。[22]（他在十年后将成为一位维基百科迷，但在当时却大声呼吁保留卡片目录、旧报纸以及其他明显过时的刊物。）有一次，他在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终端上键入了“BROWSE SU CENSORSHIP”（浏览主题内容审查），结果却收到一条错误反馈，长检索：您的检索包含了一个以上的常用字，这将导致系统返回超过800个条目，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以及一段委婉的批评：长检索会拖慢系统速度，影响到使用目录的所有人，而且往往不会得到有用的结果。请键入HELP（帮助）或向图书馆员请求帮助。这种情景在当时太常见了。尽管贝克掌握布尔查询所用的句法（包含AND、OR、NOT），但还是于事无补。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他进一步引证了有关屏幕疲劳、搜索失败和信息过载等的研究，并认同一种理论的观点，即电子目录“实际上起到了厌恶疗法的作用”，反而使人反感在线检索。短短两年后，也就是 1996 年，搜索的状况大为改观。过去两年里，Internet流量以每年10倍的速度暴增，从1994年全世界每月20太字节猛增到1995年的每月200太字节，再到1996年的每月2拍字节。那一年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 DEC公司研究实验室的软件工程师公开推出了一种新型搜索引擎，名叫AltaVista。它会持续不断地建立和更新一个索引，其中收录了能在Internet上找到的每一个网页——在当时，这个数量约是数千万。如果在上面搜索“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举世公认的真理）和“Darcy”（达西）这两个短语，你会找到约四千个匹配结果。其中包括诸如：《傲慢与偏见》数个完整但不一定可靠的文字版。它们储存在日本、瑞典等地的计算机上，大多数可以免费下载，但有一个版本要花费2.25美元。对于问题“鸡为什么要过马路”的一百多个回答。除了标准答案（“为了到马路对面”），还包括“简·奥斯丁：凡是有钱的单身鸡，面对一条平坦的马路，总是会想过去，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普林斯顿亚太评论》的出版宗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英国素食主义协会的一篇谈论烧烤的文章：“以下是一条荤食者普遍接受的真理……”爱尔兰人凯文·达西的个人主页。美国威斯康星州人达西·克里默的个人主页。达西·莫尔斯的个人主页和划船照片。澳大利亚足球运动员蒂姆·达西的人口基础信息。英属哥伦比亚一名十四岁园丁兼保姆达西·休斯的简历。林林总总的琐事并没有让这个不断演化的索引的制作者望而却步。他们十分清楚在制作图书馆目录与搜索世界上信息之间的差别，前者的对象是确定、已知而有限的，后者的对象则是无边无际的。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大事。AltaVista的项目经理艾伦·詹宁斯就说道：“我们掌握了这个世界现在所用语言的词汇。”[23]再接下来，Google登场了。1998年，布林和佩奇将两人开办不久的公司从斯坦福大学的宿舍搬入了写字楼。他们的洞见是，赛博空间对于自身状态具有某种形式的知识，就藏身于从一个网页跳转到另一个网页的链接中，而搜索引擎可以利用这种知识。与之前许多科学家所做的一样，他们将Internet想象成了一个图，包含众多节点和连接——截至1998年初，节点有约一亿五千万个，连接有近二十亿个。他们将每一个链接视为一次价值的表达，一次推荐。他们还意识到，并非所有链接的价值都相等。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递归的价值计算法：一个网页的排名取决于其链入链接的价值，而一个链接的价值取决于其指向网页的排名。并且他们不只发明了这种算法，还公之于众。不过，让Internet知道Google是怎样运作的并没有损害到Google利用Internet知识的能力。与此同时，Internet这个涵盖所有网络的网络的兴起，也鼓舞了与甚大系统的拓扑相关的新理论研究。网络科学有许多不同的起源和研究路径，涉及从理论数学到社会学，但其成形的标志是1998年夏，《自然》杂志刊登了邓肯·沃茨和史蒂文·斯特罗加茨的一封来信。信中结合了三样东西，从而引起了一阵轰动：形象的口号、精彩的论证以及广泛的应用。其中应用之一是美国电影男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口号则是“小世界”。当两个陌生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因而出人意料地相互有了联系时，他们可能会说，“世界真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茨和斯特罗加茨使用了小世界网络的说法。小世界网络的关键特性曾在约翰·瓜尔1990年的戏剧《六度分隔》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对此的经典解释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之间最多只相隔六个其他人。所谓六度分隔。在我们与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人之间，比如美国总统与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或随便是谁。[24]这种思想可以追溯至 1967 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一项社会网络实验，更远则可以溯及1929年匈牙利作家弗里杰什·考林蒂（Frigyes Karinthy）的一篇短篇小说《链条》。[25]沃茨和斯特罗加茨认真对待了这种思想：它看上去似乎是对的，并且有点违反直觉，因为在他们研究过的网络中，节点往往是高度聚集的，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你可能认识很多人，但这些人往往是你在社交空间中的邻居，并且他们认识的人往往与你认识的高度重合。在现实世界中，聚集现象也普遍见于各种复杂网络：大脑的神经元网络、传染病的流行、电力网络，以及油层的裂缝和孔隙等。聚集意味着碎片化：石油停止流动，传染病流行中断。而远方的陌生人仍然搭不上线。不过，有些节点可能具有远程连接，有些可能拥有异乎寻常的连接度。沃茨和斯特罗加茨在他们的数学模型中发现，只要出现少得惊人的这样几个特例（即便是在高度聚集的网络中，也只需少量的远程连接），平均的分隔度就会大为降低，形成一个小世界网络。[26]他们所举的测试用例之一是一次传染病的扩散：“传染病在小世界里预计会传播得更容易、更迅速；另一个不甚明显却值得注意的要点则是，只需很少几条捷径就能让世界变小。”[27]也许少量私生活疯狂的空乘人员就足够了。相对于整个赛博空间，其中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地，几乎每一样东西也都彼此连通，并且这种连通性源自相对少数的节点，尤其是那些特别连接广泛或特别受到信赖的节点。然而，证明每个节点之间相隔很近是一回事，找到两者之间的路径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不知道如何找到美国总统，那么纵使能从数学上证明两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也没有多大用处。瓜尔深知这一点；《六度分隔》中给出的经典解释其实还有后半段话，只是它不那么常被引用：我们是如此接近，这一点既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也让我感觉如受水刑，因为你得找到正确的六个人才能建立起联系。而对此，不一定必然存在一个算法。网络具有某种结构，但这种结构却是基于一个悖论：其中的每一样东西之间同时既接近又遥远。这正是为何赛博空间给人感觉既拥挤不堪又孤单无助的原因。你可能往井里扔了一块石头，却永远听不见溅起的水花声。没有解围之神在随时待命，也没有人在幕后秘密操控一切。我们更没有麦克斯韦妖帮忙过滤和搜索。波兰科幻小说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就写道：“你看，我们希望这妖从原子的舞蹈中只提取真正的信息，比如数学定理、时尚杂志、设计蓝图、历史编年，或离子烤面饼的一份食谱，或如何清理和熨烫一套石棉服装，以及诗歌，以及科学建议，以及年鉴，以及日历，以及秘密文档，以及宇宙间一切报纸登载过的所有东西，以及未来的电话号码簿。”[28]一直以来，是选择塑造了我们。选出真正的信息需要做功，而后遗忘它们也需要做功。这是伴随全知全能而来的诅咒：借助 Google、维基百科、IMDb、YouTube、Epicurious（菜谱网站）、全美DNA数据库或这些服务的模仿者和继承者，任何问题的答案似乎触手可及，但同时我们依然不确定自己到底知道些什么。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巴别图书馆的主顾，同时也是其中的图书馆员。我们在欢欣鼓舞与灰心丧气之间摇摆不定。博尔赫斯就写道：“在得知巴别图书馆收录了所有的书籍时，人们的最初反应是欣喜异常，人人感觉自己成了一份完整而隐秘的宝藏的主人。没有任何有关个人或世界的问题不能在某个六边形平台中找到权威的解答。这个宇宙的正当性得到了证明。”[29]但哀叹和惋惜随之接踵而至。那些宝贵的书籍倘若找不到又有什么用？完全的知识如果已经完美到无法增益又有什么益处？博尔赫斯不无忧虑地写道：“对于一切都已经被写完的确信，不免消减了我们的主动性，将我们变成了虚无的存在。”对此，其实诗人约翰·多恩早已作出了回答：“并且你应该真正想这样做……如果一个人想出版一本书，那他应该更想成为一本书。”[30]这座图书馆将继续存在，它就是宇宙。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还没有被写完，我们也还没有变成虚无的存在。我们在过道中穿行，在书架上搜寻和整理，试图从一片嘈杂和混乱中找出几行意义，尝试阅读过去的和未来的历史，并努力收集自己的和他人的思想。偶尔我们会瞥一眼镜子，认出镜子里一个信息的造物。注释[1] Jean-Pierre Dupuy,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Mind: On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Science, trans. M. B. DeBevoi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9.[2] Marshall McLuhan,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1.[3]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3.[4] Walt Whitman, “Years of the Modern,”Leaves of Gras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19),272.[5] “这样，无论是两个人、两百万人，还是被置于如此‘通信’境地的任意数目的人，他们都共享了同一个心智。”Parley Parker Pratt,Key to the Science of Theology (1855), quoted in 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75.[6] “这也就意味着，要设想存在一个既高于动物的生物圈、又是其延续的人类圈，它具有反思能力，具有意识和自由创造，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思维能力，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心智圈。”douard Le Roy,Les Origines Humaines et l’Evolution de l’Intelligence (Paris: Boivin et Cie, 1928), quoted and translated by M. J. Aronson,Journal of Philosophy 27, no. 18 (28 August 1930): 499.[7]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Human Phenomenon, trans. Sarah Appleton-Weber (Brighton, U.K.: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9), 174.[8] Peter Medawar,Mind 70, no. 277 (1961): 99.梅达沃也不怎么欣赏德日进的文风：“那种自我沉醉、自以为乐的散文与诗歌杂糅的文风，正是法国精神的拙劣体现。”[9]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大概是：Olaf Stapledon,Last and First Men (London: Methuen, 1930).[10] H. G. Wells,World Brain (London: Methuen, 1938), xiv.[11] Ibid., 56.[12] Ibid., 63.[13] H. G. Wells, The Passionate Friends (London: Harper, 1913), 332; H. G. Wells, The War in the Ai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14.[14] Quoted in Flo Conway and Jim Siegelman, 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earch of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189.[15] Jorge Luis Borges, “The Library of Babel,”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2), 54.[16] Fred I. Dretske,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vii.[17] Jean-Pierre Dupuy, “Myths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in Kathleen Woodward,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Technology and Postindustrial Culture (Madison, Wisc.: Coda Press, 1980), 3.[18] Dexter Palmer,The Dream of Perpetual Mo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0), 220.[19]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De scientia universali seu calculo philosophico, 1875; cf. Umberto Eco,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 trans. James Fentres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5), 281.[20] Margaret Atwood, “Atwood in the Twitterspher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blog, ttp://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0/mar/29/atwood-in-the-twittersphere/, 29 March 2010.[21] Charles Mackay,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Philadelphia: Lindsay & Blakiston, 1850), 14.[22] Nicholson Baker, “Discards” (1994), in The Size of Thoughts: Essays and Other Lumb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168.[23] Interview, Allan Jennings, February 1996; James Gleick, “Here Comes the Spider,” in What Just Happened: A Chronicle from the Information Frontier (New York: Pantheon, 2002), 128–132.[24] John Guare,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90), 45.[25]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Linked (New York: Plume, 2003), 26 ff.[26] Duncan J. Watts and Steven 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Nature 393 (1998): 440–442; also Duncan J. Watts,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orton, 2003);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Linked.[27] Duncan J. Watts and Steven 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442.[28] Stanislaw Lem,The Cyberiad, trans. Michael Kande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5), 155.[29] Jorge Luis Borges, “The Library of Babel,”Labyrinths, 54.[30] John Donne, “From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King Charles I” (April 1627).参考文献Aaboe, Asger.Episodes from the Earl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L. W. Singer, 1963.Adams, Frederick. “The Informational Turn in Philosophy.”Minds and Machines 13 (2003): 471–501.Allen, William, and Thomas R. H. Thompson.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 Niger in 1841.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8.Archer, Charles Maybury, ed. The London Anecdotes: The Electric Telegraph, 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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