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简史-信息简史-詹姆斯·格雷克

书名：信息简史作者：[美]詹姆斯·格雷克引子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讯息。这些讯息往往都带有意义。——克劳德·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在 1948 年这重要的一年之后，后来的人们自以为可以找出当时激发了克劳德·香农工作灵感的某些实用目的，但这只是事后猜测罢了。而他本人对此的看法迥然不同：我任由思绪信马由缰，种种设想会不时地冒出来。就像个科幻作家，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假如是这样，事情又会如何呢？”[1]也正是在 1948 年，贝尔电话实验室对外宣布他们发明了一种小型电子半导体。这是“一种出奇简单的设备”，真空管能做的任何事它都能做，而且效率更高。它小巧玲珑，小到一个巴掌里放得下上百个。这年 5月，科学家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为它命名。委员会给贝尔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发放了选票，列出了几个备选名字，如“半导体三极管”（semiconductor triode）、“微型真空管”（iotatron）、“晶体管”［transistor，由varistor（压敏电阻）和transconductance（跨导）两个词混合而成］等。最终，“晶体管”脱颖而出。“它可能将对电子和电信行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贝尔实验室在新闻稿中这样宣布道。但这一次，现实超出了广告的溢美之词。晶体管引发了电子产业的革命，为电子技术的微型化和普遍应用开辟了道路，而它的三位主要发明人也很快获得了诺贝尔奖。对于贝尔实验室来说，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如果细究在那一年发生的重要进展，晶体管还只能屈居次席，因为它只是这场革命的硬件部分。另一项更为意义深远、也更为基础的发明，出现在一篇专题论文中。这篇论文连载于7月和10月出版的两期《贝尔系统技术期刊》上，共79页。这次可没有什么新闻发布会。论文的题目既简单又宏大——《通信的数学理论》，而其传达的内容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但它是个支点，整个地球都将因此而被撬动。和晶体管一样，这项发明也引入了一个新词：比特（bit）。这个名字并没有经过什么委员会的投票，而是由这篇论文的唯一作者、时年32岁的克劳德·香农自行选定的。[2]现如今，比特已经跻身英寸、英磅、夸脱、分钟之列，成为量纲的一员。所谓量纲，就是测量的基本单位。但它测量的是什么呢？“用于测量信息的单位”，香农写道，仿佛信息是种可测可量的东西。表面上，香农是贝尔实验室数学研究组的成员，但他基本上独来独往。[3]当这个组撤离纽约的总部，搬到新泽西州郊野的新办公室时，他留了下来，常常待在旧办公楼的一个舒适的小开间里。这幢楼矗立在纽约西街上，是座12层高、沙砖结构的庞大建筑，背靠哈德逊河，面朝格林尼治村。香农不喜欢乘班车往返上下班，而是喜欢留在繁华的街区，在那里，他可以听到夜总会里吹奏的爵士黑管乐。那时，他正羞涩地追求一位在贝尔实验室微波研究组工作的年轻女士。微波研究组就在街对面的两层办公楼里，那栋楼原先是纳贝斯克饼干公司的厂房。大家都觉得香农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加入了贝尔实验室，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先是研发出了一种自动火控高射炮指挥仪，然后又集中精力研究保密通信（密码学）的理论，并用数学推导证明了所谓“X系统”的安全性——X 系统是指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的专用电话线路。因此，上司即使弄不明白他留下来究竟要搞些什么名堂，倒也乐得对他听之任之。在20世纪中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并不要求其研究部门立即产出什么成果，甚至允许它们在看不出具有明确商业目的的数学或天体物理学方面自由研究。尽管如此，它们所做的多数现代科学研究还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司力图使所有人都相互联系起来的使命息息相关。范围虽然广阔，但这家电话公司的核心业务量却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描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年度统计摘要中有关“通信”的内容，截至1948年，每天有超过1.25亿次的通话要经过贝尔系统那2.22亿公里的电缆和3100万门电话机进行传输。但这些数字只是对通信量的粗略估算。摘要还统计了几千家无线电广播电台、几十家电视台的数据，以及报纸、图书、宣传手册和信函的数量。[4]邮局可以计算信函和包裹的数量，但贝尔系统传输的究竟是什么，又应该以什么单位来计数呢？传输的肯定不是通话，也不是字词，当然更不是字符。或许只是电而已吧。公司的工程师都是电气工程师，他们个个都明白，电在这里替代了人说话的声波，空气中的声波进入送话器就会被转换成电波。而电话之所以比电报先进，关键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转换。作为电话的前驱，电报已然显得老旧而古怪了。电报有着完全不同的转换原理，它用的是点和划组成的编码，而且这套编码不是基于声音，而是基于书面的字母表（字母表本身也是一种编码）。细看之下，我们能发现这其中抽象和转换的链条：点和划代表字母表中的字母；字母代表声音，并相互组合成字词；字词则代表意义的某种根基，而这恐怕最好还是留给哲学家讨论吧。贝尔系统早在1897年就聘请了公司的第一位数学家乔治·阿什利·坎贝尔。他是明尼苏达人，曾在哥廷根和维也纳学习。他很快遇到了早期电话传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信号在电路中会失真，传输距离越长，失真就越严重。坎贝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既用到了数学，也用到了电气工程学知识。[5]他的老板则被告知不必太在意两者的差别。香农在学生时代就对成为工程师还是成为数学家犹豫不决，然而在贝尔实验室，不管愿不愿意，他都要面对电路和继电器。不过，他最乐此不疲的还是钻研抽象符号。大多数通信工程师都专注于物理问题，如放大和调制、相位失真以及信噪比降级等，香农则喜欢博弈和谜题。他最早被密码学吸引，始于年少时阅读埃德加·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他像喜鹊一样搜集故事里的蛛丝马迹，试图去破解疑案。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助理的第一年，他的工作是操作一台百多吨重的原型计算机——万内瓦尔·布什制造的微分分析机。这台机器使用巨大的旋转齿轮、机轴和机轮来解微分方程。在22岁那年，香农在硕士论文中把一个19世纪的思想，即乔治·布尔的逻辑代数，应用到了电子电路的设计上。（逻辑和电，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组合！）后来，他又有机会与数学家、逻辑学家赫尔曼·外尔合作，后者教给他什么是理论：“理论允许意识‘跳出自身的影子’，超越经验而把握超验，但这只能借助抽象符号实现（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6]1943年，英国数学家、密码破译专家阿兰·图灵为了一个加密方面的任务造访了贝尔实验室。午餐期间，他与香农就人造思维机器的设想交换了意见。（“香农不仅仅想向这样一台大脑中输入数据，他还想把文化的东西灌输进去！”图灵惊呼道，“他想给它来点儿音乐！”[7]）香农同样也和诺伯特·维纳打过交道，维纳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过他，并在1948年提出了“控制论”这门研究通信和控制的全新学科。与此同时，香农也开始特别关注起电视信号来，不过视角比较独特。他在想，可否采用某种手法打包和压缩电视信号，从而更快地加以传输。逻辑和电路的结合产生了新的结晶，就像是基因和编码的结合一样。为了寻找一种统一的框架来梳理他头脑中的各种想法，香农开始着手整合一种有关信息的理论。理论的原材料在20世纪早期的世界里随处可见，信件和口信、声音和影像、新闻和指令、数字和图表、信号和标识，不一而足。无论是通过邮局、电线还是电磁波，它们都在川流不息地流动着。然而，还没有一个词能够概括所有这些东西。香农在1939年写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万内瓦尔·布什的一封信中写道：“时断时续地，我一直在研究传递信息（intelligence）的一般系统的某些基本属性。”[8]intelligence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语意丰富。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在16世纪写道：“现在 intelligence 作为一个文雅的说法，用来表示通过相互交换信件或口信达成协议或约定。”[9]不过除此之外，这个词还有了其他多个含义。一些工程师，尤其是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工程师，开始使用information一词。他们用这个词来表达一些技术性概念，如信息的数量、信息的测量等。香农后来也采纳了这个用词。为了能应用于科学领域，必须给信息（information）一词赋予某些特定含义。回首三个世纪前，当时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难以突破的地步，但随着艾萨克·牛顿将一些古老但意义模糊的词（力、质量、运动，甚至时间）赋予新的含义，物理学的新时代开始了。牛顿把这些术语加以量化，以便能够放在数学方程中使用。而在此之前，motion（运动）一词（仅举此一例）的含义就与信息一样含混不清。对于当时遵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人们而言，运动可以指代极其广泛的现象：桃子成熟、石头落地、孩童成长、尸体腐烂……但这样，它的含义就太过丰富了。只有将其中绝大多数的运动类型扬弃，牛顿运动定律才能适用，科学革命也才能继续推进。到了19世纪，energy（能）一词也开始经历相似的转变过程：自然哲学家选取这个原本用来表示生动有力或强度的词，使之数学化，从而赋予了它在物理学家自然观中的基础地位。信息这个词也不例外，它也需要一次提炼。而对它加以简化、精练，并以比特度量后，人们发现信息几乎无处不在。香农的理论在信息与不确定性、信息与熵，以及信息与混沌之间架起了桥梁。它的出现最终引发了光盘和传真机、电脑和网络、摩尔定律以及世界各地的“硅巷”。信息处理、信息存储以及信息检索等也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铁器时代和蒸汽时代之后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人类曾经以采集食物为生，而如今他们重新要以采集信息为生，尽管这看上去有点不和谐。”*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如此评论道。[10]时值电子计算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刚刚出现，他的预言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注释：*他继续平静地补充道：“但在这个角色上，电子时代的人类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也是游牧族。”现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信息是我们这个世界运行所仰赖的血液、食物和生命力。它渗透到各个科学领域，改变着每个学科的面貌。信息理论先是把数学与电气工程学联系到了一起，然后又延伸到了计算领域。在英语国家称为“计算机科学”的学科，在一些欧洲国家则被称为了“信息科学”。现在，甚至连生物学也成为了一门研究讯息、指令和编码的信息科学。基因封装信息，并允许信息的读取和转录；生命通过网络扩散；人体本身是一台信息处理器；记忆不仅存储在大脑里，也存储在每一个细胞中；如此等等。而随着信息理论的兴起，遗传学也得以迅猛发展。DNA是信息分子的典型代表，是细胞层次上最先进的讯息处理器——它是一份字母表、一种编码，用60亿比特的信息定义了一个人。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处于所有生物核心的不是火，不是热气，也不是所谓的‘生命火花’，而是信息、字词以及指令……如果你想了解生命，就别去研究那些生机勃勃、动来动去的原生质了，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想想吧。”[11]生物体中的所有细胞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通信网络中的节点，它们一刻不停地传输和接受信息，不停地编码和解码。进化本身正是生物体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换的具体表现。“如此看来，信息环路成为了生命的基本单位。”研究细胞间通信长达30年之久的维尔纳·勒文施泰因如是说。[12]他提醒我们，信息一词在科学中比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一种组织和有序的普适原理，也是对此的精确衡量。”基因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模因（meme）。在文化的演化过程中，模因扮演着复制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它可能是一股思潮、一阵时尚、一封“连锁信”，又或是一种阴谋论。运气不好的话，模因也可能是种电脑病毒。随着货币逐渐完成从实体到比特的转身，从而能够存储到电脑内存和磁条上，使世界金融得以在全球神经网络上运行如仪，经济学也逐渐认识到自身实际上是一门信息科学。即便是在货币看上去是一种物质财富，在口袋、货舱或银行金库里显得沉甸甸时，它也是一种信息。无论是硬币、纸币，还是金币、贝壳，它们都只不过是阶段性的技术，用以表明谁拥有什么的信息。那么，原子呢？物质有它自己的“通货”，而所有科学中最硬的物理学看起来似乎已经臻于成熟。然而，物理学同样发现自身受到了一种全新思维模式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理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当时科学界的重大新闻似乎都是有关原子裂变和核能利用的。物理学家将自身声誉和研究资源都押在了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规律、建造巨型加速器，以及发现夸克和胶子上。对于这门高高在上的学科而言，通信研究简直与它风马牛不相及。在贝尔实验室时，香农没有考虑过物理学的事，而粒子物理学家也不需要比特。而后，突然之间，他们需要了。渐渐地，物理学家和信息理论学家殊途同归。比特是另一种类型的基本粒子：它不仅微小，而且抽象——它存在于一个个二进制数字、一个个触发器、一个个“是”或“否”的判断里。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当科学家最终开始理解信息时，他们好奇信息是否才是真正基本的东西，甚至比物质本身更基本。他们提出，比特才是不可再分的核心，而信息则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对此，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他的研究跨越 20 世纪和21世纪，是与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曾合作过的最后一位健在者*）就用了一句颇具神谕意味的、由单音节词组成的句子加以概括：“万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13]“任何事物——任何粒子、任何力场，甚至时空连续统本身”都源于信息。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解读观察者悖论：实验结果会因为它是否被观察到而受影响，甚至被决定。观察者不仅在观察，而且还在提问和讲述，而这些提问和讲述最终都必须由离散的比特表示出来。惠勒有点隐晦地写道：“我们所谓的实在（reality），是在对一系列‘是’或‘否’的追问综合分析后才在我们脑中成形的。所有实体之物，在起源上都是信息理论意义上的，而这个宇宙是个观察者参与其中的宇宙。”因此，整个宇宙可以看作一台计算机——一台巨大的信息处理机器。注释：*惠勒于2008年去世，享年96岁。——译者注而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就是不见于经典物理学的所谓量子纠缠（ quantum entanglement）现象。一旦粒子之间或量子系统之间发生了量子纠缠，那么即便相隔广袤的时空，它们的基本属性也仍然相互关联。即使相隔数光年，它们仍然能够共享某些实际存在，但又不只是实际存在那么简单的东西。这时会出现幽灵般的佯谬，无法解释，除非我们最终能够理解量子纠缠是如何编码信息的，无论是以比特的形式，还是以其量子力学对应物——量子比特（qubit）的形式。当光子、电子以及其他基本粒子发生相互作用时，它们实际是在做什么呢？其实是在交换比特、转换量子态以及处理信息，而物理定律就是处理信息时所用的算法。因此，每一颗正在燃烧的恒星、每一个星云、每一粒在云室中留下幽灵般痕迹的粒子，都是一台信息处理器，而宇宙也在计算着自己的命运。那么，宇宙的计算量有多大？速度几何？它可以容纳多少信息，内存空间又有多大？能量和信息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翻转一个比特的能量开销又是多少？这些问题可不好回答，但它们也不像乍听上去那么神秘莫测。物理学家和量子信息学家（这是种新兴职业）正并肩奋斗来解答这些问题。他们计算之后，给出了初步的答案。（惠勒认为，“整个宇宙的比特数，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都是 10的一个很大次方”。[14]而根据塞斯·劳埃德的说法，宇宙的运算能力“不会超过在1090个比特上执行10120次基本逻辑运算”。[15]）他们也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热力学的熵，以及臭名昭著的信息吞噬者——黑洞。惠勒因而宣称：“未来，我们将学会用信息的语言去理解和表达全部物理学。”[16]随着信息的功能越来越多，变得难以计数，它开始显得有些过多了。现在人们会抱怨说，“TMI（too much information，信息过多）”。信息疲劳、信息焦虑以及信息过剩，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而信息过载这个魔头及其恼人的走狗，如电脑病毒、电话忙音、网页死链以及PowerPoint演示文稿等，也让我们深受其害。所有这一切，同样多多少少也和香农有牵连。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约翰·罗宾逊·皮尔斯（就是那个提出了“晶体管”这个名字的贝尔实验室工程师）在回顾香农提出信息论时可能受到的影响时说道：“现在很难还原在香农之前的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图景。尽管我们可以阅读他们留下的著作，但我们很难重拾那种无邪、无知而蒙昧不察的状态。”[17]不过，我们对于过去确实有了新的认识。早在《新约·约翰福音》里就有说，“太初有道（word）”。而我们称自己的物种为“智人”（Homo sapiens），也就是有智慧的人；后来又有人单独区分了其中的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也就是“智人中的智人”。普罗米修斯赠予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到底还不是火种：“我为人类发明了数，这是所有科学中最最重要的，还有排列字母的技术，这是缪斯诸艺的创造之母，借此可以把一切都牢牢记住。”[18]字母表是诸信息技术中的奠基性技术。而电话机、传真机、机械计算器，以及最终的电脑，它们只是用以存储、操作和传递知识的种种工具中的晚近发明。这些有用的发明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成为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比如谈到“数据压缩”，我们知道这和“压缩某种气体”的“压缩”截然不同。我们也知道信息可以被处理为信息流，被解析、分拣、匹配和过滤。iPod和等离子电视已成为我们家居的一部分，而发短信和用搜索引擎也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技能。我们掌握这些技能，精于此道，才蓦然发现信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它曾经同样遍布于我们祖先的世界中，不论是实实在在的花岗岩墓碑，还是隐隐约约的窃窃私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打孔卡片、收银机、19世纪的差分机以及电报线路，都为编织那张我们身处其中的信息网作出了贡献。每一种新出现的信息技术，都在当时催生了信息存储和传输的新需求。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新的信息组织工具，如汇编词汇的字典、梳理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及整理事实的年鉴等。很少有信息技术会彻底过时，每一种新兴技术都会为其前辈技术赋予新的理解。因此，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时就抵制他所在时代的新媒体炒作，说：“印刷术的发明，固然是天才之举，然而较之于字母的发明，并没什么大不了。”[19]在某种程度上，他说得没错。每一种新出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长远来看，所谓历史，就是信息逐步从自发到自觉的一个过程。有些信息技术在当时就会受到重视，有些则不会。但有一种技术，长久以来被严重误解，这就是非洲会说话的鼓。注释[1] Robert Price, “A Conversation with Claude Shannon: One Man’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22 (1984): 126.[2]“晶体管”一词由约翰·罗宾逊·皮尔斯创造。“比特”一词则由约翰·怀尔德·图基（John W. Tukey）最早提出。[3] Interview, Mary Elizabeth Shannon, 25 July 2006.[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更准确的数字是：3186家无线电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 5000份报纸和杂志、500万册图书和宣传手册，以及400亿件信函。[5] George A. Campbell, “On Loaded Lines in Telephonic Transmission,”Philosophical Magazine5 (1903): 313.[6] Hermann Weyl, “The Current Epistemological Situation in Mathematics” (1925), quoted in John L. Bell, “Hermann Weyl on Intuition and the Continuum,” Philosophia Mathematica8, no. 3 (2000): 261.[7] Andrew Hodges,Alan Turing: The Enigma(London: Vintage, 1992), 251.[8] Letter, Shannon to Vannevar Bush, 16 February 1939, in Claude Elwood Shannon, Collected Papers,ed. N. J. A. Sloane and Aaron D. Wyner (New York: IEEE Press, 1993), 455.[9] Thomas Elyot,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1531), III: xxiv.[10]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302.[11] Richard Dawkins,The Blind Watchmaker(New York: Norton, 1986), 112.[12] Werner R. Loewenstein, The Touchstone of Life: Molecular Information, Cell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f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vi.[13] John Archibald Wheeler, “It from Bit,” in At Home in the Universe(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994), 296.[14] John Archibald Wheeler, “The Search for Links,” in Anthony J. G. Hey, ed., Feynman and Computation(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2), 321.[15] Seth Lloyd, “Computational Capacity of the Universe,”Physical Review Letters88, no. 23 (2002).[16] John Archibald Wheeler, “It from Bit,” 298.[17] John R. Pierce, “The Early Days of Information Theory,”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19, no. 1 (1973): 4.[18] Aeschylus,Prometheus Bound, trans. H. Smyth, 460–461.[19] Thomas Hobbes,Leviathan(London: Andrew Crooke, 1660), ch. 4.目录封面扉页版权声明其它推荐序一推荐序二推荐序三更多推荐引子第1章会说话的鼓（似是而非的编码）第2章持久的文字（心智中并无词典）第3章两本词典（我们文字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拼写的随意性）第4章将思想的力量注入齿轮机械（喔，欣喜若狂的算术家啊！）第5章地球的神经系统（就那么几根破电线，我们能指望它什么呢？）第6章新电线，新逻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比它更严密地为未知所包裹）第7章信息论（我想要的不过只是一颗寻常的大脑）第8章信息转向（形成心智的基本要素）第9章熵及其妖（你无法通过搅拌将果酱和布丁区分开来）第10章生命的编码（关于生物体的完整描述都已写在了卵里）第11章跃入模因池（它其实就是寄生在了我的大脑里）第12章认识随机性（僭越之罪）第13章信息是物理的（万物源自比特）第14章洪流过后（一本宏大的巴别相册）第15章每天都有新消息（或者诸如此类）尾声（意义的回归）参考文献致谢图片版权译后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向何方）版权第1章会说话的鼓（似是而非的编码）永不沉寂的鼓点响彻黑色大陆：那是一切音乐的基调，一切舞步的关键；会说话的鼓是这片未经勘测的丛林中的无线电。——艾尔玛·瓦塞尔（1943）[1]用鼓说话时，没人会说得直截了当。鼓手们不会说“回家吧”，而会说：让你的脚沿它去时的路返回，让你的腿沿它去时的路返回，让你的腿脚驻立于此，在这属于我们的村庄。[2]他们不会简单说“尸首”，而会展开详述成“仰面躺在土堆中的人”。如果想表达“别害怕”的意思，他们会说“把你的心从嗓子眼放回原处，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现在把它放回原处”。这些鼓说得叠床架屋，似乎表达效率相当成问题。这到底是卖弄辞藻，还是另有妙用呢？长久以来，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欧洲人对此都毫无概念。实际上，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些鼓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在他们的文化中，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中，鼓才会像军号和钟那样用来发信号，传递一些简单的讯息：进攻、撤退、到教堂做礼拜，诸如此类。但他们无法设想，可以用鼓来说话。1730年，弗朗西斯·穆尔驾船沿冈比亚河向东航行，发现可以直驱九百多公里。[3]在整个旅途中，他都为这个国家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尤其让他惊为奇观的是“牡蛎长在树上”（指红树林）。他称不上是个博物学家，而只是个为英国奴隶贩子在当地牵线搭桥的经纪人。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着不同的黑色和褐色人种的居民，据他所见，有“曼丁果人、乔黎夫人、波利人、福禄普人，还有葡萄牙人”。穆尔注意到一些当地人的鼓，它们约一米长，上宽下窄，由整块木头雕成。当妇女们听到鼓声时，她们就会随之起舞。他还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鼓，用来警示“有敌人来袭”以及“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向邻村求援。不过，穆尔的见闻也仅限于此。一个世纪后，威廉·艾伦海军上校在一次尼日尔河探险*中，通过观察他唤作“格拉斯哥”的喀麦隆向导，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据艾伦的回忆，当时他们正一起待在铁桨船的船舱里。注释：*这次探险由废除奴隶贸易和保护非洲文明学会（SocietyfortheExtinctionoftheSlaveTradeandthe Civilization of Africa）资助进行，旨在与当地统治者合作，共同禁止奴隶贸易。突然，他凝神往外倾听了一会儿。当我们责备他分心时，他说：“你没听见我儿子在和我说话吗？”我们真的没听见什么人的声音，就问他怎么听见的。他回答说：“是鼓声在向我说话，叫我到甲板上去。”这听起来实在奇异。[4]格拉斯哥进而说服他，每个村庄都有这种“音乐通信的工具”，这时上校的怀疑变成了惊奇。尽管有点难以置信，上校最终还是接受了，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把包含许多句子的详细讯息传递到数公里之外。他写道：“我们常常惊讶于，在军队展开阵型时，军号声能被人们如此准确地理解。但要是与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所达到的成效相比，它可就差得远了。”这个成效正是欧洲人孜孜以求的，即找到一种比步行或骑马更快速的远距离通信方式。擂出的鼓声可以沿着河流，穿透静谧的夜色，传出近十公里之遥。这样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地传递下去，只消一个钟头，消息就可以传至一二百公里开外。在位于比属刚果的波棱吉村，一个女婴的降生通知可能会是这样的：batoko fala fala, tokema bolo bolo, boseka woliana imaki tonkilingonda, ale nda bobila wa fole fole. asokoka l’isika koke koke.接生的衬垫已经卷起，我们感到浑身充满力量，一个女人从森林里来，来到这个开放的村庄。这次就说到这里吧。[5]传教士罗杰·克拉克还记录下了这段召集村民参加一位渔夫的葬礼聚会的鼓声：la nkesa la mpombolo, tofolange benteke biesala, tolanga bonteke bolokolo bole nda elinga l’enjale baenga, basaki l’okala bopele pele. bojende bosalaki lifeta bolenge wa kala kala, tekendake tonkilingonda, tekendake beningo la nkaka elinga l’enjale. tolanga bonteke bolokolo bole nda elinga l’enjale, la nkesa la mpombolo.在黎明时分，我们不要集结去劳作，我们要在河边举行聚会。波棱吉村的男人们，不要去狩猎，也不要去打鱼。我们要在河边举行聚会，在黎明时分。克拉克注意到了若干事实。虽然只有一部分人知道怎样使用鼓声来沟通，但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听懂鼓声中的讯息。有些人敲鼓的速度较快，有些人则较慢。固定的短语会反复出现，几乎一成不变，但不同的鼓手会使用不同的“措辞”来传递相同的讯息。克拉克判断，这种鼓语既带有很强的规律性，同时又十分灵活。“鼓声信号表示的是一些传统的、高度诗歌化的习惯短语的音节的声调高低。”克拉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可惜他未能迈出最后一步，知其所以然。这些欧洲人言必称“土著思维”，以为非洲人“原始”而“信奉万物有灵”，结果却发现，非洲人早已实现了所有人类文化的一个古老梦想。他们的传讯系统，速度比世界上最好的信使骑着最快的骏马在最好的道路上通过驿站层层接力还要快。依靠脚力、束缚于地面的传讯系统从来都令人失望，其速度有时甚至还不如大军行进。据苏维托尼乌斯在公元一世纪的记载，比如尤利乌斯·恺撒，就“经常本人已经大驾光临，提前派出宣告消息的信使却还在路上”。[6]当然，古人不是没有应对之策。据荷马、维吉尔和埃斯库罗斯的记载，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时就已经使用了烽火。在山顶上燃起一堆篝火，就能够被三十多公里外的守望台哨兵看到，有时甚至可以距离更远。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在特洛伊城被攻陷的当天夜里就得到了消息，而她当时身处六百多公里之外的迈锡尼。“究竟是谁如此迅捷，能够将讯息这么快地带来？”满是疑问的歌队长问道。克吕泰涅斯特拉把这个及时送信的功劳归于火神赫淮斯托斯，“他将那信号放出，开始传递，一站接一站，火的信使一路传来”。由于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且观众也很期待进一步的说明，因此，克吕泰涅斯特拉接下去又用了数分钟时间将途中的所有细节一一展开。先是从特洛伊城东南的伊得山上燃起火光，信号穿过北爱琴海抵达楞诺斯岛，随后又从那里传递到马其顿的阿托斯山。然后一路南下，跨越平原和湖泊，抵达马喀斯托斯山。而在墨萨庇翁山守望台上的哨兵“望见远处的火光映照在欧里波斯海峡的潮水上，于是便在干枯的金雀花堆上点燃了新的信号，消息就这样一站站地传下去”，传到了喀泰戎山，又传到了革剌涅亚山，最终传到了靠近她自己城邦的阿剌克奈翁山的守望台。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样自夸道：“一站接一站，火光沿着设定的路径前后相继。”[7]德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尼希（Richard Hennig）在 1908年追踪并测量了这个烽火传讯的路径，确认此事真实可行。[8]当然，讯息的意义必须预先约定，并精简到一个比特。换句话说，必须是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有事或无事：火光燃起，表示有事；这一次，它表示“特洛伊城已被攻陷”。传递这一个比特信息，需要用到周密的计划、高度的警觉，以及大量的人力和薪柴。很多很多年后，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夜，波士顿旧北区教堂的灯笼也同样给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传递了一个珍贵的比特：一盏灯代表英国人走陆路，两盏灯代表英国人走海路。要是传达的情报内容不那么特殊的话，所需的信息容量就更大了。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如旗帜、号角、时断时续的狼烟和反光的镜子等，甚至想象出天使和灵来传递信息——天使，顾名思义，就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使者。而磁性的发现，似乎预示着某种颇有希望的前景。在迷信魔法的时代，磁石被视为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天然磁石能吸引铁制品，并且这种吸引力能够隔空以看不见的方式传播，连水和普通固体障碍物也阻止不了。人们在墙壁的一边拿着一块天然磁石，就可以移动在墙壁另一边的铁块。最为神奇的是，磁力似乎能跨越遥远的距离操控物体，甚至是跨越整个地球，就像指南针所展示的那样。如果用一根针可以操控另一根针，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这个设想曾一度广泛流传。托马斯·布朗在1640年写道：一个设想在世间流布，引起人们的注意，轻信的愚人们很快就深信不疑，而那些较为审慎的头脑也并不都排斥。这个设想着实不错，如果出于某种神圣力量，效果的确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像灵那样进行沟通，甚至可以在地面与月亮上的墨尼波斯对话了。[9]哪里有自然哲学家和自信满满的艺术家，这个“感应”之针的设想就会出现在哪里。在意大利，就曾经有人向伽利略推销过“一种利用磁针的某种感应，与远在两三千英里之外的人通信的隐秘方法”。我告诉他，我很乐意购买，前提是他得站在一个房间里，我站在他的隔壁，我们一起做个实验，来看看这种方法到底灵不灵。他回答说办不到，因为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效果根本看不出来。这么一说，我就把他打发走了，说我没兴趣为了做成这个实验而跑到开罗或者莫斯科去，不过如果他愿意跑一趟的话，我可以留在威尼斯来做另一端的配合。[10]这个设想的要点是，如果一对铁针同时被磁化（按照布朗的说法，“让它们接触同一块天然磁石”），它们就从此会保持感应。即使被分隔千里，这种感应仍然存在。大概也可以把这个现象称作某种“纠缠”吧。发送者和接收者各持一根针，然后商量好在同一时刻统一行动。他们分别把针放到边缘写满了字母的圆盘上，发送者通过转动针来拼写讯息。布朗解释道：“根据自古以来的说法，不管相距多远，只要一根针指向圆盘上的一个字母，那么另一根针也将出于奇妙的感应指向同一个字母。”其他人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有布朗亲手做了一次实验。但实验没能成功：当布朗转动其中一根针时，另一根纹丝不动。布朗并未排除这种神秘的力量有朝一日可以用于通信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了一个疑虑。他指出，即使真有可能实现这种基于磁力的通信，发送者和接收者在试图进行同步时，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即他们如何知道对方所在地点的时间。想要知道在不同地点的不同时间，这可不是个普通问题，不是翻阅年历就能解决的。它是个数学问题，就算是最聪明的人也还没有找到完全满意的解决方法。根据各地的经度可以推算出各地的时间，但是并非所有地方的经度都已然清楚。这个先见之明完全出于理论推断，所依据的则是 17 世纪天文学和地理学的新知识。它首次质疑了长久以来被认为确实可靠的假设，即各地处于同一时间。不论如何，布朗注意到，专家们对此意见不一。不过，要直到两个多世纪以后，人们旅行或通信的速度才能快到可以感觉出两地时差的程度。但在当时而言，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那些目不识丁的非洲人一样，使用鼓声进行那样丰富、那样迅速、那样远距离的通信。——在艾伦上校发现会说话的鼓的1841年，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则正在为他自己的击键编码大伤脑筋。这种编码相当于一种电磁鼓点，可以通过电报线路以电脉冲形式传播。发明一种编码方式可是件复杂的细活。他一开始甚至没把它想成是一种编码，而是想成了“一种表示字母的符号系统，使用直流电流的连续快速通断来指示和标记”。[11]这在发明年鉴里基本上查不到任何类似的先例。如何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即日常语言，转换成另一种适于在电线上传输的形式呢？这个问题极大地考验着摩尔斯的智慧，比发明电报时需要考虑的机械问题要难得多。因此，历史上更多的是将摩尔斯与他发明的编码而非发报设备联系起来，可谓恰如其分。他手头的现成技术似乎只允许他使用最简单的电脉冲，即通过开关电路造成电流的通断。但他如何能够使用电磁铁的开合来传达含义丰富的语言呢？他的第一个设想是发送数，每次发送一个数字，用点击和停顿来区别。比如，序列··· ·· ·····表示325。每个英语单词都对应一个数，在收发两端的电报员则会查阅一个特殊的词典来翻译。摩尔斯开始亲自动手制作这样的词典，还浪费了许多时间把它誊写到大的对开本上去。*1840年，他在自己的第一个电报专利中阐明了这种设想：注释：*他后来写道：“不过，简短的经验证明了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优越性。那本我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大开本的按数排序的词典……就被弃在一旁，被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词典取代。”[14]在这种词典或词汇表中，单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并按某种规则进行编号，分别以字母表中的字母打头。这样，语言中的每个单词都有了对应的电报编号，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符号来任意指定。[12]为了提高效率，他从不同层面权衡了成本和潜在价值。传输本身有成本：电线很昂贵，而且每分钟能够传输的电脉冲数量也是固定的。数的传输相对比较简单，但相应地会给电报员增添困难，从而增加额外的成本。电码本（查找表）的设想颇具潜在价值，在未来还会出现在其他技术当中，最终它甚至能用于中文电报。但摩尔斯意识到，如果操作员在收发电报时每个单词都要查表，那显然是太过麻烦了。与此同时，他的助手阿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则在研发一种更易用的杠杆电键，以便操作员能够快捷地操纵电路通断。渐渐地，韦尔和摩尔斯的思路转向了对字母表进行编码，即先用符号表示字母，然后再用字母拼出每个单词。这样，他们需要想出某种办法，仅用少许符号就能表示出口语和书面语中的所有字词，也就是说，将整个语言映射到电脉冲的单一维度上。一开始，他们考虑了一种基于两个元素的系统：一个是点击（现在称为点），另一个是点击之间的停顿。后来，他们在摆弄电键原型时，萌发了加入第三个元素的想法：线或划，以“电路闭合的时间比发送一个点更长”来表示。[13]（这种编码后来被称为点–划字母表，但没有提及的停顿也同等重要，因此，摩尔斯电码并不是一种二进制语言。*）人能学会这种新语言，在一开始看来，是很了不起的。操作员必须掌握这套编码系统，还要持续不断地完成双重的转换：从语言到符号，从大脑到手指。电报员掌握这些技能的内化程度之深，曾让当时的一个目击者大感惊奇：注释：*操作员很快就区分了不同长度的停顿，用来间隔词与词、句子与句子。因此，摩尔斯电码实际上一共使用了四种符号。在记录设备上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象形符号竟然如此精通，他们根本用不着查阅打印出来的记录，就能知道接收到的讯息是什么意思。记录设备对他们说着一种清晰能懂的语言。他们能听懂它说的话。他们可以闭上眼睛，一边倾听耳边那些奇怪的滴答声，听任机器把记录打印出来，一边就能立刻说出这些滴答声是什么意思。[15]摩尔斯和韦尔意识到，为了提高速度，他们可以设计让最常用的字母对应较短的编码，以减少击键的次数。但哪些字母才是最常用的呢？在当时，人们对于字母的使用频率还未作过统计。在调查字母使用频率的过程中，韦尔灵机一动，拜访了新泽西州莫里斯敦镇的一家当地报社。[16]在那里，韦尔仔细查看了他们使用的铅字盘，发现备货中有一万两千个E、九千个T，但只有两百个Z。他和摩尔斯据此调整了字母编码。本来，他们使用“划—划—点”来表示T这个第二常见的字母，现在他们仅使用一个“划”，帮电报员们省去了不可计数个按键动作。很多年后，据信息理论学家的计算，他们的英文电报编码方案距最优排列方案相差只有约15%。[17]当然，非洲鼓语的设计没有此类科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但它也要解决与设计电报编码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怎样将整个语言映射到单一维度的最简单的一连串鼓声上。这个设计问题是经过一代代鼓手、数个世纪的社会演进才得到解决的。到了20世纪早期，击鼓传信与电报之间的相似之处在那些研究非洲的欧洲人看来变得显而易见。罗伯特·萨瑟兰·拉特雷海军上校在给伦敦的皇家非洲学会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就在几天前，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讲的是非洲某地的一名居民如何得知远方一名欧洲人婴儿的死讯，以及这个消息是如何，按照报上的说法，遵照‘摩尔斯原理’利用鼓声进行传递的——其实它用的就是‘摩尔斯原理’。”[18]然而，这个明显的类比会误导人们。结果他们发现无法破解鼓声的编码，因为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编码。摩尔斯的系统建立在一个中间符号层，也就是字母表的基础上。字母表将口语和他最终的编码联系了起来。摩尔斯的点–划编码，与口语语音并无直接联系。点–划编码仅仅用来表示字母，字母再组成书面单词，最终书面单词才表示口语中的单词。非洲的鼓手们就没有这么一种中间编码可用，无法通过一个中间符号层来完成这样的抽象，毕竟就像目前世界上现存六千多种语言中的大部分，非洲的各种语言没有字母表。鼓语其实是口语的一种变形。而对于这种现象给出正确解释的重任，落在了约翰·卡林顿肩上。他是一名英国传教士，1914年生于北安普敦郡。卡林顿 24岁时去了非洲，并在那里待了一辈子。鼓语很早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他从大英浸信会的亚库莎（位于刚果河上游）据点出发，在班布尔森林中的村庄传教。有一天，他一时心血来潮，动身前往小镇雅农伽玛，却在抵达时意外地发现教士、医护助理以及村里的老师已经聚集在那里恭候他的光临了。他们解释说，有鼓声提前通知了他们。后来，卡林顿逐渐了解到，鼓声不仅可以用来传达通知和警报，还可以用来祈祷、吟诗，甚至讲笑话。鼓手们并不是在发送信号，而是在说话：他们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改造过的语言。后来卡林顿自己也学会了怎样敲鼓。他主要使用的是克勒语（Kele），它属于班图语支，现在主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使用。一位洛克勒族村民这样评价卡林顿道：“他其实并不是欧洲人，只是有着欧洲人的肤色而已。他的前世就生活在我们村，本来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投胎时神灵误把他投到了万里之遥的一个白人村庄，附体在一个白人妇女的婴儿身上，结果他没有出生在我们这里。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他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他回来了。”那个村民又大度地补充道：“如果说他在敲鼓方面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是因为白人给他的教育太糟糕了。”[19]卡林顿在非洲生活了四十多年，成为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是非洲语言谱系结构方面的权威。非洲的语言纷繁复杂，各地方言数以千计，迥异的语言也达数百种。他也注意到，要成为一名好的鼓手，需要多么健谈才行。1949年，他最终将自己的发现出版成了一本小薄册子，标题就叫做《非洲会说话的鼓》。在破解鼓声谜团的过程中，卡林顿在相关非洲语言的核心特点中找到了破解的关键。这些语言都是声调语言，声调升降就像不同的辅音或元音一样也能区分意义。而大多数印欧语言，包括英语，都没有这种特点。它们只把音调用于某些句法方面，如用以区分疑问句（“youarehappy ”）和陈述句（“youarehappy ”）。但对于另外一些语言来说，其中最著名的有汉语普通话和粤语，声调在区分不同的字词时起着主要的作用。绝大多数的非洲语言也是如此。即使欧洲人学会了使用这些语言来交流，他们往往也会由于缺乏切身体验而意识不到声调的重要性。而当他们把听到的单词转写成拉丁字母时，音调的区别就被完全忽略了。这时，他们实际上无异于色盲。例如，有三个不同的克勒语单词都被欧洲人转写为 lisaka。这些单词只是语调上有不同：由三个低音音节组成的单词lisaka的意思是水洼，最后一个音节读升调（不一定重读）的lisaka的意思是承诺，而lisaka则是一种毒药。又例如，单词liala的意思是未婚妻，而liala则是垃圾坑。转写后，它们似乎是同音词，但其实并不是。明白其中的关键后，卡林顿回忆道：“想来真不好意思，我好像有过很多次叫仆童‘划船去取一本书’，或是‘把要来拜访他的朋友钓上来’。”[20]但欧洲人就是没耳力听出其中的差别来。卡林顿知道，这种声调不分能闹出多大的笑话来：alambaka boili［－_－－_ _ _］=他望着河岸alambaka boili［－－－－_－_］=他把丈母娘给煮了19世纪后期以来，语言学家认为音素是区分不同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例如，英语单词chuck包含三个音素。把ch换成d，或把u换成e，或把ck换成m，就会生成不同的意义。音素这个概念很有用，但并不完美：语言学家之间甚至难以就英语或其他语言的精确音素表达成共识（大多数人估计，英语的语素在四十五个左右）。然而问题在于，口语流是连续的。语言学家是可以依据某种抽象的或武断的原则将它们分解成离散的单位，但这些单位的意义对每个说话者而言都不一样，而且还和上下文相关。同时，大多数说话者对于音素的感知和运用，还受到了书面字母表的影响，后者也是以不免武断的方式对语言加以了固化。无论如何，由于引入了新的变量，声调语言所包含的音素要远多于对此不熟悉的语言学家乍看之下所看到的。非洲语言的口语把声调作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鼓语则更进一步——它仅使用声调。这是种只有一对音素的语言，完全通过高低音的变化构成。鼓的原材料和制作手艺各有不同。比如，梆鼓（slit gong）就是取一段花梨木，掏成中空，再切出个长而狭的口子，就可以一端发高音而另一端发低音；还有一些鼓是蒙皮的，可以成对使用。但紧要的是，造出来的鼓要能够发出两个可辨别的音符，彼此相差约一个大三度。在将口语映射到鼓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信息会丢失。因此，鼓语存在着先天不足。无论在哪个村庄和部落，鼓语都是基于口语单词，然后丢弃其中的辅音和元音。这可是丢弃了很多，余下的信息流难免就会有歧义。在高音的一端连敲两下［－－］，可以匹配克勒语中sango（父亲）一词的声调，但它自然也完全能够表示songe（月亮）、koko（鸡）或fele（一种鱼），或其他任何由两个高音构成的词。即便是在亚库莎的传教士所掌握的没包含多少词的词典中，这样的词也有130个之多。[21]将声调丰富的口语单词简化至如此单一的编码后，又如何使用鼓声来区分它们呢？重音和敲鼓的时机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但光靠这些技巧还不足以弥补辅音和元音缺失带来的损失。卡林顿发现，为此，鼓手总是会为每个单词加上一些“小短语”以示区分。比如，单词songe（月亮）可以表示成“songe li tange la manga”（那俯览大地的月亮）。单词 koko（鸡）可以表示成“koko olongo la bokiokio”（鸡，那啾啾叫的小东西）。这些额外的鼓点，可不是画蛇添足，正是它们提供了上下文信息。每个模棱两可的词在一开始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但随着鼓点的推进，那些歧义性统统消失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虽然听者听到的只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的鼓点，但实际上他们也“听到了”那些缺失的辅音和元音。而且他们听到的是整个短语，而非单个的单词，正如拉特雷上校在报告中所说的：“对于那些不知文字或语法的人而言，如果将其从所在的声音组合中抽离出来，一个单词本身差不多不再是可辨识的了。”[22]鼓语中有许多定型的长尾巴，它们引入的冗余克服了歧义。但它也不乏创新，可以自由地为北方传来的种种新鲜事物创造新词：“蒸汽船”、“香烟”以及“基督教上帝”是三个特别引起了卡林顿注意的词。不过，鼓手们总是从传统的固定程式开始学起的。鼓手们沿袭的程式中偶尔还保留了一些在日常用语中早已被遗忘的旧式说法。对于雅温得人来说，大象永远是“笨拙的巨物”。[23]无独有偶，荷马史诗中也大量使用程式（例如，不只说宙斯，而说“集云的神宙斯”；不只说海，而说“酒色的大海”），这恐怕并非巧合。在口语文化中，创作的灵感首先要服务于清晰、易记的目标。本来嘛，缪斯女神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虽然克勒语和英语都没有哪个词是表达“为了克服歧义和进行纠错而专门引入额外的比特”这样的意思，但这正是鼓语所做的。引入冗余，不言而喻，效率肯定会打折扣，但它是避免混淆的一剂良药，它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事实上，每一种自然语言都内在地包含冗余，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读懂错别字连篇的文章，可以在嘈杂的房间里听懂交谈内容的原因。英语的内在冗余性启发了 20世纪 70年代著名的纽约地铁海报创意（以及詹姆斯·梅里尔的诗作）：if u cn rd thsu cn gt a gd jb w hi pa!*注释：*诗句拼写完整的版本为：If you can read this,you can get a good job with high pay!（如果你能读懂这个，你就能得到一份高薪工作！）——译者注（“拒绝这种拼法的诱惑可能会拯救你的灵魂。”梅里尔在诗的最后这样说道。[24]）大多数时候，语言中的冗余是为了提供背景信息。这种冗余对于电报员而言是巨大的浪费，但对于非洲的鼓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类似的情况也可见于另一种专业化的语言——航空通信的语言。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来回沟通的信息，包括海拔、航线、尾翼号、飞行跑道和滑行道的标识、无线电频率等，大多是由数字和字母构成的。这些关键信息是在一个特别嘈杂的信道上传递的，所以必须引入一种专用字母表来减少歧义。口语里的字母B和V很容易混淆，不如读成bravo和victor来得保险；M和N则变成了mike和november。而在需要说数字的时候， five（五）和 nine（九）尤其容易混淆，所以分别被读作 fife和 niner。这些额外的音节与鼓语中额外的藻饰，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在专著出版后，约翰·卡林顿偶然发现，已经有研究者从数学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拉尔夫·哈特利在其论文《信息的传输》中，甚至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有点相关的公式：H=nlogs ，其中H表示讯息的信息量，n表示讯息中的符号数，而s则表示语言中可用符号的总数。[25]哈特利的后辈克劳德·香农，后来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并应用自己的理论对英语的冗余度进行了精确度量。这里的符号，既可以是单词、音素，也可以是点和划。可选择的程度则根据符号集的不同而大小不一——它可以是一千个单词，或四十五音素，或二十六个字母，或电路的三种不同的通断状态。这个公式量化了一种简单现象（当然，是意识到后才觉得简单）：可用的符号越少，为表示出给定信息量所需传递的符号数就得越多。对于非洲的鼓手来说，需要传递的符号数是对应口语的八倍之多。哈特利费了一番笔墨说明他对信息一词的用法。他写道：“在日常使用中，信息这个术语弹性太大，因此首先有必要为它规定更为确切的含义。”他建议从“物理的”（借用他的话）而非心理的角度度量信息。但他发现，这样会使事情更为错综复杂。而不无悖论的是，复杂性正源自这些中间符号层，如字母表中的字母或是点和划。这些符号是离散的，数量不大。更难度量的则是这些中间符号层与底层，也就是人类语音本身的关联。无论是对电话工程师还是非洲鼓手来说，正是这种带有意义的声音流才是通信的实质内容，虽然这些声音反过来也是更底层的知识或意义的一种编码。不论如何，哈特利认为，工程师应该要能从各种形式的通信中归纳出一种一般理论来，而不管它是文字，是电码，还是通过电话线或以太以电磁波形式传输的声音。当然，哈特利对鼓语的事一无所知。并且就在约翰·卡林顿刚刚开始对鼓语有所理解后不久，鼓就开始从非洲的生活场景中逐渐淡出了。他眼见洛克勒族的年轻人中练习敲鼓的人越来越少，而上学的孩子们甚至连鼓语中的名字也没有了。他为此感到十分惋惜，因为对他而言，会说话的鼓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26]1954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人在刚果的传教据点亚伦巴村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那里经营一所传教士学校。他仍然每天都到丛林里散步，而每到午饭时间，他的妻子就会使用一阵急促的鼓声召唤他回家。她用鼓声说道：“森林里的白种男人精灵，回来回来，回到属于森林里的白种男人精灵的高高的木屋。女人和洋芋在等待着你。回来回来。”[27]要不了多久，这些人所使用的通信技术就将从会说话的鼓直接跨越到移动电话，而跳过了所有的中间环节。注释[1] Irma Wassall, “Black Drums,”Phylon Quarterly4 (1943): 38.[2] Walter J. Ong, Interfaces of the Wor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5.[3] Francis Moore,Travels into the Inland Parts of Africa(London: J. Knox, 1767).[4] William Allen and Thomas R. H. Thompson,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 Niger in 1841, vol. 2(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8), 393.[5] Roger T. Clarke, “The Drum Language of the Tumba Peopl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0, no. 1 (1934): 34–48.[6] G. Suetonius Tranquill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trans.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7.[7] Aeschylus,Agamemnon,trans. Charles W. Eliot, 335.[8] Gerard J. Holzmann and Bjrn Pehrson,The Early History of Data Networks(Washington, D.C.: IEEE Computer Society, 1995), 17.[9] Thomas Browne, Pseudoxia Epidemica:Or, Enquiries Into Very Many Received Tenents, and Commonly Presumed Truths, 3rd ed.(London: Nath. Ekins, 1658), 59.[10] Galileo Galilei,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Ptolemaic and Copernican,trans. Stillman Drak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95.[11] Samuel 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vol. 2, ed. Edward Lind Mor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12.[12] U. S. Patent 1647, 20 June 1840, 6.[13] Samuel F. B. Morse, letter to Leonard D. Gale, in Samuel 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vol. 2, 64.[14] Ibid., 65.[15] “The Atlantic Telegraph,”The New York Times,7 August 1858.[16]摩尔斯声称，这是他的作为。对此，双方支持者各执一词。参见：Samuel 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vol. 2, 68; George P. Oslin,The 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 Franklin Leonard Pope, “The American Inventors of the Telegraph,”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April 1888): 934; Kenneth Silverman,Lightning Man: The Accursed Life of Samuel F. B. Morse(New York: Knopf, 2003), 167.[17] John R. Pierce,An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Theory: Symbols, Signals, and Noise, 2nd ed.(New York: Dover, 1980), 25.[18] Robert Sutherland Rattray, “The Drum Language of West Africa: Part II,”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22, no. 88 (1923): 302.[19] John F. Carrington,La Voix des tambours: comment comprendre le langage tambouriné d’Afrique(Kinshasa: Protestant d’dition et de Diffusion, 1974), 66, quoted in Walter J. Ong, Interfaces of the Word, 95.[20] John F. Carrington,The Talking Drums of Africa(London: Carey Kingsgate, 1949), 19.[21] Ibid., 33.[22] Robert Sutherland Rattray, “The Drum Language of West Africa: Part I,”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22, no. 87 (1923): 235.[23] Theodore Stern, “Drum and Whistle ‘Languages’: An Analysis of Speech Surrogat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9(1957): 489.[24] James Merrill, “Eight Bits,” in The Inner Room(New York: Knopf, 1988), 48.[25] Ralph V. L. Hartley,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7 (1928):535–563.[26] John F. Carrington,The Talking Drums of Africa,83.[27] Israel Shenker, “Boomlay,”Time,22 November 1954.第2章持久的文字（心智中并无词典）奥德修斯听到诗人吟唱他在海外的卓越事迹时，不禁潸然泪下。因为一旦被人传唱，这些事迹就不再只属于他自己，而是已经属于听到这吟唱的每个人。——沃德·贾斯特（2004）[1]耶稣会神父、哲学家、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曾提议：“试想这样一种文化，在其中没有人是‘查阅’（look up）东西。”[2]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人类已经把各种信息技术内化。如果想把这部分去掉，那真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回到被遗忘的过去。而我们人类心智中最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也是位于一切技术之先的，就是文字。这项技术在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就出现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所谓历史，正是有了文字才成其为历史。过去之所以能够称为过去，全靠文字来记录轨迹。[3]人类历经数千年才把这种将语言表达成符号系统的能力内化为第二天性。而一旦习得之后，回归天真无邪的退路就不复存在了。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有在看到一个词时，才能产生关于这个词的感受。但是“在原初口语文化中”，正如同翁神父所指出的那样，“查阅某物”是句空话，它不具有可以想象的意义。假如没有文字，语词就没有一种看得见的存在，即便它们所代表的对象是看得见的。这时语词只是一种声音，你可以将它们“唤”（call）回，也就是回忆（recall）起它们，可却无处“查阅”它们。它们没有可供注目的焦点，也没有可供追寻的痕迹。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翁神父就宣称，电子时代将是个口语文化的新时代，但这时的口语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这时口语文化大为强化和扩展，但它总是存在于书面文化的语境当中——在无所不在的文字大背景下，声音得以传播。而尚未触及文字的原生口语文化则持续了更为久远的时间，几乎占据了人类的整个演化历程。文字只能算是出现较晚的发展成果，而书面文化的普及更是晚近的事物。翁神父常被拿来与马歇尔·麦克卢汉作比较（弗兰克·克莫德曾不无鄙夷地将麦克卢汉称为“另一位杰出的天主教–电子先知”[4]）。与麦克卢汉类似，翁神父也不幸是在新时代实际来临的前夕作出这些富有远见的预言的。在当时看来，新媒介似乎只是无线电广播、电话和电视。但这些其实是夜空中昏暗的微光，预示着那仍在地平线下的万丈光芒。如果翁神父当初预见到网络空间的出现，不论他将它从根本上视为是口语文化或是书面文化，他应该都会意识到其革新性：它并非是古老形式重新焕发活力，也不仅仅是一种强化，而是某种全新之物。他或许还能够敏锐地觉察到，随之而来的变革就如同当初书面文化的出现一样深刻。在当时，很少有人能比翁神父更理解，书面文化的出现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变革。在翁神父开始着手他的研究时，“口语文献”（oral literature）是学术圈里的常见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时代错位，它下意识地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物。口语文献曾普遍被视作书面文献的一种变体。可是在翁神父看来，这样的观点“就好比把马当作没有轮子的汽车”，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想象一下，你要写一篇有关马的专题论文（写给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马的读者），但论文不是从“马”而是从“汽车”入手，只是因为读者对于汽车有着直接的体验。论文始终把马看作“没有轮子的汽车”，从这个角度来给那些满脑子只有汽车的读者解释其中的相异之处……对应于轮子，这些不带轮子的“汽车”有着增大了的脚趾甲，称为蹄；对应于车前灯，它有眼睛；对应于车漆，它有毛发；对应于汽油燃料，它有干草；依此类推。弄到最后，马将面目全非。[5]在回头审视文字出现以前的岁月时，我们现代人就是翁神父所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满脑子只有汽车的家伙。文字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机制和组织思维的手段。我们希望采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来理解文字的起源，可是历史和逻辑本身就是文字思维的产物。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使用时需要提前考虑清楚并掌握特殊技能。而语言则不是一种技术，无论多么成熟、多么发达的语言，都不能被视作心外之物，因为语言是心智本身的功能。乔纳森·米勒说过：“事实上，语言之于心智的关系，恰如立法之于议会的关系，这种能力始终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动作体现出来。”[6]这种说法大致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字，因为它也涉及具体动作。但当词语被具象化在一张纸或一块石头上时，它就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人工品。它是工具的产物，同时本身又是一种工具。正如很多后来出现的技术那样，它因此立刻招惹来不少非议。柏拉图是第一个长期受益于这项技术的人，本不太可能成为反技术的卢德分子，但他（借不立文字的苏格拉底之口）警告说，文字带来的将是思想的贫瘠：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文字，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7]外在的符号——这就是问题所在。书写的文字似乎显得不那么真诚，毕竟纸草或陶器上的人工涂画只是真实而流畅的口语声音流的高度抽象，而后者与思想本来结合得如此紧密，似乎就是一回事。文字看上去要将知识从人那里抽离出来，要把他们的记忆存储在别处。它还使说话者和倾听者可以间隔遥远的距离或年代。文字带来的种种深远影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在当时是很难预见的，但是连柏拉图甚至都能多少意识到这种分离所带来的某些力量。借助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众多人说话，死者可以向生者说话，生者可以向未生者说话。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柏拉图作出这番观察时，他无法知道西方世界接下来的两千年都将是手抄本文化。”[8]这种首次出现的人工记忆，力量之大无可估算：它重构了人类思维，人类历史由此发端。直到如今，它的力量仍然无法估算，但从一项数据可以略见一斑：任何一种口语的词汇仅包含数千个单词，而被最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英语，有记录的词汇就超过百万之众，而且其数量还在以每年数千个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外，这些字词并不是只存在于当下，每个字词都有其渊源和演变至今日模样的历史。借助文字，我们开始像洒面包屑般在身后留下踪迹，以符号存储下记忆，供后来人追寻。蚂蚁会喷洒信息素，留下化学信息的痕迹；忒修斯会散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以防止在迷宫中找不到返回的路。而现在，人们留下的则是白纸黑字的痕迹。文字来到世间，为的就是将信息保存下来，让其能跨越时空。在文字出现以前，传播不仅稍纵即逝，而且只限于狭隘的区域，因为说话声音传出数米之远后就消失无踪。口语的稍纵即逝，是不“言”而喻的。说话声音的停留是如此短暂，所以偶然出现的回声现象，即一个声音被听见两次，甚至会被当成一种魔力。老普林尼曾写道：“对于这种神奇的声音回响现象，希腊人赋予它一个漂亮名字，称其为厄科女神（Echo）。”[9]而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指出：“口语符号，会立刻消弭于无形。即使它真的存在，也只存在于听到了这些符号的人的思维中。”[10]不过，巴特勒阐明口语的这种特点之日，恰逢这一特点被首次打破之时，时值19世纪末，录制声音的留声技术刚刚问世。也正是因为这一论断被证明不完全正确，人们才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巴特勒这样完成了对口语和文字之间区别的阐述：“书写符号的作用范围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延续，在其作用范围内，人们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它赋予写作者的思想以生命，这种生命仅受墨水、纸张和读者的存续时间的限制，而免于写作者肉体存续时间的限制。”然而，这种新的传播渠道可不仅仅是拓展了旧渠道。文字使得复用和“回忆”成为可能——这是全新的模式。它允许信息以全新的架构加以组织，分成诸如历史、法律、商业、数学和逻辑等。抛开具体内容不谈，这些范畴本身就是新技术的体现。文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保存和传承上，这自然很有价值，也体现在所用的方法论上，比如对视觉指示物加以编码、转换，利用符号替代实物，进而利用符号替代符号。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大约三万年前就开始刻画和绘制形状，以留下他们对于生活中见过的马、鱼和猎手的记忆。这些留在陶土和洞壁上的符号，是作为艺术或魔法之用，历史学家并不情愿把它们称为文字。但这些符号正是人类在外部媒介上记录自身精神状态的开始。而另一方面，结绳记事以及刻木为记是用以辅助记忆。记号也可以作为讯息传递，比如在陶器和石器上做的标记，可以表明物品的所有权。随着标记、图像、象形符号、岩画等形式变得越来越风格化，逐渐约定俗成，故而也更加抽象的时候，它们就逐渐接近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形式了。不过，下一步的转换至关重要，即从表示实物向表示口语的转换：也就是说，中间隔了两层。这个渐进的过程始于象形文字（书写形象），再到表意文字（书写意象），最终到语标文字（书写字词）。汉字于4500～8000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过渡，起源于图案的符号逐渐变成表示具有意义的声音单元。由于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字，因而所需符号的数量成千上万。这一方面颇有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汉字统一了使用各种各样口语的人群，口语不通的人们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汉字含有至少五万个符号，其中有六千个左右为大多数识字者所常用和掌握。他们通过流畅、示形的笔画，在汉字中纳入多层维度的语意关系。一种方法是简单的重复，比如三木成森；更抽象一点的，如日月为明，以及二为，即一周天。而复合造字过程就更令人惊讶了，比如以刀收禾为利，以手翳目为看。汉字还可以由构成元素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区分含义，比如直立为（人），横陈为（尸）。有些构成元素用以表声，有些甚至有双关的含义。汉字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演化出来的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文字系统。从所需符号的数量之多以及单个符号传递的意义之广来看，汉字是一种极端个案：符号集最庞大，单个符号的含义也最丰富。文字系统也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符号数量较少，而每个符号的含义也较少。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即基于音素的文字系统，使用单个字符表示音节，这些音节可能带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数百个这样的字符，也可以构成一门语言。位于另一极端的文字系统出现得最晚，这就是字母文字，使用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最基础的声音。字母文字是所有的文字系统中最简化的、最具颠覆性的东西。地球上的所有语言中，“字母表”这个词都是同一个：alphabet（alfabet、alfabeto、алфавит、αλφβητο）。字母表在历史上仅被发明过一次。所有已知的字母表，无论是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还是写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泥板和石块上的，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起源于靠近地中海东岸的地区，时间上略早于公元前1500年。这个地区包括巴勒斯坦、腓尼基和亚述，是政治纷乱，也是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往东去，是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楔形文字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而沿海岸而下往西南去，就是埃及，其象形文字同时在独立地发展。更有旅行商人从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带来了他们自己使用但与他人互不相通的文字系统。它们和来自米诺斯文明、赫梯文明及其他安纳托利亚文明的文字混在一起，做成了一锅字符杂烩。占统治地位的僧侣阶层长期以来维护着他们原先的文字系统，因为谁掌握了文字，谁就掌握了法律和祭祀的支配权。然而，因循守旧的意识不得不与快速交流的需求相权衡，文字是保守的，而新技术却讲求实用。最终在巴勒斯坦或附近地区的闪米特族创造了一种精简版本的符号系统，由22个符号组成。对于其起源地，学者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如基列西弗，城名翻译过来就是“书卷之城”，或是比布鲁斯，意为“纸草之城”，不过具体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也无从知晓了。古文字学家面临着一个该专业独有的起源问题：只有在文字发明以后，探究文字本身的历史才有可能。对此，20世纪字母研究的权威之一戴维·迪令格尔，曾引述前人的说法：“没有人能够坐下来然后宣布：‘现在，我即将成为能够书写的第一人。’”[11]随后字母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开来。这种新技术既是病毒，又是病毒传播的载体。它既无法被垄断，也无法被抑制。连小孩子也能够掌握这些为数不多、容易记忆、不带语意的字母。经由各种不同的路径，它派生出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地区的字母、希伯来和腓尼基字母，以及印度的婆罗米文及其衍生的印度文字的字母，还有希腊字母。各地的文明会将各自的字母加以完善，在其中，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最终脱颖而出。希腊文学兴起之初并不需要文字，学者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不情愿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研究波黑的口传史诗，提出最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可能而且肯定是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况下创作和传唱的。格律、程式化的重复以及史诗本身的诗歌形式，首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帮助记忆。其朗朗上口的特性使得诗句像时间胶囊一样，可以将一部虚拟的文化百科全书代代相传。这个观点一开始颇受争议，但随着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诗篇的确是在约公元前7或6世纪的时候被写了下来，它也被普遍接受了。将荷马史诗书写下来这件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正如继承了帕里观点的英国古典学者艾里克·哈夫洛克所说：“它犹如人类历史中的一声惊雷，口口相传的吟诵变成了桌面上的纸页窸窣声。它侵入口语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事实上，它为口语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毁灭奠定了基础。”[12]荷马史诗的形诸文字，将这些伟大的诗篇转写到了一种全新的媒介之上，同时也让它们具有了某些意料之外的特性：原本诗歌是一连串稍纵即逝的字词流，从吟诵者口中每次念出时都略有不同，在听众的耳中甚至尚在回响之时，它们就随风而散了；而现在，它们却成为固定在纸草上、方便携带的诗行。这种非自然的、略显枯燥的模式能否适应诗歌的创作，尚有待观察。但同时，书面文字对于那些更为日常的语篇（discourse）却有着巨大的帮助，比如祭祀祷辞、法律条文和商业文书等。文字也催生了探讨语篇的语篇，书面文本成了一种新兴的受关注对象。但当时的人们该如何谈论语篇呢？用于描述语篇构成元素的那些词，在荷马时代的词汇表中并不存在。因此，口语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转换为新的形式，于是新的词汇应运而生。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有论题（topic），这个词原意为论题出现的“场所”；拥有结构（structure），这是借用了建筑物的说法；由情节（plot）和台词（diction）构成。亚里士多德将吟游诗人的作品视为一种“模仿”，并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从小就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对于别的用途的其他书面作品，比如苏格拉底对话录，还有医学或科学论文，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这类一般作品（大概也包含他自己的作品）“至今没有名称”。[13]如此这般，一个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世界逐渐开始建构起来。哈夫洛克将这描述成一场文化战争，是新意识和新语言与旧意识和旧语言之间的战争：“这场斗争为充实抽象概念的词汇库作出了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贡献。物体与空间、物质与运动、永恒与变化、质量与数量、合成与分离等概念，直到今天还在沿用。”[14]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之子，是一位孜孜求知、极富条理的思想家。他着手进行了把知识系统化的工作。文字的持久性使得他能够把有关这个世界的已有知识加以结构化，进而他可以总结关于知识的知识。一旦一个人能够把字词写下来，对它们进行仔细考察，每天从全新的视角对它们加以审视，并追索它们的含义，他就成了一名哲学家。而哲学家的工作始于一张白纸，是从定义概念开始的。一旦发动，知识就具备了自己推动自己前进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基本的概念不仅值得定义，而且需要加以定义，比如：起始指不必跟从任何它者，但排在第二位的某物自然存在或出现于它之后。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跟从某个它者，或者是出于必然或者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不再有任何它者跟随其后了。中段指既跟从某个它者，也被另一它者跟从，即承上启下的部分。[15]这些表述与经验无关，它们是在运用语言来组织经验。古希腊人以同样的方式创造了范畴的概念（该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为“指控”或“预言”），起先借此为动物、昆虫和鱼类加以分类，进而又以此对观念进行分门别类。这是一种激进的、非自然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就曾警告说，这种思维方式会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群众无法接受美的观念本身，只知道各种美的事物。他们也不会思考事物的本质，只能理解各种具体事物。因此，群众不可能成为哲学家。[16]我们或许可以把这里的“群众”理解为“无文字社会里的人”，而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口语文化依然存在于他周围。因此柏拉图声称，这些人“在万物的多样性中迷失了方向”，“他们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17]那么什么是清晰的原型呢？哈夫洛克重点关注了人类在心智上对于经验从“叙述的散文”转换到“观念的散文”的过程，这样人类以范畴而非事件来组织经验，并自觉接受抽象化的训练。他想到了一个词来说明这种过程，这个词就是思考（thinking）。因此，这不仅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新发现，而且是人类思考的发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真正起始。在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书面文化里，思考和文字看起来是两类关联不大的活动。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觉得前者决定后者，而非相反，毕竟每个人都会思考，无论他们会不会写字。但哈夫洛克是对的。书面文字（持久存在的文字）是我们所理解的有意识思考的前提条件。它触发了人类灵魂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化。灵魂（psyche），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奋力理解它的过程中所钟爱的词。正如哈夫洛克所说，柏拉图在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试图识别出［新型哲学家所需具备的］普遍心智素质，并想寻找一个词来统括它们……他找到了征兆并正确地作出了识别。这么一来，可以说，他证实了前人隐约感觉到的猜测，即人能“思考”以及思考是一种很特别的心智活动，虽然令人不快却又十分令人振奋，它同时要求以一种非常新颖的用法来使用希腊语。[18]亚里士多德沿着抽象之路更进一步，通过严格组织各种范畴和关系，发展出了一套推理用的符号系统：逻辑学。“逻辑”一词来源于希腊语λγο（逻各斯），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因为它可以表示太多意思：“言语”、“推理”、“语篇”，或“文字”。有人可能会把逻辑想象为独立于文字而存在——三段论既可以写出来，也可以说出来。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口语稍纵即逝，根本来不及进行分析。逻辑是书面文字的产物，[19]这一点在各自独立发展出逻辑学的古希腊、古印度或古中国都概莫能外。逻辑将抽象变成了一种判断真假的工具：真理除了可以来自具体经验，仅从字面也可得出。逻辑链中的关系环环相扣，结论由前提推出，这其中要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倘若人们无法对逻辑进行验证和评估，那么逻辑就毫无说服力。相反，口语叙述的进行则主要靠堆砌，词语就像经过观礼台的受阅阵列，稍作停留后就会匆匆退场，它们之间的互动就只能通过听者的记忆和联想来实现。荷马史诗中没有三段论，它以事件而非范畴组织经验。只有借助文字，叙述结构才能具体体现正确的理性论证。亚里士多德则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不仅把论证本身，而且把对于这些论证的研究视为一种工具。他的逻辑学体现出对于文字不断增强的自觉意识，毕竟逻辑是由文字构成的。“如若马可能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人也可能不属于任何马；如若白的可能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外衣也可能不属于任何白的。因为如若它必定属于有些白的，那么白的也必然属于有些衣服。”[20]在做出这番论述时，亚里士多德既未要求，也未暗示任何有关马、衣服或颜色的个人经验。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然而他通过操纵文字得出了结论，创造了知识，并且这是一种高级的知识。翁神父指出：“我们知道，形式逻辑是古希腊文化在吸收掌握字母文字以后的产物。”——古印度和古中国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由字母文字所萌发的思考方式就被内化成了人类智力资源的一部分。”[21]为此，翁神父引用了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深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偏远地区，对不识字的居民进行的田野调查。[22]鲁利亚在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们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差异——不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逻辑直接涉及符号系统：万物各属其类，而类各有经抽象和概括而来的属性。但口语文化中的人缺乏范畴的观念，比如几何形状，而范畴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书面文化中人的第二天性，即使是不识字的个体也是如此。如果给口语文化中的人看圆形或正方形的绘图，他们只会说这个是“盘子、筛子、桶、表盘或月亮”，那个是“镜子、门、房子或杏仁晒板”。他们不可能，或者也不会接受逻辑三段论。当被问及如下一个问题时：在极北之地，那里有雪，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位于极北之地，常年积雪。请问，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他们常常会回答：“我不知道，我见过黑色的熊，别的熊我没见过……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动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哪怕只学过一点点读写的人就会说：“依你所言，那里的熊肯定都是白色的。”依你所言——就这个小短语，反映出来的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现在信息摆脱了个人经验的束缚，而存在于一个个文字当中。口语同样可以传递信息，但它不会像书面文字那样给人带来某种自觉意识。会读写的人将他们对于文字的意识视为完全理所当然，类似的还有相关的一系列机制，如分类、引用和定义等。然而在文字出现以前，这些技术却完全不为人知。鲁利亚曾这样问道：“请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树。”一位农奴回答说：“为什么要解释呀？所有人都知道树是什么，他们不需要我来告诉他们。”“从根本上说，这个农奴说得没错。”翁神父这样评论道，“在原初口语文化中，你没办法驳斥他的说法。要想做到这一点，你只能离开口语文化，而进入书面文化。”[23]从实物到文字、从文字到范畴、从范畴到隐喻和逻辑，这是一段曲折的历程。给树下定义看起来已经不够自然，而如果要定义文字就更加令人手足无措了。并且像定义这样有用的辅助词起初也并不存在，因为一直以来没有这种需求。“在逻辑的童年期，某种思维形式必须先被发明出来，然后人们才会往其中填满内容。”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译者，本杰明·乔伊特如是说。[24]口语必须进一步演化，才能跟得上形势。语言和推理配合得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使用它们的人往往看不出其中的瑕疵和不足。不过，任何一种文化中只要出现了逻辑，悖论也就接踵而至。在中国，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同时代的哲学家公孙龙捕捉到了这样的几个悖论，以所谓“白马非马”的对话形式给出。[25]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以皮绳捆扎，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造纸。它的开篇如下：“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从表面上看，这段对话很令人费解，它已经开始关注语言和逻辑。公孙龙属于名家，就是有关“名”和“实”的学派。他对于这些悖论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历史学家所谓古代“语言危机”的一部分，即围绕着语言本质进行的一系列辩论。名与实不相副，类与子类不相容，导致原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推理进行不下去，比如“某人不喜欢白马”竟不能推论出“某人不喜欢马”。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该哲学家探究了基于属性（白、马）进行分类的抽象过程。这些类究竟是现实的一部分，还是仅仅存在于语言中呢？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两千多年过去了，哲学家们仍在与文字苦苦挣扎。逻辑融入现代思维的路径是迂回曲折、支离破碎而纷繁复杂的。既然悖论似乎是存在于语言之中，或是与语言相关，那么消除悖论的手段之一就是净化这个媒介：将模棱两可的字词和含混不清的句法从语言中剔除，转而采用严格而纯粹的符号。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助于数学。到了20世纪初，人们觉得只有量身定做一套符号系统才能够使逻辑正常运作，使其不再有误差和悖论。然而，数理逻辑的梦想后来证明也并非无懈可击，在其中悖论仍然会死灰复燃。尽管如此，如果不是逻辑和数学的结合，人们也就无从理解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数学，同样地，也是随着文字的发明而产生。古希腊常常被认为现代数学之河的发源地，经过若干世纪的奔流，这条大河已经不断分出众多支流。但是古希腊人自己却常常暗示，他们源自另一个更古老的传统。他们称之为迦勒底，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巴比伦。这个传统消失在细砂之下，直到19世纪末，才重见天日，当时一些黏土制成的泥板从失落城市的土丘里被发掘了出来。一块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人们先是找到了几十块，后来又找到了数千块泥板。它们大多是人的巴掌大小，压印着个个不同、边缘锐化、有棱有角的所谓楔形文字，即“像楔子一样的文字”。成熟的楔形文字既非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符号简约而抽象），也非字母文字（楔形文字的符号数量众多）。直到公元前3000年，一种使用了大约七百种符号的系统还盛行于乌鲁克，这座具有围墙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是英雄之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乡，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冲积沼泽地带。德国考古学家在贯穿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挖掘中，将乌鲁克城发掘了出来。这种异常古老的信息技术所需的材料唾手可得。只需一只手拿着潮湿的黏土，另一只手拿一枝削尖的芦苇，抄写员便能够将这些小小的字符按行或按列压印出来。就这样，他们留下了关于古代文明的秘密讯息。解密的工作，花费了好几代人的心血。“就像原本遮蔽这些璀璨文明的大幕被拉开，文字让我们得以直接一窥这些文明的究竟，即便我们还是无法看得太清楚。”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这样写道。[26]有些欧洲人一开始还心存怨恨。17世纪神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曾写道，“我们确实要把知识的发明归功于亚述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但是“他们同样逃脱不了对于知识的讹误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们将知识通过难解的文字隐藏了起来，“将对于自然以及习俗的观察都裹藏在难以解读的文字中，这是他们当中的智者惯用的伎俩”。[27]（这种说法好像在暗示说，更友善的古人本该使用一些斯普拉特更熟悉的文字来写作似的。）最早期的一些楔形文字，困扰考古学家和古语言学家的时间最久。这种最先被书写下来的语言——苏美尔语，未在后续的文化和口语中留下任何别的痕迹。苏美尔语就这样变成了一种语言学上的孤立物，没有留下任何已知的衍生语种。而当学者们最终读懂了乌鲁克泥板上的文字以后，他们发现上面以独特的方式尽记些无聊的内容，诸如民事记录、契约和法律条文，以及大麦、牲畜、油、苇席和陶器的账单，等等。像诗歌和文学这样的东西，是数百年之后才在楔形文字中现身的。这些泥板不仅记录下了处于萌芽时期的商业和官僚政治的日常活动，而且也是最初使这些活动得以出现的条件。即使在那样的早期，楔形文字也已经有了各种用以计数和度量的符号。不同的符号，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数量和重量。一种更系统化的数字书写方法直到汉谟拉比时期才成形。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统一到了伟大的巴比伦城治下。汉谟拉比本人可能是第一位识字的国王，可以自己书写楔形文字而不用依赖抄书吏。并且他建立帝国的过程，清楚地表明了文字和社会控制之间的联系。杰恩斯评论说：“征服和影响之所以能够层层推进，正是借助了前所未有众多的字母、泥板和石碑。文字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新方法，实际上，其模式也是今天我们基于备忘录进行沟通的政府的开端。”[28]数字的书写，当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详尽的系统。数目仅由两种基本部分组成，一种是竖直的楔形代表1（），一种是尖角的楔形代表10（）。这些楔形组合起来，就组合成标准字符，所以代表3、代表16，依此类推。但是巴比伦的数字系统并非十进制，以10为基数，而是六十进制，以60为基数。[29]从1到60的每个数目都由一个单独的字符表示。为了表示大数，巴比伦人使用了数位：表示70（一个60加十个1）、表示616（十个60加十六个1），依此类推。所有这些，在泥板初见天日之时，都还没弄清楚。不过，一种大同小异的内容多次出现，后来它被证明是乘法表。在六十进制的系统中，乘法表只需涵盖从1到19的倍数，以及20、30、40和50的倍数，其他数的倍数可由此算出。更难以解读的是倒数表，它引入了除法和分数。在六十进制的系统中，倒数关系分别是2:30、3:20、4:15、5:12……增加数位后，就还有8:7,30、9:6,40，等等。*注释：*在转写楔形文字的数时，习惯上会用逗号来区分六十进制数的不同数位，比如7,30。但是抄写员实际上并不用这样的标点符号，并且实际上在他们的记法中，并无记号用来标识数位。换言之，他们的数实际上是所谓的“浮点数”。一个由两位数字构成的数7,30既可能是十进制的450（七个60加三十个1），也可能是（七个1加三十个）。这些符号很难说是一种文字，或顶多算是一种怪异、狭长、僵化的文字。它们在陶土上以显而易见的模式排列，并反复出现，简直像艺术作品。它们和考古学家所见过的任何散文或诗歌都不一样，倒像是一座神秘城市的路线图。这也是对它们进行解码的关键，这些有序的乱码当中肯定隐藏着某种意义。不论如何，探明这种意义，似乎是数学家要做的事，而最终的发现也表明，这些符号还真和数学有关。数学家从中发现了几何级数和乘幂表，甚至还找到了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步骤。虽然这些学者对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古希腊数学已经非常熟悉，但他们仍震惊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么早就具备了如此广度和深度的数学知识。阿斯格·奥博在1963年写道：“人们一度认为，巴比伦只有某种数秘主义或是数字命理学。但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观点与事实相比，是多么地粗陋。”[30]巴比伦人会求解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在毕达哥拉斯很久之前就知道了毕达哥拉斯数。不过，与随后出现的古希腊数学形成对比的是，巴比伦数学并不重视几何学，除非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巴比伦人也计算面积和周长，可是他们并不证明定理。但他们的确可以做到将复杂的二次方程降次。他们的数学，似乎最为推重计算能力。这一点，直到计算能力开始具有实际意义的时候，才得到了重视。而当现代数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巴比伦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泥板业已毁损或散佚。比如，在1914年前从乌鲁克发掘出来的一些碎片，被散藏在了柏林、巴黎和芝加哥，但 50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它们上面记载着天文学的原始计算法。为此，20世纪杰出的古代数学史家奥托·诺伊格鲍尔不得不将散藏在大西洋两岸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1949年，当博物馆所收藏的楔形文字泥板数量（按他的粗略估计）达到了50万块时，诺伊格鲍尔不由感叹道：“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好比仅仅从一个大图书馆的废墟里偶尔找到了几片幸存的残页，却要依此把整部数学史还原出来。”[31]阿斯格·奥博分析的楔形文字泥板上的一张数学表格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先驱高德纳研究了一块平装书大小的古巴比伦泥板残片。它的一半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四分之一在柏林的国家美术馆，其余的部分则已经缺失。高德纳感觉只能用“算法”一词来描述他所见到的，虽然这个说法有点时代错位。一个蓄水池。池高为3,20［即］，容积27,46,40［即］已凿毕。池长比池宽长50［即］。你应该取池高3,20的倒数，得到18［即］。将它与容积27,46,40相乘，得到8,20［即］。取50的一半，自乘之，得到10,25［即］。加上8,20，得到8,30,25［即］。其平方根为2,55［即］。将这一结果创建两个副本，增加［25，即到］其中一个，减少［25，即到］另一个。就得到池长为3,20［即］，池宽为2,30［即］。此即为解法。[32]“此即为解法”是泥板上一种标准的结束语，有如祷词，而对于高德纳来说，这个用语却富含深意。从卢浮宫收藏的一块泥板上，他发现了一种“解法”很像堆栈机器，如宝来 B5500 上的程序。他说：“我们必须赞美巴比伦人，他们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式，既能定义一个算法，又能通过举例解释这种算法。”当时，高德纳正致力于为各种算法给出定义和解释的工作，因此他为古代泥板上的发现感到惊异不已。这些古代的抄写员会要求将数放入某个位置，比如创建一个数的“副本”，又比如将一个数“存入头脑中”。这种抽象的量占据抽象的位置的观念，直到很晚以后，才会再一次出现。符号在哪里？符号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种自觉意识，而这并非是自然形成的。一经提出，这些问题便没完没了。哲学家们一直在苦苦索问，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讲，字母是表示声音的形状。因此，它们代表着通过眼睛这扇窗口而进入观念的事物。”在中世纪的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33]约翰是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秘书和抄写员，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和推销者。他的著作《元逻辑》不仅仔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催促同时代的学者投身于这种学问，就像皈依一种新宗教。（他毫不避讳地使用了这样的字眼：“谁不信从逻辑，谁就将遭受万世秽辱，须臾不得停歇。”）在那个书面文化荒芜的时代，他在羊皮卷上写下了自己对于书写行为和文字效用的观察：“通常，它们无言地诉说着不在场者的话语。”这表明，在当时文字和口语的概念仍然还纠结不清。视觉和听觉的混合仍在不断衍生新的谜题，过去和未来的混合（所谓“不在场者的话语”）也是如此。而文字则跨越了所有这些界限。当时，每个使用文字的用户都是新手。那些撰写正式的法律文书如契据和证书的人，经常感觉有需要说给看不见的听众听：“喂！你们所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些的人啊！”[34]（他们很不习惯要使时态保持一致，就像是电话答录机的新手们在1980年前后录下他们的第一条留言时常常遇到的那样。）还有很多契据是以“再见”结尾的。在书写文字成为自然而然、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之前，这些来自口语的遗响必须先逐渐清除。文字本身必须重塑人类的意识。在书面文化所收获的诸多能力中，内省的力量不可小觑。作家们热衷于讨论文字，这远比吟游诗人讨论说话的意愿要大得多。他们能够看见媒介及其所传递的讯息，将对它们进行学习和分析，甚至他们还可以对文字进行批判。从一开始，这项能力就伴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这是一种怀旧的表现。柏拉图对此感同身受：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扳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35]很不幸，正如柏拉图所说，书面文字是停滞不动的，它稳定不变、不可移动。不过，柏拉图的不安在接下去的一两千年中几乎完全无人理会，因为书面文化结出了累累硕果：历史和法律、科学和哲学，以及对于艺术和文学本身的反思性阐释等。这些成就中没有一个能在纯粹的口语文化中出现。在那样的文化中，的确有可能并且也实际上出现了伟大的诗歌，但是它出现的代价高昂且几率很小。荷马史诗的创作、传播和长时间保存无疑需要占用相当可观的文化资源。在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并没有怎么怀念那个已经消逝的原初口语文化的世界。直到20世纪，当各种传播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时，那种不安和怀旧才再度抬头。作为早已被遗忘的口语文化最著名的发言人，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一次有关现代性的辩论中表达了这种不安和怀旧。他称颂新的“电子时代”，并不是因为其新，而是因为其向人类创造力本源的回归。他把这看作古老的口语文化的复兴。他借用了最新的录音录像技术的说法，宣称“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纪正在‘往回倒带’”。[36]他还构造了一系列对比说法：印刷词／口语词，冷／热，静态／流动，中性／神奇，贫乏／丰富，死板／创新，机械／有机，孤立／综合，等等。他写道，“字母是一种视觉碎片化和专业主义的技术”，它将导致“一片已分类数据的荒漠”。麦克卢汉对于印刷品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印刷品提供的传播渠道是狭隘、线性，甚至支离破碎的。而作为对比，口语主要是人的面对面传播，它伴随着手势和身体接触，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听觉。如果说传播的理念是一种灵魂的交往的话，那么文字只能说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影子。其他受限的传播方式，也受到了同样的批评。这些传播方式是借助后来的一些技术而产生的，比如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以及电子邮件等。乔纳森·米勒以信息学的准技术术语把麦克卢汉的论点重新表述了一番：“传播方式涉及感官的数目越多，利用副本可靠地传输发送者的思想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大。*”[37]对于经过耳朵或眼睛的字词流，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个的字词，还有它们的节奏和语调，也就是它们的音乐感。我们作为听者或读者，不是每次只听或只读一个字词，而是会把字词分成大小不等的组合，这样获取讯息。由于人类记忆力所限，读者可把握的组合长度要比听者所把握的更长，毕竟眼睛还可以往回看。不过，在麦克卢汉看来，这种方式是破坏性的，或至少是一种退步。他说：“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38]对麦克卢汉而言，这种“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是他的伊甸园。注释：*米勒并未同意麦克卢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文字对于创造性想象力的微妙反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它好比把创意、图像和成语等进行零星存款，这样增值和积累起来的基金可为所有艺术家不限额度地进行提款。”由于人们依赖口语获取信息，他们就会汇集到一起，形成部落组织……口语承载着比书面语更多的情感……依靠听觉和触觉的部落人民，每个人都承载着集体无意识。他们的世界是充满魔力和整合的，由神话和仪式所规范，其中的价值是神圣的。*注释：*采访者怯生生地问道：“可是，非部落化的人难道没有相应的回报吗？比如更多洞见、理解和文化多样性？”麦克卢汉回答道：“你的问题正反映出识字之人所有制度化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的确如此。但三个世纪以前，在书面文化尚是新生事物的时代，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可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当时，他可以更清醒地看待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他写道：“人们基于粗放的经验生活，没有方法。换言之，没有人来播种和培植知识，只有谬误和臆测的杂草和普通植物丛生。”[39]这是个悲惨的世界，既无魔力，也不神圣。麦克卢汉和霍布斯究竟孰是孰非？如果这让我们左右为难的话，那么早在柏拉图的时候，这个困惑就已经开始了。柏拉图见证了文字的日渐兴盛，一边肯定文字的力量，另一边却又惧怕它带来的僵化。在这位作家兼哲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悖论，而相同的悖论会注定以各种形式一再出现，因为每一种信息技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引发恐惧。事实证明，柏拉图所担心的那种“善忘”并未成为现实。而它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正是因为柏拉图与其导师苏格拉底、其高徒亚里士多德定义了思想的基本概念，将种种观念分门别类归入不同范畴，并确立了各种逻辑规则。这样他们实现了文字技术的最大潜能，使知识得以更为持久。字词长久以来是构成知识的原子。而在不远的将来，字词依然还会让追踪它的人们捉摸不透，无论它是一阵稍纵即逝的声音还是一簇固定的笔画。翁神父说过：“大多数识字的人，当你对他说‘试想某个字词’的时候，他都至少会隐隐约约地把那个字词想象成某种浮现在他眼前的东西，即便真正的字词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里。”[40]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些字词呢？当然是在词典上了。翁神父还说过：“意识到心智中并无词典，而且词典是语言发展到晚近才出现的添加物，不免会令人泄气。”[41]注释[1] Ward Just,An Unfinished Seas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4), 153.[2] 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London: Methuen, 1982), 31.[3] Jack Goody and Ian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5, no. 3 (1963): 304–345.[4] Frank Kermode, “Free Fall,”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0, no. 5 (14 March 1968).[5] 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London: Methuen, 1982), 12.[6] Jonathan Miller,Marshall McLuhan(New York: Viking, 1971), 100.[7] Plato,Phaedrus,trans. Benjamin Jowett (Fairfield, Iowa: First World Library, 2008), 275a.[8] Marshall McLuhan, “Culture Without Literacy,” in Eric McLuhan and Frank Zingrone, eds.,Essential McLuhan(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305.[9] Pliny the Elder,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vol. 2, trans. Philemon Holland (London: 1601), 581.[10] Samuel Butler,Essays on Life, Art, and Science(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70), 198.[11] David Diringer and Reinhold Regensburger,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3rd ed., vol. 1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8), 166.[12] “The Alphabetization of Homer,” in Eric Alfred Havelock and Jackson P. Hershbell,Communication Arts in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8), 3.[13]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William Hamilton Fy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447b.[14] Eric A.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300–301.[15] Aristotle,Poetics,1450b.[16] Republic,6.493e. Cf. in Eric A. Havelock,Preface to Plato,282.[17] Republic,6.484b.[18] Eric A. Havelock,Preface to Plato,282.[19]这种观点并非人人认可，与此相反的观点可见：John Halverson, “Goody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Literacy Thesis,”Man27, no. 2 (1992): 301–317.[20] Aristotle,Prior Analytics,trans. A. J. Jenkinson, 1:3.[21] 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49.[22] A. R. Luria,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86.[23] 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53.[24] Benjamin Jowett, introduction to Plato’s Theaetetus(Teddington, U.K.: Echo Library, 2006), 7.[25] Gongsun Long, “When a 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 trans. by A. C. Graham, in P. J. Ivanhoe et al.,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2nd ed. (Indianapolis, Ind.: Hackett Publishing, 2005), 363–366. Also A. C. 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178.[26] Julian Jaynes,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177.[27] Thomas Spra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 3rd ed.(London: 1722), 5.[28] Julian Jaynes,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198.[29] Donald E. Knuth,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15, no. 7 (1972): 671–677.[30] Asger Aaboe,Episodes from the Early History of Mathematics(New York: L. W. Singer, 1963),5.[31]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2nd ed.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0 and 40–46.[32] Donald E. Knuth,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672.[33] John of Salisbury,Metalogicon,I:13, quoted and translated by M. T. Clanchy,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2.[34] Ibid.[35] Phaedrus,trans. Benjamin Jowett, 275d.[36] Marshall McLuhan,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in Essential McLuhan, 92.[37] Jonathan Miller,Marshall McLuhan,3.[38] Playboyinterview, March 1969, in Essential McLuhan,240.[39] Thomas Hobbes,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1651; repr.,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6), 299.[40] Walter J. Ong, “This Side of Oral Culture and of Print,” Lincoln Lecture (1973), 2.[41] Walter J. Ong,Orality and Literacy,14.第3章两本词典（我们文字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拼写的随意性）在如此繁荣而活跃的时代，人类不断有更多的新想法涌现，这些须得发明新的表达方式加以标明和区分。——托马斯·斯普拉特（1667）[1]一位乡村教师兼牧师在1604年写成了一本书，其冗长的标题是这样开头的，《字母排表：列举英语中的日用难词，为正确地书写和理解它们提供指导》。[2]接下来的文字进而说明了这本书想要达到的目的：运用普通英语单词进行解释，以造福和帮助小姐、妇人以及其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这样她们可以更容易、更确切地理解在聆听或阅读《圣经》和布道时遇到的许多难词，也可以培养足够的能力去自行使用这些词。扉页上没有写作者罗伯特·考德里的名字，却写了一条拉丁文格言——“不理解不如不读”（Legere, et non intelligere, neglegere est），并使用了尽可能正式和精确的方式来描述出版商的位置，因为在当时address这个词还没有“地址”之义。在伦敦出版，由 I. R.印制，埃德蒙·韦弗发行，其在圣保罗大教堂北大门的商铺有售。即使在熙熙攘攘的伦敦街道上，商铺和住户在当时也不是通过地址编号来查找的。但字母表却有着固定的顺序（alphabet一词就是由前两个字母 alpha和 beta构成的），这个顺序从腓尼基人的时代就已经确定了下来，并经受住了后来所有的借用和演化历程。考德里生活在一个信息贫乏的时代。不过，即便他当时有这样的概念，他也可能不会这样想。相反，他可能觉得自己身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过程之中，并还想对这个过程加以推动和组织。可是四个世纪以后，连他自己的生平都已经湮灭无闻。他的《字母排表》是信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可惜其首印版中仅有一本流传了下来。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都不详，据传可能是于16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尽管有教区记录簿，但是当时人们的生平几乎完全没有文献记载，无从考证。甚至连他的姓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拼法（Cawdrey，Cowdrey，Cawdry）。这也难怪，在当时大多数名字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拼法，因为它们只是被说出来，而很少被写下来。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拼法”（每个单词在书写时要采取固定的字母排列形式）的概念。仅以一本1591年出版的小册子为例，其中单词cony（兔子）就出现了多种拼法，如conny、conye、conie、connie、coni、cuny、cunny以及cunnie等。[3]在其他书中，还有更多不同形式。而考德里自己，在他声称“指导正确地书写”的著作的扉页上，前一句还写的是wordes，接下去一句里就写成了words。语言并不像一个单词仓库，用户无法从中随时“调出”现成的正确单词。相反地，口语词稍纵即逝，消失无踪。当单词被说出来时，人们无法将其在各种形式之间加以比较和衡量。而当人们将羽毛笔蘸饱墨水、准备在纸上写下一个单词时，他们每次都可以进行新的选择，选定一些自觉合适的字母组合来达成目的，只是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每次都相同。随着印刷书的出现和普及，人们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单词的书写形式理应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拼法正确，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起初，这种感觉是潜意识的，但后来就进入了众人的意识当中。出版商于是自告奋勇担当起规范化的责任来。《字母排表》（第三版）的扉页源自日耳曼语的拼写（spell）一词，最初的意义是说话或出声。然后，它的意义演变成了朗读，特指那种缓慢地、逐个字母地朗读。再后，它的意义进一步延伸，大概在考德里的年代，开始具有了逐个字母书写的意义。最新的这个意义在当时是某种诗歌用语。耶稣会诗人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就在他遭受绞刑和裂刑不久之前，曾写道：“夏娃（Eva）反拼，圣母（Ave）显现。”而当一些教育界人士开始认真考虑拼写的概念时，他们将其称为“正确的书写”，或者借用希腊语，称其为“正字法”（orthography）。尽管在当时很少有人费心此事，但伦敦的一位学校校长理查德·马卡斯特却不惮烦琐编写了一本启蒙教材，标题是《初学入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内容不同］，主要教授英语的正确书写方法》。该书出版于1582年，与罗伯特·考德里的著作一样，它附上了对出版商地址的详细说明：“由伦敦鲁德门附近布莱克法尔的托马斯·沃特罗利尔出版。”他在书中列出了大约八千个单词，并提出了编纂一本词典的愿望：有一件事在我看来非常值得赞扬，并且不仅值得赞扬，也同样有利可图，那就是让某个既富有学识，而同时又勤勤恳恳的人，将我们所用英语中的所有单词集合起来……编成一本词典。这样做，除了在提供每个单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正确写法之外，还能向我们展示它们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正确用法。[4]他还发现了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动力：商业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多了起来，这促使人们意识到英语只是诸多语言中的一种。马卡斯特写道：“外国人和外族人对于我们文字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拼写的随意性确实感到十分惊奇。”从此以后，语言再也不像空气那样看不见摸不着了。当时，世界上只有约五百万人说英语（此为粗略估计，1801年以前没有人曾尝试对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的人口作过统计），而其中只有约一百万人会读写。但在当时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英语已经是最多变、最多态、最多源的了。英语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外来语的侵蚀和充实。它最古老的核心词汇，也就是那些被认为最基础的单词，来源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这些日耳曼民族在公元五世纪时跨过北海进入英国，赶走了原来定居的凯尔特人。凯尔特语并未在盎格鲁–萨克逊语中留下多少痕迹，维京入侵者倒是带来了更多源于古诺斯语和古丹麦语的单词，如egg、sky、anger、give、get等。拉丁语经由基督教传教士的引介而进入英语。这些传教士所使用的罗马字母也取代了先前在欧洲中部和北部流传甚广的北欧古文字母。然后接踵而至的，是法语的影响。影响（influence）这个词，在罗伯特·考德里的词典中意为“涌入”。在语言上，诺曼人的征服更像是一场洪流涌入。在公元纪年的第二个千年，底层的英国农民在继续饲养cows（母牛）、pigs（猪）和oxen（公牛）（这些词源自日耳曼语），而上层阶级则开始享用 beef（牛肉）、pork（猪肉）和 mutton（羊肉）（这些词源自法语）。到了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词根已经在英语常用词汇中占据了不止半壁江山。而随着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从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借用单词来表达英语中原先没有的概念，外来词的数量越来越多。考德里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悦，他抱怨道：“有些人对于外国化的英语趋之若鹜，却把他们母亲的语言丢到九霄云外。如果他们的母亲还健在的话，恐怕已经听不懂她们子女的谈话内容了。这些人真该被起诉，罪名就是假冒标准英语。”[5]在考德里的词典面世四百年后，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开始重新挖掘考德里的生平事迹。辛普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考德里一脉相承，因为他正在主持编辑一本更大的词典——《牛津英语词典》。在面容白晳、温文尔雅的辛普森看来，考德里生性固执，不善妥协，甚至有点喜欢挑衅。这位乡村老师先是被授以执事的圣职，而后在清教运动开始兴起的动荡时期成为当地英国国教会的教区长。但他同情清教的倾向给他惹来了不少麻烦。他似乎曾由于“不遵从”一些天主教遗留的圣礼，比如“在洗礼时画十字，在婚礼上交换戒指”而被定罪。身为一名乡村牧师，他却对向主教和大主教们摧眉折腰毫无兴趣。他那些宣扬平等思想的布道，自然也不受教会的欢迎。“有一个消息在秘密流传，认为他在讲坛上传播错误思想，并对公祷书颇有不敬之词……他已被认定为危险人物，若允许他继续如此布道，将使人们受到异端思想的侵蚀。”[6]随后考德里被解除了教区长的职务，并被取消了津贴。他连续几年为此案鸣不平，但最后无果而终。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搜集（“collect，聚集”）单词。他曾出版过两本指南性著作，其中一本是关于教理（“catechiser，传授基督教的教义”），另一本则是有关良好家庭的行为规范*。而在 1604年，他写了本迥然不同的书——仅包含一个词汇表，并附有简要的定义。注释：*原书此处提到的是A Godlie Forme of Householde Government，对于该书作者R.C.具体是谁尚有争议。另一本明确归到考德里名下的著作是A Treasurie or Store-House of Similes（《明喻的宝库》）。——译者注为什么考德里要写这本词汇书？辛普森解释说：“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致力于维护英语的简洁性，甚至到了顽固的地步。”被解除职务后，他仍然在布道，只不过这回，他是向布道者布道。考德里在书的前言中这样说道：“那些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关系而需要向普罗大众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尤其是牧师），需要被告诫若干事项。”考德里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借用外国语”，“花点心思去使用常见的词来说话，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听得懂”，并且最重要的是，不能说话像个外国人。有些出过远门的绅士，回到家乡以后，除了爱穿外国的奇装异服四处招摇外，还喜欢在说话时夹杂外语。比如最近从法国归来者，就满口带法国腔的英语，并且也居然不以为耻。考德里并没有打算列出所有单词。到了1604年，威廉·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剧作，他所用的词汇量有近三万之巨，但其中很多词无论是考德里还是其他人都用不到。考德里既不想在最常用的单词上费心，也不想处理那些非常学究气或法语化的单词，他仅仅列出了那些“日用难词”，也就是那些有一定难度、需要加以解释，但仍然“适合日常使用”且“能让所有人理解”的单词。这样的单词他编纂了两千五百多个。他知道，其中有很多单词是从希腊语、法语和拉丁语中派生而来（“derive，取自某物”），因而他为这些单词加上了标记。考德里的著作就是第一本英语词典，不过dictionary（词典）一词并未包含在内。尽管考德里并未在书中明确引用权威资料，但他的确借鉴了别人的成果。他对于外来语和爱穿外国奇装异服的绅士的评论就照抄自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成功之作《修辞的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7]而对于单词本身，他找到了几个来源（“source，水波，或喷涌水流”）。他大约一半的单词来自一本教授识字的启蒙教材《英语教师必备》。其作者是埃德蒙·库特，该书首次出版于1596年，之后被广泛翻印。库特声称，学校教师用了这本书以后，教一百个学生的速度比不用这本书时教四十个学生还要快。他还解释了教人识字的益处：“这么一来，更多的知识将被带到这片土地上，买书的人也会比先前更多。”[8]库特的书中有一个长长的词汇表，考德里便顺手牵羊了。考德里应当按照字母表顺序来排列所有单词，这一点并非不言而喻。他明白，即使是受过教育的读者，也不能指望他们非常熟悉字母表顺序，所以他准备为此写一小段使用说明。但令他为难的是，是以逻辑和语义来描述字母表顺序，还是以分步式的操作（某种算法）来描述呢？最后他这样写道（这段话同样是从库特的书中大段抄来的）：您必须掌握字母表，包括字母在其中的顺序（最好是能不借助书）以及每个字母在其中的大致位置（比如 b 靠近开头，n 居于中央，而 t则位于末尾）。如果你想查阅的单词是以a打头，你就从表的开头开始查阅；如果是以 v打头，你就从后面翻起。同样，如果你想查阅的单词以ca打头，那就在字母c的开头找起，但若是cu，则从该字母的末尾找起。依此类推。要解释清楚颇不容易。多明我会修士热那亚的约翰·巴布斯（Johannes Balbus of Genoa）在其1286年的著作《拉丁语语法大成》（Catholicon）中也曾尝试过这项解释工作。巴布斯自以为，是他发明了字母表顺序，而他写的说明也相当难懂：“举个例子，我现在想要讨论amo和bibo这两个词，那么我将把对于amo的讨论放在bibo之前，因为a是amo的首字母，b是bibo的首字母，而在字母表中a在b 之前。”然后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了一长串类似例子，并总结说：“所以我恳求各位亲爱的读者，请不要把我的辛劳以及这种顺序弃若草芥。”[9]最早的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列表出现在公元前 250年左右，出现在亚历山大港的纸莎草文本中。坐落在那里的大图书馆看起来至少使用了一些类似于字母表的机制来组织它的藏书。这种人为排序机制的必要性只有在已有大量数据而又尚未以其他方式排序时才会产生，同时按字母表顺序排序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该语言拥有一个字母表时才会出现。所谓字母表，就是一个离散的小型符号集，有其约定俗成的排列顺序（“abecedarie，字母的前后顺序，或使用字母的人”）。但即便在当时，这种机制在人们看来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迫使读者将信息从单词的意义中剥离出来，把单词严格地视为字符串，集中精力于单词的字母组合上。此外，按字母表顺序排列，这其中包含了一对互逆的过程：生成一个有序列表并从中查阅条目，也就是排序和查找。无论哪个过程都是层层递归的（“recourse，往回，返回”）。这其中最基本的操作是一个“大于或小于”的二元判断。该操作先在单词打头的字母上执行，然后作为嵌套的子过程又在下一个字母上执行，并（用考德里的话说）“依此类推”。这样做的效率惊人，因为这种机制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任意规模，并且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一模一样。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字母表顺序，就可以丝毫不差地在一个包含了无论是一千个还是一百万个单词的列表中定位到任意条目，而且在查找过程中无需了解有关单词的意义。直到1613年，首份按字母表顺序编排的目录才被制作出来。这份目录不是印刷品，而是两小本手抄本，供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使用。[10]而首份大学图书馆目录在二十年前的荷兰莱顿市就已经出现，但它是按主题排列，用作书架陈列记录（藏书数量约四百五十本），并没有按字母表顺序编排的索引。因此，考德里可以确信一点：他的目标读者，也就是那些在17世纪初能识字且会买书的英国人中，有很多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按字母表顺序编排的数据集。事实上，其他许多更自然的单词排序方式出现在前，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在中国，许多个世纪以来与词典性质最接近的是《尔雅》一书。该书作者佚名，成书年代不详，但很可能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它按照意义将其中的两千多个条目归入不同的主题，包括释亲、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释鱼等。埃及人则将其单词按哲学或教育原则加以组织，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这些列表组织的其实不是单词本身，而是整个世界，也就是单词所代表的事物。在考德里之后一个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就明确区分了这两者：顺便一提，所有事物和行为的单词或名称都可以用两种方式纳入到一张列表中去：或按照其字母表顺序，或按照其本质……前者是从词到物，后者则是从物到词。[11]按主题排列的列表启发思考，不够完美却富有创意，而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列表则机械、高效，还可以自动化。从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角度看，单词无非就是一枚枚硬币，可以将其分别投入不同的投币口。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当成一个个数字也未尝不可。当然，意义是以单词释义（definition）的方式进入词典的。考德里参照的重要模型是那些用来翻译的词典，尤其是1587年由托马斯·托马斯（Thomas Thomas）编纂的《拉英词典》（Dictionarium）。双语词典的目的比单语词典的更为明确，毕竟将拉丁语转换成英语有其价值，而将英语翻译成英语似乎就难以理解了。然而在这里，释义是关键所在，因为考德里明确提出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理解和运用难词。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在着手编写释义时是心怀警惕的，对于这些释义的可靠性他也并不十分确信。意义甚至比拼写更善变。在考德里看来，定义针对的是物，而非单词本身：“define，清楚地说明某物为何物。”需要定义的是这个丰富多样的现实。而解释（interpret）的意义是“打开，简化，以揭示某物的含义和意义”。对他而言，物与词的关系，就好比物体与其影子的关系。其他相关的概念也还欠成熟：figurate，描绘，呈现，或模仿type，举例、描绘、描述某物represent，清晰地表达、展现某物比考德里稍早的同时代人拉尔夫·利弗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词：“saywhat，通常与‘释义’混为一谈，但它说明的是某物到底是什么，因而专门提出一个说法似乎更为妥当。”[12]不过，这个词并没有流行开来。又过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期间历经了考德里及其后继者之手，“释义”一词的现代意义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约翰·洛克在1690年这样写道：“所谓释义，就是使用字词来让别人理解被定义条目所代表的观念。”[13]在这里，洛克仍然是从操作的角度出发。释义是一种交流：让别人理解，传递信息。考德里从他借鉴的来源中借用了许多单词的释义，并对其加以组合和改造。在很多情况下，他直接以一个词解释另一个词：orifice，口baud，妓女helmet，头戴部件而对于一小类单词，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解释方法，就是使用一个略语k，“表示一种（a kind of）”。不过，究竟是哪种，他认为这已经超出了他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例如：crocodile，一种野兽alablaster，一种石头citron，一种水果但仅仅用一个词解释另一个词，不论是同义关系还是种属关系，对于词典编纂者来说，还远远不够。一种语言中单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chaos，一堆混乱的大杂烩”），这种线性的解释方法根本无法完全应付。所以有时候，考德里会尝试使用一个或多个额外的同义词，采用三角定位法来下定义：specke，标志，或标记cynicall，粗鲁，好唱反调vapor，水汽，空气，热气而对于其他表示概念和抽象的单词，因其与感性认识距离更远，考德里需要另寻别的解释方法。他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方法，即以平实且尽量精练的语言描述给他的读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为难之处，一方面他既要理解某些单词，另一方面还要将他的理解表达出来。gargarise，来回搅动口中的一些液体，来清洗口腔和喉咙hipocrite，一个人在衣着服饰、行为举止方面装作另一个人，而他实际上不是buggerie，男性之间或男性与兽之间的交接theologie，关于神圣存在的科学，关于永享神的庇佑的科学其中最棘手的包括那些新科学中出现的技术名词：cypher，一个圆形的数字，本身没有数值，但可用来构成数，并可让其他数字具有更大的数值horizon，一个圆，将天一分为二，另一半我们是什么也看不到的zodiack，天上的一个圆，上面排列着十二宫符号，并且太阳在上面运行不仅是单词，知识也在不断变化，而语言也在时刻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即便在考德里从库特和托马斯那里照抄东西的时候，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在孤军奋战，并没有任何权威可供他咨询。考德里列出的日用难词之一是科学（“science，知识，或技能”）。在当时，科学作为一种探寻自然界及其规律的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但这时的自然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产生对于字词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特殊兴趣。他们需要比已有的字词更贴切的用语。当伽利略将他的望远镜首次对向太空，并于1611年发现太阳黑子以后，他立刻预见到这毫无疑问会引发争议，因为一直以来太阳被视作纯净之物的典范。他也意识到，倘若不首先解决一个语言问题，科学便无法前进：事实上，人们一直以来称太阳为“最纯净最清澈之物”，只是因为在它上面尚未发现阴影或不洁之物。而现在，它向我们展示出它不完全是纯净的，而是有斑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它称为“有斑点的不纯净之物”呢？名字和属性必须与事物的实质相符，而不是让实质与名字相符，因为物在先，而名在后。[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