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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诱发更温柔、更带保护性的情感，使对方表现出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感情；这就使那些更带攻击性的情感（或者说更令人生畏的情感）受到压抑。有趣的是，一想到鸟类在求偶阶段互相喂食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注意到，人类在求爱期间，互相喂食的行为表现出异常的增加。在人生的其它阶段，绝没有这么多男女相互喂食的行为，也没有这么频繁地互送巧克力糖的时期。　　至于说诱发新动机并将其导入性欲方向，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在弱者（男性或女性）面对处于攻击状态而非真正的性冲动状态的强者（男性或女性）时，采取一种“女性”’的态度。这种“女性”姿态被广泛采用。但是，动物所作的将臀部面对强者那种比较明显的交尾动作，连同动物固有的交配姿势本身，在人类身上已差不多完全消逝。诱发新动机以化解攻击性的行为，仅限于挨屁股这一体罚之中，有节奏的抽屁股代替了动物带攻击性的交配动作。如果小学老师充分悟解个中意味，意识到打学生屁股相当于灵长目动物古老的仪式化交配动作，他们是否仍会坚持这种体罚，那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老师本可以不必坚持要男童翘起屁股作雌性动物交配的姿势，也可以照样让学生吃皮肉之苦（女童绝少挨屁股。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它说明，打屁股显然根源于性行为）。有一位权威人士想象，老师有时叫男童扒下裤子打屁股，并不是要让学生吃更多的皮肉之苦，而是因为老师能看见越打越红的屁股；它使人联想到雌性灵长目发情时红肿的阴部。无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用这种特别的体罚来使老师息怒，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不幸的男童屁股越红，老师的潜在性欲就越受到刺激，他也就更可能延长这一仪式。由于性行为被笞杖代替了，受罚的学生遂再次回到其原来的处境。他本来希望将直接的攻击转变为性攻击，但由于这种性攻击又象征性地转变为另一种攻击方式，所以他最终仍被置于原来的处境。　　诱发新动机的第三种方式——整饰行为，在人类生活中虽不明显但却十分有用。我们常常抚摸和轻拍情绪激动的人，使他平静下来。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花很多时间，要地位较低的人给他梳妆打扮，围着他们转。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讲。　　移位活动在我们的攻击性遭遇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几乎在任何紧张的情景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们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不限于只用几种人类独特的移位模式。事实上，我们利用一切琐屑的行为来宣泄郁积的情感。在情绪激动的冲突中，我们可能要摆弄身边的装饰品、点燃香烟，觑一眼手表、倒一杯饮料、咬一口东西吃。当然，以上任何一种行为都自有其正常的功能。但是，当它们承担移位活动的作用时，其正常的功能就不再起作用。我们摆弄的装饰品原本已经摆设得非常得体。它们并非杂乱无章，经过摆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紧张的时刻，原来燃得很好尚未吸完的香烟可能给我们弄灭，我们又重新点燃一支取而代之。而且，我们在紧张时间的吸烟频率和肌体对尼古丁的生理需要没有关系。反复擦拭的眼镜早已给擦得干干净净。用力上条的手表本来就无需再拧紧发条。我们瞥手表时，眼睛并不注意手表的时间。我们喝饮料，并不是因为口渴。我们吃一口东西，并不是因为饥饿。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并不是由于它们通常所给的报偿功能，而是指望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社交活动开始的时刻，移位活动的频率很高，因为表层的活动之下，潜藏着惧怕和攻击性。在宴会上，在小型社交聚会中，每当握手微笑之类的彼此安抚情绪的礼仪之后，紧接着都是一套移位的活动：拿烟倒茶敬吃食。即使在大型的娱乐活动比如唱戏看电影这样的场合，人们都故意中断节目略事休息，以便让观众有机会享受一下移位活动。　　我们处在攻击性较强的紧张时刻，往往转向一种与灵长目动物相同的移位活动，此时宣泄紧张情绪的通道就更带有原始的野性。黑猩猩在此情况下会反复激动地“挠痒”，这一动作颇为特别，与平常的挠痒迥然不同。抓挠的部位限于头部，有时也扩展到手臂上。抓挠的动作本身有相当固定的程式。我们此时的行为与之颇为相似，我们的移位性整饰动作相当夸张。我们禁不住要抓挠头部、咬指甲、用手“洗”脸、持胡须、抱头发、掏鼻子、扇鼻子、擤鼻子、摸耳垂、掏耳朵、摸下巴、舔嘴唇、搓手等等。如果仔细观察严重冲突下的移位行为，就可以看到，以上活动全都是一种仪式行为，并不存在真正仔细的定位清洗行为。一个人的挠头动作和另一个人的挠头动作迥然有别，但是人人自有其固定和独特的模式。既然不存在真正清洗的问题，所以只挠到某一部位而忽略了其它部分并不要紧。在一小群人的任何社会交往中，一望而知哪些是地位较低的人，他们的移位性自我整饰活动频率较高。真正凌驾他人之上的人也一望而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移位性的自我整饰活动。如果表面上地位高的人确实做了许多移位活动，那就表明，他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人中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我们在探讨以上各种攻击性和臣服性的行为模式时，有一个假设：人们的行为“说的是真话”，他们没有故意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某种特殊的目的。我们“说谎”主要靠言词，而不是靠其它交际信号。尽管如此，用非言语信号“撒谎”的现象也不能完全予以忽视。诚然，用我们探讨的行为模式来“撒谎”是极其困难的，但并非绝对不可能。我已提及，父母用这种动作来掩盖紧张情绪，常常遭到惨败，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成人交往时，由于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言词的信息内容上，所以用非言语的行为“撒谎”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可惜，用行为“说谎”的人只选用了他整个信号系统的一部分信号来撒谎。还有一些地意识不到的信号戮穿了他的把戏。要想撒谎最能奏效，就不要故意集中修正某些信号，而是专注于自己想表现的情绪，争取进入角色，至于细节问题则自然会水到渠成。这一方法为专业的“撒谎者”经常使用并大获成功，演员就用这一方法进入角色。他们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在用行为“撒谎”中度过的，这一职业特点有时会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政治家和外交家也需要做一些欠妥的“撒谎”，但是他们不象演员，演员是“得到执照可以撒谎”的。结果，政治家和外交家负疚的感情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此外，与演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撒谎”的表演训练。　　即使未受专业训练，稍加努力，仔细研究一下本书介绍的情况，也可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我有意识地试了一二次，用这种办法去对付警察，还真有点灵。我想，既然顺从的姿势可以产生强烈的生物趋势使人息怒，那么如果使用恰当的信号，这一倾向想必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大多数驾车人因违犯交通规则的小毛病被警察拦截时，立即申辩自己并未违犯规则，或者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做在保卫自己的（流动）领地，把自己放在与警察争夺领地的对立地位。这是最糟糕的行动。它迫使警察发动反击。相反，如果表现出非常顺从的态度，警察要想发火就会非常困难。完全认错、承认愚笨、甘愿顺从的态度，立即使警察置于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处在这一地位，他很难发起攻击。要表示感激和赞赏，赞扬他的干练。但是言词是不够的。还要做出恰当的姿势。体态和表情都要表现出惧怕和顺从。尤为重要的，是迅速下车走到警察眼前。绝不能让他走到你的眼前，否则，你就在迫使他离开自己的领地，给他构成了威胁。而且，倘若你呆在车里不动，你就是在坚守自己的领地；倘若你离开汽车，你的领地身分自然就随之削弱。此外，坐在汽车里的姿势的固有属性是高高在上。坐姿的权力在人类行为中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成分。“国王”站立时谁也不许坐；“国王”一起立人人都必须起立。由于离开汽车，你既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权，又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坐姿，使自己的地位大大削弱，为后继的顺从行为作好了准备。但是，站起身之后，要紧的是不要挺得笔直，而是要缩着身子，耷拉脑袋，垂肩屈膝。说话的语气与言辞一样重要。忧虑不安的面部表情、避开警察目光看一边的动作，也会大有助益；还可以再做几个移位性的自我整饰动作，以增加分量。　　遗憾的是，驾车人基本上都处于保卫领地的攻击情绪之中，要制造假象掩盖这一情绪是极端困难的。这要么需要相当充分的练习，要么需要对行为信号知之甚详。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地位欠高，即使你的顺从是故意做做样子，也可能搞得你极不愉快，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接受罚款为好。　　本章讲的是争斗行为，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谈了如何避免真打实斗的方法。当情况恶化，最终难免肉搏时，裸猿——未武装的裸猿的行为，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对比强烈。饶有趣味。它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牙齿，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是手。它们用前肢抓扯，用牙齿撕咬，我们用手抓扯，用拳头猛击。只有幼儿和年纪小的儿童徒手争斗时，用牙齿咬才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他们手部和胳膊的肌肉尚不发达，因而不能产生很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能看到成人肉搏中一些高度程式化的运动，比如摔跤、柔道和拳击。但是，未经修正的、带有原始野气的肉搏已很难见到。一旦严重的战斗爆发，这样那样的人造武器总要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最粗糙的武器是投掷器，或延长拳头的兵器，以增加拳头的打击力量。在特殊情况下，黑猩猩可以走到这一步，使它们的进攻作这样的延伸。在半禁闭的生活中，曾观察到它们这样的攻击行为：抓起树枝向一只豹子标本劈打。掰下土块向水沟对面的行人掷去。但是，很少证据说明，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也广泛使用武器；毫无证据说明，它们在解决对手争端中曾经使用过武器。然而，它们使我们瞥见了人类在蒙昧时代开始使用武器的端倪，人造武器主要是用来防卫其它物种的侵害和捕杀猎物的。它们之用于同类相残，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次要的趋势。不过，一旦造出武器，它们就可以用于对付任何紧急情况，而无论其使用的场合了。　　形式最简单的武器是坚硬而结实的，未经加工的天然木头和石头。对这些天然物体略作加工，简单的投掷和打击动作经过武器刺、砍、切、捅等动作的修饰，其威力就大大增强了。　　下一步攻击方法中较大的行为变化趋势，是拉开进攻者和敌手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步差点毁灭了我们自己。矛枪可以拉开距离，可是其有效范围太受限制。箭头射程稍大，但命中率不高。枪炮急剧地增加了射程，从天上往下扔炸弹又进一步加大了进攻的范围，地对地导弹可以把进攻者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拓宽。结果对手不是被击败，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毁灭干净。我已说明，物种内部的攻击性在生物学水平上的目的，本来是击败对手，而不是杀戮；因为敌手或是逃亡或是屈服，所以就避免了物种生命被毁灭的末日。无论弱者是逃是降，对手的交锋遂告结束，争端遂告解决。然而，如果进攻者的距离很远，失败者让其息怒的顺从信号，胜利者是看不到的，于是狂暴的侵略就会象烈火一样的不可收拾。进攻的怒火要熄灭，只能靠直接目睹对方的臣服乞降，或者是靠目睹对方的抱头鼠窜。现代的攻击战中，对手之间的距离太远，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杀戮，这在其它物种的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　　给这种同类相残的残暴行为火上加油的，是我们在进化中养成的合作精神。我们在狩猎生活中加强了合作精神，这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它现在反过来成了我们的报应。它使我们产生强烈的互助冲动，这种冲动容易被扇动起来去干种内相残的进攻行为。狩猎时的忠诚变成了同类相争时的忠诚，于是就爆发了战争。令人啼笑皆非的，正是这种进化中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帮助同伴的冲动，构成了所有的战争恐怖活动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冲动驱使我们走向战争，使我们结成致人死命的帮派、团伙、集团和军队。没有这种合作和忠诚，团伙和军队就缺乏凝聚力，进攻行为就会还原成“个体的争斗”。　　有人说，由于我们进化成了专门捕猎的杀手，自然也会成为残害同类对手的杀手，我们有一种谋杀对手的与生俱来的冲动。正如我已说明的，证据与这一说法截然对立。动物谋求的是击败对手，而不是谋害对手。攻击行为的目标是谋求霸权，而不是毁灭对手。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别的动物似无差别。我们没有理由要与众不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战争中交锋对手相距太远，由于集团的合作精神，由于二者的不幸结合，争斗的初始目标对卷入战争的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攻击的目的，与其说是制服敌人，不如说是支持同志，人类固有的容易消气的特点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出来。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势可能将证明是我们毁灭的原因，它可能很快就引起人类的灭绝。　　这种困境自然会使得我们大伤脑筋。一条有利的出路是进行大规模双边裁军。但是，裁军要有效，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就要走向难以实现的极端。这种极端措施确保的是，未来的一切争斗都是近距离的战斗，人类自然的面对面时直接可见的求和信号又可以再一次发挥作用。　　另一条出路是使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爱国心淡化。但是，这一办法与我们人类根本的生物属性是绝然对立的。一个方向的联盟可以很快形成，另一个方向上的联盟也可以很快破裂。可是，人类天生结成排他性社会集团的倾向，是无法根除的，除非我们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重大的基因变化自然又会使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　　第三条出路是提供并提倡没有害处的象征性活动来替代战争。话又说回来，如果它们确实无害，它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又必然走不远。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问题在生物学这个层次上说，是一个保卫群体领地的问题；考虑到人类极为拥挤的现状，它还有一个群体领地扩张的问题在里头。热闹喧嚷的国际足球赛，无论打多少场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第四条出路是改进对战争的理性控制。有人认为，既然智慧使人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困境。不幸的是，就保卫领地之类的问题而言，我们的高级脑中枢太脆弱，很容易受低级神经冲动的驱使。理性控制的作用仅限于此，它不能超越这一步。作为最后一着，它是不可靠的。一次无理性的、情绪激动的行动，可以使理性的一切成就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可行的生物学办法，是大规模减少人口，或者迅速向其它星球移民；可能的话，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所述的其余四种办法。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各国人口继续以目前的惊人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就会急剧地增长。这一点已用实验作出定论。严重的过分拥挤将会造成社会紧张，不等饥荒饿死我们，我们的社区组织就被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粉碎了。人口过密与改善理性控制的努力背道而驰，它会严重加剧情感爆炸的可能性。这个发展势头，唯有靠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才能予以阻止。可惜，降低人口增长率遇到两个难题。我已说明，家庭这个单位——它仍然是一切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育儿手段。进化到目前，它已成为一个生育、保护和培育子女的高度发达而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一功能受损，或暂时去除，那就会损害配偶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造成烙有它特殊印记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如果尝试有选择的办法来遏制人口繁殖的狂潮，让有些配偶尽情生育，另一些配偶被阻止随意生育，那就会损害社会必需的合作精神。　　减少人口的结果，用简明数字说，就是：如果世间的一切成年男女都结成配偶生育，只能让每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如果人口要维持在持衡不变的水准的话。每个人就能用一个子女来取代他的存在。考虑到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婚不育的事实，再扣除随时难免的车祸等原因引起的夭折，家庭平均人口可以略多一些。即使这样，它给配偶关系的机制仍然构成了较大的包袱。子女少使包袱减轻，这意味着要在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配偶的紧密关系。但是，从长远上说，这一危险比选择令人窒息的拥挤所造成的危险要小得多。　　归纳起来说，保证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广泛提倡避孕或流产。流产是一种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情感动荡。而且，一旦受精卵形成，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新成员；毁灭它实际上是一种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正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避孕较为可取，反对避孕的宗教或其它“道德”派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搞的是贩卖战争的危险勾当。　　既然提出了宗教问题，也许值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一奇怪的动物行为，然后再探讨人类攻击活动的其它侧面。这一课题不好对付。但是，作为动物学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想当然发生的事情。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作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　　既然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又被人造出来了呢？答案要回到我们祖先的进化中去找。在我们进化而为合作的猎手之前，我们生活的社群一定和今天猴子和猿类的社群相当。在典型的情况下，每一社群都由一位雄性支配。他是上司、是霸主，每一位成员都不敢激怒他，否则就要自食苦果。在保护群体安全使其免受外来危险中，在解决群体成员的纷争中，他也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群体成员终生都绕着这位至高无上者转动。他威力无比的角色使他拥有与神相似的地位。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直系祖先。显然，由于集体狩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精神，所以首领使用个人权威就必须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他要保持群体成员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忠诚的话。群体成员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首领要更加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式的猴王暴君难得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宽容态度、更富合作精神的裸猿首领。这个步骤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的“互助”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头号人物的绝对统治让位于受到限制的统治之后，他再也不能享受毫无疑问的忠诚。这一事态变化对新型的社会体系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它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从我们悠远的背景看来，就需要一位全能的人物，他能把群体的所有成员置于控制之下；这个空白由一位人造的神来填补。神的影响就可以弥补首领影响的不足。　　乍一看，宗教大获成功使人吃惊。然而，其极端的潜力只不过是我们基本生物倾向的潜力而已；这一生物倾向是直接从我们的猿猴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倾向是：服从群体中一位威力无比、身居统治地位的成员。正由于此，宗教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已被证明是无比宝贵的。既然人类进化中环境因素发生了这样独特的组合，如果没有宗教，我们人类是否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宗教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副产品，比如信仰“来世”，相信人可以最终在此与神相晤。由于业已阐明的原因，我们在今世不可能与神相晤，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不露面的现象可以在来世生活中弥补起来。为了有助于来世与神相晤，围绕如何处置人死后的身体问题，就形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习俗。如果要去会晤我们至高无上的霸主，我们就必须为此作好周密的准备，就必须举行非常考究的葬礼。　　凡是宗教礼仪搞得过头的地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苦难；每当神的专职“助手”禁不住诱惑，借用了一点神权来作为自己的权力时，都产生了不必要的灾难。然而，尽管宗教的历史曲折迂回，它始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特征。每当它变得难以接受时，它总是静悄悄地，有时则是猛烈地受到人们的拒绝。但是，过不了一会，它么以一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也许它是以经过仔细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始终保存着原来那些基本成分。简单直说吧，我们必须“有一种信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把我们粘合在一起，把我们控制起来。可以说，在此基础上，任何信仰都行得通；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确实。这种信仰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必须认为它确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群居天性要求我们进行和参与繁复的群体仪式。如果删掉“浮华而隆重”的礼仪，就会留下一个可怕的文化缺口，教义的灌输就不能在深层的情感层次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对宗教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有些类型的信仰更铺张浪费、更使人愚蠢，它们可以使一个社群误入僵化的行为模式，阻碍其质的发展。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主导特征是智慧和探索，凡是被用于人类智能开发和探索未知的信仰，对我们都最为有利。相信获取知识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是正当的，相信创造和欣赏气象万千的美的现象是正当的，相信拓宽并加深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正当的，这一切正在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经验和认识是我们颇难捉摸的神衹 ，无知和愚昧会使神衹 动怒生气。我们的各级学校和宗教训练中心，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公共场所。在自己家里，我们又崇拜自己的书报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仍然相信来世，因为我们从创造获取的报酬中有这样一种情感：借助我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死后还能“继续活在世上”。正如一切宗教信仰一样，这种宗教信仰也有若干种危险。然而，倘若我们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话——看来正是这样，那么，相信来世这种宗教信仰似乎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它最适合我们人类的生物属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信仰，这构成我们乐观主义的一个给人鼓舞、使人放心的源泉，它可以抗衡本书前面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我们曾提到对人类生存的近期前途所抱的悲观态度。　　我们着手谈宗教问题以前，只谈了人类攻击行为组织中的一个侧面，即群体保卫领地的行为。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头的说明一样，裸猿的攻击性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现在，我们回头考察另外的两种。它们是保卫家庭这个小单位的领地的行为，个人维护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的行为。　　在伟大的建筑进步中，我们保卫家庭所占空间的行为自始至终保存了下来。即使设计为居住区的庞大的建筑物，也辛辛苦苦地划分为大同小异的单元，每一个单元住一家人。建筑物中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什么“分工”。即使在出现了公共的吃喝场所——比如餐馆和酒吧之后，家庭住宅中的餐室也没有去掉。尽管我们的城镇取得了许多其它成就，它们仍然要受我们悠久的裸猿的需求所主宰，我们仍然需要把社群分解为小块的、界限分明的家庭领地。凡是住宅没有被分割为套房的地方，家庭保卫的领地都被精心地用围栅、围墙或篱笆与邻居隔离开来。家庭之间的分界线受到的尊重和坚守，是非常强硬的，正如其它物种对待自己的领地一样。　　家庭领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能够与其它家庭领地轻易地区别开来。当然，它独立的位置使其具有个性，可是这还不够。它的形状和总的外观必须使之突出，使之成为容易分辨的实体，以便使之成为房主“富有个性的”住宅。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可惜它常常被人忽视，或者是由于经济压力，或者是由于建筑师对人的生物特性缺乏认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镇之中，修建了无数排列整齐、单调重复、模式同一的住宅。在公寓住宅中，情况就更加危险。建筑师、设计师和承建人对这些居民心理上的领地欲望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所幸的是，上述家庭还可以在自己千篇一律的住房上打上自家领地的特殊印记。住房可以刷成各种颜色。庭院——凡是有院子的地方，都栽花养草、装点美化，使之独具风格。单家佐宅和公寓住宅的室内都可以装点美化，用大量的装饰品、古董和家用品充分地加以修饰。人们通常把装饰住宅解释成使住房‘好看”。事实上，这和动物在居穴附近留下气味标示领地范围的行为，完全是一回事。你在大门上挂上名牌、在墙上挂上绘画作品时，如果用狗和狼的行为来说，实际上就和翘起后腿撒尿留下自己印记是一回事。有的人“收藏”成癖，专收某类物品，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家居领地划界，这种需求在他们的身上异常强烈。　　记住这一点之后，再留意多如牛毛的悬挂吉祥物和其它个人标志的汽车，再观察坐办公室的人的行为，是饶有兴趣的；一搬入新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就立即在写字台上摆好笔盘、镇纸，或许再放上他妻子的一帧照片。汽车和办公室成了他家庭居所的衍生物，成了他的次生领地。在汽车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印记，使之成为更为熟悉、更能表明自己“占有”的领地，是非常舒坦的事情。　　这就使我们进入攻击性与社会等级系统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其常来常往的地方相对而言，也必须受到保护。他的社会地位应予保持，如果可能还必须予以改善。不过，保持并改善个体的地位时，应该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危及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前述一切细腻的攻击性和顺从性信号发送办法，都用得上了。群体合作要求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一致性，在服饰和行为上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个一致性的范围之内，仍有很大余地去进行等级地位竞争。由于人们的竞争要求是相互冲突的，所以竞争达到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妙程度。领带究竟如何打节、上衣口袋中插入的手巾究竟露出多少、口音的细微差别等诸如此类的似乎琐细的特征，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上获得了至关紧要的社会意义。精于世故的社会成员一眼就能释读这些琐细的信号。如果突然被抛入新几内亚部落人中去，他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以；但是在自己的文化中，他被迫迅速成为释读微妙信号的专家。服饰和习惯的微小差别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一旦和争夺并保持社会等级系统的游戏联系起来，它们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进化的结果，不是为了适应成千上万人密集的大群生活。我们的行为设计只适合小部落群体的生活，这种小群体大约以不到一百人为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部落成员都为全部落的人熟知，正如当今的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一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等级系统的形成和稳定都比较容易，只不过随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而作出一些渐进的调整而已。在庞大的城市人口中，情况要紧张得多。每一天，城里人都要遭遇难以计数的陌生人，在其它灵长目动物的生活中，这一情况闻所未闻。谁也不可能与他遭遇的一切人进入等级系统的关系之中，尽管人人都自然而然地具有这一倾向。相反，所有的陌生人都成了匆匆过客，既不追求支配别人，也不会被他人支配。为了使社会接触的减少，对抗身体接触的行为模式发展起来。在探讨性行为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无意之间触及异性时，就要马上避开。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避免性行为：它包括开始建立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大家小心谨慎地避免互相盯视，避免向别人的方向打手势，避免以任何方式向别人发送信号，避免与陌生人的身体接触，我们总算设法活了下来；不小心翼翼避免这些东西，我们是无法在这个刺激信号过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旦不接触他人身体的戒律被打破时，我们就立即道歉声明，那纯粹是无意之间造成的。　　抗接触的行为使我们把熟悉的人数保持在适合人类特性的水平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始终如一和人人一致性是非常显著的。假如你需要证实这一论点，只消收集一百位三教九流、趣味遇异的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或电话簿，数一数其中列出的熟人就行了。结果你发现，差不多每个人熟知的人数都一样多，这个数目与我们想象的小部落人数一样多。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依然遵守远古祖先的基本生物规律。　　这一规律当然亦有例外。例外的人中有因职业关系需要认识许多人并和许多人亲自打交道的人，有因行为缺陷而异常害羞或孤独的人，有因特别的心理问题而无法从朋友求得预期报偿、因而拼命社交以求补偿的人。但是，这几类例外者只占城镇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各安其事，他们仿佛是一片沸腾的人的海洋，其实他们构成的“部落群体”相互连锁、相互交叠，他们异常繁复的群体关系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早期的原始时日开始以来，裸猿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小，实在是非常之小。第六章 觅食与进食　　乍一看来，裸猿的进食行为是一种最为多变、随机性最强、最容易为文化所左右的活动。尽管如此，其中也有某些基本的生物原则在起作用。我们已经仔细地考察过了裸猿的祖先是如何从采摘果实逐渐转变为合作捕猎的。我们知道，这一演变引起了裸猿进食行为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觅食变得日益复杂，成为精心组织的活动；捕杀猎物的冲动变得多少与进食冲动相分离；食物被带回到固定的居所来享用；食物要进行更多的加工；每餐食量增多，间隔时间延长；食物中的肉食比例增加；贮备和分享食物成为惯例；食物由家庭中男子提供；排泄活动逐渐改变、受到控制。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形成的。尽管近年来技术飞跃发展，我们的进食习性依然如故，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上述习性虽然也要受到种种时尚和想入非非的念头的冲击，但是它们似乎并不完全是文化的产物、并不为文化所左右。就我们今天的行为来看，这些习性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已转变成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生物特征。　　我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农业收获的技术已大大改善，社会中大多数成年男子已不再从事狩猎活动。他们以外出“工作”作为补偿。工作虽已代替了狩猎，但却保留了狩猎的许多特点。其中包括定期从家庭所在地奔赴“狩猎”场地。工作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他们因此有机会进行男性成员之间的交往，从事团体活动。工作需要冒险，需要制定策略。现代社会中的狩猎者说他是在“城市中捕猎”。他在这一行道中冷酷无情。据说他这是在“谋生”。　　一旦现代狩猎者想轻松轻松，他们便到禁止女性参加的男性“俱乐部”去。年轻的男子容易结成往往带有“进攻”性的帮派。从学术团体、社交联谊会、兄弟会。工会、体育俱乐部、共济会、秘密团体直到青少年团伙，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强烈的男性“兄弟情谊”，他们对团体非常忠诚。他们佩戴徽章，身著制服和其他身分标志。新成员入会必须举行仪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团体完全是由男子组成就误认为是在搞同性恋。这些团体基本上与性无关，而是与古代男子相互合作的关系有关。这些组织在成年男子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类仍然具有祖先的基本冲动。否则，他们进行活动时就不必煞费苦心地排外，也不必举行繁琐的仪式，大多数活动也能在家庭中进行。妇女常常对自己的男子外出“参加其他男子的活动”感到恼火，认为这是对家庭不忠的行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