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推荐序 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马化腾）(1) 推荐序 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 马化腾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最近有幸读了两本克莱?舍基的书。第一本是《未来是湿的》，相信大家都知道。 《认知盈余》是第二本。作者不愧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他对互联网给人类所带来的行为举止以及文化的变迁洞若观火。这两本著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它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们，又该如何从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克莱?舍基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如果说，《未来是湿的》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享的世界，人人都在享受分享所带来的“红利”，那么《认知〗盈余》便是在进一步阐述，我们得以分享的资源禀赋。 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为什么克莱?舍基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处理能力，让每个从业者得以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多工作之外的时间； 其次是地利。通讯成本的下降、带宽的增加，让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网络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它像水和电一样，成了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人和。接触成本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使得互联网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网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二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对网络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 网络世界越来越接近现实世界，意味着基于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将要被重新架构。 我曾经说过，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随时面临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发展潮流的漩涡正在席卷我们，网络正在发生演变。过去，我们可以把网络解读为一种精英享用的新兴工具，它向用户提供的是一个接触传统精英文化的更加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内容的传递者而不是生产者；现在则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元素，正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内容、制造新的话题。第2节：推荐序 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马化腾）(2) “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什么是“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可以说，facebook、twitter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在中国，微博的兴起，同样有赖于它。 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互联网产业也随之迎来“核聚变”，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每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不对这种网民自由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你就会被炸得粉碎。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所谓“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将是内容的主导者、分享的提供者。每个用户的知识贡献、内容分享，是这个平台赖以成功、赖以繁荣的重要保障，“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的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创造出五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任何有意打破这种保障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去迎接变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也总结了很多教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也相信，坚持走下去，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最后想说的一点感慨是：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我最近在一部科幻小说中，看到了一段对于“四维世界”的描写，仅仅在熟知的三维世界上叠加了一个维度，整个宇宙立即变得无比寥廓、无比美妙。克莱?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的发展维度。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试验的设计师和参与者。这个试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感谢湛庐文化与胡泳老师，将如此前沿的互联网思想引入中国。第3节：译者序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胡泳）(1) 译者序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评者 克莱?舍基很勤奋，2008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自由时间的利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的》关注的是社会化媒体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大笑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 000亿个小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一切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认知盈余”。第4节：译者序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胡泳）(2)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media）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 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消费、创造与分享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 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比如维基百科的编纂就是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的社会革命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第5节：译者序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胡泳）(3) 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的价值吗？是不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坏事变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曾以游戏和电视剧为例，直接向下述说法发起挑战：大众文化是一种致人愚蠢的东西。 例如，约翰逊争辩说，情节简单、黑白分明的电视剧早已失去市场，今天再看《豪门恩怨》，我们会十分惊异于它的天真做作。现在的电视剧叙述线索纷繁错乱，人物暧昧难明，常常含有需要观众主动填补的隐喻空间，要靠观众自行猜测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连真人秀节目都在调动观众的预测性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和游戏一样，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众文化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约翰逊的结论很难说是证据充足的，但同样应该指出，那些关于大众文化消费对大众的头脑充满损害性的责难，也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舍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舍基犯了其他媒介消费的批判者（比如说波兹曼）所易犯的同样毛病：我们不需要引用德里达的观点也可以知道，文本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字句的模糊性之中注入意义。头脑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被浪费；我们要怀疑舍基对于创造的定义：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想法结晶为物理的或者可见的剩余物才算是创造。况且，在我们真正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产物之前，我们必得经历一个消费和吸收的过程，并对我们所消费和吸收的进行思考。这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我们必须先变成啜饮一切水的骆驼，才会成为狮子。 当然，只要舍基不把他对媒介和认知盈余的观察弄得那么两极化，这些批评其实也是无的放矢的。舍基正确地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但眼下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这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不过，消费的行为并不会全然消失，而是会继续扮演重要作用。第6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 第1章 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 ? 庞大的选择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 ?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 18世纪20年代，整个伦敦正忙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动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质：酿造它的谷物在当地就能买到；它的包装比啤酒更有型；它比进口葡萄酒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为了这些深深地承受着新城市生活压力的新兴人群的一种麻醉剂，生活压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为举止，包括对杜松子酒的狂热。 卖杜松子酒的手推车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如果你买不起一整杯的话，你可以买一块被酒浸泡过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觉来解酒，会有价格低廉的小旅馆按钟点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这门生意也相当兴旺。对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种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来说，杜松子酒就像一种社会润滑剂，使他们不至于彻底崩溃。杜松子酒能让它的消费者一点一点地崩溃。这是一种城市规模的集体性酗酒。 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确有其事：在18世纪初，杜松子酒的消费突飞猛进，甚至当啤酒和葡萄酒销量不佳时依然如此。这也是一种认知的转变。英格兰的权贵们对他们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警觉了。人口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伦敦的妇女也开始沉溺于酒精，她们经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子酒廊里，用自己的行为来肯定杜松子酒对社会规范的腐蚀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喝杜松子酒并不难理解，它兼具口感好与容易让人喝醉两种特点，是一种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个清醒节制被高估的混乱世界里。在早年的工业社会中，饮用杜松子酒为涌入城市、尤其是集中在伦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机制。工业化使伦敦成为了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伦敦人口的增幅达到英国全境人口增幅的2.5倍；到1750年，每10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住在伦敦，这个比例在一个世纪以前是25∶1。 工业化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还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人口重置破坏了乡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习惯，而大量人口涌入也使新的人口密度破坏了旧有的城市生活模式。为了恢复工业化前的社会规范，从18世纪20年代末起，议会开始查封杜松子酒。此后历经30余年，议会通过了一条又一条法律来禁止生产、消费和销售杜松子酒。委婉地说，这种策略没有见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猫捉老鼠游戏。现实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议会禁止“调味烈酒”，于是酿酒商便不再在酒浆中加入杜松子。销售杜松子酒被宣布为非法，妇女们便将卖酒用的酒瓶藏在裙子底下。还有一些深具企业家精神的小贩创造了一种名叫“喵咪咪”的橱柜，它被放置在街边，顾客可以随意接近。只要顾客知道密码，把钱交给里面的卖主，就能买到一小杯杜松子酒。第7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2) 平息这种狂热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费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它作为表象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旧有城市模式在适应这种变化时表现出的乏力。帮助平息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的，正是围绕着伦敦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密度产生的新城市现状进行的社会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将伦敦变成了大家公认的最早一批现代化城市之一。当谈论起“工业化社会”时，我们所说的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应工业化的环境而生，而非由工业化本身造成的。互助型社会使除开家族和宗教关系外的人们也能共同处理风险。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馆以及后来的餐馆遍地开花。政党也开始招募城市中的穷人，并将响应他们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视为危机，而仅仅被当做一个事实甚至机会时，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变化。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了这种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工业化的副产品——某种公民盈余（civic surplus）出现了。 那我们呢？我们在历史上的代际变迁又是怎样的呢？那一部分仍时常被我们称做“工业化社会”的全球人口，事实上早已转变成后工业化形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城市化发展以及郊区人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标志着愿意思考和谈话、而不是生产或运输物料的人数的空前增加。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以及人均寿命迫使工业化社会去努力解决一个全国性的、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自由时间。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纪40年代前便经历了教育和自由时间的急剧上升，但当时这种趋势仅发生在城市地区，并且大萧条推翻了很多当时的潮流，无论涉及到教育还是下班后的时间。）这一改变还削弱了传统消磨时间的方式，而这种削弱是郊区化的产物——远离城市，远离邻里，不断更换工作，不断搬家。战后美国每年积累的自由时间总计有数十亿小时之多，但是人们野炊的频率和保龄球社团的数量却开始出现倒退。我们究竟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看电视。我们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看《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看《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我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我们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全世界的人们平均每周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第8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3) 在媒介史上，只有广播和电视一样做到过无处不在，并且很多时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情景喜剧就是我们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危机时的一种能够无限扩张的反应。通过饮用杜松子酒的行为，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看电视节目——有一部分确实不错。令人难以解释的是，收看电视节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市民的第二职业的。药理学家会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可过量就会致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我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实我们什么都看——情景喜剧、肥皂剧、电视导购节目（infomercial）以及家庭购物节目。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看电视。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一生会看多长时间，是一个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还是年复一年。某个出生于1960年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约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离世之前还会再看3万小时。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独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国家社会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依然如故。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发起的一项《看电视让我们变快乐了吗？》（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的让人如梦方醒的研究中，行为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克里斯蒂娜?贝尼希（Christine 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塔策（Alois Stutzer）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人们常常会为了看电视而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而那些活动虽然并非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感。从另一方面来说，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米诺（Newton Minow）牛顿?米诺（1926—) ，美国律师，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称电视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纳德?达尔（Ronald 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Mike Teavee）的缺德描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英国作家罗纳德?达尔于1964年出版的童书，描写了查理?贝克特和其他4个孩子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中的冒险。其中一个叫做迈克?蒂维的孩子因为爱看电视，做了很多蠢事。——译者注尽管说了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已经了解了电视对人们快乐程度的影响，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听途说，后来有数十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没有阻碍人们看电视时间的增长，这一活动仍然主宰着我们的休闲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第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4)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线索之一便是，观察电视收看时间的急速增长是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取代了我们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库尔特?胡根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的，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依然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好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频繁迁移造成的相对断裂时。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人们即使想要多看一个小时也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于是看电视创造了某种单调的重复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ao Bruni）和卢卡?斯坦卡（Luca Stanca）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中一篇《独自观看》（Watching Alone）的论文中指出，看电视在通过单独活动推掉社交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可?桂（Marco Gui）和卢卡?斯坦卡在他们2009年的论文《看电视，满足感和幸福感》（Television Viewing,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了人们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陪家人和朋友。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而投入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第1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5) 我真正弄明白人们为何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的消费上，是在2008年我写的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书《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出版以后。当时一位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对维基百科上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考虑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他们更新了关于冥王星的词条——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 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和我会开始一个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都经常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提到任何此类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刻插话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她知道，因为她供职于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为了算清这笔账，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开始吧。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将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处编辑，对每一次编辑的讨论，包括用维基百科上现有的任何一种语言完成的，时间统统加起来，截至我跟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大概代表了一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 马丁?瓦滕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虽然他用的是“在信封背面涂涂画画”的粗略算法，但在数量级方面是正确无误的。显然，累计达一亿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这些时间仍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 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 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甚至这个时间的一个零头都无比庞大：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仅仅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部分盈余。那些提出“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花在维基百科上的人没有意识到，相比我们全部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的时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第11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6) 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任何盈余——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时间会成为盈余的原因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余下一块很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将它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比现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那么做，因为和简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发达国家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在家又成了沙发土豆。如果认定比起其他事情来，我们更想做消极参与者，那么这种状态就很容易解释。这种现实在过去数十年中似乎合情合理。很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而反对之声并不多。 然而现在，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基本的观察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这种行为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丹?希尔（Dan Hill）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网络文章《为什么〈迷失〉《迷失》（Lost），ABC于2004—2010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共有六季，曾获得多个奖项。——译者注会成为一种新媒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Lostpedia）——真的，除此之外还能叫什么呢。换句话说，甚至当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很多互联网用户都会参与进来，而这种和参与相关的行为同消极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别。 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也可以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创造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庞大的选择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整个人群中不断累积的对参与态度的转变，使得维基百科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对自由时间的使用选择使得电视行业为之震惊，因为“看电视是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这一曾经为观众所认可的观念”，已经作为社会的一种不变特征存在了很久。一位研究协同工作的英国学者查理?利德比特（Charlie Leadbeater）在报告中指出，一位电视主管人员最近告诉他，年轻人的分享行为会随着他们长大而逐渐消失，因为工作会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们回家后的空闲时间里除了“瘫在电视机前”什么都不想做。轻信“这种行为过去稳定，因此将来也会稳定”是错误的——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错误。奶昔错误第12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7) 麦当劳想提高奶昔销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员来弄清楚顾客最关注奶昔的哪种特质。是要做得更稠？更甜？还是更凉？几乎所有研究员关注的都是产品。然而其中一个叫杰拉德?博斯特尔（Gerald Berstell）的研究员却选择了忽略奶昔本身，对顾客进行研究。他每天坐在麦当劳里长达18个小时，观察都有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买奶昔。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销售出去的——奇怪，显然在早上8点时喝奶昔并不适合火腿、鸡蛋这样的早餐样式。博斯特尔还从早上购买奶昔的人群的行为中得出了三条其他线索，买家通常独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们几乎不买任何其他食物，他们从不在店里喝奶昔。 显然这些早餐喝奶昔的人都是上班族，他们打算在开车上班途中喝。这些行为实际上显而易见，但其他研究人员却忽略了，因为它们不符合有关奶昔和早餐的正常思维。博斯特尔和他的同事们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为你的产品找到正确的角色》（Finding the Right Job for Your Product）的文章中指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关键是停止孤立地观察产品，并放弃对早餐的传统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博斯特尔关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顾客早上8点钟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在开车的时候进食，就必须选一些可以用一只手吃的东西。它不能太烫，不能溅得到处都是，也不能太油腻。同时它必须可口，并且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吃完。没有一种传统早餐符合这些诉求，因此那些顾客会购买奶昔来取而代之，不再顾及刻板的早餐传统。 除了博斯特尔外，所有研究人员都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犯了两种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奶昔错误”（milkshake mistakes）。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当顾客需要食物来起一些非传统的作用时——在他们早晨上班的路途中作为填饱肚子的东西和娱乐，那么不管是奶昔本身还是早餐的历史就都不重要了，顾客并不是为了这些原因而购买奶昔的。 联想到媒体，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谈起网络和短信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犯奶昔错误，我们只会关注工具本身。我这么说是根据我的自身经验，20世纪90年代我开展了大量关于电脑和互联网性能的研究，却很少考虑到其实是人类的欲望塑造了它们。第13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8) 新媒体工具的社会化应用令人惊叹，究其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些应用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固有存在于工具本身之中。从便携式收音机到个人电脑，整整一代人在个人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把新的媒体工具纳为己用也并不奇怪。然而，人们对社会科技的使用却很少由工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系的接口。我们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电视无法替代的诉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社会化媒体来满足它。 我们很容易设想，当今的世界反映了某种对社会的理想表达，所有背离这种神圣传统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和不正当的。尽管互联网已经出现了40年，万维网技术也已出现了20年，社会中以往喜欢将大量自由时间用于消费的个体成员开始主动创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和以往相比，这种创造并分享的行为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媒介的单纯消费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它们仅仅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累积，当人们使用新的传播工具能达到旧有媒体无法完成的目标时，它们就失效了。 举例来说，一种叫做Ushahidi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的服务平台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肯尼亚居民对发生种族暴力进行预警。2007年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选举使得支持和反对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双方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一位名叫奥赖?奥科罗（Ory Okolloh）的肯尼亚政治活跃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一次由于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而后她请读者将他们所见证的暴力，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形式传递出来。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非常受欢迎，她的博客“肯尼亚博学者”（Kenyan Pundit）成为第一人称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以至于短短数日后奥科罗的博客便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于是她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这个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她曾经是手动收集的），并且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报道中冲突发生的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程序员埃里克?赫斯曼（Erik Hersman）和大卫?考比亚（David Kobia）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这种服务平台有效运作。三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肯尼亚选举后，人们通常只能发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暴力冲突。因为没有社会资源，人们无法确认出事地点，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知道如何提供援助。我们通常依靠政府或者专业媒体来获得集体暴乱方面的信息，但在2008年初的肯尼亚，鉴于党派狂热和审查机制，专业媒体不会报道这些内容，而政府对此也不愿意报道任何消息。第14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9) Ushahidi的开发被用于收集那些可用但分散的信息，将所有个人观察所得的碎片编织成一幅全国性的画面。即使公众想了解的信息存在于政府的某些机构，但由于Ushahidi的信息是由市民们提供的点点滴滴经过重现所绘制出来的，因此它们比权威部门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个项目虽从网页开始起步，但Ushahidi的开发人员很快便增加了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上传信息的功能，此时报道的信息流才真正开始不停地涌入。在Ushahidi启动了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通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道范围也更大——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全世界的政府在被关注时都显得对公民不那么极端，同时，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来锁定人道主义救援对象。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意识到这个网站的潜力后，创立者们决定将Ushahidi变成一个平台，任何人都能设立自己的服务并通过短信来收集、定位信息。这个想法使充分利用大量集体信息变得容易，并且从最初的肯尼亚开始向别国传播开去。自从它在2008年首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的伤员搜救工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出足够多的集体善意，创造出5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和许多有意义的故事一样，Ushahidi的故事教会了我们几个不同的道理： 人们想做一些事情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他们受到邀请时愿意伸出援手；在尝试新事物时，使用简单灵活的工具可以排除很多困难；如果你想充分利用认知盈余，不必拥有一台高级的电脑，一部手机就足够了。然而这个故事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道理之一是：一旦你弄明白如何通过一种让他人在意的方式来充分利用认知盈余，那么他人也会复制你的技术，一而再再而三地传遍世界。 为帮助困境中痛苦的人们而设计出来的Ushahidi网站是伟大的，然而并非所有的传播工具都被如此大量地使用。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并非如此。每个人都看得到像Ushahidi或维基百科这样杰出的项目，然而，与它们相对应的，存在着无数的做完即废的一次性工作，这些工作投入极少，除了成为低俗笑话，也起不到更积极的作用。眼下最标准的例子就是“大笑猫”（lolcat），一张可爱的猫咪图片会因为被加上一个可爱的标题而显得更可爱。“猫配标题”这种做法的理想效果是能让观众大声笑出来，因此在“猫”前面加上“大笑”二字。第15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0) 收集这类图片最多的是一家名叫ICanHasCheezburg的网站，它是以它最初的图像来命名的：一只灰色的猫张着嘴，狂躁地瞪着眼睛，配以“我能吃奶酪三明治吗？”的标题（“大笑猫”的糟糕拼写让它声名狼藉）。ICanHasCheezburg网站拥有超过3 000幅“大笑猫”的图片，比如“我今天过得不爽”、“我偷了你一些吃的，谢谢，再见”以及“强盗猫刚吃了你的玉米煎饼”。每个标题下都跟着数以百计也以“大笑猫”口吻写的评论。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Ushahidi。 “大笑猫”的诞生过程可以被提名为最愚蠢的创造行为。当然也会有其他候选者，但“大笑猫”无疑是其中最全面的案例之一。成型很快，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一张“大笑猫”图片所拥有的社会价值仅仅和一个坐上去就发出放屁声的垫子相当，它的文化寿命如同蜉蝣一般短暂。任何看到“大笑猫”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一条与之相关联的信息：你也能玩这个游戏。由于“大笑猫”被创造得如此轻而易举，因此谁都可以在一只可爱的猫咪图片旁加上一个笨拙的标题（狗、大颊鼠或海象——在ICanhasCheezburg网站上，大家在浪费时间方面是平等的），然后和全世界分享这一创造。 “大笑猫”图片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内部却存在着种种统一的准则，从“标题要按照发音来拼写”到“字母要用无衬线字体”。就连愚蠢的深度也得加以规定，换句话说，某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错误的，而另一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质量标准，甚至制约。无论这个世界对下一只“大笑猫”的需求有多小，“你也能玩这个游戏”的信息相对我们所习惯的媒介来说体现出了一种变化。再愚蠢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 很多针对“大笑猫”的反对之声都着眼于它有多么愚蠢：就算你的猫让人笑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就创造的范围来说，平庸和优秀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不管怎样，平庸仍然处在创造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之间，而创造“大笑猫”的人已经跨过了这道坎。 只要媒介的假定目的是允许普通人消费那些经专业创造而成的素材，那么经业余创造的素材的增值便显得难以理解。业余创造的素材显得很不专业——例如“大笑猫”就是卡通网络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但是在这一整段时间里，如果我们使用媒介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它提供专业内容呢？如果我们一直以来总是既想生产又想消费，但是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中蕴含的愉悦并不仅仅存在于创造，它同样存在于分享中。“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这个当前用于描述业余者的创造行动的词组所阐述的其实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大笑猫”不仅仅是由用户生成的，它更是被用户分享的东西。事实上，分享才是愉悦的来源——没有人创造一只“大笑猫”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留着。第16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1)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在20世纪之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组来形容参与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参与——聚会、活动和表演，除了这些地方，文化还能从哪儿来呢？和别人一起创造并分享某样事物，这一简单的举动至少代表了对某种旧有文化模型的回应，而这种文化模型现在正披着科技的外衣。 只要你接受了人们实际上很喜欢创造并分享事物这个观点，不管分享的内容有多笨拙，完成得有多糟糕，并且能够理解“让彼此都能欢笑”和“付钱让别人做一些让我们发笑的事情”是两种不同行为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通网络就成了“大笑猫”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了。 多即是不同 当人们在调查一种像维基百科、Ushahidi或者“大笑猫”这样的新兴文化产物时，要回答“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这样的问题出人意料地简单。 我们总能抽出时间来做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吸引着我们，而这些时间是从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得来的。在19世纪末为谋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句很受欢迎的工人口号是这样说的：“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无组织时间显见而具体的利用已经成为了工业化廉价商品的一部分。然而在过去50年中，我们却把这来之不易的时间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项简单的活动上，这种行为普遍到连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空闲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 “人们哪儿来的时间”，问这样问题的人通常并不是在寻求答案。这个问题很浮夸，说明问问题的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很愚蠢。在我和前面那位电视制片人的谈话中，我也提到了《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一款基于包括骑士、精灵和恶魔在内的魔幻设定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的很多挑战都非常困难，因为它们很难被单个玩家征服。相反，玩家们需要组织在一起形成公会，即一种由很多成员构成的复杂的虚拟社会结构。在我描述这些公会和需要其成员们完成的任务时，我知道那位制片人是怎样看待魔兽世界玩家的：成年男女蹲在地下室里扮演精灵？都是些失败者。 答案显而易见：他们至少在做一些事情。你看过《盖里甘的岛》中的这样一个情节吗？人们就快离开那个岛的时候盖里甘陷入了混乱，于是他们没走成。这个情节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过很多遍。每次看到这个时长为半小时的情节时，我都没有在分享照片、上传视频或者在一个邮件列表上对话。对此我曾经有一个不变的借口——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就能做的，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每年花数千小时在《盖里甘的岛》、《帕特里奇一家》（The Patridge Family）《帕特里奇一家》是ABC播出的美国电视剧，描写一个丧偶的母亲和她的5个孩子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故事。播放时间是1970年9月25日到1974年8月31日。——译者注和《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霹雳娇娃》是一部关于三位女私家侦探的电视连续剧，是比较早地让妇女扮演传统上男人占据的角色的作品之一。它从1976—1981年一直在ABC播放，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译者注 上。不管你认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灵有多可怜，我都可以以自身经验来告诉你：蹲在地下室里纠结金杰（Ginger）和玛丽?安（Mary Ann）谁更可爱更糟糕。第17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2) 戴夫?希基（David Hickey），一位反传统的艺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在1997年写了一篇《和打酱油者搞浪漫》（Romancing the Looky?Loos）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听众。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于他父亲，身为音乐家的父亲把一群仅仅去消费的特殊听众叫做“打酱油的人”（looky?loos）“looky?loos”是一个人造词，用来指只围观、不参与的人，故用中文新词“打酱油者”译之。——译者注。要做一个打酱油的人首先得去参加一场活动，尤其是现场活动，但他们和你在电视上盲目地收看这个活动的效果一样：他们在门口买票入场，但对活动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没有给予活动任何肯定或否定，让你可以与之结伴或者反对他们。 而参与者却不一样。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分。希基引用了音乐家韦纶?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在讨论为懂得参与的听众演奏是怎样一种感觉时说的一段话：他们从小酒吧里发现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于是你便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们演奏。而且如果你做错了，你马上就会知道。 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即使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行为还能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整个社团的人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这种单一事件就是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曾经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由三种不同的活动组成：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电视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 电视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拥有一个电视台，而你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么我可以跟你说话，但你却无法跟我说话。相反，电话却是平衡的。如果你购买了消费手段，那么你也自动获得了创造手段。当你购买电话时，没有人会问你只用来收听还是也会用来打电话这样的问题，参与行为固有地存在于电话中。对于电脑来说也一样，当你买了一台可以消费数字内容的机器时，你同时也购买了一台可以创造内容的机器。此外，你还能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些素材，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消费、创造和分享的事物。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第18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3) 日积月累的迹象表明，如果你为人们提供了创造和分享的机会，那么他们有时会和你辩论，即使他们此前从没有过那样的举动，即使他们对此并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精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停止盲目地看电视，它仅仅说明了消费已经不是我们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对于我们每年消耗的一万亿小时的空闲时间来说，任何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时间。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在内，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试想一下，99%的事物都和原先一样，人们仍像以前那样消费着99%的电视资源，但那些时间中的1%发生了变化，开始被用于创造和分享。相关人群每年仍然会花多达一万亿小时的时间来看电视，而这些时间中的1%就比每年用于维基百科的时间的一百倍还多。 规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盈余需要能够被累积起来。对于像Ushahidi这样的工作，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创造认知盈余，而不仅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离的个人行为。累积规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有关，另一部分则取决于累积行为本身，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单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间内彼此互联有关。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将超过20亿，手机用户更是早已突破了30亿。因为全世界大概有45亿成年人（全球人口约30%的年龄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 规模能区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间的不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原理是在30年前。那时父母为了给我过16岁生日，送我去纽约城找我的堂兄。我的反应和你们眼中被扔进那种环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满了对高楼、人群和喧闹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件小事——切片比萨，它改变了我对于可能性的观念。我曾经在我家乡一家叫做肯氏的比萨店里打工。在那儿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顾客要比萨，你做比萨，20分钟后你把比萨交到顾客手上。这个过程很简单，也可预测。但是切片比萨却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知道谁会要一角，因此你要提前把馅饼做好，因为顾客的全部要求就是在20分钟之内进来拿了切片比萨后走人，而且他们拿的只是一小角比萨，而不是一整块。 在我16岁时，那个启发了我的切片比萨，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当群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在我长大的地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第1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4)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8年奥克兰警察杀死黑人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局面——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中借主角之口说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定义则是，过去数十年中另外一种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素材、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第2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15)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随着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这两个事实适用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从Ushahidi这样的富有启发性的分享到像“大笑猫”那样仅供自娱自乐的活动。认识到这两种变化，认识到它们和20世纪媒介的不同，仅仅是理解今天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的开始。 我在之前写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化媒体历史性的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行为环境的改变。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我们的认知盈余只是一种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为了了解我们能利用这一新资源来做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它的活动种类，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们。 当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会采取特殊行动时，他们会寻找一些手段、动机或机会。手段和动机是指怎样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殊行动，而机会指的是在哪里行动以及和谁一起行动。人们有能力、动机和机会来利用不断累积的自由时间做一些事情吗？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答能帮助建立人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放大来阐述的话，手段、动机和机会能帮助解释社会上出现的新行为。了解一件因为我们的认知盈余而变得可能的事情，意味着理解我们累积自由时间的方式，利用这种新型资源的动机以及我们事实上正在彼此创造的机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具体阐述怎样和为什么要利用认知盈余，以及在认知盈余背后存在着什么。 尽管花了这些篇幅，我仍然没有描述我们可以利用认知盈余来做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去做事情，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要想从共享的自由时间和才能中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彼此协作，因此利用认知盈余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的堆积。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对成员间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员如何一起工作的影响巨大。文化会决定我们从认知盈余中获得的价值中有多少仅仅是公用的（communal），被参与者所欣赏，但对整体社会没太多用处，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对比看做是“大笑猫”和“Ushahidi”的对比。）在第2章第4章阐述完手段、动机和机会后，我将会讲述用户文化的问题以及公用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对比。 最后一章作为全书推理性最强的一章，具体阐述了我们从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指引我们，因为更多的认知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着。尽管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动参与者的情况下，这些经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药方使用，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导轨（guide rail）来帮助你的新项目避免面临某些特定的困境。 从过去孤立的时间和才能中脱颖而出的认知盈余，仅仅是一种原材料。要从中获得价值，我们必须让它变得有用或者能利用它做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并不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也是设计它的使用方式的人，这种设计是通过参与，以及当我们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对彼此的期待而展开的。第21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1) 第2章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 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张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作。 ? 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 早在2003年，美国多个牛肉源被发现带有疯牛病菌（学名“牛海绵状脑病”），其后韩国便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除少数的特殊情况外，这项禁令一直持续了5年。一直以来韩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场，因此这项禁令成为了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最终，在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重新开放韩国对美国的牛肉市场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以此作为两国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试行。表面上看来，这项自由贸易协议结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韩国民众参与进来之前。 当年5月，美国牛肉重返韩国市场的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就在贯穿首尔市中心的绿化带——清溪川公园举行了公开抗议。抗议以烛光守夜的形式开始，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园过夜。此次抗议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是持续时间长：抗议并没有逐渐趋于平息，反而持续了数个星期；其二是抗议的涉及面广：尽管示威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随后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最终达到上万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议已成为韩国自1987年争取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量民众对清溪川公园的长时间占据破坏了大片绿地。 然而，最不同寻常的却是参与抗议的民众本身，这里所指的不是民众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构成。此前韩国的抗议游行大多是由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但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包括初期的组织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00这些“烛光女孩”年纪太小而没有选举权，她们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此之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公众性的政治活动。这些人的参与使守夜行动成为韩国首例家庭式抗议：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人举家出现在公园里，他们甚至经常带着婴幼儿。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查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因素时，都不会担心十几岁的小女孩儿。那她们究竟来自哪里呢？第22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2) 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毕竟，她们是韩国的公民，只是此前她们没有被大批地动员起来。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由此看来，小女孩儿们的参与着实是个问题：是什么令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抗议呢？ 韩国政府曾试图指责一些政治外围团体和试图挑衅的组织蓄意破坏韩美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次抗议游行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释显得空洞无力。这些孩子是怎么变得如此激进的？南加州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一位致力于研究青少年行为和通信技术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学者，引用一名13岁烛光女孩的话解释了小姑娘参加抗议的动机，她说：“是因为东方神起（Dong Bang Shin Ki，DBSK）我才来这儿的。”东方神起既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团体。东方神起只是一个男子乐团（意为“上帝从东方升起”），各地的男子乐团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乐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类型：金俊秀浪漫可爱；沈昌珉高大英俊、健硕黝黑，等等。他们俊朗潇洒，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也鲜有对外交政策的言论发表，就连抗议性的音乐作品都没有发表过。然而他们却是韩国女孩儿们的重要注意力焦点。 当韩国市场重新向美国牛肉打开大门时，拥有近百万用户的乐队粉丝网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发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息，很多抗议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 “是因为东方神起我才来这儿的”和“是东方神起让我来这儿的”并不是一回事。东方神起从未真正建议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动。但他们的网站或多或少向这些小女孩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讨论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平台。她们开始焦虑，事实上是接二连三的为围绕着重新开放韩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问题而感到焦虑。女孩儿们对李明博政府辱没国家尊严、危害民众健康的妥协行为惊恐万分，心怀愤懑，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对此采取些行动。 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第23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3) 诸如Pop Seoul 和K-Popped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总比电视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这些零星而业余的媒体用户不是沉默的消费者，而是喧闹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各种消息做出反应和转载。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事件中，联合起来的韩国民众们一个比一个激进，既使是13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韩国对美国牛肉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很多人对此其实不甚了了。但是李明博总统对协议做出的改变令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本期望政府在更改决议时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却没有这么做。当因年幼而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们出现在街道上反对政府政策时，这一举动着实撼动了政府——此前政府习惯于享受缺乏公众监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在这次围绕食品安全（当然，随着抗议的进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问题也被一并提了出来）这样的街头巷尾热点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声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进入内阁的，然而，仅在5月一个月，其支持率便骤然跌至不到20%。到了6月，抗议仍然没有结束，李明博政府终于决定让抗议者适可而止了，于是下令警察镇压抗议游行——警察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行动。一时间，网络上到处充斥着警察用水炮和警棍袭击大量并无暴力行为的抗议人群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线观看警察踢打十几岁小姑娘头的视频。镇压与李氏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间，公众对韩国警察的谴责之声四起，甚至蔓延到国际社会，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等组织都开始着手调查此事。由于暴力镇压，抗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规模也更加壮大。 6月10日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国主义政府结束，重新恢复民主制的纪念日。在临近2008年6月10日时，针对疯牛病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反政府抗议的趋势。无奈之下，李明博总统在电视上为没有充分征询民众意见就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向全体国民道歉。至此，抗议活动结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内阁成员辞职，重新议定从美国进口牛肉的限制协议，从整体上向国民解释攸关自由贸易协议的究竟是什么。他对民众说道：“此前我以为，在我任期满一年之前我若不对政策做出些挑战就不能称之为胜任，因此，当选总统后，我有些操之过急。”第24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4) 李明博总统的一系列举措起作用了。虽然仍有人对李明博和李氏政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满意，但听到总统承认自己未直接向公众征求意见是错误的，看见总统向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抗议的内阁直接开火，民众的不满情绪大大缓解。尽管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李明博仍旧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公园里的抗议者同样也赢得了一些东西。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首尔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种对“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既不鼓励沉默也不禁止发声的交流媒体，这个说法是我纽约大学的同事杰?罗森（Jay Rosen）最喜欢用的。我们习惯了依赖媒体将信息传达给我们：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由于恐惧疯牛病，韩国政府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同样也是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牛肉禁令解除了。 然而，在韩国此次抗议期间，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同时开始成为协调的核心力量。参加广场上抗议的孩子们使用东方神起公告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聊天室进行对话。他们还通过手机发送图像和文字信息，不仅为了传播信息和发表言论，也为了依靠这些信息和言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就因为这样做，这些孩子们改变了韩国政府的运行环境。 对网络的传统看法大多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信息空间，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追溯到当初网民数量还很少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大部分人还都不在这少数的网民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一部分，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世界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工具时，就像在清溪川公园里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与日俱增的公众参与所带来的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一届，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对选民。另外，韩国政府强势推行上网实名制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其身份证号等信息进行记录。——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月访问者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这无疑给该规定增添了政治意味。）政府试图将百姓带回到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状态。就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但这场竞赛的参与者是崭新的阶层。当十几岁的小姑娘们无须专业的组织和组织者发起，就能帮忙组织一场令政府焦躁异常的抗议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他们参与抗议大多并非立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而是源于他们共享同一媒体而凝结成的团结力量。尽管孩子们在网上所做的很多事都被看做是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但正是这些事练就了他们相互团结、相互交流的能力，最终，他们动员起来。从口袋妖怪（Pokemon）-到大量的政治抗议，不是独特的媒体表达形式，而是如何将这种媒体表述和社会行为绑定在一起，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时刻，也造就了当今崛起的一代。第25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5) 关注数字媒体的人通常会担心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没落，但是在首尔，世界上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最为发达的地方，数字媒体的影响却恰恰相反。数字工具对于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至关重要。认为媒体是相对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领域的传统观念，将不再适用于类似于针对疯牛病抗议的情况，事实上，也不适用于人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安排现实活动的多种方式。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问题，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是现在亟待以社会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下班都要历尽一番周折，更有千百万的人一周有5天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和媒体毫无关联，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合伙用车并不需要新车，需要的仅仅是现有汽车的最新消息。PickupPal?com是众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个为协调路线相同的司机和乘客而设计的合伙搭车网站。司机提供报价，如果乘客同意的话，系统就会让司机和乘客彼此联系。就像任何一份一句话商业计划书一样，有太多的细节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线、相同时间以达成一宗可接受的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让司机和乘客相互联系。 PickupPal同样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当司机和乘客的数量处于某一临界数字以下时，系统很难运行，当然超过临界数字越多则越好。同样是使用该系统的两个人，一个三次中配对成功了一次，另一个十次中配对成功了九次，这两者对该系统的认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备选方案，而十中九则变成了常规。解决PickupPal规模问题的最基本方法是从社交可能性较高的地方着手，再向其周边扩展。由于该系统对大城市周边通勤最有效，与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员工或成员发布拼车信息（该策略亦能协助增强使用者之间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组织。PickupPal同样整合了像facebook这样的现有社交工具，以便尽可能容易地找到合适的拼车伙伴。上述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al.com已经拥有了107个国家的超过140 000的用户。 PickupPal提供的服务和我们所知的认知盈余大致相似。当每个人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上下班高峰的拥堵问题时，办法只能是每个人买辆车自己开。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无疑只能使问题雪上加霜。一旦我们把上下班高峰问题当做协调问题来看，我们便能想到不仅是一两个而且是一大堆解决办法。在合伙用车的情景中，马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演变成一种机会，因为每一辆有空位的汽车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PickupPal将过剩的汽车和驾驶员重新整合，把他们当做潜在的共享资源。只要能使用允许群组交流的媒体，人们就可以依赖司机和乘客间的信息变化寻求解决交通问题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能受益。第26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6) 对大多数人都有益，却未见得对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于安大略湖区的汽车公司Trentway-Wagar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使用PickupPal。侦探确认了PickupPal的运营方式如广告所述，并以书面文字陈述了他支付司机60美元搭车到蒙特利尔的事实。凭借这一证据，Trentway-Wagar向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 Highway Transport Board, OHTB）请愿，要求关闭PickupPal网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帮助协调司机和乘客的名义启动，但它运作得太好了，已经不像一个合伙搭车网站了。Trentway-Wagar引用了《安大略公用机动车条例》（Ontario Public Vehicles Act）第11章，其中规定合伙搭车只能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种情况下（学校和医院除外），并须在政府规定的线路内；同时，每天的司机必须是同一个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开支应按周支付。 Trentway-Wagar主张鉴于合伙用车曾经很不方便，因此应当一如既往地“不便”，一旦这种“不便”消失，就应当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是，一个机构在担负起协助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责任的同时，亦扮演着保护该问题的角色，因为这种机构的存在是以社会对其管理行为的持续需求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服务——公共交通运输，然而它们亦放纵自己去限制竞争，阻止把旅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样。 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车公司的诉讼，下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营运。PickupPal就此事进行了抗辩，但在听证会上失败了。然而公众开始关注此事，在油价飙升、重视环境、财政缩减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边。从在线请愿书到T恤销售，公众从各种渠道的回应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保护PickupPal。人们对于无法享受PickupPal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不便进行的讨论激烈到令政府无法回避。在Trentway-Wagar赢得了短暂几周的胜利之后，安大略立法机关修改了公用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规定，使PickupPal重新合法化。 PickupPal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社会化媒体：首先，PickupPal能够迅速为其用户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PickupPal无法在缺少令潜在司机和乘客共享其各自路线的信息交流媒介的条件下独立存在。 其次，它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原有的逻辑，如电视逻辑，仅仅把观众当做个体的集合，每个个体都无法为彼此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数字媒体的逻辑则不同，它承认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为彼此创造价值。第27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7) 同时，PickupPal依赖摒除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的隔阂而存在。PickupPal以一种极端琐碎的方式提供网络服务——它通过把用户配对而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通过真实存在的司机和真实存在的乘客，在真实存在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着真实存在的汽车体现出来。 PickupPal是社会化媒体作为现实社会一部分而真实存在，同时又在改进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一个例子。对为千万普通市民提供协调性资源的公共媒体的利用，标志着现代媒体已经和我们熟悉的媒体大相径庭。诚然，我们所熟悉的媒体大都是拥有专业的制作人和业余用户的20世纪媒体模式，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和制度逻辑却并非始于20世纪，而是15世纪。 古登堡经济原理或许不适用了 美因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译者注的一位印刷商，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率先在欧洲使用了活字印刷。当时印刷厂已经投入使用，但由于每页都要刻满文字，因此印刷速度非常慢且操作费力。古登堡意识到如果将每一个字母都单独刻字，就可以根据所需将这些字母重新排列。这些雕刻好的字母活字可以用于编排新的页面，这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活字排列组成一整篇文章。 活字印刷术为善于思考的欧洲人带来了另外一些东西：书籍的极大丰富。在古登堡之前，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书。一名誊写员仅用一支羽毛笔、一瓶墨水和一叠牛皮纸就能抄写一本书，但是整个过程非常枯燥，速度也极慢，因此一小本书的价格就非常昂贵。到15世纪末，一个抄写员抄写一本500页的书大概要30个弗洛林，而里波利（Ripoli），一个威尼斯印刷商，大概能以同样的价格印制300本同样的书。因此大多数誊写员都放弃了抄写现有书籍。 13世纪，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描述了人们写书的4种方式：完全抄录一部作品，一次从几部作品中进行抄录，抄录一部现有的作品并融入自己的改编，或部分创作自己的作品并从别处加以借鉴。以上每一种分类都有自己的名称，比如誊写员或作家，但是圣文德似乎没有考虑到（当然更没有予以描述），一个人可以创作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书存在，仅有的书多半是《圣经》的副本，因此所谓的写书主要都是关于重新制作或重新组合现有的文字，远远不是指创作新作品。 活字印刷术打破了这个瓶颈，当然日益壮大的欧洲印刷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刷更多《圣经》。印刷商开始将《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并印刷出版，用当时的语言而不是拉丁文。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方便，更因为牧师们希望《圣经》可以成为布道的素材。随后印刷商开始出版亚里士多德、伽林（Galen）、维吉尔（Virgil）和一些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家作品的新版本。这还不够，印刷机可以印出更多的东西。印刷商的下一步举措既简单又惊人：印刷新书。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欧洲大部分可读的作品都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的，且至少有近千年的历史。然而转瞬间，书籍便开始使用起了地方性语言，书的内容也变成了讲述近几个月而不是几百年前的事情。此时的书籍数量繁多、品类不同、内容契合现实、语言通俗易懂。其实，“小说”（novel）这个词就出现在这段时期，指的是具有全新内容的书。第28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8) 然而这种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闲置的办法——创作人们之前从未读过的新书，出现了新的问题，其问题主要是经济风险。如果一个印刷商生产了一本新书但却没有人愿意读，那么他就失去了继续创造生产的资源。而印刷《圣经》或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印刷商就从来不用担心他们印的书没有人读。每个出版新小说的印刷商都面临着风险，那么印刷商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呢？ 他们的答案是，让承担风险的人——印刷商，同时为书的质量负责。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擅长经营出版社的人就要同样擅长决策哪本书值得出版。但出版社的开销很大，因此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经营。因为材料得先于需求生产出来，所以一家出版社的经济风险在于生产。事实上，承担一本书不畅销的可能性的责任标志着从印刷商（仅仅制造神圣作品的副本）向出版商（为新生事物而冒险）的转变。 自古登堡以后很多新形式的媒体相继出现：图像和声音都被编码，形成照片或是音乐光盘，电磁波被用来制作收音机和电视。这些接踵而来的变革，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有古登堡经济（Gutenberg economics）理论的核心概念：大量地投资。无论是印刷厂还是电视塔，拥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开销是很大的，这令追求新事物从根本上来说成为了一项高风险的运作。如果拥有或经营一条很昂贵的生产线，抑或需要聘请员工的话，那么你就适用古登堡经济原理。无论在哪里运用古登堡经济原理，不管你是威尼斯出版商还是好莱坞制作人，你都要冒着跟15世纪的经营管理一样的风险，那时的制作商要在读者阅读前判断哪些书籍更优秀。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媒体”创作的，直到几年前我们还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只需要按一下“发表”的按钮 每年岁末，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都会在其颁奖晚宴上颁发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的奖章。2008年，该奖项授予了1976年出版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的作者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虽说金斯顿因为这部30年前的旧作而得到承认是桩喜事，但她在演讲中讲述的一段发生在2008年的故事，却令在座的出版商都不寒而栗。金斯顿说，2008年初，巴拉克?奥巴马到她家乡夏威夷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颂扬他的社论。不幸的是，她投稿的所有报社都拒绝发表。而此时，她很高兴地意识到此次的拒绝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打击她。因为，现在她可以登陆Open?Salon?com，一个文学交流网站。正如她所说，“我所要做的就是打字，然后点击一个标明‘发表’的按钮。是的，有这么个按钮。瞧！我的文章发表了。”第29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9) 是的，有这么一个按钮。发表文章曾经是我们需要获得许可后才能做的事，我们要征得出版商的准许。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如此了。出版商仍旧在选材、编辑以及市场运作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协助改进这本书），但是他们不再限定着个人和公共作品的界限。从金斯顿关于遭拒的欣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久存在但隐藏得很深的真相。以往，即便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出版作品。想想列出来的这一组概念：公众的注意（publicity）、宣传（publicize）、出版（publish）、出版物（publication）、宣传者（publicist）、出版商（publisher）。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使事物公众化的过程中，此前该过程极其困难、复杂并且开销极大，然而现在这些都已不成问题。 不得不说，金斯顿写的社论并不精彩。内容单调乏味，曲意逢迎，更谈不上有分析见地。政治话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篇社论的出现得到任何丰富。但发表自主权的增加，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古登堡之前，几乎每部书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在古登堡之后，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看过就丢的色情小说、乏味的游记和关于富绅的圣徒传记般的记述，这些对除了历史学家外的现代人来说毫无意义。媒体的最大张力一向莫过于，自由和品质构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目标，也有人一直坚决主张，以牺牲出版物的质量为代价换取发表自由度的增长是得不偿失。早在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者注就发现：“书太多便成灾。根本没有限制狂热写作的措施；每个人都必将成为作家；有些人为了名利而变得名声大噪，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一己私利。”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5年评论道：“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些论断相当正确。出版自由度的增加确实降低了出版物的平均水平——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马丁?路德和爱伦?坡都依赖印刷机，他们很容易获得出版机会，但他们却希望出版机制不要增加出版的整体数量：对我来说便宜得多，而对你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然而，经济学却不是这样解释的。普通人出版图书越容易，出版图书的质量也就越一般，但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由度的增加多少会产生一些弥补价值。 第一个好处就是实验的形式得到了拓展。尽管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印刷品的平均质量，但同样刺激了小说、报纸和科学期刊的出现。报刊令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得以广泛传播，变化的文本形式影响着今天我们所知的欧洲的崛起。某一领域的成本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的实验，交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关于思维和表达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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