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勇敢的心作者：王开岭第1卷 前言第1章 这世界哭声太多（1）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叶芝 勃兰兑斯在描述19世纪流亡作家时说：“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当有一天，我也站在了新世纪的清冷晨曦中，心不由得揪紧：历史其实何等相似！20世纪的人之命运、思想之命运，哪一点不符合上述情景呢？甚至说，那段话更适于为20世纪的作家形骸和精神事业作注脚，像画外音，像一场大雪的旁白。 这是一个哭声最多的世纪；一个思想与行为最密集、最吊诡的世纪；一个物质与精神消耗最多的世纪；一个盛产最崇高和最卑鄙的政治的世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位于这个世纪。我的迷惘、疑问、挣扎、思想的饥饿，全和这个世纪有关。或许我已冲出来了，或许我和这个国家一样，半个身子仍卡在里面，仍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 但不管怎样，时间上已天亮了，光线在增强，视力在恢复。 我想寻找那些被大雪吞没的“人”的影子，他们冷得发抖的工作，那僵紫得说不出话的嘴唇，那快要被遗忘、被“人工”打扫干净的生命辙印…… 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 为了打捞和纪念，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其实更是荐书的方式，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与伟大的“他们”会师。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他们曾那样震撼、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渴望破壳的灵魂。他们曾是我最饥饿年份里的光和盐。“他们”是—— 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奥威尔；不停地扬筛尘土、终于捧上一朵“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伯尔；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伊凡·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替生命辩护、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地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不顾“革命海燕”身份痛斥红色恐怖的高尔基…… 恰达耶夫曾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第2章 这世界哭声太多（2） 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刺头。是锐角，暗夜中最锋利、嘹亮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乃黑夜中最阴、最毒、最凶险的方位……他们是诗人、作家，更是医生、战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伟大的精神保姆和人道主义者，是有史以来所有“人”的兄弟。 他们的笔总是寻着哭声而去，他们不仅同情天下的哭声，还发现了哭声的源头，那制造哭声的狰狞和恐吓。 对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定义—— “他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拉向绞架，那绞索必在你的手上留下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你的呼吸中也必搀杂污秽之气。谁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索尔仁尼琴） 在中国教科书上，它们没有“名著”的位置，甚至没有位置。由于特殊原因，它们长期被冷落成“另类”，被诬陷为“异端”，连户口都报不上。但它们是那样贵重、稀缺，它们完成的并非文学的单项成绩，而是理性、良知、人格、信仰、梦想、行动的全面成就。更有其来之不易、诞生的艰难和高昂成本，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它们也奠定了主人的苦难，稿纸的背后，往往是流亡、牢狱、枪声和铁丝网，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还有些重要的书，本打算谈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萧斯塔克维奇《见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扎米亚京《我们》、戈尔丁《蝇王》，还有哈维尔、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还有顾准……因精力有限，暂不单列。事实上，它们已以气体和离子的方式弥漫在了我的文章里。 上述作品，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但较之它们的巨大意义，较之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出版物，实在太孤弱，太不成比例了……这是我的一个焦急，痛于此，虽自感非精识之人，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世纪之交，需要精神常识的普及，需要在自由空气中醒来的青年一代——他们应在真相和常识中生活。作为新人，他们首先应头脑合格，应在精神上脱胎换骨。 他们应比上一代人走得轻快，笔直。 除了沉痛、抑郁、忧患、理性，我也没忘记美、爱、自然和愉悦，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柔的东西，比如《草原》《金蔷薇》，比如杜拉斯、茅特·冈、邓肯……既是刻意平衡，也是心性使然。近年来，我惯于在某种对称格局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否则，单极的事物会让人发狂，会对世界绝望。它们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一并掏予大家了。如果说，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那后者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在一个不易动情的物理时代，连雅致点的抒情和风花雪月也难觅了。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戗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布罗茨基） ……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2001年4月9日第2卷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第1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1） 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活于世而庆幸的时候，奥威尔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 ——（英）温斯顿 和《动物庄园》那种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现的是黑色素的阴郁。阴郁，是因为它逼近内核的程度——像一个人探入地窖，一级级默数着梯子，随着湿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离窖藏多么近。 阅读时，我进入得非常快，就像一个小偷在熟门熟道的夜宅里穿行，熟悉的阶梯、拐角、扶手……这感觉令我吃惊。想起了主人公在阁楼上偷读禁书时的感受：“其实，它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新东西……这作者的头脑与自己相同……他深深觉得，好的书本是把你已知道的东西再告诉你。” 我甚至生出一记想法：一本真正的书是让人“害怕”的。 孤独：伟大的冒险 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使人接触到“自由”的话，那就只剩下它了：孤独。 ——笔者 在“大洋国”，党不许“孤独”。 一个人在单独状态下容易恢复生命的真实，容易胡思乱想，变得敏感、多思和自怜……所以，“孤独”就成了党的大敌。党一再鼓吹集体生活和公共行为的意义，号召“个”投身于火热的大家庭，成为党密切注视下的一分子。 原则上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睡觉外，不能单独呆着……做一些含有孤独意味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是危险的。一个党员从生到死，甚至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孤独的。 不论工作或休息，其表情、举止，都要受到“电幕”（类似今天的摄像头）和思想警察的监控。党不仅需要表面的忠诚、客观的服从，还要本能的“正确”，即情绪心理的“正确”。“任何细微的奇想，任何习惯的改变，只要可被解释为一种‘内在斗争’的流露，无不被探知。” 权力欲望无边无际，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犹如一个男性占有狂，不仅勒索女人的每一个部位，还要霸占爱，还要你必须爱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残忍、有力，他会发明各种手段，摧毁人的神经，编篡人的记忆，修改人的情感密码……进而铸造出一个“新人”——一个爱他、愿把一切献给他的人。 主人公温斯顿最早的叛党行为竟是写日记——按“大洋国”法律，写日记要被判死刑。因为日记是孤独的私生子，是想隐瞒什么的表现。第2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2） “孤独”，是令一切统治者都深感不安的。与“圆周式——绕轴转”的集体生活相反，孤独属于一种脱众的“离心”，是对“向心运动”的背叛。 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一幅“个人”的肖像多么难寻，“个人”的处境又多么凶险而动荡不安。于是，拼命从集体大本营里逃跑、争取一份可怜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体制监狱最惊心动魄的举动，有精神暴动之嫌。 对人的控制，总表现为对人性的控制。情欲、交流、友谊、财产……在权力眼里，这些人性都是与自己争夺群众的东西。所以，权力总处心积虑地强调集体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灭隐蔽事物，号召一切都向党和领袖敞开。连幸福的涵义都改了：忠诚就是幸福，牺牲就是幸福，无私就是幸福。 这种极权价值观，似乎租用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积极自由”和“人民主权”理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贡斯当驳斥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卢梭忘了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交由具体个人行使，无论主权概念多么抽象，一旦开始操作，主权者（人民）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只有授权于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党）。他说：“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 从法国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极权演示，似乎都在为贡斯当喝彩，往卢梭脸上抹黑。 “老大哥”在看着你 自由，就是能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 ——主人公 “大洋国”最显著的统治，就是对个人的思想监控。所有迹象都显示：“老大哥”（领袖）在看着你。 到处弥漫着“老大哥”的能量，头像、声音、语录、意味深长的微笑……在钱币邮票徽章烟盒上，在同事对视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探灯般的扫射里。人时刻要保持忠诚于党的严谨状态，即使回到家，那状态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注视着“老大哥”头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贯穿你的脑壳，恐吓你忘掉一切……最后，党将会宣布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大洋党”发明了一种控心术：“双重思想”。即要求党员学会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诀窍，比如明明清楚没有民主，却强迫自己坚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明明目睹各种丑行，却要鼓励自己往好处想……奇怪的是，这种催眠式的心术竟屡屡奏效，慢慢，人们学会了熟视无睹，并最终肯定了曾怀疑过的东西。第3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3） 有点像温火煮蛙的原理，有点像我们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学会愚蠢，让灵魂休眠，充耳不闻，闭目塞听。所以，当主人公听一个叫赛姆的同事高谈阔论后，顿生不祥预感：“他突然有一种自信，赛姆总有一天会被蒸发掉……” 还有一个教人自律的新名词——“犯罪停止”：当头脑中出现一个不应有的闪念时，应采取一种断然喝斥、让意念刹车的办法。小说最后，在“仁爱部”（刑讯部），阶下囚的温斯顿试着练习“犯罪停止”： 他提出几个问题，“党说地球是扁的”，“党说冰重于水”，他训练自己不去理会那些足以辩驳这两个命题的理由，学会漠视最浅显的逻辑上的错误。 这是一种让人正常地适应“不正常”的心功术，一种从容地指鹿为马的灵魂巫法。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说：古代专制“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而现代专制的可怕在于：它“强迫人们说话，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类似的处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独夫统治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它让身体任其自由，改而压制灵魂。” 托克维尔毕竟生早了，他是针对19世纪初的美国说的，他若等来斯大林时代，就会对此言有所改动了。事实上，现代专制并不打算放过暴力这种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意识形态 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大洋党”的口号 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职责是伪造或虚构党需要的“党史”，像蜘蛛一样，在党过去和现在的言论网上缝缝补补，以便让“过去发生的事”更好地为今天服务。 奥威尔的小说情节并非杜撰，而是参照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比如1934年至1936年，一些大人物病逝：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作家高尔基等，当时政府曾宣布他们病故，可到了1937年，他们被说成了遭谋杀，3位医生被诬为凶手，并挖出一个“深藏多年的反革命集团”来。 不顾旧史、捏造新史的事屡见不鲜。布哈林曾是列宁在遗嘱中特别赞扬的人，但法庭上，他却被控为列宁身边最凶恶的敌人、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列宁……更令人惊愕的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庭时，被告席上竟出现了一张让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内务部首领雅果达！仅仅一年前，他还亲临地下室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实施监斩，现在竟成了对方的同案犯。一个以镇压“托派”闻名的刀斧手，居然是托落茨基的亲腹。一个把持了反间谍机关15年的人，居然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确实应了“大洋党”的口号：“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第4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4） 除了“创造历史”，“真理部”的另一职能是“生产现在”。电幕上每天都发送“人民生活幸福”的场景—— 同志们！有个光荣的消息！我们生产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今天上午，各地都举行了盛大游行，标语上写着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赐给我们幸福生活……现在我来报告一些最新的数字，粮食…… 这些粮食是“真理部”刚刚生产出来的。按温斯顿的说法：除了疾病、犯罪以外，其它任何东西都增加了，每样东西都呼呼地突飞猛进。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真实历史，一面是粮食每秒都在呼呼“发射”、报纸天天为粮多“发愁”，一面是哀鸿遍野、成千上万的种粮人活活饿死。 不仅新闻是生产出来的，连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由“真理部”按计划来投产。 教育目标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可能，群众的意见全体一致。 ——《1984》 “家庭简直是思想警察的延伸，使每个人日夜提心吊胆，深恐他最亲密的人将之揭发。” 比如那俩尖叫着“我们要去看绞刑”的邻居孩子。他们从小喜欢暴力、崇尚战争，天天盼着能杀敌人抓间谍，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大义灭亲”……他们简直就像机器吐出来的孩子，没有亲生父母，只有一位共同的爷爷：“老大哥”。 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时报》每周总要刊登一些关于窃听父母谈话、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小家伙（一般称为“儿童英雄”）的事迹。 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大洋党”下足了功夫。 据温斯顿的情人朱丽叶说，在大洋国，16岁以上的姑娘每月例行一次“性座谈会”，向之灌输性的丑恶和危害，青少年还组织起了“反性团”。 还有一项被视为百年大计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新语言工程”。温斯顿的朋友赛姆在“研究部”，是个出色的“新语言”专家，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言的目的是在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来不会再有表达有罪思想的字眼……我们的字一年比一年少，意识范畴也逐渐变小。等文字改造成功，革命也就成功了。” 他没说错，当“自由”“人权”概念被取消之时，也就没有“保障自由”“天赋人权”等念头了。削弱了表达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就限制了思想的体积和深度。语言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意识资源、尤其理性资源的枯竭，这无异于给大脑做了整形。 “将来不会有思想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不需要思想。正统即无意识。” 改造文化、编篡话语、简化文字、限定概念、规范大脑——乃权力者统摄人心的共用策略。第5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5） 被仇视的私人生活 人民的私人生活便宣告结束。 ——《1984》 主人公的妻子凯瑟琳，是“性严格主义”培养的新女性：“她脑袋里除了党的标语口号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抱着她犹如抱着一个木偶，甚至觉得她正用尽气力推开他。” 丈夫提议分居，却遭到妻子拒绝。“她说必须生一个孩子……只要没什么妨碍，那事每周总要例行一次。她常在当天提醒他，说晚上必须履行一项工作，称之‘我们对党应负的义务’。” 用丈夫的话说，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 婚姻不是因为情爱，同床不是为了性悦。刑讯室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明白无误地告诉主人公—— 我们已切断了父母和子女的联系，男人与女人的联系。而将来，婴儿出世时就离开母亲，像母鸡生下的蛋被取走一样。我们将废除性高潮，神经专家正在研究这问题……人性是我们造的，人性就是党！ 在“大洋党”看来，爱是比性更危险，所以格外重视党员婚姻：“必须先得到一个特殊委员会批准——若男女双方给人一种在身体上相互吸引的印象，申请一定会被拒绝。唯一被公认的结婚目的，是为党生儿育女。” 党严禁婚外恋，更不许离婚。因为离婚是因为不爱，而离婚的目的则是寻爱。对男女间可能形成的任何难控制的关系，党都严加防范。 朱丽叶对“性严格主义”，另有一番独特理解—— 她认为，党之所以禁欲，是因为人们若缺乏性的发泄，能量受阻，就易于性情冲动，头脑热烈却空洞，易于发生歇斯底里症，进而转为对领袖的狂热。 “发泄性欲消耗了体力，事后你会感到愉快和满足，就不愿再管其它事了。但党要人们随时精力充沛，游行、喊口号都是变相的性发泄罢了。” 灭绝享受和快感、删除人性与本能，人之体能和激情就只剩下了一条通道：献给“老大哥”。只有一种高潮：政治性高潮。比如每天的“两分钟仇恨”仪式，面对电幕上“人民之敌”戈斯登的头像，大家在座位上不停地暴跳、尖叫、怒骂，连身体都跟着痉挛……第6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6） 消灭差异，消灭性趣，消灭诱惑，消灭香水口红裙子……用和男人一样的制服把女人包裹起来。有时，大家几乎怀疑起了活着的真实性、性别的真实性。 “你喜不喜欢活着？摸摸这儿吧，这就是我的手，这就是我的大腿和胸脯，都是活着的。你不喜欢这些吗？”当温斯顿紧紧贴住朱丽叶，触到她饱满的乳房时，“一股青春热力透过他们的制服，注入他的体内。” 用偷情的片刻欢愉来打破生存的死寂，靠肉体的彼此取暖来冲淡荒谬与冷漠。生命，终于燃起了一线可怜的私性、一缕罕见的亮度。 情欲：最后的疯狂 “如果不跟我这样的人来往，你会多活五十年。” ——男人对女人说 对温斯顿这样的叛逆来说，任何有违“党纪”的念头和行为，都会激起内心的亢奋。一天，当他偷偷打开朱丽叶的小纸条时，激动得几乎晕倒，上面写着：“我爱你！” 激动并非因为收到了爱，而是收到了另一个叛逆存在的信号。这心情就像他在日记里不经意写下“打倒老大哥”，既害怕又欣喜若狂。 这快感某种意义上也是“性高潮”。在一个生命极度被折弯的地方，权力和反抗——扭曲和反扭曲、压制和反压制都会陷入病态。比如俩人偷偷约会时，朱丽叶——一个表面上极正统的女孩子，竟用最下流的话咒骂党，并疯狂地掏出黑市买来的劣质香水、口红、胸罩……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你以前干过这种事吗？” “当然啦，几百次呢——啊，至少有几十次吧。” “和党员吗？” “是的，都是和党员们。”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她已干过几十次，他希望她已干过几百次啊。谁知道？也许党的内部已经腐烂了，所谓的自制、坚强和艰苦朴素，恐怕就是一种掩饰罪恶的虚伪。他甚至希望能使他们传染上梅毒和麻风呢…… “听着，正因为你和好多人发生过关系，我才加倍地爱你。” “我应该使你满足，亲爱的。我的骨头正在腐烂呢。” 显然，朱丽叶与党员滥交，是一种精神造反，是对党管辖下的肉体的一种虐待，既自我满足，又自我惩罚。温斯顿，则从中窥到了党的丑陋和堕落，因此而兴奋。第7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7） 不难看出，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虚无主义仅是一张纸的两面。性高潮退后的虚脱，乌托邦失血后的苍白，其实没什么两样。 偷情之后，便是灵魂的结局、人性的结局、生命的结局。 温斯顿和朱丽叶信誓旦旦的爱情终于被出卖了，被自己。 在令人恐怖的刑罚前，男人痛苦地大叫：“去对付朱丽叶吧！怎么对付她我都不在乎。把她面孔撕去，把她撕成骷髅……” 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自以为：即使酷刑之下自己会招供，但这只是招供，并不能让他们彼此背叛。“招供不是出卖，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情，如果他们使你不再爱我了，这才是真正的出卖。” 斯大林曾对手下人说：谁都可以被收买，只是卖价不同罢了。 生命被蒸发 以前的暴政不过是今天的一半，效率也有天壤之别。 ——《1984》 总是在夜里，一只有力的手摇动你的肩，灯光直刺你的眼睛……你就这样销声匿迹，名字在户籍册上消失，你的存在被否定、被遗忘。 在苏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加米涅夫……也是这样被从睡梦中摇醒，随即蒸发。 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出卖、逮捕、酷刑、处决、失踪……将无休无止。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对，让他受苦。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布哈林出门前向妻子口授了一封绝命书—— “我命在旦夕，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我感到在地狱机器前无能为力，它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和间谍……”第8章 读乔治·奥威尔《1984》（8）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敌人就越多”的断言，仅1933年到1937年，苏联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数量即由350万降到200万；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处决的有98人；红军的5位元帅被整肃掉3个……在原内务部官员奥尔洛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深夜，雅果达巡视审讯室，推门看到了这样一幕：疲惫的审讯员躺在椅子里哀叹，‘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生命就这么一文不值？’而被审讯者绕到他身旁，像父亲那样拍他的肩头，安慰他……” 就像温斯顿默默写下“二加二等于五”，那些曾浴血奋战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面对疯狂的专政手段，在一番抵抗后，无不垂下高傲的头颅—— “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同志，他是全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的缔造者……”（布哈林法庭陈词） 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指出：“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它们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大洋国”那些无处不在的党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即属此类格言。事实上，当我们读完小说便会看清“老大哥”的统治秘诀：贫穷是保障！斗争是法宝！恐怖是关键！ 该结束了 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是谁？世上是否真的有过我？人是怎么一回事？ “在你不知道的时刻，死神会降临。” 故事最后，我们的主人公，温斯顿——一个曾想着要弄清真相、认真生活的人，和那些生命即将结束的党内老人一样，只能在酒吧里消磨最后的天数。此时，他又听到那支神秘的歌了—— “在栗子树下面，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一行浊泪从眼眶淌下来。 子弹就在明天。他知道。 公元1950年，曾被子弹射穿喉咙的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 此时，距“1984”还有34年。他曾让自己的主人公说过—— “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 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死。 2000年12月第3卷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第1章 读加缪《鼠疫》（1）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所吞没？ 逃走是简易快捷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道路，因为随时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直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意义；既是方法，亦是本体。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人权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平凡的“高贵”。 加缪有两部著名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前者披露的是人在生存中面对的荒谬：主人公默尔索性情内向、不谙世道，他逃避被谎言层层修饰的生活、拒绝被习俗操纵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系统，尽管与外界疏离，但他的“反常”还是激起了社会的敌意和愤怒。在稀里糊涂卷入一起命案后，他被判处死刑，法官最大的指控不在于杀人，而是他在母亲下葬时“竟然不哭”：“我指控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是来自集体大本营的指控。默尔索死于社会评价，而非自己的行为本身。加缪以主人公的毁灭揭示了“荒谬”的深意：这世界竟容不下一个按自己逻辑来生活的人！任何想溜出界的“局外人”都难逃“界内”的追击和惩罚！所谓秩序，竟是靠绞杀异己来维持的。作者把小说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默尔索并非一个乖张的异化人，他只是“自己”而已，被毁灭是因为他拒绝被同化。在众寡悬殊的格局中，他选择了自我和反叛即等于选择了肉体毁灭——物理上他失败了，但精神上他是赢的，他用冷蔑告别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是”。第2章 读加缪《鼠疫》（2） 在揭示“荒谬”上，《局外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被毁灭毕竟不合乎加缪的意志和理想，他热爱生命，对个体永远抱有美好的祝愿，无论在感情还是理性上，都希望看到出路。于是，就有了下一部小说：《鼠疫》。如果说，《局外人》呈现了“荒谬——反叛——毁灭”的话，那么《鼠疫》则完成了这样的价值逻辑：“荒谬——抗争——集体抗争——得救”。在《局外人》那里，“荒谬”作为现实的起点被提出，反叛者孤立无援，“人”被世俗规则判处了死刑；而《鼠疫》旨在维护“人”的价值和前途，证明自在的合理。前者侧重于荒谬而残酷的生存真相，后者则聚焦于“反抗”“谁来反抗”“如何反抗”等系列主题。 “荒谬”，既是哲学意义的高级矛盾，又是现实生存的基础纠结。 加缪说，“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的事。”那么，像“鼠疫”这样的生命灾难是加缪亲历的吗？没错，“荒谬”的日常生态就是“鼠疫”；权力犯罪和战争就是“鼠疫”；政治制造的贫困和愚昧就是“鼠疫”；迫害人权、铲除异己的恶性统治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杀人，而独裁恐怖、种族歧视、个人崇拜、政治乌托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纳粹法西斯、专制意识形态……都会致人死命，且杀得理直气壮、道貌岸然。正是这些政治毒液使世界变得混乱而疯狂，摧残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显然，加缪重视的并非生物学上的鼠疫，而是社会领域的“杆菌传染”。 40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逃散、待毙、乞求……人性的复杂与多棱、本能与理性、卑鄙与高尚、龌龊与正直、怯懦与尊严，皆暴露无遗：投机商科塔尔的贪婪和受虐快感，他为危机的到来而欢呼；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同胞之爱的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欲只身逃走，但在与里厄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留在了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使之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开着射灯、以“刺刀”的意志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正是这同归于尽的决心令对手感到了害怕。第3章 读加缪《鼠疫》（3） 里厄，一个率先发起保卫生命、保卫城市运动的医生，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为共同体的命运和荣誉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深情的母亲和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他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脊梁。 良知、责任、尊严、理性、果决、正常的知觉——正是这些材料和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零部件），以结实的生命分量、以情义丰满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小说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妻子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刹，我觉得眼眶潮湿了，仿佛又看到医生那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8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 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在心里，我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里厄，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峦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我耳畔时时响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山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们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解说。我明白，这是普罗米修斯在悬崖上服刑的声音，这是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一线生机与荣誉。第4章 读加缪《鼠疫》（4） “二战”过去了。“文革”过去了。“鼠疫”消失了吗？加缪过时了吗？ 当然不。只要人类生态中还存在荒谬，还滋长那些腐坏人性和道德的因子，还蔓延那些侵蚀文明和秩序的逻辑，“鼠疫”的阴影即时刻萦绕着人，威胁着正常生活，侵蚀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 “鼠疫”病菌的数量和发作率一点没随残酷年代的结束而式微，它分布得更细密、隐蔽，更深入骨髓了。它已撤离生活面貌的表层，渗透到日常程序和细胞核里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觉不出生活有病，觉不出周围环境和细节有何异样，并非肌体免疫力之增强，而是我们已染上了鼠疫中最可怕和凶猛的一种：“麻木”杆菌！（鲁迅小说中的“围观杀人”和“人血馒头”描述的即该症状）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抱怨和无能为力中——已像瘾君子般习惯了呵欠连天、昏昏欲睡的状态。人的悲剧和可怜即于此：常识被废黜，丧失了运用正常逻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灾难本是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喜庆，只忙着请功，只盼着伤疤早日痊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史给忘净了。这样的情形让里厄感到忧心——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关于“鼠疫”和这个生存共同体的关系，小说在结尾已作了预言—— “里厄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正是从该意义上，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只要世上还有荒谬，还有现实或潜在的“鼠疫”威胁，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他的医学方法、他的里厄和塔鲁们。 在《反抗者》中，加缪提醒在荒谬中挣扎且决心反抗的人们： “反抗永远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相反，它支持真正的现实主义。若它要求一种‘革命’，那它为的是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这就是它为什么首先依靠最具体的现实：职业、村庄、存在物与人的跳动的心脏……至于政治，它应屈从于这些事实。” 挽救奥兰城的不是政治和口若悬河的政客，而是医生、记者、职员、工人这些最具体的岗位与合格的劳动者，是里厄们跳动的心灵和手脚。 2000年1月 （补记：2003年“非典”期间，我再次意识到加缪《鼠疫》的前瞻与深刻。在我眼里，那场灾难从爆发到结束，几乎演绎了《鼠疫》故事中的所有细节和逻辑。当时，这也是我极力向朋友推荐的阅读。）第4卷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第1章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1）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索尔仁尼琴 “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妥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敲门我该做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 “地下”——这是个怎样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词？作为严酷体制下的某种特指，它立刻把你引入一种诡秘而又隐含悲剧力量的“场”：惊险、幽僻、阴暗、忐忑、窸窸窣窣、蹑手蹑脚……“地下”，是一种死亡状态，也是一种生存之境；是压抑和绝望，也是自信和积极。它既是向下的，又是向上的。而且你会惊讶地想到：一切最有价值的东西总会被送往“地下”冻储起来，其力量不在眼下，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就像那些富饶的矿石。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品被扼杀的记录……他逝去已110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后来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然而，当文学跨过了它自己造就的革命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的。又经过大约10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 他必须潜入“地下”。像“深水鱼”那样在巨大的水压下——在距冰层很远的区域蛰伏下来。那里一片死寂，没有光线、漩涡，没有充足的氧气和海藻，亦没有朋友。那里听不见海啸、狂风与搏斗，远离岸上的枪声，渔夫的投叉和探照灯亦嫌弃这儿。 绝无舒适，但相对安全。 看上去它身体僵滞，移动迟缓，仿佛呼吸都省略了——唯濒危的化石级生物才会这样。这是一种内在的、靠反刍记忆度日的生活。于灵魂而言，该状态或许最适于思考，对生存来说，则是可怕的囚禁和窒息。 最大限度地收紧、敛缩，减少痕迹，不引人注目，不露任何异常——这就是“地下作家”的生存法则。所有的古老生物皆以此躲过杀戮、延续下来的。 但它冷冷地醒着——没有比“深水鱼”更清醒和深邃的了。它洞悉秋毫，体察万象，握有海洋的全部真理和秘密。它是一间记忆的仓库、历史的邮罐车——打开它的锁，你会惊骇地看到那些失踪的尸体、血污、刑具、唳叫、死亡档案、照片和遗物……它是整个海洋监狱的见证。 他就是它。第2章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2） 他最害怕的不是对手和死亡，而是突然被剥夺记忆和表达的机会。仿佛一位母亲，并不怎么害怕牺牲，却疯狂地护着腹中的胎儿。他脑子里的东西太重要了，为了它，一个男人可以像孕妇般不顾一切——所有女人加起来都不会比一位孕妇更有力量。 为了“古拉格群岛”千万条冤魂，为了几代人的命运能真相大白，为了替俄罗斯保留一副不说谎的大脑——他必须沉潜、忍耐，须以数倍于常人的机敏学会隐蔽，躲过那些深水炸弹、渔网、探照灯和声纳仪。 保护生存就是捍卫记忆。目睹了太多被告密、背叛和扼杀的例子，他变得更有地下经验了，为了迷惑敌人的嗅觉，他必须让身体散发出庸俗的气味，必须装出不要尊严的邋遢样子，而过早和轻率地显示力量即等于出卖力量。地下生活，是痛苦和屈辱，也是秘密的欢乐与光荣。 不能让隐蔽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一时一刻也不能招徕关注的目光。身处同事之间从不表现自己有广泛的兴趣，总装出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贪婪，有时候虽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诉和当仁不让的抗议——澄清某种事情，可我从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俯首贴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总心安理得。 为了爆发，必须忍受。为了石破天惊的訇响，必须先无精打采地沉默。必须阻止体内那股正义的冲动和激情——用绷带、胶布、压板将之缠了又缠，裹了又裹，千万不能决堤，不能外泄。 他坚定、自信，有着耐寒的体魄和不畏寂寞的定力。但“深水区”的钟表走得太慢了，氧气太少了，他有虚弱和委屈，有沮丧和不甘的时候—— 整整12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13年时我颤栗了。这是1960年夏……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 秘密若永远是秘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每一桩历史秘密和真理，都有其对应的有效时代，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容器里，它是伟大而有力的，可一旦容器被消碎或解体——它却迟迟没显形，那就白白流失了其能量。 秘密不应作为塑料花而自淫，她须抓住一切隙机以绽放腹中的果实。她渴望听到诞生的婴泣。 最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有读者——苛求的、敌对的以及喝彩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用自己的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也会带来无为。第3章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3） 若暂时没有读者的仅仅是作家的私性体验（比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作品），那或许称得上“纯洁”。但若涉及民族生存、公共良知和国家前途，那只有不顾一切地早早曝光方称得上“纯洁”了。对此，罗曼·罗兰和纪德作出了不同选择：前者的《莫斯科日记》在长达半世纪的自我封存中成了朽纸，铅华失尽，由一件思想利器沦为死亡政权的哭丧棒；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则光芒四射，成为了一把率先解剖政治乌托邦的手术刀。 不能浮出水面，不能用一支笔去改变周围的空气，不能影响成长的一代——把之拱手送给当局去“培养”——这是索尔仁尼琴等“深水鱼”每天都遭受的炙烤，他几乎听得见神经咝咝冒烟的焦糊味。 还有文学自身也受到了损伤：一个作家，在获得了思想之后，还要考虑如何表达，使精神体验与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让作品具有更永恒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而“地下作家”在这方面遇到了障碍——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势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他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入微的艺术审美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需要的……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写上10年、12年，会不知不觉地随心所欲：有时长篇大论空空洞洞而且过于尖酸；有时激昂慷慨声嘶力竭却又故弄玄虚；有时搜尽枯肠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段，竟用些粗俗的传统手法硬粘合到一起。 读索氏这些清醒的自白，我突然想到了近年读到的一个人，一个中国诗人，食指（郭路生）。 作为“文革”著名的地下诗人，他也称得上一条“深水鱼”了，但其精神内涵和理性指向与索氏有较大差异。在《鱼儿三部曲》中，他刻画了一条在冰层下追求神谕与光明的鱼儿——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 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 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 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第4章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4） 和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食指的诗歌中交替着两股闪烁不定的生存指针：哀情和热情——成人的怀疑和儿童式的坚定——失败的情绪和不甘的挣扎——现实的焦虑和虚拟的光明。同时你会发现，由于情绪上的剧烈震荡和角度的频繁变幻，作者反而没给自己腾出稳定的思考空间，一切体验都显得那么匆忙、矛盾和模糊，这几乎是当时“地下文学”的共性。抒情遮蔽了理性，迷惘覆盖了质疑，文艺性远大于思想性……我们在敬重作者灵魂的个性与诚实之后，也不禁为思想上的刹车而惋惜。为什么感情的真实与强烈反而阻止了对问题真相的触探？为什么总在最平面的意绪上驰骋而不向纵深掘进？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从不乏情怀上的赤子，却很少孵化思想上的勇士？ 唯有诗人，独不见思想者。 多是凄美的抒情焰火，缺少有重量的理性之光。 和飞舞的激情相比，我们更期待垂直的沉思。最大的“深水鱼”一定是深邃的智者，而非骚动的诗人。 可见，“深水鱼”也有水域、层度、走向的差别。这是由传统、储备、习性、使命、知识结构和精神量级所决定的。诗人弹奏的多为“真理练习曲”，多用一种象征的表白和祈祷方式，正像食指《相信未来》中的那种“光明”——美好的愿望和决心即全诗的逻辑终点。而思想者的路径是理性，其全部力量在于否定和质疑——他要以充分的证据来审判谎言，最终使真理获释。 读食指，还有一个感受：艺术性略逊。无疑，它是特定的国情和语境所囿的结果。但还有一原因，即索氏所说的“地下文学”的遭遇：“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即缺少充分的艺术参照和审美检验。 今天看来，食指的作品更倾向于一种纪念性文本，“史”的价值远大于艺术性。这种残酷在1950年以后的几代作家和诗人身上都创下过。艺术被路线绑架了，文学被斗争挟持了，我们的字典中已无多少词汇可用，文字贫困到极点。 时代的不幸在造就“地下文学”业绩的同时，也让它付出了艺术上的代价。 在《古拉格群岛》的开篇，索尔仁尼琴为这部海底巨著题辞道——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这是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和人的责任的回答。 1999年第5卷 “当你老了，头白了……”第1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1）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爱尔兰）叶芝 1 在世界爱情诗史上，伴随着那些经典名篇的流传，诸多故事也成为了不朽。人们在吟诵浪漫句子的同时，也永远记住了其背后的爱情和命运，尤其那些美丽的女主人公。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你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威·巴·叶芝（1865-1939），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尽管其一生硕果累累，但都没有像《当你老了》那样为后世痴迷和宠爱。叶芝出场到哪儿，哪儿就必有它，俨然最贴身的一块玉佩了。 显然，这首诗的声誉除了美学品质，更有赖别的因素。于是，揭开那位“朝圣者”的神秘面纱，弄清他和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成为赏析该诗的关键了。 叶芝出身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早年习画，但不久即抛弃了油彩，迷上了诗歌。他在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堪与德语诗歌中的里尔克媲美。艾略特曾誉之“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在英语中自无疑问，在我看来也是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 世纪之交，叶芝以饱满的激情为故土事业而忙碌。政治上他拥戴爱尔兰自治，但又是一个保守派和渐进论者，他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憎恶杀戮与复仇。这位物质与精神的贵族，在性情和生命实践上，堪称一个温美的理想主义者。 1889年1月30日，对诗人来说永生难忘。爱，降临了。 他与美丽的茅特·冈第一次相遇。她不仅仅是个著名女演员，更是位“朝圣者”——其时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关于那惊鸿一瞥的触电，诗人忆云：“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第2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2） 《当你老了》，即叶芝于1893年献给茅特·冈的。不幸的是，诗人的痴情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他得到的是冷遇。这一年，诗人28岁。 和那些幽幽的“静物”型美人不同，茅特·冈性格外向，追求动荡和炽烈的人生。除了灵慧的艺术细胞，上帝还在其血液中注入了旺盛的冒险因子，她是一个敏于政治、主张在行动中赢取生命意义的女子。 惊人的美貌和不驯的性情、温柔的躯体和刚性的意志、艺术才华和披坚执锐的欲望、舞台上的优雅和狂飙式的政治爆发力——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起铸就了神秘的茅特·冈！注定了她在女性花园里的稀有，注定了她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叱咤，亦注定了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唯一与永远。 叶芝是诗卷和云层中的骑士，地面上却不然，他更多地是一个先知，一个歌手，一个社会问题的冥思者和文化旷野上的呼喊者，而非身体行动和广场风暴中的骁将，其天性决定了这点。所以现实中，他的手上不会握有匕首和枪柄，其鹅毛笔上也不会沾染谁的鲜血。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里即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之说。 敏细、多情、犹豫、矛盾重重……叶芝性格中沉淀着宁静的理性和智者的忧郁，太贵族太书卷气，无论体魄还是气质，都缺乏隆起的“肌肉感”，缺乏外向的扩张力和侵略性。而诸如起义、暴动等物质方式的斗争，是需要易燃易爆的肌肉元素做柴薪的，需要那些以狂野、粗糙、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 所以他永远都够不上茅特·冈倾心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雄性标本。虽彼此尊重和敬佩，但“朝圣者”的政治原则和独立主见，使之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诗人天生的柔软。她一次次拒绝叶芝的痴情，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对方荣誉最盛之际。 1904年，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一起，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拟用艺术唤醒民族的独立意识。茅特·冈也涉足剧院，参与演出，彼此是艺术上的同事、精神上的盟友，却成不了生理上的情人和伴侣。 1903年，“朝圣者”选了位军人作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第3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3）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的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诱惑，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婀娜的肢体上。若她长得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其实，她本能的拒绝，再次强化了她的“凸”，更显示了她的自信、果决和独立。尽管诗人有过怨恨，对轻易揽她入怀的家伙既妒恼、又贬损，称之“粗鄙不堪的酒鬼”。但他痴心不改，对寄身酒鬼的女神一往情深——同时他清楚：茅特·冈只属于自己，只委身于钟爱的事业，而不依附任何人。基于此，在诗人心里，她丝毫没因下嫁于人而损害自身的价值和光彩。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励，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不例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30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于常人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却属福祉。现实之痛，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的激进者，“美人”即茅特·冈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则是时代配属给一个诗人的精神资源和人生能量。 2 立场的隔膜、冷漠的拒绝，非但没削弱诗人对女神的向往，甚至相反。 叶芝虽政治上主张改良，对暴力和偏激行为持有疑虑和异议，但他又常陷入理性与情感、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中。同时，天然的艺术秉性，使他对那种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和英雄主义抱有深深的敬意与崇拜，甚至油生自卑。在《人民》一诗中，叶芝把她喻作了一只虽遭诋毁却奋斗无悔的“凤凰”（其时，茅特·冈正身陷窘境：婚姻失败，演出遇冷，舆论攻击……但她依然责备了叶芝对“人民”的批评。这使诗人深感惭愧）——第4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4） 这一切工作又得到了什么？我问/这个粗野无礼的城市天天有如此的恶意/这里，谁为人效力最多，就被人损得最深/在一个夜晚和早晨中间，那个人一生的赫赫声名尽付东流……于是我的凤凰带着责备说：“这些我服务过，一部分我还喂过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向我猛扑过来/但我不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埋怨人民”/……你，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行动中生活的人/有着一种自然力量的纯洁/可我，我的优点只是有分析的思想，下种种定义……现在已过了九年的光阴/这些话浮上脑海，我又羞愧地把头低沉。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揭杆而起。暴动失败后，包括麦克布莱德在内的众多起义者遭处决。对于起义，叶芝虽理性上无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绞刑这些悲壮的符号前，诗人被震撼了，牺牲本身那种天然的纯洁性、所折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气势——都向诗人传递着一种高尚的悲剧美、一种舞台的高潮之美……连麦克布莱德——这个昔日情敌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来，旧有的妒恨成了尊敬，任何世俗评价在赴死的豪迈下都哑然失色。“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1916年复活节》） “可怕的美”，更丰富了“朝圣者”身上的迷彩和光晕。诗人更逃不出她的“场”，那口红一样迷人而疯狂的“场”。他愿跪倒，愿昏迷，愿戴上脚链，愿被爱矢射穿。 爱使人笨拙，使人智商低下，艺术家、诗人尤如此。叶芝在洞悉暴力革命的同时，却又欲罢不能地维护它，替之辩护——因为茅特·冈在里面！《丽达与天鹅》尤反映了这种焦虑：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对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摸她的大腿……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色的荣耀？ ……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壁残垣、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迦门农之死…… 公正地说，叶芝那些让茅特·冈不屑、甚至讥为“冷漠”“软弱”的理性，无疑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不仅对19、20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就是之于整个世界、之于20世纪的无产者运动和民族激进革命，也属犀利的批评和深邃洞见。比如那首《伟大的日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第5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5） 这种对政治乌托邦的讽喻，这种对“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源于对民族和同胞的深爱。“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他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她声音的国家。把这样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但对历史有用的，对爱情却未必。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对一个女人却未必。 3 罗曼·罗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 谁能否认，失恋是爱的唯一真相和本质呢？谁能否认，失恋乃生命中最瑰丽、最贴近艺术的体验呢？它有一股深邃的疼痛和晕眩，一缕难以言说的冷月之美……某种意义上，失恋恰是爱的开始，永远的惆怅，决定了爱不安息，永远在路上。在诗人和艺术家身上，爱无须被帮助，它是一个自足的圆，时间乃其伟大的半径，该旅行永无尽头，没有止境。 有人说：“惟不可企及时，不朽的爱才会发生。”永远的爱，只献给那些令人绝望的逝物——就像旷野上的孤寂者，仰对流星时，那一刹的激动、幸福与目送的悲凉…… 多年以后，茅特·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世人应因我没有嫁给他而感谢我。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叶芝） 爱，世间最难捉摸也最难安放的东西，它的自由、野性、魔幻无常，除了像对风一样的态度外，又能怎样呢？ “当你老了……”，在苦苦守望中想象一种岁月的回报，这几乎是无望的叶芝们——所能发出的最悲愤的追债、最轻微和善良的诅咒了。求助于光阴，借虚拟的未来兑现永无可能的梦，实乃自我感动的艺术，一场深情的美学梦游。 其实，“当你老了”的约会画面，早在200年前即有人动笔了。文艺复兴时法国诗人彼·德·龙萨写过一组《致爱兰娜十四行诗》，其中有一篇《当你衰老之时》： 当你衰老之时，伴着摇曳的灯 晚上纺纱，坐在炉边摇着轮车 唱着、赞叹着我的诗歌，你会说 “龙萨赞美过我，当我貌美年轻” …… 那时，我将是一个幽灵，在地底 在爱神木的树荫下得到安息 而你呢，一个蹲在火边的婆婆 后悔曾高傲地蔑视了我的爱第6章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6） 显然，该诗与《当你老了》有着相似的构造和逻辑，甚至有理由说叶芝借鉴过对方。龙萨的诗没有后来者幸运，除了诗歌成就和作者名气，大概也因了女主人公的魅惑不同。历史录取了茅特·冈，也就录取了叶芝的爱情。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向来是一代代艺术青年习惯练习的爱情口型。一个世纪后，这个不朽的语言花瓶，重又摆上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案头，成为小说《情人》的开场—— 当我很老的时候，一天，在某个公共大厅里，一个陌生男子朝我走来。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来是特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比从前的时候更美，我爱你现在倍受损毁的面容，胜过爱你年轻时的美貌。” 我时常想起这幅只有我独自看到的、从未与人谈起过的画面。它的出现总是那样悄然无声，又总是那样令人赞叹。 时光刀片，最能削弱女人的天资与高傲。所以，世上的男性暗恋者和失恋者，多把这种晚景视为自己的机会。这样的忠诚和对女人的补偿，令人感动，也有点残忍。 我觉得，虽然“爱你的皱纹”更取悦垂暮之人，但总不如“一直爱着，我心依旧”等表白更诚实些——若无昔日“美丽的面容”，还有今日之爱吗？今爱暗藏的不正是对昨日的追溯和讨债吗？ 4 爱是风。一场让人害热病害癫痫的风。它能酥化骨头，使之发痒、变软，变得飘然、恍惚、昏沉……到头来，却是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丧失对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诗人竟转向茅特·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求婚。 这次匪夷所思的示爱，毋宁看作一幕时隔半生的、变相甚至变态的——向“朝圣者”的再次跪拜。和30年前一样，诗人又撞到了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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