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呐。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我不想上这所学校!”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通行的国际公约都严禁贿赂;而且,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了。“露露,”我悄悄地说,“如果你好好数数,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还要带你去逛书店。”然后,我把露露拽了回来。“她现在准备好了。”我爽快地说。这一次,招生办主管允许我陪着露露走进测验室。落座后,她把4块石头放到桌上,然后让露露数一数。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儿,然后说:“11、6、10、4。”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冰凉,真想拽着露露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招生办主管却异常平静地加上另外4块石头,“现在是几块呀,露露,你能数出来吗?”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儿多看了一会儿,“6、4、1、3、0、12、2、8。”我忍无可忍:“露露,停下来,别胡闹了!”“不,不……请等一下。”招生办主管举起双手,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她转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数数,对吗?”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妈妈已经失望至极),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管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正好也是我们这所学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大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暗自庆幸,因为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国毫无疑问地得到肯定。第二部分 第19节:露露的乐器(3)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在家长会上,索菲娅的老师告诉我们,她从来没有教过像索菲娅这么优秀的学生,但同时也对索菲娅的社交感到担心,因为她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总是独来独往,还经常抱着一本书兀自在校园里漫步、闲逛。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儿的。”那个待在纽约的学期真是漫长而难熬。我甚至试图接受纽约大学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往前迈进。我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发表了一篇法律评述的文章。由于该文在决策圈反响热烈,耶鲁法学院终于向我敞开了久违的大门,聘请我担任终身教授。7年后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经历午餐面试,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欣喜中夹杂着一丝自嘲的苦涩。我们家的游牧生活终于结束了——杰德不用再在两个城市间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索菲娅和露露也在纽黑文上了小学。那时候,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某种两副重担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在音乐演奏会上,她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表现得无可挑剔,但是,对在技术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会以突出的风格和个性来弥补。在那段时间里,我想到露露应该开始学习新的乐器。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索菲娅的钢琴当时已弹得相当不错,在当地频频获奖、小有名气,并经常应邀前往学校、教堂和社区组织进行演奏。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台下,感受人们赞美姐姐的扑面热浪。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第二部分 第20节:露露的乐器(4)“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Sy)建议说。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来颇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威风凛凛的宙斯。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了多年心理学临床治疗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弗洛伦斯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住在纽约城里。最近,她刚刚出版了在业内颇具争议的现代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传记。格林伯格及时地发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弗洛伦斯和赛已经离婚20多年了,无论赛发表什么意见,她总是会大唱反调。“何不学点儿更让人兴奋的乐器,比如加麦兰①?或敲击的锣鼓?”弗洛伦斯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人,喜欢冒险、四海为家。许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亚之旅。在那儿,她被爪哇人的加麦兰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乐手组成的小型乐团,盘腿坐在地板上,摆弄像平锣(kempul,一组由不同音调组成的挂锣)、铜片琴(saron,一种很大的金属木琴)或者铜鼓(bonang,用鼓槌敲击、听起来像编钟的双排铜鼓)这样的敲击乐器。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样,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②对加麦兰敲击乐也有着同样的好感,并认为加麦兰体现了一种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加麦兰音乐“能够表达每一种晦涩的含义,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阴郁的色调”。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爪哇人描述为“奇妙的人种”,称他们“掌握音乐的技巧就像学会呼吸一样自然、轻松。律动的海浪、穿过树叶的轻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来自大自然的呢喃,组成了爪哇人学习音乐的天堂;他们用心去倾听,没有参考过任何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在我看来,那时候的德布西正在经历一个迷恋异国风情的人生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法国同伴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亚土著一直是他们画布上的主角。而在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不肯谢世的遗风:身患黄热病的男人只与亚洲女人约会,有时甚至一连与十几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而不管她是亚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丑陋。可能正因为这个骇人的记录,我是杰德约会的第一位亚洲女性。或许,我之所以无法欣赏1992年我们游览印度尼西亚时听到的加麦兰音乐,是因为我对困难与成就的内在关系近乎盲目的崇拜。不知道我曾经对露露高声嚷嚷过多少次:“人世间所有意义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满了艰辛!你知道,为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过了多少崎岖不平的路?”而加麦兰音乐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如此简洁、古朴,无雕琢、多重复。相反,德布西创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却反映了复杂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构思,以及在意识上对和谐的刻意追求。当然,也反映了加麦兰音乐对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里。这就像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清新的乡间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我曾经吹过竖笛,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露露去敲锣打鼓!我的直觉与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坚信,要摆脱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露露只能去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乐器。这样的乐器,非小提琴莫属!没有征求露露的意见,抛开身边所有人的建议、忠告,从那天起,我作出了这个铁板上钉钉的决定。第二部分 第21节:小提琴(1)9小提琴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然而,督促她练琴却常常令我们母女俩像丛林中的老虎和野猪般“血战一场”。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孩子作比较,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小时候我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在这种比较中我总是把别人比下去的一方。只有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公开比较的弊端。在我父亲看来,我们家的“龙夫人”——我的祖母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对我异乎寻常的宠爱,大大超过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会上,她会指着某个兄弟姐妹,说:“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们美儿,鼻梁又高又挺,美儿才像我们蔡家的后代。你呀,一定是继承了你妈那一族血脉,长得像只猴子。”不可否认,我祖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中国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药店,店主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我女儿,”他说,“她可聪明了,唯一的麻烦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儿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儿那么机灵。”还有一次,在网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我的朋友凯瑟琳与一位来看女儿比赛的中国母亲闲聊起来。这位中国母亲告诉凯瑟琳,她女儿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她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我这个闺女柔弱无能,”她说,并摇了摇头,“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学,比她可强多了。”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爱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还是想强调两点。首先,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我们都能找到父母对孩子的偏爱。在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里,亚伯拉罕之子以撒(Isaac)偏爱儿子以扫(Esau),而利百加(Rebekah)则更喜欢雅各布(Jacob)。①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中也有三个兄弟,他们从来就不曾被父母平等对待过。相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偏心眼。在《中国五兄弟》(TheFiveChineseBrothers)②中,我们看不出中国妈妈更偏爱一口气喝干海水的儿子,还是更青睐脖子坚硬似铁的儿子。第二部分 第22节:小提琴(2)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比较都是有害的。杰德一直在批评我对索菲娅和露露的比较。不错,我是对露露说过——“我让索菲娅做什么事,她立刻就答应了,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进步神速的原因。”西方人会误读我的本意——其实我并没有偏爱索菲娅,恰恰相反,我表达的是对露露的信心。我相信,她能做索菲娅能做的任何事情,而露露自身的强势也足以保证她能应对我指出的事实。我也知道,露露总是在心里和姐姐进行比较的。这也是我有时对露露特别严厉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沉溺于自己内心的疑虑中。正因为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课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见自己的新老师之前,我对她说:“露露,你已经6岁了。索菲娅在7岁半的时候,就赢得了音乐学校表演奖,我认为你的获奖时间甚至会更早。”露露的反应十分恶劣:“我讨厌比赛,也不想去学什么小提琴!”她干脆拒绝去上小提琴课。我威胁说要打她的小屁股,而且不许吃晚饭(在那个时候,这一招还算管用)。好一通威逼哄骗,终于把露露带到了社区音乐学校。在那里,露露的铃木小提琴老师卡尔?舒加特接待了我们。50岁的舒加特先生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和学生般的脸庞。他是那种特别善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和家长在一起,则显出几分冷淡和尴尬,而且很少直视我们的眼睛。他是个与孩子相处的天才,孩子们令他释放出轻松、诙谐、灵感和快乐。他就像社区音乐学校的“花衣吹笛人”①,后面紧紧地跟着30来个学练小提琴的孩子,露露也在其中。舒加特先生教学的秘密武器,是他将拉小提琴的每一个技巧,都转变成孩子们能够理解的生动故事或大胆想象。他没有直接讲授连音、断音、渐快等音乐术语,而是谈到轻轻地抚摸喵喵叫的猫咪、如军队般列队行进的蚂蚁,以及骑独轮车的老鼠骨碌碌滚下山坡……他教露露理解德沃夏克①著名的幽默曲第7号的方式,也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这首幽默曲有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不管你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即便你从来就没有聆听过这首曲子,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也会随之低声吟唱。这首乐曲还有着过于多愁善感的第二主题曲,意在将悲喜交加的、夸张的感伤杂陈其间。那么现在,该怎样将如此复杂的含义告诉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呢?舒加特先生告诉露露,第二主题曲是悲哀的,但还不像有什么人就要离开我们那么令人哀恸。而接下来他让露露想象:如果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并坚持一周,妈妈就答应给她买一个双球的冰激凌卷。露露真的这样做了,但是到了周末,妈妈却说话不算话。这还不算,她竟然给什么都没干的姐姐买了冰激凌卷。老师的这番话果真引起了露露的共鸣,她拉的幽默曲充满酸楚,好像这首曲子就是为她而写的。直到今天,当我听到这首幽默曲(你可以在网上的Youtube观看伊扎克?帕尔曼②和马友友的演奏)时,耳边就仿佛响起由舒加特先生填词的曲子:第二部分 第23节:小提琴(3)“我想……要我的冰激凌,喔,把我的冰激凌给我,你答应给我的冰激凌到底在……在……哪里……”有意思的是,虽然是我拿主意为露露选择了小提琴,但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在她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人们就不断地为她拨动琴弦、拉动琴弓的自然、流畅和灵活而震惊,为她似乎真的理解和感知了自己演奏的音乐而感叹。在舒加特先生为学生组织的独奏会上,露露经常闪亮登场,一展“小荷尖尖角”。其他孩子的父母会羡慕地问我,“你们是不是音乐世家呀?”“打算培养露露成为技艺精湛的小提琴家吗?”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让露露回家后完成练习任务,我们母女俩会像丛林中的野兽般“血战一场”—那是老虎Vs.野猪之战,她越是反抗,我越是强硬。每个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社区音乐学校,紧张得就像你在20种乐器的伴奏声中全力以赴。露露不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课,还要在课后和老师一起直奔另一个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钢琴合班讲授的铃木教学课。(露露在每个星期五的钢琴课我们也从不缺席。)回家以后,尽管上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给露露增加课后练习—绝不会让她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个星期的课!到了晚上,疲劳的露露已进入梦乡,我还会在灯下阅读有关小提琴的专业文章,听艾萨克?斯特恩①、伊扎克?帕尔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的CD,努力地去体会他们精湛的技艺,捕捉那些在琴弦中跃动的音符和那些抑扬顿挫的小精灵。我承认,这样的日程表的确过于紧张,但我总感觉在与时间赛跑。要知道,中国的孩子每天要练琴10个小时。萨拉?张在纽约交响乐团为祖宾?梅塔试音时年仅8岁。每一年,一些7岁的孩子都会在拉脱维亚或克罗地亚脱颖而出,以演奏高难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而将国际竞赛的奖杯揽入怀中。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样的领奖台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此外,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我在家里并不占优势。因为,我有一位美国丈夫,他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拥抱欢乐。杰德经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下棋或打迷你高尔夫球;最过分的是,驾车带着两个丫头大老远地跑到水上公园去玩危险的水上滑道。而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读书给孩子们听。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坐在一起读书,那是每个人都感到开心的惬意时光。拉小提琴真的很难,在我看来,它比弹钢琴难多了。第二部分 第24节:小提琴(4)首先,你得保持负重的状态,而钢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与人们的理解和想象完全不同,小提琴并不是依靠左臂来握持的。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卡尔?弗莱什在他撰写的《小提琴演奏的艺术》(TheArtofViolinPlaying)一书中指出,小提琴是“放在锁骨上”,并“始终由左下颚来固定的”。这样,才能保证左手自由、灵活地移动。假如你认为用锁骨和左下颚来夹住什么东西一定会很不舒服,那你就说对了。将一块木制的腮托和金属的夹具嵌入脖肩之间,大多数小提琴艺术家和小提琴演奏者,都会在下巴处形成一片粗糙、经常疼痛的红色斑块,他们甚至将这块“小提琴压痕”看做荣誉的徽章呢!其次是“音调”,即你用什么调子来演奏。这是我认为拉小提琴比弹钢琴要难得多的另一个原因。弹钢琴时,你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键,就知道你选择的是哪一个音符。而拉小提琴时,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准确无误地以准确的接触部位放到那个准确的“点”上,否则,仅仅一个毫米的误差,你拉的曲子就会“跑调”。虽然小提琴只有4根琴弦,但它可以由半音增量而产生53个不同的音符;点按不同的琴弦、利用不同的运弓技巧,可以演绎五彩斑斓、变幻无穷的音调。所以人们常说,小提琴能捕捉人类的每一种情感,它是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一种乐器。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有一点是相通的(许多运动项目也是这样),那就是:只有彻底地放松自己,你才能表现完美。在网球场上,如果你不能保持手臂的放松,就无法大力扣杀;在棒球比赛中,如果你手臂僵硬,就无法掷出又快又狠的“好球”;拉小提琴时,如果你握弓太紧,或把太大的压力放在琴弦上,就只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无法拉出优美的琴声。“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布娃娃,”舒加特先生会这样启发露露,“软软的,松松的,什么事都不必在意。你的手臂是如此的放松,你只感觉到它自己的重量……把一切都交给地心引力……不错,露露,嗯,很好!”“放松!”我也在家里大声地提醒露露,“注意舒加特先生所说的‘布娃娃’!”我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强调舒加特先生的教学要点,但在露露这儿,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我的话常常令她紧张、急躁。有一次,练习已进行到一半,她突然暴怒地大喊:“别说了,妈妈,你别说了!”“露露,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啊!”我强调说。“你在心里不停地说,”露露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假装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露露说得没错,我一直在琢磨露露拉琴时右肘抬得太高,用力不对,她需要养成更好的表达音乐的习惯。第二部分 第25节:小提琴(5)“别再胡思乱想!”露露命令道,“我不练了,除非你不再瞎琢磨!”露露常常试图激怒我,挑起我们之间的争吵是她争取停止练习的“阴谋诡计”。可这一次,我没有上当。“那好,”我冷静地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有时候,把控制权交给露露,会化解她的小脾气。露露想了想说:“捏住你的鼻子5秒钟。”不错,是个美妙的暂停。我照做了,练习继续进行。那是我们俩都很快活的一天。露露和我有着既难以调和又无法割舍的关系。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文档,用以逐字地、随时地记录我们之间值得关注的交流情况。在露露7岁时,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被记录在案:美儿:露露,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友好相处。露露:是呀—一种怪异的方式、恐怖的方式。美儿:!!(呈愕然状。)露露:开个玩笑嘛!(给了妈妈一个拥抱。)美儿:我要把你说的写下来。露露:别,别写!听起来太过分了!美儿:我要把这个拥抱也加在旁边。我对孩子比较极端的教养方式有一个可爱的副产品,那就是索菲娅和露露的关系非常亲近:因为她们得团结起来,手挽手地对抗专横而狂热的妈妈。“她真是神经错乱!”我听到她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着乐。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样脆弱。我常常对女孩们说:“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为你们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有一年春天,社区音乐学校的校长邀请索菲娅和露露两姐妹在一次特别的庆典中登台表演,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女高音歌手杰西?诺曼因在威尔第作曲的著名歌剧《阿依达》(Aida)中的精彩表演赢得格莱美奖而举办的。凑巧的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歌剧《阿依达》,而杰德和我,正是踏着《阿依达》的“凯旋进行曲”走进了婚姻的神圣殿堂。于是,我邀请了我的父母从加利福尼亚赶来观看孙女的演出。穿上合体的长裙,两个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钢琴一块儿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调奏鸣曲。在我看来,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们的年龄—音乐在小提琴和钢琴来来回回的变换中显得不是那么默契,听着很像两种乐器间的窃窃私语。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美中不足,两个女孩的表演大获成功。后来,杰西?诺曼对我说:“你的女儿真是一对天才—你太幸运了!”幸运的我深知,这是经历了无数场战斗才赢得的结果。硝烟散去,我体验到了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光。第二部分 第26节:小提琴(6)10泡泡和牙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索菲娅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比较超脱,而西方父母则难以做到这一点。小时候,有一次(或许不止一次),我对母亲非常不尊重,父亲愤怒地用我们家乡的闽南话斥责我,说我是“垃圾”。这句话说得很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但这并没有打击我的自尊或任何其他的自我认知,我不会真的认为我就像一堆垃圾那样一文不值。作为成年人,当索菲娅的行为对我构成极大的不恭时,我也曾经用英语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你,像堆垃圾!而且是在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晚餐上。记得当时的我立刻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斥,一位叫马西的客人为此深感不安,她甚至流下了眼泪,早早地离席而去。我的朋友,女主人苏珊极力挽留我继续和客人们待在一起。“喔,亲爱的——这只是个误会,美儿只是在进行比喻,对吧,美儿?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索菲娅是垃圾。”“不错,是这样,我说了,但是这句话是有文化背景的。”我想作点解释,“这是中国移民的事情。”“可你并不是一个中国移民。”有人指出我其实是出生在美国这个事实。“说到点子上了,”我承认,“所以我这么说对索菲娅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是在极力息事宁人,而我清楚,这句话其实让索菲娅颇为震动。在教育孩子方面,中国父母可以做出西方父母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法律上采取行动。中国妈妈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女儿说,“嗨,小胖子——减减体重吧!”相反,西方父母只能小心翼翼地围绕这个同样的话题,可能从“健康”入手“旁敲侧击”,绝不会提到半个“胖”字。而他们的孩子最后依然会陷入饮食混乱的反复调理和负面的自我形象中难以自拔。(我也曾经听一位父亲用“美丽而难以置信的能力”来盛赞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可这个女儿后来告诉我,在她看来,这些话空洞干瘪得如同垃圾。)中国父母会要求孩子照着自己说的话去做,而西方父母只会要求孩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中国父母可以说“大懒虫,所有的同学都比你棒”,而西方父母会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极力去挖掘孩子的点滴成就,努力说服自己不要为孩子眼前的失利而失望。中国父母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直言不讳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对此,我思考了很久、很多。我认为中国父母与西方父母在心态上有三个显著的不同。第二部分 第27节:小提琴(7)第一,我注意到西方父母非常在意他们孩子的自尊。假如孩子做某事失败了,他们非常担忧孩子的自我感受,会不断地安慰孩子,启发他们肯定自己的长处,即使他们在考试或表演中表现平平。这就是说,西方父母特别在意孩子的心理感受;中国父母则不同,他们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脆弱。对待孩子自尊心的不同态度,导致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为上出现了差异。例如,一个孩子带着在考试中得到的“A–”回到家里,西方父母很可能为此赞美孩子,而中国妈妈的脸上会现出恐怖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孩子在考试中得了“B”,一些西方父母仍然会表扬孩子,另一些西方父母则会和孩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不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或不安全,也绝对不使用“愚蠢”、“无用”或“丢脸”这样的词汇。可在我看来,西方父母的做法也可能失当。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好,是在某个科目上能力有问题,还是课程的安排或整个学校有什么问题,这些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假如孩子的成绩总是得不到提高,父母还可以约见校长,质疑某个科目的教学方法或教师的资质问题。孩子要是在考试中得到“B”(恐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华裔家庭的概率较小),中国父母立刻就会大发雷霆。为此震惊不已的中国妈妈会让孩子练习十多道甚至上百道测验题,直到孩子在考试中重新得到“A”。中国父母要求孩子的考试成绩门门优秀,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做到。如果孩子没有取得最优异的成绩,那么,一定是孩子不够用功。这也是中国父母为什么总是对孩子们不合格的表现会进行严厉指责、惩罚,让孩子感到羞耻的原因。中国父母还认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坚强,来承担蒙受的耻辱并拿出实际行动重新改进。事实上,当中国孩子在行动上争取优秀时,有许多西方父母却正在家里滥用令孩子自我膨胀的表扬。第二,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一切。其原因似乎不那么一目了然,但这或许是源于孔夫子的孝道和中国父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为孩子的确付出了太多。中国妈妈亲自参与教学,投入大量的时间,充当家庭教师、教练,监督和教导孩子的一言一行——这就是他们与孩子相处的真实画面。而中国孩子听从父母的管教,努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令父母骄傲的后代,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理解和报答。相反,我不认为西方人对孩子与父母这种永久性的知恩图报会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杰德对此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曾经对我说:“孩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强加给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的亏欠,他们的责任是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第二部分 第28节:小提琴(8)这个说法让我对西方父母与孩子的可怕关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第三,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最好,因此,他们会管理孩子所有的欲望和爱好。这也是中国孩子不能参加在外过夜的野营和中国的女孩在高中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同样,也没有中国孩子敢对父母说:“我在学校的演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是第6号营地的成员;每天下午3点至7点,我得在放学后留下来参加排练;每个周末我都需要用车。”哦,天哪,中国孩子怎么能够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中国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孩子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这只是一种迥然不同的养育模式。我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不少其他国家的父母——通常来自韩国、印度,或巴基斯坦,他们与中国父母有着非常相似的心态。因此,这些想法也许带着移民的特征,或者是某些移民和某种文化相结合的特征。杰德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而他的父母都不是移民。赛和弗洛伦斯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靠近斯克兰顿市的严格的东正教犹太家庭,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们俩都幼年丧母,度过了压抑的、不愉快的童年。他们结婚后,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最终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杰德和哥哥、姐姐都在那里长大。作为他们的父母,赛和弗洛伦斯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被剥夺的空间和自由交给孩子,他们相信个人的选择和独立的价值,提倡发展创造性才能、敢于质疑权威。我的父母和杰德的父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杰德的父母把儿子看做有头脑的人类的一员,将去不去上小提琴课的选择权交给了他(结果儿子就轻轻松松地放弃了,而现在却为此感到后悔)。我的父母没给我任何的选择,也从未就任何事情来询问我的看法。每年的整个夏季,杰德的父母都让他和兄弟姐妹们到一个被称为水晶湖的田园诗般的地方,去尽情地寻欢作乐;杰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带索菲娅和露露去水晶湖度假。而我,总是带着电脑前往那里,因此我似乎讨厌夏天。(比我小7岁、与我性情相投的妹妹美文也是一样。这位计算机编程的高手,一边阅读语法书,一边用图表来进行句法分析,并以此来消磨时间。)杰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艺术品位,并爱好艺术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艺术的。杰德的父母为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为我们工作前的一切付费,他们渴望在老年的时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热爱。杰德的父母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第二部分 第29节:小提琴(9)杰德的父母通常会离开孩子出门去度假,他们和朋友到过一些危险的地方。在危地马拉,他们差点儿被人绑架;在津巴布韦,他们参加狩猎远征;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他们听到了天籁般的加麦兰音乐。我的父母从不会丢下4个孩子去度假,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出门旅行时,不得不在相当便宜的汽车旅馆过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长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费,我的父母也不会去危地马拉、津巴布韦或婆罗浮屠;而会带我们去欧洲,那儿是有政府管理的、适合旅游的地方。尽管我和杰德没有对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明确、透彻的讨论,但我们基本上认为,要在我们家采用中国式的培养模式。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像许多母亲一样,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工作,因此,我的养育方式应该被优先考虑。虽然杰德和我在耶鲁法学院有着同样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里,我还是那个盯着女孩们做家庭作业、学说普通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的人。其次,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而杰德善于对女孩们说“No”,但不擅长为她们提供一个积极的方案。他从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就像不会强迫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来为孩子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我,正好弥补了他的缺憾。在用中国模式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最重要的经验是万事开头难,那时我们也经历了争吵不断的困扰。其他的父母不断地追问我们培养孩子的秘诀,因为索菲娅和露露的举手投足,就像是孩子们成长的模特。她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可爱风趣、助人为乐,而且口才出众;她们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的学生,索菲娅在数学方面领先于她所在班级的同学两个学年;她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有的人都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简而言之,她们其实就像是中国的孩子。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1999年,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国际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儿都会吸引当地人的目光。他们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划着,称她们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猫饲养中心,我们看到了大块头的新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虫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听说很难养活。当索菲娅和露露在给熊猫宝宝拍照时,那些中国的旅行者也在给她们姐俩拍照哩!第二部分 第30节:小提琴(10)回到纽黑文的几个月后,我与人聊天,不经意间在言语中提到索菲娅是中国人。此时她打断我说:“妈妈,我不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不是的,妈妈,你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在中国,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也没有人把我看做中国人。”这个说法让我颇为不爽,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么说,他们都错了,你就是中国人!”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4位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来了。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猪肉馅儿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用盐、黑胡椒、小茴香、酒等腌制而成)。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灿烂炫目,既让人激情澎湃,又给人轻盈愉悦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的音乐家。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runs)和颤音(trills)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清晰、准确的音调);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与节拍器的协调配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大声、柔和、渐强、渐弱);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第二部分 第31节:小提琴(11)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装饰的宏伟大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C①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真相不幸大白。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第二部分 第32节:小白驴11小白驴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式的强制。那时,露露大约7岁,依然在学练钢琴和小提琴这两种乐器。她正在练习一支被称为“小白驴”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是由法国作曲家雅克?艾伯特创作的,曲调相当可爱—你可以想象一匹小白驴迈着轻松欢快的步子,与自己的主人一起沿着乡间小路乐颠颠地向前跑去。可是对于年幼的弹奏者来说,它也有着不可思议的难度,因为它要求两只手精神分裂般地保持不同的节奏。露露无法做到。我们不间断地练习了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刻苦地分别训练她的左手和右手,可是当我们试图把两只手的动作合到一起时,一只手常常会被另一只手同化。一时间,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在露露要去上钢琴课的前一天,她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了:“我不练了!”她决意放弃,站起来便摔门而去。“回到钢琴前来,露露!”我命令道。“你不能逼我。”“我当然能。”让她重新回到钢琴前,露露把我折腾得够戗。她好一通拳打脚踢,并抓住乐谱把它撕成碎片。我将乐谱拼凑起来装进塑料套封里,这样,她就再也无法对乐谱“施暴”了。然后,我把露露的娃娃拖出去放到车上,告诉她:“如果你在明天之内不把‘小白驴’练得滚瓜烂熟,我就要把你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捐献给教堂。”“我看你该去教堂了,干吗还待在那儿呀?”露露故意气我。我威胁她不准吃午饭和晚饭,甭想要圣诞节和犹太光明节礼物,更别说生日礼物—两年、三年、四年,压根儿就别再惦记什么礼物!……后来,露露好不容易坐到了钢琴前,两只手仍然出错。我说她是故意让自己抓狂,因为她暗自担心自己做不好。我要她告别懒惰,克服懦弱,别再自我放纵,让悲哀见鬼去!这时候,杰德把我拉到一旁。他要我别再侮辱露露(其实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刺激刺激她,让她好好练琴),他说他不认为威胁露露对她会有什么帮助。他还说,或许露露真的无法掌握这个技术,可能她不具备这种双手配合的协调能力。最后,他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哪怕是考虑一下这样的可能性?”“你其实就是不相信露露。”我谴责他。“这太可笑了,”杰德轻蔑地说,“我当然相信她。”“索菲娅在露露这个年龄,就能弹这首曲子。”“可露露和索菲娅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杰德指出。“噢,不,不是在这件事上。”我转了转眼珠盯着他。“每个人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人,”我以嘲讽的口吻模仿说,“即便是失败者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失败者。好吧,不用担忧,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用你插手。我宁愿一竿子插到底,我乐意做那个被孩子憎恨的恶人。你为她们摊薄饼、带她们去玩美国佬的游戏,你可以成为那个被她们崇拜的大善人!”我卷起袖子回到露露身边,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种“武器”和“诡计”。我们没有吃晚饭,一直练到晚上。我没有让露露从琴凳上站起来,没有喝水,甚至没有去卫生间,我们的琴房俨然成为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喊得嗓子嘶哑,口干舌燥,露露的琴技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只是在倒退—终于,我快要挺不住了,信念的堡垒不再坚不可摧……然而,就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刻,奇迹发生了—露露的双手开始“紧急集合”,左手和右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出色地完成着各自不同的任务。哈哈,事情原本就应该这样!露露在同一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在一旁屏住呼吸,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又试了一次。然后,她越弹越自信、越弹越快,并保持着她刚刚找到的节奏。一会儿,她开心地笑了:“妈妈,你看,这一点儿也不难!”她坐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地、兴致勃勃地弹奏着那首可爱无比的“小白驴”。那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她钻到我的被窝里。我们俩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着、打闹着。最后的胜利让白天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星期之后,露露在社区音乐学校的独奏会上演奏了这首“小白驴”。一些家长跑过来对我说:“这首曲子简直是为露露写的—听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其实露露就是那匹小白驴呀!”这一回,就连杰德也心悦诚服,对我大加赞扬。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此外,明明知道自己能行却以为自己不行,对构筑自信心毫无帮助。所有新近出版的书籍,都将亚洲母亲描述成诡计多端、冷酷无情、超速运转的人,她们对孩子真正的兴趣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又暗自确信,与放任孩子变坏却心安理得的西方人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作出更多的牺牲。我认为如果这样看待中西方的父母,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误解。所有文明的、体面的父母,都愿意做对孩子最有益的事情,而中国父母只是对怎样做最有益的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西方父母竭力去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真正的激情,支持他们自我的选择,给他们提供积极的肯定和成长的环境。而中国父母确信,保护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他们为未来作好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用实用的技术、工作的好习惯和内在的、没人能够带走的自信来武装他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合适穿上身的。”老板娘的话,说得满店堂的人都笑了。 她亲自从托盘里端出来干干净净十样冷盆,都是上海本帮菜:白斩咸鸡,油爆虾,四鲜烤夫,白肚,海蛰皮拌罗卜丝,酱鸭,皮蛋肉松,黄泥螺,蜜汁火方,镇江肴肉。最后,老板娘带着点卖弄地笑着,捧上一只小陶罐子,将上面的大红纸揭开,放到暖锅边上:“喏,今年好不容易弄到的,是我们对老客人的一点心意,奉送的。”那陶罐里散发出一股霉洞洞的臭气,很快就弄得店堂里到处都是。老板娘看了看店堂里,说,“要是有白人在吃饭,我还真不敢打开呢。” 老人们都笑着点头,称赞老板娘有心。那是宁波的臭冬瓜,在美国绝难买到的家乡小菜。年轻人都说那是宁波忌司。简妮没想到这样的东西和老人们身上的中国礼服一样,是这家人过年的“节目”。看到老人们纷纷将陶罐里的霉臭冬瓜夹到面前的小碟子里,她也夹了一块到自己的碟子里。老人们说,从前家里的冰箱,专门放为家里大人准备的臭冬瓜和霉千张。那时,有冰箱的上海家庭寥寥可数,谁也猜不出来客厅里一式巴洛克风格的王家在冰箱里放着的贴心小菜,竟是这些臭烘烘的东西。老人们那时还是时髦的少年,他们都不肯吃那些东西,但到现在,却将它当成了宝贝。 “吃得惯吗?”有人问简妮。 “在家里也吃的。”简妮说。早上上海的家里吃泡饭,爷爷就着一小碟臭冬瓜,象吃豆腐乳一样用筷子头点点戳戳的,还在上面淋几滴小磨麻油。“我爷爷最喜欢这东西。” “甄展现在也怀旧了?”老人们纷纷吃惊地问,“从前他最讨厌这种味道。” “现在他终于晓得,一个人与家里是划不开界线的。”爷爷的哥哥说,“我们年轻时候,大家都去虹桥兜风,你们还记得哇?大阿哥开飙车,和周家的人一起,大家都去,就是甄展不去,他说是要在家里读书,其实他一向是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些公子哥儿。好象是燕雀安知鹏皓之志的意思。后来,倒是我们这些公子哥儿舒舒服服过了一生。他倒是蹉跎了。” 简妮用力剜了一眼那张红光满面的,庆幸的脸,回应道:“真的啊?” 她忍不住想到,在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上,爷爷曾说过,就是让他再回美国,他也没脸见他的教授们。简妮在心里冷笑一声,她想,恐怕爷爷如今也没脸见他那时看不起的兄弟姐妹们。爷爷用筷子头点小碟子里的臭冬瓜那弓着背的样子,浮现在简妮眼前,这个1940年代不安于富贵的电机工程师,如今终于成了纽约亲戚饭桌上的悲剧人物。他的脸,好象一直憋住一口气。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恨爷爷,还是应该恨这个叔公。大家其实都在心里埋怨爷爷的骄傲,都幻想过要是那时爷爷在纽约不回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跟家里人一起去香港,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是这样了!一家人其实在心里都认定,自己的生活也是被爷爷毁掉的!那是说不出,提不得的苦楚。 “都是命。”洋人老太太说。 简妮看到卢夫人将手指交叉起来,开始默念,桌上的人也都静了下来,不少人也将自己的手指交叉着放在桌上,跟着轻声背诵。她看了格林教授一眼,格林教授将头凑过来,轻声告诉她:“你家是新教徒。” “那我该怎么办?”简妮问,她赶快学着大家,将自己的手指交叉起来,但她不知道嘴里要说什么。 “不用说什么,安静等着就行。”格林教授说,“我也不是新教徒。” “那我跟着你。”简妮说。 简妮默默看着满桌跟着卢夫人感谢上帝赐予食物和健康的亲戚,暖锅在冒着安详的白气。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吃饭时不过是零零落落的一桌人。没有绫漯绸缎的女人们,爷爷是单身,维尼叔叔是单身,朗尼叔叔也是单身,只有她,范妮和妈妈属于爸爸的家人。爸爸之所以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却是因为他和妈妈一起被发配到新疆。在上海的那一家人,穿着臃肿的蓝罩衣,围着一个被敲得到处都是瘪裆的紫铜暖锅,上海的暖锅里总是放了不少粉丝,大家埋头吃粉丝的时候,屋子里一片悉索声,没人说话。没有暖气的室内,暖锅上的热气象撒在地上的水银那样飞快地逃逸。上海的暖锅也放蛤蜊,但简妮不知道它的含义,甚至没想到要问。要是问,也未必就能知道真相。简妮心里闷闷地想着,这里满桌的亲戚,大概没有人象她这样五味杂陈。那些提起爷爷来,就庆幸得满面红光的脸,象一双筷子,努力地搅动着她心里的甜酸苦辣。她听到轻轻的祈祷声里,暖锅里面发出轻轻的“扑扑”声,暖锅开锅了,白汽袅袅。 祈祷结束后,凯恩开口说:“我们学校也有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讲讲也算是教授,有一天居然在学校昏倒了,送到学校医院去,居然是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原来他为了省钱,从来不吃午饭,晚上到中餐馆去打工,在餐馆吃免费晚餐。大陆来的人,真是斯文扫地呀!” 简妮脸上的笑一动不动,说:“真的啊?”但她心里轻轻说,你知道我爸爸在曼哈顿做过什么事吗?你知道我姐姐在格林威治村成了什么样子吗?要是我们都用六十年代的新移民法到了美国,我们也不用这样斯文扫地。要是我爷爷当时留在美国不回去,说不定根本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服务生开始上热菜了。那是个瘦高的男人,沉默殷勤里,有种完全不是服务生的敏感和潦倒的眼神。简妮发现他总是多看自己一眼,她想,他大概是奇怪自己为什么与老人们坐在一起,而不与家里的年轻人们坐在一起。其实,家里的年轻人对她这样从上海家乡来的人,没什么兴趣。他们客气地和她说了“嗨”,就象路上“How are you doing?”的问候,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然后就热火朝天地说自己的事,雪佛莱的新款车,康州的房价,跳槽涨工资的窍门,这些简妮都插不上嘴。简妮想,他大概也看出来,自己是新近从大陆出来的穷亲戚吧。简妮有点恼火,她也用眼睛瞪着那个服务生,她一瞪他,他就不看她了。 陆陆续续,上了十道热抄,水晶虾仁,三鲜海参蹄筋鱼肚,扬州狮子头,芙蓉鸡片,鱼香肉丝,蚝油牛肉,火腿干丝,糟溜鱼片,香菇菜心,都是地道上海菜,王家固定的菜单。简妮埋头吃着,不去理会老人们的谈话,尤其不去理会凯恩的,他一辈子做教授,实在喜欢说话。他说了不少大陆人在美国大学里表现出来的猴急和寒酸,惹得大家又惊又笑。简妮脸上微微笑着,不露声色地用筷子头剔鱼肉里的小刺,不让人看到她眼睛里被侮辱似的神情。直到上了一大沙锅的火腿鸡汤,美国没有中国江南的那种新鲜笋,所以到上鸡汤的时候,大家纷纷想念江南淡黄色的新鲜竹笋,简妮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一起上来的,还有满满一大沙锅水笋红烧肉加熏蛋,桌上的人都欢呼起来。王家人人喜欢吃这样菜,但大多数人平时在家里不做,因为一小锅红烧肉是怎么也烧不出这样的味道,而且,大多数人家平时吃的都接近美国人的口味,很随便,只求营养到了就好。所以,到将满满一钵红烧肉烧熏蛋端上来,大家都向跑堂的要小碗的白米饭,用白米饭拌红烧肉的肉汁吃。这也是简妮最喜欢吃的方法,到了美国,她也再也没吃到过。那滚烫的浓油赤酱,散发出来发甜的浓香,让简妮心里的委屈和不快突然都变成了软软的感伤。她抬起头,看到端了满满一托盘米饭来的服务生,正将第一碗饭送到她手里,她接过碗来,将红赤赤的肉汁油汪汪地拌在饭里。对面多嘴的凯恩微笑起来:“简妮真是我们王家的人呀,她也是这样吃的。” 简妮笑了笑,说:“可惜是泰国米,太香了。上海的米没这么香,拌红烧肉汁才正好。” “对了!从前的浦东新大米才是最入口的。”卢夫人赞同道。 红烧肉那种实实在在的香,让桌上的老老小小都欢天喜地吃了起来。 席间,有个叔公向简妮问起甄盛的事,简妮拣主要的说了一遍,大家都说他好福气,能把钱用到最后一张,正好就死了。 卢夫人说:“从前说,富不过三代,就是有道理。王家已经富过四代了,气数到甄盛那里已经衰了的,王家将家产传到了甄盛手里,也是命。” “哪里有四代的富。从进美国法利洋行那时算起,从宁波乡下出来的,这是第一代吧,算是开始富了;然后是当上大买办,在宁波乡下和上海买田置业了,真正大福大贵的,那算是第二代了。然后才到我们的爹爹,当着世袭的买办,自己也当资本家开厂,开轮船公司,算是第三代。富了半世而已。其实,日本人走了以后,我们的家道就已经不行的了。那时甄盛还在美国读书,我跟爹爹一起去收政府征用的轮船回来,那些船破得连拆船厂都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托祖宗的福,没吃到什么苦,将祖宗的家业坐吃山空,但我们真的算不得是富人。”一个老先生说,简妮已经忘记他是爷爷的堂兄呢,还是亲兄弟。他长得有点象外国人,“只有甄展留在大陆,算是吃了半世的苦。” “甄展苦在心太高,与贫富没什么关系。”卢夫人说,“实际上,甄展看不起的,是我们的家史。看不起祖上跟穆炳元这样的人学生意发家。他的心思,和早先住过上海的容闳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有读书人的清高。”她说着转向格林教授,问,“我说得有点道理吗?” 格林教授点头赞同。 “穆炳元是谁?”简妮问格林教授。 格林教授告诉她,穆炳元是宁波人,原来是个清兵,但是会说英文。在鸦片战争时被英军俘虏以后,就留在英军当翻译,后来,他跟着英军一路打到上海。战争结束以后,他留在上海,帮助英国洋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是上海的第一个买办。后来,他生意越来越大,开始招收宁波子弟当助手,这些宁波子弟,就成了上海最早的一批买办。王家的第一代买办王筱亭,就在穆炳元手下学的生意,由穆炳元介绍给法利洋行做跑街先生。遇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飞速发展,王家就这样发了家。 “那不就是汉奸吗?!”简妮忍不住用普通话嘀咕了一句。 “Pardon?”格林教授侧过头来问。 “我说,爷爷以前没提起过。”简妮说。 “你认为,为什么你的爷爷那么不愿意提起家里的事,要你们完全忘记呢?”格林教授问。 “总是被共产党吓煞了。”有人说。 “爷爷心里大概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的吧,他还是觉得那样的家史,没什么光彩的吧。”简妮说,“爱丽丝说过,爷爷是那种精英分子,他很坚持,很自尊的。”她努力克制心里的恼怒,装做浑然不觉的样子。 “听说,六四以后,中国大陆能出国的,都是共产党员。你是吗?”托尼突然从红烧肉上抬起头来,问简妮。 简妮的脸象被打了一巴掌一样,突然涨得通红,这个托尼真是疯了。她看着托尼那张英俊的混血儿的脸,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那张十全十美的脸,在简妮看来,真的太蠢,太无理,太令人伤心了。她想,早知道爱丽丝资助这样的人去意大利,她就要爱丽丝资助更多的课程,将给他的钱设法抢过来。但她看到桌上的人都注意地看着她,等她的回答,在简妮看来,他们的眼睛里都有种审判的意味。简妮短促地笑了一下,问:“你以为我这样出身的人,共产党会要我参加的吗?我家是大买办,我家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海外,爷爷一辈子连接触造船图纸的机会都没有的,我爸爸被送到新疆去当农工,我叔叔是劳改犯,我外公和舅舅因为天主教的事被关在监狱里二十年,我因为怕不让出国,在大学二年级时休学,你觉得我是共产党员吗?” “绝对不是。”格林教授说,“中国共产党是很讲究血统的。我遇见一个上海出来的访问学者,他一直是大学里的专业骨干,但几十年来不敢入党。因为入党时要调查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他是盛宣怀家的外孙,一直隐藏着没人知道。他怕入党时被调查出来,连教授都当不成。” “那岂不是我们在美国,也连累到你们了?”一个老太太探过身体来问。 “是的。”简妮轻轻说。她看了老太太一眼,她衰老的耳垂上,挂着两粒硕大的珍珠耳环,简妮在心里吼,你连这都不知道吗?你们差不多要害死我们!她对老太太说,“但那并不是你们的错,是共产党的错。” “其实,中国的买办早年是孙中山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许多新思想最早的传播者,甚至毛泽东的思想,都受到过买办著作的影响,只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从来不肯说这件事。买办在接触西方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他们从来不是革命者,从来在中国人民中名声不佳,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物质化,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认为自己的商路才能强国。”格林教授说。 “这种说法,要被共产党骂死。”简妮说,“你知道我们在共产党眼里,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要打翻在地,在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象一粒玻璃跳棋那样 一桌子的亲戚,对买办的家史并没多大兴趣,简妮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从甄展家出来的人,他们想听简妮说说,他们离开上海后,那里发生的事,他们的心情,就好象犹太人从欧洲成功逃出来以后,听到别人横尸遍地的消息。 简妮说了爷爷在造船厂的生活,又说了爸爸去新疆的经过。她细细地看着亲戚们的脸,他们眯着眼,嘴里啧啧有声,摇着头,唆唆地吸着冷气,那既痛苦又兴奋的样子,好象小市民在百老汇剧场看《悲惨世界》。简妮心里想,果然,上海的痛苦成功地衬托出了美国的幸福生活。当年爷爷的骄傲,留在骨肉兄弟们心里那被冲撞的不快,终于在他一家人的潦倒里得到了报应。简妮嘴里说着,好象一个天真的穷亲戚,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受着彼此的妒意,在这彼此交错的妒意中,她那穿着爱丽丝的旗袍,丝袜和高跟鞋,走进格林教授书里的全家福照片的恍惚渐渐消失了,她渐渐在心里肯定下来,自己就是王家的人。 简妮觉得,此刻,自己也象一粒玻璃跳棋那样,滚落在棋盘上那属于她的颜色的圆坑里,稳稳地定住。来餐馆时,穿在爱丽丝旗袍里,被王家的老老小小注视时的心虚,现在完全消失,她第一次感受到,提着一口气说话行事,有种特别的力量。 她一件件,一桩桩地往下说,有求必应。从上海到新疆的火车,怎么一连四天都没有水洗脸。在新疆,爸爸的锁骨怎么给摔断了,但农场医院的医生下班了,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接骨,这期间连片止痛药都没有,爸爸一直呻吟了一天一夜。为范妮到美国送行的时候,家里怎么小心算计家宴的支出,叔公怎么天天给大家画空心汤团。爷爷怎么只好住在吃饭的房间里,因为叔公回上海来了,家里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了叔公。朗尼叔叔怎么在劳改农场几十年,一口牙全掉光了,而且一直没机会接触女人,所以一直单身,成了脾气古怪的老光棍。维尼叔叔怎么一辈子都没有工作,在家里吃老米饭。奶奶怎么不肯和家里人联系,让家里人为送孩子到美国读书费尽心机。而范妮又怎么在纽约突然得了神经病,不得不休学回家养病。上海的那个黄毛签证官是怎样刁难去签证的人,在淮海中路上美国领事馆前面排队的人常常拥得半条马路都是,连公共汽车开到那里都不得不猛按喇叭。王家在上海那令人难堪的隐私,一件件地象暖锅上的蛤蜊一样张开了自己的贝壳,被简妮暴露出来。 简妮用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时,虚拟,还有过去将来时,婉转流利,连一个复数加S,都不曾用错。她的英文是标准的美国腔,象美国中学生那样烂熟地在嘴里卷着舌头,适时地吃掉一些t的尾音。她带着少年人说到可怕的事情时,会采取的谐戏和害羞的感情。她半边脸上浮着一个淡淡的笑,定定心心地说着,留给大家时间,让他们可以从容地惊叹和议论,听他们摇着头感慨:“Those Chinese。”等他们停下来以后,她再接着往下说。她表现出了比她实际年龄要小许多的人才会采取的态度:无辜,听之任之和事不关己,在她脸上并看不到痛苦。 楼下被爷爷交了公,奶奶原先用的那架钢琴被捐给了里弄幼儿园用,在走廊里晒衣服,因为卧室的阳台被搭成了一间房间,给朗尼叔叔住。在新疆,有一个深夜,有人敲门,但爸爸妈妈不开,说那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人,不能开门放他进来。那个人一直轻轻地在门上敲,后来不敲了,妈妈吓得在门里面直哭,因为那个人饥寒交迫,死在她家门口了。 简妮看到那个服务生站在屋角,手里捧着一叠干净的骨盆,定定地看着她,脸上充满了怜惜。 简妮这才停了下来,她这才觉得,自己的胃在肚子里抖作一团。 卢夫人隔着吃得只剩下一层薄底的沙锅,赞了简妮一句:“好精致的英文,到底是甄展的孙女。” “你在美国学什么?”凯恩问简妮。 “学商。”简妮朗朗地说。 “你喜欢什么?”格林教授问。 “国际市场营销。”简妮说,“这是我家的传统,对吧。” 桌上的人都对格林教授说:“你的生意又来了。”他们看上去麻木不仁的,没有觉出简妮这么说的含义。简妮觉得他们不在乎,是因为他们没将简妮放在心里,也没把已经分崩离析的家族命运放在心里。他们实在就是一些燕雀。 简妮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次来上菜的男人,每次都特意多看自己一眼,他和简妮对上眼睛以后,就向她微笑了一下。她觉得,这个人想要和她说话。果然,在换骨盆的时候,他站在简妮边上,对她轻声说:“我是王范妮的朋友。请你原谅,我想问问她现在可好些。我们在这里见过一面,后来就失去消息了。”他对她说的是上海话。 简妮看了他一眼,他马上接住了简妮的眼神,马上连连抱歉着解释说:“我在上海与范妮同过学的,希望她一切都好。” 他带着点颓唐的风情,简妮眼前浮现出范妮在上海的房间,那里也有种与他相配的干玫瑰似的情调。简妮猜想,也许他就是范妮的那个一起读夜校的男朋友吧,范妮自己以为掩盖得很好,其实维尼叔叔早就通报了在新疆的父母。因为范妮自己懂得把握,所以大家都装不知道。简妮听说,这个男朋友比范妮先到纽约来了。简妮觉得,这张脸的什么地方,与相片上的鲁也有相似之处。他令她想起自己在前进夜校时班上的同学,那些上了年纪,有许多次美国领事馆拒签经历,但仍旧不折不饶的男同学,他们小同学暗地里叫他们这样的人“上甘岭”。那1989年的冬天,在托福强化班的教室里,滴水成冰的晚上,“上甘岭”们传播着可怕的消息,好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马上就要再次开始,,国门马上就要再次关闭,同学之间传染着流离失所的孤儿的恐惧感。 “我会告诉她,见到你了。”说完,简妮转过脸去不再看他,顾自放正面前的干净骨盘。 他端着从桌子上撤下来的脏骨盘,马上就离开了。 等他将甜点心端上桌来时,他已经还原成一个安静而殷勤的跑堂。八宝饭热气腾腾的,洋溢着融化了的猪油散发出来的油腻香气,还有燕窝银耳莲心羹。他稳稳地将一小碗一小碗甜羹放到大家面前,简妮看到了他瘦长而油腻的手指,那是失意的手指。 格林教授听到托尼对身边的女孩轻声说:“我一闻到这味道,就整年都不再想吃中餐了。”那个女孩说:“最好是不要牛奶的清咖啡,连糖都不要。”他看到简妮默默地吃着那些又甜又油的糯米,默默地挺直着她的后背。她用传统的方式,穿着传统的旗袍,不象在美国长大的人那样设法在旗袍里解放自己的身体,加进美国元素。也不象她的姐姐范妮,或者其他家族从大陆出来的年轻一代一样,他们对自己祖先历史的兴趣,只是来自于对曾经被蒙蔽的反抗,并不是真正的兴趣。在格林教授看来,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糟蹋和背弃。有时,他真的认为,自己才是那个为近代中国保留完整历史的普罗米修司,虽然他知道这个想法非常殖民主义,但他总能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得到证明。简妮与众不同。 格林教授觉得,简妮从外表看,正在迅速美国化。中国女孩的含蓄和害羞,象在热咖啡上倒下的砂糖迅速下沉融化那样,被美国式的礼貌和热烈笼罩。她几乎就象一个真正的ABC。但是,简妮的身上没有ABC的单纯,她什么都象,只有气质里的那一点点深不可测的感觉,不是美国的。格林教授认为,那一点点的深不可测,多半是由于她在大陆的成长经历比一般美国女孩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如今,她的经历在美国的机会面前,正在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就象王家的老买办在1850年在中外贸易的机会前,爆发出一个贫穷青年的巨大力量。他觉得,简妮在餐桌上说出的,就是她的誓言。他觉得非常好奇的是,过去了一百四十年,在红色中国,这个王家的女孩能做什么? 新学期在东部漫天的大雪中开始了,Ray选的课开学晚,他回到新泽西的时间也晚了几天。他在飞机上突然十分想念见到简妮的那个下午,吃到的那个放了油条的中国汤。他相信那是地道的中国汤,以致在美国的唐人街的餐馆里都吃不到这样的汤。下午,他从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坐地铁,到下城的唐人街,他在唐人街迷宫般的街道上乱走,想要找到一家简妮提到过的,叫“大旺”的油条店,上次她说过,油条就是在那里买的。 红堂堂,金灿灿,闹哄哄的老旧街道,飘动着街头小摊上中国葱油饼和春卷的在滚油里散发出来的香味,香港生鱼铺子里面新鲜的鱼腥气,以及中国南北货铺子里金华火腿和湖南腊肉刺鼻的干肉味道,还有供奉在大小商店里的财神菩萨前的香火气,要是细细的闻,就能将它从刺鼻的新鲜鱼生的味道里分辨出来。到了这里,连纽约寒冷的冬天都不那么冷了。Ray试图问人,但他们都对Ray摇头,多嘴的人,对他说No English,大多数人连话都不说。从前在唐人街那种被排斥在外的不快,又重新回到他的心头,他恨他们的冷漠,也恨自己不会讲他们那奇怪的语言。象从前一样,Ray只好去问看上去象旅游者的人,说英语的人大多是热心的,而且在得不到帮助的街区里,彼此更加帮忙。Ray心里知道,在说英语的人里面是得不到指点的,他只是想要得到些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就这样折腾了一阵,Ray才终于在一条鱼刺似的小街上,看到了一家晦暗窄小的店堂,透过门口油气腾腾的玻璃窗,他看到红色的塑料托盘里,整齐地放着硕大的油条和淡褐色的鸭膀,铁钩上,吊着油红发亮的烧鹅,他居然找到了“大旺”。 他猜想,那些褐色的鸭膀就是简妮吃过的。她象动物园里吃橘子的猴子一样灵活而且急促,紧闭着嘴,舌头在嘴里快速将连着骨头咬碎了的鸭翅膀送到门牙那里,然后,她的嘴扭歪了,她在用力,然后,她张开嘴,象小鸟大便那样,轻巧而坚决地将已吃干净了的骨头从嘴里吐出来。Ray吃惊地看着她,小时候看动画片,里面的巫婆吃孩子,就是这样灵巧而粗鲁的,不用刀先将骨头上的肉分离出来,在嘴里拉进拉出,象小孩吃棒棒糖。她被他撞见,她那些无地自容的小动作,其实他都看见了。他感受到了那里面的中国情调,那种又狡猾,又灵巧,又粗鲁,然而躲闪的风格,将他迷住,他隐约发现了自己父母竭力洗刷的东西。他买了一大包鸭翅膀。 那些被粗鲁地吊在油腻铁钩上的红色烧鹅,让Ray想起他妈妈烤的火鸡。家里的烤箱是新式的,有一个专门烤鸡用的座盘,座盘的中间有一根铁棒,可以将火鸡插在铁棒上,让它竖着。Ray记得他怕看到烤箱里在灯光下慢慢转动的坐着的火鸡。他也怕吃感恩节火鸡,妈妈烤火鸡的手艺不坏,但是,到家里团圆的亲人很少,即使来了,他们又都几乎不喜欢吃火鸡,坐在餐室的橡木台子前,吃得并不尽兴。所以,感恩节过后的几天,天天都得吃剩下的火鸡。吃到他恨死它; 小店的门口是外卖的柜台,里面放着一些桌椅,温暖而幽暗,能看到一些衣着整齐的老人在桌前吃下午的点心。那些敞开的木头桌椅,带着异国的风情。在那里,Ray看到一个气概非凡的老夫人,脸上画着两道象钢丝一样又弯又细的眉毛,她满头的白发梳成整齐的发髻,带着老式妇女的庄严。她将油条用竹筷子灵巧地撕成小块小块的,夹起来,放到一只白色的小碟子里,蘸了蘸里面棕黑色的液体,然后放到嘴里。他简直被她迷住,慢慢跟着向窗口取食物的队伍向前去,Ray一边在暗处盯着她看,看她手腕上的翡翠镯子随着她手臂的移动,沉甸甸地滑上滑下。他设想,她就是自己的外婆,在战乱中飘洋过海,穿着苏丝.黄那样华丽的衣裳,带着象爱丽丝岛移民局旧址博物馆里陈列的老式牛皮箱,和在唐人街老杂货铺里供着的神色神秘的菩萨,或者还有一杆华丽的水烟枪,她平静的面容后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唐人街的街区一样,带着隐约可见的危险。 带着喷香的中国食物,疯狂的幻想,和每次到唐人街都会有的被排斥的隐约不快,Ray回到了新泽西。 路过门厅的衣架,Ray看到简妮灰蓝色的运动服,那是她在家穿的衣服。Ray想起来,在海尔曼教授约见她之前,她来敲他的门,她的脸衬在灰蓝色里面,显得那么惊恐和羞耻,那是美国学生不会有的表情,特别是自己知道没做错什么的时候。Ray在家里过节的时候,也常常想起简妮那样的表情,他觉得当大家都纷纷回家过节的时候,简妮的脸上也有类似于羞耻的表情。与美国同学的不一样,也使她感到惊恐和羞耻吗?Ray不愿意看到简妮这样的表情,这让她感到有点负疚似的。 厨房里有一纸板已经拆开玻璃纸封的Muffin,那是既便宜,又顶饱的食物,穷学生都喜欢吃。Ray知道,那就是简妮的食物。那是地道的美国食物,甜得让人嗓子发辣,Ray从小就不喜欢吃。在窗台上,他看到简妮放假前就买的一网兜土豆,如今已经干了。他想到,他几乎看不到简妮吃饭。看来,她并不怎么会烹调,这与他想象中的东方女子很不同。他将从唐人街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桌上,突然想,也许自己可以为简妮做一顿中国油条汤。让她惊喜。他在厨房桌前坐了下来,闻着唐人街的食物散发着与美国食物不同的香味,比美国食物更复杂的,暖洋洋的香味,令人放松,甚至有点怀旧似的感伤。Ray想着简妮。他觉得自己这个假期一直想念这个女孩,那种莫名的亲切的感情再次从心里涌起。 家中的卧室里,仍旧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墙上挂着飞镖,书架里放着自己买的书,抽屉里是旧CD和磁带,Back street boy。高中时代那令他痛苦的无聊和漂浮的感觉,也象他房间里的陈设一样,伸手可触地保留着,再次将他击中。他再次看到自己留在书架上的那些八十年代黑人作家寻根的小说,那时他买了那么多不象是中学生口味的黑人小说,让他的父母害怕,他会某一天将一个黑媳妇领回家来。他这次回家,在同学会上又见到高中时的女朋友佛郎西丝卡,她的父母都是意大利人,她也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她是他高中最后一年时的女友,他们做伴去参加毕业舞会的。对于佛郎西丝卡,从前他一直都认为自己喜欢她对人对事的灵敏和她的温暖天性,在这次同学会上,他才发现自己可能更喜欢的,是她的黑发。那黑发给了他非常贴切的亲切,带着神秘的感觉。与佛郎西丝卡分手的时候,她说,他并不爱她,而是在爱与她相爱时的自己。佛郎西丝卡是学校里有名的聪明女生,Ray相信她判断和表达的能力,此刻,他想起佛郎西丝卡的话来。他相信人生有很多重要的认识,是从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获得的。 简妮不在家,这是Ray预料到的。她不象美国学生,能够自然和放松的学习,她天天都在学校里,出没在图书馆和教授的办公室。Ray知道,她修的国际市场营销学已经开学了。 大雪之中,还没到黄昏,天色就暗了下来。街灯早早就亮了,照亮纷飞的雪花。这时,Ray在自己房间的窗上,看到一个女孩在风雪里慢慢走来。他认出了简妮的连帽黑大衣,那是美国女孩不会穿的黑色粗呢大衣,式样粗糙,好在它简单而结实。简妮在风雪里并没有低着头,象Ray从前习惯她的那种默默抵抗的样子,而是仰着她的脸,好象有意用脸去接天上的雪花。在Ray的心目中,简妮一直是有点心事的人,她的眼神常常让Ray想起排球手在网对面高高举起拦网的双手,将别人的探询统统拦在外面。此刻,看到她高昂着脸的样子,Ray有点惊奇她的变化。 简妮用钥匙开了门,然后,在门外啪啪地跺干净鞋上的雪,才走进来。“咚”的一声,是她将自己沉重的书包放在门厅的地板上了。简妮正往上走,在楼梯的地毯上拖着她的大书包,象一个在学校累坏了的孩子。她黑色的长发在背后辫成一根松软的辫子,象个印地安姑娘,那油亮的黑发打动了Ray。 简妮好象感觉到什么,抬起头来。她的脸容光焕发,面颊飞红,简直象个血色鲜艳的英国姑娘。“嗨。”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她向他深深地微笑,咧开了她的大嘴。这是Ray第一次看到简妮全心全意的欢喜,换了个人似的。他也随着心头一喜。 Ray向简妮长长地张开手臂:“嗨。” 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简妮不知所措地看了他一眼 简妮不知所措地看了他一眼,但她仍旧放下手里的书包。校园里的美国同学常常在重逢的时候大声笑着拥抱彼此,这是简妮见到过的,心里也羡慕。但是与Ray,从来没有过。Ray的脸在温暖黯淡的楼梯口微笑着,象蜡烛上的忽闪的火苗。简妮不知道那微笑的含义,或者说,不能相信那里面闪烁的爱意。她怕自己犹豫,会显得土气和多心,又怕自己迎合,会显得轻浮和放任。她轻轻地走上去。这是简妮第一次与爸爸妈妈以外的任何人拥抱,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她象小孩子一样高高举起双手,但很小心地避免自己的胸脯接触到他的身体,也小心地避免自己的脸碰到他的脸,她包在深蓝色毛衣里的身体紧绷着,Ray觉得她象小鸟一样一触即飞。 对Ray来说,简妮那东方害羞处女的敏感和紧张,以及她竭力掩饰这些的窘迫,大大刺激了他的热情。简妮平时那用功学生的坚硬和执着,象汽车的挡风玻璃似的,被撞击成细小的颗粒,她突然变成了一个在陷阱里簌簌发抖的小兔子。Ray象故意逗弄她似的收紧臂弯,将简妮的身体贴住。 简妮果然大窘,她几乎被Ray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温暖气息熏昏过去。她闻到了范妮浴室里鲁的味道,它正从Ray温暖健壮的身体里散发出来,那是一个外国男人清新的气味。许多事突然涌上心头,简妮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她赶紧装做不在意自己突然被圈进Ray的怀中,欢快地对他说:“我正好想要跟你说很多事。”说着,她将手退到他的胳膊上,轻握着它,引Ray走到自己房间里,并就势将自己的身体解脱出来。 那几分钟,简妮的心暖得好象在热锅里融化的黄油。她象得到了意外的礼物那样不敢置信。Ray温暖的手臂就贴在自己身边,他的Polo牌粗线衣在她手指上留下了干爽的柔软感觉。她想到了范妮和鲁,她此刻相信,鲁一定也这样突然地温暖过范妮的心,令范妮从此不能自拔。一个男孩的力量竟然这样强大,这让简妮大吃一惊。她在新疆,甚至没机会经历象范妮和美国罐头那样的微妙关系,完全是封闭起来的人,所以,她现在心惊肉跳。 Ray将手掌搭在简妮背上,让简妮觉得,象小时候用的一个柔软的旧热水袋。他们之间一直若即若离的界限,因为重逢突然被打破,他们的心里都明白,爱情令人惊奇的,突然的到来了,象牛顿故事里的那个苹果一样突然而必然地从天而降,砸到他们的头上。简妮想到第一次与Ray去餐馆吃饭时,心里的感受,她想,范妮那时心里也一定有这种被宠幸似的惊喜。被一个美国人接受,对她们来说,也好象是被整个美国接受一样。她不敢看Ray的脸,于是她便看着他如美国男人一样高大健壮的身体,猜想是否他的心里也与自己一样,被一个上海人接受,也好象被整个中国接受一样。她猜想鲁是个对中国没什么兴趣的人,而Ray则不同。所以,她比范妮更有优势。 她过去拉开壁橱的门,为了等Ray回来看,她特地将自己房间里仅有的一个小壁橱里日常的衣物全都放进箱子,腾出空地来,放从婶婆家带回来的旗袍和与旗袍相配的鞋子。“我从我的婶婆那里继承过来中国礼服,她刚刚过世。” “Woo!” Ray惊呼一声,“这就是苏丝.黄在电影里穿的那种中国衣服吧。”果然,Ray的眼睛粘在那些绫罗绸缎上,挪不开,壁橱灯下,旗袍,鞋子,还有扁扁的小坤包上那个翡翠做的搭扣,都闪烁着温润而灿烂的光芒。“Woo。” Ray看呆了。 简妮心里有种类似陈示嫁妆似的骄傲和诚笃。她确认自己的壁橱已经紧紧抓住Ray的心。也许是因为这种肯定,她才敢身体摇摇晃晃的,突然就下了赌注,轻轻靠到Ray的手臂里。这次,她体会到了自己的身体在一个男孩手臂里彻骨的醉意。她的身心都这样饥渴,甚至她为Ray紧紧盯住那些旗袍看,而没有再次抱紧她而暗暗焦急起来。 她忍不住拧动身体,Ray转过头来看了看她,她吓了一跳,马上将自己的身体离开他的手臂。她探身从桌上将格林教授的书拿给Ray:“你还记得你学国际市场营销学时,讨论课上的一个题目吗?营销者作为当地文化变革的发动者,起着怎样的作用。你记得这个做Seminar的题目吗?在这本记录和研究我家买办史的书里,记录了我家祖上在上海投资教会学校和办钱庄的事,买办的钱庄,成为了现代中国银行的前身。我家投资的西式学校,里面由美国来的传教士教授现代数学,物理,化学,那时他们把这些现代科学称为‘格致’。那时是传播新科学和新文化的重要地点,直到现在,它们还能算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你知道,我在今天的讨论课上做了重点发言,将我家的历史与国际市场营销学结合在一起,我家是中国最早的买办家族,在上课时,我家的历史好象一个个案那样的复活了,变成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 她将书递给Ray,目光灼灼地看着他,骄傲地宣布:“我得到了一个A。” 他看到了书里格林教授为王家做的家庭树图谱,赞叹地摇了摇头。 “你看,我的嘴和他的嘴,还有我们的眼神,很象。”简妮点着书里祖先的照片,“听格林教授说,最早的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不是胶片。” Ray看了看书上的照片,再抬起头来看简妮的脸。她的脸与书上那古老的华人的脸,的确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与爱丽丝岛移民局旧址博物馆里的华人照片也有相似之处。他在她的脸上看到了血脉的传承。而且,简妮似乎与她祖先的精神也找到了传承,她说起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兴奋,是Ray从来没体会到的。她在这门课里,找到了她祖先的痕迹,她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且,她从此终于得到渴望的肯定。Ray 知道,这是简妮在美国得到的第一个A。 “这就是你现在看起来这么好的原因吧。” Ray问。 “大概是吧。”简妮深深地看着他笑。她用手撩起自己的头发,露出整张脸来,让Ray能辨认清楚,“你看我的眼睛,看我的眼神。” 她的眼睛里的确也有种必胜的勇气,她的确有照片上一样倔强的大嘴,嘴角有优美有力的弧度,象巴洛克教堂顶上的小天使的嘴角。那是张富有历史感的嘴。Ray看着它,亚洲人嘴唇的颜色比白种人的深,也更有力。他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它是新鲜而柔软的。然后,他凑过去,亲吻了它们。简妮的嘴,不象佛郎西丝卡的嘴那样,有种鲜美的奶酪气味,象蘑菇。简妮嘴里的气味,让Ray想到了稻米。这是Ray感到陌生而感动的地方,他心里对自己说,这便是同根人的嘴唇。 简妮闭着眼睛,那是跟电影里的人学的。他们亲吻的时候都不看人。但她在发红的眼皮上,看到了小时候的玻璃珠跳棋盘,硬纸做的棋盘,上面有一个个圆洞,那是跳棋要经过的路线。她要把属于自己颜色的玻璃珠,一步一步,经过这些圆洞,跳到属于自己颜色的棋盘里,让它们填满终点的每一个小圆洞。她总是组织不好自己的队伍,总有一个玻璃珠最后脱了队伍,只能一步一步孤独地向前跳,最后,当它终于落进终点那个空着的,属于它的那个小洞里,她的心才能松下来。与人亲吻的感觉是奇怪的,让她不知所措,当她的嘴唇被Ray的嘴唇叼起,对男孩的占有和挑逗,她感到羞耻和惊慌,还有隐隐的抗拒,但她心里,却充满了最后一粒跳棋终于落进终点的那种妥帖与轻松。 她感到Ray轻轻解开了她的毛衣扣子,揭开了她的套头汗衫,她后背上的汗毛在他的抚摩下舒服地直立起来,她感到胸罩象一片羽毛一样落在脚背上。她想到在格林威治村有着黑白相间的方块瓷砖的浴室里,范妮也这样赤裸着,她肮脏的身体上,仍旧充满被爱情洗礼过的风情。简妮一直想,只有被男人爱过和赞美过的身体才敢骄傲地赤裸的,范妮就是仗着她与鲁有过成功的肌肤之亲。简妮想,现在自己的小乳房,也会象范妮所说的那样,在男人的手里渐渐长大。简妮不敢相信,对一个男人敞开自己,竟然是这样容易和舒服,简直象一片树叶顺流而下般的自然和欢快。Ray轻轻揉着她的身体, 从容有力,就象好莱坞电影里那些青春片里的男孩。 Ray将简妮引到白雪皑皑的窗前,黑色的发辫象伊甸园苹果树上的蛇一样在她的裸体上蜿蜒着,她的乳房很小,正是Ray想象过的东方害羞的乳房。她的体毛是黑色的,虽然与佛郎西丝卡的一样,但却没有她的野性,简妮的身体呈现出东方人柔若无骨的顺从。 “你是我的。” Ray轻声对简妮说。 “是的。”简妮也轻声地回答。 情欲的火在他们淡黄色的皮肤上发着烫。“我们做爱吧。” Ray抬起身体来,准备去自己房间取避孕套。 “不。”简妮也抬起身体来,拒绝道。 “我不走,我取避孕套就来。” Ray探身亲了一下简妮的肩膀,解释说。 “我说不行,我不能。”简妮说。 Ray没有想到简妮会拒绝,他看着简妮,她的脸有点浮肿,那是因为动了情。但她却说,她不能。 “我不能做这件事。”简妮过来抱住Ray的脖子,将自己的身体贴在他的身上,轻声而坚决地说,“我很抱歉。” “因为你是东方女孩吗?” Ray问。 “大概我要说,是的。”简妮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关系。” Ray将简妮抱到自己腿上,“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我有耐心。” 他们相拥而坐。冷静下来以后,他们听到彼此肚子在叫。两个人都笑了,但他们不愿意离开。窗外的大雪不停地下,整个世界都被洁白的大雪掩埋起来了。不论对Ray,还是对简妮,这都是生命中美好的时刻,眼睛里只有白雪,怀里有一条火热的身体,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雪里单纯的世界里与对方心心相映。 “我想要好好吃一顿热的饭。”简妮说,“意大利面条。放好多番茄酱和热的忌司,然后,吃两个球的冰激凌,还有一大杯卡布其诺。餐馆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在里面很暖和,吃着冰激凌,和路雪牌的。” “不,我要为你好好做一个中国汤,我的中国女孩。” Ray说,“油条汤,热乎乎的,香喷喷的。下午我特地去了唐人街,我找到了你上次告诉我的那家店,买到了你上次独自吃的那种鸟的翅膀。在大旺店里,他们叫这种东西是鸭子的翅膀。我为我的中国女孩做一次地道的中国饭,我们要象最灵敏的动物那样吃鸭子翅膀。” 简妮的理想简妮两天没有睡什么觉 这天晚上,简妮和国际市场营销学课上的小组其他同学约好在学校餐厅见面,将简妮通好的Case Study 的报告,给同学们过目。这是第一次,由简妮来为自己小组的报告统稿,从前,都是由一个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同学负责统稿,因为他们的英文更地道。简妮自己提出想要试一试,这时,简妮的一口英文与Ray相比,已经可以乱真,因为Ray的英文很文雅,所以,简妮的英文也渐渐变得有点书卷气,常常还吊一吊书袋,让同学们渐渐不敢小看她。简妮早早地就来到餐厅里,为小组的同学们占了个靠窗的桌子。学校食堂坐落在一个高坡上,通体用大玻璃当墙,在靠北的一边,能看到远方的天际线上,那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的地方,就是曼哈顿岛。它让简妮想起了意大利童话里的故事,仙女用棒子轻轻一点,那地方就闪烁起耀眼的光芒,那就是点石成金。闪闪发光的曼哈顿,是简妮最喜欢看的地方。她常常在校园里吃完自己带的面包,然后到餐厅来,只买一杯咖啡,这是最节省的办法。她在餐厅里找一个景观最佳的桌子坐下,在咖啡温暖的香气里,享受遥遥相对的曼哈顿的灿烂灯光。 简妮用餐纸将干净的桌子再仔细擦过,确认它绝对干净以后,将一直抱在手臂里的文件夹小心地放在桌上,那里面,夹着她整整两天没有休息,整理完成的报告,厚厚的一叠,是关于雀巢公司的Kit-Kat,如何进入西班牙市场的报告。简妮将报告从自己的文件夹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整齐的,崭新的,雪白的纸上,是个庞大的论证计划,每一个字都是她的心血,她第一次主持了小组的报告修改讨论,在同学们激烈的讨论声里,飞快地记录下他们大家的修改意见,然后,将大家在做Presentation前分头准备的报告融合在一起,由她总结出报告开头的那个综述,那是报告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两天没有睡什么觉,又焦虑,又激动,简妮此刻觉得自己象发烧了一样,浑身都软软的。考大学的时候,她也曾有过这种绵软的感觉。她还记得,最后一门考完,回到家,身体一软,就跪在地上了。 灯火通明的学生餐厅里,充满了热面包的香味和融化了的忌司的浓郁气味。简妮看到在柜台旁边,那个五颜六色的自动售货机。透过玻璃,她又看到里面红色的Kit-Kat。一周前,他们班的六个Workshop开始准备做这个案例时,他们小组的第一次讨论,就在餐厅里。那时,同学们满嘴的Kit-Kat,但她却不知道什么是Kit-Kat,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别的同学说得这么热火朝天的,简妮不好意思问这么初级的问题。她就一句话不说地听着,她想,要是能先混过去,回家就去问Ray。但,为了怕六个小组都去图书馆抢资料,自己晚去了什么也找不到,其他同学决定马上就分工,大家分头认领,谁去做西班牙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分析,谁做市场调查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谁做产品介绍和市场战略,主要是与MARS的。谁做金融方面的报告。简妮心里最喜欢做市场战略方面的报告,她喜欢它刺激她心里的Market Sense,她有心要要做市场战略这部分,但她心里没底。上次她敢说要做西门子涡轮洗衣机进入意大利市场的战略部分,因为她知道洗衣机是什么。当小组的同学发现她发闷的原因,是因为她真的不知道Kit-Kat是什么,为什么在书上的案例里说到,在荷兰,人们将它当早餐,而在英国,人们在下午茶的时候吃,所以,它在荷兰销售的时候,一块里有六个finger,而在英国,则一块里只有四个finger。简妮很困惑,如果Kit-Kat是象中国孩子吃的橘瓣软糖那样的东西,那finger又指什么。小组的同学放声大笑,美国同学迈克将她领到柜台旁边的自动售货机前,立刻从里面买了一块Kit-Kat出来,简妮这才恍然大悟,Kit-Kat,原来是一种巧克力华夫,撕开红色的防水纸包装以后,可以看到里面象巧克力那里,有几个细长的小格,可以将它轻轻掰断。每一块,就叫一个finger。迈克很细心地问简妮,是不是也要买一个MARS,他点着自动售货机里咖啡色包装的细长条,“那是Kit-Kat在西班牙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原来,它也是一种巧克力食品。 简妮不能忘记小组同学们忍俊不禁的爆笑声。所以,当大家仍旧同意她去做市场战略,简妮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出来了。美国同学大多有种救世主般的天真,他们喜欢看到,在他们的帮助下,奇迹终于发生。简妮说:“你们还记得卖鞋的故事吗?两个商人到一个人们都不穿鞋的城市去考察是否能够在那里销售他们出产的鞋子,一个商人说,大家都不穿鞋,所以不能卖鞋。另一个商人则说,大家都没有鞋,我能买出许多双鞋子。”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咖啡前对简妮点着头笑,说:“是啊,你就是后一种商人。我们早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去尽力而为吧。” 做Presentation的时候,大家都穿上了正式的办公室套装,简妮也是,就象雀巢公司将要执行西班牙计划的工作小组一样。轮到简妮上去演讲的时候,她看到小组的同学们都悄悄举起自己的手,将拇指压在手指里,鼓励她。在小组里,简妮一向擅长做市场战略,但这一次,她做得真是出色,那些战胜MARS的计划,让她看到因为正装都格外严肃的同学们,忍不住活跃起来,让她看到教授眼睛里的笑意,她知道自己赢了。她有点陶醉地听着自己的声音,柔和地在教室里回响,那英文没有一点点亚洲口音的英文,倒带着一些夏威夷式的婉转。 因为这次胜利,她才鼓起勇气,要求让自己做一次小组报告的统稿人。 晚餐时间已经过去,还有一些同学留在餐厅里聊天,吃冰激凌。简妮这两天基本没吃什么东西。闻到食物在空气中的香味,她听到自己肚子咕咕叫,却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她翻看着自己写的综述,这一部分通常是公司决策层首先过目的重要部分,她竭力鼓动公司向西班牙市场投放Kit-Kat,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不能卖的商品。这是一篇激情洋溢的报告,也是教授最为赞许的地方。简妮喜欢自己在综述里的角色,她喜欢自己是那个卖鞋故事里乐观的商人。她想,自己常常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宣称,自己将要做一个商人,也许这真的就是自己的理想,早先在人民公园的梧桐树下,对武教授说的那个美国计划,也许并不是真的权宜之计,而真是潜伏在自己生活中的命运。听上去,象个报仇雪恨的故事,商人的家族里,终于在风雨凋零之后,重新在年轻一代身上崛起,中国的大买办之家,终于出了一个美国女商人。商人的天赋能力,神秘地出现在她的身上。简妮心里编故事似地想着,将信将疑的,她不敢当真。实际上,简妮到美国大学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埋头学习上,并没有多想自己的前途。她明确的理想,只有到美国上大学,成为美国人,到了美国以后,自己要怎样,她从来没仔细想过。 她在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的时候,时时将书里的案例和观点与格林教授笔下的王家买办史对照,当了解得更多,她开始对自己家的败落释然,她认为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作为中国买办职业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战争将王家向资本家转折的道路毁坏,王家一定会一蹶不振的。简妮想,要是自己在当时王家的位置上,她不会向资本家的方向转换,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各种指数都不支持这种转换,她觉得自己的祖先太天真,太勇敢,太不知道保护自己。简妮想,要是叔公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真的好好学了管理学,又好好用了管理学的知识去继承家业,他就会更投机,更灵活。要是她当时在那里,她就会选择继续做外国资本在华的代理商,当美国洋行里的打工皇帝。 简妮总是这样浸润在自己的家史里。总是想:要是我成为一个大代理商,我就会这么做。 小组的同学陆续到齐,看到简妮装订得漂漂亮亮的报告,迈克赞赏地拍了拍简妮的肩膀:“干得好!”当初,是他在图书馆的电脑中心教会简妮怎么启动电脑,那是简妮第一次用电脑写作业。他是小组里文字功夫最好的人,本来,给小组报告统稿,一直是他的工作。看了看简妮写的报告,迈克又说,“Pretty good。”他的蓝眼睛在金色的眉毛下闪烁喜悦而愉快的光芒,能看出来他真的为她的报告高兴,“你做的比我好。我知道你完成到这样唯美的程度,要经过多么艰难的努力,你得象疯狗跑那样拼命工作才行。” 简妮长长地舒了口气,在桌下伸直双腿。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你能这么说,我真太高兴了。” 迈克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想,你大概真的就是教授说的那种有市场感觉的营销人才。要是你没兴趣,你没法子这么努力。你对一份作业都这样努力,要是给你一个真的案子,你会象原子弹那样爆炸。” 简妮捂着嘴,咕咕地笑,她喜欢迈克的说法:“在中国我的大学里,同学叫我‘德国战车’。” 大家都笑,都对简妮说:“你到美国以后,就升级为原子弹了。” 通过了简妮的报告,小组的同学们就散了。简妮独自一个人留了下来,小组的同学们都高兴简妮将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他们不知道简妮心里的喜悦,象无声的原爆那样,冲天而起。她四下里看了看,决定要好好为自己庆祝一下。她要大吃一顿。 简妮走到柜台前,取了一个塑料托盘。今天食堂里的招牌菜是鸭子,那是她最喜欢的食物,她喜欢鸭肉里面的那一点土腥气。然后,她看到菜单上有蘑菇奶油汤,那是妈妈在新疆做西餐的时候会做的汤。她看着它们的名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就象最亲切的人的面容。她听到自己肚子里,肠子,胃都响亮地叫着,就象是热烈的欢呼。 到美国以后,简妮其实是常常饿肚子的,因为她觉得学校餐厅的东西比起超级市场来,还是很贵。特别是吃肉的话。所以,她常常自己在宿舍里做夹肉面包的三明治带来当午餐,或者早上吃饱,或者自己带苹果。她总是买印度青,因为它的果肉最结实,真的可以吃饱,看上去也好看,是在电视里被提倡的健康食谱,不少美国女生都这么吃。Workshop常常到学校的餐厅来讨论,简妮那时候就为自己要一大杯咖啡。好在美国同学对不怎么吃东西的女生习以为常,并没人相信简妮为了节约,竟会饿着自己。 今天,她想吃一次大餐,就象在红房子西餐馆和家里人吃的那样。第一道,蔬菜色拉,要意大利橄榄油和意大利甜醋拌的。第二道,奶油蘑菇汤。第三道是主菜,鸭子。第四道是甜品,一小块忌司蛋糕。最后,是冰激凌和咖啡。 服务生过来了,对简妮微笑。简妮认识他,他是从印度来的,是学计算机的学生。 “Hi。”他说,“What、s up?” “Plenty well。”简妮说。 简妮要了一大杯咖啡,还有一个糖纳子。 “就这些?” “是的。”简妮说着打开了钱包,“就这些。钱是爸爸给的,我又没时间打工,得节约。”她对印度同学解释说。 “当然。”他晃了晃脑袋。 每到打开皮夹子用钱,她总能闻到在每一张自己要从皮夹里抽出的美元上,都有爸爸身上的消毒药水气味。只有用它们付学费的时候,她才没有不安的感觉。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一口接一口喝着又甜又香的咖啡。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象开春以后阳光下的雪人那样,正在渐渐融化。新泽西干净的夜空下,那远处象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曼哈顿岛,那象针尖一样通体透明的,应该是中城的帝国大厦,那象两根并列的缝衣针一样的,应该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它们都是人定胜天的奇迹。每次坐在桌前,守着一杯简单的咖啡,简妮都能觉得心里对那灿烂的地方的向往,她都幻想自己有一天成为在那些高塔下健步如飞的女强人,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觉得,那时自己手指上,一定夹着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这是幼稚可笑的想象,按照佛罗依德的学说,那个意象应该是与男性权力有关;按照中国大陆脸谱化的资本家画像来推断,那是强悍奢侈的资本家的象征;但简妮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想象里,手指上有一只巨大的雪茄。“也许,这强悍的烟草与祖上贩卖过的鸦片有某种联系。”简妮想。她从未见过鸦片,甚至连鸦片枪都不认识,只能在下意识里面,用雪茄来代替鸦片。在简妮眼睛里,曼哈顿突然象花儿盛开一样变大了,不论怎样努力,都看不清,简妮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人有点飘,好象从身体里浮了起来。她定了定神,但并没有赶走那种飘忽的感觉,看不清楚眼前的东西,手脚也有点不那么灵敏,软软的使不上劲。她放下咖啡杯子的时候,竟将杯子重重顿在桌面上。 “呦,呦,呦,”简妮有点吃惊,“喝咖啡也会醉的吗?” 在梦里听到电话尖利的铃声。简妮的梦一向是不荒诞的,一如日常的生活。所以她常常记不住自己的梦。电话铃不停地叫,一遍又一遍,她在梦里想,婶婆已经去世了,几乎不会有人给她打电话,所以她对自己说,接着睡,反正不是自己的电话。那时,她眼前还留着梦中的情形,那是人民公园对面国际饭店的咖啡厅,白色的窗纱低垂,室内的光线有点发黄,深色的地板看上去象深渊。但是,她突然想到,也许会是上海家里打来的。她一急,便真正醒来了。她躺在枕上看了看闹钟,三点半,电话在静夜里急促地,顽固地响着,带着上海式的张皇和粗鲁,美国人不会这时候打电话来的。 于是,简妮赶快起床跑到走廊里。 “简妮!”果然是家里人,简妮一时没听出来那紧张高亢的声音是谁的。 “我是维尼叔叔。” “我爸爸出事了?”简妮身上的寒毛“刷”地直立起来。维尼叔叔从来没有直接打电话来美国给她,都是爸爸打电话来,然后家里人轮流说几句话。 “不是你爸爸,是我,我维尼叔叔要对你说永别了。” “为什么?”简妮怀疑自己是在梦里。她的梦里,常常有爷爷病危的场景,总是爷爷生了重病,爷爷躺在一大堆管子的白色病床上,爷爷心电图上的小绿点成了一条直线。她从来没想到过维尼叔叔会死去。她心里很怀疑,维尼叔叔几乎说得上是尖利的声音,实在不象是病人的声音。简妮伸手打开电话旁边的壁灯,灯亮了,晃痛她的眼睛。她看到电话旁边的记时器上,数字在跳跃,她知道这不是在梦里。 “为什么?”她问。因为范妮与维尼叔叔的亲热关系,简妮与维尼叔叔的关系是平淡和客气的,与朗尼叔叔的差不多。简妮不知道为什么维尼叔叔临死要打越洋电话给她。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出路。从前我在上海对外国东西赶尽杀绝的时候,都坚持学习抽象派的画风,我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都不肯改变自己的风格,画一张毛主席像,一张工农兵的脸。我可以说,象我这样的自由画家才是真正的上海艺术家。中国人无视我的存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本来也不是为他们存在的。现在外国画展的策展人到上海来,选画家和作品到意大利参加展览。人家向他们推荐我的画,他们来看了以后,竟然说我的画不能代表中国人的感情。你知道他们最后选的是什么,都是政治波普,弄来弄去,他们要的还是政治,不是艺术。”维尼叔叔说,“他们选中的画家就能跟他们到欧洲去了,他们就这样否定了我。” “那你想怎么办?”简妮问,“你在哪里?” “我在常德路的国际电话营业室。我已经给家里留了遗书。我活够了,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随便怎么,也没想到,外国策展人会否定我的画。”维尼叔叔说,“而且是通过中国人来告诉我。” “你不要啊。”简妮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爷爷知道吗?”简妮问。 “此刻他还不知道吧,他们以为我出去和外国人谈判了,他们都以为我的画选中了。是我这么说的。要到明天,我一晚上不回家,他们才会发现。爷爷的心已经伤透伤透了,也不在乎多伤一次。”维尼叔叔说,“我们不说他了,你这里一定都好吧,你算是终于逃出去了。但是老实说,你这一辈子也不会真正象外国人一样高兴的,你只要想到你爸爸和你姐姐付出的代价,你就得生活在阴影里。这就是我们家人的命,从爷爷开始,就是这样了。”简妮的理想我看到他写的遗书 简妮被他说得有点气恼,当然,还有不甘,她觉得,维尼叔叔是借着要去自杀,来让大家都不痛快。她冷冷地,安静地说:“你特地打电话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我知道了。” 但维尼叔叔却否认:“我最后打电话给你,是想自己亲手拨一个美国的号码,说说话。我是可笑的人,就是临死以前,我做的事还是可笑。”维尼叔叔的声音变得很尖,很紧张,“我为了给你打电话,大概只能乘21路电车去跳黄浦江,一点浪漫气息都没有。连我去死的地方,都是可笑的。小菜场的老阿姨相骂,就说你去死好了,黄浦江的盖子开着。好笑吧?”维尼叔叔尖声尖气地笑了起来,让简妮想起电影的那些歇斯底里,常常,电影里的人要死要活,万念俱灰地笑着,但电影院里的人却鄙夷地笑成一团。简妮有点厌恶这样的笑声,她觉得,它是做作和邪恶的。“我一直在世界上扮演可笑的角色,这日子总算是到头了。”维尼叔叔飞快地说。 “Bye-bye。”维尼叔叔匆匆地说着,收了线。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 四周还是被新泽西香甜的深夜笼罩着,简妮看到窗外的庭院,院子里的白色木头栅栏让她想起哈克贝利.芬刷白木头栅栏的故事,美国的故事,总是让人心里不由地微笑一下。她还看到木头栅栏边上的梨树,在明亮的月光里开满了白色的梨花,这里的梨花,与阿克苏的一样,也有淡黄色的花蕊。对面人家门廊上的风铃在深夜的微风里晶莹的,细碎的发出响声,那个风铃是用南美的白色云石做的,在风里彼此撞到,就发出天堂般的声音。简妮用维尼叔叔的耳朵听着这一切,用他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也看着站在壁灯的一小团光晕,照亮了灰蓝色带着维多利亚风格的粉色小花的墙纸,自己穿着范妮带到美国,但没机会穿的碎花睡裙,老橡木的宽大茶几上放着安静下来的电话,这个景象,就象Norman Rockwell的油画,做梦的那种不真实,再次袭上简妮心头,这静谧的美国之夜,也许才是不真实的。简妮想。在上海的下午三点半,维尼叔叔正要去跳黄浦江。几十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国门开了,他倒熬不住了。 简妮往家里打电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看到他写的遗书。”爷爷的声音象铁块一样落下,“已经报告公安局了,他们答应去江边找一找,我看他们未必觉得就是大事,倒是马上对我说,好多写了遗书的人,其实不会死的。” “爷爷,你不要太着急,也许他们说的是真的。维尼叔叔这么说,不一定这么做。”简妮说。她想起他刚刚在电话里尖细的笑声,愈觉得他是从什么电影里模仿来的。 “生死有命。”爷爷说。 “爷爷,你别难过,要是真出了什么事。”简妮说。 “看吧。”爷爷说,“好啦,我挂了,你接着睡觉去,你那里天还没亮呢。你只管好好读书,好好长身体,好好在美国住下去。” 电话里再次传来“嘟嘟”的忙音,爷爷也收了线。 简妮将电话放回去,四周的安静象温水那样将她舒适地包裹起来。爷爷和维尼叔叔的声音犹有在耳,象拖着一道白烟的飞机那样,虽然已经消失,但还能看到天际上细长的痕迹。简妮想了想,还是不能相信刚刚自己经历的,是真实的。她听到后院邻家的树丛被风摇动时,轻轻拍打栅栏的声音,还有夜鸟惊飞时扑打翅膀的声音。她想,那是因为鸟不小心从树枝上掉下来时发出的声音。新泽西的鸟都很高大,简妮曾在熬夜的晚上,见到过它们睡糊涂的时候,一头从树枝上栽下来的样子,那样子,象一个不设防的孩子。她想起来,自己离开家前往美国的时候,爷爷将家里所有的美元都装在信封里,给了简妮。叔公卡里所有的钱,包括零头,也都取出来给了她。爷爷将那个装了硬币而显得很重,其实没有多少钱的信封交到她的手里,他重重地抿着嘴,鼻翼两边,有两条深深的纹路。那样的表情好象是笑,但简妮知道那不是。他的手在那个信封上重重地按了按,说:“里面不到两百美元,很少。已经是我全部的能力了。你都拿去吧。好好读书,好好注意身体,好好在美国住下去。”当时,简妮觉得,爷爷将她,象一枚钉子一样,竭尽全力地向美国大地狠狠钉了进去。 简妮想,也许这只是个噩梦。 “嗨。”Ray出现在他的房门口,睡意朦胧的,“ 出了什么事?” 简妮走到他面前,将自己的身体靠进他的怀抱,他的身体暖融融的,充满睡意。她这才感到自己的身体象一枚铁钉那样,又凉又硬。 Ray将简妮的身体裹进自己的睡袍里,简妮才发现,他在睡袍里只穿了一条内裤。他干净光滑的皮肤上,散发着香波淡而温暖的香味,好象新出炉的面包。她的心狂跳起来。她将自己的手按在Ray的胸膛上,用身体紧紧贴住他的。他的亲吻轻而有力,那是让简妮心醉神迷的,她觉得自己的嘴唇也象青虫紧紧吸附在青菜上那样,紧紧吸附在他的嘴唇上。她能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变得柔软而温暖了,在他的手掌下。 “出了什么事?” Ray松开她,牵着她的手,将她领到自己房间里,她看到他台灯的灯光,在沉沉夜色中,如金色的水流。 “我叔叔似乎要自杀,他打电话来向我告别。”简妮说。她的手还停留在他的胸膛上,她用拇指抚摩着他皮肤上那层密密的,卷曲的汗毛,她对那毛茸茸的感觉着了迷,忍不住用嘴去夹那些黑色的汗毛。他的身体,她已经渐渐熟悉,她不再象第一次接触Ray的身体那样,会紧张到发晕,一动也不敢动,象个木头人。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摸索着他覆盖着浓密汗毛的身体,那悉索的感觉,引得她牙根直痒。她咬紧牙关,觉得自己象是个要将他吃到肚子里去母老虎。她这次放任了自己,她用双腿紧紧夹住他的腿,将下巴尖尖地抵到他的肩膀上。 “太糟糕。” Ray含糊地说了一句,他也将手伸进了简妮的衣服。她的身体,也是他熟悉了的。他用力揉搓她的后背,使她柔软起来,她皮肤上总是有一些突起的小颗粒,好象总是在过敏,又象是在起鸡皮疙瘩。他感到她有很强的性欲,就象在夏威夷的美国男孩里传说的那样,东方女人是非常性感,非常妖媚的。她们个个都懂房中术,从来不会象白种女人那样直白。但是她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性欲,她能突然就直起身体,冷静地说“不”。Ray不能理解简妮,他感到她依赖他,喜欢与他缠绵,甚至他能感到她有那种处女对性的贪婪,就象佛郎西丝卡在高中时代那样。但她从来不肯与他做爱,坚决的拒绝。他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东方道德观的阻碍,Ray有点悻悻然。 此刻,他们都感到了自己和对方身体里汹涌的欲求。 “我们做爱吧。” Ray轻声要求。他终于脱下了简妮的睡裙,费了好大功夫,她睡裙前面有一排密密的纽扣,那睡裙的做工不好,纽扣总被扣眼里没有缝好的线头绊住。简妮听任他解开自己的衣服,并不停地抚摩他,亲他,Ray以为,她会同意的。 简妮睁开眼睛,她看到台灯那金色水流般的灯光,看到窗外朗朗月色里开满了白花的梨树。要是Ray不问,只是将她引到他的床上,简妮已经暗自准备好,这次不再反抗。但是,Ray他问了,他象米开朗琪罗的亚当那样站在她面前,询问地看着她。 “不行。”简妮轻轻说。看到他的脸在灿烂的灯光里变得温怒,她心里觉得遗憾极了。 “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Ray说。 “我只是不能。”简妮说。 “我有过一次很有趣的经历。原来,在某种情况下,人喝咖啡也会醉的,象喝酒那样的醉。”简妮坐在武教授的对面,用小勺轻轻将咖啡里的牛奶搅开,咖啡那暗夜一样的深色,立刻象破涕而笑的脸一样,变得明朗而甜蜜起来。而且原来尖锐的香气也瞬间就柔和醇厚起来。武教授将手扶在糖罐的金属盖子上,询问地望着简妮,简妮笑着摇头,“我不要糖。” 这时,简妮即将从经济系毕业了。这一天,她拿到了自己GMAT的成绩,700分,难得的好成绩。于是,她约会武教授,她要实现三年前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约定:当她将一切都准备好,就来报考武教授的学校,学MBA。 她和武教授一起坐在中央公园边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武教授赞许地望着简妮,象那些敬业的美国教授看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会用的甜蜜表情,简妮有时觉得那神情就象圣母在看圣子。她在那样的笑容里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武教授的小眼睛里闪着愉快而精明的光,还有美国老师那种随时准备赞美人的热情。他笑着,打量着简妮。她脸上是健康的淡棕色,她穿着盖普牌的紧身线衣,在拉低的裤腰上,也露出一条CK内裤的宽条松紧带,就象那些在校园里流行的美国孩子的装束。她与在人民公园时已判若两人:“你看上去真好!” 他记起来在寒冷的上海冬天,阴天的下午,他在公园里与这个当时只是萍水相逢的上海女孩子的谈话,那时,她那双睁得大大的,让人感到紧张的眼睛里,倔强多过现在的镇定。看到美国的教育和自己的鼓励在一个中国女孩身上开花结果,武教授感到自豪和安慰。 “是啊,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理想,你相不相信?”简妮说,“在确定自己找到了理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从前我一直是一个没有认识自己的人。” “祝贺你。”武教授笑着祝贺简妮,然后问,“能说说你的理想吗?” “我猜想,我身上有商业天赋,也许,更准确地说,我肯定我身上有商业天赋。所以,我想要当一个成功的经理人,进美国顶尖的大公司,”简妮说,“住在花园大道,在帝国大厦上班,与最聪明,最专业的经理人有同学之谊。”简妮歪歪头,想了想,然后点头道,“是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我已经不是那个把到美国读书当成理想的女孩了。” 简妮在上衣口袋里握着武教授当年分手时给她的名片。在上海最暗淡的岁月里,她手里的王牌就是这张写着哥伦比亚商学院地址的纸片。她曾经将它夹在钱包的内层,它是她自己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唯一通道,对她来说,曾经象空气一样的重要和必须。那时,她做梦也没想到,它竟连接着自己的天命。原来对一个美国人的敷衍,如今真成了自己的目标。这次,她特地将它带在身边,本来是想拿出来给武教授一起忆旧的。武教授满脸都是美国式的热烈微笑,在美国教授的脸上,简妮见到过许多次这样的微笑。在简妮看来,美国教授与中国教授最不同的,就是他们从不象中国教授那样习惯用激将法。他们对学生的鼓励,从来不厌其烦。她感激美国教授充满鼓励和欣赏的笑脸,她从心里觉得,在美国大学里,她才生活得象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来自武教授的鼓励,对简妮来说,仍旧是不同寻常的。在他的笑容里,简妮能看到自己是怎样从一个在潮湿的暗弄里,浑身的毛都直竖起来的小猫,成为一只一飞冲天的雄鹰。手心里的卡片,现在成了她脱胎换骨的见证。 简妮将手心里的卡片小心翼翼地平摊在桌上,向武教授推过去:“你看,当时,它就象是上帝派到诺亚方舟上来的鸽子。我一直等待这个时刻,让你看到我的新生。” 武教授接过自己的名片,它已经被揉得发软了。他说:“能看到你的成长,我太高兴了。”他伸手过来拍拍她的肩膀,“你看到奇迹出现过一次,就一定能出现第二次。你好好努力吧,理想会实现的,特别是对你。你知道,没有商业天赋的人也可以做好的经理人,但有商业天赋的人,会成为最出色的,最幸福的经理人,因为他不光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还能以此为乐,那是创造力的源泉。” “我居然回到了我家的老行当去了,听起来好象是个电影。”简妮说,“过去叫买办,现在叫国际市场经理人。过去他们的作用是水闸,控制着高水平国家的物质慢慢向低水平的国家倾泄,现在我们的作用是桥梁,将世界用物质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有时我觉得,到美国来,找到我了的理想,这是命运。” “这样多好。我的学生里有不少是世家子弟,不少是家族从事国际贸易的,非洲的,亚洲的,南美洲的,欧洲的,都有。有个印度学生,他家也是亚洲最早的买办家族,为英国公司工作的。”武教授说。 “他学得好吗?”简妮问。 “他极能吃苦。读MBA的学生都是能吃苦的人,他却是最能吃苦的。”武教授肯定地说,“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家族历史中来的,非常地道的世界主义。我们会说他很少有对文化差异的惊奇,他很有理解力。他对文化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非常敏感,这也是他最为出色的地方。” 简妮回忆起,格林教授对买办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他们是没有文化差异的人。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她正在因为对美国陌生而失望的情绪中挣扎,她遗憾地看着自己已被彻底的中国化了,她对婶婆,始终自叹弗如。她没想到,印度买办的后代的身上,还真保留着这种传统,这种传统,使他成为本质出色的MBA学生。祖先污点般的气质,终于成为后代手中的利器。简妮心中一片明澈的暖意。 “他的家族还在做生意吗?”简妮问。 “不,已经凋落了。亚洲的买办渐渐被代理商的机制代替,他家在这个过程中凋落的。现代的印度市场,很困难。你应该知道一些美国大公司相继退出印度市场的事,市场学中有许多这样的案例。现在,大约他还在墨西哥的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他是销售总监。”武教授说。 简妮想到自己家族的历史,她能理解王家的凋落并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关系,更多的是买办行业的生命周期的问题,买办在转行的过程中失败,又遇到时局的动荡而分崩离析。但她听到印度也有与自己家相似的命运,还是被触动。她对那个印度学生抱着好奇和亲切,她想,大概自己的将来会和他一样。他们的祖上共命运,他们也会共命运的。 “我也想和他一样。”简妮对武教授说,“我来找你,就是想要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在人民公园我们就约定过。” 武教授说:“你会成为一个好经理人的。我相信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是在以后,不是现在。” 他告诉简妮,来报考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智力上都是无可挑剔的,GMAT的成绩也基本都在700分。也都有坚定的理想,顽强的性格和成为一个出色领导者的巨大潜力。但,要是没有在大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很难被商学院录取。“我们非常注重学生已有的工作经验,和建立在工作经验上的判断力。这是教授上课的基础。我们的课程大多数是分析案例,需要学生有相应的经验,没有经验的学生,无法参加到讨论中去。即使勉强参加了,效果也不会好。”他说,“你最好先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再来读商学院,即使你不需要为我们昂贵的学费发愁的话。” “一定要这样吗?”简妮问。 “一定要这样。”武教授回答说。 “Ops。”简妮轻轻说了声。她看看自己面前的咖啡,喝剩下的咖啡已经凉了,面上浮动着丝丝缕缕的奶。到哪里去找一家美国的大公司工作呢?同学校的国际学生,不想回国的,都抱着一个宗旨,哪家公司能为自己办一张工作签证,就马上和那家签合同。即使是美国同学,也不敢多幻想进美国大公司。她到哪里去找这样一家合乎条件的大公司呢? “那个印度同学,他在哪里工作的?”她问。 “他在麦当劳的印度公司市场部工作了七年,随着麦当劳公司部分撤离,一起回美国来的。”武教授说,“他的工作经验,是他读MBA的基础。” 看到武教授带着遗憾和鼓励的眼光,她想起在人民公园时他看她的样子。简妮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理解啦。”她说着,将自己的身体撑起来,象一个充气娃娃被充足了气。她说:“那么,我继续努力吧。” “很长的路啊,也正因为这样,商学院出来的学生,才会有大好的前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武教授说。 “是的,我会努力的。”简妮牵起自己的嘴角,向武教授微笑一下,“我会竭尽全力。” 武教授微笑地望着简妮,但眼光渐渐尖锐起来,他问:“你是真的想要读商学院,还是只要在美国住下来就可以?” “我要读商学院。而且要读最好的商学院。”简妮静静地说。简妮的理想那是我的理想 武教授看到她大大瞪着的眼睛里,又出现了他第一次在人民公园见到她时,那种寒冷而坚硬的神情。他想起了上海窄小的旧马路,拥挤的公共汽车,还有那些失修的老洋房,武教授在那里发现了许多象美国西海岸那种西班牙式的房子,只是陈旧不堪,几乎不能相信里面住满了人,象一只蜂窝。“是的,她的眼睛有种样子,象蜜蜂的刺。”武教授想。 “那是我的理想。”简妮将手里的冷咖啡喝下去,沉在杯底的糖在冷咖啡的浸泡里发出了微微的酸,“那也是我的天职,我猜想。我不是光要在这里好好生活,这一点我与我的姐姐不同。我要在美国实现我的理想。”简妮说。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向一家正在上海投资香水厂的美国公司推荐你。”武教授说。 三年以前,他到上海去,就是为这家想要投资上海的美国公司做投资评估。就是在那次,他在人民公园里遇到了简妮。那家叫挪顿兄弟公司的美国公司,是有一百年历史的美国公司,一向是做家用洗涤剂的,但他们打算开发香水产品。公司决定将新香水投放到国外市场。在美国,他们很难与老牌而且实力雄厚的香水竞争市场份额。他们选择了中国。因为中国自己没有真正的香水,只有花露水。中国市场上,也没有已经成熟的国外香水品牌。但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人们的虚荣心将被唤醒,他们将会很快产生修饰自己的迫切需求,香水将要被大量地需要。那里是挪顿新香水的理想之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人们对美国产品的崇拜之风,对国际名牌的陌生,中国政府对美国商人前来投资的渴望,就是他们成功的保证。挪顿公司已经得到了与上海的老牌花露水合资设厂的机会,而且,在合资工厂中,挪顿占有60%的股份,掌握控股权。 简妮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可以当国际市场营销学和宏观经济学案例的故事,会真实地发生在不堪回首的上海,会在她为了怕被阻挡出国而休学的黑暗的年代里发生。 “现在,在上海的工厂需要一个新的美方总经理秘书,兼任翻译。原先在上海做这个职位的,是个台湾人,她与上海人不能融洽相处,反而由她带出了许多矛盾。所以这次,挪顿公司想要换一个与上海人更接近的人去做这个工作。我想你是合适的,你是上海人,在美国学的经济,很好的英文。你能带去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还有一张上海人的脸。他们会需要你,因为你可以帮助他们与上海人沟通。上次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在大学里学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点对美国人很重要,他们从来不知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概念。也许,你可以为他们解释一些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看问题的角度,使双方都减少误解。你懂得用西方的思维,与美国人有共同语言。你也需要他们,他们可以给你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历,使你能够获得读商学院的机会。”武教授竖起他的手指,指了指天空的高处,“而且,简妮,他们的公司虽然不在帝国大厦里,但是,他们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座里。他们也很高。” 五十年前,王家是美国杜邦公司的中国总代理,五十年以后,王家的后代没有被赶尽杀绝,又有人将为美国香水工作,而且都是在上海。这难道不是一出电影吗?简妮想。接着,她想起维尼叔叔在电话里最后的尖利的声音,一个人失控时,会用做作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心声,这是简妮在维尼叔叔身上发现的真理。维尼叔叔那天果然去跳江自杀了,他真的死了。他大殓的时候,只有妈妈陪爷爷去见了最后一面。爸爸的腿还是不方便,朗尼叔叔不愿意看到死人,范妮一直住在疯人院里,医生曾表示范妮的病情相对稳定,可以去参加大殓,但范妮自己不愿意去,她说,看照片是一样的,不需要一定看到本人。爷爷没有保留维尼叔叔的骨灰,但爸爸给简妮寄来了维尼叔叔生前的一小幅自画像。他将自己的眼光画得十分柔和,象个女人。爸爸说,让维尼叔叔在画上到美国看一看也是好的。 “你愿意去吗?”见简妮不说话,武教授问,“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传递简历,预约他们的面试,而且,我也愿意为你做推荐。”说着,武教授点了点桌上那张被揉皱了的名片,“它看到第一个奇迹发生,现在,它一定更愿意看到第二个奇迹。” 简妮说:“我绝对的愿意。” “需要考虑一下吗,你得回到中国去工作。”武教授说,“但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工作签证,你回美国也很容易。如果他们想要你,我也可以帮助你强调签证对你的重要,让他们能充分考虑这方面的安全。” 简妮点点头。她不能相信,自己虽然离开美国去上海工作,但将会得到一张工作签证。这张签证是大陆学生梦寐以求的。有了工作签证,就向申请绿卡迈进了一大步。 简妮对武教授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我相信你最终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武教授说。 “我一定会做到。”简妮说,“我还知道,自己是个坚强的人。” 从咖啡馆出来,武教授顺路领简妮去参观了哥大旁边的格兰德总统陵园。在陵园后面的树林里,武教授点着一棵枫树告诉简妮说,那是当年李鸿章来哥大参观,在那里种下的枫树。当年的纪念铜牌现在还保留着。那天,简妮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和旧中国之间漫长传奇的关系。这里不光有李鸿章种的树,还有一个叫丁龙的中国人,用自己一生的积蓄推动创办的第一个汉学系。 当简妮听说丁龙是一个早年从中国被卖到美国来的签约劳工,她的心动了一下,她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Ray,他会有兴趣。Ray在将要从经济系毕业的时候,突然决定转到东亚系念书,经过漫长的犹豫和反复,他终于决定要学中文。简妮想,也许他会愿意到哥大来读硕士,丁龙的故事会鼓舞他的。简妮并不为Ray的转系而惊喜,反而有些失落,这是Ray和她自己都预料到的反应。Ray当然是不以为然的,简妮也并没有强调自己的感情。他们渐渐恢复到普通朋友,再也没有亲热的举动,但好象他们都并不真的难过。简妮想,这是因为她和他,已经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某些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简妮并不认为Ray对她最渴望的,是爱情,而自己,似乎也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