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生病-15

因为在妊娠和哺乳期都不会有月经，而这又占了大部分时间。丢失了月经血而造成的贫血又是我们环境中新因素造成的许多问题之一，诸如独身和有效的避孕。　　男人也与别的哺乳动物有所不同，睾丸永久地放在体外的阴囊中。这对一个十分重要的器官说来是很不安全的位置，所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许多穿紧身内裤的男人因为睾丸的温度升高而发生不孕现象是一条线索。解剖学发现从睾丸把血液送回体内的静脉把动脉血管包裹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回流热交换机制以保持睾丸的凉爽。为什么精子不能在正常的体温形成是一个未解之谜。男人必需保持他的睾丸凉爽并全天候有功能，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生殖功能的女人在等待性交。　　各种灵长类动物的睾丸大小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大都可以用交配模式的差别来解释。一个雌性黑猩猩与几个雄性交配，而雌性大猩猩只与一个雄性交配。因为雄性黑猩猩的生殖成功取决于与许多雌性交配，以及它的精子与别的雄猩猩的精子竟争而使卵子受精，自然选择便使雄性黑猩猩的精子增多，从而使睾丸增大。大猩猩，尽管身体巨大、形象凶猛，睾丸却只有黑猩猩的四分之一大小。总而言之，睾丸的相对重量，在雌性常与多个雄性交配时要比很少精子竞争的物种要大些。人类处于什么地位？在中间偏向较少精子竞争的一种。很可能在人类的进化史中，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性交有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让自然选择出使男人的睾丸略大于一定是单配偶性交模式的物种。　　有两位英国研究员，罗宾·贝克和罗伯特·贝利斯（RobinBaker＆ Robert Bellis）进一步研究了精子竞争的课题。他们注意到在一次射精中的人类精子有好几种，有一部分是不能使卵受精的。这些精子，他们认为，是为了发现和破坏另一个男人的精子而设计的。他们还证明了专一配偶在阴茎套中的精液量的增加，不仅随着最后一次射精后的时间延长而增多，而且与配偶曾经分开有关。这提示一种适应，在有必要与来自另一个男人的精子竞争时，增加精子输出量。如果得以证实，这将说明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性行为机制能够在许多方面竞争，而且是十分逼近的。　　嫉 妒　　不论是从自然选择的学说或者从我们的直觉去理解嫉妒，它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苦难的根源。也许荷马史诗中海伦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背叛了斯巴达王从而引起了阿伽门农王的敌意，最终导致流血，这不需要文学的描写刻画，但是，它不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因素引起的事件。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麦果·威尔逊（MartinDaly ＆ Margo Wilson），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大部分对女人的谋杀出自男人的嫉妒。奥赛罗致命的狂暴和德土底曼拉的悲剧死亡与我们的生活是太贴近了。更多见的情形是嫉妒燃起了婚姻冲突，虽然并不都以谋杀告终，但常常导致互相伤害的离异以及悲剧性后果。在少数人中，这种感情走向极端和不符合实际地认为配偶的不忠贞，可以作为病理性嫉妒的临床诊断。要理解这些，我们必需懂得进化史的根源以及性嫉妒能力的功能。　　母子的关系是肯定的，但是父子的关系总之是一种观念。男人总是有这种风险：花了许多年时间去抚养一个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的孩子，而女人一定知道孩子是不是她的。男人如果不会嫉妒，便很可能戴绿头巾而且减少生殖的成功机会。男人受到第三者的威胁时，就去阻止妻子与别的男人性交，这便有了进化上的长处。因而与男性嫉妒有关的基因保持在基因库中。　　而女人并不面临同样的风险，她们的风险是另外一些问题。丈夫拈花惹草可以导致传染病的风险。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显示了性道德的巨大的差异，从允许婚外性关系到不贞将被处死，然而，性嫉妒一直是男人比女人要强烈。　　性嫉妒对人类的生活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它都既受直觉，又由习俗和正式的法律条文所调整。在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男人常把女人当作财产并企图控制她们的性行为，但是在许多传统社会，这种控制甚至更加公开而且制度化。某些地中海社会，女人必需在初婚的床单上用血证明她们的贞洁，然后住在修道院，使她除了丈夫之外不能接触别的男人。某些穆斯林社会，女人必须穿长袍和面纱，使她们在外面不被别的男人看到。在中国，女人的足从小就被缠小以防止走失。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女孩在青春期切去阴蒂并缝合阴唇是一种规则。每个地方的男人都搞出一种社会制度用来控制女人的性活动。　　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对一个90％的时间忠于自己丈夫，但是与另一个恋人度过其余10％的性生活的女人，会有什么态度？她的丈夫有90％的可能是下一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从严格的进化论观点，我们应能预期他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孩子只有比一个完全单偶的母亲（perfect monogamous）的 90％好。但是在许多文化中，女人一次通奸就构成完全撤消婚姻，丈夫不对任何孩子负责的法律裁决。许多人认为这种文化对生物学趋势是反动的，但是在嫉妒指引下，文化和法律强化一种生物学趋势。人们认为法律应当反对我们的具有破坏性的生物学趋势，应当认为是要改变社会系统不因不贞而离婚。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治愈嫉妒的药丸，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性功能障碍　　说得最轻，人们至少对性生活的质量是很感兴趣的。这个终极原因是增加生殖的行为的基因是被选择留下的，使人们对性不感兴趣的基因被清除掉了。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性又变得问题丛生。到书店看一下就可以肯定性问题的普遍性。书店里有好几架性治疗的书证实这个不幸的真理。性作为一种问题，不是少数人、少数时间里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问题。书中强烈地表明这些问题不是基因缺陷，也不是正常的环境所致，而是进化的直接产物。每本书都有一章讲男人的性高潮过早和另一章讲女人的性高潮过迟或缺乏。没有讲过女人的性高潮来得太快或男人性高潮太慢的问题。有讲男人的恋物欲的章节，但是女人没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两性之间在恋物癖易感性上有这种差异。性生活中共有的困难包括，偶而双方都发生困难，因为缺少性欲或者难以兴奋起来。两性尤其是男性因为厌恶同一性伴侣而发生困难。这里，从生殖的核心出发，我们看到一种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生物系统。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有这么多，而且这样不同的诉求？　　至少，我们可以期望演化出来的调节机制能协调男人和女人的性高潮。然而性高潮不仅不协调，而且一定是男人比女人快。这种偏差是自然选择只使生殖最大化的这一更不幸的原理的说明而已，它不管我们幸与不幸。设想一个男人有很慢的性高潮时的生殖成功率是怎样的。他可能使性伙伴愉快，但是如果性活动中断，或者他的性伴侣在满足之后不要再继续下去，他的精液便不能达到对他的基因有用的地方。同一力量塑造了女人的性反应。女人很快有一次性高潮时，偶而会在伴侣射精之前中断性交因而会比性反应来得慢的女人要减少受精机会。　　更细致的观察便发现可能有一个系统根据特定的条件调整男人的性活动时间。过早射精主要常见于年轻男人，尤其是在引起焦急的环境中。根据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文化的研究，年轻男人的私通常常是违禁的，万一被年长的男人发现是危险的，在这种条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最适合。这些想法现在只是推测，但是值得考虑。　　妊 娠　　妊娠应当看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母亲和胎儿的不应当有矛盾的完全统一的目的。而且母亲和胎儿之间相互关系之亲密程度也是任何别的关系无法比拟的。然而，因为母亲和胎儿只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也充满了矛盾。所有对胎儿有益的事情，有助于它所有的基因。胎儿通过利用一切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的资源使自己的适应最大化，它可以使母亲发生短缺，危及母亲将来抚养它自己和抚养全部或一半兄弟姐妹（减去一半或者四分之三基因不同的部分）的能力。　　从母亲的观点看，把益处给胎儿只对她的一半基因有利，所以她给胎儿的最佳奉献要比胎儿的最佳获得量小。她还有可能会因为胎儿过大时生育受伤害而死去。因此，胎儿和母亲之间的最佳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预测胎儿会有机制调理母亲为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而母亲有机制抵制这种调理。　　人们会说，有益于子代而使母亲付出代价对基因将没有净收获，因为早期的收益将被以后的代价所逆转。然而事情不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在人群中母亲和胎儿的利益得到平衡，一个略为增加胎儿营养的基因出现，母亲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小。带有这种好处时可以在生长过程中的一半时间里避免付出这种代价，因为它的下一代只有一半带有这种基因，更明显地是，一只有女性后代才将付出代价。因此，这种代价只在下一代中25％的妊娠中付出。有另一种复杂性（在此我们不予讨论），但是这种定量的考虑导致哈佛的生物学家戴维·哈格（David Haig）预测亲子之间的矛盾。即令来自母亲方面的理想的贡献可能也只使胎儿的理想略为少些。　　不幸，这种轻微的变化会产生重大的矛盾。胎儿可以为努力争取从母亲那里取得少数几个百分点的营养而奋斗，而母亲则努力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当一方的努力受挫而平衡被破坏时，便出现医学问题。例如，胎儿分泌一种物质人胎盘催乳素（hPL），它与母亲的胰岛素结合，因此血糖升高而使胎儿可以得到较多的葡萄糖。母亲对抗胎儿的调理，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又反过来使胎儿分泌更多的hPL。胰岛素这种激素在正常人体内都有。但是妊娠妇女可以比正常高出上千倍。哈格指出这种升高的激素水平，与吵架时声音的升高相似，是一个发生了矛盾的信号。　　如果母亲发生了产生胰岛素不足的情形，便可以引起妊娠糖尿病，对母亲可以致命，也使得到有过多葡萄糖的胎儿死亡。胎儿最好是减少hPL的分泌，但是这只好碰运气。平均情况下，母亲是完全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防止糖尿病的，即令是胎儿的hPL泛滥成灾．　　许多年前，罗伯·泰弗士（Robert Trivers）就已经提出了有关母子矛盾的进化论学说；但直到1993年才由哈格应用于人类妊娠。也就是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很有道理的遗传现象。主要是在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基因并不是在有性生殖中不可预料地去防止为了胎儿的发育而付出后期代价。，有一种“遗传印迹”（geneticimprinting），基因被亲代规定，在子代立即或者不要立即开始活动。从父亲来的基因可能被印迹，因此在母子矛盾中不参与。来自母亲的同样的基因的印迹，使它们没有这种作用。在人类妊娠是否如此，尚待证实，但在小鼠，雄性印迹的基因产生胎儿生长因子，而雌性印迹的基因产生破坏这种生长因子的机制。这种证据提示把子宫当作基因为了它们的利益不顾我们健康的角斗场，也许不会是太牵强附会的。　　除了糖尿病之外，妊娠的另一个灾难是高血压。当它严重到足以损害肾脏以致蛋白从尿中丢失时，便称作先兆子病。哈格指出这也是胎儿与母体矛盾的结果之一。在妊娠早期，胎盘细胞破坏子宫调整血流的神经和小动脉肌肉，使母亲无法减少流向胎盘的血液。如果母亲的其它血管收缩，血压将上升会有更多的血流向胎盘。胎盘能制造若干可以使母亲全身血管收缩的物质。当胎儿觉得它收到的营养不充分时，胎盘便会释放这些物质到母体的循环中。它们可以损害母亲的组织，但是自然选择塑造了一种胎儿机制，不惜冒此风险以对胎儿自身有利，即令要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数千例妊娠的资料说明，母亲血压中等程度的升高伴有比较低的胎儿的死亡率，原有高血压的妇女有较大的婴儿。先兆子病特别常见于胎儿供血不足，母亲的高血压主要是因为动脉阻力增加而非心输出量增加等的观察结果进一步支持这种假说。　　我们怀疑同一机制是否也能解释某些成年人的高血压。低体重婴儿成年后特别多见高血压。如果胎儿期产生使母亲血压升高物质的基因表达继续保持活性，便将在以后引起高血压。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这些对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解释是革命性的，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估计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被证实。它们就是从基因力量的观点看待生命。生物学利益矛盾的普遍性，是用适应性生物学的方法了解疾病的很重要的证据。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是胎儿制造的另一种向母体血流中分泌的激素。它与母亲的黄体化激素受体结合，刺激母体卵巢继续分泌黄体酮。黄体酮阻断月经，使胎儿得以定植（stay implanted）。hCG似乎在胎儿和母体之间选择妊娠是否应当继续的背景下起源的。有高达78％的受精卵是来能定值或者在妊娠的早期流产的。大多数流产的胚胎有染色体异常。母亲似乎有一种机制检出异常胚胎，然后流产它们。“这种适应防止向一个很年幼时就会死去，或者不能在成年之后成功地竞争的婴儿继续投资。这对母亲是有利的，使她的损失尽早中止，重新来过，即令为了避免供养异常胎儿牺牲了少数正常胚胎。相反，胎儿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够植入自己（implant itself）和定植。产生hCG是早期胎儿达到这种目的手段之一。　　很可能母体能以某种方式察觉到高hCG水平。并认为这就是可以活下去的胎儿的信号——如果它能产生足够的hCG，它可能是正常的。这就是胚胎要向母亲说明它能适应生存，就一定要产生更多的hCG，尽可能大声地说“我是一个能够制造这些hCG的好婴儿。”哈格指出，这样高水平的hCG是妊娠期恶心和呕吐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是否想到这是第六章普罗费的晨吐学说的另一种说法？hCG的作用，可以是适应性机制用以阻止摄食毒素的一部分。相反，它也可能只不过是高水平hCG的一种偶发的后果。只有用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研究才能解答这个问题。　　生 育　　人类巨大的脑和太小的盆腔口加起来使得生育特别费力，特别危险。在第九章中我们提到，如果婴儿能在腹壁上的开口生出来，像人工的剖腹产那样，会要好得多。但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这点不可能。婴儿仍然一定要通过盆腔口挤出来。人类的婴儿与其它灵长类相比，相对地要小得多、不成熟、缺少自主能力，这是一定要小些才能生下来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婴儿和母亲还是有许多危险。　　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人类学家文达·第凡桑（Wenda Trevanthan）注意到别的灵长类离开群体独自去分娩，而人类的母亲常常要寻找同伴的帮助。她认为可以由人类婴儿不寻常的出生方式来解释。与别的灵长类相反，人类婴儿正常时是面向母亲背侧娩出的，枕前位，所以如果在分娩困难时母亲需要去拉婴儿的时候，她可能使婴儿受伤。分娩时有一个助手，就大大地降低了这种危险。在现代，分娩时有一个女人在旁边帮忙，可以使剖腹产率降低66％，降低产钳使用率82％。分娩后第6周，有助手在旁的母亲比没有助手的母亲较少焦虑，乳汁分泌也较好、较容易。　　婴儿娩出之后，在一位现代的产科医生或者助产士帮助下娩出胎盘并试图减少出血。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oxytocin）是一种天然激素，被喂奶刺激分泌，在分娩时收缩子宫血管，注射额外的催产素可以使过多的出血停止，挽救了许多生命。医生难以预测谁会有过多的流血，于是注射催产素现在已经是一种常规。然而，这种常规处理打断其它机制的可能性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涉及。　　某些物种，已经注意到有的绵羊，剖腹产常使母羊不承认她的羊羔。母羊将用足踢、用角撞剖腹产出的羊羔。在正常分娩时，对阴道的压力刺激催产素的分泌，激活大脑的某个机制使母羊与几分钟后看到的第一只羊羔联系起来。给一个剂量的催产素能够使母羊与剖腹产的羔羊联系起来。我们不知道催产素在人类的母子联系上是否起同样的作用。因为人类的母亲与剖腹产的婴儿关系正常，所以催产素似乎并非对人类的母亲是必要的，这是否说明它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还因为剖腹产的数量很大和常规给予大剂量外源催产素，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种激素的正性和负性作用。　　婴 儿 期　　婴儿第一次吮吸母乳时，母亲分泌的不是乳汁而是初乳，一种含有丰富的保护婴儿免于感染的水样液体。几天之后，真正的乳汁分泌出来，其中也会有许多对婴儿说来比任何配方都要好些的物质。对母乳喂养的好处已经说过很多，我们无法再赘述这一点，但是要指出，在现代化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是怎样地完全违反了适应性原则。例如，莫扎特的六个孩子有四个在三岁以前夭折，当我们知道他们主要喂食糖水之后，便知道这是一种并非不可理解的悲剧。　　许多婴儿因为黄疽而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发黄是因为高浓度胆红素，这是血红蛋白分解的副产品。出生时，适合子宫内环境的胎儿血红蛋白正在被适合子宫外环境的成人型血红蛋白更替。如果肝脏来不及处理大量废弃的血色素衍生物，一定程度的黄疽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危害的（新生儿性黄疽）。医生们首先认识到有Rh抗原的婴儿被母亲的抗体攻击产生的危险的高胆红素血症。　　血细胞的迅速破坏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有时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害。今天，这种情形可以给药使母亲不产生Rh抗体或者在出生后给婴儿换血防止出现问题。为了防止发生脑损害，这些婴儿常用光疗法治疗，光疗使胆红素在皮肤里转变为可以尿中排泄的类型，从而加快黄疸的消失。　　我们一直都把新生儿的高胆红素血症看成是这种机制的简单的不平衡，幸好我们可以用常规治疗控制。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ett）和丹佛儿童医院的苏珊·尼梅尔（SusanNiermeyer）从进化论的角度比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情形。他们注意到血色素分解的第一个产物是胆绿素（biliverdin），一种鸟类、两栖类和爬虫类动物可以直接排泄的水溶性化合物。在哺乳类动物，胆绿素转换成胆红素（bilirubin），然后与血蛋白中的白蛋白结合。出生时的胆红素水平，部分地是受遗传控制的，如果有益的话，自然选择是可以使它降低的。这使得布莱特和尼梅尔推测出生时的高胆红素水平有可能是一种适应。他们强调，“既然所有的婴儿都在出生后的第一周胆红素高于成年人水平，而且半数以上有可以看得出的黄疽，你很难设想所有这些婴儿都有什么不正常情形”。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胆红素是一种有效的自由基消除剂，自由基通过氧化破坏组织。出生时，婴儿必需突然开始呼吸。动脉氧浓度增加3倍，伴有自由基增加的危害。出生后的第一周只能慢慢地完成成人的抗自由基防御机制，这时胆红素水平便逐渐下降。如果布莱特和尼梅尔是正确的，我们就要重新审查治疗新生儿黄疽的措施，也许可以把几百万不必要的治疗费节省下来。　　光疗法的风险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不过我们知道，出生后数日内连续的强光照射可能造成色觉障碍。我们要弄清尚未被承认的布莱特和尼梅尔的适应性解释，也要明白医生认为必要的光疗又被婴儿的父母亲拒绝的后果。不过，因为婴儿的父母可能提出问题要求选择其它措施，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得出决定性的答案应当是值得做的事情。　　婴儿回家了，巨大的快乐打上了逗号。白天和夜晚。婴儿定时地啼哭是不能忽视的。啼哭对婴儿的好处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它饥饿、口渴、热、凉、惊吓，或者有疼痛，婴儿便啼哭，而父母随即满足它的要求。不啼哭的婴儿有可能被危险地忽视。婴儿的啼哭对父母起什么作用？使他们不安，一但是不很紧要的。父母亲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去中止婴儿的啼哭，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产生啼哭的基因令父母不安，但是被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这同一基因在婴儿也是有的，婴儿得益于父母的不安和随即得到的帮助。父母亲的受累，但他们在孩子中的基因受益——这是亲属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婴儿有很正当的理由啼哭，那么是有益的。不过，是否所有的啼哭都是为了得到帮助，都有必要吗？常常找不到任何原因。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停止婴儿的啼哭。这是新做母亲的女人找她们的医生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通常称之为“肚子痛”，尽管并不见得能找到具体的消化道问题。麦克吉尔（McGill）大学的儿科医生罗纳德·巴尔（Ronald Bars）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婴儿的啼哭。他发现所谓肚子痛的婴儿并不是哭的次数多或者在特定的时间啼哭，只是每次啼哭时间较长。这使他认为这种啼哭是正常的也许是因为现代生活使喂奶的时间隔得太长而已。非洲肯尼亚的女人一直带着她的婴儿，一哭就喂，每小时至少1次，多的甚至3-4次。而每次不过2分钟。相反，美国母亲喂她们2个月大的婴儿1天7次。平均每3小时1次。在研究实验中，巴尔要求一组母亲每天至少抱婴儿3小时，这一组母亲报告她们的婴儿哭的时间只有没有按这种指导的母亲的婴儿哭的时间一半那么长。　　巴尔认为频繁的啼哭通过促进与母亲的结合和鼓励频繁的哺乳来增加适应性，这使得泌乳得以维持，并防止另一次竞争性妊娠。这种解释再次说明了亲子之间利益的矛盾。婴儿的频繁的吵闹，可能是它调理妈妈的另一个例子，为了它的利益制造更多的奶。或者，吵闹是因为反自然的、次数不多的、太大量的喂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察可以作出答案，但这并非人类学家常规报告的一类问题。　　婴儿猝死综合征　　母亲最怕在唤醒襁褓中的婴儿时，发现它已经停止呼吸而死去，除意外事故之外，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是比其它任何原因都高的死因，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点五。在美国每年超过5000例。然而，原因仍然不明。詹姆士·麦肯纳（James Mckenna），果树女神学院（Pomona College）的人类学家，从进化论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研究了婴儿猝死症，一发现猝死率在现代社会要比游牧社会高出若于倍。猝死率在婴儿与母亲分开睡，不在一床时特别高，甚至高出10倍。在一系列实验研究中，同时测定睡眠中的母亲和婴儿的活动和脑电波，他发现睡在一起的母婴的睡眠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一致性导致间歇性的唤醒而维持了易受猝死伤害的婴儿，保住了它的性命，否则它的呼吸就会停止。呼吸停止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与人类婴儿神经系统的不成熟有关，是防止头颅太大难以通过盆腔口的代价。这并不是说婴儿猝死是正常现象，只是说这种倾向使某些婴儿易受伤害，在自然环境中危险性较小，因为母亲通常与新生儿睡在一起。　　哺乳和哺乳之后　　最后，做母亲的要开始不再鼓励婴儿继续吃奶，在工业社会，这通常发生在第1年中，而在狩猎-采集社会，哺乳平均持续3- 4年。生育之间的间歇期对繁殖最大化是一个关键。如果太短，第一个婴儿可能还需要很多乳汁，它将使第二个婴儿不能养活。如果母亲等待太久，她便是在浪费她的生育潜力。你可以从我们提出的亲子矛盾讨论中估计到，这不过是母亲和婴儿之间利益分歧的又一个例证。将有一个时候，通常是婴儿2-4岁时，母亲由于遗传的兴趣打算再次怀孕而婴儿的利益则要求继续授乳并阻止她有另一个婴儿。这便是哺乳期矛盾，罗伯特·泰佛（RobertTrivers）在他的经典论文中首先提出父母和子女之间利益的分歧。他注意到哺乳期矛盾有一个自然结束点。最后，婴儿已能很好地吃团体食物，对母亲的帮助要求也减少，便会认为有一个小妹妹或小弟弟（与他共有一半基因）比独占母亲更好。　　在这个哺乳矛盾期中，婴儿怎样调理它的母亲使她继续哺乳？泰佛在这方面也有很卓越的观察。婴儿，无法强制母亲继续哺乳，只能用欺骗的手法，而最好的欺骗就是使母亲相信，继续哺乳是对她最有利的。婴儿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装成比实际更加幼稚，更加无自立能力而已。心理学家早已认识这种模式，名之为“倒退”（regression，注意，不是退行性心理）。我们确信泰佛的这种进化论解释，有着突破性意义。　　断乳没有中止亲子矛盾，只是改变了形式。在整个儿童期，这种矛盾相对地比较温和。青春期来到之后，一切都是争吵，使关系破裂。十几岁的孩子很可能一切都要按他的做法去做，坚持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遇到困难，便再次回到幼稚无助的“倒退”现象，要求父母亲给予一切帮助。实际上，这些都十分常见。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发育过程中亲子矛盾的最后一次经历。几年之内，这个少年真正独立了，而且开始渴望找到一个异性伴侣共同组建家庭，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有性生殖的被适应性调理的矛盾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