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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_下书网-2

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字数:14372 更新:2023-10-09 13:20:25

“‘有问题’的地方在哪?”我问。她看起来放松了些。“你是不是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坐起来,把手臂举高过头。”我说。“我正是举手时才会摸到。”她说。我仔细观察她的胸部,发现左侧乳头外缘附近有一小块凹陷,我用指尖捏起这个地方,摸到了不规则的硬块。“就是这里,我告诉你我的胸部有问题了,医生。”“我请住院医生帮你看看,我只是个医学院学生。”“我把行李都带来了。”她说。我离开她的房间,把病历交给住院医生。“干得还不错。”他说。“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癌症。”我知道一定是,只是不想对病人或自己承认这一点。“一起去看看。”住院医生说。他没有再问病人问题,直接检查她的乳房。“你可能得了癌症。”住院医生说。“我早就知道有问题,”她说,“我把行李都带来了。”“很好,这位年轻的医生会安排你住院。我们将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你,医生。”“恭喜你,为院里淘了一块金。”住院医生对我说。“她自己发现问题的。”我说。《》第一部分 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7)手术室的护士知道我是新手。她帮我穿手术袍时,我笨手笨脚,帮我拉开乳胶手套时,我十根手指竟然插错位置,于是她吩咐我:“双手紧握放在胸前,别想着动手术台上的任何东西。”她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严峻的眼睛。我乖乖地回答:“遵命,师姐。”尽管她年龄比我小。这是一次骨科手术。病人的髋骨患了关节炎,需要替换成不锈钢的人工关节。一个白发苍苍、声音洪亮的高大男医生正在处理一道长切口,那里面应该是病人的外侧大腿骨。病人的其余部位不是被厚重的蓝色无菌被单覆盖着,就是完全让手术区的帘子挡着,乍一看根本不会发现底下还躺了个人。护士把我引导到外科医生旁我的位置,手术台另一侧还有一个医生在工作。“记住,”她说,“两手紧握放在胸前。”“啊,原来今天上午有实习生跟我们一起进手术室。我是格雷森医生,那位是利昂医生。”两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手头的工作,继续拿不锈钢凿子和锤子敲除多余的骨组织。“是。”我说。他们继续进行手术,需要各式器具时,护士就递上去,有锯子、螺丝起子、槌子、刨子、钻子,等等。外科医生们对这些工具有更有趣的称呼,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工具而已。手术室有一股气味,跟我用家里老旧的电钻在木片上刻名字缩写时发出的相似。他们锯掉髋骨的顶端,把新的金属柄和球放进去。格雷森医生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很满意,一面继续东凿凿、西钻钻,一面对我说话。“新的髋骨放进去的这个凹处的名字叫什么?”问过我,他像跟一侧的利昂医生悄悄说道,“病人的寿命应该没有这人工关节长吧。”“这样的结果好像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吧,主任?”利昂医生说。听到利昂医生的声音,我才发现她是女的。然后他们都笑起来。“喂,那叫什么?”利昂也问我。我知道答案。进入手术室前,我花了十分钟在水槽前洗手,当然,我是在看水槽上方墙上用大头针钉的一张简图。“我想是髋臼吧。”我回答。“什么叫‘我想’?”她说,“你的解剖学知识都忘到爪哇国去啦?”她正专心刨去一截骨头。“我还没上过解剖学,”我说,“我参加的是特别临床实习小组……”《》第一部分 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8)“真是疯了,”她说,“我听说过这个小组,这个医学院要完蛋了。护士,把咬骨钳再递给我一下。”“喂,”格雷森医生补问了一句,“你以前看过别人做骨科手术吗,小子?”钻子钻进骨头,散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没,没有……不过我帮父亲修葺过地下室。”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格雷森和利昂医生都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我。“离开我的手术室,现在就滚!”格雷森医生对我怒斥道。“可是……”“还不快滚!”到了走廊,我无力地靠在墙壁上,感觉有一把钢斧当头劈下来。帮我穿手术袍、戴手套的护士走上前来,对我眨眨眼,脸上的手术口罩还没摘呢。“不要担心,”她说,“他们又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谢谢你。”我说。“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很棒的。”她鼓励我说。这一年就在这类似的经历中过去了。我知道了一点东西,但我应该知道的还更多。对我而言,看病的人不是“病人”,不是“有趣的病例”,也不是“迷人的疾病”。他们都是惊慌的,生了病的,期待疗愈的个体。我与他们感同身受,而对身披白袍的医生同僚们没有多少认同。我和病人一样惊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已不再有“新生临床实习项目”,可是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医生,多半与那一年的经历有关。从那时起,我就总是先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并且常常用怀疑甚至惊骇的眼光审视当前的医疗体系,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医学院二年级的第一天,我第一次走进解剖实验室。往后要再过十二个月,我才能再见到活生生的,还呼吸着的病人。我身处一群刚刚大学毕业,有些忐忑不安,嘴里说着俏皮话的医学院新生之间,简直忘了自己也曾那样年轻过。我揭开塑胶床单,掀去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亚麻布,眼睛微微感到灼热,可是不如想象中那样难受。这是个老妇人,消瘦佝偻,皮肤蜡黄,跟我死于胰脏癌的外婆一样。看着她,我知道,临终前她也与癌症搏斗过。诊断出来了,治疗过了,最后还是没能治好。医者大多在面对生者之前,先踏入死者的世界,而我则走了相反的方向。我碰了碰她的手,继续赶自己的路。《》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1)直面医学伦理那一年实习快结束时的某个周一上午,住院医生对我说道:“你准备好星期五在‘M&M’讨论会上报告里瓦斯病例。”我全身的肌肉一阵紧张,我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里瓦斯?”我疲倦地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病人。我明白,一旦我被要求在每月一次的“双M”(死亡与并发症)讨论会上报告病例,那我肯定是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题了。我自认还是记得那一年犯下的每次错误的,那是我在医学院外的第一年,也是我可以合法地称自己为医生的第一年。我从医学院毕业了,还算不上训练有素,然而在急诊室、门诊、病房与我所工作的加护病房,由我照料的病人我都要负主要责任。我当时口袋里总带着一沓索引卡,每张卡片标有一个病人的名字与病历号,对于我被指派去提供某种医疗服务的每一位病人,我都在卡片上密密麻麻地亲笔记录下来。现在,我反射性地拿出索引卡开始翻找。“彼得·里瓦斯,”住院医生说,“你大约六个月前在‘绿岛’为他看过病。严重高血压,上周因肾衰竭入院,现在七楼。”“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我说。“查看一下他的病历,准备做报告。”医生摇着头走开了。“绿岛?”我想起来了。这个地方很久以前也是医院,现在(1974年),这幢破旧的建筑几乎完全废弃,只剩下一间全天24小时不休的现场挂号“急诊室”。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急诊室”不过是一条摆放了五十几张橘色塑胶椅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两间破旧的诊室。患者几乎全是讲西班牙语的底层平民,他们要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等待被派来轮班的两个实习医生。重病号不归这里管,救护车会将他们送到离这里很远的郡立教学医院。当然,不时有病情危急却不自知的患者,与其他患感冒、喉痛、头痛等小毛病的病人一起坐在“急诊室”等候。有天凌晨三点,我总算要看完排着长龙的病人,架子上只剩下一份病历,我还有最后一个名字要喊。而那个可怜虫竟然睡着了,张着嘴巴,沉沉地坐在橘色椅子上。我大声叫他的名字,没有回答。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已经死了。他被直接送进停尸间。要我在“双M讨论会”上报告的病例肯定不是这个,因为他根本没来得及接受任何照护或者治疗。《》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2)实习期间,我需要到“绿岛”三次。此时我已完成两次任务。每次任务为期三周,按工作三十六小时休息十二小时轮休。“绿岛”没有老资格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只能自力更生。我讨厌到这里轮班,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讨厌来这里。那些日子里,“绿岛”代表着医学院训练中最大程度的盘剥——盘剥需要医疗服务的患者,盘剥被派去提供医疗服务的实习医生。记得第一次到“绿岛”轮班的那三个星期,我简直要崩溃,被一群讲西班牙语的病人围绕着,根本无法沟通。每次高喊一个名字(往往还念错了)——不管是希梅内斯、萨拉查、爱思喀米拉,或安吉拉——我得想方设法找个能说双语的职业护士、注册护士或者护士助理帮忙,请她们陪我去诊室。这样我才有可能了解病人的病史,而80%的诊断结果都是靠病史做出的。可是这些工作繁忙的护士助理总有别的事要做,难得有空帮忙。所以到第二次轮班时,我不得不做了许多额外的准备,学了足够的基础西班牙语,以便能大概了解病人的病史;掌握常见的身体检查用语,比如用西班牙语问:“你哪里痛?怎么痛?”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觉没能完全听懂病人的陈述,漏掉了不少重要的信息。我开始将诊疗过程记录下来:看了多少病人,其中多少人只说西班牙语,他们有什么症状,我做了什么诊断,谁需要到走廊后方那间只有八张床位的狭小观察室接受治疗,谁被送到了郡立教学医院。手头有了这些资料,我约时间与“绿岛”主管见了面,对他描述了我的困境,告诉他自己恐怕无法胜任工作,可能漏掉重要的病症。我建议请个英西双语员工来急诊室翻译。主管看了一眼我带来的资料,似笑非笑地听着,仿佛这些话他早就听过。“医生,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假如向‘绿岛’派驻双语翻译员,你觉得到你值班时能多看几个病人?”我尽力按捺住自己不平的情绪。刚才我已让这位主管医生看了我细心收集的数据。资料显示,在我三十六小时的值班时间里,平均要看一百五十名病人,另一名实习医生也一样。“我将减少接诊的病人数量,”我说,“我可不想把来你医院的人当成牲畜一样看病!”“不要再跟我提翻译员的事情。”他怒气冲冲地回答。《》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3)我火冒三丈地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给医学院院长,也就是我的课程主管,写了封信。院长说了好多话回复我,大意就是让我闭上嘴继续干下去。我也想过给当地报纸写信反映情况,但我当时已心灰意冷了,而我的精力也只够让自己撑过每一天。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告诉我的他早年在当铺工作的情形。我决定像他那样,克服困难,好好利用这段实习时间。我还记得父亲是这样告诉我的:离高中毕业还有六个月的时候,你奶奶硬是把我从学校拖出来,要我去当铺工作——我书虽然读得不好,但也只差六个月就读完了。可是你奶奶不让,我从此就再没回到学校……没多久我就想通了,我对自己说:“既然我的人生命中注定是这样,那我就应该好好把握它。”儿子,我领悟到的这人生功课希望你将来用得着……父亲坚持过了,应对过了,工作过了。比起他的人生,我在“绿岛”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在贝萨尔郡立医院的七楼护理站找到里瓦斯先生的病历。他几天前因为血压高到280/130住进医院,年仅五十岁。他没有糖尿病,也未曾发作过心脏病或中风。我快速浏览了他的体检报告,发现他的肾功能很弱,只能达到正常情况的25%,估计很快就得洗肾,最终可能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但他的血压为何如此之高?我在体检结果的下一页找到了答案。二十四小时尿液采集分析结果显示,里瓦斯先生患有一种少见的腺肿瘤,这是一种良性的嗜铬细胞瘤,但是会产生高浓度的类肾上腺素,导致恶性高血压。患者如果一直未被诊断出来并接受治疗,这种畸高的血压会伤害肾脏,最后引发中风、心脏病与肾衰竭。如若能在早期发现肿瘤将之切除,这种病倒是能百分之百治愈。因为我没能诊断出这种病,里瓦斯先生失去了治愈的机会。病历表的最后一页是我六个月前在“急诊室”做的记录副本,那是我第一次在“绿岛”轮班。里瓦斯先生那天来看诊,主诉是头痛,血压值是220/110。我的记录里,没记载我曾询问他是否出现嗜铬细胞瘤病人的其他常见症状,如潮红、盗汗、心悸。我没有问,是因为我不知道要问,还是因为我不会用西班牙语来提问?当时,我将里瓦斯先生带到观察室,先静脉注射以降低血压。几小时过后,他的头痛症状消失,血压也正常。然后,我让他服用了口服药物,又观察了十二小时。他的血压维持正常值,肾功能也一样。我没有要求采集尿液。诊治完毕后,我打电话到门诊部,要求秘书为里瓦斯先生安排两周内复诊的时间。这种新病号的复诊安排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月。里瓦斯先生离开“绿岛”时带了三张处方,还有门诊的预约复诊单。里瓦斯先生并没有来复诊。按照在同样环境工作的医生们的习惯说法,里瓦斯先生“主动与我们断线了”。假如他当时如期复诊,其他医生(经验应该会比我丰富许多)也许就会发现他的血压高的问题应该做进一步的诊断。《》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4)我到病房看望了里瓦斯先生,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围坐在他的床边看电视。里瓦斯先生显得很放松,他的血压目前已恢复正常,只等着把肿瘤拿掉。我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都没有认出对方。我握握他的手,用西班牙语告诉他“保重身体”。周五上午的“双M讨论会”很快到了,我累得都忘了紧张。此前整整一晚我都在心血管加护病房待命。我太累了,知觉都有点麻木,感觉主管也不再那么可怕了。在研讨会上,我从“绿岛”初次为里瓦斯先生诊治开始,报告了这个病例。身穿白大褂的各色医生纷纷起身,问我早已料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错,我知道在有持续性高血压症状的患者中有极少数人长了嗜铬细胞瘤:美国当时大约有两千万到四千万高血压患者,其中每年会出现五百到一千一百例嗜铬细胞瘤患者。不错,我当然知道寻找出高血压患者的可治愈病因很重要,即使发现的几率小之又小。不错,因为我的失误,我的病人将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我在一屋子白大褂面前作完报告后,主管发话了:“医生,我想你从今天起不会再误判这个病状了吧。”他想要我怎么回答呢?问题是,这个医学教育体制想通过胁迫和内疚使初学者获得教训。里瓦斯先生之所以会肾衰竭,真正原因正是这个充满缺失的医疗系统。在经费不足、设施短缺情况下工作的实习医生(现在称为第一年住院医生)过度劳累、筋疲力尽,他们不光要应付专业知识不足的困难,更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克服语言与文化的沟通障碍,怎么能够完美地执行任务,尤其是在缺乏督导与监管的情况下。今日的情况比起三十年前或许已有所改善,然而并不是因为医学院自身进行过检视与改善。如果说教学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有了提升(最近一份研究显示,受训医生所犯的错误中,半数以上都是由于缺乏监管),应该说直接源自患者对这些机构所提出的诉讼,控诉由于超负荷工作的住院医生所导致的伤害与死亡事件。当然,在我长达七年的医学训练期间,从未揭露过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未曾在“双M讨论会”上讨论过,也未曾在我参加过的其他讨论会上讨论过。《》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5)我现在决定直言不讳,以我久处医界所积累的直觉与观点。至今,我仍然自责没有对里瓦斯先生的病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当时应该让他住院,尽管在强效降血压疗法出现前,我为许多血压像他一样高的人看过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很想让我的前主管知道,我行医数十年,检验过数百位病人的尿液,社会也为此付出无法计算的成本,却再未发现一例嗜铬细胞瘤患者。即便这样,我还想让我的前主管知道,我会继续检查下去,不论管理人员会怎么说,不论保险精算师怎么抗议“多余化验”,这都是医生的职责所在,是正确的作为。每年秋天,我会与一群新入学的医学院新生见面。他们要上的第一堂课是医学伦理课,由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医学人文教育与伦理中心教授。他们将被要求阅读和讨论英国诗人W.H.奥登与美国诗人W.S.默温的诗歌、蒂莫西·奎尔医生与葛文德医生探讨医患关系的散文、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和美国医生作家理查德·塞尔泽的短篇小说。我们通过一些特别典型的病例,让新生知道医学伦理的四大原则——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利、有益性、不伤害、公平正义——这些将指导他们日后与病人及其他医护人员形成良好的关系,指导他们在医护系统、医学研究活动中正当、合法地行动。接下来我们会给他们讲丹科斯·柯瓦特的故事。柯瓦特年轻时是个空军飞行员,在一次突发事故中严重烧伤,双目失明且肢体受创。柯瓦特意识到这将对自己的生活造成难以承受的困难,于是明确表示拒绝治疗,以求尽快离开这个世间。可是不管他如何抗议,各方还是无视他的请求。三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健在,并且持续不断地讨伐医界。现在,他是名律师,为给病人争得自主权而奋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医护系统仍然经常忽视谁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在课堂上,我们还会一起观看《心灵病房》这部电影。我们会越来越恐惧地发现,薇薇安·贝宁教授,这位志愿参与实验性卵巢癌化疗法的学者,是如何在主持实验的医生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中,从活生生的个体变成了冰冷的实验样本。从这部电影中我们发现:医生“寻求解药”的这种热情,也就是“有益性”原则,往往会与另一个原则“不伤害”发生冲突。《》第一部分 直面医学伦理(6)接下来,讨论医学伦理的第四条原则:公平正义,也就是社会和分配的公正性。新生不久就会到一所照顾贫困病人的郡立医院工作,那里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患者络绎不绝。这个医疗机构不仅资金缺乏,所处的州也是医疗资源缺乏得很,每四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没有健康保险,比例居全美之冠。2006年的医护资源报告中,这里的医疗状况是亮红灯的。其实,美国所有的公众医疗系统都面临类似的财务问题。主要课程结束后,我会与二十人上下的小组互动,请他们讲讲自己与医生,与我们的医疗体系接触的亲身经历。他们会谈到过世的祖父母或是生病的父母的故事,谈到上门服务或在病房看诊的爱心医生,谈到与不苟言笑、冷漠或能力不足的医生接触的经验。这些有抱负的新生多半希望从事家庭医学、内科、小儿科或老年医学,自愿到西班牙裔社区的卫生所服务,或是前往美墨边境的工厂。暑假期间,他们会到更远的印度、非洲、墨西哥、南美洲的健康机构工作。我还与这些年轻的学子们谈内疚,谈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是如何通过严格的军队般的等级制,把造成恶果的责任想方设法推卸到下层。医生这个行业有其加深内疚的方法。在我受训的那几年,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别指望自己不犯错。事实上,我一再接收到相反的信息。我认为,指望医学训练和医疗实践完美无缺是一种有害的态度,只是这种态度至今仍然盛行医界,也许,在这个诉讼连连的年代更是如此。接着,我告诉他们我自己的故事——我在“绿岛”的经历。《》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1)医生的墓园父亲从未希望我上医学院。1967年,我刚念完大二。经过过去一年的种种波折,我开始步入正轨,各门课程也有了起色。这时候,生态学这个当时还比较新的专业进入了我的视野。我选修了“进化生态学”这门课。任课的教授对我颇有好感,他那时刚好申请到一笔资金,准备研究亚利桑那州沙漠的啮齿类动物生态情况,所以邀请我暑假期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我一口答应下来,暑假到亚利桑那州与他会合。我那时才十九岁,还从来没坐过飞机。这件事我暂时没有告诉父亲。暑假我在家待的日子不过一周多,每天跟父亲到当铺工作。当铺关闭前的那几年夏天,我都是这么过的。周六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我们总算忙完一天,开车到雷斯特镇路的曼德尔商店停下,准备买点东西回家路上吃。我要的是咸牛肉黑麦三明治,里面夹有卷心菜沙拉与俄式佐酱。父亲则要了硬面包圈与犹太丸子汤。“儿子,说说你在学校的情况吧。回来好几天了,你还没跟我好好聊过呢。”我知道机会来了,就说:“上学期选修了生态学,我发现自己挺喜欢这门课的。”“这个我知道,我看过相关的文章,”他说,“好像是讲生物如何适应环境……反正是类似的东西。”“没错。爸,我知道了好多东西……”“那最好不过。儿子,你应该考虑干这行,去当大学教授,别上什么医学院了。当医生有什么好,永远都没有自己的生活,身边一天到晚总是些病人和快要死的人……”父亲毫不讳言他对医生的反感。“爸,”我趁机说,“教生态学的教授给了我一个机会,邀请我暑假到亚利桑那州和他一起做研究,为期两个月,可是我知道,咱们的当铺是多么需要我的帮忙……”《》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2)“你跟这位教授一起吗?”“我将跟教授和他的家人一起。他已拿到研究费用,并答应给我报销机票钱,而且还有补助。”“你喜欢这个人?”“很喜欢。而且他也喜欢观鸟,认识好多好多鸟类。”“嗯,那就这样定了,”他说,“你去亚利桑那吧。”两年后,当我必须在生态学和医学之间做抉择时,家里的当铺没了,而我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走上了照护他人之路。在我行医的最初几年里,我只坚持这样两个信念。一是我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医生,任何成人可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不适与病痛,然后得到完整的评估——一个准确的诊断,最起码给出可能的病因或“DDx”诊断清单,以及一个后续计划,直到找出确切的病因,给出详细的治疗方案。我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能陪伴在病人的身边,不只是值班的那24小时,是一生一世。简言之,我要当一名真正的医生,而不是技术人员。我当时确信的第二个信念是,我绝对不要当“LMD”(LoaclMedicalDoctor)医生。我的导师用这个词来戏谑那些自行开业的医生,他们时时误诊、虐待病人,抛弃他们,最糟的是看一次诊就收费一次。当然,这里有偏见,因为教育年轻医生的医学科学家多数是术有专攻的专科医生,在自己的领域中有特定的研究兴趣,当真看诊的话,也不会替大量的病人看病。这个偏见根深蒂固。如果我受训时没有忙得焦头烂额,或者出身医生世家,我也许会看穿这个偏见。可是我那时就像一块医用海绵,忙着吸收知识、效仿态度,完成医学训练。无论对错,当时我打定主意,绝不走开业医生的路。我做住院医生受训的日子已经过去足足三十年了,现在的我,不折不扣地就是一名开业医生。事实上,自从在离受训的大学附属医院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租办公室,看第一名病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当上了开业医生。尽管当时我并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自己绝对不是良师们嘲弄的那种医生。而且我知道,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医生,他们大多都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医护服务。多年以来,我与众多同行一样,以身为开业医生为荣,尽管有时我会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些不自信。《》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3)我在医学院结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莱斯莉。那一年,我们这一班总共录取了150名学生,仅有7名女生,她便是其中之一。莱斯莉聪明可爱,个性狂野,我不敢相信自己竟能赢得她的芳心。念医学院的第二年,我们便结婚了,毕业后又一同到圣安东尼奥,在同一间医院当住院医生,她在小儿科。我们选择就业的医院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各自所在的科室允许我们调整自己的值班表,以便我们每周能选择一个晚上或周末在一起度过。大多数医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请求,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婚姻和家庭对医生来说是次要的。莱斯莉在第三年怀孕,临产前才请了一星期的假,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贝琪。有了宝贝女儿需要照顾,那年的下半年我们都在手忙脚乱中度过:妻子在医院待命时,我就留在家里照顾女儿,隔天我上班时她就留在家里,第三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团圆。那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甜蜜的时刻。夫妻俩一起开业行医是我的主意,莱斯莉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得从此忍受长时间的工作与压力。我却是这样想的:共同经营一间诊所可以维持我们对事业的热情,在那里,她照顾新生儿与小朋友,我负责照护家长和祖父母,她的病人长大以后也将由我负责。我们俩合作是天衣无缝,哪有失败的道理。住院医生训练结束后,我们放了两周假,回东岸探望家人。我们回来后,1976年7月12日——这一天也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我们的诊所开业了。开业的头一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埃米莉出生了。在这每周需工作80小时的时期,急诊室不时传唤我们,晚间总有几十通电话彻夜不停,周末还要加班待命。不用说,我们还得带俩孩子。等到所有这些事情做完后,我们夫妻俩能留给彼此的时间简直没有。唯一让我们感到慰藉的是,诊所的生意相当不错。我们建立起这个小家庭的头几年,莉娜姨婆(她是我外婆的妹妹)每年冬天会到圣安东尼奥待一个月左右。贝茜外婆是家族的大家长,勤勉、坚强而又温柔体贴,对我的关爱更是毫无保留。贝茜、莉娜姐妹的家族聚居在波兰边境附近的犹太村落,1909年,姐妹俩一起来到美国,莉娜当时才7岁。莉娜姨婆与她那做裁缝的丈夫朱利斯住在纽约皇后区,朱利斯因患慢性肾炎而早逝。莉娜和朱利斯育有两个孩子,艾琳与阿尔文。朱利斯死后,莉娜靠为附近的有钱人家带孩子,撑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4)一直以来,莉娜姨婆都是我最敬爱的女性长辈。贝茜外婆(只有贝茜外婆能透过我当时那容易紧张、瘦巴巴的小孩的脸,看出潜藏在我身上的某些特质)过世后,莉娜姨婆成了外婆的替身,每到冬天,我们家就引颈期盼她的到来。莉娜姨婆一来,我们一家就能过上顶幸福的日子。她住在客房,不仅负责照顾我那两个年幼的宝贝女儿,还为我们准备美味可口的羹汤、炖鸡、犹太布丁和面包。每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飘溢着香气的美味早已准备好,就待搬上饭桌。这样的日子从莉娜姨婆71岁、我32岁时起,持续了好多年。之后她有一两年没来,推说自己太累了。莉娜姨婆87岁时,我说服她再次来看我们。她第一次看起来与她的年龄一样老,拖着脚步走动时,两腿一直颤巍巍抖个不停。为了表示对她的敬重,她一来,我就带她和在圣安东尼奥的所有亲人去餐馆吃饭。她舍不得我为那些昂贵的菜肴掏腰包,只点了沙拉。我们吃完饭向车子走去时,她一直挽着我,哪知才一放开就因路面的坑洞跌了一跤,肋骨折断,刺穿了一边的肺。她必须在加护病房躺一个星期,等到返回纽约还需要更多的休息,才可完全恢复。每天巡房,我会检查她的状况,听听她的心音是否正常,查看肺部有没有积水,摸摸肝脏和胰脏问她痛不痛,捏捏小腿的肌肉找寻血块。“你是要看遍我的全身呀。”她假装埋怨道。可是她不觉得难为情,让她的外甥孙伺候她,她觉得是件骄傲的事情。莉娜姨婆的身体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走路时步伐改变,身体总微微颤抖,脸部表情越来越僵硬,我怀疑这些是帕金森氏综合征引起的,所以开了些药给她吃。此外,我让她停掉她所居住的纽约皇后区那一大堆所谓“专家”给她开的药。终于,她准备回家了。“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她说,“现在我也成了无用的累赘。本来我可以帮你们做饭,烤藤蔓饼,还有点用处,现在我总给别人带来麻烦。”“莉娜姨婆,”我说,“我们每年请你过来,不是只要你做饭给我们吃!孩子们很爱你,我也只剩你这么一个‘外婆’。”她想了想说:“好吧,看在贝茜的分上,到时我还走得动的话,我会再来。”第二年她并没有来,她女儿艾琳打电话给我说:“你见到她肯定认不出来了,她现在是个老太婆,吃不下也睡不着,成天坐在那里发呆,不可能再去看你了。”我挂念她的状况,不久就找了个机会,请了几天假飞去纽约。《》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5)见到莉娜姨婆的模样,我着实吓了一跳。穿在她身上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她的表情空洞,头发如乱草。本来就矮小的她显得更加瘦弱。我俯身拥抱她。“让你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真让我难为情,”她说,“知道你要来,但我实在没力气再为你做一顿饭,连只炖鸡也做不了了。”“莉娜姨婆,”我说,“我来你这里不是为了吃饭的。你的外套在哪里?来,我们像以前一样去公园散散步。”我在壁橱里翻找。“我不去,”她说,“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我现在的样子。”但她的手却伸到柜子里,使劲抽出那件老旧的棕色大衣。“穿上它,现在跟我去外面走走。”我紧紧挽住她的手臂。我们走得很慢,因为她的步伐颤巍巍抖得厉害,我随口说这里看起来永远都一样,“好像不会老”,以为她会开玩笑说居民们都老了。可她并没搭腔,只是点了点头。由于是残冬,寒风还凛冽地吹着,我们一同坐在公园长椅上,我揽住她的肩膀。散步归来后,我要求看看她吃的什么药。我才发现,她不再服用我开的药,又回头吃一大堆我认为她不需要的药丸。“莉娜姨婆,”我说,“我不会放弃你的!你需要好的医生,还得看看心理医生,你整个人都变了,成天闷闷不乐的。”“我才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艾琳为我和她自己已经找过好多心理医生。可她的神经焦虑一点没减轻,而且抽烟厉害得像个烟鬼。”“现在讨论的不是艾琳,”我大声喊道,“我要看到你得到治疗!”我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你不用管我这个没用的病老太婆了!”她说。当我走进浴室,把她现在吃的所有药丸——堆积如山、令人眼花缭乱的止痛药、安眠药、利尿药,还有非处方的药草——统统扔进马桶冲走时,莉娜姨婆知道我是认真的,她从没见过如此浪费的行为。我开始打电话,很快就找到两三个我曾经接触过,感觉医术还不错的精神科医生。在艾琳的协助下,我们安排好莉娜姨婆到老年科、神经科、精神科看诊的时间,同时处理好交通问题。我要这几位医生务必将治疗的情况随时通知我。偶尔,我会在配药等事情上提点小意见,这些药我手头一有,便从诊所寄过去——告诉莉娜姨婆这些是用来“弥补我用马桶冲掉的药丸”的。《》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6)不到半年,莉娜姨婆就恢复到过去我所熟悉的那个样子。恢复健康的她又开始忙碌起来。她到当地医院做义工,替病人推轮椅,帮忙喂食食欲不振或无法自行进食的人,而且乐此不疲。她还加入附近犹太教堂的妇女团体,出席午餐会,旁听演讲与讨论会,再次严格遵照犹太教规烹煮食物。次年冬,她将满89岁,我邀请她再次来圣安东尼奥。那时,她正忙着参与妇女团体的义卖活动,但答应很快就来。她告诉我她非常享受现在的这种生活:“过去那么多年,我都替有钱人家的太太们照顾小孩,错过了那么多好时光!现在我要好好享受享受了。”生日临近时我给她送了玫瑰,她打电话来道谢,同时又对我说:“以后不要再送了,我已经过了太多的生日!”“你要是答应明年来看我们,我就不送了。”我说。“如果我还能活到那时候,我就去。”“好,我需要你。”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需要莉娜姨婆。现在,我要讲一件至今不能释怀的憾事。那是我当医生的第十八年,一个星期五早上,我接到一位资深女病人(我为她看病好多年了)的来电,说她30岁的儿子杰森病了,请求我先帮他看看。“求你了,温诺克医生……我很担心他,他现在没有固定看诊的医生。今天给他看看吧!”我为杰森看了病。他有糖尿病,可是当天症状并不明显:有点恶心和肠胃不适。他的体检结果正常,各项化验值也无异常。“杰森,”我对他说,“也许你感染了某种病毒,但我现在还没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这几天还是只能吃流食,周末时吃泰诺。周一我再看看你的情况有无变化。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赶紧去挂急诊,那边的人会打电话找我。”“好的,医生,谢谢你今天替我看病,我妈妈也非常感激你。”星期一早上,当我正要穿上工作服时,杰森的母亲打电话来。杰森年轻的妻子发现丈夫死了。“天啊,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冲到我的办公室,耳际的脉搏猛烈地跳动,胆汁几乎涌到喉头。我重新检查了记录和化验结果,没有发现异常之处。他们验了尸,还是没发现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杰森死于何种疾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陪他母亲一起落泪,拥抱了一下他的妻子,再次告诉他们我很遗憾。《》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7)这件事使我毫无胃口,而且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体重一下子掉了20磅(约9公斤)。我变得郁郁寡欢,连孩子们也无法让我开心起来。我每天虽然照常工作,但每个病人都使我困扰,我对自己做的诊断也变得怀疑起来。回到家里,我常常直到深夜还坐在客厅暗自神伤。妻子终于受不了我了。“你该振作起来了,”她说,“你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于是我预约了精神科医生。接着,我收到一名当地律师的信。这名律师的肖像被印在室外广告牌上,俯视着人群,也出现在电话簿的封底,下面写着一行红色的粗体字:“你或你的亲人遭受了不当伤害吗?”他要求我提供杰森的病历资料。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可是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有人起诉我,肯定知道问题在哪里。可我把相关资料备齐送出去后,就再没接到后续消息。显然,律师和他聘请的专家团队没有找出控诉我的理由。按说,我应当高兴才对,可我就是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的病人身上,我算什么医生呢?杰森的母亲继续过来看病,每来一回,我们就一同哀悼一回。我的体重依然在下降,我依然无法成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莉娜姨婆再来看我们的时候到了。90高龄的她竟然独自前来,我带着轮椅在候机室入口处迎接她。一见面,莉娜姨婆就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你这是怎么啦?生病了吗?你工作也太不要命了!纽约的医生从来不这么玩命!”我想转移话题。“你看起来气色真好!”我说,“比上次好多了。”“我这条命可是你从鬼门关带回来的,”她用力亲吻着我的双颊说,“所以不要说我的状态看起来有多好,小心夸出什么毛病来。倒是你——你怎么变这么瘦了!”“饶了我吧,莉娜姨婆,”我说,“我正在减肥,想减掉几斤肥肉,降降胆固醇……所以吃得跟素食主义者差不多……”“那好呀,我刚好有手绝活,可以用青豆做素肝片,很好吃,”她说,“味道还跟真的一样。”紧接着,她问我:“拿个轮椅来干什么?”“我带这个来,是怕你万一太累或没办法走动的时候用。”我说,《》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8)“我想你是不需要它了吧?”“空姐也问我需不需要轮椅,我回答说:‘在我两条腿可以走路的时候干吗需要轮椅?’”我伸出手臂让她挽着,短暂的拉扯后,将她手上的东西接过来,然后朝行李区走去。为避免谈到我,一路上我告诉她家人的近况:两个女儿即将上大学,当然还有我的父母亲。“我父亲不能见到你了。”我说。“他真的很体贴,”莉娜姨婆说,“我所有的外甥女里面,就弗朗西斯嫁得最好。”接着又哀叹道:“唉,我的艾琳,我不敢相信我还有个70岁还没结婚的女儿。”这时我们已走到了行李提领区,刚好我这时也没有精力讨论艾琳的事。“莉娜姨婆,你的行李是哪个?有多少?”“就一件,一小件行李。一个人两星期哪能穿多少衣服?我可不是艾琳——她要是去哪里待两周,得带五大包行李——我的行李就是这个。”就是她坚持自己提,我已经抢过来的这件行李。自那次病人死亡事件后,我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持续了6个月。我开始服药,不断对医生谈起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时光,以及失去贝茜外婆时那沉痛的悲哀。我坚定地告诉医生我的婚姻生活毫无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也很满足,除了压力大外。“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件事为什么始终无法释怀。”几乎每次去看诊,我都对精神科医生这么说。一天谈话结束时,心理医生向我靠过来。“我想告诉你一个人生秘密。”他轻声说。我在椅子上坐直,洗耳恭听。我一直等待有人来为我指点迷津,现在我就要解脱了。“这辈子,”他说,“你无法为别人的幸福负责,除了你自己的。”我静坐了一会,仔细琢磨他说的这句话。真有道理!我觉得心底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好,”我说,“没错。”我站起来与他握手,他说下周同一时间见。当我走到停车场的汽车前时,已经想不起他对我说了什么。《》第二部分 医生的墓园(9)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莉娜姨婆接的,我说:“我赶不上了,晚饭不要等我了。”“我们会等你,”她说,“今天是安息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放下车库的卷帘门时,已经8点多了。我走进厨房,看到了其乐融融的场景:一位银发老妇人正用长勺把犹太面丸汤盛入碗里。家传的黄铜烛台点起了烛火,烤鸡的香味从烤炉飘出来,白色餐布覆盖着面包,等着配上作料。“快洗手准备吃饭,你一定饿坏了。”莉娜姨婆说。莉娜姨婆在一旁看着我吃。她好像随时准备跳起来,拍一下我的肩膀,好让我把食物吞下去。我一直吃,直到感觉肚子塞满了,可是还剩下大半的食物。又一个不眠之夜。我独坐客厅,根本没发现莉娜姨婆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她放下手里的托盘,上面有鸡肉三明治、茶和藤蔓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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