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张洁-4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妈满意我就满意了。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她说不过，也争不过。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有人相信吗？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她也就缄口不言了。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 ※※ ※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这真是“死无对证”了。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这样，什么样呢？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我今天特别不舒服！”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九点多钟，胡容来了。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导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妈说：“那就再练练吧。”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险的。”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锻炼。”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妈又说不出。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妈说不累。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得活好长时间呢。”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害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母亲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位是中学时代一个姓付的同学。这两个人都是品行极好、忠厚老诚的知识分子，后来全都当了高级工程师。其中一个下落不明。提起他，妈老是痛惜他说：“恐怕早死了，他得的一定是肝癌。”另一个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了他的学业，跟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如此，老死他乡，我也不会回去了。”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释的谜。记得有个中学时代的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贫血得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候……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也许是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便只好自哀自怜、心生怨气……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第7章我自做自受地选择了这种生活，并且没有本事解脱不说，还把这种生活强加给妈，让她成为这种生活的受害者。在生人面前还能做个谦谦君子，忍而不发。在妈面前却忍不下去、也不忍了。知道不论跟谁都得进入角色，只有跟自己妈才不必着意“关系”，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干脆说，母亲就是每个人的出气筒。只要妈多说我几句，或是不听我的安排，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来说去，就来火了。即使为了她好，也做得穷凶恶极。其实八十高龄的妈并没有给我多大负担，很少需要我的照顾，尤其我在先生那边克尽妇道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饭，还要张罗我们的日子……更不要说她前前后后带大了我、又带大了唐棣，我们两代人都是她千辛万苦、东刨一口食，西捡一块布养大的。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让我尽了一点所谓的孝道，最后还不落忍地匆匆结束了这种依赖我的、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日子。妈从来没有累过我，倒是我把她累了一辈子，是我把妈累死了。就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访三周，知道妈舍不得花钱吃水果，特地把买水果的钱留给小阿姨，让她必须定时去给妈买水果。回家一看，妈还是把这笔买水果的钱收回了。见我急了眼，她分辩说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我打开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吗？都是些烂橘子！五月，在中国这种不注重保鲜技术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节吗？那些橘子干得成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妈的便结就会更严重。我大发脾气，把那一兜橘子“哐”地一声扔到了墙角，还把妈的手杖摔断了。我说：“妈，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让我少操些心，我让您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我就会少磨几次嘴皮子、少受许多累是不是？您看，为了这样的事，我们三天两头就得吵一次。”一见我发了火，妈就摩挲着我的头和我的脸说：“好孩子，别生气了，妈改，妈一定改。”可是过不了几天，她又不听招呼了。我又得大发一次脾气不可。我知道妈是为了给我省钱，哪怕省一分也好。她总觉得为我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她省一分，我可不就少挣一分、少累一分吗？我急扯白脸他说：“妈，您再省，我也发不了财。您就是不吃、不喝。一个钱不花，钱也剩不下。”她完全不懂我的劝导，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钱怎么也得花光，如其在别处花光，不如让她花光。可她就是不开窍。再不我就给她磕头、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种磕头、那种下跪，是好受的吗？我不但不感恩于妈，甚至把妈这份苦心、爱心，当做是农民的固执。有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甚至说出让妈伤心至极的话：“您的脾气可太拧了，怎么劝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离婚，谁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 ※这期间妈还问了问做过放疗的胡容，放疗疼不疼？胡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其实放疗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恶心、低烧、脱发、消瘦、食欲减退等等。虽然我为妈准备了预防这些副作用的药，但效果不会很大，她一定还会感到痛苦，先生说，即使妈能闯过手术关，也不见得闯过放疗关，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妈对胡容说的这些话，胡容也是在妈去世以后才对我说。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那天在我家门口告别的时候，几次都忍不住要对我说了，可是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她不忍心再说这些令我大恸、大受惊吓的话。同时又觉得妈那些话不过说说而已，妈看上去虽然不好，但也不至像她说的那样，说走就走了，哪儿想到果然就成了真。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命！※ ※ ※吃过午饭不久，妈说要上厕所。我没有扶她，还是要求她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我眼前突然一暗，就像落下了一道沉甸甸的黑幕，一件意想不到、让我感到毁灭的事情发生了。妈不但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下，如鱼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来，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进入无意识状态，有一种大撒手的解脱，和魂游己远的渺然。那瞬间，我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有一切都完了、再怎么努力都不行了的直觉。我的头一下就瞢了。接着是气极败坏，甚至是愤怒。那不是一般的气愤。妈这样做，简直是对我的爱的背叛；是对我自她生病以来，唯恐丧失她而饱受煎熬、担惊受怕的背叛；是对我们共同的苦难、艰辛的背叛……我的大爱，那时一下变成了大恨。我恨妈的心理障碍；我恨她的固执。她的固执不但是她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我恨她不再、不能和我配合，为迎战越来越近的脑萎缩、为她能好好地活下去而决一死战；我恨她这样做不但对不起我，也对不起自己。我们最艰苦的阶段都熬过来了，冒那么大风险、受那么大惊吓，情感上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现在却这样自暴自弃，我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都救不了她吗？我恨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 ※接着这愤怒，是无底的恐惧。妈一旦知道这样滑下去的轻松，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一滑，可真是一滑而不可收了。如果截不住这个滑坡，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我就别再指望她今后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我真怕她就此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疾病的勇气……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脑萎缩的后期症状，难道这么快就来了吗？这简直就是往深渊里坠。我决不允许！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时，我要她活下去的愿望，可能胜过她自己。我没有扶妈，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妈在地上爬来爬去，翻来翻去，连从地上坐起来都不会了。爬到长茶几前就用两条胳膊撑着茶几，两条腿软软地斜蹬在地上，一点劲也不使。仅仅靠着胳膊上的力气，把上半身撑了起来。这怎么能站起来呢，要想站起来必须两条腿使劲才行。不一会她的劲就使光了，浑身累得发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不论驾车的车夫怎么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来了。此后，我再不忍看路上那些驾不动辕的老马，那会使我历历在目地想起此情此景。记得母亲去世不久，当我见到一匹滑倒在地的老马，不论怎样挣扎，也难以从结冰的路上爬起来的时候，甚至站在大街上就不能自己的痛哭失声。妈一定力竭得魂魄出了窍，动物对此有非常的感应，对妈感情极深的猫咪这时冲了过来，厉声地嚎着，用它的小脑袋一抵一抵地抵着妈的两条胳膊，好像为妈受这样的折磨心痛不已；又像要保护妈；又像要助妈一臂之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发出丝毫恻隐之心去扶妈一把。可见我连畜生都不如了。最后还是妈渐渐收拢了两条腿，两腿这时才能用上一点劲，然后站了起来。可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见妈的腿好不容易懂得了使劲，就想趁此机会让妈再巩固、巩固腿上的感觉。结果是适得其反。妈又出溜到地上爬了起来，一直爬到靠窗的沙发前，面朝南地跪坐在地上不动了。那时她只要一扒面前的沙发就能坐到沙发上去。所以我还是逼她自己爬起来，坐到沙发上去。可是她不，她说：“咱们协商协商。”她的意思是让我把她挽起来。我狠着心说：“不协商。”刚说完这句话，电话铃响了。是谌容来的电话，其实我何尝放心让妈老是跪地上？三言两语说完电话又赶紧回到客厅，希望这一会儿能发生奇迹，妈已安坐在沙发上。没有，妈还在地上跪着。她可能跪累了，两条胳膊全杵在身体左侧的地上，上半身的重量也就全倾斜在那两条杵地的胳膊上了。因为上半身向一边倾斜，臀部也就翘起并向左侧扭去，这样，她连坐直自己的身体也不会了。我说：“您把身体侧过来，屁股放平挨着地。屁股一挨地您就能坐直了。”她照着我说的试了试，果然坐直了。我说：“您看，多容易啊。不过一秒钟的时间，您就会了。一切您都能做到。”她自己也说：“连一秒钟也没用。”可她就是不能自己起来坐到沙发上去。最后，我看时间拖得太久，她又实在不肯起来，只好把她搀起来。她刚在沙发上坐好，就用颤抖的手把歪斜了的帽子戴正，像所有遭了非礼而又无可应对的弱者那样，只能自艾自怜、下意识地整整自己凌乱的衣着。这时她又要上厕所，我不再逼她自理，搀着她去了厕所。为她整衣的时候，我看到她身上的紫斑更多了。联想到她几天前就出现的瘀血情况，这才猜想妈可能又添了什么新病。我想，一定要带妈到医院去了。但那时已是星期六的下午，医生护士都下班了，即使到了医院，妈既无高烧又无痛苦，也不一定会引起值班医生的重视。妈虽然添了新病，却并不一定是大病，等到星期一再上医院也不迟。可是我错了，那正是大病，而且是要命的大病了。妈也没有能等到星期一。要是我知道还有三十多个小时妈终究还是走了，我又何必强求她学习自理呢？她去世后，小兰（维熙夫人）的妈妈说，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就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办法吃饭、锻炼，对延长他们的寿命又有多少实际意义，何不顺其自然呢？人这一辈子或许千难万险都能闯过，但是总有走到头的时候。妈也一样。我能犟过上帝、再让她重头开始，或再给我添上一段岁月吗？八十年的艰苦岁月，把她累苦了、也榨干了。现在她终于觉得力不从心，实在挣扎不动了。她够了，不想再累了，她要走了。不论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她了，就连只有她和我知道的那个誓约也拽不住她了……※ ※ ※考虑到她在地上滚来滚去，衣服滚得很脏，上完厕所我就给她换干净的衣服，当我给她脱下夹克，转身去拿干净衬衣的时候，听见她在我身后说：“哎哟，全让汗湿透了。”衬衣全让汗湿透了！由此可见刚才我逼她进行的那一番操练，让她的体力消耗到了什么程度！我却假装没有听见。我不但在逃避自己的过错，也在逃避她的控诉。然后我心虚地走出客厅。因为深感良心的谴责，竟一时不敢去照管她，她在沙发上一直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坐着。晚上来热水以后，我说：“妈，我给您洗澡吧。”妈只说：“哎，别，别，别。”她不说“我今天太累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因为，那不等于是对我的谴责？就是我把她折磨成那个样子，她也不肯说我半个“不”；哪怕良心上的丁点折磨她也不愿让我承受。※ ※ ※十月二十七号，星期日。一早起床，是妈自己叠的被。我夸张出意外的惊喜：“嘿，妈真棒，自己叠的被。”尽管我的信心在妈昨天的表现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但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仍然不死心地鼓励妈树立起奋斗下去的勇气。她呢，纯粹是因为见我高兴，勉励地、也许还是勉强的一笑。经过昨天的消耗，她的心力虽然丧失殆尽，可她还是挣扎着叠好了被盖。因为这将表明，她的身体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已经恢复到可以自理的地步。我会因此感到高兴……既然她的身体状况在很多方面让我感到焦虑，就想方设法在尚能勉强为之的事情上安慰我于万一。哪怕这种假相如海市蜃楼一样，转眼就是风消云散，能让我高兴哪怕几分钟妈也会不遗余力。可能把妈的起居安排在客厅睡还是考虑欠周，她肯定觉得客厅终究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休息之地，所以早上一起床就让我把折叠床收起，整天坐在沙发上打盹。不过她也许觉得坐在沙发上比躺在床上更便于起立？这一整天妈都坐在沙发上打盹，似睡非睡。每当我蹑手蹑脚走近她，为她把滑到腿上的毯子重新盖好的时候，她都会睁开眼睛，像是看着、又像没看着我地朝我望望。那目光宁静、柔和、清明、虚无、无所遗恨……我甚至还感到一种特别的温煦，那正是生命之火在即将燃为灰烬时才有的一种温煦。我没有看出一丝异常、恐惧、悲哀、怨尤……也许那时她已心平气和地，慢慢地走向归依她的终点，她的结局。折磨了她一生的烦恼这时似乎被她一路行着、一路渐渐地丢弃。也许那就是很多人难以达到的于生、于死的通达。母亲去世后，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有人把死亡说成是我们的归宿。※ ※ ※下午我到老家去洗脏衣服，因为洗衣机还在老家里放着。并取她在医院吃剩下的“片仔癀”以便涂抹她身上的那些出血性紫斑，不知是云南白药，或是“片仔癀”的功效，还是妈的吸收能力强，反正妈身上那些墨黑的瘀血斑块又渐渐地消失了。推开客厅门叫她吃饭的时候，她睁开眼睛幽幽地问：“快天亮了？”我心里又是一堵。妈怎么连天亮、天黑都分不清了。我不能回答她，我不愿她知道自己又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在餐桌前坐定后，妈似乎又有些心慌，手也有些发颤。举放碗筷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落，像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碗筷的重量；又像丧失了举手投足间的轻重分寸。说话时气也抖抖的。现在才想到，她可能在极力掩饰身体的不适。因为手术后我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之中，她不忍打破我的那个幻象，不愿让我失望。为了这个，哪怕把就要一败而不可收的真情再隐瞒一分钟、再往后拖一分钟也好。妈，就为了让我快乐这一会，您也许耽搁了诊救的时机，送了命，您为什么这么傻？您怎么不明白？只有您活着，我才有真正的快乐。这些现象本该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我极力显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还在为昨天的作为而内疚万分，可是我的不安、我的内疚，常常表现为死不低头。我担心我一有所动，就会显出自己的内疚。其实死不低头恰恰就是畏怯、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这一次，我的畏怯又酿成了我的大错。这是不是导致她十几个小时后离开人世的一个原因？而我那时仍然顽固地认为，我就是关心她，也不能显示出来。我怕妈会看出这一点，从而造成她对我更多的依赖，懈怠了她对自理的要求。这对延缓她脑萎缩的发展极为不利。我真怕妈会变成大夫说的那个样子。虽然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妈会变成那个样子。那她该有多么痛苦。不过那时她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了，痛苦的是我，那会比我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更让人难受。我要尽一切努力，延缓那个时刻的到来。这一生，凡是我要做的事差不多都做到了，便以为只要努力也可以改变妈的命运。可唯独这件事我是彻底失败了。我的刚愎自用害死了妈。可是，妈，就算我没顾及到，您为什么不说呢？※ ※ ※我还发现妈差不多吃一口饭或吃一口菜就要喝一口水。饭前我给她倒的那杯水很快就喝完了，再往她杯里加水的时候我问：“妈，您怎么老喝水呢？”她说：“我觉得口干。”口干是不是临终前的一种征兆？小阿姨说：“我看“复方阿胶浆”上的说明，如果服后口干可以减量。”我拿过“复方阿胶浆”的说明看了看，果然有此一说。就说：“那就从明天起减量吧。”显然我对妈如何进补还不如小阿姨经心。后来妈好像又渐渐地恢复了正常。这样，我就更没把她刚才的不适放在心上。她一边喝着据说是对脑手术后进补有益的骨头白菜汤，一边指导我说：“熬白菜汤最好还是用青口菜，肉也不能太瘦，油多一点才好吃，白菜吃油吃得厉害。”我见妈老不夹菜，先生却是口味很好的表现，特别对那盘炒豆腐。就拿起那盘炒豆腐，往妈碗里拨了一大半，剩下一少半倒进了先生的碗里。其实先生并不贪吃，就是有点挑食，不对胃口的宁肯没得吃也不肯动筷子。只要不是在自己家，不要说是吃菜，就连吃饭妈也是吃个半饱。这大概是她过去长期寄人篱下的后遗症。要是妈一出院就住在自己的家里，心理上肯定会好过得多。我真后悔没有让妈住到旅馆或是招待所去。那个装修公司赚的真是黑心钱。装修费用我在八月十五号就交齐了，可是因忙着给妈治病，一直没有顾得上去照看，装修公司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弄得十二月二十号才能进人，历时四个月零五天，全部工程不过就是贴上壁纸铺个地板。这所为妈而搬迁、而装修的房子，妈一眼也没看着。新房子所处地段比较繁华，不必费很多周折妈就能上街遛遛，她也就不会感到那样寂寞。且与北京急救中心只有一墙之隔，我知道妈早晚有一天会需要急救中心的帮助。一眼没看见还是小事，在她急需抢救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先生远离急救中心的家里。我又后悔何必那么自觉？医生说下面还有三个等着开刀的病人，需用妈那间单人病房，我就马上让出病房，其实这种手术，既然能晚一天，再晚两天也是没什么关系的。我是不是又犯了吃里扒外的毛病？总是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妈。要是不出院，当时抢救也许还来得及吧？吃过晚饭我对妈说：“妈，洗澡吧。”妈说：“哎。”洗澡的时候妈对我说：“我的头发长出来五分了吧？等到春节就行了。不用买假发套，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本来打算忙过那一阵，在妈头发没有长好之前，给妈买个假发套。妈的头发是长得很快，可是绝没有长到五分长，但我却说：“可不是有五分长了，您自己摸摸。”我牵着妈的手指，向她的头上挪去，她翘着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自己的头发，相信她的头发果然有五分长了。那一天先生家里刚来暖气，所以洗澡间里还是很冷，我把水温调得比较高，并且一直把水龙头对着妈冲，冲着，冲着，妈像想起什么，大有异意地“嗯”了一声，把水龙头往我身上一杵。可能她觉出洗澡间不够暖和怕我着凉，想让我也冲冲热水、着点热气。自七月底以来，妈很少这样做了，这倒不是说她不爱我了，而是她的魂魄那时似乎就已远去。我把水龙头给妈推了回去，说：“妈，您冲。”她也就没再坚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妈在世间对我的最后一次舐犊深情了。我发现她的手很凉，就尽量用热水冲她的全身。其实星期二给她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手凉了，不像从前，就是到了冬天她的手脚也比我的暖和。我还以为是暖气不热的缘故，现在当然明白，这都是人之将去前的征兆。我一面给她擦洗，一面和她聊天。“您‘谵妄’的时候为什么老叫奶奶？”妈说：“因为奶奶对我最好。”“您不说是二姑对您最好吗？”“还是奶奶好。”我对妈“谵妄”时老叫奶奶心中颇怀妒意。心想，奶奶有我这么爱您、这么离不开您吗？奶奶给过您什么？难道有我给您的多吗？其实，那是人在意识丧失、或是生命处于最危急境况下的一种回归母体的本能。生命最后的依靠其实是母亲的子宫。而且，不论我如何爱她，永远也无法与情爱的摄人魂魄，或母爱的绝对奉献相比拟、相抗衡，妈自小丧母，只能将奶奶的爱当做母爱的代偿。可是就连这种代偿性的母爱，她也没能得到多少。虽然这样想前想后，但每每想起妈叫奶奶的情景，我还是会谴责自己远远赶不上一个乡下的穷老太太。我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其实也是一种反省，妈叫奶奶不叫我，难道不是对我无言的批评吗？要是她很满意我对她的照料，就不会想奶奶了。给她擦洗完后背就该擦洗腿和脚了，我发现她的脚腕周围有些水肿。便问：“腿怎么有些肿？”“这是昨天累的。”妈像叙述着一个既和她、也和我无关的不尽情理的故事。虽然只有一个“累”字，可不就是对我最有力的控诉。同时也明白了妈是永远不会了解我宁背不孝之罪，也要她树立起活下去的信念的苦心了。更不会了解我对她的这份苦爱。我颓丧地蹲在妈的脚前，仿佛是站在一个哪边都不能依靠的剪刀口中间，深感自己无力而孤单。妈脚腕周围的水肿也许正是整个机体败坏的表现，可我这时又不强调科学了，而是用毫无科学根据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说法排除了我的多虑。该洗下身了。这时我恰好站在她的身后，我的两双手从她的后肩头骨插进她的胳肢窝，只轻轻一托，她没有一点困难就站起来了。我的眼前简直就是一亮。我一下就明白了，过去我只是站在她的面前抱她起身，这恐怕是她只能、便也只会用脚尖着地，不会用脚后根着地、腿部使不上劲的原因之一。这更说明妈站不起来，不是指挥四肢的脑神经受了损伤，就像我说的那样，是她的精神障碍以及我的训练不当所致。妈不但松了一口气，更是难得地喜形于色。主动地让我一连地扶着她练习了好几遍。给她洗完澡并穿好衣服之后，我对她说：“等着，等我穿好衣服送您出去。”她说：“不用，我自己走。”我在门缝里看着她出了洗澡间后墙都不扶，挺着背，不算挺得很直，但也算挺着往客厅走去。等我洗完澡到客厅去看她的时候，她又变得有点怪。她提醒我说：“我的钱在裤兜里装着，你们洗裤子的时候别洗了。”我说：“妈，您没换裤子，再说钱也没在裤兜里装着。”见她这么固执地认为钱在裤兜里装着、而且认定会被我们洗掉的样子，就拉着她的手走到客厅的橱前，拉开橱柜上的抽屉，给她看了看放在抽屉里的五十块钱，“妈，您瞧，钱不是在这吗？”她好像看见那张钱似的应了一声，可是她的视线根本没落在抽屉里，而是视而不见、直勾勾地望着前面的虚空。见她这般模样，我又拿起那张钱放在她手里，让她摸了一摸，“妈，您看。”她又应了一声，可还是一副无知无觉的模样。我心里飘过一阵疑惑，却没想到是不是有些不祥。回家以后，她像在医院“谵妄”时一样，老是要钱。她说：“给我点钱，我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怎么行。”我想妈短时期内不会独自出门，也不可能料理家务。象征性地拿了五十块钱给她放在客厅那个橱柜的抽屉里。可能妈这辈子让穷吓怕了，手里没有几个钱总觉得心虚。没着没落。这种没魂的样子一会儿就过去了，妈又恢复了正常。我吩咐小阿姨熬红小豆、莲子、山药粥的时候，妈说：“把瑞芳给的红枣放上一些。”我忙抓了几把枣洗了洗放进锅里。妈又说：“多放点糖。”我又嘱咐了小阿姨多放一些糖。熬粥的时候，我守着妈坐下了。这时，我又说了一句老想说、却因为难得兑现所以就难得出口的话：“过去老也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自从妈生病以来，我做了至少半年不写东西的准备，以便更好地照料妈。但是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我冻感冒了。我怕传染给妈，好几天没敢多和她接近，直到我大于正常用量的几倍服药，星期日才见好转。幸亏星期日我的感冒好了，这才可以和妈在一起呆一会儿。否则连最后的这个相聚也不会有了。我没有对妈说起我的感冒，怕她为我着急。可是我又怕妈以为我不关心她、冷落她，把她撂在一边不管。一向大大咧咧的我，想不到人生还有这么多时候，连这样琐碎的事也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地难以两全。可是妈知道我的用心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妈恰恰就以为我是冷落她。那么她离开人世时，心境该是如何的凄婉。妈说：“我也不会说什么。”说不说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终于天良发现，想到了妈对与我相聚的企盼，终于和她偎依地坐在了一起。我嗑着孜然瓜子，是妈出院第二天，我到稻香村去买她爱吃的芝麻南糖时一并买的。妈去世以后，我再也不吃瓜子了。一见瓜子，就会想起那一个最后的夜晚。她咬了一口芝麻南糖，说：“过去的芝麻糖片比这个薄多了。”现而今，又有什么不是“俱往矣”的呢？但我还是感到鼓舞，她连这样小的事情都记得，不正说明她的情况不错又是什么？因此我还跟她斗趣地说；“妈还挺内行。”糖块又厚又硬，咬起来比较困难，妈只吃了一块就不吃了，我当时以为她可能是怕硌坏了她的假牙。其实妈那时哪还有心气吃糖？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给她剥了一些糖炒栗子她也没吃，全给了小阿姨了？记得我还埋怨过妈：“妈，我好不容易剥的，您怎么给她吃？她要吃可以自己剥嘛。”妈轻轻地责怪着我：“你不应该那样给我夹菜，让老孙多下不了台。”想不到这也是妈对我的最后一次责怪了。我说：“那怎么了？不那么夹您就吃不上菜了。咱们吃的又不是他的饭，咱们吃的是自己的饭。”强调这点和用行动证明这点非常重要，妈对嗟来之食有难以忘怀的痛楚，和难以化解的羞辱之感。就是这样，妈还不往饱里吃呢。对她来说，这到底不是自家的餐桌。妈又说：“老孙这次表现不错。不怎么馋，吃菜也不挑。”唉，他要是不挑食，我也就不会那样给妈夹菜了。我倒不是和他争食，我是怕先生这种不必谦让的、自家人的亲情，让多愁善感的妈生出寄人篱下的伤感。我倒好说，妈到底是住在先生的家里，就是多些客气，也不会多余。看来妈对借住先生家，以及先生此次的接待是满意的。对于她的满意，我自然应该扩而大之。难道我不是这个仍然肩负着各方历史关系的家庭、转承启合的轴承吗？便立刻请先生到客厅里来坐。当着妈的面，为建设我们这个家园，我又做了一次笨拙的努力。“妈说你这次表现不错。”妈白了我一眼，这就是她今世对我的最后一次无言的训斥了。宽宏大度的妈，定是觉出我这句话的不堪入耳之处了。先生曾经身居高位，有时肚里能撑船。毕竟惑于情爱，凑巧也能让我三分。他没有计较我的不敬，也抓了一把瓜子嗑着，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闲话。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反正是每个围坐在一起的家庭都会说的那些话。这时我不知怎么一回头，看见猫咪就蹲在我背后、也就是妈对面的沙发上，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我们。后来，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时辰的情景，我都觉得它那时恐怕就知道妈的最后时刻已到。否则它为什么那样忧伤而绝诀地注视着妈？不是说猫有第六感觉吗？它为什么不会说话，它要是会说话，一定会预先警告我吧？我走过去把它抱来放在妈的膝上。我说：“妈，您看猫对您那么好，您也不理人家了。”我的意思是，除了妈出院那天我把它从老家带过来的时候，妈显出过兴奋之外，以后她好像再没有关注过它。从它出生一个月后来到我们家、到妈去世，整整九年，每日三餐都由妈亲手调制。晚上睡觉之前，妈要亲自为它铺好被褥、给它盖好，对于我们的代劳，妈是很不放心的。就是它白天打盹，妈也不允许我大声说笑，以免影响它的休息。妈不断检查冰箱里鱼和猪肝的储量，随时敦促我进行足够的补充。不论有了什么好吃的，她总是悄悄地留些给它。一向为我节俭的妈，有一次甚至让我到外汇商店给它买一个进口的猫食罐头尝尝。但是被我拒绝了，我担心它从此就不再吃中国饭，那样的消费如何承担得了？我很后悔当时没答应妈的要求，虽然我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按照妈的要求去做，妈也享受不到那份爱猫之乐了。我不是没有觉查到妈对猫咪的忽略，但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悟性。妈不是不再宠爱她的猫咪，妈是气数已尽、无能为力了。妈没有解释自己对猫咪的忽略，她只是移动起每个细胞似乎都有千斤重的胳膊，却在落下时化为无声的轻柔，就像星期三早上摩挲我的头顶那样，轻轻地摩挲着它。妈不摩挲我和它，又能摩挲谁呢？妈一面摩挲着猫一面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那当然。”我热烈而急切地证实着她的这个结论。希望她能最迅速、最确凿地听到我的反应，来不及对我的热望做更多的描绘。好像我的反应越快就能帮妈一把，就能越快地把自己的热望和力量传导给妈。虽然我不曾对妈准确、或不准确也解剖过我的困惑，但从她的这句话里，我听到了妈对我深入生命本源的知解。妈，您当然要活下去，否则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为的呢，一个人要是没有什么可为的；也就难活下去了是不是？从她这句话里，我还听到活下去的愿望，我想这是因为她刚才差不多恢复了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能力。不过，也许是她对我们表达的一份眷恋？这时她又让我从后面托着她的胳肢窝，练习了几次从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我真是只用了一点点劲，她就站起来了。她说：“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她之所以这样说，肯定是因为我前几天针对她的思想障碍，不得已地告诉她，她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并编出再不努力锻炼脑子就要继续萎缩下去，那就没有几日可活的瞎话吓唬了她的缘故，显然我那枉费心机的瞎话，不但没有起到我所预想的积极作用，反倒成了她的思想负担。她练了还要再练。“再练练。”她说。妈像一匹趴槽的老马，又挣扎着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就想和我一起在只属于我和她两个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她又摇摇晃晃地站到了我们的人生起跑线上，准备再次和我紧紧地在一起，起跑、冲刺了。尽管头一天因为她不肯再与我同行，我们还那样地绝望过。我和妈还是有缘，总算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四年。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已经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她的人生，哪是我的人生。所有的大灾大难，都是我们一起闯过来的。没有了我或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感受就是残缺的。我怕她累，说：“明再练吧。”可是妈没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妈已经没有明天，我何必不让她再多高兴一会儿呢。粥熬好了，妈吃了一大碗。说：“我就爱吃这个。”我立刻又去给她盛了半碗，尽挑内中的精花莲子和山药。是不是这一碗半粥导致妈猝死于心肌梗死？要是不吃这一碗半粥是不是就能逃过这一关呢？这个晚上，妈似乎很高兴。她是不是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就强颜欢笑以便稳定我的心？吃完粥，我就给她铺床。偏偏是这一个晚上，我让她开始锻炼自己睡。临睡前她问我：“今天怎么个上厕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