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跳蚤-2

3，还继续吗？　　　　艾滋病是病毒引起的疾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待病毒病，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疫苗，只有当研制出切实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人类才算掌握了战胜艾滋病的有力武器。因此，艾滋病疫苗是全球范围内抗击艾滋病行动的头号任务。　　　　过去的20年里，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公司花了数以十亿计的经费，把HIV疫苗作为抗击艾滋病流行的当务之急，可是依旧没有一点曙光。失败使得科学家们从狂妄的大科学的心态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人类和自然界的宾主关系还没有改变，我们在企图改造自然之前，还得要充分地了解自然。艾滋病毒让科学家们虚下心来，静下心来，去除浮躁，踏踏实实地和艾滋病毒打一场持久战。　　　　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之所以不成功，不仅仅是我们还没有好的点子，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艾滋病的自然史还不了解。这个病才出现不到30年，它在人类中的流行情况和特点还没有被充分地了解。尽管对它的结构序列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但是对于它在人群在人体中的变化、它的功能特性、它的流行趋势和特点都了解得很不完善，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艾滋病毒的资料，充分了解它的自然史，也许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就会发现HIV的弱点，就能够找到突破点。　　　　科学的失误和自大并不代表科学的无能，对付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人类能够仰仗的只有科学。我们应该坚信科学最终能够战胜艾滋病，也许这一天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但是毫无疑问会有那么一天，人类终将掌握抗击艾滋病的致胜武器。艾滋病的出现是对科学的一次修正，也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激励，医学科学本身就是人类在和疾病斗争中不断进步的。　　　　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其实雷声大雨点小。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政府和私人企业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曾经下了血本，可是随着研究和临床观察的深入，发现这是一个持久战，私人企业特别是大药厂当即打了退堂鼓。全美各大药厂现今在艾滋病疫苗上的总投入也许还不如一家药厂在一个药上的投入。　　　　艾滋病的疫苗，究竟是不是仅仅因为艾滋病毒本身的特性而难产？科学的突破是要靠灵机一动，但无庸置疑的是，整体科学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努力，同样会带来突破，从艾滋病毒的发现，到其后艾滋病研究的种种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艾滋病疫苗还存在理论上的难题，但是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毕竟病毒已经被分离出来，病毒的序列和功能早就相对清楚了，剩下的难题比如病毒本身变异上的、比如人体免疫系统反应方面的，看似严重，但并不是无法克服的。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琢磨几遍，就会想起当年的电影里，国民党要人痛心疾首时常说的一句话：不是敌人太狡猾了，而是我们无能。　　　　这个“无能”的原因之一是大型企业兴趣缺缺，以美国为例，现在坚持研制疫苗的只是靠联邦政府的资助的一些研究人员和NIH，很难从企业得到大笔赞助。大药厂只有当看出有希望的，才在临床试验时予以投入，总体上大药厂对艾滋病疫苗的态度是爱谁谁。有一些中小厂家不知从哪里圈一笔钱，在进行研发，十有八九是算计搞出点名堂然后股票上扬的算盘。　　　　造成这种集体漠视的原因就是利润在作怪，艾滋病是个热门，大药厂们没有一家不在这个领域伸一腿的，威尔康公司靠一个AZT就赚够了。因此大药厂的兴奋点都在药上，搞出一个能用于艾滋病病人的药来，效益是立竿见影的。全世界那么多艾滋病病人都等着药用，甭管有效没效，只要让他用就是好药，短线的诱惑是无穷的，谁还放长线钓大鱼？　　艾滋病疫苗看起来是个聚宝盆，似乎只要谁研究出来了，全世界几十亿人，一人出个块八毛的就够了。可是在药厂头头脑脑的眼睛里，这叫痴心妄想。艾滋病和天花不一样，天花随风传播，国不论贫富人不论肤色，只要没有接种疫苗的，都可能传染上，没有归到死去的三分之一的，也会成为麻子。艾滋病一是通过行为传播，二是通过医源传播，垂直传播的问题对已经生下来的人不值得考虑。对于先进国家的国民来说，只要政府下力气，医疗机构严格把关，自己的行为检点些，是没有必要担心感染艾滋病毒的。欧美很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以血液感染为例，美国的血液感染的可能在二十万分之一以下，基本上用不着担心。如果换成非洲一些国家，也用不着担心，反正跑不掉。　　　　性行为上也一样，在人们的印象中，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男女关系应该很随便。艾滋病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确实证实美国人性关系太随便，因此预言艾滋病通过异性间的传播会成为主流，可是过了这么些年发现就没有那回事。回过头去查一下，原来当初参加问卷调查的那帮家伙尤其是男性都患有一种叫意淫的毛病，他们提供的性伴侣的数目全是夸张之极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性生活不仅没那么活跃，而且在紧张的生活压力下都要跟俄国人靠齐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和年轻人，前者经过容许登记结婚因此有了固定的夥伴，加上掌握防护的知识得以控制，后者通过早引导早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西方国家的现状对艾滋病疫苗的需求并不强烈，有了更好，没有的话也能忍着，真要是按金子的价吆喝，还真没多少人光顾。真正急需艾滋病疫苗的、等着艾滋病疫苗救命的全是发展中国家，穷得叮当响，不仅不能收费，白送的话还得倒贴。可是大药厂哪一家愿意做活雷锋？　　　　艾滋病流行在发展中国家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各种途径的传播都越来越严重，加上知识普及的落后，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希望达到发达国家那种把艾滋病流行控制在较为温和的水平，难度相当大，疫苗可能是唯一的希望。既然这样，发展中国家只好自己研发艾滋病疫苗了。但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就是不富裕，没钱。艾滋病预防控制是一个全社会的行动，对人力物力的依赖很严重，国际援助看起来不少，分摊下来杯水车薪而已，主要得靠自己掏腰包。泰国的情况就很典型，能够将艾滋病流行控制住，主要靠政府下了大的本钱，能够做到倾全力抗艾滋的全球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各国在维持日常艾滋病预防控制事务上的钱都捉襟见肘，甚至连救急的钱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花大把的银子去研究八字没有一撇的疫苗？即便遇上砸锅卖铁也要把疫苗搞出来的国家，也不是有钱就成。艾滋病疫苗的研制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世界上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并不多。　　　　如此说来，如何是好？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富国把疫苗研究出来，拿到穷国做人体试验。比如在美国，研制一个疫苗也许花不了几百万，但是临床试验就没谱了，几千万都未必拿下来。首先，艾滋病疫苗的唯一的动物模型是黑猩猩，要远道从非洲运来，美国有规定，一旦打了艾滋病疫苗的，就算被污染了。猩猩不能被放回野外，也不能给马戏团动物园，免得扩散。怎么办？谁打了疫苗谁负责养着，有动物保护组织监督着你也不敢给猩猩下毒，只能给猩猩养老送终。猩猩和人是近亲，寿命也不短。想当年学校和某大教授聊起来过，教授说起那几只接种了狗屁作用也没有的疫苗的猩猩来无限深情：瞧那几个家伙活蹦乱跳的样子，我死了的时候它们肯定活得好好的。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实验室来呀？思想斗争了一下，可还是没有把余生贡献给养猩猩事业的决心。猩猩这么昂贵，一次试验能用八只，四只接种四只对照，就已经是超豪华阵容了。而且在猩猩身上只能用SIV进行验证，毕竟和HIV搁着一层。算算经济帐，一个猩猩的花销上十万了。干脆直接用人吧，比猩猩便宜多了。可是用人就不能打完疫苗再打艾滋病毒，只能做一些安全性试验，或者熬着让他们回到社会上自动感染去，这样问题又出来了。研究人员盼着接种了疫苗的人天天接触艾滋病毒，这样能尽快看到效果。可是接种疫苗里面很多是具备防艾知识的，根本不给艾滋病毒可乘之机。也的确有人仗着接种了艾滋病毒，以为从此金刚不坏，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因此引起有关团体的抗议，认为接种试验性疫苗是误导害人，你还非得事先反复告诉他，我这疫苗很有可能不管用，您还得悠着点。最后算下来，美国人也不便宜，就算找的都是流浪汉，一个项目你在每个人身上不花个几千美元都不好意思。临床一期二期往上数，既然不是黑猩猩，药审部门也不客气了，没有一个团的兵力甭想过关。　　　　于是艾滋病疫苗便大多在穷国做临床试验，虽然只是个试验品，可是强过什么都没有。但是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在很多穷国，前些年对艾滋病流行的统计资料是错误的，因此而推断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存在着普遍的高估。以非洲而言，除了南部和中西部外，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流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也是可以通过行为干预控制住的。此外，很多候选的艾滋病疫苗不是在安全性上有潜在的问题，就是夸大效果，甚至号称不仅能预防，而且还能治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非洲高发地区很难找到自愿的非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研究人员也希望测试一下疫苗和艾滋病毒共居一体的表现。　　　　艾滋病疫苗的人体试验在穷国实际上影响了行为干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让接种者感觉到不需要采取任何防护手段了，因为专家说这么有效那么有效。此外，人体试验还有对照组，严格的试验都是采用双盲法，那些成为对照组的志愿者同样以为自己有了抗艾滋病毒的免疫力，他们的行为会更易感。　　　　几十种艾滋病疫苗的人体试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能在多数人身上刺激出有效的抗体的原因还算幸运的，很多疫苗是根据接种后有多少人被艾滋病毒感染来做衡量指标的。很多候选疫苗接种后和没有接种的人相比，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机率是一样的甚至还要高一点。这些被感染的接种者之中，有多少人正是由于以为自己接种了有效的艾滋病疫苗而放松防护的哪？　　　　艾滋病疫苗应该不懈地研究，也必须通过人体试验来验证。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严峻性和疫苗验证的紧迫感，无论在安全性还是有效性上，都没有做扎实可信的试验，都缺乏反复的验证，而是走捷径，跳过了很多环节，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相应的辅助工作包括对接种实验性艾滋病疫苗的志愿者的辅导教育都是非常不够，或者干脆就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有没有效果是小事，或许能够像当初在黑猩猩体内两种病毒杂交，出现更凶险的变种，那样的话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了。　　　　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艾滋病毒疫苗就是这类事情，无论什么结果，都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　　　　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曙光也许只在梦里。四、不可预知的未来　　　　1，文明有病？　　　　艾滋病对当代科学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当代的各国政治体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进展到今天的文明同样是一次考验。而艾滋病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有起伏地扩散着。每每当你才看到预防控制的成绩，因为新的HIV的感染率下降而满心欢喜时，艾滋病毒的感染又悄悄地回升。旧的地区感染率居高临下，新的地区的防线又被突破，比如近年来东欧和中亚成了HIV感染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因为人口众多，流行的形式很不乐观，甚至出现到了2010年中国的HIV感染者有可能达到千万水平的估计，看一看乙型肝炎在中国的流行史，这一估计并不是耸人听闻。　　　　艾滋病不仅将和我们长期共存着，而且好像一个大蜘蛛，在慢慢地织着一张大网，要把我们从头到脚盖住。这个病的特点是长期性，它让我们这个社会中携带HIV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早晚会成为艾滋病病人，然后走向死亡。与此同时，这些人是艾滋病毒的帮凶，他们会将HIV传给其他人。感染HIV和感染天花病毒等只有在发病期才有传染性的病毒不同，感染HIV后终生都有传染性，可以通过血液和体液把病毒传播出去。其他多数病毒感染后是有症状的，因此能够发现和提防，可是HIV感染后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症状的，只能通过验血才能发现，这段时间往往有数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很多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自己根本不知道，也因此无意中将病毒扩散开。近年来，总的来说，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在全球是放缓了，可是积累起来的感染者越来越多，这张网，人类必须在它织成之前破网而出，突出重围。　　　　艾滋病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让人觉得它好像洞察了今日文明的缺点，就像几百年人们认为疾病是上帝控制人口的一个办法一样，艾滋病是否也是这个星球的一个调节功能，或者说我们的文明进入了一种病态？　　　　艾滋病是不是一种文明病？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审视一下我们的文明？　　　　艾滋病出现以后，持这种态度的大有人在。一方面将责任推给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上，另一方面将责任推给社会的弊病，比如吸毒、同性恋和性解放，因此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自然，如果没有了吸毒、同性恋和滥交等社会现象的话，艾滋病是不是就能够被控制住？　　　　持艾滋病是文明发展到特点阶段的人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的诸多因素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同性恋可以说是人类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为，只不过近年来从地下走上地面，性滥交虽然在西方国家因为性解放而兴起，但是在非洲可是一直这样的。吸毒也是因为吸毒人群中混入艾滋病毒感染者而造成的。在文艺界中，吸毒是时髦。但是在下层，比如云南的傣族，吸毒和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新近出现的难以戒除了陋习。吸毒、同性恋和滥交使艾滋病得以在全球流行，但艾滋病并非由这些行为而引起的，因此仅仅通过禁毒、打击同性恋和滥交是很难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的，因为这些目标很难实现。毒品越禁越烈，同性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甚至在生理上也有基础，希望大家都重新回到禁欲年代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同性恋倾向，还是性欲，都是精神层次的东西，属于人类的原始欲望，希望战胜这些原始欲望来和艾滋病抗衡，无疑是痴人说梦。　　　　在没有有效的药物和疫苗的今天，应该如何对抗艾滋病？　　专家指出了一条路：行为干预。针对容易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群，即HIV高危人群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改变容易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危险行为，从而减少艾滋病毒传播的可能，以达到减低艾滋病毒感染率的目的。　　　　听起来和上面说的战胜原始欲望一样，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科学的行为干预和现行政策和现状经常是这样相互矛盾的。拿吸毒的问题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禁毒很难，戒除毒瘾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对吸毒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告诉他们吸毒的时候应该怎样预防艾滋病哪？即便是瑞丽的傣族人，你把道理反复说明白了，他们也会相信的。事实上，后来不少当地吸毒者都自觉地不共用针头了，可是已经太晚了。这个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仅应该让吸毒人员知道，而且应该让公众了解，因为很难知道究竟谁是吸毒的，谁日后会吸毒，关于在吸毒过程中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应该让公众知道，也就是在广泛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时候，在介绍血液这个传播途径时，要说明共用针头这个可能的传播途径，因为如果不强调的话，人们就不会想到共用针头会因为血液残留的原因而传染上艾滋病。　　　　就同性恋来说，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生理上的现象，而不是一种病态，即便是精神不正常的话也很难改变，因此就很难指望在艾滋病面前，同性恋们能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为了预防艾滋病而改成异性恋。男同性恋者容易被HIV感染的原因是直肠粘膜相对来说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更容易被艾滋病毒感染。对同性恋者的教育应该和对其他人一样，使用避孕套。同性恋者使用避孕套的概念很薄弱，因为他们没有必要避孕，因此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到这是预防艾滋病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提倡同性恋也要有固定的性伴侣，这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最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容许同性恋结婚对预防艾滋病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很大风波，在道德和观念上都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在中国能做到这一步更难，由于同性恋还是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状态，如何才能使他们有固定的性夥伴是很头痛的事。　　　　避孕套的宣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避孕套对艾滋病毒的预防作用这个知识没有广泛全面地传达给公众，而且现在的信息可以说是有所误导的。根据美国的调查，避孕套的使用率和性夥伴的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希望滥交的人通过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思路不一定行得通。　　　　使用避孕套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男人们在性交时主观上不愿意戴避孕套。比如77%的巴西男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避孕套，中非和南非的这个比例高达80%到90%。　　　　泰国在艾滋病流行严峻的局势下，通过加强安全性交的教育和妓女们要求客人必须用避孕套，经过十年的努力，泰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比预期的少40%。在卢旺达，在推广使用避孕套的同时要求民众改变性行为。到2000年，卢旺达妇女的性夥伴比前一年从8.4位下降到2.5位，同期HIV的感染率从21.2%下降到6.2%。由此可见避孕套本身并不能被视为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改变性行为比说服男人们使用避孕套更有效。能够做到固定性伴侣最好，同时具备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才是正确的艾滋病性教育。　　　　艾滋病非但文明病，反而是非文明的、非科学的疾病，不是要反思文明和科学，而是要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去战胜艾滋病，这才是可以乐观起来的未来。2，新与旧　　　　随着对艾滋病毒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确定了它的来源。艾滋病毒似乎是横空出世的，似乎是二十世纪末期所特有的。其实，如果把它和人类历史上其他传染性的致病源排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就是都来自动物。人类各种瘟疫的源头都是动物，艾滋病也不例外。在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个界限，一旦动物病毒细菌越过了这个界限，对人类就是灾难。反之亦然，很多动物的灭绝就是因为人或其他动物的病毒细菌越过了界限。HIV这种病毒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它也是沿着同样的路线，越过了同样的界限。　　　　由于抗菌素的出现，细菌基本上对人类没有如昔日鼠疫那样巨大的威胁了，而病毒则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依旧是人类的心腹之患，现有的病毒还很猖獗，新的病毒又不断出现。艾滋病已经成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人们在关注它流行的时候，并没有从它的出现得到启示。二十一世纪初，萨斯的出现，终于让人们意识到末日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　　　　远古之鼠疫、天花，近代之艾滋病、萨斯，还有居于其中的流感，都是因此我们和动物共存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和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和细菌相比还只占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在各种动物体内现存的数不清的病毒将不断地进入人类，引起新的一轮瘟疫流行。从已经成型的艾滋病，到神龙一现的萨斯，还有让科学家时刻提心吊胆的禽流感，都是动物病毒在人间的活灵活现。　　　　虽然研究人员分析出，现在流行的艾滋病毒是大约在1930年前的20年内经过变异形成的，可是研究人员相信，类似的变异在之前的几百年里曾经多次出现过，只不过没有成功地进行人类社会罢了。换句话说，类似的死神变异现在在动物身上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就会在人群中成为像萨斯那样的气候。以禽流感为例，1918年大流感那样的变异株恐怕已经存在了，我们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而已。这种悲惨的未来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今天的世界，全球一体化，你根本无法逃避。　　　　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动物病毒之所以不断地进入人类，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人类不断地侵入动物的领地，造成人和动物的接触日益密切。在这方面，完全是人在采取主动。有关专家在中非的集市上见到的是血淋淋的野生动物尸体，这是当地人的口粮。研究人员对集市上的猩猩肉采样分析，发现SIV的感染率达到20%。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那里，SIV在人们的体内和HIV重组着，新的HIV亚型将会不断出现。　　　　萨斯的出现也是一样的，是因为人们食用没有经过长期驯化繁殖的野生动物的肉引起的。这种茹毛饮血可以说是旧的落后的非文明的传统，是和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在非洲是因为落后和民俗，在中国则是被大力宣传着，在中国人的概念中野味才是最好吃的。自从开放搞活以来，这种很落后又不文明的习俗在中国大行其道。艾滋病出现在非洲之时，中国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没有到处吃野味的风气。中国人什么都敢吃的风气蔓延十几年后，就出现了萨斯，那么下一个烈性的前所未有的病毒流行的起点和重灾区能不是中国吗？　　回到艾滋病毒上，仔细想想颇有不解之处。就拿它和萨斯病毒相比，萨斯出现后引起的紧张要比艾滋病刚出现时严重多了，因为萨斯病毒的传染性比艾滋病毒厉害得多，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病毒、没有简易准确的诊断方法、更没有能治住它的药，还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居然能很快地控制住了。可是艾滋病毒这种非得要特密切的接触、在空气中一露面就死、也很容易被诊断的东西，为什么就控制不住？没有药？萨斯也没有。没有疫苗？萨斯同样没有。　　　　从病毒的特性和科学的局限上很难找到能够说服人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应该到源头去找。萨斯出自中国，这里是人类迁移史上较为晚期的落脚点。虽然有让我们自豪的北京人、元谋人等等，但这些家族都灭绝了，没有留下后代，我们都是从中非走出来的那群人的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也就是一万年太久吧。萨斯病毒不管是不是从果子狸来的，它和人类共存的历史最多也不过就是这万把年，在基因的水平上来说，算是十里八村的乡亲。因此当它进入我们的村庄时，只是不速之客，可是并不陌生。　　　　艾滋病毒就不同了，它起源于人类的祖坟所在，也许在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前它就和我们的祖先和平共处了，它的十里八村的乡亲是远古的人类，因此当它来串门时，则是十足的陌生。现在人类的基因可以承受萨斯这种烈毒的考验，却不能承受艾滋这种软绵绵的腐蚀，原理是因为太陌生了，而且太原始了。艾滋病毒对于今日人类来说，恐怕和刚刚直立行走的猿人一样陌生。想当年，天花也来自中非这个祖坟之地，人类花了三五千年才将之消灭。对付艾滋病毒，肯定用不了那么多年，但未尝不会是一百年、数百年？　　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艾滋病的流行归罪于与现代化，归罪于与现代科学，归罪于现代文明，他们呼吁回归自然，呼吁用旧有的生活方式来救赎。回归家庭，放弃吸毒和同性恋这些文明的副产品，不使用现代医学的成就以避免医源性感染，这样就可以摆脱艾滋病吗？　　　　这种做法对少数人是可以的，但对于全社会是行不通的。即便是有人真的做到了，不被艾滋病侵袭了，结果头痛脑热的没准就过去了。就算我们万众一心都抗得住，对同性恋也像文革年代那样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也许躲过了艾滋，躲不过别的。从根子上讲，如果不改变旧的愚昧的落后的习俗特别是在饮食上的习俗的话，类似的瘟疫还是躲不掉的。　　　　人类在过去的二百年间靠着对科学的信任和追求，一个又一个地战胜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疾病，这是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对待艾滋病，一样要依靠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来战胜艾滋病。艾滋病应该促使和激励文明前进，而不是引发文明的倒退。同性恋和吸毒并不是文明的必然，而是因为有的人打着文明的旗号。过去有个口号叫破四旧，对传统文化是一场灾难，但也有进步的一面。现在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于是很多过街老鼠一样糟粕坦坦然登上大雅之堂，五四运动快90年了，中国人科学观远没有树立起来，这才是对抗艾滋病最大的不利之处，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之所以有全球60%以上的感染者的原因。　　　　18年前的秋天，在北京南城的那间不大的血清学实验室里，面对着来自云南的二十多份艾滋病毒阳性结果，我的头一个感觉是，我所处在的世界从此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　　　　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会共存。3，共存　　　　很多人和我一样知道艾滋病毒就在自己的身边，可是却不知道在那里。也许当街头巷尾突然冒出一个举着针头见人就扎的艾滋病人，也许得知和自己一夜情或者N夜情的某位死于艾滋病，这个时候艾滋病就活色生香地出现了。对付艾滋病的威胁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一是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二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常说的公众的艾滋意识。　　　　提高公众的艾滋意识，其责任不在公众身上。中国的很多事往往把责任推给反正也没有代言人的公众，而公众也稀里糊涂地认了。在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上也如此，公众似乎在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完全是政府和专家的责任。　　　　艾滋病不是文明病，但却是社会病。艾滋病的流行和传播和社会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没有治疗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艾滋病的控制只能靠行为干预。就是说是一种单向的，由政府和专业人员指导的大众健康教育行动，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艾滋病出现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人们把它看做是发达国家的疾病。从第二个十年开始，人们发现艾滋病真正祸害的是不发达国家。这就是政府和卫生防疫的高下之分，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政府功能比较完善，卫生防疫系统比较健全，因此能够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艾滋病在这些国家的流行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医疗卫生的重点甚至得以重新回到关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诸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控制上。艾滋病在这些国家依旧存在着，只是人们学会了如何共存。　　　　但是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艾滋病成为公共卫生的首要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在一些国家比如南部非洲的各国，艾滋病如脱缰之马，全民的感染率处于20%到40%之间，那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拒不承认艾滋病的流行，或者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南非政府甚至闹出白人阴谋论的说法，结果这个国家无论在感染人数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名列世界前茅。相比之下，东非国家积极和国际社会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的艾滋病流行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发展中国家里，除了前面讲过的泰国和卢旺达外，古巴的艾滋病控制也是相当出色的。古巴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策略和国际上流行的行为干预不同，是非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就是加强检测，有可疑的就采血检测，查出艾滋病毒感染者之后一律隔离，用这种铁腕的做法来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的流行。　　　　这种方法是不是能从一个岛国推广到大的国家呀？大多数国家认为方法是好，可是根本做不到。国家大一点的很难全面查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开始好多年不发病，把人都隔离起来往轻了说是歧视，往重了讲的侵犯人权。只有当年的前苏联认为这个方法好，于是就采纳了这个方针。苏联垮台后，俄国和前苏联分出去的那些国家也继续这个方针。流行病学资料支持，1994年俄国只有136例艾滋病，乌克兰只有27例。他们也很自信：俄国人连性生活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艾滋病呀？　　　　但是，到2000年，俄国已经登记了8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专家估价实际数字要高10倍。外界估计仅2001年一年，俄国就有75000名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等于在3年内增长了15倍，到现在起码有一百万感染者。乌克兰1%的人口被艾滋病毒感染。造成这个原因是因为吸毒，在俄国的大中城市中，吸毒者起码50%被HIV感染，原因是共用针头很普遍，而这些人的避孕套的使用率极低，进一步把HIV扩散到其他人群，这一切都是没有行为干预的原因。前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卫生防疫系统因为经费不足而效率极低，连正常的免疫接种都难以保障。按他们自己的话说：站在海边，看着滔天巨浪滚滚而来，却无动于衷，只是坐以待毙。　　即便是在卫生防疫系统很健全的发达国家里，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美国为例，艾滋病毒的新感染率一直处在过山车的状态，好不容易降下来，又很快升了上去，其原因在于青少年。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讲究针对高危人群，除了性工作者、同性恋、吸毒人群外，青少年也是高危人群，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忽视，一旦稍稍掉以轻心，就会出现美国近年来的情况。艾滋病的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重点应该放在刚刚成熟或者正在成熟的青少年身上。不仅是对大学生，对中学生都要大力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特别是安全性行为的指导，恰恰是这一点，中美双方都难以切实落实，美国是因为教会，中国是因为意识形态，都以禁欲的教育为主，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角度，是不恰当的。　　　　从目前的科学进展来看，人类战胜艾滋病还遥遥无期，人类将和艾滋病毒共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人类的当务之急，或许不是废寝忘食地寻找杀灭艾滋病的绝技，而是要学会如何和艾滋病共存。　　　　既然艾滋病就在身边，就不能鸵鸟似地视而不见，要正视这个铁打的现实，学会像避邪一样远离艾滋病。也就是干预自己的行为，对艾滋病的易感行为也尽快改正。改正不了的比如毒瘾太大、就喜欢同性、生性风流等等，就要学会安全防护。值得小心的是医源性的感染，不要因为看病开刀甚至拔个牙都比祥林嫂还冤地被感染了艾滋病毒。　　　　远离艾滋病和对艾滋病病人的关怀并不冲突，对艾滋病病人歧视的问题不仅是在中国，而是个全球普遍现象。来到美国以后，发现虽然在公开场合没见到什么公然歧视艾滋病病人的，而且还总有站出来为艾滋病病人争权益的，可是在私下，这种歧视非常普遍，因此携带艾滋病毒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说出来的。　　　　在中国，从有艾滋病那天起，歧视就非常的严重。如今见怪不怪，歧视处于相对理性的程度，但在早期，那几位病毒携带者没让人把全家活埋了就很出乎我们的意外了。艾滋病患者走极端、扎艾滋针，就是被歧视到没有活路的表现。现在强调关怀，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靠总理和艾滋病病人握握手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关怀。中国防艾，需要的不是过场和形式，而是实干。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怀显得更为重要，也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给他们一份关怀，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不仅对他们，对我们一样有很大的好处。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逆转全球艾滋病流行趋势的目标看来可能是泡影了，而三年之后，中国是否能够出现有关专家预测的艾滋病感染者突破千万的情况，取决于现有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措施能不能生效？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态度已经趋向实际，比如开始为吸毒者提供注射器、大力宣传避孕套的使用、以及对娱乐行业从业人员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等等，就是正视吸毒、同性恋、和卖淫现象在中国处于禁止不了的状况，而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角度进行行为干预，这是政府在预防控制艾滋病上非常积极的举动，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和协助。　　　　艾滋病的流行和人类的行为关系密切，从行为入手，恐怕是现阶段我们所掌握的唯一的武器。4，我们的艾滋病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开放的国家，都不可能避免艾滋病，中国也不例外。艾滋病的出现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同步，而是有相当的中国特色，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艾滋病不是所谓西方腐朽文明所带来的疾病，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云南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敲醒了警钟，可是究竟如何办？戒除毒瘾从技术上非常难，尤其是在社会上充满诱惑的情况下，云南当地的结果是从戒毒所出去后复吸率几乎是100%。　　　　禁毒和戒毒也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问题，瑞丽吸毒者的文化程度很低，教育他们远离毒品非常难。可是在受教育的人群中，吸毒现象也很普遍，毒品这东西的诱惑非常厉害，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就是力量的问题。在医学院上生理课的时候，老师就用他在美国做手术时使用吗啡止痛的经历来说明毒瘾的可怕，连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在毒瘾面前都意志薄弱，更不要说一般人了。云南的经历起码让我坚定了毒品一次也不能碰的概念。　　　　在巴尔地摩进行的吸毒人群流行病毒调查中发现吸毒者一样共用针头，城里卖针头的有的是，价钱也不贵，可是吸毒的一来是没知识，二来喜欢群吸，你一针我一针就用一个注射器。我们采取交换针头的办法，就是你如果把旧的注射器拿来，我们给你换一个新的，还给钱，而且不用担心有人把你强行关进戒毒所，结果很踊跃。对收上来的注射器进行检测，发现大多有HIV。问教授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应该上大街免费发放他几十万只注射器呀？教授说那样的话明天中午就要在警察局吃午饭了，加拿大还真有艾滋病工作者因此被抓的。因为在北美，贩毒是非法的，在大街上大肆宣传应该怎样合法吸毒，也是犯法，因此只能躲在社区中心，以社区服务的幌子交换注射器，钻法律的空子。　　　　除了毒品上，在性行为上也一样。从专业的角度，为了尽快控制艾滋病的散布，应该尽快对性工作者进行教育，定期检查，要求使用避孕套这种可以很有效地预防HIV感染的方法；对一般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和青少年要加强预防HIV的教育，也就是使用避孕套的教育，可是这么简单的一点却很难做到。主流的宣传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提倡禁欲来达到预防HIV传播的目的。在道德水平下降的今天，这样的宣传可能有效吗？　　　　欧洲因为承认红灯区的存在，在这方面还算可以，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一样。由于宗教在美国的势力庞大，美国绝大部分地区嫖妓为非法，也不承认有妓女存在，因此就无法对这些人员进行监控。在大众宣传上，也无法进行安全性交的教育，因为有违上帝的意愿。在艾滋病开始流行后，教会一直在宣传这是上帝的惩罚，要求人们回归家庭对配偶忠诚。这样的说法从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无助于控制HIV的流行，特别是HIV在青少年中的流行。结果美国的HIV流行一方面在成年人中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年轻人和青少年中呈上升趋势。　　　　吸毒和滥交勉强算是西方腐朽文明的代表，而献血员中HIV感染则是十足的中国特色了。就在吸毒人群HIV流行吸引了各方的眼球时，献血员中爆发了HIV大规模感染，以河南的艾滋村为代表。其影响比云南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还大，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在国内的争议也很大，牵扯到地方政府、当地百姓、人权分子、民间抗艾滋病分子、血站和生物制品生产厂商、加上各级防疫组织，一下子把中国艾滋病防治推到了风头浪尖，把体制、腐败、民风等非常敏感的问题全带进本来应该纯学术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之中，使人终于体会到艾滋病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病。HIV经献血而传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中国有一个行业叫职业献血者，人数为数百万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靠献血为生的。在欧美国家没有这个职业，献血都是义务的，献血车开出来或者号召一下，便会有很多的人挽起袖子义务献血，在人们的意识中献血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血源上不存在短缺的现象。　　　　但是，中国的血源从来就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对于医院来说，人血是少不得的，关键时刻要靠输血救命，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是补血，很多没有必要的疾病也输血，造成血源更加紧张，因此医院必须要保证血源的充足。其办法就是找个血头去组织一帮农民，常年累月地给医院提供血液。这个血头就是所谓的血霸，这些农民就是职业献血员。除了血站和医院外，生物制品厂商也需要大量的血液，从中提取各种血制品，特别是艾滋病开始流行后，血制品可以出口创汇，因为纷纷上马。这些厂家索性深入到农村，给农民提供一条卖血致富的道路。　　　　献血应该每三月献一次，这样血细胞得到恢复。可是医院血站和厂家希望多多益善，以此为生的职业献血员也希望越频繁越好。于是有人研究出了单献血浆的办法。血抽出来后，把血细胞离心下来，再给献血者输回去，只留下血浆，因为生物制品所需要的成分都在血浆中，这样起码可以每月一次。这个方法的确解决了血液短缺的问题，但其后果非常严重。首先是基层血站图省事，一下子抽了好几个血型相同的，然后一块离心。沉淀下来的血细胞平分一下，给这几个人输回去。这中间要是有一个艾滋，这几位就都染上了。好一点的血站用机器，一边抽一边分离回输。可是一台机器连轴转，根本不消毒，结果传染得更厉害。使用这种方法后，献血员里面的各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很快接近100%。抽血的没有办法，只好下乡。正在这时候，HIV或者经过出国劳工，或者经过吸毒人员，已经进入了职业献血员这个特点群体。看到卖血赚钱，于是有一阵到处办血站，土法上马，收上血以后转卖给生物制品单位，直到出现了艾滋村。　　　　艾滋村最为外界所知的是河南省，其他省如湖北也有。后来国家三令五申，正规生物制品单位也不抽血了，可是出现了黑血站、血黑市。　　　　对血源的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单位没有意识到，而是没有办法管理。当时在进行艾滋病预防控制时发现国内的血站没有个统一的总站。能管血站的有地方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防疫部门根本插不上话，明知道早晚会出事，就是没办法。我们这些早期防艾的人撒臆症似的到处喊狼来了，就是没人听。直到狼真的出现了，马上跳出一群指手划脚的，揭露问题的有的是，解决问题的没几个，帮倒忙的却不少。　　　　在中国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努力下，在献血上基本达到控制，从来龙到去脉如果能把好关的话，除了现有的这些外，应该能够做到不再出现类似的爆发流行。在吸毒方面就难得多，云南只是一个口，还有新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毒品贸易的通道，最近中亚的前苏联地区艾滋病流行是全球艾滋病流行增长最快的地区，毗邻的新疆将会受到猛烈的冲击。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慢慢从地下孵出地面，早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调查同性恋的问题，而且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同性恋已经很普遍了，也存在和旧金山公共澡堂类似的地方。在这个人群中HIV流行的未来，取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是否能赶在HIV大规模侵入这一人群之前。　　　　将来还会有类似的中国特色的艾滋病传播出现，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体系会受到更多更严峻的考验，摆在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面前的最大问题，也是环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艾滋病？应该怎样有效地加以控制？　5，未来　　　　单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角度，一方面是全国范围的预防和控制，也就是全民健保和卫生防疫，另一方面是科学研究，从基础理论、药物到疫苗。发达国家是两方面一起上，哪条也不拉下，因为他们有这种实力。而不发达国家，则只能顾一头，轻重缓急，自然是从流行病学和卫生防疫等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只能抽空了，不能作为艾滋病对策的重点。　　　　在艾滋病初现于中国之时，国家投入不多，国际援助也有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正是抓流行病学和卫生防疫。近年来随着艾滋病的多发，国外援助多多了，国家在艾滋病上面的投入更是花钱如流水，可惜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　　　　中国究竟应该不应该大力进行艾滋病的基础研究，以及在治疗和疫苗等方面下大本钱？从感情上说，确实应该，如果我们真的富得流油了话。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基本的卫生防疫水平直线倒退，是个人都想着搞科研，进行国际合作。　　　　艾滋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个时髦的研究，美国的报纸电视里经常爆出重大发现之类的，某科学家在那里夸夸其谈一通，过几个月没准臊眉耷眼地要求把自己的文章撤回，不是污染了就是有造假的嫌疑。　　　　艾滋病研究这一行经费多，可是竞争激烈，想出人头地不光努力和聪明就成，要看能不能比别人更能跟风更会炒作，要不就是走偏门，传统的科学家在这一行里面已经比大熊猫还稀有了。要想站住脚，不要指望成为全才，一定要越专越好，研究就如同钻牛角尖，从大牛的角钻进中牛的角，然后再钻进小牛的角，最后能钻进蜗牛的角里。国际上是风气自然传到了中国。　　　　无论是艾滋病的预防还是研究，都要脚踏实地。中国最需要的是对大众的宣传教育以期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是国家多投些钱，多建立几条法规就是了。民间的力量是重要的，官方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艾滋病是一个系统科学，控制艾滋病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在这件事情上，起码中国中央政府和国家卫生防疫部门没有重大失误。还有很多兢兢业业地从事艾滋病预防控制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防疫人员，当年和我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人中，有人患了重病，有人已经去世了，中国艾滋病的流行没有像当初国际上预测的那样，就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　　　　无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是艾滋病病人，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权利，既有不当试验用小白鼠的权利，也有不被人当枪使的权利。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需要关怀，但关怀不应该是艾滋秀。　　　　如果艾滋病疫苗是我们对付艾滋病的首要武器的话，教育妇女则是位于其次的武器。妇女在艾滋病的传播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艾滋病传播上，男人往往是因为个人的危险行为而感染的，而妇女则是被动地被她们的配偶所感染的，是无辜的。在家庭和情侣之间艾滋病毒从男人传给女人，是艾滋病进入社会的关键。如果能阻断这个环节，艾滋病就有可能被控制在特点人群中。教育妇女，让她们具备艾滋病防护知识，也许是在不发达国家控制艾滋病的关键举措。其次是青少年，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掌握艾滋病自我防护意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十八年前，当我来到云南边境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人类起码要和艾滋病共存百年，我肯定会被逗得哈哈大笑。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断言，也会笑，但却是苦笑。艾滋病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加不可知。发达国家已经先行一步，基本上做到了救赎，而非洲的一些国家恐怕已经沉沦了。中国、印度和俄国等国家被认为是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下一个严峻的挑战。　　　　艾滋病的出现不仅是对人类科学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人类合作的严重挑战，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单靠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是毫无希望控制艾滋病的。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项目，史无前例地针对一种疾病进行全球范围的专项合作。10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放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成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全球艾滋病控制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该署于当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政府协调单位为卫生部，国务院成立了由各部门高层领导组成的多部门协调委员会，主导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可以说，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中国，艾滋病防治所受到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人类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迎击艾滋病的挑战？这种合作能否不为成见和政治所左右？我们的回答将决定人类和艾滋病的未来。　　　　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