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8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当了“后备”名人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无心插柳变专家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70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彩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血—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度蜜月的收获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很快我就发现，一条线等于５个点、零的写法等等。但要花更多工夫之后，我才发现线和点最初一次总是逢20进一位，但在第二次则逢18就进一位（构成360的循环）。我又研究出各个脸谱的意思：它们一定是代表多少日和周。回到美国以后，我继续研究。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因为开始时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但接下来，你会注意到某些经常出现的数字，它们加起来又等于其他数字，就这样一直研究下去。在古书内某个地方， 584这个数字显得很突出。这个584被分为236、90、250及8等周期。另一个显赫的数字是2920，或者是584乘5（或365乘8）。此外，那里有一个乘法表，都是2920的倍数，最大的是13乘2920，接下来是很多的13乘2920的倍数，很滑稽的数字呢！我看来看去觉得那全是笔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想通了它们是些什么。由于有些跟 584这数字有关的图形乃是代表日子，而584又被分得那么特别，我就想：如果它不是些什么神秘周期的话，就很可能跟天文有关。最后我跑到天文图书馆，发现从地球观测，金星的周期是583．92天。接下来236、90、250和8就明显起来了。它们是金星的不同盈亏期。作为晨星时，晚上就看不到它（这时它在太阳的另一边）；然后它在晚上出现，最后又不见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之所以会有90和8的差别，是因为当金星在太阳的另一边，它会比当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移动较慢。而236和250的差别，则可能代表了玛雅东地平线和西地平线的分别。我又发现附近另一个表上都是11959日的周期，结果这个表是用来预测月蚀的。还有另一个表呢，则是91的倍数，从大的数目往下降。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什么（其他人也没有）。研究进行得差不多之后，我终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文说明，看看我猜中了多少；却发觉他们说的全是废话！说明里会说这个符号代表土星，那个是神——完全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再不需要把它盖起来了；我也没法从他们的说明里学到什么。其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玛雅人的书，知道在这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叫汤普森（Eric Thompson）的人，现在我也收藏了好几本他写的书。当拜亚丝打电话给我时，我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早已搞丢了——我把它借给罗勃森太太。她先前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一些玛雅古抄本。她带给我看——我还记得回家时把它放在车子前排座位，边开车边想：“我要小心点开车，这是新的古抄本呢。”——但当我仔细一看，立刻发现它是假的。随便花点工夫，就可认出上面的图片来自德瑞斯顿古抄本的那一部分。于是我把我的古书借给她，后来忘记书在她那里。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千辛万苦的，才找到另一份由维拉哥它复制的德瑞斯顿古抄本来借给我。我重新计算，事实上我这次了解的比上次还要多：我弄明白了那些“滑稽数字”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以为它们是笔误，但我发觉这些原来都是一个更接近正确周期583．923的整倍数——玛雅人早已觉得584不够精确（就在研究金星周期的修正表时，我发现了汤普森先生很少犯的夸大推论，他说只要看看表中数字，你可以推论出玛雅人如何计算出金星的正确周期——用4次这个数字及一次那个差，就可得出4000年才出现一天误差的周期；那真是令人赞叹！特别是玛雅人观测金星才数百年而已。但事实上，汤普森只不过挑了一些数字组合，以得出他以为是正确的金星周期——583．92。但如果你考虑更正确的数字，像583．923，就会发现误差加大了。当然，你也可以再从表中找不同的数字组合，以得出583．923，而且准确度同样的高！）在洛城分校做完演讲后，拜亚丝教授赠送了一些很漂亮、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给我。几个月之后，加州理工学院要我在帕沙迪纳再就同样题材演讲一次。有位房地产商人借了一些很宝贵的玛雅神石雕以及陶瓷像给我。事实上，把这些古物从墨西哥带出来，大概是不合法的，它们十分宝贵，我们也特别聘请安全人员来保护它们。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举行之前数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大肆报道，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古抄本。直到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有３本古抄本（其余两本很难弄懂在写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古抄本早被西班牙传教士以“魔鬼之作品”的罪名烧掉。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她为我弄到一些纽约时报发表时使用的古抄本照片；我把它制成幻灯片，用在演讲中。但这本新古抄本是假的。在演讲中我指出，那些数字有马德里抄本的风格，但数字刚好是236、90、250、8——太巧合了！从千万本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小片古抄本，上面写的东西刚巧跟另一小片一模一样！很明显，这又是一些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一点创意也没有。这些只懂得抄袭的人，永远没有勇气弄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些真正的新事物，它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你可以用火星的运行周期，虚构一些神话，再画些图片，使用恰当的数字——不能太明显，而是用些周期倍数之类；还故意加一些神秘的“错误”进去。数字要花点工夫才能算出，那样大家会说：“哇！这一定是跟火星有关！”此外，更可以包括一些没法看懂的东西，而不是跟以前看过的东西相仿。那才是个好赝品。我的讲题是“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从这次演讲中，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于是再一次，我又“不务正业”了。听众排队进入演讲厅之前，经过这些玻璃柜子，顺便欣赏柜内那些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以及由荷枪实弹的守卫看守着、货真价实的玛雅手工艺品；随后，他们再听两小时的演讲，由这个业余的专家告诉他们玛雅人的数字及天文学，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分辨古抄本的真伪；听完离去时，再好好欣赏那些展示品。随后几个礼拜，葛尔曼也不甘示弱，做了６场精彩的演讲，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世界各种语言间的关联。教授鼓手上舞台我曾经教过一系列的物理课程，阿狄生－韦斯理（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将它编成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时，我们谈起这本书的封面应该画些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些课程是真实物理世界和数学的混合体，那么封面可以用一个鼓为背景，上面画些数学图形——一些圆圈、线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动时的静止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尤其是书里头也有讨论到鼓面振动这个问题。书出版时，封面是很简单的一大片红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里却有一张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作者希望书里有张打鼓的图片”。总之，每个人都很好奇，为什么那套《费曼物理学》（Feynman Lectures）的序言里。会有张我在打鼓的照片？因为鼓上又没有什么数学图形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不错，我很喜欢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在罗沙拉摩斯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没有什么消遣，没有电影院或什么的。但我在那里已废弃不用的男童学校内，找到一些他们搜集回来的鼓——罗沙拉摩斯位于新墨西哥州，那里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于是打鼓就成为我的消遣了——有时自己一个，有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不过随便弄些声音，随便打而已。我并不懂得什么特殊的节奏，不过印第安人打鼓的节奏还蛮简单的。那些鼓很不错，我玩得很开心。有时候我会把鼓带到远处森林里，以免吵着别人，在那里找根棒子击鼓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围绕着一棵树，看着月亮，边走边打鼓，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一天，有个家伙跑来问我：“在感恩节的前后，你在森林里打鼓吗？”“是呀，是我在打。”“噢，那么我太太说对了！”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个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声，走到住在楼上的朋友那里问，他的朋友也听到了。记住，这些人全都来自美国东部，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庆典之类，两个人便决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路走，乐声愈来愈大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庆典活动，于是他们趴下来，沿着小径匍匐前进，直到鼓声就在下个山丘后面。他们爬上山丘，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在进行他的庆典——围着一棵树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声念咒语。两人慢慢后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他：这印第安人看来很像正在施展什么法术。回家后，他们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她们说：“噢，那一定是费曼——他很喜欢打鼓。”“别胡说了！”他们说：“连费曼都不会那么疯狂！”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周围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谁。附近的保留区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罗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个是技术营区的技工；他们便问他看到的可能是谁。印第安人问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讲话。这个印第安人很以本族为荣：他留着两条垂到背后的大辫子，头总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里都很有尊严的样子，永远单独一个人，没人能跟他讲话。他太有威严了，根本没人敢跑去问他任何东西。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一定就是他了。（当我发现他们认为我可能是那么典型、那么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时，我觉得很高兴，那真是一项荣誉。）而跑来问我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罢了——作丈夫的总是喜欢证明他们妻子是错的；但跟其他许多当丈夫的一样，他发现他太太猜对了。鼓艺日精我的鼓打得愈来愈好了，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我也会表演一下。其实我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哈罗？”“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是，很对不——”“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知识分子味太浓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彩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哈罗。”“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好吧。”“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进行访问，弹奏音乐给学生听，而他想请我过去跟他同台表演。于是我们便一起为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办公室内），他打他的探巴大鼓。尤哥努经常都到各学校拜访，向学生讲非洲鼓、它们的意义以及介绍非洲音乐。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声精彩极了，他还灌了唱片呢。当时他在学医科，大战开始时（还是之前？）他回了阿尔及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尤哥努离开之后，我再没怎么打鼓了，除了偶尔在聚会上表演一两下。有一次在雷顿（Robert Leighton）家吃晚饭，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打鼓。我以为他们是要我表演独奏，便说不要。但他们开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来，我的手也痒起来了；我也提了张木桌，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许多很有趣的声音来。瑞夫和他的朋友鲁替梭沙都很喜欢打鼓，我们便开始每星期聚会，舒散身心，研究一些节奏和韵律。他们两人可真的是音乐家，瑞夫玩钢琴，鲁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会敲些有节奏感的东西，完全不懂什么音乐，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们编出了很多很好听的节奏，还到一些中学里表演。我们也在附近一家大学替他们的舞蹈课伴奏。我在布鲁海汶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觉得很好玩。我们自称为“三夸克乐团”——单从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教授登台打鼓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演讲，他们在一个地下室举行聚会，请了一队摇滚乐队来表演。乐队很不错，而刚好有只多出来的颈铃放在那里，他们便鼓励我试试。由于他们的音乐很有节奏感，而颈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因此我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音乐搞砸的。我后来还真的玩得很起劲呢！聚会结束后，主办人告诉我，乐队队长说：“哇，跑来玩颈铃的那个人是谁呀？他真会用那东西弄出好听的节拍来！噢，对了，这个聚会是替哪个大人物办的呢？他始终没来参加，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剧团，部分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其他的来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龙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类的，他们会找些教授来演。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来，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几年前，他们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带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总会里。导演觉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总会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错。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排练，女导演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会把乐谱拿给你看。”这下把我吓呆了，我从来不懂得看乐谱。我以为我只需要走上台，随便敲敲鼓而已。杰克坐在钢琴那里，他指着乐谱说：“好，你从这里开始，看到了吗，你这样打。然后我弹登、登、登”——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翻到下一页，他说：“接下来你奏这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暂停，让他们对话，在这里”——他再翻了好几页，说：“最后你奏这部分。”他给我看的这些“乐谱”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夹在横的直的线条中间。他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些东西。很幸运，第二天我病了，没法去参加第二次的排练，我请瑞夫替我去。由于他是个音乐家，他会很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瑞夫回来说：“那还不太坏。开头的时候你不能出错，因为你是起拍者，乐团的其他人等你的节拍才跟进，但在这之后就可以随兴地打了。有一段我们要停下来让他们讲对白，但我想我们可以靠指挥的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在这之前我说服了导演让瑞夫加入，因此我们将会同时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会减轻我太多压力了。瑞夫告诉我怎么打，那节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错。我从来没有试过打鼓而不准出错的，那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释：“左手、右手、两下左手、再来右手……”我很努力练习，最后，慢慢地，我开始把握到那节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天——才弄对。为芭蕾舞团击鼓几星期后，我们再去排练，发现那里有个新的鼓手——原来的鼓手不干了。我们自我介绍：“嗨，我们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噢，嗨，让我把它找出来……”他翻到那一页，拿出鼓棍说：“噢，这场由你们开始，这样……”棍子在鼓边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飞快，眼睛都在看着乐谱！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花了４天才把节拍弄对，而他却随看随手打！总之，在练习又练习之后，我终于完全把握住节奏，在剧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个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觉得很有趣，音乐也不太差；但开头那一段，就是不能错的部分，那真的很难。在哈瓦那夜总会的那一幕，部分学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编舞。于是导演找来加州理工学院某人的太太来编并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环球制片公司的编舞家，很喜欢我们的鼓技。当剧团表演结束后，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旧金山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什么？”是的，她正要搬到旧金山去，在当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学校替他们负责编舞。她有个构想，是编一出只用打击乐为背景音乐的芭蕾舞。她希望我们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们会的各种节拍都打给她听，她再从中找灵感编一个跟节拍配合的故事。瑞夫有点不愿意，但我怂恿他一起参加这次新经验。我唯一坚持的是，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个物理教授、诺贝尔奖得奖人之类的废话。我不希望，就像约翰逊（SamuelJohnson）说，如果你看到一只狗单用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会那样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别人说，我们是她在洛杉矶找到的音乐家，现在跑来替他们打鼓而已。我们到她家，把我们研究出来的各种节奏都表演出来。她记了好些笔记，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说：“好了，我要52次这一下，40节那个，这个多少多少……”我们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里做了一卷录音带。我们把所有节拍都打了几分钟，然后瑞夫利用录音机进行剪接，以达到她要求的长度。她拿了一个复制本到旧金山，开始训练那里的舞蹈人员了。同一期间，我们要按照录音带上录下的鼓乐来练习：52次这个、40节这个，之类。那时我们即兴打下的鼓乐（还经过剪接），现在我们却要丝毫不差地学会。我们要摹仿自己的鬼录音带！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数节拍。我以前认为瑞夫知道怎样数，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但我们同时发现一些好笑的事情。我们脑袋中负责打鼓的“表演部门”，同时也是负责数数的“讲话部门”，因此我们无法边打边数！不过，后来到旧金山参加第一次排演练习时，我们发现可以单靠看着舞者的动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数节拍。由于我们假装是职业音乐家，因此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说到一个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里有些早已出场的贵妇人。编舞家用来配合这一幕的音乐，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几年之前自制的一张鼓打出来的。原本我们没法从这个鼓敲出什么好听的鼓声，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椅上，把这个“怪鼓”夹在我们膝盖之间，一人很快速地用两根指头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两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变鼓调。现在它就发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种有趣声音。像极了职业乐师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声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们的录音带中这一段是随意录的），于是她想跟我们说明她的动作：“首先，我做这个动作４次，然后我弯腰筛沙子，８拍；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转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法跟得上她在说的，便打断她说，“你尽管跳好了，我会配合着打。”“你不想知道我会怎样跳？瞧，当我跳完第２次筛沙子的部分之后，我会这样跳８拍。”没有用，我什么都记不得，正想再次打断她的话，突然记起这个问题：那样我看起来不会像个真正的音乐家！幸好，瑞夫替我掩饰得很好，他说：“费曼先生碰到这种情形时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欢很直接的、很直觉地边看你跳舞边创造动感。让我们先那样试试看，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再修改。”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她正要弯腰挖进沙里面，她会先准备好挖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同时也可以预期得到的。因此事实上还蛮容易按照她的动作来弄出“必兹兹、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声音，而她也很觉满意。于是我们很险地度过差点穿帮的一刻。芭蕾舞演出很成功，虽然观众不算多，但所有来看的观众都很喜欢。去旧金山参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们对整个构想都不是那么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那位编舞家发神经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击乐；第二，他认为我们够资格替芭蕾舞配乐，还要付我们钱，这真是够疯狂！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受到什么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后却成了芭蕾舞团的职业乐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起先，我们也认为她找不到愿意跳我们鼓乐的舞者（事实上，就有位来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领事的夫人——认为这个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却好像很喜欢我们的鼓乐，第一次排练中替他们打鼓时，我就感觉十分畅快。当他们实际听到我们的鼓声时（之前他们都只用一个小卡带录音机来播放我们的录音带），喜悦之情是那么的真诚，让我信心大增。而从观众的评语中，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大大的成功。那位编舞家还想在春季时，再用我们的鼓乐来编另一出舞，于是我们又重复每个步骤。我们录下更多的节奏，她又编了个故事，这次以非洲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学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谈，学了些真正的非洲话，在舞一开始时唱出（加华——巴努马——加华——呜之类的），而我勤加练习，直到一切都很完美。后来，我们到旧金山排演了几次。第一次抵达时，我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晓得怎样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们用纸糊的难看死了；部分舞者在这些象牙前面跳舞时一脸尴尬。我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而只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接下来的周末表演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访艾尔赫（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办的某个会议中跟他认识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里，听他解说一些哲学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双眼突出，大声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后的地板上，就躺着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他把象牙借给我们，它们在舞台上看来棒极了（芭蕾舞者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巨大象牙，谢谢艾尔赫。我们的编舞家搬到东岸，在那里上演了这出加勒比海芭蕾舞。后来我们听说她以这出芭蕾舞参加了一项编舞比赛，跟来自全美国的各路人马较劲，结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她又参加了另一项比赛——这次在巴黎举行，跟来自全球的编舞者一同比赛了。她将我们在旧金山的鼓乐，用高品质录音技术录下来，带到法国去训练当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她参赛的经过。她表现很好，一直打进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两个舞团在竞争了：一团来自拉脱维亚，由正统的舞者跳出标准的芭蕾舞，外加十分优美的古典音乐；另一团是来自美国的“奇军”，团里只有两个在法国招募来的杂牌军，配乐又只有我们打的鼓声。观众很喜欢她那一团，可是他们不是在比赛谁最受欢迎，评审最后裁定拉脱维亚人赢了。事后她跑去问评审，到底她编的舞毛病出在哪里。“夫人，配乐不够理想。它深度不够，没有控制好起伏及强弱……”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当我们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乐的人，我们就被当掉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每星期三都到休斯（Hughes）飞机公司去授课。有一天我早到了一点，就像往常一样在跟柜台小姐打情骂俏，突然跑进来六七个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面。一个男的说：“费曼教授是不是要在这里讲课？”“是的。”柜台小姐回答。他问他的人能不能来旁听。“我想你不会很喜欢听的，”我说：“那些课蛮专业的。”只一会儿，那个看来很聪明的女士便想到了：“我敢打赌你就是费曼教授！”结果发现那个男的是李历（John Lilly），曾经做过一些海豚的研究，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感官丧失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实验箱。“是不是在那些情况之下会出现幻觉？”我问，觉得很兴奋。“真的会。”我一直都对梦中出现的影像或者是在脑中出现、却来历不明的影像很有兴趣，我很想亲自看看幻觉是怎么样的。我甚至曾经想过要试迷幻药，但我有点怕那样做：我喜欢思考，因此我不想弄坏“我”这部机器。而我觉得，单单躺在感官丧失实验箱里，对身体应该是没有危险的，因此我很想试试。我很快便接受了李历的邀请，去试他的实验箱；他们也跑来听我的课。感官丧失实验一个星期后，我就到他那里。李历为我说明实验箱的种种——我相信他跟每个人都会那样说明。那里有很多灯泡，好像霓虹灯，灯里面有各种气体。他给我看周期表，编了很多神秘荒诞的说法，什么不同的光会带来不同影响等等。他告诉我如何先把鼻子抵着镜子看自己，然后才进入箱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技巧和废话。我没怎么听那些废话，但我完全按照他的话做，因为我想走进箱里，我想也许这些准备功夫真的能让我较易产生幻觉。唯一困难的是选择什么颜色的灯，因为箱内将会是一片漆黑。感官丧失实验箱看起来很像个大浴缸，但它有个可以掀起来的盖子。里面完全黑暗一片，盖子很厚，应该会寂静无声。箱子接到一个泵那里，把空气打进去；但后来我发现，你根本不用担心空气不够，因为箱子里已有大量空气，而且你也顶多在里面躺两三个小时。此外，当你像平常那样呼吸时，你也不会消耗太多空气。李历说他之所以会装上泵，主要也是要让大家安心而已。我判断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便请他把它关掉，因为它有点吵闹。他们在水中加了泻盐，让它的密度较一般水大，使身体能更容易往上福水温是人体的体温，华氏94度或什么的，他全都计算过了。在箱子里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你不会有光：声音或温度方面的知觉，完全没有！偶然你会浮到旁边微微碰到箱壁，又或者由于水蒸气凝结后滴下来——但连这种轻微的干扰也绝少发生。我前后去了总有12次，每次大概在箱里躺上两个半小时。第一次时什么幻觉都没有，但后来李历介绍我认识一个据说是医生的人，他跟我提到一种用来作麻醉剂的药“卡他命”。我从来都对入睡后或昏迷时的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他们又给我看证明文件，给了我十分之一的正常剂量。随后我便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一直都无法分辨出那是种什么效应。例如那些药对我的视觉影响很大，我觉得我无法看得很清楚。但当我努力看时，我又看得见了。这好像是如果你不想看某些东西时，你就比较随便，全身懒洋洋的；但一旦你用心看，一切又——至少在那一刹那间——没问题了。我拿起一本有机化学的书，翻到一个很复杂的图表，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阅读。我还做了一大堆其他的事，像把两手张开再靠近，看看手指能不能碰在一起。而尽管我觉得方向感全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法做到，但事实上，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些事真做不到。元神出窍就像前面说过的，第一次时我没得到什么幻觉，而第二次试时我也同样没看到幻觉。但李历夫妇都是很有趣的人，跟他们一起很愉快。他们经常请我吃午饭；不久，我们谈论的层次提升，不单单谈灯光了。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实验箱很可怕，但对我而言，那倒是个很有趣的发明。我很清楚它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缸泻盐罢了，因此我不害怕。第三次去他那里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我在李历那儿碰到过很多很有趣的人——名字叫瑞达斯（Baba RamDas）。他来自哈佛大学，去过印度，写了一本通俗书叫《此时此地》（Be Here Now）。他描述他的印度大师教他如何“元神出窍”（在李历那里的布告栏上，经常看到类似的字眼）：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专注于空气如何从鼻孔吸入及呼出等等。为了要体验幻觉，我什么也愿意尝试，便再度进入箱内。进行到某个阶段，我突然觉得——这很难说得明白——我向旁边移动了一英寸。换句话说，我的呼吸——吸入、呼出、吸入、呼出，并不是在正中央：我的自我偏离了中心一点点了，差不多偏离了一英寸。我想：“那么自我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思想的重心在脑袋里，但他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呢？从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我早已知道对那些做过很多心理学实验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那么明显的。例如，希腊人就以为思想的重心在肝脏里。”我又想：“可不可能，这是由于我们从小看到大人说‘让我想想看’的时候，经常把手放在头上，因此而得来的观念？这样说来，自我乃是位在眼睛后面的观念，很可能是一代教一代而来的！”我衡量如果可以把自我往旁边移动一英寸，那么我应该可以把它再移开一点的，这就是我的幻觉开始了。试了一会儿，我可以使自我从脖子移动下去，走到胸部。当水滴到肩膀上时，我感觉它滴在“上面”——比“我”高的地方。每次有水滴下来，我都会吓一跳，自我就经过我的脖子跳回去平常的地方：然后我就要重新努力，让自我重新跑回胸部。最初我要很努力才能使它跑下去，但慢慢地就愈来愈容易了。我甚至可以把自我一直弄到腰部、偏到一边去，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那就差不多是我能抵达的极限了。另一次在水箱里的时候，我判断如果我可以把自我移到腰部，我也应该可以把它完全移到身体之外的。结果我可以“完全坐到一边去”。这很不容易说明——我把手举起，晃着水，虽然我看不到它们，我知道我的双手在哪里。但跟真实生活里不同的是，原本一边一只手的感觉，现在却有如两只手都在同一边！每根手指的感觉都跟平常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我的自我坐在外头，正在“观察”这一切。从那时起，我几乎每次都可以产生幻觉，也能将自我移到离身体更远的地方了。后来当我移动我的手时，我看到的情景，好像是机器在上下移动一般——它们不再是肉体，而是机器——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切的知觉。我的感觉跟动作完全配合，但我也会感觉到“他是那样那样”。最后，“我”甚至还能走到房间外面，漫游一段距离，走到一些先前曾经看到过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寻找头壳内的记忆我有很多种“元神出窍”的经验。比方，有一次我能够“看”到我的后脑勺，我的手则附在上面。当我移动手指时，我看见它们在动，但在手指之间我看到蓝蓝的天。当然那是不对的，完全是幻觉。但重点在于当我移动手指时，它们的动作跟我在幻想自己看到的动作完全吻合。整个影像会出现，而且跟你的感觉和动作吻合，就好像你在早上醒来时，碰到一些东西（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突然你很清楚那是什么。于是整个影像会突然地出现，只不过它很特别，因为你习惯了想象自我是位于后脑之处、在头壳以内，现在它在你的头壳的后面！有一件始终困扰着我的事情，是当我看见幻觉时，也许事实上我已睡着了，只不过是在作梦而已。但我已有过很多作梦方面的经验了，我想做些新的尝试。这真是有点头脑不清了，因为当你有幻觉时，你不像平常那般敏锐，因此你会做些傻事，像检查你是否在作梦等等。总之，我不断地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没睡着：由于我的手经常都在头后面，我就会把拇指来回搓揉，感觉它们的存在。当然，也许连这些检查都是作梦，但我知道我不是，我知道那是真的。过了最初期的阶段——也就是说，看到幻觉时会因为太兴奋而“跳出去”或停止幻觉——我变得较能放松，看到幻觉的时间也愈来愈长。一两星期之后，我开始想很多脑袋操作与电脑操作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信息如何储存的问题。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记忆是怎样存在脑袋里的呢？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取得信息，不用像电脑般首先必须找对记忆的档案。例如，如果我要找到“rent”这个英文字，我也许可以利用玩填字游戏的方式，寻找一个有四个字母的英文字，它的开头是“r”，结尾是“t”；我也可以想象各种收入，或者想象一些借贷之类的行为，这又可能把我们带到其他一大堆相关的信息上。我在思索怎样制造一个可以像小孩般学习语言的“摹仿”机器，那样我们就可以跟机器讲话了。但我想不出怎样把信息用一种有系统的方式储存起来，让这部机器按自己的需要取出信息。那个星期当我进入水箱里，产生幻觉以后，我试着去想早期的记忆。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再回去早一些的记忆，再早一些”——我一直嫌出现的记忆不够早，当我得到一个很早期的记忆，例如有关我出生的家乡小镇，那么立刻会出现一连串的回忆，全都是来自那个小镇的。如果我接着想到另一个城市的事情，例如斯打赫斯特镇，那么一大堆跟斯打赫斯特有关的记忆就会蜂拥而至。因此我的结论是，记忆是按照经验在哪里发生而储存的。我对于这项发现颇为得意，便爬出水箱，淋浴，穿好衣服，开车到休斯飞机公司去授课。因此那大概是我离开水箱之后45分钟左右，突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储存在脑袋里的；我只不过是在幻觉中，想象记忆是怎样存在脑海中而已！我“发现”的一切跟记忆实际上如何储存在脑袋中，毫无关联，只是我跟自己在玩的一些游戏罢了！幻觉招之即来在我跟李历的无数次讨论中，每当谈及幻觉时，我都向他和其他人强调，幻想某些事物为真，并不代表那些事物为真。假如你看到一个金球或什么，然后在幻觉之中告诉自己，它们是另一种智慧体，那也不一定等于说它们真的是智慧体，那只不过代表了你有这个幻觉而已。于是我也很意外，自己居然会以为真的发现记忆储存的方式，要过了45分钟才想起来犯了错误，而且这是我一直都在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另外一个我经常在想的问题是，幻觉是不是像梦一样，会受到已经在你心里的东西所影响，比方说，被一两天前的经验或者是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东西所左右？我相信我会有“元神出窍”的经验，完全是因为就在我要进入实验箱之前，大家刚好在讨论这个题目。而我之所以会有关于记忆如何存在脑袋中的幻觉，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礼拜，我都在想那个题目。我在那里跟很多人讨论过经验的真实性，他们反驳说根据实验科学的原则，如果某项经验能够重复，它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因此如果很多人都看到会说话的金球，不停地在跟他们说话，那么这些金球就一定是真实的了。我的想法则是，在这种情形之前，一定有那么一点关于金球的讨论，因此当实验者产生幻觉时，他会看到近似于金球的东西——也许是蓝色的球——他以为他在重复那份经验。我觉得我能了解，那些早就打定主意要同意某种观点，以及从实验中取得的认同之间，是有分别的。好笑的是，要指出其中分别并不难，但要定义清楚就很困难了！我也相信，外在环境和产生幻觉的人的内在心理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是有很多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还是相信幻觉里藏有真实性。这个想法也可用来说明许多释梦成功的例子。例如，有些心理分析师讨论各种符号的意义，以解释梦境；然后，很可能这些符号就在下一个梦中出现了。因此，我想也许解释幻觉和梦本身，是一件自我催生的事情——一般来说，你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如果你预先跟别人讨论这件事。通常我需要15分钟才能让幻觉出现，但是有几次，当我在事前吸了一点大麻之后，幻觉很快便出现了。不过，15分钟也已经够快了。经常发生的是随着幻觉的出现，也会有很多“垃圾”不请自来：很多混乱的影像、完全随机出现的废物。我也试着把这些垃圾影像记下来好作分类，但它们都特别难记。我想在那时候，我很接近入睡状态——好像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当你回忆是什么让你想到你在想的东西，你却想不起来。事实上，很快你就忘记你想记起来的是什么了。我能记得起来的只有像在芝加哥的一个白色路牌，上面有个什么点的，然后它就消失不见了，经常都这样。李历有好几个不同的实验箱，我们就做了各种实验。就幻觉而言，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大分别，我慢慢相信，水箱根本是不必要的。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之后，我觉得只需要静坐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那些花哨的装备呢？于是我跑回家，把灯关掉，坐在客厅里一张舒服的椅子里，但我试了又试，都不成功。离开水箱之后，我从来没有获得幻觉。我很想试试能在家里就看到幻觉，也毫不怀疑你可以靠冥想和练习来达到那种境界，但我从来没那样练习过。草包族科学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象，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30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拼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拼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玻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Ｘ，老鼠会做某些事情Ａ。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Ｙ，它们还会不会做Ａ。于是她计划在Ｙ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Ａ。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Ｘ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Ａ，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Ｙ，看看Ａ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1947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1937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３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本书由一舟书库整理，仅供试阅，支持作者，请购买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