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7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潮。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片给她看。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画？”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考虑一下吧！”他说。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来个意外惊喜。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所以，我决定开始卖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买画的原因，只是因为“物理教授通常不会画画，这多有趣啊！”所以我要取个笔名。我的朋友瑞特（DudleyWright）建议我叫“欧飞”（Au Fait），在法文里是“完成”的意思。我用英文音译为Ofey，刚好就是黑人拿来称呼白人的字眼。当然，反正我是白人，所以无所谓。尝试裸体素描有个模特儿想让我替她画一张素描，但是她没有钱。模特儿通常都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会来做这一行了。她说如果我替她画一幅画，她愿意免费当３次模特儿。“恰好相反，”我说：“只要你免费当一次模特儿，我就送你３张画。”后来，她把我送她的其中一幅画挂在房间的墙上，她的男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十分喜欢。他甚至愿意出60美元跟我订一幅她的画像（我的行情愈来愈见俏了）。然后，这女孩还想到要当我的经纪人，四处告诉别人“阿塔迪纳有位新画家……”兜售我的画作，她可以多赚点外快。这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有趣呢！她帮我安排在帕沙迪纳最高级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我的画，她和百货公司艺术品部门的职员一起挑了一些画——我早些时候画的一些植物（我并不很喜欢的画）——全部裱框。布洛克百货给我一张签好名的文件，上面说我有某张、某张画在那里托售。当然，最后连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那真是我的一大成就：我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谈别的，单单是我可以因此而告诉别人，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曾经达到颠峰时期，就够有意思了。大部分时间，我都透过左赐恩找模特儿，但偶尔我也会自己想办法。每当我碰到看起来对画画会有兴趣的年轻女人，我就请她们当我的模特儿。但通常我都只画了她们的脸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请她们裸体供我作画。有一次我去左赐恩家，跟他太太提到：“我从来没有办法让这些女孩裸体摆姿势，我不知道左赐恩是怎么办到的！”“你问过她们吗？”“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下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裸体摆姿势。“当然可以！”她说，就这样了，原来并不那么困难。我想是自己想太多了，老觉得问这种问题有些不对劲。到那时为止，我已画过很多素描；而在那个阶段，我比较喜欢画裸体像。我想那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一种混合体，但艺术究竟占多大成分，就不得而知了。左赐恩介绍的一位模特儿，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玩伴女郎，长得既高又漂亮，任何一个女孩看到她，都会十分嫉妒。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太高了，进房间时都半弯着腰。她摆姿势的时候，我试着教她“站直一点”，因为她实在是优雅、引人注目。她听了我的话。然后她又担心其他事情了：她的腹股沟有凹痕。我要拿出一本解剖学的书来解释给她听，之所以会出现凹痕，乃是由于肌肉附着在髂骨上；而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凹痕，只有像她这样身材匀称得恰到好处的人才会有。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不管长得多美，每个女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外貌。我想替她画一幅彩色的蜡笔画，作为一种实验。我想先以炭笔素描，再着上颜色。我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描，画的时候丝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我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让这幅画保持原貌。我的“经纪人”看到这幅画，决定把它拿去兜售。“你不能就这样拿去卖，”我说：“这只是用白报纸画的。”“噢，甭管它，”她说。几个礼拜后，她带着那幅画回来，画已经裱上了美丽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一幅画裱框后竟然可以美化这许多，真是一件有趣、但会令艺术家为之气结的事。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她们就去找裱画商。裱画商说有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裱白报纸：先把它浸在塑胶里，然后这样、再那样。这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把画裱好，然后叫我的经纪人把画带回来给我看看！那位女士还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多可爱。”我当然很高兴。这显示又有人能直接从我的画作中得到快乐，这才是卖画的真正乐趣。为按摩院作画有一段时间，城里有几家上空餐厅——你可以在那儿吃中餐或晚餐，跳舞的女孩起先只是上空，过一会就一丝不挂。其中有一家上空餐厅离我家只有一英里半，所以我常常前往光顾。我通常坐在那里，在画有花边的桌垫纸上推演一些物理问题；有时候也会画画跳舞女郎或者是其他顾客，稍微练习一下。我的太太温妮丝（第三任太太）是个英国人，她倒是很能接受我光顾这家餐厅。她说：“英国男人也常常去俱乐部。”所以，这就有点像我的俱乐部。餐厅里到处挂着画，但是我都不太喜欢。它们都是用萤光颜料在黑色天鹅绒上画的画，看起来蛮丑的，题材都是女孩脱掉毛线衫之类。我有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模特儿凯丝，画得很不错。我就把这幅画送了给餐厅老板，让他挂在墙上；他很高兴。结果，送画给他为我带来许多好处——餐厅老板变得十分友善，每次都请我喝东西。现在，每次我到那里，女服务生就会送来免费的七喜汽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跳舞，做一点物理，准备一下功课，或信手涂鸦。如果累了，我就观赏一下节目，再继续工作。餐厅老板知道我不想被打扰，所以如果有个醉鬼过来跟我搭讪，女服务生会立刻过来把他支开。如果来的是女孩子，他就不会做什么。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他叫吉安奴尼（Gianonni）。餐厅挂我的画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很多人会问起这幅画。有一天，有个家伙过来对我说：“吉安奴尼说，那幅画是你画的。”“是埃”“好，我想跟你订一幅画。”“可以，你喜欢画什么？”“我想画一个裸体的西班牙斗牛女郎，被一头人面公牛攻击。”“嗯，呃，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订这画的用途，会对我有点帮助。”“我想挂在我的店里。”“什么样的店？”“按摩院。你晓得，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有按摩女郎——明白了吗？”“是，我明白。”我不想画这个题材，因此我极力劝阻他：“你的客人看到这幅画会怎么想？还有这些按摩女郎感觉又如何？这些男人进到你的按摩院，看过画以后兴奋起来——难道你想让他们这样对待你手下的女孩子吗？”他不为所动。“假如警察进来看到这张画，你还能口口声声说你开的只是按摩院吗？”“好啦，好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得改变主意。我想要的画是，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这家按摩院没有问题；但当顾客看到以后，他会明白。”“好吧，”我说。我们谈妥了60块钱的价码，然后我开始在这幅画上下工夫。首先，我得想清楚要怎么画。我想了又想，常常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他的主意，画那个裸体的西班牙女郎。最后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画一个假想的罗马女奴隶，正在为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按摩，这也许是个参议员之类。因为她是个奴隶，所以她脸上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对未来带着点认命的态度。我为这幅画下了很多苦功。我以凯丝为模特儿，后来又找了一位男模特儿。我做了很多研究，很快地，我付模特儿的钱已经有80块了，但我不在乎钱，我喜欢有人委托我作画的挑战。最后，我画了个雄壮魁梧的男人躺在长台上，有个女奴隶在为他按摩，女孩穿的袍子遮了一半胸部，另一半裸露着，我把她脸上那种认命的表情画得恰到好处。我正要把我的杰作拿去按摩院交货的时候，吉安奴尼告诉我那家伙已经被抓了，而且关在牢里。于是我问上空餐厅的女孩子，帕沙迪纳还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按摩院，会愿意把我的画挂在会客厅内。她们给了我一串名字和地址，还告诉我“如果你去某某按摩院时，找弗兰克，他是个好人。他不在的话就别进去。”或者“不要跟艾迪谈，他对画一窍不通。”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放在我的旅行车后座。温妮丝祝我好运之后，我就出发往访帕沙迪纳的妓院，卖我的画。裸画卖给气象局在前往名单上的第一家按摩院之前，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先去问问原先那家按摩院。也许他们还照常营业，而且说不定接手的人愿意买我的画。”到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一点点缝，看到一个女孩的眼睛。“我们认识吗？”她问。“不，不认识，但是你想不想买一幅很适合挂在进门处的画？”“对不起，”她说：“但我们已经和一位画家签好约，他正在替我们画画。”“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说：“你们的画已经画好了！”原来那个家伙入狱前，已把这幅画的事情告诉了他太太，于是我进去把画摊开来给她们看。按摩院现在是由那家伙的太太和他妹妹在经营，她们对我的画不太满意，想找其他女孩来看看。我把画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所有的女孩都从后面各个房间走出来，开始发表评论。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奴隶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快乐，”她说：“她应该带着笑脸。”我问她：“告诉我，你在替男人按摩、而他没在看你的时候，你会笑吗？”“噢，不！”她说：“我的感觉就像她脸上表情显现的一样！但你不应该把它展现在画上。”我把画留给她们，但是过了一星期的反复质疑之后，她们终于决定不要这幅画。而原来她们不要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露的乳房。我解释我已经把那家伙的最初构想淡化了许多，但是她们说，大家对这幅画的想法跟他的不同。讽刺的是，这样一家按摩院的经营者对一个裸露的乳房，竟然会如此矜持，实在很有趣。最后我把画带回家。我的朋友瑞特是个生意人，他看到这幅画，我便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他说：“你应该把价钱提高３倍。没有人能真正确定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通常他们会想，‘价钱愈高，一定愈有价值！’”我说：“你疯了！”但是，纯粹出于好玩，我买了个20美元的框把画裱好，等待下一个顾客。有个在气象局工作的人，看到了我给吉安奴尼的画，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画。我请他和他太太到我家楼下的工作室来，他们问起我那刚裱好的画。“这幅要两百美元。”我把60美元乘以3，再加上画框的20美元。第二天，他们回来买下这幅画。于是，原本替按摩院画的画，后来就高挂在气象局的办公室内。上法庭作证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吉安奴尼的餐厅，逮捕了几个跳舞女郎。有人曾经想叫吉安奴尼停止上空秀的表演，他不愿意。最后整件事闹上法庭，地方报纸都登了这条新闻。吉安奴尼到处向老主顾求助，希望有人为他作证支持他，每个人都有借口：“我在经营夏令营，如果家长知道我到这种地方来，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办的夏令营……”或者是“我在做某种生意。如果报上登出来我去过这种地方，顾客会不再上门了。”我跟自己说：“我是唯一无牵无挂的人，我没理由不去作证。我喜欢他的店，希望它能经营下去。我更不觉得上空舞蹈有什么不对。”于是我告诉吉安奴尼：“好，我很乐意为你作证。”在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是，上空舞蹈是不是能为这个社区所接受？社区标准容不容许上空舞蹈存在？辩方律师想让我代表社区标准的专家意见。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其他酒吧？“有的。”“那么，你通常每星期去吉安奴尼的餐厅几次？”“每星期五六次。”（报纸上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每周看五六次上空秀。）、“吉安奴尼的顾客涵盖了社区里的那些阶层？”“几乎什么阶层都涵盖了：有做房地产的、有人在市政府做事，也有加油站工人、工程师、还有一位物理教授……”“既然社区里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上空秀，而且很喜欢上空秀，你是不是说上空秀应该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所以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事？”律师提出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律师反对。法官宣布暂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15分钟，决定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意思，是50％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尽管我逼着他们想得更精确，但是我也没有实际数字作为依据，所以我说：“我相信有超过50％的社区居民能接受上空秀，因此上空秀应该是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吉安奴尼暂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他的案子和另一桩类似的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这段期间，他的餐厅照常营业，而我依旧有免费的七喜汽水可喝。举办“欧飞”个展大概在同一期间，有些人试图在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一点艺术气息。有人捐钱把一幢旧的科学大楼改建成美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全都替学生准备好了，而且还从南非聘请了一位艺术家来推动学校的艺术活动。很多不同的教师都被请来授课，我安排左赐恩来教素描，还有人教版画；我也试着学版画。有一天，那南非艺术家到我家来看我的画。他提到为我办个展，说不定还蛮好玩的。这回我是在作弊了：如果我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绝不会认为值得为我的画办个展。“我有些比较好的画已经卖掉了，要我打电话给这些人把画借回来，我会觉得很尴尬，”我说。“不用担心，费曼先生，我保证你不需要打任何电话，我们会安排一切，把画展办得专业而且没有瑕疵。”我给了他一张向我买过画的人的名单。我的顾客很快就接到他的电话：“听说你有一幅欧飞画的画。”“噢，没错！”“我们计划办一个欧飞的画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画借给我们展览。”当然他们都乐意出借。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的地下室举行。一切都有模有样，每幅画都有标题，而且借来展出的画都有适当的说明，例如“吉安奴尼先生提供”等等。有一幅画，画的是绘画班的那位漂亮金发模特儿，我原本想用这张画作为阴影的研究。我把一盏灯放到她腿的高度，往旁边及上方投射灯光。她坐着的时候，我把实际的阴影画出——她的鼻梁在脸部投射出一个颇不自然的阴影，看起来还不太差。我也画了她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及胸部投射的阴影。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画一起展出，并且把标题定为“居礼夫人观察镭的辐射”。我想要传达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居礼夫人当成一个有美丽头发、裸露胸部的女人，他们只会想到跟镭有关的部分。有位名叫德瑞弗斯（Henry Dreyfuss）的知名工业设计家，在画展结束之后，请了很多人到他家作客，包括出钱赞助艺术的女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夫妇等等。其中一位艺术爱好者走过来和我攀谈：“费曼先生，请告诉我你是临摹照片还是画真的模特儿？”“我都是直接画模特儿。”“那么，你是怎么找到居礼夫人替你摆姿势作画的？”艺术家学科学那时候，洛杉矶美术馆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认为艺术家一点都不了解科学。我的想法是，艺术家不了解大自然的基本通则以及大自然之美，因此也无法在绘画中把大自然的这一面表现出来。美术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对科技多一点认识，应该更熟悉机械及科学的其他应用层面。所以，美术馆拟定了一个计划，在企业的赞助下，邀请当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去一些公司参观。艺术家可以随意在这些公司四处走动观察，直到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作为绘画的素材，美术馆认为，如果有一个懂科技的人可以在艺术家参观企业的同时，居间协调，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很擅于向别人解释事情，而且我对艺术也不完全是外行（事实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学画）。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旁协助，我答应了。跟艺术家一起参观企业，非常有趣。典型的情况是，有人拿个真空管给我们看，里面闪烁着蓝色、扭动的美丽光芒。艺术家兴奋极了，问我他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东西用在展览上，怎样才能让这种现象发挥作用？艺术家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他们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有个家伙是个特大号冒牌货，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戴顶大大的黑色圆顶高帽。他老是不清不楚地回答你的问题，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他话中含意或问他刚刚用过的几个字眼，他又把话题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最后，他对这次艺术与科学展览会的唯一贡献，是他的自画像。其他有些艺术家的谈话，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意义，但是他们会尽力说明他们的意念。有一次，我陪厄文（RobertIrwin）一起去某个地方。那是个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反复讨论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他想解释给我听的是什么，而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有趣而奇妙。还有些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伟大的魔术师，能制造任何东西，他们会说些像“我想画一张三度空间的画，画中的东西全悬浮在空中，发出闪光”。他们想像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完全不晓得这样想合不合理。最后，他们办了一个画展，并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尽管其中有些还算不错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参观企业界时激发出来的灵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佳作，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在绝望中赶着交出来的作品，和科技扯不上什么关系。其他评审委员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艰难。我并不擅于评画，我发觉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加入评审委员会。美术馆里有个人叫塔克曼（Maurice Tuchman），他真的懂艺术，他也知道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办过个展。他说：“知道吗，你以后都不会再画画了。”“什么？这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不会再……”“因为你已经办过个展了，而且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画家。”往后，虽然我继续画画，但是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投入和认真，也不曾再卖出任何一幅画。塔克曼是个聪明的家伙，我跟他学了很多。而如果我不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假聪明，真笨蛋５０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知识的支离破碎？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我就是个教授。”我说。“哪一方面的教授？”“物理——科学方面。”“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什么的原因？”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不了解身处的年代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伪装的笨蛋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Ｌ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电是不是火？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什么？”“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玻我想，这太好玩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遣坏盟撬敌┦裁础阏跬蚜耍?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噢？”他们说。“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啊哈！”他们说。“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犹太人的学习传统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你们就这样选书？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常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为学生选书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玻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评审书籍火山爆发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 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７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５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简直没希望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空白书也有分数？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３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３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 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流程也出问题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历史重演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４张图：第１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２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我把它转紧的。”“你为什么能动？”“因为我吃东西。”“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你有没有保留机票？”我刚好保留着机票。“停车费的收据呢？”“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但我们必须看收据。”“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我没有留。”“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台面下的动作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我要出去吃些东西。”“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诺贝尔奖害人不浅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300个学生挤在那里，结果一团混乱！诺贝尔奖后遗症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悉。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道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可否不领奖？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清晨3点半或4点钟打电话给我。“费曼教授吗？”“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太太问：“那是谁呀？”“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极失望地说：“有。”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青蛙仪式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常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颁奖前的煎熬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诺贝尔也疯狂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但是我不喝酒。”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88号来宾也不喝酒。”（88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1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发翻译。”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物理。”我说。“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回归自我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