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4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谜题揭晓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会呀。”“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费曼。”我说。“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我不会。”“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没错。”“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个我也不会。”“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那正是我的作法。”“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 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山姆大叔不要你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１站检查视力，第２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３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奇异公司。”“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鸡同鸭讲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１２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３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４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你会自言自语吗？”“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我认为都一样。”“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玻”我老实回答。“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把戏也失效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物理。你念的是什么？”“医学。”“这算是医学吗？”“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２５分钟！别人才５分钟呢。”“是呀。”“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是的。”“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对的。”“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只有几幢。”３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埃’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生命价值六十四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你都跟她说些什么？”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没错。”“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好，我就那样叫它。”“你相信心电感应吗？”“不信。你呢？”“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64。”“为什么你说64？”“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３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评语：有心理缺憾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觉得别人在谈论他。觉得有人盯着他。出现听觉催眠幻。跟自己对话。跟去世妻子对话。姨母在精神疗养院。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我用手指指着脑袋。他说：“不会吧！”“会呀！”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我实在疯了！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却得了个“Ｄ”——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理查德·费曼谨上结果：“缓役，健康因素。”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眼中无“物”心中有“理”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常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四处搜寻旅社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去哪里？”“旅馆。”“哪一家旅馆？”“随便哪家旅馆。”“你有预定房间吗？”“没有。”“现在房间不好找呢。”“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在沙发上过夜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８天后才开始上课。”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吉布斯（Gibbs）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展开新生活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你要不要再跳？”“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不，我是教授。”“呃？你教些什么？”“理论物理。”“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你是个新生吗？”“噢，才不呢。”“研究生？”“不。”“你是干什么的？”“我不要说。”“为什么不肯告诉我？”“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觉得自己油尽灯枯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荒谬的邀约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享受物理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有什么问题吗？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游水牛城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惹上麻烦有一次我进洗手间，有个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种卑劣的声音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张脸，我想把你的脸按到你的头里去。”我吓得脸变绿了。但我用同样卑劣的声音回答说：“滚开，别挡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他又说了些话，情况愈来愈接近打架边缘。但我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太知道要怎么打，更害怕会受伤。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赶忙站到离墙壁远一点的地方，否则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会撞上墙壁，那等于二度被打。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怎么痛，我还来不及想，却已回敬了那家伙一拳。我实在觉得很有趣，原来自己不用想就有反应，身体里的机件全都知道该怎样做了。“好啦，我们一比一平手了，”我说：“你还想打吗？”他往后退，继而离开。如果他跟我一样笨，也许我们真会把对方打死的！我跑去清洗一下，双手不停发抖，牙龈里流着血——我的牙龈向来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镇定下来后，我大摇大摆的跑回去跟酒保说：“黑白，外加水。”心想这会使我平静下来。留下黑眼圈我没注意到，刚刚在厕所里挨了我一拳的家伙，正在酒吧的另一头跟三个人谈话。一会儿，那三个又高大又粗壮的家伙跑过来围着我，居高临下、威胁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我们的朋友打架？”我实在够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吓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来了，跟他们针锋相对：“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朋友，是谁开始找麻烦的？”那些大汉没想到他们吓不倒我，全都楞在当场，随后还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家伙跑回来对我说：“你说对了，柯里经常跟人家打架，然后叫我们出面替他摆平。”“当然我对！”我说。那家伙坐到我旁边，柯里跟他两个朋友也跑过来坐在我对面，隔两个座位。柯里叽叽咕咕的说我的眼睛很难看，我回敬他说，他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继续嘴硬，因为我以为酒吧里的男子汉都那样讲话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了，酒吧内的人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酒保喊：“这里不能打架，朋友！冷静点！”柯里从牙缝中挤出嘶嘶声，说：“没关系，等他出去再整他。”突然，酒吧出现了个天才。这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丹尼！你什么时候进城里来的？最近好吗？”然后他对柯里说：“喂，保罗！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们会很合得来。干嘛不握握手？”我们握了一下手。柯里说：“呃，幸会。”大天才靠过来轻声说：“赶快溜！”“但他们说会……”“走啦！”他说。我一手拿起大衣，赶忙溜走。一路上我紧靠建筑物的墙壁，以防他们追出来找我。不过半个人影也没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馆了。刚巧这晚是我教的最后一课，往后数年，我也没再回阿拉比小馆了。（大约10年后，我回去过那里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优雅闪亮了，而是脏乱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换人，我跟他谈从前的日子。“噢，是的！”他说：“那时候来这里的，都是赌赛马的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都那么友善体面，更明白了为什么电话总是响个不停。）第二天起床以后，在镜子中一看，才发现被打过的眼睛已变黑变肿！那天回到绮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长室，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来：“噢！费曼先生！你这不可能是撞到门那么简单吧？”“当然不是，”我说，“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厕所内跟人打架。”“哈哈哈！”最麻烦的，是我还得照常上课。我走进教室，头低下来看我的笔记。准备好开始讲课后，我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讲课前的一句开场白——但这次口气较以前凶悍：“有什么问题吗？”还我一块钱！在康奈尔教书时，隔没多久我就回法洛克卫老家一趟。有一回当我在家时，电话响起来：是加州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代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加州这等神奇的地方打来的。电话另一头的家伙说：“你是康奈尔大学的费曼教授吗？”“没错。”“这是×××飞机公司的×××。”那是加州一家很大的飞机公司，可惜我忘了它的名字。那人继续说：“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核动力飞机的实验室。我们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多少百万美元……”天文数字！我说：“等一下，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让我说，”他说：“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请让我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说实验室将来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博士级的研究人员……。“对不起，先生，”我说：“但我想你找错人了。”“你不是理查德·费曼吗？”“对，没错，但你在……”“请你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讨论。”“好啦！”我坐下来，半闭着眼，听他说了一大堆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但我还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事情。终于他解释完之后说：“我把计划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当实验室的所长？”“你真的找对人吗？”我说：“我是教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不是火箭工程师，也不是飞机工程师。”“我们很确定没找错人。”“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你是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权拥有人，先生。”“噢，”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为这项专利的拥有人。我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只想继续在康奈尔当教授。”专利卖了一块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战时在罗沙拉摩斯有个官方的专利办公室、负责人施密斯（Smith）上尉是个大好人。有次他下了个通告给大家，大意是“专利办公室拟就各位正在研究的每一构想，以美国政府之名义申请专利。任何你估计大家都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核能或其应用之构想，均请到专利办公室，告诉我们为荷。”吃中饭时我碰到施密斯，我们一起回到技术区。在路上我告诉他：“你发出通告要我们告诉你每个构想，好像有点神经玻”我们继续交换意见，不知不觉已走到他的办公室了。我说，“关于核能的构想太多、太明显了，我跟你一整天也讲不完呢。”“像什么呀？”“没什么大不了！”我说：“例如：核反应堆……水底……水从这里进去……蒸气从那边出去……这就是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面涌进……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面出去……穿过空气——这就成了飞机。或者：核反应堆……氢气通过去……隆！这是火箭。又或者：核反应堆……不用一般的铀，而用加了氧化铍的铀，高温时效率提高……这是发电厂。随便就有几百万种构想啦！”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办公室。一切平静如常。大约３个月后，施密斯打电话给我说：“费曼，潜水艇已有人认领了，但其他３项都是你的。”因此当加州那家飞机公司的人策划设计实验室时，他们要知道谁是火箭什么、推动什么的专家，他们便用这个简便的方法：“看看谁在这方面登记有专利！”总之，施密斯要我签了一些文件，答应把那３项构想转交政府。这是些法律程序，但当你要将专利交给政府时，法律规定其中必须要有某些“交易”，否则文件便不生效。因此我签的那份文件上写着：“我，理查德·费曼，愿以一块钱的代价，出让此项专利给政府……”我签了这份文件。“我的一块钱呢？”“那只是形式，”他说：“我们没有编列这项预算。”“你搞了老半天，要我为了一块钱来签这份东西，”我说：“一块钱还我！”“这太无聊了吧！”施密斯抗议说。“不，这才不是无聊呢，”我说，“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你要我签，我可是个正直的人呢，我是认真的！”“好啦，好啦！”他气急败坏的说：“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一块钱好了！”“好呀。”我拿了一块钱，想到个好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块钱的饼干糖果（那时候一块钱可买很多东西），跑回理论组请大家吃，我说：“我发大财啦，各位！请你们吃片饼干！我的专利卖了一块钱！专利卖了一块钱！”每个有登记专利的人——很多人都签过文件——立刻跑到施密斯上尉那里：他们要拿那一块钱！开始时他还从自己腰包掏钱出来付，但很快就发觉自己快要破产！他急疯了，拼命想办法找些经费回来付这些钱。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你就这样问她们？我在罗沙拉摩斯造原子弹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到康奈尔教书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每当她提到某个男生时，我就会想，学期结束时我最好赶快去看看她，力挽狂澜。但等我真的赶到那里时，一切都太晚了，结果我就待在阿布奎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面对漫漫长夏，无所事事。汽车旅馆在66号公路上，名叫“卡沙豪华汽车旅馆”。公路穿过市中心，而旅馆过去不远有家小小的夜总会，经常有些娱乐节目。由于我没事可做，也因为我很喜欢在酒吧看热闹、交朋友，因此我经常到这家夜总会。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碰到一个家伙，大家开始聊起来。突然，我们注意旁边坐了一整桌的漂亮年轻女孩——我想她们是环球航空公司（TWA）的空中小姐——正在举行生日聚会。那家伙说：“来吧，让我们鼓起勇气去请她们跳舞吧。”我们便请其中的两人跳舞，之后她们邀我们去跟其他女孩一起坐。喝了几杯之后，服务生跑来问：“大家还要点些什么吗？”我想假装喝醉，因此虽然清醒得很，我却转向刚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子，用一种喝醉的声音问：“你要点些什么？”“我可以点什么？”她问。“你想要什么都行——什么都行！”“好呀！我们点香槟吧！”她很高兴的说。我大声地说，好让酒吧内每个人都听得见：“OK！给大家都来一杯香槟！”这时我听到我的朋友跟女孩说“趁他喝醉时敲他竹杠很差劲”，我便开始想，也许我犯了个大错误了。还好，服务生跑到我身旁弯下腰、压低音量说：“先生，一瓶16元呢。”我当下决定不能给每个人一杯香槟了，因此我更大声的说：“好了，没关系啦！”可是让我很惊讶的是，不一会儿服务生全副武装地跑回来——手臂上搭着一条毛巾，托盘上放满了杯子、一桶冰以及一瓶香槟。他以为我说“价钱没关系”，但其实我的意思是“不要香槟没关系！”服务生替大家倒香槟，我付了16元；而我的朋友很气那个女孩子，因为他认定她在敲诈我。但我觉得，一切就此打住算了——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晚上只不过是一连串新经验的开始。酒吧的冤大头我常去那家夜总会，那里的表演节目会逐日更换。演出者都是些跑码头的——他们的路线包括了像阿玛瑞努（Amarillo）以及德州许多天晓得什么的地点。夜总会本身也有一位长驻歌星，名字叫塔玛拉。每次有新的团体来表演，塔玛拉都介绍我跟团里的一些女孩子认识。女孩会跑来跟我一起坐，我买酒请她们喝，一起聊天。当然我想的不只是聊天而已，但每次到最后都没有发生什么。因此，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塔玛拉要费那么大的劲，介绍我认识这些好女孩；而尽管开始时一切很美满，最后我只不过在买饮料、整晚谈话。塔玛拉没替我那朋友介绍，但他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是冤大头。经过了几个星期的不同表演以及不同的女孩，来了一个新乐队。接照惯例，塔玛拉又介绍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女孩，我们又按照惯例买酒请她喝、聊天，她对我很好。中间她上台表演，表演完毕她回到我的桌子——我觉得很不错。其他人都在左顾右盼，心里想：“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使这女孩老跑去找他？”但晚上快结束时，她又说一些我已听过很多次的话：“我很想请你到我那里坐坐，但今晚我们有聚会，也许明天晚上……”我很清楚这“也许明天晚上”的意思：没机会。隔天，我注意到这个女孩——她叫葛瑞亚——跟节目主持人话蛮多的，不论在上节目或上化装室的时间都如此。有一次，当她在化妆室里而主持人刚好走过我的桌子时，我随口乱猜地说：“你太太是好女人。”他说：“是呀，谢谢你。”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以为她已告诉我了。等葛瑞亚回来时，她也以为他已经告诉我。于是他们一起跟我聊了一会儿，并且邀我在酒吧打烊后，到他们那儿坐坐。凌晨两点，我跟他们一起到他们住宿的旅馆去。当然，他们没什么聚会。我们谈了许久，看他们的相簿，里面有葛瑞亚跟她丈夫在爱阿华州刚认识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是个吃玉米长大、相当胖的女人；然后在后来拍的照片中她愈来愈瘦，现在她看来真漂亮呢！他教会她各种技艺，但自己却不识字。这真是有趣，因为他的工作是当主持人，在夜总会举办业余歌艺比赛时，必须读出节目及表演者的名字；而我一直都没发觉他怎样“读”那些东西！（第二天晚上我明白他们搞什么了）当葛瑞亚带领表演者上台或下台时，她瞄一下他手里握着的纸条，在他身边轻声告诉他：下一个表演者的名字以及节目名称是什么。他们是很有趣友善的一对，我们谈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提到我们刚认识的情形，问他们为什么塔玛拉总是介绍新来的女孩给我认识。葛瑞亚回答：“塔玛拉把我介绍给你认识之前说：‘让我介绍你认识这里的大阔客！’”我才明白我点那16元一瓶的香槟，以及那么夸张和令人误会的“没关系啦！”居然是项很不错的投资。看来我早已声名在外，成了一个穿得并不怎么体面，但永远愿意花大把钞票在女孩身上的人。学到交友秘招后来我告诉他们我的感想：“我算是个蛮聪明的人，但大概局限于物理学方面。酒吧里有很多聪明人——从事石油业的、采矿业的、大生意人等等——不停地请那些女孩子喝酒，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到了那时候，我明白其他人也没占到什么好处。）“怎么可能，”我说，“一个聪明人跑到酒吧里之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笨蛋？”那主持人说：“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来给你上课，以后你在这类酒吧内便可以无往不利了。但为了证实我并不是在胡诌，因此，首先葛瑞亚会想办法让一个男人买一杯香槟鸡尾酒给你。”我说：“好，”但其实我在想：“他们怎么可能做得到？”他继续说：“你要完全照我的话去做。明天你坐离开葛瑞亚远一点，等她打暗号给你时，你只要走过去便行了。”“是，”葛瑞亚说，“这很容易。”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酒吧里——一个可以看到葛瑞亚的角落。隔没多久，果然就有人坐到她身边。再过了一会儿，那个人看来很愉快的样子，葛瑞亚对我眨了眨眼睛。我站起来，不经意地走近他们。经过他们身边时，葛瑞亚转过身来，用一种很友善、很响亮的声音说：“嗨！狄克！你什么时候回到城里来的？你去哪里啦？”那家伙也转过头来看看这“狄克”是个什么人；我在他眼中看到一些我非常明白的事情，因为我经常陷入他现在的处境中。第一眼：“噢噢，出现竞争对手了。等我请她喝完酒之后，他就会把她抢走了！接下来会怎么样？”第二眼：“不，这只不过是个普通朋友。他们好像认识很久了。”这些我全看出来了，全写在他脸上，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情。葛瑞亚跟他说：“吉姆，这是我的老朋友狄克·费曼。”又看了一眼：“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对这个人好一点，那样她就会喜欢我多一点。”吉姆转向我说，“嗨，狄克。要不要喝杯酒？”“好呀！”我说。“你要喝什么？”“跟她的一样。”“酒保，麻烦你再来一杯香槟鸡尾酒。”确实容易极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晚上酒吧打烊之后，我又到“师傅”和葛瑞亚的住处。他们笑得前仰后翻，为事情顺利而高兴。“好了，”我说，“我绝对相信两位不是胡说八道。那么，我们的课呢？”“行，”他说，“基本原则是：那个男的想表现他的绅士风度。他不想给人不礼貌、粗鲁或吝啬的感觉。只要女的充分明白他的动机，她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因此，”他继续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充绅士！不要太尊重她们。而且，守则第一条是，不要买东西给她们——连一包烟也不要买——一直到你已问过她要不要跟你睡，而你已确定她会，不是在骗你。”“呃……你的意思是……你不……呃……你就这样问她们？”“好吧，”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课，要这样直截了当可能相当困难。那么你可以买一样东西给她——只能是一样小东西——然后你再问她。但另一方面，这只会使事情进行得更为不顺利而已。”神奇的一课往往，只要有人告诉我一个方向，我就会很快把握住其中诀窍。翌日，我拼命做完全不同的心理建设。我采取的心态是：酒吧那些女孩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她们只不过想骗你买酒请她喝而已，她们不会给你任何回报；我不要对这些一文不值的女人表示绅士风度……等等，反复练习，直到变成直觉反应一样。那天晚上，我准备试试这方法。我跟平常一样踏进酒吧，我的朋友看到我，立刻说：“嘿，狄克！等一下让你看看我今晚找到的女孩！她现在换衣服去了，立刻就回来。”“是呀，是呀，”我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坐到另一张桌子去，等着看表演。表演正要开始时，我朋友的女孩回来了，我跟自己说：“不管她有多漂亮，她也不过是在哄他请她喝酒而已，她什么也不会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