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医几度秋凉-6

(九十六)母亲活着时，常说要写本书。她说，医生当久了，对有些药，有些病会有一些特殊的体会，她想把这些体会告诉同行。我听了有些不解，病症和药性都在书上写着，所谓医生看病就是运用书本上的知识，这特殊体会难道还能体会到书外头去？母亲说，正是。比如用药，药性确如书上所写，可在用法和用量上，医生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医生就特别善于使用某些药，能让药发挥出书上没有写出来的作用。一位妇女血崩，用过中药也没有止住。母亲看完患者用过的药方，拿笔在上面补写一味药——薏苡仁，再用这付药，血就止住了。这曾让我以为薏苡仁是一味很不寻常的药，直到近几年见满街的杂粱店都有出售，才渐渐认可这是煮粥的米。可一把米能止住血崩？此后我还真留意过，却没见有谁把薏苡仁用做止血药。对中医治病的这种个别性，反对的人说，中医能治某个人的病，却不能治某种病。比如说，母亲治血崩的这个药方，要想得到科学的承认，那得一气用上四百例，其中三百例止住了血才能说明是有效的。可我看母亲治血崩的药方却很少重复，便是用同一个主方，也是有增有减，真就是同病异治。如果她有一个能一下子治疗三百人的药方，那早让我偷到手了。原先以为西医有单纯的止血药，有一次，我血崩，到医院求救。我说：“大夫，出车祸的，你们用什么止血？就把那药给我用上！”大夫说，有。就给我用上了。可是没管用。再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切除子宫。我说，回头再来切。出门买了瓶云南白药，先把里面的“救命子”吃了，又一仰脖吃了半瓶药末，然后去寻中医。一个熟人告诉我她刚做了子宫全切除手术，原因就是血崩。我听了不由得暗皱眉头。她炒股赔了好几十万，痛不欲生，一个女人急火攻心，气血妄行，出现血崩现象，从中医角度讲不足为奇。可她也没用中药调理一下，就这么断然全切了，不能不让我感到挽惜。她尚年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听她絮絮叨叨地说今年倒霉，什么坏事都碰上了，我就知道她没有意识到这些倒霉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我毫不怀疑切除子宫能止百分之百人的血崩。我承认中医治病的靶目标不象西医那么直指，有时效果不如西医直接。但我们能否因西医的方法绝对有效就施行“一刀切”？中医之所以考虑个体差异，同病异治，有如教育中的因人施教。我们能否因有学校教育就说家庭教育是原始的、落后的，应予取谛？如果仅有学校教育就够了，那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妈妈实在是有点浪费。象老赫胥黎写的《未来新世界》，孩子们统一由工厂制造，用统一的模式培养，将母亲们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是不是最科学？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是十分必要的。威廉王子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最好的，可用在我女儿身上不合适。同样是受良好的教育，哈里王子与他哥哥又有很大不同。而戴安娜之死对她两个儿子的教育来说，绝对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如果没有当母亲的做个别调适，许多人不是用所受的教育否定现实，就是用所处的现实否定教育。在中西医之间做好与坏、对与错的对比，如同在母亲之间做这类对比，不是不可以，但要看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互相切磋，共同提高，那是好事；要是用于淘汰，令“不好”的母亲下课，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很庆幸教育专家手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不能对母亲们象对老师和医生那样进行等级评定，按级发放工资。不然的话，非毁了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可。我一个朋友赶儿媳出门，说儿媳对孩子影响不好，不如由爷爷、奶奶来带。我劝朋友还是尽力帮助儿媳改进，而不要直接插手孙子的教育。母亲对孩子的作用真就不是简单地用教育标准能衡量的，顶尖级的教育家也不能替代一个文盲母亲。在妇联工作时，有被遗弃的孩子一时不能安置，我就带回家来同女儿放在一起养。大家都说我待弃儿如已出，可我知道是有差别的。区别在于，我对代养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是有意义的，或给吃，或教东西，或领着玩，都能说出名目来。而对女儿，我却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动作从教育角度看，毫无意义，可以说是无聊之举。可是，正是这些无聊之举，才将孩子滋润的花儿一样。许多意义不是从事物表面能分析出来的。女儿小时候偷听人家谈恋爱，然后奇怪道：“原来谈恋爱就是谈天下最无聊的话啊！”西医举动的意义总是事先明确，而中医有时却得事后判明。所以说，中医治病有创造性成分在其中。我们常把事后明确意义的举动称为创举。如今大家都承认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创造型人才。其实，培养知识型人才很必要，但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全是知识型的时，就会出现知识型人才排斥和扼杀创造型人才的现象，这才是教育的弊端。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创造在我们今天是不被攻击和批判的？要讲与病人打交道，西医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历史悠久的中医可能都遇到过。研究中医为什么不象西医那样治病，可能比单纯的批判对改善今天的医学更有帮助。我们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救了人得不到感谢，救不成人会自身难保。因为救人是“白衣天使”的本分，救不成人就不是“天使”而是骗子。骗子和天使的唯一差别就是能否兑现承诺。反对中医的人总说中医骗人，我不否认有些中医对治病大包大揽，搞承诺。可这种做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知道医院和学校不是骗子，医院和学校门口横幅上书写的承诺，是出于诚意而不是欺骗。但其达到的使人放弃自我，无所承担，只等承诺兑现的效果与骗子又有何异？如今人们是如此地习惯和需要承诺，以至于得不到承诺就会感到失落，一旦承诺没能兑现就恼羞成怒。于是，当孩子没成才，病人没治好时，人们大骂学校和医院的的话语，怎么听也是在骂骗子。那些对人生做出全面承诺的邪教本不难识破，可当寻求承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那么，连许多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蜂拥追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九十七）星期天到农村去玩。啃着玉米、嚼着花生，和农民聊着今年收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话题。村民对村卫生所的赞扬让我感到奇怪，缺少仪器设备和高水平医生的村卫生所怎么可能受到农民的欢迎呢？村民骄傲地告诉我，诊所里的小大夫不仅能听诊、打针、还能针灸和配中药，所以受到认可。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请村民领我去卫生所参观。这是一座近百平方米的平房，砖瓦结构，外贴瓷砖墙面，房前打了水泥地，挺象样的。室内隔出五个空间，一间是有八张病床的病房。去时，三张床上有人打吊瓶；一间三平方米左右的配药室，是配注射用药的；一间一床、一桌、一椅的诊室，桌上有一台联网的电脑；一间药房，放三架药品；最后一间较大，是中药的储藏和加工间，放着三个装满中药的药柜，柜门上满贴着写着药名的纸条。案子上有翻开的中药书，案边是药碾子……卫生所只有一位大夫，是个年近三十的小伙子。我注意到，卫生所的墙上贴着好多张有关针灸、出诊、医保、药价等事项的告示。其中一张针灸价格表，我看了又看，觉得颇能反映出小大夫的行医方针。告示注明，针灸的价格原则上是每日五元，但治不同的病，价格上下有所浮动。象治高血脂，脂肪肝这类的富贵病，收费达每日十元。而牙痛，气管炎这些痛苦程度比较大的病每日是两元。我知道，象治牙疼这样的病，一日针灸次数可达三次之多，算起来一次费用不到七角钱。看来，小大夫的收费原则与大医院正好相反，不是按自己付出劳动的多少而是按疾病的痛苦程度反比收费，这很有些我母亲的收费特点。我在卫生所的医保单上看到，这个村实行一种简单的医保，每人交费十元，保一年。我算了一下，小大夫管三个自然村，近千人口，总额近万元。村民说，交了这十元，一般情况下，感冒、发烧打吊瓶就不再另收费了。在村民家电话旁，我看到贴有这个小大夫的手写“名片”。村民说，家家都有小大夫的这张“名片”，有事打电话，小大夫是随叫随到。我问村民，在卫生所墙上贴的告示中，我看到出诊费注明一次是十元，农民怎舍得花十元钱叫大夫到家中来看病呢？村民告诉我，这十元的规定也只有在冬天才执行，夏季出诊并不要出诊费。三个自然村相隔三、四里地，冬天下大雪时，尤其是在夜里，出诊是很辛苦的。可这位医生不辞劳苦，服务态度非常好。村民对我说，村里有这么一个医生，真是大家的福气。年轻医生正和村里的“小芳”谈恋爱，准备结婚。看来是要在农村扎根了。对这门婚事，农民们很赞成。看到诊室门板上写着的诊脉歌诀，我知道小大夫对中医还不是很熟。村民说，小大夫只能给大人打吊瓶，小孩子一哭，他就找不到血管了。村民们不知道小大夫的学历。见他紧张、警惕的样子，我也没敢问他毕业的学校，估计学历不高。如果只单打中医或西医任一种，他的医疗手段都会稍嫌单薄。我想，乡村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存在方式可以说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对此，西医和中医都有反对的。但我要说，反对无效。我同意中医和西医就象扬树和柳树一样是品种不同，让这两种树结合不太可能也无必要。但我认为，扬树和柳树是可以在盖同一所房子时结合，中医和西医可以在这个卫生所里由同一个医生同时用于治疗疾病。在这个卫生所里，中医疗法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并受到农民的欢迎。有人会说，这个小大夫的所谓中医疗法算不上医学，顶多是一种安慰疗法。对此，我不反对。我甚至怀疑小大夫给村民挂吊瓶的必要性。因为按美国医生的观点，中国人所打的大多数吊瓶都没必要。如果美国医生说得对的话，这个小大夫施用的西医疗法也应属安慰疗法。可这样一来，这个卫生所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而我们在社区搞诊所也同样没什么意义了。如此推论，这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了。无论是按中医尺度还是按西医尺度衡量，这个乡村医生的医学水平都可质疑，对此，我无从辩护。但从村民对他的一致赞扬中，我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医术并不是第一重要的。在卫生所内，我看到了大大小小不下二十种登记管理册，小大夫在对近千人口实行着医疗管理。村民有病找到他，他能拿出治疗办法，能给病人和家属出主意，想办法，联系上级医院，请教更高明的医生……他采取的行动能给予村民以安全感、归属感，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现代人以为如今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独立和有个性，不想被人“管理”。其实不然，如果你自由到没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在乎你的生老病死，我想，这种自由也是一种悲哀。我曾对年轻的同事说，别以为来上访的人就是来讨说法，要注意到讨说法背后的无所依托，找寻安全的失落感，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接待上我们无论怎样热情、耐心、细致都不多余。从这一点上讲，有人嘲笑“赤脚医生”的医术实在是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其实，当我看到年轻医生那台质量很好的联网电脑时，我对他作为乡村医生的能力并不担心。一位朋友经血不止，不知再怎么治好。我随手在电脑上一搜索，看到一个简单办法：灸隐白穴。还配有照片，穴位用红色在人体上点出。于是，用一棵香烟试灸这个穴，竟真的好了。所以，乡村医生通过电脑使用“机器医生”也可以为他治病提供参考。如今中医也研制出“机器医生”，在网上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虽然“机器医生”不能当真医生用，但其提供的多种治疗方案的确能给年轻医生以启发，加之网上有许多中西医论坛，想请教学者也不难。医学固然很伟大，但治病却不是非学完所有医学课程就无从下手。我对刚到手的手机、数码相机等物总是先研读说明书，学习使用方法。女儿每见到便觉多余：“这还用看说明书吗，摆弄一遍不就知道了？”可对我来说，不看说明书根本就不敢动一个键子。我就是把一本电脑书看烂了，又跟了两期电脑班学习才会使用电脑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既不看电脑书，也不上电脑班，这捅捅，那按按地摆弄一番，很快就会使用电脑了，其速度比我的正规学习快多了。用读书、老师教授的方式固然是正规的学习，但事实证明，年轻人的“摆弄法”却往往是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的学习。乡村医生之治病正如青年人摆弄电脑，不能说非通过正规学习不能掌握。中国古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人体的把握虽然没有理论指导和老师讲授，但他们没有失去人类通过“摆弄”而了解事物的能力。正是人类的这一天赋产生了中医。(九十八)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二百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病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如果是在外国，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这样看来，《黄帝内经》做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象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象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于象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二百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象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与不留？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咬钉嚼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既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容质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象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九十九）母亲因心脏病卧床期间，我曾跑遍全市各大医院进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难的问题。病人住院，头几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里的病人才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转入病房。病人24小时的护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实，那时的医院并不少，各大厂矿、学校都有自己的医院，而且规模不小，可还是人满为患。相比市医院，各大单位职工医院的条件要好得多。职工医院只收治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职工免费，家属半费。三十多年前也存在医患矛盾。但矛盾的焦点不是钱。既然医院是工厂、学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挣工人、学生钱的问题。但与现在医生想留住病人相反，医生普遍不愿意给人看病,更不愿开药,巴不得没人来。我在工厂和学校时找医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给开药。我一个同学就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医生这种作风，是我拿着糨糊帮她贴在医院大门口的。十八九岁时，我热爱科学，推崇西医，且血气方刚，对母亲有很强的责任感。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可我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住不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职工医院”。虽然我把责任归咎于她自己不该丢了工作，但还是接受不了母亲得不到现代治疗的现实。于是，铤而走险，我借了一本《家属证》，冒充家属，不容母亲分说，强行将她送进我市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如愿以偿地，我让母亲作心电图、拍X光片、打强心剂……享受了现代医疗。时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还是“黑五类”子女。看我在医院里招摇撞骗，理直气壮地讨医要药，如同吃了豹子胆，母亲吓得不敢作声，闭上眼任我摆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时结账，总共花了十元钱。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三十几元，看来当年的医疗费确实不贵。当地医院的措施用尽了，治不了母亲的病。母亲的心脏病是器质性的，非药物能治，唯有做人工心脏瓣膜更换手术。那时做这种手术的，比现做换心术的还少。可依我看来，为了生命，为了科学，便是技术不成熟、风险很大的手术也应当做。一旦寻找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不惜任何代价送母亲上手术台。我的想法和做法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为了给她治病我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这令她非常担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她，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她十分心疼；看到我为照顾她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在我看来无所谓的问题，在母亲看来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生活。母亲无法说服我。治病，用尽方法给母亲治病，难道不是做儿女应做的事吗？生命，用尽所有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么？对于母亲采取的自杀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释怀。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视，不仅被世界人权组织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医学提出。生命的价值在学者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变得一个与八个不能相比；罪犯与工程师不能相比；母亲与孩子不能相比。至于金钱，就更不能与生命相比了。我一位生病的同学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结婚钱花光了，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他认为，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劝他为儿子考虑一下。他说，难道有钱人的命是命，我因为钱少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我知道他说的对，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这位同学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将。而他的儿子三十好几，连女朋友也没有，整天闷闷不乐。如果没有母亲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为母亲，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我会完全同意关于生命价值的主流说法。可如今，我能否倾家荡产做心脏手术连女儿上学钱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几百万，我能否用来治病让我女儿由富人变成穷人呢？有人说我把钱看得太重了，钱是什么东西？是符号，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复来。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生活方式问题。现在的心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价格高昂不说，换人工心脏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药；使用生物心脏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进行开胸手术更换新的瓣膜。我能否为了生命，为了科学，接受这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呢？钱，对我来说不是符号。无论人们折腾钱把人们的观念折腾得怎样乱，可我还是看得见钱所代表的资源。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还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钱，做为符号可以崩盘，它所代表的资源不会危机？当我们以金钱的形式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视资源如粪土？在为患白血病朋友筹集捐款时，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三十万是最低手术费用。我对她说：“只捐三十万，就用这些钱赌一下，如果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就不治了，请你死时闭上眼睛”。这种破釜沉舟的治疗方针居然产生了奇迹。在学者们还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许多母亲却在用牺牲解决这一问题。看一部日本影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儿子按村里的规矩把上了年纪的母亲背到山上抛弃。与母亲告别时，儿子把身上带的饭团给母亲留下，母亲又给他塞了回来。资源是宝贵的，那怕是一个饭团也要给儿子留下；生命可以复来，儿子就是母亲生命的再现。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多到把牺牲这个词从人类字典中抹去。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资源互补。西医可以是饭团，中医是青菜，如果饭菜搭配可以填饱肚子，为什么只为饭团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许搭配点青菜？我试探地问女儿，将来她怎样处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说，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开胸手术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会给我实施安乐死。我听了顿感轻松，同时自责地想，如果当年我有女儿这态度，母亲又何必急于自我了断呢？一O O朋友向我哭诉儿子学习不好，不肯用功,“什么道理都讲了，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毫无效果……”。我说男孩子开窍较晚，很可能后发制人，劝她沉住气不要绝望。她问其中的道理。我说可能与男孩的肾气是否蓄足有关。在肾气不足时，他们懵懵憧憧的，别说妈妈哭劝，便是抹脖子死谏，也不为所动。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开始懂事了，听得进大人话，学习也开窍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近几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多是女生当状元。几位当老师的朋友感到困惑，这男生怎么了,后劲哪去了？有的说是女孩子变聪明了,有的说是现在的课程不适合男孩子学习，还有的说是阴盛阳衰。我说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学习的结果。肾气不足时逼孩子学习如同水库有点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会有学习上的势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养神不足，精气神无法达到天然储量，其结果是让我们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不仅当中医的母亲强调让孩子养精蓄锐，便是我奶奶也常说：“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生长期用神太过，不仅使许多神童长大后江郞才尽，也使后代遗传不足。都说现代人的精子质量在大幅下滑，可别三五十年后研究出是因为早期教育过度造成的。我为朋友的儿子说情, 争取孩子能出去踢会球。摆了半天道理，朋友说体能与智能没什么直接关系,举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例子就把我的请求给否了。我奇怪他不仅没有中医的养生观念，竟连西方的健康观念也没树立起来。这种只承认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的认识方法如果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又成了“东亚病夫”，我们还会怪罪谁呢？一对一的思维有如多米诺骨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一味推倒没商量。科学卫士还以为不尊重科学的现象是传统文化作怪，时常错拿中医这类传统文化开刀惩戒群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间接作用，恰恰能够有效阻断多米诺效应。例如科学没有揭示出同性恋的机理，但不妨碍人们开明地表示理解,不仅影视文学追捧同性恋题材，各国也争先以颁布同性婚姻法来标榜文明和进步。这种多米诺效应先是把爱情弄得没了性别之分，接着又把友谊彻底摧毁，继而促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要改写历史。大学里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搂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摇过市，得意地向男孩子们宣称她们是同性恋者，看到男孩们嫉恨的目光，她们感到酷极了；研究人员审查历史人物,一个个套用，连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也遭到质疑；一个朋友认定我是同性恋，证据是我不和女人计较。我让她正视我结婚生子这一事实，她说，那你就是双性恋。我反问：“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怀疑有些日子了；一个年轻人想当然地同情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者，说他们受到了迫害。我说那时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女护士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俩“不结婚，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没人去管她们的事。男同性恋之所以受到了打扰，是因为他们搞到了家外头。相对于通奸、婚外恋等，同性恋在当时所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而同一时期的外国并不见得比我们宽容。如果说我们对同性恋确曾存在过所谓的偏见和误解，那也是从西方舶来的。李银河抱怨人们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说人们怎么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们认定她提倡同性恋、一夜情、婚外恋等，而她却极力否认，在多米诺的世界里她一再伸辩自己只推倒了一块骨牌。人本是一个天然定位系统，不仅时时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难以定位。都说现代人浮燥，飘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难。所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儒学、宗教还有信徒，不是由于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如果手头没有高精度的定位仪，我不会拒绝使用指南针；科学不能解释同性恋，我不会拒绝使用阴阳图解释。总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随风倒伏。母亲曾用阴阳图解释男女的存在状态。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母亲说，靠近鱼尾的颜色应该是渐灰，表示阴阳强弱程度的变化。在这幅图中，不仅男女相恋，便是同性相求也无不符合阴阳理论。从阴阳图上看,李银河所争取的主要是鱼眼睛这部分人的权益，并不是要改变阴阳鱼的颜色。在这幅图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黑鱼的腹部，这个位置与其它各部位的阴阳电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谊成分重，但爱情火花小，不是能扛得起爱情大戏的角。基于图中所显示的多种阴阳组合方式,我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会避开是非评价，而力促各种家庭模式的形成。在妇联工作时，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我笑了。且不说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职权范围，单就他找妇联求助这点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为女人了。这时帮这男人振兴阳刚之气就不如促成阴阳互补的家庭模式形成来得实际。我们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补，何尝不是阴阳互补？出于对阴阳图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时，我曾上书国务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从家庭责任的担子下“解放”出来。因为在国家还没有能力负担老人和孩子时，不能轻易放弃婚姻家庭的社会功用。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关系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我知道历史的卡尺正从阴阳图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带。正因这一移动，一夜情、婚外恋、同性恋开始走出冬季，而婚姻进入冬季。这里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别，只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分。因此，当听到李银河为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时，我觉得她的做法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反季节行事。因为婚姻本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正从婚姻中退出之时，争取同性婚姻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汉在春天来到后坚决要求穿上棉袄？笑容作者: 梁爱宁我陪同事到一家盲人诊所去治疗颈椎病。到了诊所，环顾四望，只见西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诊所主人在盲人按摩学校的毕业合影。照片上，除了两位老师之外都是盲人。可能是觉得照相就应该笑吧，也许是毕业让他们心花怒放吧？反正，照片上除了那两位老师外全都大笑着。这是怎样的一种笑啊？我从未见过。虽说人几乎是唯一会笑的动物，甚至有人主张以此给人下定义。但笑是美好的、美丽的，这是全人类的共识。可面前这些盲人在大笑的面容与我对笑是美好的、美丽的理解完全不符，几乎每张盲人的脸都被张得过大的嘴覆盖，个个笑得龇牙咧嘴、不堪入目。怎么能把这样的照片挂出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第二反应是想遮盖它，这种照片不应拿出来示人！我开始怜悯这张照片的主人，他一定不知道这张照片的视觉效果是这样的，如果他知道这张照片给人以惊骇，他还会把它挂在这里吗？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这一点呢？我用什么方式告诉他？说他们的笑不雅，不符合审美要求？说盲人其实并不需要照毕业照，更没有必要把它展示出来？但他们展现的难道不是人类原生态最真实、自然的笑容吗？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着健康的一双眼睛的人的笑是经过训练、调整，具有礼仪性、功利性，远不是纯洁的笑容了。我能议论盲人按摩诊所主人以展示原生态的、真实的人类笑容，以炫耀他的科班出身，炫耀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团体，有什么不对之处吗？主人感觉到我在照片前站得过久，他一边为我同事治疗，一边问：“怎么样，我的那些女同学漂亮吗？”我一愣，此时我已意识到自己的美丑观念含有的虚伪成分，我能说把一颗心整个都笑在脸上的人是丑陋的？不能于是，我回答说：“是的她们很漂亮。”“我觉得也是，她们的笑声很好听。”他说。我的心一动，声音？他不是以笑容而是以笑声来衡量笑。作为盲人，他认为笑出最响亮、最动听声音的才是最美的笑。我居然没有从这张照片上看出那凝固的笑声。这么说，我认为他们的笑是没有经过修饰也不对。他们是用声音来调整自己的笑——那就是发出最响亮的笑声！再看这张照片，我似乎听到了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笑声，伴着这笑声，在我眼前展现的是最璀璨的笑容。来源:检察日报艾宁，原名梁爱宁，女，汉族，1958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母亲是中医，父亲任教于齐齐哈尔大学。7岁上小学；12岁随父下乡插队；17岁进工厂学徒，做铣工；21岁考入哈师大中文系；25岁毕业任中学教师，后任成人教育教师，先后在教师进修学校和电大教课；32岁调到妇联，从事维护妇女权益工作；35岁调到企业任经营厂长(26岁起做兼职律师10年)；37岁考入检察院任检察官；46岁时女儿考入中医药大学；47岁上网在论坛写杂文；49岁写记叙母亲行医和女儿学医经历的网络纪实文章《问中医几度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