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医》（张大明）-11

“我想老师必定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这些问题可以借助问句逻辑的研究成果解决。问句逻辑理论认为，凡问句必有预设。”“预设是什么？”青禾不解。“就是预先隐含在问句里的判断，对所问情况的预先设定，问者必因预设而发问，并期望回答者针对预设回答。如问出去多少人的预设是必有出去人数的具体数目，期望回答具体数字。这几问的预设都是具体数字。当然也有其它的非数字的预设，如历史老师问学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哪里签字的，其预设就是必有此条约且必在某城市签字，期望学生回答具体的城市名称。”“那这预设可以理解为问句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问句不能成立。”青禾说。“而对问句的回答呢，回答者根据自己对预设的理解，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回答，二是回避，三是回驳，四是回问。”“噢，”青禾听说回答还有这么四类，来了兴趣。“回答当然是针对预设而发，将多少替换为具体数字，将疑问代词替换为具体事物。”“那就是将‘多少’换为‘若干万元’，将‘那里’换为‘柏林’。”青禾说。“回驳是反驳预设，否定预设，针对如签字，可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针对钱数，可以反驳说这银行还没有成立，哪来的钱数。”“那回问就是针对预设提问了，可以问：‘有这个银行吗？’‘有这个 条约吗？’对不对，老师？”青禾问。张老师点头，接着说：“回避是不针对预设回答问题，绕开避开预设而言它。接过预设而从旁的角度加以曲解改造，而针对曲解过后的预设回答，偏不按问者的期望回答。如周恩来总理将钱的总数曲解为各类面值钞票的总币值，而回答一十八元八角八。从而回避了具体数字的预设，和回答不出或不回答的难堪场面。”“那这回避倒挺是有意思的。”青禾笑道。“当然有意思了，回避还是幽默的制造者。”张老师说，“一些幽默答语，就是利用回避来作巧妙的似答非答。如对于条约在哪里签字的问题，可以答‘在条约末尾’，‘在签字桌上’，避开问者所预设的城市。”“你说的这与聋人打岔有些类似，你问东，他答西，表面好象针对你所问回答，实际上回答的是他按近似音改造过的问题。”孟老说。“对，聋人是打语音的岔，而回避是打预设的岔。儿童理解能力有限，常不能正确理解问话中的预设，时常成为不自觉的幽默大师。你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摘苹果，他可能不回答‘苹果长熟之后’，而回答‘在没人看苹果时候。’你问他小狗生跳蚤不生，他可能回答‘只生小狗’。”“这类幽默似乎可以用康德和杜威的理论来解释。”孟老联想到美学上的幽默理论，“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杜威认为笑是‘张力的松弛’。这种回避，在表层上似乎对问题作了回答，从语句上引起期待和张力，待到觉出预设的落空，期待化为虚无，张力突然松弛，幽默也就产生了。”青禾说：“听到这，我似乎有点开窍了。”“那你就说说吧，我喝口茶歇歇。”张老师伸手拿茶杯。青禾忙给张老师倒茶，也给孟老添了茶。说：“我虽然开了点窍，但还不到说说的程度，只是朦胧感到你可能要讲什么，有接受的思想准备，理解时可能更快点。我这会儿开的还只是听讲的窍，远不是开讲的窍。”张老师喝过茶，‘说：“从个到类，以简驭繁，就是宰相们这些妙答的规律。”青禾感觉自己的朦胧想法正在明朗。“面对脉少病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将众多的疾病从另一角度，从容易把握的角度加以归类，达到执简驭繁的境界。”张老师道。“那么从什么角度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呢？”青禾问。“从证的角度就可以。”张老师说：“古今疾病虽多，而人的机体对疾病的病理反应是几乎不变的，表现为一定的病理反应状态，这些反应状态相当于中医所说的证。从证的角度就可以达到以简驭繁，从个到类。古代医家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等辨证体系对证进行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这些状态的规律，所以明代医家张介宾称此为’万病之本’。而脉是从属于证的，是为辨证服务的，这才是脉诊作用的正解。正如《内经》对脉诊的作用的规定：‘脉之盛衰，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脉诊结合上了证，就可以超越时空，跨越病种，不仅可以诊张机时代之伤寒，吴瑭时代之温病，同样可诊现代之SARS，将来之某病，因这些病都可能表现出来某某证，而脉诊是辨证的重要参考。”青禾插言：“是呀，中医治疗SARS，也是象吴鞠通治温病一样，脉证合参，将SARS辨为邪热壅肺、热伤气阴、痰浊阻肺等证进行施治，取得良效——尽管西医认为SARS是新发的传染性疾病。”“即使是近代才明确的高血压，虽然摸不出血压数值，但可以摸出某高血压病人属于什么证，是虚是实，当补还是当泻，按证施治，虽然不刻意降压，只是平肝或益气，而血压自降。”张老师道。“我明白了，”孟老扬扬手，“中医治高血压摸脉，不是摸血压高低，而是要体会证的虚实之类，以便指导治疗。”张老师接着说“所以医家罗国纲说：‘治病之法，无逾补泻；用攻用补，无逾虚实；欲察虚实，惟凭脉息。’虽然他这‘唯凭’说得有些过分，但脉象往往能综合反映一个人的整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足以供用药参考。现代的中医，凭着内窥镜、B超等现代诊断工具，虽然可以看到胃壁上长肿瘤，胆囊上生息肉，已经超过扁鹊靠服药才开光的神眼。可就中医治疗肿瘤来说，并不能单凭现代技术提供的信息，搞‘留者攻之’，一味的攻邪，药方上堆满攻邪药、抗癌药。总还要诊诊脉息，辨辨八纲，估量病人整体虚实状况，耐攻不耐攻，耐到何种程度。以此决定是补是泻，还是攻补兼施；是补多泻少，还是补少泻多。所以脉诊自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四诊合参的重要一项，并不能象扁鹊说的那样，‘特以诊脉为名耳’，可有可无——那是神人，咱是凡人，效法不来。”“这我大致明白了，”孟老理理胡须，“中医诊脉是必要的，但这主要是用来辨证的，而不是诊病的，更不是确定化验指标或测量数值的。”张老师引《大学》上的话道：“《大学》上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道了脉诊的‘止’，即局限和适用范围，就可以去除那些总是妄图以脉知病知血压之类的不切实际的妄想，不至于不知其不可而为之，枉下功夫，浪费时间。才能静心安心学习研究脉诊辨证的长处，本分的用脉诊的长处，这样才能有所得，才能避免出错。”“老师您能不能就此举个例子？”“就说前面所说的悬线诊脉治积食的病例吧，”张老师说，“如果那格格开明，愈病心切，突破‘男女之大防’，舍得让顾应莲大夫直接摸摸自己的寸口，而不隔绢隔布地制造障碍，那么顾大夫可能摸得滑脉。那么这滑脉所主的痰饮、食滞、实热、孕脉、常脉等等，顾大夫选择哪一个？格格这滑脉是实邪内盛，气实血涌，鼓动脉气呢？还是热邪内聚，鼓动血脉呢？或是孕妇聚血气以养胎元呢？或是健康之人荣卫气血充实之佳兆呢？如何单凭这一滑脉细穷病源，使王爷之类信服而服其方药呢？恐怕还得细细思量。说错了别的罪还轻点，可能会被逐出王府，不准业医。可要错说是孕脉，冒犯了未婚的格格，那就不得了了。”孟老手一扬又落下，作个刀劈的手势：“那这格格不论再开明，也得拿顾大夫的脑袋开刀。”“所以说，独脉不可恃。”张老师道：“怕是不能象张太医那样以脉‘率尔自逞俊快’，‘论病细穷源’，还是学学坐堂医顾大夫，主要功夫下在脉外，多打听打听有关情况——因有些情况是累死名医也摸不出来的，只有结合伤食等情况，才可判断格格的滑脉是因食滞于内，加之误补，气实血涌，鼓动脉气而见滑象。据此脉证合参，才可辨为宿食停积，误补壅塞之实证，由此而采用消导攻下之法，避免误补。而滑脉只能推测出有积食，但并不能再深入细致地摸出究竟积的是什么食物——按整体观或许脉息上应该有蟹肉的信息，无奈人的手指头没有进化得如同狗鼻头那样灵敏，不能分辨——所以治疗可能还避免不了有盲目性，不能入细。得知这个信息还得靠间接的问诊，刺探的情报，收买的病情，据此而选解鱼蟹毒的紫苏，加重消肉积山碴的用量，更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老师，我又有个大胆的推测，”青禾说，“可能那张太医也象顾大夫一样，事先打听明白了，才敢进贾府行医。要不然，只凭着脉诊‘论病细穷源’，心中无数，必然捉襟见肘，紧张窘迫，搞不好也会误诊为喜脉——这已有前医之鉴——如何会象孟老所评的那样，‘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表现出雍容风度，儒雅神韵’。再说他这段‘论病细穷源’也不是那么‘符合医理，丝丝入扣’。如左关沉伏，未必可推出‘肝家气滞血亏’。沉伏脉只是以部位指示病在于里，至于何病在里，并不能单从沉脉判断。按新版《中医诊断学》教材所言，肝郁气滞脉为弦，是因肝失疏泄，经脉拘急所致。而肝血虚则脉道不能充盈，脉象应细。合而言之，‘肝家气滞血亏’的脉象应是细弦而未必沉伏，才比较合于医理。再有，‘右寸细而无力’，‘肺经气分太虚’的主要症状应该是咳喘无力，气短声低，精神疲惫，未必会导致‘头目不时眩晕’，这‘头目不时眩晕’似乎应是血虚不养头目所致，如果算到肺气虚的帐上，怕是属于张冠李戴。再说肺虚卫表不固，是常常会导致自汗，但这自汗不早不晚偏偏出在‘寅卯间’，而且是‘必然’，就令人费解。肺气虚弱导致肌表不能固摄汗液的出汗的特点，是活动时汗出加重，怕风，而未必按时按点。专门等着在三点到七点这个时段出的汗，应是盗汗而非自汗，原因应该是阴虚火旺，逼津外泄，而非肺气虚弱，不能固表摄津，以致汗液自泄。如果再仔细推敲，可能还有毛病，或许真是‘满纸荒唐言’了——算了，我不忍心当着孟老再抵毁曹大作家了——反正我推测张太医不能单单据脉息就可以看出‘应当有这些症候’，功夫也可能下在脉外。”青禾一气说完，问道：“老师，您看我这推测有没有道理？”张老师左手向孟老一伸：“你这个推测成立不成立，应当请教《红楼梦》的资深研究者孟老。”孟老笑道：“那我只能再请教《红楼梦》的原始著作者老曹——不过不必请教雪芹，而要请教你们的是，我这段‘孟说’该如何重说，才能不至于成为‘懵说’，才能尽可能的，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曹作家的失误。”第十七回或合理或合实经典学习或原意或释意经典研究对于中医人员来说，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若不清楚其中“合理”与“合实”，“原意”和“释意”的概念及关系，则难以学好经典著作。欲知以上概念与关系，欲知应当如何对待经典著作，理解经典著作，请看本回分解——青禾放下电话，不禁回想起当’时这个病人看病时的情况——他低热起伏半年多，多方治疗，效不明显。张老师根据他小便不利，苔白舌滑，微恶风寒，脉弦，辨为水邪内阻，阳郁不达。认为治疗此证，当利小便以除其水阻，水邪去则阳自宣达。径取《伤寒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原方，给病人开了六付汤药，嘱他有什么情况可来电话。青禾又想到，自己前天还结合这个病例，又复习了《伤寒论》的这段条文，还参看了几个注家的注解，发现清太医院的吴谦，提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不应当去除桂枝，而应该去掉芍药，推测传抄有误；但也有其它注家——如柯琴等——认为原文无误，应当去掉桂枝。当时自己考虑，过两天看看，如果那个病人的热退了，那么就说明原方原文正确；反之，则可能有误。刚才这病人来电话说热已经退了，小便也通畅了。那就表明……正想到这儿，张老师回来了，青禾忙将电话内容告诉张老师，末了又兴奋地说：“老师，通过这个病例，《伤寒论》的那个悬案可以落地了！”“你说的是《伤寒论》28条的去桂去芍之争吧？”张老师不以为然，“事情可远没有这么简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疗效凿凿还不能说明问题？”青禾颇有不服。张老师反问：“那这凿凿的疗效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条文、方剂没有错呀，说明仲景所言正确呀。”“是嘛？”张老师笑道，“看来类似错误在你这又重复了。”“类似的错误？谁的错误和我类似？”“和你类似的人可是研究《伤寒论》方面的权威——刘渡舟刘老先生。”“与权威同错，那错也权威——我现在可算是狐假虎威。”青禾说，“老师您要反驳，还得真拿出点真东西呢！”“当然有点真东西，”张老师说，“虽然树立权威要聚集人气，反驳权威要鼓足勇气。但只有勇气断不足以使人服气，总得有道理与证据作为前提，作为后盾或后续，才能散了权威的人气——不过我补充一点，这是泛指一般权威而言，非专指刘老——对于刘老，也只是对他和你类似的错误而言。”“那刘老在哪方面与我的错误类似呢？”张老师从书架上取下《名老中医之路》第一集，递给青禾，说：“你看看，刘老在书中谈到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举了两例以此汤取效的病例，就说‘通过这两个治例，完全可以证实六经和经络脏腑有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也是没有错误可言。’”“老师的意思是刘老的结论下得匆忙草率，不够谨慎？”青禾翻着书说，“他是依靠两例病案下结论，而我只凭着一个病例，那更是加倍的草率，翻倍的匆忙。”“草率不草率，与病例的多少无关。”张老师摆手，“夸张一点说，即使数百病例全部如此，即使经过严格的科学设计，统计学处理，证明此汤疗效绝非虚妄，也未必就能下此种结论——病例数在这里只能是不能依靠的破椅子。”“如果夸张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下结论，‘椅子’结实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依靠，我就更不理解了。”青禾合上书。张老师道：“你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没有明确意识到这问题隐含的前提，和这问题的性质。”“那刘老应该也和我一样。”“这点你倒反应挺快，贴着虎威不离开。”张老师笑道，“你和刘老，包括各位注家，都有浓厚的崇圣尊经意识，认为仲景是医圣，伤寒为经典，仲景所言必合医理，必然正确，疑误则归为错简，归咎叔和。有这种前提主导于脑中，自然而然就认为实践证明去桂枝有效，则条文无误，于是就下结论。”“这个前提我承认确实存在，但是这结论我还不认为有何错误——毕竟有实践与疗效嘛。”“那你是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包含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张老师点点青禾。青禾有点抱歉地笑笑：“老师，我今天是不是有点迟钝呀，老是启而不发。”“不但你这会儿没明白，有些注家皓首穷经也没搞通这个道理。”张老师说着，将书放回书架，点点旁边几本书的书脊——青禾注意到是几册古代医家注解《伤寒论》的书，“你现在和他们一样，崇圣尊经意识浓厚得象伦敦的浓雾，使你看不清这问题。”“那老师你就来拨开迷雾见日光吧。如同热药治寒，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去桂不去桂牵涉到这样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张老师一字一顿地说：“一是合理，二是合实。”“噢，”青禾似乎有点明白。张老师进一步解释：“合理的问题是指条文所言所指符合不符合医理，经起经不起临床实践的验证；而合实的问题则是指现存的条文字句符合不符合原来的文献事实，仲景原文是不是如此。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我似乎明白一半了，如果要解决去桂符合不符合医理的问题，可以用实践验证的方法；而如果解决此条文是不是错简，是不是传抄之误，则未必适合用这方法。”青禾边想边说。张老师道：“因有尊经崇圣意识的影响，往往会认为如医理正确，则条文无误，以医理的对错来验证条文的正误，而将这两个问题混而为一。”“我刚才就是这样想的，可能刘老也是如此。”青禾说。“而如果破除了崇圣尊经意识，不认为仲景所言条条句句皆合医理，也有条文虽然合实，医理确实有误的情况，承认仲景也会搞错，那么不难看出这分明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医理问题，追究的是去桂合不合医理，有没有疗效；另一个是文献问题，目的是探求去桂合不合文献事实，是不是与原文相符。对于文献事实的问题，应该以校对的方法来解决，用临床验证并不十分适合。”“那么以临床验证可算是理校，是用医理来校对文字吧？”青禾问。“这是希图以理校来解决问题。”张老师答，“与之相对，吴谦是以理校提出问题。而吴谦是用理校的长处，而刘老则是用理校的短处。”青禾又问：“那理校之长短怎么讲呢？”“对于理校，前人早有定论：最高明者是理校，而最危险者亦是理校。说是只有高明者才可以用好理校，能从事理上看出问题，提出质疑，这是理校的长处。而补字改字删字换字调字则是理校的短处，若以理校校改文字，则是最危险，最不可靠的方法，所以理校并不能最终下定论。我举个文学上的例子——宋代时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和高僧佛印四人出游，见一影壁上抄有杜甫的诗：‘林花着雨燕脂□，水荇牵风翠带长。’燕脂后的那个字已然蚀脱，四人于是根据诗意补字。苏东坡补‘润’，黄庭坚补‘老’，秦少游补‘嫩’，佛印补‘落’。后来经查证杜诗，方知原是一‘湿’字。前三位都是当时的大诗人，佛印的文学修养亦高，可算都是高明者，却都不能据诗意补出原字。后人对此事评论说，‘湿字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以生老病死之说，诗言志，信矣。’可见一人的思维，难以为他人重复。因为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在自己心情——即志——的影响下，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选自以为合适的字补诗，即进行理校。而校者的知识范围、心情、思维方式必然难以与作者重合。”“要是可以重合，那么校者就可以著书而不必校书了。”青禾说。“对。”张老师点头，“如此一来，理校必然是多样的开放式答案，而文献事实却一定是唯一的封闭性答案。”青禾道：“我还是觉得刘老是通过病例验证下结论，受心情影响很小，不象补诗那样漫无边际，总比一般的理校更可靠，或许更接近文献事实，或许就是那唯一的答案。”“病例也未必就靠得住。”张老师摇头，“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教材，对此条下按语说：‘验之临床，此类病症，常用桂枝汤加苓、术取效’——这可是相反的例证，而且是‘常用’。”张老师有意把“常用”二字的音拖长，加以强调。“那咱们的一例，再加上刘老的两例，和人家一比可都成了‘偶用’。”青禾不禁有点泄气。“偶用难比常用，此理岂敌彼理，”张老师问：“你依何理而校呢？”“我无所适从了。”青禾想想说，“看来只得保存疑问，只能维持原状。”“这才是可取的态度。”张老师说：“如果可以凭着临床疗效校改原文，那么桂枝汤一条就可以改为：“过敏性鼻炎、冬季皮炎、消化不良等，可与桂枝汤主之，炙甘草汤一条也可以改为……。”“那这岂不乱套了。”青禾马上说：“宁可还让那悬案悬着，也不能如此改动。”张老师道：“我总结一下，如果破除崇圣尊经意识，将此类问题一分为二，那就可能有下列组合，可将条文分为四类——一是医理正确，条文无误；二是医理正确，条文有误；三是医理错误，条文无误；四是医理错误，条文有误。例如，假设桂枝去桂条文有误，成都伤寒教材所言正确，那么28条可归为第二类；而‘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八日愈’之类，或可归于第三类。”青禾欣喜地说：“那就可以按此四种情况，将全部条文分分类，只学习前二类条文，岂不是取其精华的快捷之法。”“你这更是理想之法，条文错不错，如何确定？就是医理的正误，也难以确定。单看历代注家对28条的争论，就充分表明了这确定工作的难度——当然，我看大多条文还是属于第一类情况的，要不也不会成为经典著作。”张老师说。“老师，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青禾言道，“任应秋先生曾将明代以后伤寒学派分为维护旧论、错简重订、辨证施治三派。后两派都是把《伤寒论》的条文次序打散后重新加以编排，这《伤寒论》的条文编排次序，是不是也存在合理与合实的问题？”“这问题提得好，说明你有反三之敏。”张老师道：“就将《伤寒论》研究派别进行分类来说，我不能不指出，任老先生的分类是有逻辑缺陷的。比较合理的分类应是先以重编不重编为标准，划为‘重为编次派’与‘维护旧次派’。至于是依据‘辨证论治’重编，还是依据‘三纲鼎立’或其它标准重编，应在重为编次派中再进行划分。任老先生的错误在于没按同一标准进行，以至于将属于下一层的错简重订、辨证论治两派，与上一层次的维护旧论并列而成三派。”“没按同一标准，并列成三派，”青禾由此想到《金匮要略》的三因分类，说：“那仲景的病因三分法，也有类似的逻辑缺陷吧？也没按同一标准，前两者是按邪气中人深浅划分，三者却又按是不是邪风客气伤人划分，将不同层次的三者并列也不妥当。”张老师赞同：“正由于此，宋代陈言的三因说后来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仲景的三因说，成为中医病因说的主流——尽管仲景是医圣，尽管古人未必明确看出逻辑缺陷在哪，但凭直觉也可分辨其优劣高下。择其善而从之。”“那么《金匾要略》这条也可归为逻辑有误而条文无误的一类，不合理而合实。”青禾道。“按合理合实的观点来看，重为编次派所重编的《伤寒论》条文次序较为合理。”张老师接着补充：“我说的这个‘合理’，未必是合于仲景原意，未必是象方有执所言的那样，合于仲景原来的编次。而是说重编后的本子体例统一，分类合理，条理清晰，自成体系。虽未必是仲景原来的次序，但毕竟在聚讼纷呶中芟除藤蔓，提供了相对于宋本《伤寒论》而更加自足完整、自洽协调的医理体系——之所以要重编，原因在于宋本《伤寒论》在条文次序上是有缺陷的。”“我也觉得宋本《伤寒论》的条文次序不尽人意，但具体毛病在哪里，我还不十分明白。”张老师言道：“我们如果编写一本学术著作，根据人们一般的认识过程与表达习惯，往往遵从下面一些准则安排内容：先总说后分述，先抽象后具体，先常后变，先独后兼，先本后它，同类相从，前后一致，体例统一，逻辑性强等。而使全书成为一个协调的学术体系。这样既便于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便于他人准确地理解。而若用以上标准考察宋本《伤寒论》，则显然远未达标。首先内容的安排的准则就大成问题。就六经之病来说，粗看似有一些准则，大体是将六经病各条文分置于各经篇中，然若再深入细察，则见乱无章法，对此，钱潢曾较为具体的指出：‘少阴诸证，杂入太阴篇中；合病并病，散于三阳之后；结胸痞证，曾不分阴阳；脏结三条，分隶四卷首尾；中风伤寒纷出，麻黄桂枝杂陈。’”“那这不成了一本糊涂账了吗？”青禾道。“所以说重编派要进行重编嘛。”张老师说：“在原次未见的情况下，与宋本相比，好的重编本可能更有利于仲景学术的学习。此类编法虽然未必达到与原次相近之‘形似’，但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其精神，而达到‘神似’。如尤在泾以法编排的《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以方编排的《伤寒论类方》等，不但当时风行一时，至今也是重要的参考书。”青禾问：“那么哪一派的编排较为合实呢？”“在原本未见的情况下，哪一派也解决不了合实的问题。”张老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解决的只能是合理问题。所以应当专心解决合理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解决合理问题时不要以合理来论证合实，象方有执那样，敢出‘条还之’之大言，作无谓之争；如柯韵伯那样，妄改经文，遭后人批评。合实问题最好置而不论，耐心等待考古新发现——不过考古新发现也未必就能带来惊喜，或许使人泄气。”“那这使人泄气的发现，大概是与人们原来的设想有较大的落差吧？照老师刚才所言，由于崇经思想的影响，大家总是习惯于从惊喜方面来理解经典著作。”“大概如你所言，”张老师同意，又举例道：“‘七损八益’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比较典型。七损八益曾经是《内经》研究中久悬不决的问题，因其关系到调节阴阳，防止早衰的大问题，历代注家众说纷纭。唐代的杨上善认为阳胜八证属实，为八益；阴胜七证属虚，为七损。同代的王冰将七理解为女，将八理解为男，七损为月事以时下，八益为交会而泄精。到明代，张介宾认为“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者言阳消之渐，八益者言阴长之由也。’李中梓则认为：‘七损者阳消也，八益者阴长也，能知七损八益，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则阳常盛而阴不乘，二者可以调和。’至清代，吴昆与张志聪认为：女子阴血常亏，故曰七损；男子阳长有余，故曰八益。又有日本学者丹波元简，据《上古天真论》有关经文，认为女子从七岁至四七，为盛长阶段，有四段；男子从八岁至四八为盛长阶段，为四段，合为八益。女子从五七至七七，为衰退阶段，有三段；男子从五八到八八，为衰退阶段，有四段，合为七损。近代的恽铁樵，谓阴阳互为损益，七能损八，八能益七；现代李克绍先生理解‘七、八’为数量形容词，表示损益项目数多复杂，类似俗语所言‘七大姑子八大姨’、‘七高八低’。”“前几位历史上的注家还是从中医理论上推论解释’，各有一定道理。”青禾问：“而如今李先生解释的怕是勉强点，秦汉时好象还没有类似的俗语吧？”张老师道：“据考证，在七、八后嵌用名词或动词，表示多或多而杂乱，是宋元以后才出现的用法。以宋语释汉语，属于时代的错位。”“那这岂不类似‘关公战秦琼’了吗？”青禾大笑，接着诌诗道：“正是：此语出宋彼在汉，以宋释汉为哪般？想来窗下少功夫，岂能在朝作林翰。”“直到1978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代简书《天下至道谈》，其中详述了‘七孙八益’。”张老师说着从书架上取下《马王堆汉墓汉简研究》，翻到《天下至道谈》，你看看这段。”青禾看这段是：“气有八益，有有七孙。不能用八益，去七孙，则行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葱明，七十下枯上脱，阴气不用，深泣留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孙，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是故老者复壮，壮者不衰。八益：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智时，四曰畜气，五曰和沫，六曰窃气，七曰寺嬴，八曰定志。七孙：一曰闭，二曰泄，三曰渴，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那这段中的‘七孙八益’，应该就是《内经》中的所谓‘七损八益’，因‘孙’通于‘损’。”青禾看完抬头说。张老师说：“由此可知‘七、八’均为实数，并非表示多而杂的约数，也不表示阴阳之性，男女之别，而是房中术术语，句顺字明，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至此，持续千年的争论嘎然而止，尘埃落定，风止浪息—可见对七损八益理解的偏差在于语境的消失。”“语境消失？”青禾有点理解，但又不十分明白。“语境即语言环境，”张老师进一步解释，“狭义的语境是上下文，广义的语境是社会文化环境。在当时的医学圈内，可能大家对房中术多有了解，谈到七损八益大家都知道是指什么，并不必解释。就象在我们中医圈子里所言的‘四诊八纲’、‘六经’、‘三焦’，现代社会上常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四项原则’一样。这种简缩语的交流是靠着语境支撑的，而如果时过境迁，自汉至唐，这语境一旦消失，交流势必出现困难。”“交流的困难可能导致理解的偏差，”青禾说：“那历代研究者所言虽然不乏道理，这不都成了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之论了？老师说的未必就能带来惊喜，或许使人泄气，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况吧？”“是呀，久悬不决的学术疑问得以解决，是应当庆幸。”张老师口气一转：“但从另一角度说，这似乎又带来了成功后的空虚，有点煞风景的意味。很可能在某些对七八之数研究有素者——如李中梓——看来，这出土还不如不出土——因为如此则必然将七八坐实为实数，将其说死说透说白说明朗说明确了，则不免有索然无味之感，那就不能再借用它的模糊性阐发理论，生发微言大义，还不如让它仍然高深莫测。而且，李中梓等医家就此所做的阐释发挥，比单纯的房中术要更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容易达到‘老者复壮，壮者益治’的目的。或许还有象你这样的后起之秀，将做出更有意义的释义。可这一出土，不但将那些以前的阐释置于可笑的境地，而且还将有效地截断后来的释义。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可以分为原意与释意，那么释意与原意孰优孰劣？应当如何取舍？读经典著作的目的是追求原意还是生发释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追求原意？”青禾不肯定地说。“如果一味的追求原意，也非善策。”张老师言道，“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大家经常引用的名句，多用来表达一种新陈代谢的规律：没落的事物，尽管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要按自己的规律发展。而诗的作者刘禹锡原意却是感叹自己的不幸，‘病树’、‘沉舟’均为自喻，徒见‘千帆过’，‘万木春’。而就此句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断章取义式的释意盖过原意，其价值也远高于原意。此类的句子还不少。”青禾说：“这类名句还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都是释意价值高于原意。”“回到中医学中，”张老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当今多在流行的意义上理解运用此语。如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认为：‘机体内部的抗病机能，包括对病邪的抵御，对损害的修复，对阴阳的调节等，概称为正气’。然若追究原意，却是将正气神秘化，近于巫术之类。”“是吗？”青禾怀疑地问。“当然。”张老师拿出《内经》，“你翻到《素问遗篇》，看看这段原文，体会体会语境。”青禾看这段经文是——“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者？岐伯曰：不相杂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出，右行于东，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气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青禾看过连连摇头说：“对于‘皆相染易’的烈性传染病，不避其邪，而靠这种以想象而培植的‘正气’，产生‘邪不可干’的效果，‘入于疫室’，而‘可得不相移’，怕是妄想。可是我们在中医基础课里学这段经文时，却是舍去前文，裁去后句，‘去其糟粕’，拣清理净，只挑出那八个字，提出一个标点，滤过了这语境的，所以教材上的解释，我们觉得顺理成章——既然释意强于原意，那就追求释意？”“我看应该两者结合。”张老师作了个合而为一的手势。“如何结合？”张老师一字一板地说：“对于经典著作所言，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可数典唯祖。”“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青禾说道：“就是既不能数典忘祖，仅仅知道释意而不知何为原意；亦不宜数典唯祖，唯原意是取，排斥一切释意。既要尊重原意，又要创新发展，二者缺一不可。”“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不排除可以有所侧重。”张老师强调，“从文献研究角度而言，原意只存在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无所谓孰优孰劣的区分。文献研究的目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而非对事实的评价。所以应当以追求原意为目的，以探究原意为要务。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例。中医基础教材是从人体自然产生的抗病能力上理解正气，而若观原文，可知此种理解有脱离原文之嫌，与原意似乎有一定距离，若是依照原文将正气理解为凭空想象引发的幻觉，可能更接近于原意。文献研究者应该给大家提供此类原意。”“那从应用的角度看呢？”青禾问道。“从应用角度言，则不必恪守固守坚守死守原意。何种解释——包括原意——对发展理论，指导临床更有价值，就用那种解释，详辨其优劣，择善而从之。历史上张机从伤寒传变角度重释《内经》之六经，发展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叶桂从温病传变角度重释《内经》卫气营血，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即是这方面的典范。鉴于此，对于‘七损八益’及‘正气’的种种解释，我们也不妨取释意中之善者，如李中梓的注解，中基教材之释意，以期更好的指导临床、发展理论。对于可验之于临床者，也不妨以临床效果为取舍，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之争，即可以临床实践检验，取其中临床效果较佳者。如对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句，在防治疾病过程中，若是不在现代主流流行的意义上使用，以药食或锻练来固护正气，而提倡按原意‘先想心如日……’，重复巫术，岂不可笑。那‘七损八益’在简书未出土前，大家对其理解虽只是释意，而对于指导当时或其后养生来说，释意未必劣于原意。因原意仅为行房事时的具体宜忌事项，指导面狭窄。而释意——以李中梓的释意为例——则是广‘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这扶抑之术并不局限于房中术，广及药物、针灸等术，对于平衡阴阳，维护健康可能更有意义。”“老师的意思是还要因人员、目的的不同，而分别有所侧用——这下我可以摆正对待经典著作的态度了。”青禾轻舒一口气，觉得可解决了一个久悬不决的问题。“摆正态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还要了解对古代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张老师言道，“这样才能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来理解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有这么重要？”青禾不解，“上《内经》课，学《伤寒》课时，老师怎么没讲到呀？”“没讲到，没意识到，并不等于这些模式不存在。考察人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可以推出这么几种模式。”张老师拿过钢笔，铺开张纸，边说边写边划：“传统的经典研究者是通过阅读、考证、训话、句读等研读方式来理解经典，意欲以求得经典的原意。如果将其用模式表达，大致为——研读→经典著作→原意——此可称为模式1。”“这模式倒是简明而切实。”青禾评价说。“但事实上却是复杂的，”张老师道：“在各经典研究史上，有相当多的问题尚未解决，如对《内经》中同一内容，甲注家理解为此，乙注家理解为彼，或相似，或相反，而这两家以至多家均认为自己所理解者为原意。回顾经典著作研究史，可以说充满着此类争讼。”“就象刚才谈到的七损八益之释，去桂去芍之争。”青禾说。“于是这就不禁要产生一系列疑问。”张老师象是问青禾，又象是在自问：“哪个研究者的理解是原意？哪位注家的理解不是原意？或某人只理解到部分原意？又如何确定其理解为原意？如果难以确定，那么原意还可求得吗？如果不可求得，那么这研读还有什么意义？研读经典著作的目的何在？是求原意还是求释义？如果释义优于原意，当如何取舍？”对于这一连串喷薄而出的问题，青禾应接不暇，而张老师也不须她回答，仍在自顾自言：“有了上述现象所引发的疑问，前面的模式1似乎应该作如下修改方更为合乎实际。”张老师又拿笔在前一个模式下写着。青禾目光跟着张老师的笔尖在纸上纵横起落，渐见纸上又出现一个模式——读者1 ╮ ╭理解1→原意？╮读者2 │ │理解2→原意？│ 均非原意？＞研读经典著作＜ ＞…… │ │ …… │ 或含部分原意？读者N ╯ ╰理解N→原意？╯“这模式2倒是比模式1复杂，”青禾看着说：“因为读者不一而足，理解层出不穷，应该有这模式。”“不过如果将这模式再加以简化，倒是更趋于合理。”张老师说着，很快写出了模式3——经典的意义 ＝ 作者赋予的意义 ﹢ 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青禾看后不觉诧异，抬头看着张老师。张老师似乎对此早有所料，接着解释道：“其一，后世所流传的《伤寒论》、《内经》等，只是经后人校改增删整理过的通行本，而已经不是作者原本，已经不再那么单纯，而渗入了后人的种种理解。例如唐代王冰曾对《内经》作过‘伤筋动骨’式的整理，补字删字、移文挪段，这些改动与《内经》原文早已溶为一体，不能加以分辨，已成为《内经》的一部分。在某程度上说，与其是学《内经》，不如说是学王冰。《伤寒杂病论》也是经叔和撰次，宋人校正，一分为二，近于‘脱胎换骨’。在仲景原意大打折扣的同时，整理者的看法思想掺入原著。”“那维护旧次派所维护的旧次，更可能只是叔和次，宋本次，非仲景原次嘛。”青禾想到前面的话。“不错。”张老师接着说：“其二，经典作者寓含于文字符号、章节字句的内容，要有赖于研读者来理解，其意义有赖于研读者来实现。经过历代许多研究者的努力，所产生的经典著作研究文献，如注文、释文、训诂、考证等，已构成理解经典著作的重要参考内容。后人的理解，总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解，而若没有这些理解者的成果，经典研究可能要大大倒退，历代的经典研究者不可能绕过它们，只读《内经》或《伤寒》的白文。”“既然有这其一、其二，那老师的这模式3，应是合理且合实的。”青禾点头道。张老师用笔点点模式3，说：“其实这模式还可以再简化，简化后可能更合理，也更合实。”“还可以再简化？把谁简化掉？”青禾不免又觉诧异，“如果把‘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简化掉，谁来实现经典的意义呢？总不至于将‘作者赋予的意义’简化掉吧？”“正是要将‘作者赋予的意义’简化掉。”说着，张老师将“作者赋予的意义”一笔划掉，又将前面的“等于”改为“约等于”，于是形成模式4——经典的意义 ≈ 读者理解并赋予的意义青禾的诧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根据刚才的事，推测老师必然有其一、其二，甚至其三、其四作为后盾，于是说：“老师这再简化也一定象前次简化一样，必然有理由其一、理由其二，弟子愿闻其详。”张老师讲道：“由模式2可以看出，尽管经典作者所赋予经典的原意是固定的，恒定不变的，但这并不能阻挡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未必是模式1那样，由此及彼，由经典及原意。对此现象古人早有所察，总结曰；‘经传则经亡。’也就是说，只要经过了解释，就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原意，释意必然与原意有差距，理解意必然难与原意重合，原意避免不了要亡失。于是原意虽一，而释意众多，分歧严重，以致分宗分派分支，互为攻击。所以呢，经典实际所实现的理解，与作者原来赋予的意义关系并不那么紧密，而与别的因素形成息息相关的共变关系。”“与哪些因素形成这种密切的共变关系呢？”青禾问。“这些因素大致有读者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知识背景、期待水平、心理准备等。这其中某一因素之变化，即可影响到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如近现代以来，对经典的阐释有愈阐愈新奇，越释越时髦的倾向，就是由于时代节奏加速，知识背景多变的缘故。”张老师略停一下，接着说：“再者，即使是同一个读者，由于时间的推移，相应的知识背景、期待水平、心理准备等发生变化，对经典理解也必然有相应的改变。如常听一些老中医说，年轻时与年长时读经典体会不一样，甚至读一遍有一遍的心得。”青禾道：“那我理解，这时代与读者是无穷无尽的，其理解也相应是无限多的、无穷尽的。那固定的、有限的原意，成书之后就那么多，随着时代发展，理解者的增加，原意与释义的比例将愈加悬殊，原意将越来越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老师以约等于替换等于，而将作者赋于的意义略去，而最终形成模式4。”“况且这不多的原意能否理解得到，也要取决于读者。”张老师又说，“即使有读者的理解接近原意，也常常难以证明、难以确定，终被淹没在众多的理解者意中。”“并且有时明明知道什么更接近于原意，也故意不以原意为准，而别释它意——如‘正气存内’之类。”青禾从另一方面补充。张老师言道：“所以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任何释义均为时代意，均为理解者意，而未必为原意。就象历史书一样，任何古代史或近代史，全都应该视为当代史——因为作者总摆脱不掉当时的社会思潮，知识背景，总是以当时的目光，当时的价值观来看待史料，取舍史料，运用史料，与其说是真实的反映历史，不如说是鲜活的反映现实。”“通过这些模式的转化与简化，”青禾说，“我觉得既然读者的理解有非原意化的趋向，那么读者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再创造吧？”“对，这种再创造是以经典著作作为刺激源，融合自身、时代的再创造。历代的经典注本，如张景岳的《类经》、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等，在此意义上均应该认为是再创造，是相对于经典的新书，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注经，并非只是经典著作的辅助读物。”青禾道：“常见古代医家赞扬某注家对经典‘发挥颇多’，这‘发挥’应是创造的同义词。”“二者确有同义关系。”张老师说，“既然是再创造，就不可能局限于经典著作原意，决不可能原封不动的重复原意，至多只能是近似原意。因为由原文刺激而发，所以大体不离中医之框架；由于是融合自身与时代的再创造，所以又常因人因时彼此不同。是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青禾打比喻道：“那这种创造也正象咳嗽与肺的关系，咳嗽是‘不止于肺，不离于肺’，作者的读经创造也是‘不止于经，不离于经”，。“通过几个模式的推演，可知经典著作理解中的模式1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应是模式4。”张老师说，“而根据模式4，可知这种研读经典著作过程的能动的再创造，不是应该不应该有，应该不应该提倡，而是事实上已不可避免；这再创造在经典著作的研读过程中不是有或无，而是创造到什么程度；不是该不该创造，而是如何来创造，根据什么理论来再创造。如汉代的张仲景可以结合伤寒病创造性地发挥六经，现代的研究者可以——而且已经——结合老三论、新三论等时髦理论创造。相应的，其创造之优劣高下，并不适宜用符合不符合经典著作原意的标准来评价。不妨以为，其创造若能自圆其说，且合于实用，即使未必合原意，亦可称其为优。传统经典著作的价值也就在于，能够作为良好的刺激源，使人们能够不断从中生发出新的、有价值解释。”（特别忠告：本书所涉及之药物、处方，均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全书完）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