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医》（张大明）-9

青禾止住笑：“他要不是胡吃龟龄集活个大岁数，也来不及在那么多的古画上胡写——看来这龟龄集也是有利有弊。”“张伯父，这龟龄集不是延年益寿的药吗，为啥你刚才说是传统的男科药？”白果问。张老师答道：“从中医角度看，如果男性的肾阳肾气亏虚，除了腰部冷痛，酸软无力等症状外，还常常伴随性功能衰退。服用龟龄集后，肾脏得到温补，就能较明显的恢复性功能，所以龟龄集素有男科‘圣药’美称。你这个痛经，属于中医所说的下元虚寒，不能温养，与男性肾阳虚的病理机制类似，所以也可以用龟龄集来温补下元，祛除阴寒，温通血脉。不仅是痛经，其它妇科病，如不孕、习惯性流产、闭经等如果属于下元虚寒的，我都用龟龄集治疗过，疗效也都不错。药可分阴阳攻补，并不分男女性别。”白果一直认真听着，频频点头，听到这儿，眉头舒展：“这女吃男药的人还不少呢，我还当就我一个。”青禾边听边默写龟龄集的药物组成：人参、鹿茸、海马、枸杞子、丁香、穿山甲、雀脑、牛膝、锁阳、熟地黄、补骨脂、菟丝子、杜仲、石燕、肉苁蓉、甘草、天门冬、淫羊蕾、大青盐、砂仁……正写着，听张老师说：“你没有什么疑问了吧？那就开药了。青禾，开龟龄集胶囊2盒，每次两粒，每日两次。”青禾忙开好递给张老师。“约摸月经快来时就吃这药，连着吃10天。下次月经快来时再吃。”张老师边签字边对白果说。青禾说：“如果家里有风油精，你也可以把风油精涂肚脐下面，再按摩3至6分钟，使小腹发热，痛经也可以减轻。”＊ ＊ ＊下午，在研究室，青禾对张老师说：“老师，中午时我理了理灵活运用中成药的思路，在脑子中画了一幅路线图，您听听看对不对。”“噢，你说吧。”“大概可以分为四步：先从药物组成推测其功能，再从功能推导其主治，再从主治推断其病机，最后比较其它病症的病机，如果与这个中成药所针对的病机相同相近相似，就可能适用。”“你这个路线图虽然正确，但稍有点繁琐，绕得远了些，还可以再简化简化。你那前几步，可用古人研究仲景经方的方法来概括。”“什么方法？”“以方测证。”张老师说：“这里的证就是病机。以前我强调过，学方不重在一方治一症之用，而要学会用方之巧，这巧就在于方证相应。仲景《伤寒论》中方证并提，就透出了这个巧。后来清代的柯韵伯看出了这一点，以此思路作《伤寒论注》，深得仲景之旨，于是风行一时，至今仍是研读《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柯琴的这书我已经买了，可还没有来及看。”青禾有点遗憾。“那你得抽时间好好看看。”张老师道，“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用方之妙’，就在于心里总存在‘方证相应”四字，以此原则用方，就可能跳出用一方治一症的低层次，而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境界。”“如果这一妙存于心中，达到这个高境界，也就可以灵活运用中成药了。”青禾领悟道。“灵活运用中成药，用同一种药治不同的病，其实也是一个‘异病同治’的问题。”张老师接着说，“异病同治的基础在于，病症虽有差异，而病机却是相同。湿热之邪在胞宫，可发生急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宫颈炎；在前列腺，则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所以不论妇女的急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宫颈炎，与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只要病机相同，属湿热阴虚，就可以用相同的治法，用同一种药——妇科千金片治疗。”“老师，那么同样，六神丸所针对之病机是热毒蕴结，不论是痄腮还是咽炎，或是带状疱疹，只要辨证是属于热毒蕴结，用六神丸清热解毒都有效。”青禾想到昨天在存仁堂的事。“相反的，如果只是知道千金妇科片可以治前列腺炎，就不详细辨证，不论慢性前列腺炎的病机是不是湿热阴虚，凡前列腺炎都机械地用妇科千金片，那就又后退到一方对一病的低层次，效果肯定不好。有报导说，对于病机属于肾阳虚或瘀血内阻的慢性前列腺炎，用妇科千金片治疗，疗效就欠佳。”青禾道：“古人常感叹‘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我想如果能充分利用同病异治的原则，灵活运用中成药，扩大中成药的用途，一个药当作几种药用，古人这千古之叹可以休矣。”“说‘可以休矣’，怕是过于乐观，”张老师纠正道，“不过说可以缓解缓解病多方少的矛盾倒不为过。”青禾轻咬下唇，懊悔自己没想好就说，又听张老师接着言道：“曾经有种倾向，一说解决病多方少的问题，就只想到开发新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有不止一个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寻找与开发新药，还可以积极寻找其它的方法。以新的眼光审视现有药物，通过医疗实践与理论研究，发现、挖掘、开发现有药物的‘新用’，同样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开发新用与开发新药相比，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成本低，效率高，简便易行，较为安全。”“我觉得安全是最大的优点，”青禾说，“一因为老药已经应用多年，它们的毒副作用已经基本了解，如何应对这些毒副作用也已经积累了经验。”“那么咱们就总结总结开发中成药新用的方法——中医的同病异治算是一个。”张老师端杯喝茶。青禾想想，说：“那么借鉴西医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开发新用吧？”“当然可以，”张老师放下茶杯，“现代医学与中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其对疾病及药物有着与中医迥异的观察着眼点，往往能对中成药的功效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可借助先进的仪器设备，对药理病理研究更为深人细致。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借鉴，启发用药思路，来扩大中成药用途。如外伤导致的癫痫，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此病是由于外伤后脑组织受伤，局部血肿机化后形成瘢痕组织，病灶过度异常放电而发病。治疗主张扩张血管，增加血液流量，改善微循环及脑细胞营养，促进血肿吸收，溶解瘢痕组织。而大黄蟅丸主要由水蛭、蟅虫、桃仁等破血逐瘀药组成，经现代医学研究，有以上治疗作用，故可用大黄蟅虫丸治疗外伤性癫痫。”“中医外治大师吴尚先有言：‘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青禾说：“将六神丸用醋化开，变丸剂为糊剂，外敷治痄腮、带状疱疹，可以算作改变剂型与给药方法来开发新用。”“如果结合经络原理，外治的范围还可能扩大。”“老师在存仁堂所说的用伤湿止痛膏贴穴位治晕车，风油精涂关元治寒性痛经，就是利用经络原理，刺激经络上关键的点——穴位，来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咱们以上说的都是根据中西医理论来推想，可是有时新用的发现，却并非如此，常常是在临床用药中，意在治此而却效见于彼的事例中发现的。”“这可正应了那句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张老师说：“这种发现虽然有较大程度的偶然性，和神农尝百草式的原始寻药方法相近。但是，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我们在临床用药时作有心人，细心观察，系统总结，注意药物作用的异样，进行追踪，大胆推测，小心求证，也是可以增大发现机率的。”“老师能不能举个成功的事例，启发一下我的思路。”“这方面成功的事例还不少。”张老师举例道：“发现治心脏缺血的伟哥，可以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事例就很典型——不过咱还是说中药吧——如某医院在运用雷公藤治类风湿关节炎过程中，发现雷公藤对育龄女性的月经有明显影响，服药的一些妇女出现月经减少或闭经。由此推测雷公藤可能有类似雄性激素样作用。所以用雷公藤尝试治疗阳痿、子宫肌瘤、乳房纤维腺瘤等，取得了疗效。”“我想，如果很好地综合运用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广开思路，就可能开发出更多的新用，更大程度的缓解病多方少的矛盾——虽然我现在比刚才还乐观，但不会再认为千古之叹‘可以休矣’了。”“从逻辑上讲，是病发作于前，方随生于后。犹如作案与破案，作案率必然领先于破案率，所以病多方少的问题必然长期存在，这个千古之叹还要一代一代叹下去。我们现代人，以至后代人所可能作到的是，比古代更快地缩小二者之时间差，更大程度的缩小二者的数量差，犹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只可能无限逼近，而不可能让后者等于前者，超越前者。”第十四回喜怒忧思悲恐辨证求因风寒暑湿燥火因发知受这一回师生通过比较中、西医对非典型肺炎病因的探寻，分析了中、西医病因学体系及方法，捎带对吴又可之病因说作了评价。欲知中医、西医病因学异同在何处，中医病因学有何特色，对“疫气说”学作何评价，吴又可应有什么地位，请看本回分解——“张老师，今天又有报道说‘非典’的病因是冠状病毒，而不是衣原体。”青禾翻着《健康报》，边进门边通报。“噢，”张老师放开鼠标，接过报纸，看完后对青禾说：“这次对非典病因的寻找，是中、西医同时进行，各显神通，各有所得，信息共享，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两种医学病因学特点最充分、最鲜活的展示。是现实而非历史，是亲历而非观史——所以要利用这机会，对中医病因学与西医病因学的特点充分比较，加深理解。”“我还要利用老师的智慧。”青禾说，“我记得您一开始就说非典是春瘟，不大可能持续地大面积流行，等到春意阑珊，非典自趋衰减。”“我的观点现在正得到验证。”张老师指指电脑屏幕上的“新发病人数曲线图”，“你看，现在新发病人数已经从高峰回落，持续下滑，虽然可能间或还有反弹，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再不多时，非典就要如同强弓之末，其势不可穿鲁缟，或许如行刺秦皇之荆柯，一去兮不复返。”“非典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老师当初是依照什么做出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推断呢？”青禾递给张老师一杯茶。张老师接过茶杯，放在工艺草垫上：“所谓‘新的疾病’，是从西医角度来看。而从中医角度去看，非典未必是新的疾病，与传统中医所认识的‘春瘟’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其特点都是发于春季，具有传染性，病则发热，常是春过病也过，入夏则衰。”“那么中医对这‘新’是视而不见了？”“不是视而不见，是视野不同。”一张老师纠正道。“视野不同？”“对。”张老师道：“正是这视野之区别，而形成中、西医病因学之两大分野。就非典来说，中医的视野在宏观，追求的是辨证病因；而西医的视野在微观，追求的是因果病因。”“辨证病因？因果病因？”青禾困惑，“难道中医所言的病因不是因果意义上的病因？”“所谓因果病因，是病因与疾病之间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张老师举例：“如疟原虫是引发疟疾的病因，结核菌是引发肺结核的病因，冠状病毒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假设已经确定其为引发非典的原因——寒冷是引发冻伤的原因，高热是导致中暑的原因等。在此当中，疟原虫为因，疟疾为果；结核杆菌是因，结核病是果；冠状病毒是因，非典是果；寒冷是因，冻伤是果——都是由原因而导致结果。”“噢，那辨证病因呢？”“而所谓辨证病因，”张老师答：“是按中医病因理论，通过辨别疾病症状的属性而推得的病因。这在中医学中称为‘辨证求因’，或‘审证求因’。虽然中医的辨证病因从主观愿望上也是要追求因果病因的，从中医角度也可以说就是因果病因，而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实际上未必是因果病因——所以说中医的病因具有双重意义。”“照老师说法，中医的病因既是辨证病因，又是因果病因，一身而二任？”青禾愈加困惑。“如果说一部分是辨证病因，另一部分是因果病因可能更为确切。你回想回想中医的病因学内容主要是什么？”“陈无择的三因说呀。”青禾回答：“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因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其余饮食不节，过度劳累，虫兽所伤，金疮踒折等等，是为不内外因。”“咱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三因之中的因果关系——我提前先说明，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从现代逻辑，从西医角度而言——三类病因中，有部分明确无误是因果病因，如不内外因中的大部分内容，虎咬狼抓，中枪挨箭，跌仆损伤等，立竿见影，因果关系明确。七情致病虽然有些夸张，但作为诱因，因果关系大致也成立。而中医认为六淫所导致的那些疾病，因果关系就未必都这么明确。除了冻伤固然是因为伤于寒，中暑自然是受了热，因果关系不容置疑外，其余就不很明确。如风寒感冒，就未必真的是被冷风刮的，同样，风热感冒也不一定由于被热风吹的。这个‘风寒’的定性，是根据患者畏寒、流清水鼻涕，脉浮‘紧等症状推出来的。与此类似，如果患者不畏寒而发热，流黄浊涕，咽喉红肿疼痛，口渴想饮水、舌红等，那就可以推得为风热感冒。”“这个陈无择，真是‘无择，视野真是宏观，将这些不同性质的病因都掺和在一块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不是老师今天提出，我还真没注意。”青禾表示不满。张老师道：“陈氏主观上并无此意，他只是从中医宏观角度认识病因。我刚才是从西医角度说的。”“是不是可以说，从宏观着眼与从微观着眼，导致了中医病因学与西医病因学的区别？”青禾问。“如果说文化决定了两者的区别，可能更接近本质、更为深刻——方法是由文化决定的。”“老师这是愈追愈深了。”“追得深入，才能理解得深刻。如清末有识之士在探求当时中国为何老是挨打的原因时，有这么一个反思的过程——先是归因于洋人船坚炮利，自己的武器原始。那么为何炮不如人、船不及人呢？直接的原因在于工业不发达，而工业不发达的根源又在于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又可归因于封建帝制的腐朽——于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老师，我想如果用中医治病来比喻，洋务运动虽然功不可没，但主要在武器工业的层面上效法西方，属于急则治其标之法，辛亥革命才是治本之举。”“也可以这么比。”张老师同意，“西方从古希腊到培根，是重分析、求还原的文化，其病因主要是以分析还原方法而求得。如不论是先前的衣原体或是现在的冠状病毒，西医都是从非典型肺炎患者呼吸道采集标本，运用微生物技术进行分离而确定。是按科赫‘特异病因论’理论，依照科赫原则进行的。而科赫原则可看作是分析还原方法，在西医病因研究中的应用与具体化。”“我记得科赫原则是——1.病因必须能从每一个病例中分离出纯培养物，而该病因在不是这种病的病例中分离不到；2.该种病因能引起同样疾病；3.在实验引起的动物等对象中能再分离到该病因。不过，老师，我觉得如果严格遵循科赫原则，现在就确认冠状病毒即是非典的病因还为时过早——因报告中只是言其分离出了病毒，原则2、原则3还没得到满足，也就是说还未能进行验证。”“当然现在冠状病毒之因能否引发非典之果尚未确定。”张老师同意，“但如果能够通过实验而确定这点，那么就可以确认冠状病毒就是非典的病因。与西医这种方法相对，中医确定病因的方法与西医大相径庭，视野着重在宏观整体，而不必深入微观局部。”“那么中医这种从宏观整体探求病因的方法，是由什么文化所决定的？”“传统的象文化。”张老师答。“象文化？象是藏象的象？”青禾本能地想到藏象。“是的。”张老师道：“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象文化，《周易》是象文化的代表。《易传·系辞上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中医作为传统文化派生出的学科，是依观物取象，立象取意方法而形成的人体科学，可称为象医学。如《内经》曾言：‘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候者，征候也，征象也。候开始显现了，道，也就是医道，就可以通过观察症候而产生。具体到对于病因的探求，也是通过辨别病人所表现出的征象，而进行辨别审察，发现病因，所以称为辨证求因或审证求因。清代钱天来对此总结得非常精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青禾正要开口，忽听有“笃笃”的敲门声，青禾起身开门，见门外一老者正在解口罩，露出花白胡须，仔细一看，原来是文学院的孟老。“真是个戴口罩的春天，连孟老也未能免俗。”张老师起身指指沙发：“请孟老这里就坐。”孟老边坐边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岂非黄帝、岐伯于《上古天真论》中所教耶？”“哟，孟老对《内经》这么熟悉呀！”．青禾说着递给他一杯茶。“咳，我这是口上谈经，略知皮毛，”孟老接过茶，“真遇到事还得向你们请教。”“您老问什么事，来个电话就行了，又何必装备齐全劳师远征呢！”“我也是顺便到此。”孟老说，“原来古典文学研究会计划在北京开‘清代小说研讨会’，这不，为了躲避非典，准备改在咱这里开，我是准备去前面商都宾馆联系安排一下。”孟老转脸看看青禾，“你这师生俩，不是都对文学感点兴趣嘛，到时无妨去听听，机会难得嘛。”“我看是幸遇非典的机会也难得，或更难得，千载一逢，”张老师笑笑，“参会人员多是从外地，尤其是从北京而来，或许他们挟病毒而行千里，不自觉地充当了非典的义务传播者——您是来问会上如何预防非典的吧。”“真是‘闻而知之谓之圣’，来意我还没说，您就明白了。”孟老拉开提包，拿出一份报纸，“这不，报纸上公布的几个药方我也带了，您看看哪个适用，到时请您这院里的药厂加工一下给大家喝喝。”“我看喝药不是上策，首先这药就不适合您老喝。”张老师点点报纸：“这几个方多以寒凉药为主，您老体质偏于虚寒，喝了可能会腹痛腹泻。”“咳，”孟老一拍沙发，坐直身子，“早点问你倒好了，这药我已经喝了，腹痛腹泻也已经由可能变成现实了。我想着是国家公布的方子，还会有错？”“方药的对错主要看如何用。用对了，砒霜救命；用错了，人参杀人。服中药就得辨证，辨别体质是重要的一项，您不辨体质就喝药，无怪乎要腹痛腹泻。”张老师又转对青禾说：“说实话，就从传统中医角度看，根据非典病人初发病偏于温热表现，拟定几个方子公布出来，让大家服用，而大多数人一不通晓药性，二又不懂辨证，难免有千人一方，万人一方，药不对证的弊病。”“既然如此，这些药方岂不是没用了。”孟老两手一摊。“那也不尽然。我刚才特别强调的是‘从传统中医角度看’，而从社会角度看，这些预防药方的实际作用，在于心理，而非药理，大众服了药，心理上得到安抚，不至于由于恐慌而导致社会动荡。”孟老摆摆手：“不管是心理还是药理，黑猫或是白猫，有作用就行。”“开会的特点是近距离，小空间，这正符合非典传染的条件——我看改在本地开与在北京开区别不大。在北京开会，非典疑似病人也不会去；改到这里，已在潜伏期的人也不会不来。”张老师分析道。“您先说喝药不是上策，这又说改地开会也区别不大，”孟老紧盯着张老师，“那么你看这预防的上策该是什么？”“这上策《内经》早已给出。”张老师示意青禾作答。“老师，”青禾想了想，“是不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呀？”“对。对于那些尚缺乏抗击方法的病邪，只能尽量避免其害，待其时过，这样虽然看似消极，实则有效。改变开会地点，是空间上避，但彼空间之人随之而来，欲避之而未能避，故而效果不佳。而‘避之有时’，是从时间上避，等到非典的流行期过后再来开会，那就没有顾虑了。”“那么这非典的流行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过去，要避到哪一时？”孟老话音中略带焦急。“已经为期不远了。”张老师端起茶杯，“青禾，你给孟老讲讲吧。”青禾让孟老看着电脑上“新发病人数曲线图”，将两人前面的对话又向孟老作一复述。孟老听完，向后一靠，舒一口气：“那我们就别再改在这儿挪到那儿，还是按兵不动，各自避邪吧。”“孟老这‘按兵不动’说得好，正合《内经》‘避实击虚’之旨。”“哟，我这无意中还撞着经旨了？”孟老又将身子坐直。“《内经》主张对于势头正盛的邪气，要避其锐气。对此《内经》曾以兵法作比，要‘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现在非典虽然盛时已过，但衰而未竭，以静制动，等其自竭，正合其宜。”“多谢张大夫”，孟老站起身，“我就不打搅了，这还得赶回去再发一轮通知，要大家别来，等待下一轮通知。”送走了孟老，青禾问道：“那钱天来所说的‘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的意思是不是说，感受了什么病邪，开始并不容易知道，只有等发病之后，表现出了症状，才可以据此辨别其病因是什么，这个过程、这个方法，就是根据发病症状而推知所感受的病邪。就象老师刚才所举例，根据畏寒，无汗，流清涕，脉浮紧等症状，可以推知感冒的原因为风寒——而此人未必真的被寒风吹过。”“大意可以这么理解。”张老师说，“王安道《医经溯徊集》中所言也与此类似：‘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张老师很快地喝几口茶，又说：“与西医特异单一病因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非典，中医对病因的推求，完全可以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结果多样化，而不论西医所言其病原为何。例如同是非典，前些时广东的老邓说是湿，近来北京的小林说是毒。粤地多湿，可能表现为湿；而京地偏燥，就可能表现为毒。再深入一层，即使同是北京的患者，也可能根据个体体质不同而区别为不同原因。张三壮实，其病因可能辨为风热之邪。李四虚弱，则未必见此。正如《医门棒喝·六气阴阳论》所说：‘邪之阴阳，随人身之阴阳而变也。’”“这样看来，”青禾说，“中医对病因的辨别真是入细，要达到一人一因。而这病因可能还要随着人体阴阳的消长而不断变化。而西医则是普天下人共同一个病因，自始至终是一个病因。两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一方面，虽然针对同一病原所引发之病症，中医对病因区别得这么仔细，可在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笼统，对春瘟范围内的疾病，如对感冒、大叶性肺炎、流行性脑膜炎的病因并不加以区别，可以同辨为风热——从西医学观点看，这几种病的致病病原体彼此差别甚大。”“中医的这些病因理论，外行总是难以理解。”青禾感叹。张老师说：“对，虽然从西医，甚至从公众的角度可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中医之所以如此，自然有其自身的道理与方法。而且，这正是中医的精华，正是可以与西医抗衡的法宝。”“中医与西医的抗衡，我看近于宏观与微观的抗衡。”“正是这样。”张老师道，“虽然感染性疾病病原自古至今源源不断，古有肺炎，今有非典，但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却相对有限，宏观观察可见。古代医家通过对人体征象的观察，结合类比自然界之物象，把人体的反应大致归纳为温、寒、风、火、燥、湿、毒等，以此推导疾病的病因，针对病因治疗。如北京的非典患者发热突出，就可以推知感受了温热之邪，病因为热，运用清热泻肺的方法就可以取效。而广东的非典病人，虽然发热而热度不高，出现口中粘腻，舌苔腻，食欲减退等属于湿的征象，根据这些反应，可将其病因归为湿，属于春瘟伏湿。以祛湿清热的方法也可以获得疗效。”“而西医对付此类疾病的套路大概是，”张老师又接着说：“寻找致病病原，确定病原后，一是针对病原寻找药物而消除之，如确定肺结核的病原是结核杆菌后，就研制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氨之类的抗结核药，以杀灭结核杆菌。二是针对病原培制疫苗，如卡介苗，以预防再发生此病。如果这个套路能走下去，常常会优于中医。疾病谱的改变，传染病的退位，就是这种套路的巨大成就。而如果暂时这套路还走而不通，则中医的优势就可能显现。”“西医的这个套路，还真是‘套’路，需要整套的配合，老师这个词用得确切。”“是呀，”张老师道，“只是寻找确定病原，就得有细菌染色、细菌分离、细菌培养等微生物技术，动物实验技术等配合，还得需要制镜工业提供能进行微观观察的显微镜，才能满足科赫三原则。研制杀灭病原的药品，又得有化学，生物学等等的配合。在十四世纪以前，由于各方面条件不配套，西医这个套路没法走通，于是传染病肆疟欧洲，医生们束手无策。而自从中医的温病学说成熟之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瘟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温病学没走西医的套路，巧妙地绕过了微观观察等难题，另辟蹊径，通过宏观观察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发展了别具一格的病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疾病的规律，遏制了疾病的蔓延。中国清代时人口迅速增长，可能与此有关。”“中医的这个‘辨知’、‘推知’病因的方法，与西医推求病因的方法相比较可是‘简便’得多，一不要仪器，二不需分离培养病原，三不须动物实验，四不必理会科赫，将其三原则全部省略。”青禾笑道。“虽然从所需物质上，从所需各路人马配合上，从推求过程上看，似乎‘简便’，但这需要辨者熟练掌握中医病因理论，运用中医病因理论研究人体对病原的反应征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归纳，方能辨而无误，治而有效。这如果没有若干年的临床实践，深厚的中医素养，怕是开口动手便错——所以亦不能以简单视之。”张老师强调说。“老师，我觉得中医寻找非典病因之所以‘简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医当今走的还是温病学家吴鞠通的老路，‘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外界的许多东西都用不上，所以不得不‘简便’，不得不孤军奋战。而西医寻找非典病因，能用上、也必需有各方面的资助，因而复杂。”“这一方面说是西医虽然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助，但从另一方面说，它是需要依赖各方面的配套，才能展开它的套路。现在就对付非典来说，西医的这套路才开始，一是病原尚不能确定，于是杀灭病原无从着手，疫苗更无从谈起。而非典病人就摆在眼前，急需处理，既然无从对因治疗，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于是见热降热，见咳止咳，为了减轻炎症反应，对抗肺纤维化，不得已而大量使用激素。而这样大量使用激素，说饮鸡止渴似乎过分点，但我总觉得虽然得利于一时，将来或许发生问题。”张老师眼中掠过一丝忧虑。“那在此情此景之下，可以孤军深入的中医当有优势。”青禾说。“对，针对非典这一疾病，中医可以利用温病学的学术积累，辨明病因属性而孤军深入进行施治，而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并不必依赖外界资助。”“这优势在死亡率等方面已经体现出来。”青禾点着电脑上的资料，“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热时间2.97天，并且胸片炎症阴影较快吸收，平均6.20天。全部治愈或明显好转，没有一例病情恶化。平均住院天数8.86天。”这时电话铃响了，医政科通知张老师去省非典定点医院会诊。张老师刚放下电话，青禾的手机也响了，医政科又通知实习生去高速公路出入口，配合防疫站工作，拒非典病人于市门之外。张老师挥挥手：“看来咱们的坐而论道要暂停了，要对非典实际接触了。”＊ ＊ ＊现在已是8月，戴口罩的春天匆匆过去了，不戴口罩的夏天也快要耀绘了。随着各个检查站的撤销，青禾也返回了研究院。张老师问青禾：“查了这些天，你们将几个非典病人拒之于市门之外？”“发热的倒有几个，开始时如临大敌，连忙全副防护地押去进一步检查，结果都是虚惊一场——我看在非典已是强弓之末时大搞检查，有点贼过兴兵的意味。过分防护造成的损失，或许大大超过非典本身造成的损失。”青禾答道。“那些被罢免的官员可能对此更有同感。”张老师说：“咱省非典病人倒还没有放倒几个，因防护不力，官员们倒是撂倒了一片。”“说到官员，我们在公路检查站时倒有个关于官员的小花絮。”“你说说。”张老师满感兴趣。“按规定车内的乘员都要下车接受体温测量，可这天来个黑别克轿车，坐在后排的一个人就是不下车。当时我负责测体温，就去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忙过来阻拦，说市长开会过于劳累，能不能免了。一听此言，全站一片哗然。站长说：常言说到北京才知道官小，看来也不必麻烦您到北京领教了，就在这儿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官小。你的市虽大，但这儿不是你的市；这儿的站虽小，却是我的站。这儿不认什么市长，只认检查站长。你不接受检查，那就得按规定处理。大家七嘴八舌，跟着站长损这市长，把这一段积下的烦恼一齐向他发泄。结果市长大人冒着大家的语言风暴，钻出汽车，接受检查。”“类似的花絮隔三岔五的点缀点缀，倒可以活跃活跃气氛，舒舒肝气。”“老师，我在检查站时也常回想您那天的话。现在又过了这些天，非典方面又有不少新的进展，咱们是不是恢复暂停的坐而论道呀？”“我看也有这个必要。”张老师赞同，“现在非典的病因，从中医方面说，非典属瘟疫病范畴，是因疫病毒邪犯肺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观点，已经得到中医专家的广泛认可，大家并不认为在病因学上非典与以前的温疫有何不同。而从西医方面可以说已是尘埃落定，确定为SARS病毒。”“既然西医确定了SARS为病原，按它的套路，该忙着疫苗的研制了。”“正是这样。”张老师略一停，接着说：“不过对于这个疫苗的研制，我倒有个直觉——未必必要。”青禾问：“老师是讲究理性的人，怎么也谈起了直觉？而且这直觉有点惊世骇俗。”“直觉是省却了步骤的推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推理的短路，是思维的跳跃——但这也是有一定铺垫，有一定基础的，并非凭白而来。这有点类似胡适的大胆假设。”“我愿听老师对此是如何小心求证。”张老师说：“SARS是某种病毒变异的产物，原来毒力较小，虽然或许传染，但不发病。变异后毒力增大，部分人群感之即发。如果在过去的社会，只可能造成小范围的流行。历史上此类情况可能发生过无数次，但过去也就过去了，无声无息无臭无影无踪无痕无记载无轰动，未能造成象如今SARS这样的全球流行。这次SARS的流行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病毒变异，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类似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病毒毒力增强，勿宁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总之都是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而使疾病易于传播。”“那这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造成疾病的流行呢？”青禾问。“传染病的流行是由病原、宿主、环境三方面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张老师呷口茶：“先说艾滋病，HIV可能已在某些人中存在了好几代。而AIDS是变异后的高毒力HIV引起的。在传统社会，宿主接触的性伴有限，若是病毒毒力较大，被感染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死亡，来不及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为害范围小。现代社会开放的性行为，提供了传播的环境，宿主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多个性伴，宿主的存活时间对病毒的传播变得无关紧要。即使是毒力最大的病毒株，也有充分的机会在原宿主死亡之前传播给新的宿主。”“再说SARS的流行环境，”张老师接着说：“古代社会交通落后，地广人稀，如同天然的隔离。宿主被感染后可能就地死亡，而来不及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病毒也随着宿主的死亡而消亡。所以在这种环境中造不成大面积的传染，可能只是殃及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镇的易感人群。当今社会人员，借助于现代化交通工具，使得流动规模空前地巨大。而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空间的封闭，乘员的壅塞，为SARS这类由呼吸道传播的病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使宿主在死亡之前携带病毒北上南下，东奔西走，日行千里，接触百人，于是如烈火燎原，传播迅速。另外，现在社会城市化程度增高，人口密集，也是原因之一。经过全球性的隔离与治疗，必然象天花一样，除了实验室中的SARS病毒，其余自然状态下的SARS病毒可能已趋于灭绝，SASR或许要象行刺秦王的荆柯似的，‘一去兮不复返’。若再发生非典，则极可能是极个别的实验室感染。毒之不存，苗有何用？”“那这疫苗研制出来也没有什么用场，也属于贼去兴兵。”青禾说。“再说治疗药物，也是针对病因，筛选、开发能杀灭该病毒的药品；待开发出新药，病毒可能早就又发生了变异，需要重新确定病毒，再行开发新药。”“老师，我忽然有个感觉，对付这类疾病，西医象球拍，中医如球网。”“噢，这比喻倒是还新颖。”青禾道：“西医的特点是针对性强，来一个病原对付一个病原，犹如球拍击球，球员盯着球飞来的方向，来回奔跑以改变球拍的方位，以拍变应球变，有点疲于奔命，穷于应付的感觉。而中医如同球网拦球，以不变应万变，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哪个方位来的我都能对付。”“你这个比喻虽然新颖，但不够贴切。”张老师评判道，“有贬西褒中之意。其实中、西医各有所长，西医的长处在这方面或许更明显。如果以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作比，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那么西医好比特异性免疫，而中医好象非特异性免疫了？”青禾问道。“对。先说西医与特异性免疫，其一，西医西药的特点是点对点，一对一，量体裁衣，量身定作，这与特异性免疫针对性强的特点接近；其二，特异性免疫是因病原刺激而产生，分抗原识别、增殖分化、效应阶段，有一定的滞后性，也类似于西医的针对病原寻药选药制药用药，需要一定的过程；其三，特异性免疫虽然是被动产生，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一旦形成，在作用的强度上就远远超过了没有针对性的非特异性免疫，体现出‘专业’的优势，这也与西药的特效药类似。”“老师，能不能把中医与非特异性免疫比较的机会让给我呀？”青禾见张老师点头，于是说——“非特异性免疫与中医也有三点类似，一是中医以群药对群病，不以某药针对某一种传染病，治疗对象泛化，类似于非特异性免疫不针对特定的病原体，反应广泛的特点；二是中医按辨证结果，可以马上组方用药，无须等待特效药，不必等待病因明确，与非特异性免疫作用迅速相象。以上两点在治疗非典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第三，中医中药虽然作用广泛，以不变应万变，但似乎不够‘专业’，对于一些特异性感染，疗效上不及特效、‘专业’的西医西药。”“这是从治疗方面说，如果从预防方面说，如果能按西医的套路走下去，更是优势明显。”张老师补充。“老师，您去参加会诊，在病因学上有什么体会？”“虽然在后来非典的病原已基本确定为SARS，但中医在临床上并不能利用这一科学成果，仍需运用中医的传统病因理论，辨证求因，看其属风属寒是湿是毒，而且只有这样，疗效才比较理想。可见两种病因理论体系差别之大。”“老师，我想如果讨论中医病因学，固然少不得陈无择，还有一个人我看也不能绕过。”“这个不能绕过的人应该是吴又可。”“是呀。”青禾说，“他的‘疫气说’并不亚于‘三因说’。”“所谓‘不亚于’应该是近代，以至现代才发生的事。他的病因学与王清任的解剖学类似，是西医成为我国主导医学以后，被西医捧起来的。”“按老师之意，吴氏的病因学在传统中医中并无那么高的地位？”“吴又可病因学的历史地位应该到西医那争取——如今西医已经给了他较高的历史地位，并且影响到中医。”“确实如此，”青禾说，“吴又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中医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说，天才地推测出另有某些不同于六淫的致病物质。虽然没有显微镜，不能从微观方面揭示致病病原，但他从宏观层次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微生物致病的特点。早于西医发现致病微生物数百年，实在难能可贵。”张老师说：“他既然突破了传统中医的病因说，必然与中医主流学术难以合拍，而和西医病因学一拍即合。从中医眼光看，虽然‘难能’，未必‘可贵’。”“既然‘难能’而不‘可贵’，对于中医来说，他是费力没讨好，白干白说。”青禾言道。“也不绝对如此。”张老师矫正：“疫气说虽然终未能动摇中医病因体系的构架而导致突破，但毕竟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微生物致病的规律，尤其是在提示微生物致病的传染性方面，比六淫说有进步。”“咱暂时撇开传统中医的立场，站在比较中立的角度看，疫气说不乏真理性，先进性，又有客观事实支持，为何不能溶入中医病因学，而导致病因学的突破呢？”青禾问。“这原因嘛，”张老师缓缓地说，“主要是思维方式差别太大，传统中医探求病因的基本方法，是运用中医理论审证求因，即通过症候推求病因。实际作用并不是揭示致病原的物质实体及其本身特征，而是探求人体对病因的反应。而吴氏却‘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跳过中医病因理论直接观察病因，进行比较，推理，意在探求六淫之外的病原。这两者实在是难以兼容。”“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青禾补充，“以西医思维方式探求病因，是要各方面条件配套的，以当时中国明朝的条件，如何给他配备显微镜、培养皿、试管架、小白鼠等等这些成套的东西，来验证疫气致病。结果疫气说显得玄虚，总不如风寒热燥火暑湿来得具体，所以难以取代六淫说——谁让他的疫气说太超前。唉，这超前也有悲哀，虽悲亦壮，虽壮亦悲。”“所以传统中医并不能利用疫气说的真理性，先进性。正象如今不能利用SARS致病的成果一样。”张老师说：“从温病学创始人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人的医案、著作来看，温病学的创立仍然是沿用着传统中医思维方法，仍认为病因是风寒暑湿等六淫之邪。”青禾问：“那温病学的创新在哪方面呢？”“在辨证体系上。”张老师说，“叶天士归纳总结温邪入侵人体后的传变规律，概括为卫、气、营、血四个病理层次，是为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通过‘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将湿温之邪在人体的传变归纳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病理层次，成为三焦辨证。这两种辨证体系基本反映了温病传变规律，数百年来中医对传染病多是运用这两个体系治疗。因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中医的审证求因，辨证施治之法更为适合，也更能取得疗效，可以说是彼时彼地最好的选择。吴又可之说虽不乏道理，但实行其说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中医对SARS的治疗，也是依靠运用温病学的思维方式，而取得较好的疗效。”青禾补充，“虽然SARS病毒这个‘疫气’已经被现形在电子显微镜下。当代中医仍旧不能利用这个研究结果而对因治疗。”“与叶天士等温病大家相反，吴又可的西医思维也是一整套的，”张老师说，“在治疗上吴又可设想针对疫气，‘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这种对因治疗的设想，属典型的现代医学治疗思想。”“那吴又可具体的治疗方药是如何体现他的学术主张的？”青禾问。“正如你所说的，吴又可当时虽然明知病气不同于六淫之邪，但无配套条件来发现这疫气究竟是什么，更无从开发针对病原的特效药，如雷米封之类，终而因‘惟其不知何物以制之，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哈，那他是又绕回来了。”青禾笑道。“虽然他不得不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但是属于‘勉用’，于心不甘。西医思维总是梗于其心胸。结果西不成，中不就。对于中医来说，疫气说不论是求因，还是治疗，实际意义并不大，有新奇之炫，而乏实际之用，远不如那些仍以传统中医思维研究温病的学者对中医的贡献大，如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医家。而对西医来说，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所以他天才的猜测，并未对发生于西方现代微生物学起到促进作用。”“未必如此吧，老师，”青禾说。“西医已遵吴又可为先驱，中医的病因学中也有其一席之地。”“西医对吴又可倒是挺厚道，虽然没有实际影响，也给个名分。”张老师口气一转，“但中医对此亦津津乐道，岂非是咄咄怪事。”“我看也是怪事。”青禾问：“这种怪事毕竟发生了，如何解释呢？”“是由于某些人身为中医而中医学术素质欠佳，一是对中医病因学说、对吴又可的疫气说缺乏深刻理解，不了解二者的差异；二是对中医缺乏自信，总想以疫气说证明中医有先见之明，并以此佐证中医并非不科学。而殊不知中医之科学精华正不在此，而在于审证求因，辨证施治，而此正为西医所短。吴又可虽是古代中国的医家，而从思维方式上看，未必属于中医。三是由前两者而导致评价标准的偏差，正由于缺乏自信，底气不足，评价医家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中医标准，而趋同于西医评价标准。”“在西医已成为我国主导医学的大环境下，这似乎也难免。”“所以在目前中医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尤其注意不能以西医之标准对中医之学术作褒贬，定取舍。”张老师加重口气，“而作为中医，更应该不趋于势，不趋于时，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对医家、事件、学术观点的评价，应多考虑中医的评价体系，多考虑其对中医学术的实际贡献，而不可唯西医马首是瞻，如矮子观戏，随人起哄。故中医论文亦不必以进入SCI为荣耀，中医药产品也不必为通过某西方国家某标准而欣喜。”第十五回药方上多地名道地分明灭病魔用强兵克敌制胜用药如用兵，兵精则易胜，药佳则效高，而中药里的精兵强将即是道地药材。本回中师生讨论了道地药材的重要性，与中医目前的困境。欲知药方上为何有药名并有地名，这地名与疗效的关系，请 本回分解——前些天，张老师应邀去日本讲学，于是与药剂科的科长协商，安排青禾到中草药房实习二周。临走时他叮嘱青禾：“做一个临床中医，应该多识药多认药，至少常用的几百种饮片要能辨认。识药时，要注意药物的颜色、形状、炮制、质地，气味等等。”青禾点头记下。“我不止一次说，中医是象医学，如果能了解这些药的形象，可能会有助于更深刻、更形象地理解和掌握药物的功能。不然就可能闹笑话，出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