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哈佛博士用故事讲透生活中的经济学）郭凯新书《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用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说明经济学的本质，非常通俗易懂，即使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也都能读懂。而对于有经济学功底，甚至是专业圈内的人来说，也完全不会觉得浅显，反而会提供另外一种看待经济学的视角。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书里，他一会儿是個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王二买火车票，卖粮，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通过王二有趣的故事，作者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宄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他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序言及目录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推荐序⑴000B0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不一般的大众经济学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個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宄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是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说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比如，在《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里，郭凯用王二卖粮的故事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说清楚了。过去，国家从王二那里低价收粮，一毛多钱一斤，但王二省吃俭用，也存下了 25000元的现金。后来，国家照顾农民，把价钱提高到三毛钱，别人都说是好事，王二却犯疑惑：撂在过去，他的存款可以买20万斤粮食，现在才能买8万多斤，他的存款的实际价值岂不是缩水了吗？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的收购价就是人民币汇率；王二对他的财富缩水的担心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缩水的担心。郭凯是如何说服王二的呢？读者读了《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就知道了。郭凯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记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们讨论如何向普通人说清楚汇率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汇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凯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来讲清楚汇率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固定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欢的是《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集市中的"君子协定"和价格干预》《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三篇。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郭凯却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王二赶集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简单地说，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个专门种苹果，一个专门种梨，两村总想用君子协定把苹果和梨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但因为苹果和梨的收成波动不同步，总是有像王二这样的村民乘机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最终让君子协定失效。郭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持固定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推荐序(2)000B0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郭凯说清楚了一价定律，捎带也说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郭凯供职的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是这种经济学的大本营之一。但是，即使真是这样，郭凯也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市场和公平问题。他当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视市场为圭臬的右翼经济学家，忘记了市场的分配功能。这在《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这个故事里反映得最清楚。王二是个善人。当地发大水，许多人家开始断炊了；王二开粮店，手里有点儿余粮，于是决定施粥赈济。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难：该如何分配粥呢？他儿子学过经济学，告诉他，老爸，简单得很，你把粥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别人说自己赚黑心钱，最终还是决定靠排队解决粥的分配问题。郭凯告诉我们，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面对的是和王二一样的难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车票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会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郭凯问："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 ”我自己也写过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文章，表达的想法和郭凯的基本一致，但当时写得非常艰苦，因为要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并不容易。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学者有很多种，郭凯不属于书斋里的那种。这让我想起了法伊德?扎卡利亚。和郭凯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亚博士曾师从亨廷顿，不到30岁就担任《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正当学界期待一位学术大师诞生的时候，扎卡利亚却决定投身新闻界，担任《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后来又进军电视媒体，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档国际评论节目"全球公共广场”（Global Public Square)。我想，郭凯终宄是要回到中国的；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无限多种可能性在等待着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宄中心主任、教授姚洋2011年10月8日于麦迪逊目录000BQ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第1章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010 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014 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 018 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 022 附文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 027 第 2 章该不该对月饼征税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 037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 041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 045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 049第3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個户和房奴的"一个梦” // 061 保证不涨的菜价和房地产"限价令” // 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 069 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 074 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 078 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 082 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 086 第 4 章065是否给汇率松松绑6毛8—斤的西瓜和人民币汇改// 095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 099 王二家的账本和外汇储备 // 103 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 107 王二打工和货币战// 112 王二的凉粉店和被绑住的央行// 116 超市购物券和人民币国际化// 120 附文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 124 第 5 章货币政策的难题王二收粮和货币政策的难题// 133 王二和面、数量宽松和货币政策// 137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 // 141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 149 王二穿衣和应对通胀// 153 王二治水、堰塞湖和池子论// 157 第6章经济政策的误解和真相王二■拔鸭毛、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 165 自力更生和重商主义// 169 王二开荒和外资流入// 173 王二戒烟、机会主义和政府信用// 177 王二当村长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181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 185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190 附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 194第 7 章发展模式之争王二熬夜、GDP至上和结构扭曲// 203 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 208 王二装修和经济转型的焦虑// 212 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 216 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 221 第 8 章在世界的舞台上王二的辩解和中国的宣传// 229王二当村官和中国责任论// 233 王二择业、中国的尴尬和巴西的烦恼// 237 王二的节俭、李四的挥霍和中美再平衡// 241 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 245 王二缉毒和债务赎回// 249 后记王二的前世今生// 253 导言⑴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均，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体现其在人群中产生的张力。比如说，每到春运时节，火车票价该不该涨就成了一个话题。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经济学的人而言，供需产生矛盾的时候通过价格来调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春运期间，要回家的人多，火车运力少，要平衡这种缺口，选择车票涨价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很多是非常有名而且充满了善意所支持的方式。《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僧多粥少，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挨饿，是不是出价最高的人吃饱肚子、出不起钱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来作类比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不提火车票价，我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民粹”（对了，民粹也是我极力反对的）。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不是简单地用价格把供需弄平衡就完事了，座位分配给谁同样重要。《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扩展了火车票的事情。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也不是简单的富人锦衣玉食，穷人小家碧玉，大家不相往来就是了。一些人甚至觉得，如果中国人能像美国人那样不"仇富”，事情就简单了。"仇富”确实没必要，这点我下面还要谈，但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会挤出穷人，不是用刀用枪，不是横行霸道，而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价格。请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反市场或者反对用价格分配资源的倾向，我只是在说，贫富差距正在用各种方式形成张力，其中就体现在价格上。这件事情的危害在于，当人们对这些张力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会去反对他们最直接能看到的东西：价格。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多改革的倒退。我在《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里就说了一个很具体的担心：我们的不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比如说，文章里提到，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汇率也是。这些看起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政策，在无形中其实偏袒了一部分人，同时让另外一些人受损。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加大政府的角色，人为地去再分配，而是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这里就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试图消除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都是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本身一定就是坏事。这种简单的看法作为茶余饭后的牢骚话可能无所谓，但如果演化成了"仇富”和反对市场，那可能就有害了。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要有成功的人，必须要给成功的人应得的回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有人成功了，有些人不那么成功，这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自然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又不是那么彻底，所以才有了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这些事情，这也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拉大是不应该发生的。这篇文章想要更加强调的一点是，这两种力量可能发生在同一批人身上，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者或者富人，其财富里可能既有其应得的部分，也有其不应得的部分。因此，简单的"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力的再分配也不是，去区分好人坏人也不是，因为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很少。应该消除的是不合理致富的土壤和环境，而不是富人或者收入分配差距。《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看起来讲的是油价，但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上对油价上涨存在普遍的反感，认为这是压榨老百姓，把钱转移给已经很有钱的石油公司，因为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但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是有不同部分和来源的，这些利润有些是合理的，更多的则是不合理的，不能混为一谈。这篇文章想要说的是，你得把不合理的利润给挤掉，但是应该保留合理的利润。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和下调，恰恰是属于合理的部分。而且，更高的油价还有利于环保。仅仅是看到石油公司利润高而反对油价上涨，虽然也许能起到降低利润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身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还会让正确的改革发生倒退。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 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1)000BQ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4)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2)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王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运动，小儿子爱读书。大儿子能跑能跳，爱玩各种球类，梦想就是当个球星；小儿子整日待在家里，顺着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有点能当学者的味道。王二希望孩子们能够静一点，长大之后做个读书人，而总觉得玩体育没什么前途。自己祖宗八代都没什么运动细胞，也不指望孩子能成姚明、刘翔，因此，王二从心底里更认可小儿子。只是王二心里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想做到一碗水端平。只是，王二是这么把水端平的。他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书店，说：挑你们最喜欢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挑三本，爸爸来付账。还有，过年给压岁钱，很早就说清楚规矩：成绩好的孩子多拿，成绩差的孩子少拿，绝不偏心。放暑假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书友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夏天读遍四书五经。王二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王二偏袒弟弟，终于有一天来找王二理论。王二摆出父亲的尊严：我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的，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哪里有更偏袒弟弟的说法？王二按照他的标准也许是没有偏袒哪个孩子，后来的结果也是小儿子确实如他所愿成了一个读书人，而大儿子则书也没读好，体育也没玩好。王二更加觉得自己当年的直觉很正确: 我早就知道我们王家的孩子没有运动细胞。幸亏小时候多带他们读书，不然哪有他们的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头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我在《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见本章附文），并指出一些通常认为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比如说腐败，并不一定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腐败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3)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4)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但一样也有很大并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就会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中国市场环境的问题之一就是宏观价格扭曲。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偏低，其结果是老百姓补贴银行和企业。这里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中国的居民存款余额在2010年已经约为30万亿元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真实利率（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是负的，为 -2d换句话说，30万亿元存一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实际意义上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 亿元人民币。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各种测算，一年真实的回报率在10%左右是可以保证的，因此30万亿元变成贷款放出去，一年产生3万亿元的真实回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不仅没有看到3万亿元，还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这一里一外就是将近4万亿元人民币，接近人均3000元钱一年。从这里大概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银行效益为什么那么好了。这些企业和银行一年拿着老百姓将近4万亿的隐性补贴，这些钱中的不少最后又流进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口袋，这样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怎么可能不让人反感？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汇率偏低，其结果是中国人补贴外国人和出口商，而惩罚国内消费者。根据海关数据推算，中国在2010年，货物进口值是13272亿美元，货物出口值是15814亿美元，顺差是2500多亿美元。很多人通常关注的只是那25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忽略了这背后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进口和出口。尽管很多人不太用进口货，但进口产品已经无处不在了: 如果你去加油，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已经依赖进口；中国人吃的猪肉和食用油的背后，很可能是从美洲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中国人买的家具极有可能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中国从铁矿石到铜还有各种有色金属，都大量依赖进口。这些小到接线板大到汽车、轮船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依赖于进口。机械地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用人民币衡量的进口账单就会变小10%，这就会一年给中国老百姓节约超过8500亿人民币（或者1300亿美元）。虽然这样的测算极为粗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老百姓不得不为很多进口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严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竞争，因为效益好从而工资高，那恐怕也不会导致那么多民怨吧？问题是，那些真正的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而国有企业仍然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4)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政府的过于强大，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阻碍市场的发育，阻碍普通人致富，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分配问题。很多拉美国家都有"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就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有裙带的就富，没裙带的就穷，然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分配不公成为社会顽症。中国千万要避免走拉美国家的老路，而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问题至关重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是因为市场作用太多了，政府作用太少了，因此主张要增加政府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干预力度。中国真的是市场作用太多、政府作用太少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应该先想想：王二真的一碗水端平了吗？还是端得太偏了？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4)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是个有钱人，有很多很多钱。王家的高墙大院既为邻里所艳羡，又被同样的人厌恶。艳羡是因为邻里们其实也想有高墙大院，厌恶是因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墙大院里。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钱的，当年他和所有人一样穷。只是王二从来都不甘于贫穷，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时机。王二发的第一笔财是靠种地种出来的。他不仅干活干得比谁都卖力，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别人都种粮食，他种的却是蔬菜，然后可以赶上几十里地去城里卖菜。一年下来，他挣的比谁家都多。没几年，王二就有了一点积蓄。因为进城多，他发现城里什么都好卖，而且越来越觉得靠天吃饭挣钱总是有限的。于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小作坊。王二买了十几台缝纫机，找了村里十几个中年妇女，开始做点衣服、鞋子、毛衣什么的，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生意很是不错。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变成了大作坊，然后生意也越做越广，钱也越挣越多。直到那时，王二在村里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红眼的人总是有，但多数人还是觉得王二的钱是他该得的。初尝挣钱滋味的王二这时才发现，原来他那种挣钱的方式是属于又累又慢的，还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挣钱渠道。首先是土地。村里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点是这些地值多少钱、给谁用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村里的干部说了算。王二很轻松地就从村里拿到了大片几乎是免费的土地，造别墅，建农家乐。这些别墅和农家乐，自然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运营。王二从中赚的当然也有辛苦钱，但算来算去，最大头的钱还是来自他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的。然后就是贷款。村里农业银行给的贷款利率才5飞个百分点一年，王二心里一算，这么低的利息，做点什么买卖也不可能亏啊。就算是贷款买点钢、买点铜或者买点房子囤着，一年的回报也够还利息的，这钱也太好挣了。王二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是非常欢迎，一路绿灯不说，最后利率还能下浮10%。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王二贷款贷得越多，他挣得也越多，而且一点都不费劲。最后就是专营权。王二起家靠的是卖菜、卖衣服，但那些市场竞争太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意，利润空间却一直很有保障。这样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当然，恰恰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润才可能这么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工夫，终于也分上了 "国计民生”的一杯羹。王二自从抓住了"土地”、"贷款”和"专营权”这三个关键词之后，其财富的增长立刻变成爆炸式。但村里人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觉得：王二发的是不义之财，他挣的钱是以牺牲村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收入分配问题恐怕是中国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说到收入分配，我在 2011年去了一次墨西哥。下了飞机，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两个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活着的最胖的人，还有世界上活着的最富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么会出在墨西哥这么一个无论按人均或者按总量都不算很大的经济体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更富有？听到谜底之后，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几乎完全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市场，他拥有的公司市值占到整个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墨西哥。当然，中国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在过去这十年里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中国则是超过10%。换句话说，墨西哥是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也许收入分配差距大和增长缓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随着高速的增长。在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权衡：中国有很多又累致富又慢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而挣钱又快的人，就像后来的王二。前者贡献了中国的增长，但这两拨人同时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毕竟这两拨人都在富起来，只是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在是45°%，这个税率，对于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个很高的税率了。你辛苦地挣了 1元钱，4毛5就得当税交了，这还是在公共服务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么一个高税率，即便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恐怕也会遏制创新、努力和增长。但45°%的边际税率，对于后来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说是太低了，这里的假设还是王二真的会交税。因为王二后来挣的钱已经完全和他的努力无关了，他多挣的钱就是别人少挣的钱，他财富的增加等同于他人财富的减少，这里即便是100°%的边际税率恐怕都嫌少。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效率损失的问题，价格的扭曲和垄断经营造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挣的钱要小于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净损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钱都交出来也不足以弥补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分开是很难的。在中国现存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少时候只有一个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国富人身上同时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会面对无法区别两种王二的难题，这使得再分配不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但收入分配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通过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难也很简单：先消灭第二种王二生活的土壤。这几乎也是必然意味着要撼动中国经济中尚未真正市场化的部分，要明晰中国仍然不够明晰的产权，要让政府从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变成一个维护者。如果土地是谁的都不清楚，如果银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如果竞争被人为地消除，公平从何谈起呢？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很难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分配总会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分配问题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那个时候我们更不市场化，产权更不清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大。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就完全不应该去管。即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但如果我们分配的基础因为人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还是先去修正这些基础。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得到一个公平社会的。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王二的村子缺水，整个村子就王二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小水井。过去村里的百姓生活得简单，不要说洗车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车，就是洗澡都不是很频繁，所以那个时候一口井也够用了。那个时候也没人管井，谁家想去打水都可以，水是不要钱的。后来，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好，不少人家里都买了车，卫生习惯也改善了，村里的水马上就开始紧张。很快，光靠那口井是不够了，村里得花钱从外面运水进来才行。不过因为水多年以来一直是不要钱的，村里也不太好马上就开始收很高的水费，只能象征性地收一点。水价不高，大家又习惯了用水，水的用量开始爆炸式地增长。问题是外面的水可不便宜，而且整个村子新增加的用水每一滴都得从外面运进来。这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还有一个稳定供应的问题。谁能保证每天送水车都能按时把水运进来？村里于是有人出主意：那就提高水价吧。水价提高可以减少对水的需求，改变浪费水的习惯，最后可以缓解对村外水的依赖。王二对这个提议尤其支持，提高水价，他家的井水也能卖一样的价钱，那可不是一笔飞来横财？村里的大部分居民自然是很反感这个提议：这难道不是苦了村里的老百姓，最后让王二一家发横财？国际油价在2010年中期以后一路上扬，很长时间都处于100美元一桶的上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随之上调，加油站里的汽油价格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峰值。每到这样的时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的巨额利润、垄断地位和薪资水平就会成为众怒所指。同样的情绪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矛头不太一样就是。美国每当油价高涨，就会有议员跳出来要求调查石油公司是否操纵价格；英国碰到了油价高涨，就会有人抗议政府燃油税过高。说实话，英国和西欧的税确实很高，北京的汽油价格高的时候7元多一升，而同一时期伦敦的油价折合成人民币要超过13元一升，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税。从对燃油征税的角度，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都比较重，包括西欧、英国和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例外，税相对轻，这也使得美国的油价比所有这些国家都低很多，也比中国的低。回到中国的油价，这里面其实有三个经常被联系起来但应该分开理解的问题：油价水平、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让我先谈比较简单的，也就是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这个事情在我看来类似于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王二家里有村里唯一的水井，也就是垄断了水源，所以不管水价是多少，王二都应该享受全部的利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是行政赋予的，无论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所以，不能因为把大庆油田交给了中石油开采，所以开出来的油获得的利润都归中石油支配。不能因为走遍全中国，绝大多数加油站碰巧不是中石化的就是中石油的，这些加油站的利润就应该全部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支配。当然更不能因为一个打字员碰巧是在中石化里打字，挣得就该比一个普通的打字员高好几倍。但这是一个宏观问题。这也不只是石油公司的问题，很多别的国企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宏观尺度上实现。王二的村子可以一起决定，王二院子里水井的利润由全村一起分享，而不是王二一个人拿，这个决定是可以和水价具体是多少完全分割的。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或者更广义的国企的利润，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很复杂，但方向应该很清楚：国企的利润应该给全国人民提供福利，而不是只给国企自己提供福利。让我再说稍微复杂一点的，也就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中国的成品油价目前仍然是由发改委说了算。2009年1月之前，成品油的调价机制几乎完全是不透明的，国际油价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未必上调，国际油价跌的时候成品油价反而可能上调。2009年1月之后，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改革，尽管调价的机制仍然十分复杂，透明度仍然有限，但改革的方向是使得成品油的定价和国际市场原油的价格联系起来。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让成品油价的变动反映成本的变动，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稳定成品油价的行为，最后导致的只会是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的脱节，这不仅缺乏透明度，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扭曲。原油价格涨的时候成品油价不涨，最后就是通过财政来补贴烧油，烧油越多的拿的补贴也越多，这是一种非常累退的补贴方式你希望补贴的是生活困难或受到影响的人，不是开奔驰、宝马的人，但最后得到补贴最多的恰恰是开奔驰、宝马的。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不跌，最后全部都变成了石油公司的额外利润，难道石油公司的利润还不够高吗？因此，高度透明、与原油价格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应该是继续努力的方向。最后让我说可能最有争议的，也就是油价的水平。中国税后的成品油价格比美国的高，这一直是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油价的绝对水平是不是太高了？对消费者而言，油价自然是越低越好，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说，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中国的油价太高了。不少人觉得，如果把过路费等各种成本考虑进来，再考虑进我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起来的开车成本中国更是太高。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们也得从更大的图景看这个问题：节能减排、交通拥堵和能源安全都意味着，结构性的调高终端油价也许才是正确的方向。通过提高油价的方式来减少能耗，引导节能技术的发展，缓解交通拥堵，这是基本的经济学ABC。这未必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但恐怕却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美国的油便宜也导致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油耗”极大，一个简单的比较是人均耗油量，在2008年，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用油超过22桶，日本是不足14桶，而油价相当于美国两倍多的英国，人均用油只有不到美国的一半，是10桶。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类似，基础能源的结构也比较类似，人均用油量有这么大的差别，油价的差别怕是很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减缓用油的增长显得更加迫切。中国已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一半的原油依赖进口，这个比例将来只会持续升高，因为国内原油的产量增长已经相当缓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用油量如此巨大，进口依存度如此之高，用油的增长如此迅速，然后又是一个原油市场的后来者。没错，美国仍然有比中国更高的进口依存度和原油进口量，但是美国的增长远没有中国那么快，且美国最主要的三大原油来源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国。美国早就建立了分散、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原油来源。没错，日本比中国还缺油，可问题是日本的原油进口已经停滞很多年了。没错，印度用油的增长也很迅速且非常依赖进口，可印度进口油的数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省油”的增长，不只是一件有利于环保，减少能耗、污染或者交通拥堵的事情，更是一件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的事情。回到王二的村子，在我看来，那个村子应该做的是结构性地提高水价，同时让村里的水价随着外面的水价而浮动，最后把王二那口井的卖水收入集中到村里统一使用，花在全村百姓的头上。中国的油价问题如果也能照此办理，也就是逐步结构性地调高成品油价，保持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浮动，石油公司的垄断利润上缴财政，这样大概才能解决我们围绕油价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当然，提高油价老百姓不可能高兴，保持价格浮动等于削弱了发改委的定价权，利润上缴必然得罪中石油、中石化，因此在政治上这恐怕属于愚蠢至极的方案。但这不是说明这个想法本身是错的，而恰恰说明了改革需要有远见和勇气：不得罪人，没有远见，就很难有真正的改革。附文：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4)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中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一个让我很担心的问题。担心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本身，尽管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说，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我的担心更在于人们对于此事的接受程度、认同程度和对其背后原因的认识。同样的分配差距，在有的国家穷人和富人可以相安无事，换了另一个国家，则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动荡。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分配不均程度，而取决于人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分配不均程度和导致分配不均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提法，对平均分配的认可也许可以算是深入中国传统的东西。只是，农耕社会的不均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均有着十分不同的意味。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即便生产力稍有增长使得农业产出增加，最后也会转化为人口的增长，并导致在人均的意义上并没有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一陷阱的结果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好，西欧也罢，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温饱的边缘。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均的分配直接意味着有些人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是一个生存问题。追求平均分配，与其说是为了更理想的社会，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法则。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终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生产力以几何速度提高，而人口出生率则显著下降，人类社会终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量的剩余。分配不均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再涉及生存问题。相反，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行平均主义年代的中国，经济远没有后来市场经济年代有活力，吃大锅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后来按劳取酬的劳动者积极性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分配不均几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产物，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能者多得、适者生存的地方。我感觉很多人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状况和成因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人可能过于简单地把分配不均归于官僚、腐败和制度因素。诚然，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恐怕并不是分配不均问题背后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不是研宄收入分配或者财富分配的学者，因此我个人的认识很可能也存在偏差，不过我觉得，有些简单的事实还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特别声明一下，我下面要说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因为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数据极难获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此这些"事实”或许都存在商榷的余地。有的人可能觉得这里的"事实”和他个人的主观感受完全不一样，这很自然。不过我想说，主观的感觉并不比数据更靠谱，特别是那些经过严肃的研宄人员仔细整理过的数据。在摆事实之前还得说一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收入分配是针对收入这样一个流量概念而言的。收入，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给定的时间里能挣多少钱，这里面包含工资、红利和其他各种现金流入。财富分配则是针对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而言的。财富，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某个时点有多少财产，这里面包含现金、股票、房产和其他各种资产。通常，收入高的人财富可能也多，但这不是必然的，一个挥金如土的投资银行家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却没有什么财富；同样，一个守财但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但却没有收入。然后，我这里还选了一个参考国：美国。美国和中国很不一样，比如官僚体系相对清明，权钱交易受到比较大的约束；有真正的工会，各种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最低工资使得"赤裸裸的原始积累”不那么严重；没有太多国有企业；存在比较严格的反垄断法等。前面说的这些东西，被不少人当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和美国比较，可以让人有个大致的概念，即便没有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就一定会大。下面的这两幅图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维尔?马丁在顶尖的英文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这位马丁教授，除了是个经济学教授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恐怕还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图1-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在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横轴是收入水平，纵轴是人数。这里的收入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也就是剔除了价格差异后的收入水平，这样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具有可比性。图中左边的是中国，右边的是美国。很明显，1980年的中国比那时的美国穷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比美国最穷的人还要穷，这体现为左边的部分几乎和右边没有交集。那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要比美国小很多，这体现为左边的分布比右边的分布"瘦"不少。图1-2是两国在200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中美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中国富裕人群的收入已经大致相当于美国中产阶层的水平。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了很多，这表现为中国的分布变"肥”了不少。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分布的"肥"的程度和美国分布的"肥"的程度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美国是大致相当的。当然，这样用眼睛看的结果可能很不准确，不过，更精确的、用基尼系数衡量的中美收入分配差距也支持这一结论。图1-11980年的收入分配图1-22000年的收入分配对这两幅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只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高度平均的收入分配，很难说是一种常态的分配模式。事实上，那种分配方式很可能是畸形的。而随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即便消除了很多令人诟病的问题，比如说腐败、缺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还有垄断等，也没有消除得很彻底。有些现在看来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甚至是完全不能消除的。没有那些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更公正、更反映一个人的贡献和能力，但未必会更平均。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的美国，虽然不能算一个理想社会，但在不存在中国的那些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有着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恰恰说明了驱动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要远复杂于那些表面的东西。无论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多大，比起财富分配的差距，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国，财富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恐怕远多于收入分配。比如说，在对房价的激烈讨论中，很大的张力就来自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这里的财富指的是房产。有些人可以拥有好多房子，还可以通过房子来赚钱，有些人却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但这也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美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恐怕更触目惊心。美国的一个消费金融普查里面提供了关于财富的数据，图1-3 就是我根据相应的数据做出的。基本的结论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2004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这个国家34 3%的财富，最富的5%的家庭合计拥有59%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家庭则只拥有0 2%的财富。有一个所谓的20/80法则，这里就是一个实例：美国最富的20%的人拥有超过80%的财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不到20%的财富。要知道，美国的富人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最知名的那几个富豪，从盖茨、巴菲特到纽约市长彭博，各个都是如此。因此，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恐怕不完全是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图1-3美国的财富分配（2004年）数据来源: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对中国的财富分配状况，还没有很好的数据来反映。几年前我见到了对中国收入分配很有研宄的李实教授，他告诉我中国的财富分配相对来说还算平均。但如果美国的数据透露了什么预言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财富分配极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平均。即使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权钱交易，也没有奸商恶霸，这种高度的分配不均也仍有可能出现。因此，当我们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更要关注的是消灭不合理、不合法的分配不均，而不是分配不均本身。而在分配不均难以避免时，出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了。导言⑴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英语里有这么一句谚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的，除了死亡和缴税。当代中国人，在延续了对死亡挺重视这一数千年的传统的同时，最近似乎也开始关注缴税这件事情。没有人喜欢缴税，对中国税收频繁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从一般性的抱怨说中国的税太重，到关注具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再到声讨闻所未闻的"月饼税"，一波接着一波，这还殃及了在技术上甚至不能算税的三险一金。这一章的几篇文章就是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最近这两年国人对税的抱怨和其背后的经济学。三险一金在技术上不能算税，是因为在缴三险一金的时候，个人是获得了国家承诺的（未来的）福利，税一般是没有这个性质的。但这还不是《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说的要点。这篇文章是在假设三险一金就是税的前提下，去说明一个不复杂但也不显然的道理：真正的税收负担由谁承担和法律上规定谁缴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税收负担可以被转移。在三险一金这个具体的事情上，宄竟是雇主还是雇工承担，就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事实上，不同人群承担的三险一金的比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我试图论证的是农民工承担的要少，而白领承担的要多。我这样论证是不是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到不同人群在三险一金这件事情上的利益并不完全一样，甚至非常不一样。因此，在一些人非常激烈地要求降低或者取消三险一金的时候，这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无意中却很可能伤害了别人的利益。与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相通的，就是工人的待遇问题。最近两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好些引人注目的罢工事件，焦点主要是工资。《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描述了4种不同的情形：在一些情形下，罢工是可以为工人获得利益的；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罢工是无效的；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迫使企业加薪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伤害工人的利益。而具体哪种情形更可能出现，则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简单地认为"罢工争取高工资就还是回到税的问题上，中国的税负宄竟重不重？《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从几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是税负重不重必须和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联系起来一起看，单纯地说税重不重意义不大；二是税重不重还取决于政府最优的规模是什么，高税高福利和低税低福利是非常不同的模式；三是税重不重也要取决于税收使用的效率。这篇文章想要反驳的是那种过于简单化看待税负的看法，情绪性地去说中国税太重或者随意地作点国际比较说中国的税不重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写《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还是因为对中国税重的抱怨，不过这个抱怨更具体：我们不仅要缴所得税，而且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间接缴增值税，这是双重征税，而且很重。税重不重的问题我已经在《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中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解释这两种税的逻辑。我的希望是，读了这篇文章后，那些觉得既征所得税又收增值税不合理的人，也许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想法。而《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则是在反驳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过节发的月饼不应该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对实物福利征税，其实是一个公平的税收体系的应有之义，月饼在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发现金缴税而发实物不缴税会引起很多问题，而且最能从中钻空子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些最应该缴税的人：富人。农民工、白领和三险一金王二是个小工厂主，每年他都要雇不少工人来进行生产。过去，雇工对王二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每年过完春节，到火车站，1000元一个月一口价，想雇多少就能雇多少，因为到处都是过完年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后来，国家开始要求任何有正式合同关系的雇佣关系，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三险一金，总共加在一起接近于工资的40%，名义上规定工人出10%，雇主出30%。王二心想，这么多工人找工作，我还怕找不到工人？我可不会多花那30%的冤枉钱，这钱得让工人出。于是，这年过完年，王二跑到火车站，还是开出了 1000元的工资，但跟工人说得很明白，40%的三险一金要从工资里面扣，换句话说，工人拿到手的只有700多元一个月（700多元的工资加上200多元的三险一金）。别的工厂主也都是打着一样的主意。工人们觉得不合理，抗争道：国家不是规定你们要交30%的吗？为什么最后40%都要从我们头上扣？王二说，让我交30%也可以啊，那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700来元，由我来交30%的三险一金，这有区别吗？就是一个做账的事情。事情的实质是，这三险一金最后是你们来出，而不是我王二出。工人们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的路进了城，觉得不接受这份工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王二的条件。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农民工觉得，过去一个月挣1000元，出来打工还算可以。现在凭空一个月少挣200多元，还不如在家干点别的或者找点别的机会，于是不少工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慢慢地工人真的开始陆陆续续走了，而且不止王二一家工厂出现这样的情况，周围所有工厂的情形都差不多。对很多农民工而言，1000元一个月的现金收入是他们出来打工的底线。现在底线被打破了，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于是，王二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提工资或者停止生产。不久，到处叫嚷"民工荒''的王二不得不向工人开出了下面的条件：每个月1100 元的工资。工人缴10%的三险一金，拿到手还是1000元现金。剩下的30%三险一金由王二来缴。他这么一做，总算稳定住了不断流失的工人。同样的好事却没有发生在王二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领头上。这些白领也要求保持"税后"工资不变，王二对他们很明白地说：你们不想干可以走人，市场上还有不少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干你们现在干的活的人。你们的工资已经不低了，40%也不是一个小数，大家都得承担一点。中国的三险一金，其占工资的比例之高，和因此带来的工薪阶层收入的"减少”，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问题。减少之所以加一个引号，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三险一金和税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险一金的缴纳都伴随着相应的福利买养老保险对应的是未来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意味着便宜一点的贷款。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被强制参与这样的福利，但事实是，缴的三险一金并不是就永远被拿走了，有很大一部分 (甚至加上利息）在未来是可以被拿回来的。当然，如果政府食言那就另当别论了。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即使三险一金就是税，并不意味着所有打工的人收入都会因此而下降。事实上，不同的人群很可能面临很不同的情形。这里又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规定的税率并不等同于实际的税率。从前面王二雇工的例子就不难看出，不是说法律规定工人缴10%，雇主缴30%，最后就真的是这样。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工资是可以变动的。事实上，工资的变动可以让任何法律规定的税率都变得毫无意义。这里的意思是指，实际承担税负的和法律规定的税负如何分担可以毫不相干。上面王二的故事讲了两个很极端的情况，刚开始是工人承担了全部的负担，而之后是王二承担了全部的负担。真实世界的情形当然很可能不是那么极端的，但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税收的负担由谁承担，在不同的状况下，情况会是很不同的。二是对工资征税的负担宄竟由雇主还是雇员来承担，非常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很大，将税收转嫁给工人是很难的。因为，工资稍微低一点，农民工就不干了，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没必要接受低于底线的工资。请注意，这里税收负担很难转移给农民工，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地位高，谈判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地位太低，谈判能力太弱，所有能够榨的油水已经被榨走了，因此，增加新的税，也不能再增到他们头上。但对于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阶层则不是如此。这个阶层的收入是存在空间的，不是说收入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影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白领换起工作来也更困难一点。对这样一个人群，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较小，税收的负担反而会相对多地由他们承担。毕竟，如果真实收入下降10%~20%，这些白领也未必会走人，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又不能选择不工作，那在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这些白领很可能会处于弱势，因此税收的负担反而会更多地落在这些人头上。最惨的就是那些非有这份工作不可的人，即使所有的税收都让他们来承担，估计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认了。所以，非常可以理解的是，对三险一金抱怨最多的就是都市里的白领，收入越高的可能怨言越大他们可能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费用，而三险一金所带来的额外福利又相对有限。可是，不应忘记的是，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则可能是三险一金的受益者他们承担的成本可能会相对较小，而三险一金带来的福利，虽然仍然很有限，对这个人群而言可能是很显著的。理解三险一金对不同人群的负担和福利很可能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网上发言。不说话的，有时候也许是受害者。但在三险一金的事情上，不说话的也许正是受益者。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一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 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那王二的包子宄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包子。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 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的。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一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 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小”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还太低。效率低的因素很多，从腐败、垄断、不透明、缺乏问责到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监督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花费大，而里面真实的部分却相对小。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原因未必一样。比如说，在不少国家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却上不去。因此，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虽然这是应该做的），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让市场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那些不是非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10元钱6个包子的馅太小，最有效的不是让王二上6个大馅包子，而是让王二以后上3个包子就行，然后少收钱。所以，王二的包子宄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我的答案会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某一个机构的看法，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而需要服务的却是10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1)000BQ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加入了一个新公司，跑到公司的食堂去买饭票。卖饭票的人说，公司的饭票是这么卖的：面值再加上10%的手续费。换句话说，100元的饭票，你得缴110元。不过，手续费可以用两种方式支付。一种方式是在买的时候支付，这样拿到手的饭票上面就会盖着一个章：手续费已缴。第二种方式是，如果你现在不想缴，可以在用饭票的时候再支付，也就是，如果王二拿着一张没有盖过章的饭票去买饭，那还得在买饭的时候另缴10%的费用。王二问：这怎么听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卖饭票的说：大的区别是没什么。先缴的好处是今后你就不用麻烦了，问题是，如果你花不掉这些饭票或者丢了，那你就得损失。后缴的好处是，你花多少缴多少手续费，问题就是麻烦。王二一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改进，说：你规定食堂在收饭票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盖章的饭票，多收10%的饭菜价格不就行了，哪有什么麻烦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们根本不用在卖饭票的时候收10%的手续费，把菜价按照基准价格统一提高10%，不就完事了？这样大家都方便。这件事情反映到了食堂领导那里，领导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采纳。不过，整件事情还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公司的许多职工觉得这是变相涨价：菜价无缘无故地涨了 10%。自己缴了多少税，是越来越多国人开始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似乎突然意识到，原来老百姓缴的税不仅包括直接出自自己腰包的，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包括那些根本不经过老百姓的，而是体现在商品价格里的税，特别是增值税。关于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一文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想要讨论的主要是怎么来看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增值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区别，那就是它们很不相同但是又实质相似。不相同就不用多说了，相似是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对收入收税，只是交的时间和环节不一样而已。个人收入所得税，就好像是王二买饭票的时候就缴手续费，在拿到收入的同时就把税缴了简单、直接、明了。而且，税率在理论上和在不少国家的实践中还可以量身定做，收入水平、家庭状况、支出结构等因素都可以作为税率调整的依据。当然，这种调整本身也是有利有弊的，因为调整越多，整个个税体系也会越复杂，运行起来难度也会更大，成本更高。中国现在的个税就属于很简单的，有可能是太简单的：只对劳动报酬收税，而且税率基本上只考虑收入水平，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但收入所得税的最大弊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收入本身很难衡量。只对劳动报酬，特别是工资征税，使得个税覆盖的人群非常狭窄，基本上就是打工一族。对于高收入阶层，比如说企业主，这些人的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不是工资，而是投资回报，他们的那些收入反而不用缴税。对于那些灰色收入、实物福利和隐性补贴，个税也都很难征收。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个税看起来是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但最后缴税的主力其实都是普通的中产者。另一种对收入征税的方式是，不在发钱的时候征，而是在用钱的时候征。这就像王二缴手续费的第二种方式，不是在买饭票的时候缴，而是在用饭票的时候缴。这种征税法也有复杂和简单的两种方式，复杂的方式就是在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都额外收税，这就是销售税。这样的好处也是直接明了，但坏处是想要逃税也非常简单。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在销售环节征税，而是在生产环节征税，这就是增值税。税最后转移到消费者头上的方式是价格上升，就像王二公司的食堂一次性提价10%那样。增值税最大的优点是征收的效率非常高，毕竟现在征税的对象变成了企业，而不是零星的消费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国家，用别的方式很可能收不上税来，政府最后只能提高税率。但税率越高，逃税现象就越严重，就更加收不上税来。增值税的另一点好处是，只要人花钱消费，不管钱是来自工资还是投资回报，不管钱的来路是不是干净，也不管这些钱有没有记录，都无法逃税，因为税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了。这就解决了收入本身难衡量的问题。增值税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其再分配的功能弱。因为不管穷人富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商品价格，因此支付的也是一样的税率。在这个意义上，增值税的税率对所有收入的人都是水平的，而不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也越重。但是，这个理论上的弱点，对于中国可能却完全不成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可能反而不缴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用体现为工资。这意味着中国法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虽然是累进的，但实际执行的税率极有可能是先累进后累退的，从中产到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低。与这种情况相比，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水平的，但增值税反而是一个更有效的再分配税种。毕竟高收入人群的花费也大，花费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比起收入越高的人反而越不用缴个税是一个进步。最后，还有一个抱怨就是双重征税。在既有个税又有增值税的情形下，一个人的收入其实会被收两次税，一次是拿到收入时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次是买东西时缴的隐性的增值税。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双重征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情形。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都要缴；在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在大部分州都有销售税，因此也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销售税双重征税。美国的资本回报也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公司分红之前先得缴公司所得税，个人拿到分红之后，还得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因此，同样一份利润，在公司和个人的层面都被征了税。双重征税不是经济学家喜欢的税收体系，但从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看，政治还有经济的因素阻止了这些国家采用更简单税收体系的可能性。当然，中国税收体系更大的问题不是个税还是增值税，或者双重征税的问题。如果抱怨这些就抱怨错地方了，更大的问题是税率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合理以及税收的用途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未必，未必，未必了。王二开公司和月饼税（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开了一个公司，雇了几十号人。王二是个好老板，公司挣钱的时候就给员工发奖金，过年过节也要额外发过节费。当然，王二自己是老板，因此最大的红包总是留给他自己的。王二还是一个很守法的老板，一直按时纳税，因此那些奖金、过节费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分钱也不曾落下。王二的员工的收入不算很高，因此缴的税还不算太多。但王二就不一样了，他是老板，一年收入不菲，因此个人收入所得税也一直缴得很多，一般都是最高税率: 45%。王二的做法虽然合法合理，但是却成了老板圈里的笑柄，因为没有别的老板像王二这么做，谁会心甘情愿把自己45%的收入直接缴给国家呢？更不要说给职工发的那些钱也要缴税。虽说名义上是职工缴，但最后这钱还不是从老板发给职工的钱里扣的？这里更关键的是，老板们都很清楚怎么避税，他们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了王二。首先，坚决不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全家的开支都从公司支取，一支笔、一卷卫生纸都从公司走账，车也是用公司的钱买，拿公司的钱养。反正公司是自己的，花公司的就是花自己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工资自然就不用缴收入所得税，而且，自己一家的开销可以做成公司成本，从而降低公司的利润，最后公司缴的税也会变少，可谓一举两得。至于职工的过节费什么的，能发东西的也尽量发东西，或者带职工出去旅游，或者发购物卡，总之就是不发现金。不发现金，会计上就容易处理，可以不体现为工资收入，最后既可以逃所得税，还可以增加公司成本，做低利润，公司一样可以少缴税。王二知道这些之后，很快也就做起了一样的事情。这样的结果是，虽然王二的职工看起来也受了益，但是最大头的好处还是给王二拿走了。王二现在不仅不用缴收入所得税，甚至连公司原来缴的税都下降了，换句话说，王二的实际税率由原来的45%—下变成了负的。王二和其职工的收入差距也一下拉得更大了。2011年中秋节前，一场关于"月饼税"的争论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所谓月饼税，其实是指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中秋节各单位所发的月饼也要和其他工资收入一样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本不是什么新闻，但一经贯上"月饼税”的名字，不禁让人想起了苛捐杂税，让人觉得国家连月饼都不放过，税实在太重了。还有一些人认为，月饼里面本身已经收过增值税等其他税了，现在还要缴所得税，等于是双重征税，让这件事情更加不合理。双重征税和中国的税负重不重的问题，本章的《王二的包子和中国的税负》和《王二买饭票，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两文已经讨论过，这里想要问的是：对过节发的月饼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宄竟合理不合理？月饼其实是小事，真正的问题是宄竟应该不应该对实物福利，或者说非货币福利征个人收入所得税？这里的答案是：应该征。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原因，都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第一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是对按章纳税的公司和个人的不公平。王二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成为笑柄，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钻别人都钻的空子。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的结果是，任何用现金发福利的公司都会比发实物福利的公司面临更高的税收负担，这其实是在惩罚依法缴税的人。这样下去更坏的结果是，很多企业都选择钻空子，这样国家的税就收不上来。请注意，国家收不上税不会就听之任之。很多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最后选择的就是增加那些按章缴税的企业和个人的税率。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税率高得吓人，企业如果缴税就竞争不过别人，最后是所有人都逃税。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一种很畸形的状况：正规的公司很少，因为税率太高；而非正式部门和灰色经济则非常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第二点原因是，不对实物福利征税，很可能会使得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恶化。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是累进的，也就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这样可以起到一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因为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说，个税带来的收入并不是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不对实物福利收税，最后得益最多的极有可能是高收入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是企业主，他们对于自己的收入用何种方式实现，有很大的决定权以及腾挪的空间。不要说这些人已经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不用缴税（事实上，各国的富人都有很多方式来合法地避税或者不合法地逃税）。如果实物福利再不用缴税，那等于是给这些人开了一个合法避税的口子。对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只是月饼的问题，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房子、车、奢侈品等等。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结果可能是帮工薪阶层省下几十元上百元钱，但到了高收入阶层那边，能够因此合法避掉的税则可能是数万数十万元。有人可能觉得，月饼是个很小很明白的东西，明确规定月饼不用收税又不会影响什么，对别的实物福利照样收税就是了。的确，月饼是个小东西，收不收税无关大局。但如果月饼免税，那春节发烟酒要不要免税？端午节发粽子要不要免税？夏天发冷饮要不要免税？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如果这样，就会变得繁杂无比，操作起来也会变得很困难。如果需要给民让利，有更简单的方式：把免征额提高一点或者税率降低一点，完全不需要在月饼要不要缴税的问题上做文章。所以，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对月饼收税才合理，不对月饼收税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月饼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税收体系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抱怨税重，可以。抱怨月饼税不合理，没道理。 4个王二的罢工命运（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4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他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料理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地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们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们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们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们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工资上。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们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4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但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重新研宄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住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10个农民工有9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可以忍受的一点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较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迀，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迀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地保持赢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这4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这两年各地发生了不少罢工事件，这些罢工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4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不那么完全明显。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4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导言⑴000BQ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对任何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而言，这几年房地产都不是一个能绕得过去的话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不停地在写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有时是在反复说自己坚信的东西，有时是在反思自己曾经相信的观点，有时是在反对看似合情但未必合理的政策，有时是在反驳流行但未必正确的说法。这一章里就收录了7篇这样的文章。我反复说的是，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如果存粮越存越少，那把粮食换成地，即使地价很高也不会划不来，所以王二选择了买地；如果钱越存越少，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即使房价很高，那买房作为投资也不算亏，所以很多人选择了买房。这就是《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一文的基本观点。我反思的是，即便房价高是在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就一定是合理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在乎住房的分配，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承认一个简单的现实：所有人都需要有房子住。在《個户和房奴的"一个梦”》一文里，我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抽象掉了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官商勾结和各种丑恶。但这个完美市场经济的唯一缺陷就是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均。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想要突出的就是，市场即便是完美的，其分配的结果却未必是完美的，特别是对于土地这样一种没有人能创造，但是所有人都有需求的资产。与这个相联系的就是《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一文。这篇文章突出的是下面这个观点：房价问题看似是个价格问题，其中包含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分配问题。完全通过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未必能得到理想的分配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扭曲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分配的结果可能会更差。这些结论都自然地指向了一点: 过度关注房价，而不关注分配的调控政策可能会得到与初衷不符的结果。这些就自然引向了我反对的一些政策：限购和限价。说反对也许太过了一点，至少我对这些政策最终给老百姓带来的真实福利，而不只是表面的价格，是存在很大怀疑的。限购令是一种高度歧视性的政策。它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加强了一个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东西的含金量户口。《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就是在论述这样的厚此薄彼并不合适。价格管制，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在无数的场合被采用过。从效果上看，很少有非常成功的。原因就是价格是供需的反映。不改变供需，单去动价格，这是没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保证不涨的菜价和房地产"限价令”》就举出了几种可以让限价令无效的可能性。我反驳的是，有不少人觉得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过度，房地产不应该成为经济的支柱。在大多数国家，买房或者租房的开支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最大头的支出，如果一个家庭把最大笔的支出用于房子，房地产在宏观上不可避免地将会非常重要。中国就更特殊了，这么多人在更新住房，这么多人在进城需要地方住，房地产怎么可能不是经济的支柱？《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一文就是想把房价问题和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柱地位区别开。房地产的支柱地位，无论房价是高是低，都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我还反驳了简单地通过看有多少房子没亮灯，简单地看空置率，而得出中国的房子太多了的结论。《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构造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不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空置率高或者不高，房子过剩还是不过剩，而只是想说明，即便是一样的空置率，在不同的情形下，其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空置率高反而可能是好事，是正常的。而在其他情形下，空置率高则是让人担心的。個户和房奴的“一个梦”有个人叫王二，生活在500年前。王二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有一身力气，但是家里穷，半亩地也没有。500年前那会儿，世界也很简单，大家都种地。王二的父亲种地，王二父亲的父亲也种地。家里祖祖辈辈，因为没地，只能找村里的地主黄世仁租地种。其实村里就黄世仁一家是地主，整个村子全是他家的個户。黄世仁虽是一个地主，但不是一个恶霸，找他租地，每年的租子就是按市价走的，绝对没有任何欺负乡亲的做法。黄世仁自己也下地干活，干得和其他個户一样努力，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地主。村里的個户，每年交完黄世仁的租子，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因此也没有激励问题。哪家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这种事情。这么说吧，这个村子是一个模范村子，唯一的一点问题是，全村只有黄世仁一家有地。但就这一点点的小问题，让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村里的個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是個户们自己把地租给推上去的。收成好了，就有個户想多租点地种，提高收入。可是，地主黄世仁凭什么多给这些人地呢，这对别的個户不是不公平吗？于是这些個户就提高了地租，想以此来多拿地，但别的個户也会加价。最后的结果是，均衡的地租上升了，但谁也没能多拿到地。所以，世世代代，村子里的個户们一年辛苦到头，交完租子，一般的年份就只剩下点口粮了，好点的年头最多也就能多喝一两壶，差的年头可能还要挨饿。而整个村子绝大部分的剩余，最后都是在黄世仁手里。这样的一个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粮食的产量一点都不低。宏观地看，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样板村。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村子也可能会危机重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均，绝大多数辛苦劳作的個户，一年到头大部分的收入都得用来交租，而这些個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二分地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这些個户干得越辛苦，打的粮食越多，地价也越高。那个生活在明代的王二，如果被月光宝盒送到今天的中国，他大概会遇到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同的问题。让他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个大梦，不知道自己宄竟是在500年前那个鸡犬相闻的小村子，还是500年后纷繁的都市。王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认真读书，上班后也很努力工作。但是父母不算有钱，所以没能给王二准备下一套房子。王二的一个梦想就是，勤奋工作，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个小问题是，整个城里最大的"地主”市政府，坚持按照用市价出让土地和住房。政府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只要是出价高者就能拿到地、买到房。假设这个市政府清正廉明，中间也没有什么开发商添乱，所以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之类的情况在王二生活的城市也不存在。换句话说，王二生活在一个模范城市里。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问题，让王二或者说王二们遇到了大问题。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却发现总是攒不够买房的钱。原因很简单，如果收入上去了，房子的价格也会上去。这还不是市政府心狠加价，这是一个模范城市，市政府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的，而是市价就是这样。房子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王二们的收入上去了，房价也会上升。事实上，有时候还是王二们自己把房价给推上去的。收入高了，大家都想住得好点、大点，最后均衡的结果是，房价上去了，但也没多少人能真的住得大点、好点，倒是政府手里的土地收入不断上涨。这样一种分配住房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的：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市场的原则得到尊重，没有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在勤奋工作，房地产业还迅猛发展。宏观地看，这确实是一个样板城市。但再仔细一看，这样一个城市也可能会危机重重：绝大多数辛苦工作的王二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梦想却屡屡被高涨的地价房价给打破。事情的悖谬是，王二们干得越辛苦，挣得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中国的房价问题，要远比这里描述的情况复杂多了，这里要说的完全涵盖不了房价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骨子里，房价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500年前，每个人都要种地，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地的；500年后，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下来没有房子或地，就等于一生下来就背了一笔债，欠那些有房子有地的人的债，而且这笔债还是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的。因此房价问题，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前面的例子里，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因此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更是一个分配问题。500年前，这个分配问题是在王二和黄世仁之间；而500年后，这个分配问题则是在王二们和政府之间了。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像是一个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这件事情未必影响效率，但是恐怕很难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和公平。因此，以后在出台任何住房政策的时候恐怕都应该注意，房价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分配问题，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问题。保证不涨的菜价和房地产"限价令‘王二是个小区里卖菜的。他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货，然后拉到小区里面卖。虽然卖得比大菜市场贵点，但小区里的人图方便，王二的生意一直不错。有一段时间，菜价涨得厉害，王二卖菜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小区里的人不免开始抱怨。有些人更激动，骂王二赚黑心钱，王二压力很大。后来王二一咬牙，贴出一个告示：未来一个月，保证菜价不涨。王二去上货，发现批发市场新来了一批山东的蔬菜，价格比上星 :兴高采烈地上了货，拉回了小区。进货的价格低了，王二自然也不用加王二也就笑纳了，虽然这和他贴出的告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其实他挣得更多。这哪里受得了‘王二照样进了货，按照承诺，王二的心头在流血。他现在是每卖一斤菜都要倒贴钱，王二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到了第三个星期，王二学聪明了，不涨价可以，我不卖不就行了。王二于是象征性地进了一点菜，价格还是老样子，每当有人进来买菜，王二都很客气地说：您今儿是来晚了，菜都卖完了，明儿再来吧。不过这样的花样玩了一个礼拜，王二也知道必须得换换，不能总是这样。到了第四个星期，王二干脆进了一批不太新鲜的菜，还是按老价格卖。这样价格是没涨，可是东西变差了，一样等于涨价，小区的居民只能吃哑巴亏。不过王二总算把这一个月给熬过去了。在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中，各地纷纷出台所谓的楼市"限价令"。最引起争论的部分，是绝大多数城市设置的价格目标不是下降而是上涨不超过某一幅度，这一幅度通常是当地的GDP 或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很多人觉得这是地方政府没有调控的诚意。想让地方政府有调控的诚意当然很难，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改变土地财政的现状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的财政体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关系。把目标设成增长不超过0%就比增长不超过10%更有诚意，但难讲得很，因为把整个调控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用价格增长多少去衡量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限价的缺点之一是限价不解决问题的根源。从各地出台的细则看，限价令的背后其实就是限购令，而所有的限购令里都有针对外地人的歧视性条款。这件事情本身就挺让人好奇的：如果全中国所有城市的房价都是外地人推上去的，那外地人是从哪里来的？全国所有城市之外的地方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村。中国的农民一下变得这么有购买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如果这是事实，那意味着中国的房价还有得好涨中国还有很多农民没在城里买房呢。如果你再仔细看看各地的限购令，通常还区分一套房和二套房，这里面的逻辑不难理解：一套房自住，二套房就可能是在投资（投机）。请注意，能买起第二套房的家庭不需要是亿万富翁，不需要是这个煤老板那个炒房团的，在中国恐怕有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家庭能够有实力买第二套住房，很多这样的家庭都是相对普通的家庭。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中的绝大多数本人或者认识的朋友能买得起两套房子，或者已经有两套房子。请注意，如果这么多普通的微观主体，在房价已然这么高的情况下，仍然有继续购房的冲动，因此需要限购，我们得问的问题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买房？你可以说这些人不理性、太冲动、发神经，但真的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相信，这些在首付比例很大的情况下愿意花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购买不动产的人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看来，中国的低息政策和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是使得房产成为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的巨大原因。股市仍然接近于赌场，银行的钱是越存越少，又不能投资海外，有了点钱买房就成了很多人自然的选择（更多讨论请看本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一文）。一些人买房投资，不仅导致房价偏高，而且导致资源闲置和需要房的人买不起房，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配置错误。但这恰恰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和低息政策造成的问题，中国的资源浪费和配置错误可不仅仅是在房地产一个市场里。因此，如果不去修正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去改变利率过低的现状，靠限购来抑制房价上涨，即便有用，也只会是暂时的。限价的缺点之二是，房价只是一个很不全面的指标，只是实现房价达标，很可能不是高质量的调控。现在有不少人在抱怨，如果房价本身涨不了那么多，政府设置了一个过高的目标，反而可能导致房价在达标的同时，老百姓其实更吃亏。这就像第一个星期里王二的所作所为，菜价本来应该是降的，但是他却没有降。这样的价格达标，不仅没有任何政府的功劳，反而可能是政府导致的。因此，老百姓抱怨房价目标设置过高是有道理的。但房价目标设置偏低也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创造性的方法来实现价格达标，但最后老百姓未必能从中受益。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降低土地出让价的方式来降低房价，也就是政府补贴房价，这和王二在第二个星期里做的很类似。首先，政府恐怕很难有动力这么做，毕竟这意味着政府收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种补贴最后未必能到老百姓口袋里。经济适用房就是这么一种尝试，最后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很多都是关系户。另一种方式是少量供应低价房来拉低平均价格，类似于王二在第三个星期里做的。最后的结果是，你会发现一个城市的房价平均起来没有涨多少，但那些拉低均价的房子你永远也买不到。当然，最容易的方式也许就是，政府在供应土地的时候特意供应远郊土地，这就像王二在第四个星期里做的。这样可以让房价看起来没有涨，但没涨的原因是地段导致的，而不是实际房价没有涨。当然，一定还有更多具有创造性的方法来实现房价达标，但在不解决房价上涨的根源之前，这些达标恐怕至多只能是在已有扭曲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层新的扭曲。总有办法让房价看起来是合适的，中国过去房子还基本上不要钱呢，但那也没有让需要房子的老百姓都有房子住。总而言之，不去触动房价走高的根源，让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去执行，最后还是采用行政手段，这些都很难让人对房价调控的质量感到乐观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1)000BQECI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那是一个商品紧俏的年代。商品紧俏其实是一个人造现象，如果允许价格反映商品的供需差距，紧俏的情况很难会出现，取而代之的会是有些东西贵，有些东西便宜。紧俏，是因为人为地扭曲价格造成的。米、面、油，在那个年代都不贵，问题是你得凭票去买。一个人一个月30斤粮、半斤油外加半打豆腐票，没有粮票、粮本、豆腐票，有钱在粮店也买不到粮。要不然你可以去"自由市场”，也就是黑市，那里的粮油价格就不是那么便宜了，但好处是，你只要有钱，想买多少随便。紧俏的东西一碰到自由市场，就不紧俏了。王二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个特供店的负责人。特供店里什么都有，从茅台酒到中华香烟到波斯地毯到比利时巧克力，不仅价格不算高，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市面上看不到的。当然，这店要是向所有人开放，那店里的东西半天估计就要给卖空了。所以，能进店里买东西的人，都要有"特供证”。有特供证的人多数都是高干，至于为什么高干就能享受特供，不是高干就不能享受特供，理由并不是很清楚。这里说理由不清楚，并不是说没有理由。事实上，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少，好东西更少，你如果希望保证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这部分人不出意料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高干，你能做的就是画个圈子，给这些人不成比例地提供好东西，名曰"特供”。"特供”的结果是，有些东西本来就少的，市面上更少了。更多的情况甚至是，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最后"特供”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能抽上内部烟，喝上内部酒，成了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说理由不清楚，是因为王二就没法跟他的孩子王小二解释清楚：为什么部长楼里李小四他爸李四就能去特供店里花5毛钱给李小四买巧克力，而王二却不能花5毛钱给他也买块巧克力？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挣的都是人民币，为什么李小四家的5毛钱就比咱家的5毛钱更值钱？王二没法解释清楚的原因之一是，那些价格啊、工资啊、钱啊，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符号而已，都是人为定的。各种票据、本子、证件，其实才是真正分配物资的东西。而正是那些本子、证件和票据，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从而起到了利益分配的作用。高干看起来工资也没高到哪里去，但就像王小二观察到的，王二的5毛钱和李四的5毛钱，购买力是完全不同的。在2011年，各地出台了不少限购令，既有限制购车的，也有限制购房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对于住房的限购令这个限购令主要区别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套房和二套房。别的很多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限购令。这些政策的用意是遏制房价。但直接的结果其实更简单，比如说北京的限购政策，就是要把北京户口变成一个新的住房"特供证”，把北京的住房市场变成一个特供市场。有户口的可以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的缴5年税才能买。在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政府的用意也许是好的，但一个往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事情是：这些政策是在大范围地重新分配利益，不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会受到影响，而只是简单地关注房价，这在笔者看来是完全错过了最应该辩论的地方。说得极端一点，想让北京的房价下跌很容易，你出台一个禁令禁止所有人买卖房屋，然后你可以看着北京的房价做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样疯狂的政策不可能出台，因为这样的房价下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会损害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从最简单的说起，有北京户口尚未买房且准备买房的人群，会是北京限购令的受益者。他们就是特供商店要特供的对象，特供的商品就是十分紧俏的北京住房。同样，没有北京户口但想要在北京买房的人群，则会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但要在北京买房的人，买房的目的一定是投资炒作。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有2000多万，而北京的户籍人口才不足1400万，这中间至少有600万至700万人口的差距。而且真实的差距只会大，不会小。因为户籍人口是可以精确统计的，有户口就算，没户口就不算，而常住人口则很可能存在统计上无法覆盖的人群。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概念可不是社会盲流，笔者就有很多朋友常年奔波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他们或许完全不会进入统计数字，即便进入了，恐怕也只能算"流动人口”。总而言之，中国早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了。除去想要投机炒作之外，因为各种原因想在北京买房但又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数量恐怕早已不可忽略。再复杂一点地说，限购令对要卖房的人是坏消息，对要租房住的人也是坏消息，但对有房出租的人则是好消息。北京的房地产商很明显地对限购令不太高兴，他们是卖房子的，限购令等于是限制他们潜在的客户，利益攸关，不高兴是自然的。但卖房子的可不都是房地产商，要不然哪里会有二手房市场？卖房的原因有很多，可以纯粹是投资获利的，也可以是要换房子的，或者是工作地点变动的，或者干脆就是急着要钱的，不可以假设卖房的都是炒房的，但这些人都会受到限购令的影响。而且，如果不让外地人买房，他们就只能租房，如果可供租赁的房屋在短期内无法增加的话，所有租房的人都会看着租金上涨，这可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当然，如果你碰巧有房出租，那自然则是获利的一方。更复杂一点地说，我们过去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把人拴在户籍所在地。历史上，北京、上海的户口金贵得很，二三线城市的户口就差很多，但也比农业户口强。为什么户口还有好户口和差户口之分？因为户口背后的东西是机会的不均等、福利的不均等和环境的不均等。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特供证。不说别的，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上北大清华的概率就要比没有北京户口的高得多，我上大学那会儿如此，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还是如此。现在各地的限购令，把买房子的权利也和户口挂钩了，这看起来优惠了"本地人”，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则是在加剧中国户籍制度背后巨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来因为这些年户口作用的逐步淡化已经消除了不少，但现在又被人为地加强了。有人认为，限购就好像是资本管制，如果温州的资本流入北京的房市，造成了房价的大起大落，进行适当的管制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全中国的房价都是温州人和山西人炒上去的。北京人都是好人，一家只买一套房；温州人钱多得没处花，炒高了全国的房价；山西人卖煤发了财，所以每天都有人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在北京买楼。这种以地域来区别资金来源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资金可以用各种方式进入北京的楼市，全国的资金市场早就是一个市场了，市场里的流动性是没有户口的。更重要的是，完全存在不用通过区别本地人外地人的方式来遏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加息、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征收物业税、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提高住房贷款的风险计提、增加房屋短期买卖的交易费用。这些政策，都可以增加炒房的成本，降低炒房的回报，且不具有任何地域上的歧视性。有点悖论的是，北京的房子所以对很多人那么有吸引力，一部分的原因怕就是因为北京的 "特供”比外地多。人家买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地段，只不过是在一个全国的尺度上而已。而任何把北京变得更特殊的政策，包括限购令，在短期也许能缓解一点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在长期，怕是反而会让房价的上涨压力更大。王二盖房和房地产的支柱地位（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一家刚搬到一个新村子。村里人好心，给了王二一家几间破草房，让这一家暂时有个地方能对付着住。王二还有3个儿子，都和王二生活在一起，说话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开春时节，村里别的人家都在忙着养猪种地，为一年能有个好收成作准备，王二一家却忙着在盖房子。王二心里的算盘挺清楚，今年把自己的房子给盖好，在新房里过年。来年再给大儿子盖房，有了房，才能娶一房媳妇。后年再张罗二儿子的房子，小儿子的房子怕是要等到三年后才能轮上了。王二一家刚搬进村的时候，别人家都很羡慕王二一家：这么多男劳力，又没有什么光吃饭不干活的人口，埋头干上一年，打的粮食养的猪怕是要比村里任何一家都要多。可是过了一两年，王二家的房子是盖了一些，吃的穿的用的哪一点都不比村里的邻居好。村里的邻居就跑来跟王二嘀咕：你看你这一家子，4个男劳力这几年工夫全花房子上，整个儿被房子 "绑架”了。这房子，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多花点工夫种地是正理。王二解释说：我这情况不是特殊吗？村里人就说：你看这整个村子，没哪一家像你王二家这样花这么多劳力在房子上。谁家没有个这事那事的，总不能就你王二一家与众不同吧？你这样像过日子的样子吗？关于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的说法很多。同是"绑架”一词，含义其实大不相同。有的绑架是指中国的国民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的绑架是指居民生活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高房价让很多家庭背上了几十年沉重的债务；有的绑架是指公共财政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依赖房地产行业，俗话称"土地财政”，从而使得政府行为大受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有的绑架则是指金融体系被房地产绑架，也就是金融体系在房地产行业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房价下挫，金融体系很可能也随之陷入困境。因此，讨论中国经济是否被房地产绑架，必须弄清楚讨论的宄竟是哪个绑架。在这章的《個户和房奴的"一个梦”》一文中，我已经讨论了第二个绑架：高房价。那里的基本观点是，高房价绑架居民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分配不均的折射，高房价是一个症状而已。而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一个绑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中国房地产投资最近这些年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能够达到20%~25%，而中国投资占 GDP的比重接近50°%。这么简单地一换算，房地产投资能够占到GDP的10°%多，15°%不到，这里面还不包括房地产对从钢铁水泥到汽车家电等上游下游产业的拉动。而发达国家长期平均下来只有大约中国一半甚至更少的GDP用于房地产投资，那些老龄化严重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国家比例会更低。相反，倒是一些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房地产投资的比例会一下子上去。比如说，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西班牙，其房地产业在GDP里的比重就超过了 10°%。众所周知的是，西班牙经济在泡沫破裂后异常困难，20°%的失业率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就是明证。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还不到中国当前的水平。因此，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完全合理。可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和王二一家是不是花了太多的时间盖房的答案是一样的。如果把王二一家的经济活动想象成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那这个经济中这几年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就是盖房子，也就是发展房地产。按比重算，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会非常高。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经济结构宄竟合理不合理？从王二的角度说，这几年集中盖房是生活所需，没什么不合理。他们一家刚搬到一个新村子，总不能永远住在草房里，所以需要盖房。几个儿子，很快都要结婚，给他们盖房结婚也很正常，别人家也会这么做。如果说王二家有点不同，就是这些事情发生得很密集，使得王二一家好几年主要的精力都要花在盖房上，让王二家的经济结构看起来很畸形。特别是如果把王二一家和普通村民相比，这种"畸形”尤为明显。可问题是，普通的村民家里也没有王二家里3个还没有娶媳妇的儿子。可以说，王二家的密集盖房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几年后，等房子都盖好了，王二一家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房子上。我倾向于相信，仅从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的比重和普通国家相比确实很高，但给定中国的发展阶段，这种高比重又是合理的，而且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如此。中国房地产业的起点是：四五亿城市人口挤在非常狭小的公房里，而七八亿农村人口在城里没有一间房。商品房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而真正的建房高峰，也就是最近5?10年的事情。中国在未来20年，保守地估计，还要有3亿至4亿农民离开农村。虽然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剧，人口结构存在问题，但中国的人口根据估算至少还有15?20年的正增长期。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出现调整，这个正增长期可能还会延长。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还需要造很多的房子来满足增长的人口、进城的农民和越来越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是中国所处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也仅仅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经济不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而是中国就处于一个造房盖楼的时代，就像王二一家那样。必须指出的是，其他对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担心，比如说从财政收入、政府行为、收入分配以及金融稳定的角度，都是合理的，这里远没有想要忽视那些担心的意思。只是那些觉得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大，中国经济增长不应该太依赖房地产业的看法似乎是有点过于操心了。房地产业在哪个国家都很重要，更何况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还需要大量新建住房的国家。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他是个种粮好手，每年打的粮食都比村里别的人家多。到了秋收时节，王二家的谷仓总是堆得满满的。在那个"以粮为纲”的世界里，王二就是村里最"富” 的人。但王二也有自己的烦心事，除了口粮以外剩下的那么多粮食怎么办？虽然听每个月来村里卖酒的小贩说，山外面的酒坊很需要粮食，要是粮食能运出去，能卖很不错的价钱。只是这个村子太闭塞，粮食根本拉不到外面去。村里也没人会酿酒，要不然这些粮食也能派上用场。王二能做的，只能是把粮食堆在谷仓里。往往是一个冬天过去，春天下几场雨，谷仓里的很多粮食都要发霉坏掉。不发霉的粮食，味道也不是那么好。放了一年以上的粮食，最后的命运多半只能是扔掉。对于王二而言，粮食打得再多，但苦于没有好的用处，最后只能烂在谷仓里。后来就有人给王二出主意。村里有的人家地多粮少，还有的人家因为这事那事缺粮，不如你拿粮食去跟这些人家换地。粮食会烂，但是地不会烂，这样你也不用为粮食的事情那么发愁。王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就这么干了。第一年，王二用所有的余粮换回了一小块土地。虽然这块地很小，十几年的收成才够王二付出的粮食，但是王二还是很高兴。毕竟，就像村里人说的，存粮会烂，但是地不会烂。即便十几年才能把本钱赚回来，但怎么也比粮食烂在谷仓里强。但事情的发展还是有点出乎王二的意料。王二现在的地多了，结果每年的余粮更多。而村里的地并不算宽裕，没有多少人家愿意卖地，所以王二只能不断地提高价钱才能买回一点点土地。到后来，王二买一块地出的粮食能顶那块地80年甚至100年的收成，贵得已经有点离谱。村里也有人在悄悄嘀咕，觉得王二有点失去理智。但王二仔细想想，还是觉得买地划算。手上拿着粮食，过几年就什么都不剩了。拿着地，地永远在那里，以后至少还可以传给孩子。王二的做法，当然还不小心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让村里那些真正缺地的家庭再也买不起地。那些人心里都在骂王二，觉得是王二 "炒高”了地价。导致中国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一些原因共识比较多，另一些原因则争议比较大。其中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原因是很多人买房是用来"投资"的，不是用来"居住"的，投资性购房推高了房价。从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到外资热钱，各种关于有闲钱的群体炒高了房价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也让区别对待首套、二套、三套或者N套房，成了抑制房价政策的一个重点。因为首套房被认为是自住的，而超过二套的则有投资的嫌疑。但这里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买房"投资”？特别是在不少城市的房价已经涨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下。这里面的答案可能也有很多，从官商勾结到分配不均，再到"钱多人傻”各种解释都有。这篇文章想要强调另外一个原因：房地产也许是中国人保存财富最不差的手段之一。大概每个有点积蓄的中国人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把钱放在哪里？虽然这几年的选择多了不少，但大的选择无非几种：一是放在银行里，虽然安全但是几乎没有回报，碰到通货膨胀钱还会越存越少；二是把钱投到不比房地产风险更小的股市里；三是买房，房子不怕通货膨胀，长期看即使不升值，保值绝对没问题，有房还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如果和前面王二的故事类比，把钱存银行就像是存粮。虽然没有存粮那么极端，但存银行的回报率接近于零甚至时常为负（比如，2011年的实际存款利率就是负的），就像是存粮会越存越少；而买房跟买地一样，买的是一块真实的资产，握在手里放心，长期还有升值的潜力。因此，在买房和存钱之间，很多人都会主动选择买房。即便这些人买房的目的未必是炒房，就像王二买地最初的用意也不是炒高地价一样，但这种行为的结果仍然会推高房价。至于买房和买股之间的取舍，买房对很多人而言恐怕也是更好的选择一样要承担风险，买房心里可要踏实多了。归根结底，中国投资渠道的缺乏让很多中国家庭在金融意义上就像是生活在小山村里的王二。中国有很多人没有钱，但也有很多人有钱。而那部分有闲钱的人，当他们只能在不好的投资（买房）和更不好的投资（存银行或者买股票）之间作选择时，很多人选择了买房。这样做不仅导致了房价高涨、住房空置和很多普通人购房发生困难，这样做更是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如果有好的金融体系和投资渠道，这些钱原本可以投到更能够创造价值的地方。事实上，当一个经济中最好的投资方式竟然是买房的时候，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经济的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缺陷。就像在上面王二的村子里，买地卖地并不真正创造任何价值，只是财富在一个村子里流转，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王二的村子没有更有价值的地方投资。中国还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钱投到很多领域都能产生可观的回报，很多中小企业得用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的年利率通过民间金融借贷就是一个明证。如果金融体系运转良好，那资本自然应该是流到最需要钱的地方，这个过程也应该会为投资者创造不错的回报。只是这个过程没有在中国发生。一方是需要钱的地方没有钱，另一方是有钱的人没处投资，最后把钱投向房地产。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中国金融体系一日得不到根本改善，房地产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的状况很可能也无法改变，想要缓解高房价的政策最终也可能无功而返。如果要改变王二村子里的高地价，最一劳永逸的做法也许就是修通出山的道路，让王二能有别的方式处理他的粮食。房价也是一样，只有真正存在其他更好的投资渠道，投资性购房推高房价的压力恐怕才能有效释放。王二卖粮和住房分配的难题（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方圆几里的人都到王二的粮店买粮。有一年发洪水，道路被大水阻断。周围百十户，千把人，只有王二的粮店里有粮。粮食不够这么多人吃是肯定的，但如果比较平均地分配，也不至于饿死人。王二没怎么想这件事，还是开门做他的生意。因为人多粮少，粮价一下就上去了。这个时候粮食就是命，老百姓再贵也咬牙买了。只是粮价贵得实在太离谱，所以没有谁家舍得多买。事情的结果是，最后基本上每家都买到了一点口粮。洪水过去之后，村里没有饿死人，而王二发了一笔横财。王二从此成了村里的"公敌”，周围的人对他这样的做法非常愤慨，都骂他是奸商，乘人之危，发不义之财。王二有点委屈，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店里的那点粮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他是发了一笔财，但是他的粮食也救了人命。不过，村里人的怒气还是让王二决定，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坚决不能提价。说来也怪，王二住的地方很快就遇到了 3年里的第二次百年一遇的洪水，道路又被冲断，几年前的事情又重新上演。这一次王二学乖了，大清早一开门，就把"绝不涨价”的牌子挂在了粮店门口。让王二出乎意料的是，因为发水，谁家都想买粮放着。因为粮价没有涨，结果开门还没一会儿，店里的粮食就被人买光了。后来，村里很快就出现了有的人家粮食充裕，有的人家却断了炊。一些断炊的人家最后只能出高价从有粮的人家买一些粮食。但到后来粮食还是不够，因为那些有粮的人家不愿意饿肚子，吃掉了太多。洪水过去，村里饿死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家发了一笔小财。王二则又一次成了一部分人的敌人。那些人觉得王二之前好歹也就赚点黑心钱，但这一次偏偏把粮食只卖给一部分人。本来粮食平均分配是能不死人的，但就是因为王二的做法，村里死了人，王二要担责任。这一次，王二更委屈了。他没有发黑心财，粮食不涨价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才这么做的，可到头来还是里外不是人。不过他下定决心，如果还有下一次，他不仅坚决不涨价，而且要限量供应。可不是，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了5年三遇。王二住的地方也第三次被大水围困，前两次遇到洪水而缺粮的情形又一次出现。这一次，王二吸取了教训，打出了"绝不涨价！每户成人每人限购3斤，小孩每人限购1斤”的牌子。不过，很快王二就遇到了新的问题：他怎么能保证买粮的人不撒谎？他怎么又能保证一家人不轮流派人来买粮？最后他只能请求政府来帮忙。政府能做的就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按着人头给每家发"粮票”，这些人最后再凭票到王二这里买粮。虽然政府中间也出了不少差错，有的人家因为政府里面有熟人也多弄了几张票，不过最后村里基本上每家都有了能够保命的粮食。洪水退去，这一次又没有饿死人。王二在3次洪水中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把一种稀缺的资源粮食，分配给周围的人。不管他怎么做，粮食是稀缺的这件事情都无法改变。如果我们同意中国城市里的住房也属于一种（短期）相对稀缺的资源，那中国的住房分配也面临着王二卖粮一样的问题。完全靠市场方式来进行分配，也就是谁有钱谁就有房子住，其实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也其实是一种相对"公正”的做法，就像王二第一次遇到洪水时那样。虽然中国原本就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参见第一章的《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和强劲的投资性购房需求（参见本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但这种住房分配不均只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一种体现，用市场方式分配住房本身并没有增加新的不均。如果我们缓解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住房分配的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不过，这样做也存在缺陷，就是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人，最后会在整个过程中"发不义之财”（参见本章的《個户和房奴的"一个梦”》）。在中国，有土地和房产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和开发商。完全靠市场来分配住房，老百姓即使有了房子，也还是会有很大怨言，因为买房的过程就是向政府和开发商转移财富的过程。另一个选择当然就是完全靠政府来进行分配，限价限量，就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也就是王二第三次遇到洪水时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费时耗力，但保证住房的相对平均分配还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在政府介入之前，有一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比如说：政府能不能做到公正透明？如果政府不公正透明，只会用一种分配不均代替另一种分配不均。政府能不能够取代市场提供足够的住房？如果不能，那政府介入只会加大住房的稀缺性，从而带来更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政府介入是不是用一部分民意压迫了另一部分民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相对平均的分配，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另一些人则会受损，因此政府介入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广泛参与的酝酿过程。政府介入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而不是一个政府选择。但也许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假装市场规律不存在。因为很多人抱怨房价高，政策的重点就变成打压房价，以房价是否变低作为政策是否成功的衡量。可是，仅仅是房价走低，并不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房价低对买房自住的人是好消息，对买房投资的人更是好消息；对穷人是好消息，对富人也是好消息。就像王二在第二次遇到洪水时，降粮价反而导致了粮食分配的严重不均，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一样，压低房价本身并不能解决住房的分配问题，甚至可能加剧住房分配的不均。最终，王二面对的最致命的问题还是粮食不够。中国的房价问题背后，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着供给的问题，毕竟一年还是要有上千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毕竟城里的居民还想住更大更好的房子，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城里人其实原来也有地方住，但还是有那么多城里人要买房。因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分配住房，持续地增加住房的供给是无论王二家的空房和空置率的解读（1)选择字号：大中小键盘左右键（一一）可以翻页全屏阅读加入书签王二有3个儿子，一大家子都住在一个屋檐下，很是热闹，也很受村里人羡慕。转眼，儿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也都有了对象。老大准备明年结婚，老二老三选了后年。要结婚就得有房，王二决定一家人这就忙起来，今年先把老大结婚的房盖了，明年再盖老二和老三的。经过挥汗如雨的几个月后，老大的新房终于盖好了，就在王二房子的边上。因为婚事要等到明年，老大还是继续和父母兄弟住在一起，新房则空在那里。到了晚上，路过王家，一边的房子灯火通明，另一边却黑灯瞎火。年底，村里的干部来登记，王二实话实说，新房已经盖好，但是还没住人。干部二话没说，在空置率一栏写下了 50%。到了第二年，老大如期举行了婚礼并住进了新房。这一年，王家又盖了两幢房子，一幢给老二，一幢给老三。和大哥一样，老二老三在结婚之前还是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结果到了晚上，王家的4幢房子里，总是两幢亮灯，两幢没亮灯。到了年末一登记，王家房子的空置率继续是50%。到了第三年，王二决定和儿子们住在一起。大儿子那时已经带着全家去外地打工了，王二就在老二和老三家轮流住着，王二的老房和老大的房子则空在那里。到了晚上，王家的房子还是两幢亮灯，两幢没亮灯。到了一年一度空置率统计的时候，王二家的空置率连续第三年保持50%。进入第四年，王二觉得家里空着那么多房子挺浪费的。说来也巧，经常有外村人来问房子卖不卖。那些人看起来都挺有钱的，口气也挺大：你开个价吧，只要你愿意卖就成。王二后来觉得价钱合适，就把自己的老房和老大的房子卖给外村人了。卖了之后，也没见那些外村人来住过。一到晚上，王家继续是半边亮着灯，那半边已经卖出去的黑着灯。这一年统计空置率的时候，王家的空置率变成了0，因为王家已经没有空房了。不过问题是，真实的空置率并没有变化王家原来的4幢房子里，继续还是一半有人住，一半没人住。如果一个外人，不知道王二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而只是从远处数黑灯的房子，那得到的印象会是王家的空置率连续多年都是50%。性急的人也许会立刻下结论：王家的房子严重过剩。只是，同样的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却是不一样的。这几年，各种关于严肃调查住房空置率的呼声越来越响，国家统计局也表示要利用人口普查的机会进行空置率的调查，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事情，早就应该做了。只是无论最后调查出来的空置率是多少，在解读空置率是高是低的时候，都必须谨慎再谨慎，正如前面王二的例子，同样的空置率，背后的原因却极不相同。在一个处于相对稳态，买房（还有租房）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居住的社会里，空置率可以大致反映住房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多少。取决于人口流动性和其他制度性因素（比如说是否存在价格管制，交易成本是否合理），供给和需求相对平衡所对应的空置率也不会是0，一个经济里的房子总要有一些冗余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空置率高于正常的冗余度，那反映的也许就是住房在当前的价格下存在过度供给。王家的房子在第三年的空置率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形：王家其实只需要两幢房子，但是王家却有4幢房子。这时50%的空置率反映的就是住房的过剩。当买房不只是为当前居住的需要，同时还有投资用途的时候，空置率和住房供给是否过剩的边界就开始变得模糊。从住房资源有效分配的角度说，投资购房造成的空置率上升是对资源很大的浪费，并反映了分配的问题有人住不起房子，有人买了房子空着。但从严格的供给需求的角度看，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来认定：买房自住是需求，而买房投资就不是需求。没错，买房自住也许是一种更稳定的需求，从宏观稳定的角度说，也许是一种蕴含风险更小的需求；而投资购房可能存在巨大的波动，并会通过推高房价对普通老百姓造成负面的影响，也可能蕴藏更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从政策的角度说，抑制投资性购房的需求存在合理性。但这些都并没有否认投资性需求也是需求。这种情况就像王二家的房子在第四年的情况。从住人的角度说，确实空着两幢房，存在浪费，这和第三年的时候一样。但如果立刻就从这里跳到住房供大于求这样一个结论，恐怕就有点太快了。给定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都相当强劲（参见本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只是这样的"投资”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很缺乏效率的投资。而对于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正在快速发生的中国，空置率更应该放在一个动态的视角下观察才合理。一个卖车的，如果在卖车的黄金季节之前大量进车，造成了库存率上升，这样的库存率上升是自然的，因为很快就会被消化掉。而如果过了卖车的黄金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