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致富的傻瓜-2

大公司和金融机构最近新添了一个奇怪的职位，叫风险经理（rise manager），号称对机构进行监控，不让它在俄罗斯轮盘赌那样的业务中陷得太深。显然，在被烫了几次之后，觉得有那个必要找人来看一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源，那个能创造利润和损失的轮盘了。虽然直接做交易员更有意思，但是我的朋友当中的一些极精明的人（包括让·帕特里斯）也觉得受到这个职位的吸引。一个平均水平的风险经理比一个平均水平的交易员要挣得多（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有多少交易员被从这个行业里淘汰出去），这是个重要的也是吸引人的事实。但是因为以下的原因，感觉设立这个职位有些怪。我们说过，现实生活的发生源是没法观察到的，即使他们真要阻止赢利交易员冒风险，由于日后他们周围的那些乔治·威尔们会谴责他们耗费了持股人宝贵的发财机会，所以他们的权力会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出现一次泡灭就得找他们负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玩政治上，发布一些含糊其词的内部备忘录保护自己，一方面警告不要冒风险，却又不做断然否定，以免丢了工作。就像一个医生在两种错误之间无法决断：错误的肯定（告诉病人得了癌症，实际上没有）和错误的否定（告诉病人他很健康，实际上得了癌症），他们的职业特性就需要给失误留出余地，他们需要做一些调节器和以便生存下去。我把在金融随机性中实践所面临的一个两难的中心问题摆出来，作为这一章的结束。由于我在理念上与众人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既不广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好理解，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我为别人理财，而在这世界上也不光住着那些好嚼舌头、逻辑极端混乱的没钱投资的记者。所以我的愿望是让投资者普遍都做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我好与他们做交易），但还应该有少部分足够理智的人来赏识我的方法。我最大的风险就是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我的业务快消失了。真是奇怪的业务。3以数学方式沉思历史蒙特卡罗模拟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连串随机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随机性和人工历史。年代就是美，几乎永远如此，而新手和年轻人通常都自我陶醉。把你的历史教授送去学一学采样理论的入门课程。欧洲阔少的数学人们心目中的纯数学家的形象，往往是一个贫血的、胡子拉碴的人，脏兮兮的手指甲也不修剪，爬在一张寒酸凌乱的书桌上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他溜着凸肚，坐在邋遢的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对环境的脏乱毫不在意。他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长大，操着东欧口音的英语，带着刺耳的喉音。吃东西的时候，他的胡须上沾满了渣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沉入到他的纯理论研究中去，达到越来越抽象的层面。美国公众最近见识了这样一个专炸大学和航空公司的角色（unabomber），一个留胡子的隐居在窝棚里的数学家，打算谋杀那些推进了现代技术的人们。没有一个记者能够对他的课题——复杂边界理论（Comples Boundaries）,做一个哪怕沾点边际的描写，因为能够用来形容它而又可理解的东西不存在。这是个复杂的数字，完全是抽象的想像中的数字，-1的平方根，在数学世界之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东西。蒙特卡罗这个名字使人浮想起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皮肤晒黑了的欧洲阔少类型的都市男人正走进一家游乐场，地中海的微风和煦地吹来。他对滑雪和网球都很在行，在国际象棋和桥牌也不甘示弱。他开一辆灰色的跑车，穿着熨烫得体的意大利手工缝制的西服，小心地、流畅地谈论着世俗但真实的话题，记者们能够用简练的词句轻松地给公众描述出来。在游乐场内，他精明地点着纸牌，运筹帷幄，审慎的下注，脑子晨精确地计算出最佳注码的大小。他科就是詹姆斯·邦德的走失了的兄弟，只是更加聪明。我所设想的蒙特卡罗数学，就是这两者的优化组合：蒙特卡罗人的现实，去掉其轻浮的一面，加上数学家的直觉，但没有过度的抽象。这样一个数学门类肯定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它没有通常与数学相联系的枯燥感。我从成为交易员那一刻起就对它上了瘾。在处理大多数与随机性相关的事物中我都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本书中大多数的例子都是用我的蒙特卡罗发生器制作出来的，在这一章里我要对它做个介绍。不过，它远远不止是一种计算方法，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数学主要是一种思考工具，不只是计算工具。工具上一章所探讨的未然历史的概念可以大大地加以扩展，并可以对其做各种技术改进。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我在职业中用以与不确定性周旋的那些工具。我下面就对它们做概要介绍。蒙特卡罗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应用下述一些概念来人为制造历史。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抽样路径。不可见历史有一个科学名称，叫未然抽样路径（alternative sample paths），这是从一种叫做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的概率数学领域借来的名称。路径的概念与结果相对，表明它不只是MBA式案例分析，而是对沿时间进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考察。我们不只是关心一只鸟在明天晚上会停在什么地方，而要关心在这段时间内它可能会到访的所有地点。我们不只是关心投资者的钱一年以后能值多少，而更关心在此期间他可能要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抽样（sample）这个词强调，可能的结果有许许多多，而我们看到成为现实的只是其中一个。然而一个抽样路径既可以是确定了的，也可以是随机的，那就带来了以下的区别。一个随机抽样路径（random sample path），也叫随机过程，是对一串实际历史事件的数学称呼，从一个既定日期开始，在另一个既定日期结束，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但“随机”这个词不可与“等概率”（意思是有相同的概率）混淆。有些结果会比其它的结果有更高的可能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随机制样路径。比方说它可以是你那当探险家的表兄弟最近一次伤寒发作，从开始到结束，每小时一次所测得的体温；也可以是你最心爱的技术股的模拟价格，每天在闭市的时候记录，比方说，为期一年。从100美元走步，在某一次，最高到达过220美元，而收于20美元，另一次则最低跌到10美元，最后收于145美元。再以你在游乐场玩一个通宵，你的财富演进状况为例。开始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美元，每15分钟做一次记录。其中一次抽样路径表明，在半夜的时候你有2000美元；而另一次抽样路径则记录着你还有20美元，仅够打车的。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指的是随着时间进程而逐步展开的动态事件。“stochastic”这个新颖的字眼来自希腊语，与英文“random”（随机）的意思相同。概率问题的这一分支注重于研究连续不断的随机事件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研究历史的数学。“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它里面包含着时间。什么是蒙特卡罗发生器（Monte Carlo generator）呢？假设你用不着请木匠帮忙就能在自己的顶楼小房间里仿造一个完美无缺的轮盘。编一段计算机程度就可以用来模拟几乎一切事物，它们甚至比木匠做的轮盘更好（而且更便宜），因为物理的轮盘会因为它本身结构或你家顶楼地板有倾斜度而更容易指向某个数字。这就叫偏差。蒙特卡罗模拟程序比我成年以后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像玩具。你可以用它来产生上万的、甚至几百万的随机抽样路径，然后观察它们当中的一些现象有些什么主导特征。在这种研究中，计算机起到工具的作用。冠以蒙特卡罗这样一个新颖的名字，是为了暗示它能够像真正的游乐场那样模拟随机事件。你设定一些条件，使之与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流行的情况相仿，然后围绕着可能出现的事件做一组模拟。用不着具备数学知识就可以做一次蒙特卡罗式的模拟，让一个18岁的黎巴嫩籍基督教徒为某一特定金额连续玩俄罗斯轮盘赌，看看其中有多少次尝试能导致发财，或者是，平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轮到他呜呼误用哉。我们可以把弹仓数量改为500个，这样可以减少死亡的概率，再来看它的结果。蒙特卡罗模拟法最初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应用于原子弹研发阶段的军事物理学中。80年代在金融数学中流行开来，特别是在资产价格的随机漫步理论方面。当然我们应该说，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用不着使用这种装置。但有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实际生活状态相仿的问题，就需要借助于蒙特卡罗模拟器的力量。蒙特卡罗数学事实上，“真正的”数学家不喜欢蒙特卡罗方法。他们认为蒙特卡罗方法剥夺了数学中的机巧和雅趣。他们管这叫做“蛮力”。因为我们可以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或其它计算机手段）取代相当大一部分的数学知识。比如，一个没有正规几何学知识的人可以用计算机算出神秘的，几乎具有神性的pi值。怎么做呢？在一个方形里画一个圆，然后随机地向这个图形里“射出”子弹（就像在游艺厅里那样），并规定射中图中任何一点的概率都一样（这叫均匀分布）。圆圈里的子弹数被圆圈内外的子弹数除，就可以得出神秘的pi的倍数，其精确性几乎是无限的。当然这样使用计算机未免大材小用了，因为pi值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来，但与一行行的方程式相比，这种方法可以让使用者对所研究的问题多产生一些直觉灵感。有些人的头脑和灵感就有这种倾向，只有用这种方法九能够搞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自己就属于这种人）。对于我们的人脑来说，计算机的方式可能不自然；但数学也一样。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就是说，我不能像说母语那样自如地谈论数学，而是带有一点外行“口音”。因为我对数学特性本身没有兴趣，只对它的应用感兴趣，而一个数学家则有兴趣要对数学加以改进（通过定理和和证据）。现实情况是，除非我有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动机（加上一点贪心），否则我连集中精力解一道方程式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的多数知识都来自衍行证券的交易——期权迫使我学习有关概率的数学。许多身不由已的赌徒，虽然其智力在其它情况下一般，但在强烈的贪婪心的驱使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数牌技巧。另外一个类似情况是语法：数学通常就是一沉闷的、没有洞察能力的语法。有些人是为语法而喜欢语法，有些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兴趣在于消除语法错误。我们被称为“股市分析员”，和物理学家一样，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而且是工具本身。数学家是天生的，从来不是造就成的。物理学家和股市分析员也一样。我对我所使用的数学的“雅趣”和“质量”并不关心，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就行。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使用蒙特卡罗机器，它们能把事情办成。而且把它们用于教学目的更是非常合适，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要用它们来举例。实际上，概率是探索工作中一个深入思考的领域，因为它对不只一门科学产生影响，特别是所有科学之母：知识的科学。要想评估我们所积累的知识的质量，主不能不把获得这种知识过程中有多少随机性因素考虑进去，并且从你的论点中把可能掺和进去的偶然机会因素清除掉。在科学中，处理概率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一样。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这样做过，其中多数人还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崇拜的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和凯恩斯，都是以这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学术探索。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几乎是以概率观点研究连续随机事件的第一人，那就是在表态液体中悬浮分子的演化。他所写的论布朗运动理论的论文可以看做是金融模型中使用的随机运动理论的理论支柱。至于凯恩斯，对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他不是那个穿花呢外套的左派人士喜欢引用的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概率论》这部权威、深刻、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因为在涉入隐晦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前，凯恩斯是个概率学家。他还有一些其它的有趣的特点（在经历了格外富裕的生活之后，他的交易帐户泡灭了，人们对概率的理解并不总能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读者能够料想到，对概率的这种深入探讨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走进哲学，特别是研究知识的哲学分支，被称为认识论或方爱猫扑.爱生活，或科学哲学，因卡尔·索罗斯而得以流行。这个主题我们将留到本书后面部分再探讨。在我顶楼里的乐趣制造历史90年代初期，像我在数量化金融领域里的许多朋友一样，我对各种各样的蒙特卡罗发生器上了瘾。我自学了它的编程方法，为我自己能够制造历史而感到得意非凡，我成了半个造物主，制造出虚拟历史，并观察各种结果的分布情况，就像过电一样刺激。这种分布情况能显示出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因为这，我相信，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做了非常幸运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数量化的期权交易员的职业，其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我白天差不多有95%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阅读以及搞研究（或在健身房、滑雪场，或为了效率更高，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进行“沉思”）。我还享有特权经常在我那装备齐全的顶楼里进行“工作”。计算机革命的附带好处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潮水般涌来的没完没了的电子邮件，或能够进入聊天室，而在于我们突然获得了高速处理器，每钞钟可以发生一百万条抽样路径。我说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一个不情愿的解方程的人强，也很少能在这方面大显身手，我更善于列方程式，而不是解方程。突然间，我的机器使我得以用最少的精力来解最难对付的方程式了，于是就很少有什么难以获得的解决方案了。佐格勒布挤满我的顶楼我的蒙特卡罗机器带我进行了几次有趣的探险。在我的同事们沉浸在新闻报道、中央银行通告、赢利报告、经济预测、体育赛事的结果，还有，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公司政治中的时候，我开始在与我的老本行金融概率相关的领域里摆弄它。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进化生物学是个很自然的扩展领域，它所能提供的信息的通用性以及它在市场中的实际应用都很吸引人。我开始模拟一种叫佐格勒布（Zorglubs）的快速突变的生物在各种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种群演变，并观察到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其中有些结果我在第五章里做了重新演示。作为一个要逃离生意场上无聊气氛的纯业余爱好者，我的目的中介要培养起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直觉感受，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的直觉感受，与专业研究人员过分详尽的精细方式大相径庭。我还摆弄过分子生物学，用我的发生器制造出随机出现的癌细胞，观察到它们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当然了，制造佐格勒布种群的用意在于模拟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例如上升和下跌，“蠢牛型”、“猛熊型”以及“谨慎型”交易员的繁衍情况，并观察他们在短期内和长期内的存活情况。在这样一个结构里，“蠢牛”交易员因股市反弹而获利致富以后会用所得的收益买进更多的资产，使得价格上升，直到他们最终彻底破产。而熊型的交易员则很少能在繁荣期大捞一把以便支撑到下跌期。我的模型显示，几乎没有人最终真正能够挣到钱：熊们在股市反弹的时候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牛们则在曲终人散之时因纸面上的利润消踪灭迹而最终遭到屠戮。但有一个例外情况：那些做期权交易的人（我称他们为期权买家）具有令人瞩目的生命力，而我就希望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可以买保险来对抗泡灭；他们能在夜晚睡得安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业务受到威胁，那也不会是因为单独某一天的结果造成的。如果说这本书的调子似乎受到达尔文文化和进货论思想的浸染，它也丝毫不是来自正规的自然科学训练，而是来自我蒙特卡罗发生器教我学会的进化论的思想方式。我要承认，在需要验证一个想法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再每每产生用发生器做随机性模拟实验的俗念了。但是多年来使用蒙特卡罗机器，使我在思考一个现实结果的时候不会不去参照没有成为现实的那些结果。我管这叫做“参照多重历史进行总结”，这是从富有色彩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恩曼那里借来的一句表达方式，他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分子力学的观察当中去。用蒙特卡罗机器一而再地制造历史使我想起在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由像阿兰·若贝格理列（Alain Robbe-Grillet）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实验小说（所谓新小说）。在那些小说里，同一章的内容写完了以后又再重写，作家每次都将情节加以改变，就像是一条新的抽样路径。这么一来，作家就得以从他所创造出来的过去场景中解脱出来，使自己获得任意回溯更改情节的自由。无视历史的教训关于以蒙特卡罗机器的视角看待历史的话题，现在再多说一句，像梭伦那样的经典故事中所包含的智慧，促使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与经典历史学家做伴，尽管有些故事，像梭伦的警告之类，因年深日久而不免有些渲染的万分。但是，这样做有悖事理：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并不是我们的天性。现代市场中的起起落落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的起因，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说的历史，指的是那些趣闻逸事，而不是理论化的历史，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历史复古主义，导致像“历史的终结”这核弹头的呼声（它是伪科学，因为它从过去事件中提取理论，而不考虑这种事件的组合也许是随机产生的；它很有可能是伪科学，因为没有办法在有监控的实验条件下论证其说法的真伪）。我说的不过是这样一种历史，它的深邃程度正好满足我的需要；通过参照过去事件、通过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思想并善加利用，使我固有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使那些似乎能妨碍我向别人学习的头脑缺陷得到纠正。我所愿意培植的是对老年人的尊敬，它能使我在见到头发花白的人的时候不自主地更加肃然起敬。不过这种态度对于我作为交易员的职业生涯却有侵蚀作用，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年龄和成功与否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我有两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方法：通过阅读前辈的著作来了解过去，以及依靠我的蒙特卡罗玩具来了解未来。炉子烫手我在上面说过，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是我的天性。我们有足够的依据来相信，我们作为直立人的遗传特性中不具备传递经验的功能。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小孩子们只肯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们非得要等自己的手被烫着了才不会再去触摸燃烧的炉子；其他人的任何警告都不可能导致最微不足道的谨慎行为的产生。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恩曼和阿莫斯·特弗尔斯基根据人们在选择有危险的医疗方案时所做的选择观察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就是这样，在发现和预防的领域里极为懈怠（也就是，我拒绝根据从别人身上统计出来的概率推断自己面临的风险，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在需要进行医疗的时候又十分激进（我被烫着的时候会过度反应）。这与在不确定状态下应有的理智行为不一致。这种与生俱来的无视他人经验的态度不仅限于儿童或像我这样的人；它以相当可观的规模影响着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在我那些同事当中，凡我知道无视历史教训的，都有声有色地泡灭了。而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泡灭。但有意思的还不在这一点上，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模式中有引人瞩目的雷同之处。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有人泡灭；1990年日本股市坍塌，有人泡灭；1994年证券市场崩溃，有人泡灭；1998年在俄罗斯有人泡灭；还有在2000年因购买纳斯达克股票而泡灭的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全都说过类似“时代不一样了”或“他们那个市场与我们的不一样”这样的话，而且还举出过似乎十分站得住脚的理性论点（具有经济学性质）来说明他们的话多正确；他人的经验教训就在那里公开摆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得到，每家书店里都有许多书介绍各次崩盘事件的详情，但他们不肯接受。除了这些经过概括的、由体制内部原因引起的泡灭以外，我还见过几百个期权交易员因犯下愚蠢的错误而泡灭，离开了这个行当。他们不听前辈的警告，和小孩子们非要去摸炉子一样。我发现，在对待怎样发现和预防我有可能染上的疾病方面，我个人的态度与此很相仿。每个人都想念自己相当的与众不同，结果当被诊断出得了病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摊上我？”的震惊就格外沉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专家们把这种无视历史教训的一种表现形式称为历史决定主义（historical determinism）；总而言之我们以为我们会知道历史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相信那些经历过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人们当时就知道他们在体验剧烈的历史事件，而且，如果这些事件重演一遍，他们会一望即知。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探险影片，因为我们事先知道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很难想像，亲历了历史事件的人们当时会不知道那个时刻有多么重要。但不知为什么，不论我们对历史有怎样尊重，它都不能很好地落实到我们对当今事物的处理中去。我的梭伦梭伦的警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一个原因。我曾重蹈与过去完全相同的路线，循着小亚西亚的狭长地带，回到故事的原发地。我的祖先的确有过富极一时之后在一代人之内又变为一贫如洗的尴尬体验。我身边的人们只知道生活在稳定、直线地改善，觉得这种剧烈的倒退是不可能发生的（至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我身边的人们要不就是（迄今）还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家庭磨难（大萧条时期除外），要么，更普遍地来谙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历史感的熏陶，所以不能回过头去思考一些问题而我的祖辈是地中海东部希腊东正教徒、遭受过侵略的东罗马帝国公民。对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我们的灵魂中似乎生来就带有那段悲哀历史的记忆。大约500年前4月里的一天，君士坦丁堡在入侵的土耳其人的铁蹄下退出历史，使我们成为灭亡帝国的飘零子民。我们成了伊斯兰世界中非常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财富非常脆弱。另外，我还生动地记着我自己尊贵的祖父，前副总理，他的父亲也当过副总理（我从未见过他不穿西服的样子）住在格里法达的一幢没有什么特征可言的公寓里，离雅典不远，他的房产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被炸毁了。顺便说一句，经过了战争的浩劫以后，我发现屈辱的贫困远比物质的危险更严酷（对于我来说，似乎保持着全部尊严而死，远比一辈子当看门人更可接受，这也就是我讨厌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我可以肯定，梭伦对失去他的王国的忧虑远甚于失去生命。在对历史的思考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非同小可的方面，与其它事物相比，可能特别适合于市场：不像许多“硬”科学，历史容不得实验。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历史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总有力量把多数可能的场景重现一遍，使坏家伙们遭到灭顶之灾。在市场上人们常说，坏交易总会逮住你。概率数学家们给了它一个新颖的名字：遍历性。它大体上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非常长的抽样路径最终都彼此相像。非常非常长的抽样路径在其特性上，与蒙特卡罗发生器模拟出来的平均值短一些的抽样路径的特性相仿。第一章里那个赢了彩票的门房，即使他活1000岁，也没有指望赢得更多的彩票。那些虽有技能，但在生活当中并不走运的人最终会有出头之日。幸运的傻瓜也许在生活中得益于某次好运气；但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上，他会慢慢地退回到一个不那么幸运的白痴的地位上去。每个人都会回归自己的长期属性。经过掌上电脑提炼的思想爆出一条新闻我的克星——记者，以乔治·威尔看待随机结果的方式来到这本书里。下一步我要展示，我的蒙特卡罗玩具如何教会我去偏爱经过提炼的思考，我指的是基于我们周围的信息所做的思考。但要剥离那些没有意义的、能转移人的视线的噪音。对于噪音和信息之间的区别，本书主题（噪音有更多的随机性）有个类比，那就是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为了表现称职，记者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地看待问题，并把他所提供的信息的价值贬低一点，比如应该这样说：“今天股市上扬，但这一信息主要出自于噪音，所以并不十分要紧。”他把自己手中的信息弄得这样无关紧要，肯定会丢了饭碗。不光是让记者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有困难，可悲的是，连历史学家自己也越来越像记者了。对于一个思想来说，年代就是美（探讨这个问题的数学依据还为时过早）。现实生活处于随机状态下，与被媒体浸透了的主导文化所告诉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梭伦的警告正适合地这样的随机现实，也强化了我看重经过提炼的思想的本能，而不是更新潮的思想，不管它表面看起来有多么精致绝妙。这又是我在床边堆积起老古董大部头书的一个原因（我坦白地说，我目前惟一阅读的与新闻有关的东西，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是《清谈家》（Tatler）、《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和《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中的高档次社会闲杂故事，这些故事远使人更感兴趣）。除相对于墨迹未干的的新潮观念的粗滥，玩味经典古老的思想更为得体以外，我还花费一些时间对进化论和条件概率的数学依据做些思想酝酿。一个思想，跨越这么多的周期而存活了这么久，相对而言就表明了它的正确性。噪音，至少是某些噪音，已经被过滤掉。从数学上来说，进步意味着一些新的信息要比那些过去的强，但并不是说平均起来新的信息会顶替过去的信息。这也就是说，在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有系统地摈弃新的思想、信息和方法。答案明确得令人吃惊，总是这样。为什么？赞成“新事物”甚至更加“新新事物”的论点是这么说的：看看新技术的到来，如汽车、飞机、电话和个人计算机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文化程度一般的人所做的推论（也就是排队概率思考的推论）会导致人们相信，新技术和新发明一概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答案并不是那么明显。在这方面，我们好像只看到并且只承认那些胜出者，而排队了失败者（就好像断言演员和作家都有钱，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多数演员能干上待应生的工作就觉得很幸运了，因为长相不那么好的作家们通常在麦当劳卖炸薯条）。失败者呢？星期六的报纸上刊登着几十项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专利。人们容易认为，因为某些发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新发明应该受到赞许，并且因此应该喜新厌旧。我持相反的意见：错失像飞机和汽车那样的“新新事物”的机会成本，与人们为了取得这类瑰宝（就算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改善，但我本人常对此抱有怀疑）而不得不忍受所有那些垃圾的毒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与此完全相同的论点也适用于信息。信息的问题不在于它分散的人精力而且通常无用，而在于它有毒性。再往下我们会在讨论信号过滤和观察频率这类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时审视一下高频率出现的新闻及其值得怀疑的价值。在这里我要说，尊重经过时间检验的信息，就使我们有理由排队与多嘴的现代记者进行任何交流。这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在不确定条件下，一个参与决策过程的人的指导性原则应该是尽可能不要接受媒体影响。即使在时刻敲打着我们的“最新”消息中能有什么比噪音再有价值一点的东西，那也只不过像一堆草垛里的一根针。人们没有注意到，媒体里由别人付了钱来抓住你的注意力的。对记者来说，很少有“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么说一说。偶尔一次我乘坐6：42的火车前往纽约。我诧异地观察到，一群群神情压抑的上班族（他们好像都希望自己此刻能身处其它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中，读着某些公司的日常运作业绩。而这些公司，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已经关张了。我觉得琢磨不透的是，他们的这种压抑，是因为读着这张报纸呢，还是因为压抑的人们倾向于读报纸；还是因为，当人们生活在自己祖居地以外的时候就会一边读报纸，一边显得困顿压抑。虽然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会觉得这种对噪音的专注是对人智力的侮辱，因为我会认为多数信息没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帮助我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但现在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快乐，很高兴看到白痴式的决策活动这样大规模地进行着，在他们阅读过后的投资指令多半会有过头反应。换句话说，我现在把人们阅读这种资料视为一种保障，使我能够继续与被随机性捉弄的傻瓜做期权交易，这是一种很有娱乐性的业务。席勒续篇关于信息对整个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其大部分思考都是由于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引发的。这种思考不只限于金融市场；他1981年的论文总体上可以看作是初次用数学方式深入思考了社会这个整体的处理信息时采用的种种方式。席勒1981年的论文对市场的易变性作了评价，从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确认如果一支股票的价格是“某物”[如某公司贴现以后的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s）]的估算值，那么相对于那个“某物”的可以把握的表像（他用红利（dividends）来表示）来说，市场价格就实在太灵活了。价格的动荡超过了它们按理说应该反映的那些实质情况，它们明显地反应过度，忽而太高（价格超过了利好消息的幅度，或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因的情况下提高），忽而过低。由价格和信息之间这种不稳定关系而造成的差异，意味着某种与“理性期待”相关的东西没有起作用。（不管价格是抬得过高还是降得太低，它都没有合理地反映出证券的长期价值）。市场肯定出了问题。席勒于是宣布市场不像经济理论所确定的那样作有效运行（有效运行的市场意味着，简单地说，价格应该与所有存在的信息相适应，因此完全不能被我们人类所预测，同时还阻止人们通过推导判断而获利）。这种说法触怒了金融界高层的一些虔诚派别，他们发出号召，要巢灭犯下如此叛逆罪行的异已分子。有意思的是，而且是出于某种巧合，这个异已分子正是前一章里被乔治·威尔痛斥过的那个席勒。对席勒的批语主要来自罗伯特·C·莫顿。攻击从纯方爱猫扑.爱生活的角度出发（席勒的分析非常粗糙；比如说，他在该用“收益”（eamings）的地方使用了“红利”（dividends）就相当站不住脚）。此外，莫顿也是在捍卫官方的金融理论立场，市场需要有效运行，不可能用银托盘把机会送上门来。然而同是这位罗伯特·C·莫顿后来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对冲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其目标是要利用市场的非有效运作获利。先不去说莫顿的对冲基金后来因碰到黑天鹅问题（他本人自然否认，这很典型）而相当精彩地泡灭，他之所以“创立”这样一个对冲基金就暗示出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得承认席勒关于市场非有效性的观点。现代金融教条和有效市场的捍卫者发起一个基金来钻市场非有效性的空子！这就像是教皇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当今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提供者拿出所有的刷新资料，“爆出新闻”，以无线方式电子化地传递给你。未经提炼的信息与经过提炼的信息之比正在上升，在市场中达到饱和。而前辈们的信息则不需要作为迫在眼前的新闻传递给你。这并不是说所有新闻记者都被随机噪音提供者所愚弄。在业务圈子里有一群有头脑的新闻记者（我要说，伦敦的阿那托利·卡列茨基、纽约的吉姆·格兰特和阿兰·艾贝尔森就属于这类人的代表，但是在金融记者当中他们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盖利·斯蒂克斯是科学记者中的代表）；只是，占据显要位置的媒体新闻手法是一种不假思索地提供噪音的过程，使它能捕捉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一种机制能把这两者分开。事实上，有才华的记者通常容易受到惩罚。像第十一章里那个律师，他对事实真相不感兴趣，只关心他的论点能否动摇陪审团，因为他深刻了解他们的智力缺陷，新闻手法所关心的是如何用充足的新闻资料来捕捉我们的注意力。我那些有学识的朋友们又要疑惑了，记者们的这种毛病谁都看得出来，我有什么必要变得这样情绪化呢。然而我的职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依赖他们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老人统治偏爱经过提炼的思想意味着偏爱老投资家和交易员，也就是在市场中历练最久的投资家。这与华尔街的通常做法相反。他们喜欢获利最多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越年轻越好。我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模拟过在不同条件下（十分接近历史上出现过的条件）各类交易员群体混杂的情况，发现选择老牌交易员有非同寻常的优越性。选择标准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年头，而不是他们的绝对成功次数（前提是他们存活下来而始终没有经历泡灭）。“适者生存”是在投资媒体中唱滥了的调子，但似乎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在环境转换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第五章里将要看到的那样，就不容易看清谁是真正的最适者，而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是那最老的，原因很简单，岁数大的人在偶发事件中历练的时间更长，所以确实更有能力抵御它。进化论中有一个选择配偶的论据与此相仿，我觉得好玩。它认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妇女偏爱选择（经过权衡）身体健康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为自己的配偶，而不是健康的年轻男人，因为前者已经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基因更好。花白头发阶段，他就有可能对生活中的变故更具有抵御能力。有意思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对二十多岁的人和五十多岁的人收取同样的保险费，表示他们有同样的预期寿命：一个人一旦跨过40岁的界限，就证明很少有疾病能够伤害到他。下一步我们用数学观点来重新阐述这些观点。蒙特卡罗的菲洛斯特拉图斯：论器噪音与信息的差别聪明人听出意义，傻瓜只听见噪音，根据菲洛斯特拉图斯的名言：“众神看到未来的事物，凡夫只看见眼前，而聪明人则看到即将发生的事物”，希腊现代诗人C·P·卡瓦菲于1915年写道：在深沉的冥想中，传来事物临近的隐蔽之声，他们那隶然恭听着。而外面街市上，人们则一无所闻。我努力长久的思考，怎样用尽可能少的数学来解释清楚噪音和意义的区别，以及时间尺度在评判历史事件时为什么那么重要。蒙特卡罗模拟器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么一种灵感。我们先从投资界借用一个例子（那是我的专业），它比较容易解释，又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情况。让我们制造一个已经愉快退休的牙科医生，他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城里。我们知道他是个优秀的投资家，预期他能够在国库券的基础上获得15%的回报，每年的出错率为10%（我们称之为不可靠性）。这意思是说，在每100条抽样路径当中，我们预期其中有68条能归入15%的赢余回报在+-10%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回报率在5%-25%之间（说得更技术性一些，在钟形正常分布图中68%的观察记录落入标准偏差的-1到1之间）。它也意味着有95条抽样路径归入负5%和35%之间的范围内。显然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乐观。牙科医生在他的顶楼里给自己修建了一个舒适的交易台，准备每个交易日都一边啜饮去掉咖啡因的卡普奇诺咖啡，一边监视市场动态。他生性喜好冒险，所以他觉得，比起给公园大道上那些很难伺候的小老太婆钻牙，这项活动就有意思多了。他注明接受一项连续向他报价的网上服务，现在这种服务只要他买咖啡的钱的一个零头就可以得到。他把自己的证券存量输入电子表格，这样就可以实时监近他的投机证券组合的价值。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里。每年15%的回报率加上10%的不可靠性（或称不确定性）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特定年份里他都有93%的赢钱概率。但是放在一个较狭窄的时间尺度上来看，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一秒钟内，挣钱的概率只有50.2%，就像下面表3-1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时间递进的幅度非常小，那么这种观察得来的数据就会显示几乎没有收益。但是牙科医生的心灵不会告诉他这些情况。由于他很情绪化，每当屏幕上出现红字，说明他有了损失，他就会心头一跳。当运作成绩为正数的时候，他会感到一些快慰，但其力度与出现负数时他所体验的痛感不能相抵。表3-1达式 在不同尺度下赢钱的概率尺度概率1年93ų季度77ų个月67ų天54ų小时51.3ų分钟50.7ų秒钟50.2%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牙科医生在情绪上会筋疲力尽。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来单位来审视他的运作业绩，那么一天（设每天为8小时）当中将有241次给他带来快慰，239次给他带来不悦。如此，放在一年来看，这两个数据分别就是60688和60271。如果我们考虑到，带来不快的一分钟所事业的不快的力度要大于带来快乐的一分钟所带来的快乐的力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高频率检查他的业绩时他会蒙受很大的赤字。如果这个牙科医生只是每月一次从经纪公司寄来的报表中审看他的证券组合业绩，由于在67%的月份中他的业绩是正数，我们可以预期，他每年只会有4次心痛，而有8次扬眉吐气的经历。牙科医生学是那个牙科医生，用的也还是同样的策略。现在让我们考虑牙科医生每年只看一次他的业绩时的情况。在预期他可以活到今年二十年里，每遭遇一次不快之后他会经历19次意外惊喜！随机性在尺度上的这种特性通常被误解，甚至专业人员也如此。我曾见博士生们就发生在很窄的时间尺度上所作的观察进行争论（其实这种做法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毫无意义）。在我们再次往记者们身上泼脏水之前，我们好像还有更多的观察要做。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噪音与我们所说的非噪音之间的比例来看（即左边那一列与右边那一列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做量化比较的优越条件，那么我们会得到下列结果。在一年当中我们会观察到大约0.7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月为尺度，我们会观察到约2.32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小时为尺度，30份噪音对每份业绩。要是以一秒钟为尺度，就会有1796份噪音对一份业绩。几点结论：1． 在短的时间递进尺度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证券组合的易变性，而不是它的回报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看到变动，几乎看不到别的。我经常告戒自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多只是变动与回报的组合，不会只有回报。2． 我们的情感不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那个牙科医生每月看一次报表就比不时查看报表时表现得好。也许，他如果一年只看一次报表，他的业绩会更好。3． 当我看见一个投资家用手机或掌上电脑实时监控他的证券组合时，我悄悄地笑了又笑。最后我承认我对这种情感缺陷没有免疫力，但我对付它的办法是不让自己有接触信息的途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而且，我更情愿读诗歌。如果某个事件确实重要，它会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还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闻（高密度）充斥着噪音，而为什么历史（低密度）一般来说就没有这些噪音（尽管有种种如何诠释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不愿读报纸（除仆告以外），为什么我从不对市场发表议论，以及为什么在交易间里，我常与数学家和秘书交往，而不与交易员交往。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星期六读《经济学家》比每天早晨读《华尔街时报》好（这是从频率的立场上来说的，姑且不论这两份刊物在智力等级上的巨大差异）。最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分密切地观察随机性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情感会随着他们体验到一次次心跳而耗尽。不管人们说什么，一次负面的怦动无法被一次正面的怦动抵消（有些行为经常家家估计，负面影响的力度是正面影响的2.5倍）；它会导致感情赤字。有些所谓的聪明和理智的人经常批语我“忽略”了每天报纸中可能存在的有价值的信息，并拒绝把噪音中的细节视为“短期事件”。我的雇主中有的人责备我生活在另一个星球。我的问题是，我不是个理性的人，我非常容易被随机性所淹没，蒙受情感折磨。我了解，我需要在远离信息的公园长椅上或咖啡店里沉思默想，但即使这样，也只有在不让我接触到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办得到。我在生活中惟一的优点就是知道自己的一些弱点，总的来说，面对新闻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用总代表的头脑去看待业绩。沉默要好得多。第三部分还要讲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4随机性、废话以及理科知识分子把蒙特卡罗发生器的应用扩展到产生人工思想，并与缜密的非随机产生的思想做比较。科学战进入商业界。唯美主义的我为什么愿意被随机性耍弄。随机性与动词我们的蒙特卡罗机器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有文学品位的领域。理科和文科知识分子的界限是逐步明确划分出来的，最终发展成了所谓“科学战”，以饱学的非科学家为一方，对学问毫不逊色的科学家为另一方。两种学术方式的区分起始于30年代的维也纳。当时有一群物理学家确信，科学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在被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内争取一席之地了。在他们看来，文学方式的思考会掩盖大量听起来顺耳的废话。他们想要把思想从修辞中剥离出来（文学与诗歌除外，那是它的正当领域）。他们把严谨作风带入学术生活的方法是，强调一种意见只可能属于两种类别：一种是演绎法（deductive），“2+2=4”，即，遵从有准确定义的公理框架，不能有争议（这里指算术法则）；别一种是归纳法（inductive），即，以某种方式可以论证的（经验、统计数字等），如“西班牙会下雨”或“纽约人一般都比较粗鲁”。其它所有一切都是纯粹的狗屎蛋（音乐可以取代形而上学，而且绰绰有余）。不用说，对用归纳法发表的意见进行论证会有困难，甚至于不可能，我们将在黑天鹅问题中看到一点。而经验主义会比任何其它形式的狗屎蛋更糟糕，因为它能从事欠仅凭经验而产生信心（我需要好几章来把这一点谈透）。不管怎样，在促使知识分子为他们发表的意见负责，提供某种形式的证据方面，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后来威特根斯坦、波普尔、卡尔纳普还有许多他们这类人的思想发展，其源头就是这个维也纳学术圈子。不管他们原本的想法是好是坏，它对哲学和科学实践产生的影响是有深远意义的。它对非哲学领域内的学术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发展了，虽然要滞后得多。要区分理科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有一个可以想像得到的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理科知识分子通常可以辩论出另一个理科知识分子写的文章，而一个文科知识分子就没法说出一个科学家随便写出的几行字与一个能妙笔生花但不是科学家的人写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当一个文科知识分子用起一些时髦的科学术语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不确定原理”、“哥代尔定理”、或“平行宇宙”、“相对论”，有时是因为内容需要，但经常是把它用在与其科学意义正相反的地方。我建议大家读一读阿兰·蒙卡尔（Alan Sokal）写的那本欢快的《时髦的废话》（Fashionable Nonsense），里面有许多这种事例（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读这本书大笑不止，引得其他乘客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在文章中塞进科学术语的下脚料，你就可以使另一位文科知识分子相信，你的材料具有科学烙印。显然，对科学家而言，科学在于严谨的推理，而不在于随机地旁征博引那些唬人的概念，如广义相对论或量子测不准性之类。这种严谨性用简单的英语就可以说明白。科学是方法加严谨：即使是用最简单的散文体来写也还是可以辩认出来。举例来说，在阅读理查德·多金斯（Richard Dawkins）写的《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时，令我吃惊的是，虽然通篇没写一行方程式，它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是从数学语言翻译过来的一样。然而它的确是有文采的散文体。逆向的图灵实验在这方面，随机性可以有相当大的帮助。还有另一种好玩得多的方法可以区分空谈家和思想家。有时你可以用蒙特卡罗发生器仿制一篇东西，能让人误以为它是一篇文学议论文；但你无法用这种随机的方式创建一篇科学论文。修辞可以随机创造，真正的科学知识则不可以。这就是对图灵人工智能实验的应用，只不过过程正好相反。那么图灵实验（Turing’s test）是什么？卓越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他为人古怪，是计算机先驱，做了如下一个实验：一台计算机如果能够（平均来说）蒙骗一个人类，使他以为它也是一个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可以被称为有智能。反之应该也能成立：一个人，如果他的言语可以被一台计算机仿制，而我们知道计算机是没有智能的，而且能用来蒙骗一个人，使他相信那是由一个人类写出来的，那么这个人也就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智能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以完全随机的方式制造出一篇文字，使它大体上被认为是出自戴瑞达之手呢？答案似乎是可以。除了阿兰·索卡尔（就是几行字以前提到的那个写了那本欢快的书的人）的骗人鬼话，他设法写了那些废话还让某家出名的报社给出版了以外，还有蒙特卡罗发生器，它的设计功能也能够编纂这类文本，写出整篇的论文来。在输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之后，它们可以通过一种叫做循环语法的方式随机凑出句子来，再产生出语法上无懈可击，但毫无意义可言的句子，听起来与雅克·戴瑞达、凯米尔·帕格利亚以及他们那一帮人说的话很相像。由于思维不清晰，文科知识分子就可以被随机性所蒙骗。在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一次以安德鲁·C·布尔哈建造的数据处理器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我摆弄了这台机器，让它产生出几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些句子：然而，正如现实生活的辩证法所启示的那样，拉什迪著作的主题不足理论，而是前理论。论述的新语义学规范的前提暗示，性别认同感确有其意义，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有关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在许多叙述中显现出来。可以说，如果文化叙述可以成立，我们就不得不在叙述的辩证规范与新概念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萨特对文化叙述的分析认为，社会，似是而非地讲，有其客观价值。所以，表述的新辩证法规范的前提暗示，意识可以被用于加强等级制度，但这必须在现实与意识截然分开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则可以假设，语言有其内在含义。有些业务演讲，虽然不是随机拼凑的，也属于这种类型，中介它们不那么文邹邹的，与文学演说所使用的词汇也不是一个类型。我们可以随机拼凑一篇演讲，模仿你的首席执行官，来看一看他说的话是有价值的呢，还是只不过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废话，说话的人凭运气而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怎么做呢？你可以随机地从下面挑出五个词组，加上一些最必不可少的虚诩把它们连在一起，攒成一篇语法上通顺的演讲稿。我们关心顾客的利益/前方的道路/人才是我们的资产/创造股东价值/我们的远见/我们的经验在于/我们提供互动式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个市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如何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忍一时之痛求长远收益/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回报/我们以实力参与，克服我们的弱点/勇气和决心能战胜一切/我们热衷于创新和技术/快乐的职工是效率高的职工/力争优秀/战略规划/我们的敬业精神如果这些话听起来与你刚刚听到的你们公司老板的演讲太相像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去找个新工作。一切伪思想家之父探讨人工历史的时候不对一切伪思想家之父黑格尔做些评论是很难办到的。黑格尔写作所使用的术语，在时尚的“左岸巴黎人”咖啡馆或某些大学中与现实世界极端隔绝的人文学系以外的地方，没有人能懂。我向大家展示的这一段，来自德国“哲学家”杂志（由卡尔·波普尔发现、翻译并臭骂一通）：声音是物质组成部分分隔开来这一特定状态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这一状态之否定的变化；它只不过是那种特定性的一种抽像的，或，应该说，一种理想的理想化状态。但这一变化，鉴于上述情况，本身即是对物质特定的续存状态的直接否定；因此也就是特定引力和内聚力的真实理想化，亦即，-热。愉如被敲击或被揉搓之物体，发声物体之发热，即为热的表现形式，从要领上来说，它与声音同一起源。甚至边蒙特卡罗机器也不会比这位伟大的哲学思想大师更有本事凑出这些随机的文字（我们需要多次反复进行抽样运行才能获得这种热与声音的混合物）。人们把它叫做哲学，还频繁地用纳税人的补贴来资助它！想想看，黑格尔的思想通常被与“科学”的历史观相联系；它所带来的成果有马克思主义政权，甚至还有一种叫做“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派别。在这些“思想家”被施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以前，应该让他们先学一学统计学抽样理论的大学本科课程。蒙特卡罗诗歌在某种情况下，我愿意被随机性愚弄。碰到艺术和诗歌的时候，我对谢谢和冗词的过敏就烟消云散了。一方面，我把自己界定为拒绝无聊废话的高度现实主义者，探究着运气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且我在公开场合下也这样行为举止；另一方面，我沉湎于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而毫不自疚。那么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呢？答案是美学。有些美学形态对我们遗传特性中的某些东西有吸引力，不管它们是由随机联想产生，还是纯属幻觉在我们人类基因中的某些东西会被朦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深切地感动；那么为什么要与它较劲呢？第一次听说，“凄艳尸首”那有趣面诗意的句子是随机拼凑而成的，我对诗歌和语言的爱好受到了压抑。这个说法说，根据组合学的定理，把足够数量的词汇堆砌在一起，准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具有魔力的寓意。不能否认，其中有些诗句确实具有梦一样的美。如果它们真能愉悦我们的美学感官，谁又会关心它的出处呢？“凄艳尸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群超现实主义诗人，包括安德烈·布列顿，他们的精神领袖，保罗·艾洛瓦尔德和其他一些人在咖啡馆中聚会，并尝试了以下的练习（现代文学批语家们说这种练习源自战后的压抑情绪和逃离现实的需要）。在一张折叠好的纸上，他们每个人轮流在那上面写上事先确定好的一句话中的一部分，互不知道其他人写了什么。第一个人写一个形容词不达意，第二个人写一个名词，第三个人写动词，第四个写形容词，第五个写名词。像这种随机的（而且是集体）拼凑出来的东西中，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成果是这样一个诗意的句子：The exquisite cadavers shall drink the new wine(Les cadavers exquis boiront le vin nouveau)（大意：凄艳尸首欲饮新红酒）有点意思吧？如果用法语原文念的话，诗意更浓。有不少颇给人留下印像的诗歌是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有时还用计算机辅助。但是除了联想美以外，从严没有人真正认真看待它，不论它们是幅个或多个没有组织的头脑随机吟颂出来，还是由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用更复杂的方式炮制出来。不管诗歌是由蒙特卡罗发生器随机产生出来的，还是由小亚西亚的瞎眼人吟颂出来，语言有力量带来愉悦和宽慰。如果相要测试它有多大理性效用，把它翻译成符合逻辑的论点，就会不同程度地剥夺它的力量。一个关于语言角色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虽然我们日常使用语言进容光焕发不得废话，但这种严峻局面却没有对神圣语言造成侵害，它们至今仍然存在。闪米特诸宗教，也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原始基督教，它们懂得，应该使语言远离讲究实际的日常应用，避免方言土语的侵蚀。四十年前，天主教会把礼拜式和祷告词由拉西文翻译成方言土语；可以说这后来导致了对宗教信仰的下降。忽然间，宗教把自己置于理性与科学那没有美学标准的评判之下。希腊东正教会则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本应该将祷告词由教会希腊语翻译成一种闪米特语系的方言，那是安提奥克地区的格列科叙利亚人（位于土耳其南部，叙利亚北部）的语言，却最终选择了经典阿拉伯语这种完全死亡了的语言。这样我的同胞们就有幸用两种已经死亡了的语言的混合体——科伊内语（教会希腊语）和古兰经阿拉伯讲进行祷告了。那么这个问题与我们这本关于随机性的书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基因强调，我们需要一点罪孽。甚至，那些通常能够找到一些很深奥的途径来逃避现实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理解，维系着我们正常自下而上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那会打算盘的本性。在事关日常生活水平细枝末节的时候，我们无须讲究理智与科学。只有当有可能伤害到我们、以及威胁到我们自下而上的时候才有这种必要。而现代生活则好像要求我们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在涉及诸如宗教和个人行为之类的事情时要变得极端现实和理智，而在涉及完全由随机性控制的市场和其他事物的时候则尽可能的不理智。我遇见过一些同事，一些“理智”的、拒绝无聊与废话的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喜爱波德莱尔的诗或晦涩的（并且经常是看不透的）作家如埃利亚斯·卡内蒂、勃格斯、或圣-约翰·佩尔斯。但他们入迷地听着电视“权威”的“分析”，或购买他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公司的股票，依据就是他们那些开昂贵轿车的邻居的指点。维也纳学术圈子在贬损团格尔式的冗长的哲学时解释道，从科学立场上来看，它纯粹是垃圾，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比音乐差。我要说，我发现经常读读波德莱尔（Baudelaire）比听CNN新闻或乔汉·威尔的演说愉快得多。意第绪语里有一句谚语：如果要强迫我去吃猪肉，那我就要吃最好的。如果我会被随机性所愚弄，那应该是美的（而且无害的）那种。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三部分还要再谈。最不适者生存——进化论也地被随机性愚弄吗？对两个偶发事件的研究。偶发事件和进化。“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在非生物学领域中如何变成了被曲解的概念。生活不是连续性的。随机性如何愚弄进化论。对归纳法问题的准备。卡洛斯——新兴市场的巫师我一度在纽约若干联欢会场合经常遇到卡洛斯。他出现处的时候，总是穿戴得无可挑剔，然而在与女士相处的时候却有些腼腆。我会时不进地逮住他，并试着刺探一些与他的谋生手段有关的情况，也就是买卖新兴市场债券的业务。他很码头，有绅士风度，肯于满足我的要求，但神情有些紧张。他英语虽然讲得很流利，但似乎需要格外耗费一些体力才能讲得出来，以至于弄得他头部和肚子的肌肉都抽搐起来（有些人生就的不适合说外语）。什么是新兴市场的债券呢？“新兴市场”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委婉说法，用于定义一个不十分发达的国家（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对它们的“新兴”我不赋予这种确切地语义）；这种债券就是这样一些外国政府发行的金融工具，多半是指俄罗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当这些政府运转不良的时候，这些债券几分钱就可以成交。90年代初，投资者们突然冲向这些市场，买下越来越多的外国证券，底线越推越远。所有这些国家都建趣了可以收看美国和大屏幕电视机，这样他们就赶上了地球村的步伐。他们都与同样的权威们和金融娱乐员们有联系。银行家会来对他们的债券投资，这些国家就用这些收益建造更好的酒店，这样更多的投资人就会来光顾。在某个时候这些债券成了时尚，价值也从按分卖涨到了按美元卖；对这种债券了解得微乎其微的人也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卡洛斯据说出身于一个有贵族血统的拉丁美洲家庭，在8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搞得一贫如洗。我还很少遇到来自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的什么人，他的家庭过去不曾富裕到拥有整个一个省，或曾经给俄罗斯沙皇供应成套的多米诺骨牌的程度。大学本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他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拉美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走这种路子，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便使他们国家的经济摆脱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造成的种种罪恶）。他成绩很好，却苦于没办爱猫扑.爱生活文找一个好的主题。他也没有受到他的论文老师的重视，因为那个老师认为他没有想像力。卡洛斯最后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谋了一份职业。卡洛斯1992年受聘于一家纽约的银行，就职于该行刚刚起步的新兴市场专柜。他的才干正适合走向成功：他能从地图上找到那些欠发达国家的所在位置，“低值债券”就是这些国家发行的美元面值的债务工具。他知道什么叫国内生产总值。他看起来认真、有头脑、会说话，尽管他操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银行里觉得，就像他那样的人放到客户的面前很体面，与那些不修边幅的其他交易员相比，那是多么大的反差啊！卡洛斯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能看到那个市场逐步发展的过程。他加入那家银行的时候，新兴市场债务工具的交易市场还很小，交易员们在交易场地上的位置也是人们不愿决心书要的。但这项业务很快发展成为银行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不断增长。卡洛斯在新兴市场交易员群体中是个典型。他们来自各个新兴市场国家，是一群都市化的贵族，这使我想起沃顿商学院的国际学生咖啡聚会。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长驻伦敦的墨西哥人做俄罗斯证券，伊郎人和希腊人专做巴西债券，阿根廷人做土耳其证券。与我所接触的真正的交易员不同，他们一般都彬彬有礼、衣冠楚楚、喜欢收藏艺术品，但没有智慧。他们好像过于墨守成规，不像真正的交易员。你可以想见，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会持有大都会歌剧院的月票。真正的交易员，我相信都穿得邋遢，通常相貌不佳，有学术好奇心，如果垃圾桶里有能透露出信息的东西，他就会对垃圾桶感兴趣，而不对挂在墙上的塞尚的油画感兴趣。卡洛斯当交易员兼经济学家当得有滋有味。他在拉美许多国家里有一个庞大的朋友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认为有吸引力的证券他就买下来，或是因为它们能支付好的利息率，或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在今后会供不应求而升值，所以也许称他为交易员是错误的。交易员做买和卖的交易（他可以卖出他所没有的东西，以后再买回来，希望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挣利润，这叫“做空头”）。卡洛斯只是买进，而且他是大规模地买进。他相信持有这些证券可以赚到很好的风险贴水，因为借钱给这些国家是有经济价值的事情。做空头，在他看来是没有经济学意义的。在银行内部，卡洛斯就是新兴市场的参照系。他可以随时说出最新的经常数字。他经常与董事长共进午餐。在他看来，交易就是经常，而不是别的什么。这种观点对他来说一直很正确。他一次次得到提升，直到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新兴市场专柜的头牌交易员。自1995年开始，他在新职位上的成绩呈现几何级数上升，使他的资本稳步增长（即，银行把更大份额的资金交由他运作），速度之快，以致于他无法将新增的风险额度用尽。好年景卡洛斯之所以能够享受好年景，不仅因为他买了新兴市场的债券，而它们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之内上扬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买进跌价的债券。在价格经历恐慌的时候，他做积累。如果在10月份伴随着股票市场要崩盘的虚惊出现了价格低迷那会儿，他没有买进，以巩固自己的实力的话，1997年就会是一个坏年景。在克服了这些命运中的小小挫折以后，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决不会错。他相信自己有天赋的经常直觉，使他能够做出良好的交易决策。在市场探低之后，他会核对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如果它们仍然稳固，他会买入更多这种证券，等到市场复苏的时候再清仓。回顾一下卡洛斯初涉新兴市场到1997年，他最后一次拿到奖金支票这段时间里这些市场的债券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道上扬的斜线，偶尔有些波折，比如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贬值，随后又跟着较强力度的反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偶尔的探低，后来被证明是“绝佳的买进机会”。直到1998年夏天卡洛斯才真正见了分晓。这最后一次探低没有再兑现为反弹。迄今他的业绩纪录中只有一个季度不佳——但那毕竟是个不佳的纪录。在往年他总共累计赚到了将近8000万美元，在一个夏天他损失了3亿美元。发生了什么事？6月份当市场开始探低的时候，他那些友好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这次低价抛售只不过是新泽西州一家对冲基金“变现”(liquidation)的结果，而那家对冲基金是沃顿商学院以前的一个教授经营的。那家基金专门经营抵押证券，主要是因为这些被称为红利大户的基金参与了建立一个“多样化”资产组合的活动，这种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是由高回报证券组成的。摊低成本当市场下跌开始的时候，他积攒了更多的俄罗斯债券，平均价格约为52美元，那就是卡洛斯的特点：摊低成本（average down）。他认为，问题与俄罗斯无关，俄罗斯的命运也轮不到某个疯子科学家经营的什么新泽西来做决定。“看着我的口形，我说的是：这是变现！”他冲那些对他这种买进的做法表示怀疑的人嚷道。6月底，他的1998年交易收益已经从6000万美元降到了2000万美元，这使他很生气。不过他计算了一下，如果市场能够回升到新泽西抛售之前的水平那么他就可能赚到1亿美元。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断言道。这些债券 ，他说永远永远不会跌到48美元以下。他冒的风险只不过是那么一点点，而有可能获取的收益却不是个小数。于是到了7月，市场又跌了一些。作为市场水平标志的俄罗斯债券的价格现在到了43美元。他的情况大为不妙，但是他去增加了赌注。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低于本年度指标3000万美元了。他的老板们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可是他不断告诉他们，不管怎样，俄罗斯不会下沉。他重弹起那种老调，说俄罗斯太大了，想沉都沉不了。他估计，只要花费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把它们解救出来，这样做会使世界经济获得巨大的收益，如果他现在清仓的话毫无道理的。“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买进，而不是卖出。”他反复说，“这些债券现在的交易价已经非常接近它们可能的缺省价值。”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拖欠，而且没有钱来支付它的债务利息，这些债券也很难有什么变化。他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来自于其他交易员和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或者说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的杂交品种）的交谈。卡洛斯把他大约一半的净值，当时值500万美元，投入俄罗斯本金债券。“这些利润够我退休用的了。”他对具体执行这笔交易的股票经纪人说。沙地上的警戒线市场不断突破沙地上的警戒线。8月初，它们的交易价在30左右，到了8月中，它们跌到20左右，而他却不准备采取行动。他觉得屏幕上的数字与他这种买“价值”的业务不太相干。他的行为中已经开始显现出厌战情绪。卡洛斯变得易激怒，并有些失态。他在会议上对一个人嚷：“止损的说法是臭大粪！我不会买高卖低的！”在他一连串的成功过程中他学会了蔑视和责骂那些不是新兴市场专业的交易员，“1997年10月在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后，如果我们撤出了，我们就不会有那些漂亮的1997年业绩。”人们都知道他爱这样说。他还告诉公司领导层，“这些债券的交易价格现在被压得非常低。现在谁要是能往这个市场投资就会实现精彩的回报。”每天早晨卡洛斯都要花上一个小时与全球各地的市场经常家探讨形势。他们所说的似乎都一样：这种抛售过头了。卡洛斯的柜上在其他新兴市场也蒙受了损失，他还在俄罗斯国内的卢布债券市场损失了钱。他的损失越堆越高，但他不断告诉公司管理层有关其他银行的巨额损失的传言，那些损失都要比他的大。他觉得向管理层显示“在同行业中他做得还算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整个体系出了毛病的表现；这表明整个行业的交易员也遇到了麻烦，本身就说明自己也有问题。交易员头脑的天性应该指导他去做其他人不做的事情才对。快到8月底的时候，领头羊俄罗斯本金债券的交易价格低于10美元，卡洛斯的净值几乎被减下一半。他被解雇了。他的老板、交易部门的头也一样，银行总裁被贬到一个“新设置的位置”上去。董事会成员无法理解，在一个政府连他自己的雇员（叫人担心的是，这其中平常还包括武装士兵）工资都付不出的时候，银行怎么还能冒这样大的财政风险与它周旋。遍布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们尽管互相交流得那么频繁，这个问题却是他们忘了考虑的几个小问题之一。老资格的交易员马尔蒂·奥康奈尔把这叫做救火队效应。他观察到救火队员们的空闲时间比较多，他们把过多的时间用于互相交谈，最后他们就许多事情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会令局面外人，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觉得可笑（他们会发展出非常想像的政治观点）。心理学家给了他们一个更别出心裁的名称。但是我的朋友马尔蒂没有受过临床心理学的培训。国际货币基金那些傻子们被做假账的俄罗斯政府带着兜了个风。让我们记着，人们在评价经济学家的时候，不是用科学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对现实生活懂得多少，而只是看他们听起来多么富有理智。但是，债券的价格是糊弄不了的，它比经常家懂得多，比新兴市场部那些卡洛斯们懂得多。路易是一个邻柜的资深交易员，在这些有钱的新兴市场交易员面前受够了屈辱，他当时在场，并且洗耳恭听雪了屈辱。路易当时52岁，生于布鲁克林，并在那里被培养成交易员。在30年的生涯当中每一次可以想得起来的市场周期他都经历过，而且存活下来。他平静地看着卡洛斯在保安警察的押送下朝门口走去，好像一名俘虏被押向角斗场。他操场着布鲁克林口音嘟囔着：“经济学，什么经济学，都不过是市场动力学而已。”卡洛斯现在已经退出了市场。历史或许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证明他是对的，但这不会对他是个差劲的交易员这一事实有所帮助。他具备一个善解人意的绅士的所有品格，可以做一个理想的女婿，但是一个差劲的交易员的所有特征他差不多都具备。而且，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最有钱的交易员往往是最差劲的交易员。关于这一点，我要叫它做横断面问题：在市场中的一个特定时间里，最能赢利的交易员不过是最适应最近形势的人。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在牙科医生和钢琴家身上，因为随机性的性质就是这样。约翰——高回报业务交易员在第一章晨我们与约翰，尼洛的邻居相遇过。他35岁，从佩斯企业研究生院毕业后，就在华尔街作为一家公司的“高回报”债券交易员，工作了7年。他以创纪录的短时间被提升到了10名交易员之首，这还得归功于他在两家相仿的华尔街公司之间跳了一次槽，使他得以签下能够慷慨地分离利润的合同。根据这份合同，每个日历年年终时他赢利的20%是他的报酬。除此之外，他还被允许把个人的钱投资于他的业务当中——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特权。约翰不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人们认为他有做生意的天赋，人们说他很“实际”，很“专业”。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天生就是一个生意人，从严不说一句稍微有点不着边际或不合时宜的话。在多数场合下他保持沉静，很少有任何形式的感情流露，即使他偶尔说句粗话（晕是华尔街！）也总显得那么恰如其分，听起来，怎么说呢，那么专业。约翰的穿戴无可挑剔。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每月去伦敦一次，他那个单位在媾有个分支机构，观察欧洲高回报业务的动态。他的深色的职业装是由萨维尔路公司量身定做的，打着莫拉加默领带——这就足够传达出这样的印象，他是华尔街成功人士的缩影。每次尼洛与他不期而遇之后都会觉得自己穿戴得寒酸。约翰的业柜台主要从事一种叫做“高回报”业务的活动。这种业务买进“便宜”的债券，而以产生，比方说，10%的回报，而他那个机构的贷款利率是5.5%，这样就有4.5%的净收益，也叫利率差（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这个数字看起来小，但他可以举债经营，并利用举债因数使利润成倍地往上翻。他用这种办法在许多国家运作，以当地利率借款，然后在“有风险”的资产中投资。他轻而易举就能横跨数块大陆聚敛到30亿美元以上的面值的这种交易。他以卖美国、英国、法车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期权来为他的利率风险对冲，这样他的赌注就限于两种金融工具的差额上。他觉得这种保值策略很安全——像茧子一样把他与全世界利率的险恶浮动隔离开来（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懂得计算机与方程式的股市分析员约翰有一名助手叫亨利，是个外籍股市分析员，他的英语没法让人听懂，但人们相信他在风险管理方法上至少与约翰一样有能力。约翰不懂数学，在这方面他依赖亨利。“他的头脑和我的业务直觉”，他总爱这样说。亨利向他提供对资产组合总体的风险评估。每当约翰觉得担心的时候，他就要求亨利再提供一份最新报告。约翰聘用他的时候，亨利是运营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他的专长是一种叫计算金融的领域，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门学问似乎完全是关于彻夜运行计算机程序的。三年之内，亨利的收入从5万美元升到了60万美元。约翰为他的机构产生的利润多数都不像前面说的那样来自金融工具之间的利率差。它来自于约翰手中所持有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变化，主要原因是其他交易员想要得到它们，他们在模仿约翰的交易策略（这样就导致这些资产的价格上升）。利率差变得与约翰所认为的“公道价值”越来越接近。约翰相信他用来计算“公道价值”的方法是稳妥的。他有整个部门作他的后盾，他们帮助他分析和确定哪些债券有吸引力，有资本升值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赚到如此大笔的利润是很正常的事。约翰为他的老板稳定的赚着钱，甚至可能比稳定还更好。每一年他所创造出来的收益与前一年相比都几乎翻一番。在最后那一年，他的收入经历了量的跳跃，分派到他的业务名下的资金之巨，膨胀到了连他最荒唐的期望都没有达到过的地步。他的资金支票是1000万美元（税前，总纳税金额可达到几乎500万美元）。约翰的个人净值在他32岁的时候达到了100万美元。到了35岁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600万美元。这当中大部分来自资金积累，但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个人资产组合的利润所得。在这1600万美元中，有1400万他坚持保留在他的业务投资当中。由于有举债经营（即，使用借来的资金），这就使得在他的业务中总有5000万美元是他个人的资产组合，其中3400万是从银行借来的。举债经营的后果是，哪怕一笔小损失也会有复合效应，使他面临灭顶之灾。那1400万美元只花了短短几天工夫为化为子虚乌有——与此同时还让约翰丢了饭碗。这一切都在1998年夏天，随着高回报债券的价值烟消云散而发生了。市场进入了一个激变阶段，他所投资的几乎每一笔业务都同时反过来与他做对。他的保值措施不再起作用。他发疯似地责任亨利，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也许是计算机程序中有没发现的缺陷吧。他对第一笔损失的反应很典型，那就是对市场变化不予理睬。他说，“人要是都听信市场基调的来回变化，人会发疯的。”他这话的意思是说，这种“噪音”是一种低劣的回馈，有可能被来自相反方向的“噪音”所抵消，这是把亨利向他做的解释用浅显的英语转达出来的意思。可是这种“噪音”仍在同一个方向上持续加剧着。就像《圣经》中描述的那种周期一样，经过7年时间才造就成的像约翰这样的一位英雄，只需7天时间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白痴。约翰现在成了个贱民；他没有工作，他打来的电话没人回。他的许多朋友也是同样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他有那么多信息在手中掌握，他的完美无缺（因此，在他眼里这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和技能的要件），还有精密严谨的数学测算，他怎么能失败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他把随机性的阴影忘掉了呢？由于事件展开得太迅猛，再加上他一时间回不过味来，约翰过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市场探低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举债经营的规模十分巨大。更令他震惊的是，根据他们的计算，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在10 24年里才有1次。亨利把这叫“10希格玛（∑）”事件。实际上亨利把这种几率加倍了，但这似乎无关紧要。这样概率就变成每10 24年中发生两次。约翰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场动难中恢复过来呢？也许永远都不能。原因并不在于约翰损失了钱财，赔钱这种事对于好的交易员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是因为他泡灭了：他损失的比他原计划赔进去的要多，他的自信心垮了。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约翰有可能永远不能恢复。这个原因就是，从根本上来说，约翰从严就不是一个交易员，他只不过主不是那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碰巧在场的人之一。约翰自称被“毁灭”了；但他的净资产仍然接近100万美元，这个数字，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居民都会羡慕。不过，某个财富水平从高处降下来达到，还是从低处升起来达到，这还是有区别的。从1600万美元下降到100万美元的道路就不像从零美元上升到100万美元那么令人愉快。此外，约翰羞惭万分，他怕在街上碰上老熟人。从总的结果来看，最不幸的似乎应该是他的雇主。在这次事件中，约翰提出了一点钱，是他节省下来的100万美元。他应该庆幸，这次事件实际没有损失他自己的一分钱——除了情感上的流失，他的净值没有变成负数。但他最后一个雇主的情况就不是那样了。在7年当中，约翰为他的雇主——纽约投资银行赚了大约2亿5千万美元，然而在仅仅几天之内他使他的最后一位雇主赔进去6亿美元。他们共享的个性我要事先提示读者，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和高回报交易员都像卡洛斯和约翰一样的言行举止。悲哉，只有最成功的那些人，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在1992到1998年的牛市周期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才是那样的。在35岁的年龄段上，约翰和卡洛斯都还有机会创造一番事业。如果他们把目光投向金融市场以外的地方，那应该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很可能经受不住这次事件。为什么？因为在与他们分别探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很愉就可以看出，他们作为极度成功的随机性傻瓜，具备相同的个性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的老板和雇主也共享同样的个性，所以他们也一样永远离开了这个市场。我们将会看到，本书自始至终描述着这种个性的典型特征。还有，也许对这种个性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定义，可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它。不管约翰和卡洛斯什么样，他们终究还是随机性的傻瓜。受随机性愚弄的市场傻瓜这些个性中大部分都与表P-1的右列——左全混淆现像很相像——这能说明他们是怎么样被随机性愚弄的。下面对这些特点简单描述一下：在某种程度上过高估计了自己信念的可靠性，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卡洛斯）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约翰）。他们从严没有想到过，根据经济学变数进行交易在过去取得成功这一事实，有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性，或者，可能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分析有可能是硬套在过去事件上，以便将其中的随机因素掩饰过去。卡洛斯在这种原理有效的时期进入市场，有些时期市场运作情况与那些在经济学上站得住脚的分析正好相反，可他却从严没有对这些时期做过测试。有的时期市场令交易员失望，有的时期则助交易员们一臂之力。80年代初期美元的价格定得太高（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货币定价太低）。依靠经济直觉的指引，买入外国货币的交易员被挤出了市场。但是后来这样做的人发了财（第一茬的成员都破了产）。那是随机性！同样的，80年代晚期做日本股票“空头”生意的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几个能维持到90年代崩盘的时候来捞回自己的损失。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批叫做“宏观”交易员的操作人员像苍蝇一样纷纷落马，其中包括“传奇”（其实应该叫幸运）投资人朱利安·罗伯逊，他于2000年关张，在此之前一直是颗明星。我们对喜新厌旧者认识偏差的讨论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但是，很显然，与他们看似严谨地把经济分析应用于交易相比，没有什么比这更不严谨的了。与有仓位联姻的倾向。有这么一个说法，坏的交易同与自己配偶离异的速度比改变自己仓位的速度还快。死抱住一个思想不主和对交易员、科学家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是好事情。经常变换说法的倾向。他们赔钱的时候会就变成“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投资人，在交易员和投资人之间来回摆动，根据命运的最新变化而给自己定位。交易员和投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所下赌注期限的长短，以及其相应的规模。“着眼于长远效益”的投资绝对没有错，不过你不可以把它与短期交易混淆起来。问题就在于，许多人在赔了钱之后就变成了长线投资者，把卖出的决定往后推，实际上是一种不肯接受现实的做法。事先没有确切的行动计划来应对万一出现的赔钱局面。他们干脆就不知道有这种可能。在市场急剧下跌，并没有依照事先确定的方案反应以后，这两个人都买了更多的债券。不会做批判性思考。这表现在，不能用“止损”的方式修正他们的态势。平庸的交易员在“价值更好”的时候不肯卖。他们不考虑，也许他们确定价值的方法是错误的，而不是市场没有跟上他们对价值的测评。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把他们的方法可能有缺陷这一点考虑进去。虽然有种种瑕疵，我们会看到，索罗斯似乎很少在审视一项不利的结果的时候不去测试一下他自己的分析框架。拒不接受。在出现损失的情况下，没有表现出明确地接受现实。屏幕上显示的价格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让位给某种抽象的“价值”。经典的拒不接受的模式是，抬出“这只不过是清仓的结果，压价抛售”这种通常的说法。他们持续忽视从现实中反馈出来的信息。在这本书里这些犯了所有这些错误的交易员怎么还会如此成功呢？这是因为一个涉及随机性的很简单的原理。这是幸存者认识偏差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倾向于认为交易员之所以能够赚到钱是因为他们是好交易员。也许我们把这种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我们仅仅因为他们赚了钱才认为他们是好的，因为在金融市场上你可以完全因随机性而赚到钱。卡洛斯和约翰都属于一次市场周期的幸运儿。这不仅仅是他们恰好涉身于一个合适的市场。这是因为他们的风格中就有这种倾向，正好与这段时期市场所经历的反弹的特性相密切吻合。他们都在市场探底的时候买进。现在回顾起来，1992年到1998年夏天这两个人的专门市场最需要的确良就是他们这种类型。大多数碰巧有这种特性的人，在那一段历史进程中都在市场中占到主导地位，他们的成绩比别人高，他们取代了那些很可能是更好的交易员。天真的进化理论这个故事显示，为什么差的交易员在中、短期内比好的交易员有更强的生存优势。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论点放到更高一层的普遍性中去。有谁能拒绝达尔文的自我选择理论，那么这个人不是瞎子就是傻子。但是，由于这个概念很简单，主吸引了不少业余爱好者（以及少数专业科学家）盲目的相信，达尔文主义在一切领域内都持续有效，颠扑不破，这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生物学家雅克·莫诺二三十年前哀吧，人人都相信自己是进化论专家了（同样的情况也适应于金融市场）；现在情况更糟了。许多业余爱好者相信，植物和动物的繁衍都单向朝着完美发展。把这种思想运用到社会当中去，他们相信，公司和组织由于竞争的存在2（以及季度报表的规范），都不可逆转地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实力的会生存下去，最弱小的会消亡。至于投资者和交易员，他们相信只要让他们竞争，最好的就会兴旺发达，最差的就会去学一门新的手艺（像去加油站搞搞加油，或者，有的人还可以去学牙医）。事情实际没那么简单。我们先姑且不论达尔文思想的这种应用是错误的，因为机构组织并不像自然界的成员那样繁衍，达尔文思想谈的是繁衍的最适性，而不是如何生存。问题在于，正像这本书中所有其他事情一样，随机性。教学家发现，一旦把随机性注入一个系统之中，其结果会相当令人吃惊：看起来似乎是进续几代以上（在所谓临时聚集原理作用下）。再者，当随机性在形态上发生变化的时候，事情会变得更加令人惊异，比如政权的更迭。在政权更迭的时候，一个体制的所有属性变得使观察者无法辨认。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适用于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演化的物种，短时期内无法观察到。时间聚集消除了随机性的许多效应：就像人们说的，时间一长事物（我解读为噪声）就被均衡掉了。由于偶发事件的突然发生，所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事物不会连续向改良的方向趋同。生活中的事物也完全不是连续运动的。直到20世纪初期，关于连续性的信念还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科学文化中。人们说，自然界不会跳跃发展。人们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用的是更典雅的拉丁语：natura no facit saltus。这句话最初来自18世纪植物学家林奈，显然他完全弄拧了。莱布尼茨也说过这句话，作为对微积分的辩护，因为他相信事物是连续的，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解析度来观察它们。和许多听起来很站得住脚步的“有道理”的说法（这种机制从理智上来讲完全有道理）一样，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量子力学已经把它否定。我们发现，在极微观世界里，粒子在不同状态之间（毫无关联的）跳跃，而不是从一种状态滑向另一种状态。进化会被随机性愚弄吗我们以对以下一些问题的思考来结束这一章。回顾一下，某人对随机性问题只是一知半解，那么他会认为一只动物是他所处时代的环境中的最适者。但这不是进化所表达的意思：各种动物平均来说是适者，但不是说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正像一只动物之所以存活下来是由于它的抽样路径是幸运的那条，一个特定行业中“最好”的操作人员会来自于操作人员中的一个亚类，他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他对某一条抽样路径高度适应，而这条抽样路径上没有发生进化过程中的介发事件。一个险恶的现象是，这些动物能够在越长的时间段里生存而不遭遇偶发事件，等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们就越是不堪一击。我们说过，如果把时间延展到无限，那么根据遍历性（ergodicity）原理，这种事件的发生就成为必然——这些物种就会被消灭！因为进化意味着只对惟的的时间序列适应，而不是所有可能环境的平均值。由于随机性结构中的某种险恶性，一个像约翰那样的赢利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从长远来看的纯失败者，故而不适于生存的人，却会在短期内显示出高度的适应性，而且还有可能使他的遗传基因加倍。回顾一下荷尔蒙对人姿态的影响，以及它对潜在配偶的标记作用。他的成功（或者应该说是伪成功，因为它太脆弱）会在他的外貌上像灯塔般显示出来。不明就里的潜在配偶会受到蒙蔽，并且无条件反向地认为他具有超级基因结构，直到后来偶发事件出现为止。梭伦似乎了解这一点。不过试着把这个问题跟一个天真的达尔文主义业务员，或者是马路对面你家那位有钱的邻居解释一下，看会是什么结果。6欹斜与不对称我们引用欹斜的概念：为什么“牛”和“熊”这两个术语在教学以外的领域中意义有限。一个恶作剧的孩子破坏了随机性的结构。介绍认识论中的糊涂观点问题。归纳法之前的倒烽第二步。中间值并不说明问题作家兼科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他一度是我的崇拜对象）被诊断患上了一种能致使的胃粘膜癌症。他听到的第一个有关他能不能找下来的消息是说，这种病存活的中间值（median）大约为8个月；这个消息在他听来，与塞亚给赫泽基亚国王的训谕差不多，意思是叫他把自己的府弟按办后事的规矩准备好。可是一份医疗诊断书，特别是这么严重的医疗诊断书，通常能够激励人们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尤其像古尔德这样的多产作家，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些出书计划。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古尔德发现了他以前被先知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故事：大体是说预期（即平均）存活率要比8个月长得多。他发现预期值（expected）和中间值（median）的意义完全不同。中间值的意思大体上是说，百分之五十的人会在8个月之内死去，另外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存活超过8个月。但是能存活下来的人可以活得相当长，通常可以活到差不多和正常人一样长，也就是保险公司预期寿命表中列明的平均73.4岁左右。这里有个不对称问题。那些会死的人在游戏开始不久就死了，而那些能活下去的人则可以继续生活很长的时间。只要在结果中有不对称现象存在，平均存活率与存活中间值就没有什么关系。以这种方式发现了欹斜概念以后，促使古尔德发自肺腑地写了一篇《中间值并不说明问题》的文章。他的观点是，医学研究的中间值概念并不表现为概率分布实际情况。我来把古尔德的观点简化一下。我们用一个不那么生死攸关的例子来介绍平均数（mean）的概念（也叫预期值expectation）：赌博。我举的例子里既要有不对称布局，也要有不对称结果，以便说明这个观点。不对称布局是说，各次事件发生的概率不是百分之五十，而是一边的概率要高于另一边的概率。不对称结果的意思是，报偿不相等。假设我采用一项赌博策略，1000次中我有999次可以赢1美元（事件甲），在这1000次中有1次我会输掉10000美元（事件乙）如表6-1所示。表6-1事件概率结果预期值甲999/10001美元0．999美元乙1/1000-10000美元-10.00美元总计：-9.001美元我的预期值是损失将近9美元（用概率乘以与之相对应的结果）。输钱的频率或概率，就其本身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它需要与后果的力度联系起来作评判。在这个例子中，甲的可能性要比乙高得多。如果我们对事件甲下注，我们就很有可能赢钱，但这么做不是个好主意。这个观点很普遍也很简单；任何人在下简单的赌注时都能懂。然而我一辈子都在为此金融市场那些人较劲，他们似乎无法消化这个观点。我指的不是新手；我说的是那些有高学历的人，尽管有MBA学位，还是弄不清其中的区别。人们为什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他们把概率和预期值，也就是，概率和概率乘以后果的积，混为一谈呢？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都来自对称环境中的事例，好比抛起一枚硬币，那么这种区别就不起作用。实际上，那个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应用的所谓“钟形曲线”就完全是对称的。我们以后还会再谈这个问题。关于牛和熊的动物学一般新闻报道大量向我们灌输像牛市和熊市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被用来表示金融市场中价格或高（牛市）或低（熊市）的状态。但我们也会听到人们说“我在乔尼面前很牛”，或“我在后面那个叫纳西姆的家伙面前很熊，这个家伙说的话我理解不了”，来表示对某人在生活当中的升迁趋势的一种看法。我要说，牛或熊的主产法通常只是空洞的词汇，在随机世界里没有可应用之处，更何况，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还会出现非对称结果呢。当我在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就职的时候，我有时会被叫去参加一种很熬人的每星期一次的“讨论会”，那里聚集了纽约交易室里的多数专业人员。不瞒你说，我不喜欢这种聚会，而且不仅是因为它挤占了我的健身时间。由于这些会议也有交易员参加，而他们的业绩是以数字来评判的，所以它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推销员的论坛，而推销员则是善于迷惑客户的那种人。还有一类是娱乐界的从业人员，号称华尔街“经济学家”或“策略学家”。他们为市场的命运做预测，但是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风险业务，因此他们的成功只依赖于修辞上的功夫，而与实际可测试的事实没有关系。在讨论过程中人们号称得拿出他们对世态的看法。对我来说，这种会议纯属智力污染。每个人都有个故事、有个理论或是别的什么深刻见解要与别人分享。有种人我特别讨厌，他不曾在图书馆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就认为自己对某一特定主题有了什么相当新颖和深刻的见解。我尊重像我的朋友斯坦·乔纳斯那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就某个主题彻夜做大批量的阅读，想要搞清楚其他人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再发表意见——如果一个医生不读医学论文，读者会听取他的意见吗？我要承认，为了缓解我的烦闷和对空洞自信的反感，我的最佳策略是尽可能地多说，完全不理会其他人的应答，在头脑中解着方程式。话说得多了以后有助于我澄清自己的思想，并且，加上一点运气的话，下个星期我就不会再被“邀请”来了（其实就是强迫参加）。一次在那种会议上我被要求谈谈我对股票市场的看法。我多少有些认真的说，股市在下个星期里很有可能略为提高。可能性有多大？“大约百分之七十。”显然，这是个很明确的意见。可在这时候就有人插话了“可是，纳西姆，你刚刚不夸口说做了非常大一笔标准普尔500期货的空头，打赌说市场会下跌。是什么原因使你改变了想法？”“我没有改变想法！我对自己下的赌注有充分的信心！（在场人笑起来）实际上，我现在还想再多卖出一些！”会议室中其他职员好像完全被弄懵了。“你对市场是看牛还是看熊？”策略学家这样问我。我说，对“牛”和“熊”这两个字，除了它们的纯动物学意义以外，我没法理解它们的其他含义。正像前面例子中的事件甲和事件乙一样，我的看法是，市场上扬的可能性更大（“我看牛”），但是做空头更为合适（“我看熊”），因为，如果它下跌，它就会下跌很大截。会议室里的几个交易员猛然领悟到我的意见，开始发表相同的看爱猫扑.爱生活他们就没有强迫我参加。让我们假设读者和我的意见相同，就是说股市下个星期有70%的可能性上扬，30%的可能性下跌。但是，假设它上扬的幅度平均为1%，而下跌的幅度平均为10%。那么读者会怎么做呢？读者对市场是看牛还是看熊。表6-2事件概率结果预期值市场上扬70%涨1Ų．7市场下跌30%跌10%-3.00合计：-2.3因此，牛或熊的术语是由不参与不确定性实践的人使用的，如电视评论员或那些没有处理风险业务经验的人。然而投资人和企业是不能以概率来支付的，他们要以美元支付。所以，关键不在于某个事件是否有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如果它发生了，那么我们能赚多少钱。获得利润的频率有多高是无关紧要的；要看所实现成果的力度有多大。除了那些评论员们，很少有谁拿回家的支票是与他正确或错误的次数相联系的，这是个纯财会事实。他们拿到的是利润或亏损。对于评论员来说，他们的成功是与他们正确或错误的次数相联系的。这类人包括主要投资银行的“首席策略专家”，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他们比娱乐业的从业人员强不到哪里去。他们有名望，讲话有要有据，在你头脑中播下数字，但是，从功能上来主产，他们的工作就是使你得到娱乐——要想让他们的预报有任何衫价值，他们就需要一个统计测试体系。他们的名气不是来自于某种复杂测试的结果，而来自他们的表述技巧。傲慢的二十九岁儿子除了在这些肤浅的会议上为了凑趣而发表些言论外，我一直不肯以交易员的身份发表“市场分析预测”，这使得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一天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有钱而又自信的那种人，趁到纽约出差的机会造访了我（为了先让我把关系摆正，他来了以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乘协和飞机来的，并描述了一下这种运输方式的舒适之处，用的是一些带贬损意味的字眼）。他想从我这时打探出若干金融市场的现状。我确实拿不出任何意见，也没打算费心思整理出个意见，再说我对这些市场一丁点兴趣也没有。这位老先生刨根问底地追问关于各国经济的状况，问欧洲各中央银行的情况。这些问题针对性很强。毫无疑问，他想用我的意见与某个在纽约一家大投资公司经手他的帐户的“专家”的意见做比较。我既不掩饰我毫无线索，也没觉得为此有什么可抱歉的。我对市场不感兴趣（“是的，我是交易员”），也不做预测，句号。我接着向他解释我对随机结构的一些想法以及市场预报的可验证性问题，但是他需要更确切的意见，到圣诞节季节欧洲债券市场会有什么举措。他觉得我是在耍弄他。这几乎把我父亲和他这位有钱又很自信的朋友之间的友谊给毁了。因为这位老先生这样向他报怨：“我向律师请教法律问题，他会有礼貌地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我向医生请教一个医疗问题，他会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从来没有什么专家不尊重我。你那傲慢自负的29岁的独生子油腔滑调，拒绝回答我关于市场走向的问题！”偶发事件我在市场中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最好的形容就是“欹斜下注”（skewed bets），那也就是说，我试图从偶发事件中捞取实惠。偶发事件一般不会经常重复，但是，相应地来说，一旦它们出现就有大的回报。我尽量不经常赚钱，越不经常越好。原因很简单，我相信，偶发事件的价值都不公平，而且越是稀有，它的价格就被定得越低。为什么呢？因为一种心理倾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身边的人们在乘地铁上班的时候都过于集中精力默记华尔街日报第二节的内容，而不能好好地对随机事件的性质做思考。或者他们看电视上的权威们看得太多了。或者也许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把他们的Palm Pilot掌上电脑升级。甚至一些资深老交易员也没有弄明白，事情的频繁程度是无关紧要的。吉姆·罗杰斯，一位“传奇式”的投资人有如下意见：我不买期权。买期权就是变相走向贫民窟。有人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所有期权中90%都作为损失而过期。那么，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持有期权多头仓位（long option positions）中有90%都赔钱，那就意味着持其权空头仓位（short option positions）中有90%会赚钱。如果我想用期权来做熊，我会出售买进权（calls）。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把剩下的10%平均能赚到多少钱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90%的期权状态都赔钱这一统计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即，频繁程度）。如果我们把平均能进钱的期权打赌50次，那么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买期权不是变相走向贫民窟，而是变相走进豪宅。作为一个对概率和预期值不加区分的人来说，吉姆·罗杰斯先生似乎在实际生活中走得很远了（奇怪的是，他是乔治·索罗斯的合伙人，而乔治·索罗斯则是一个靠偶发事件兴旺发达的复杂的人物，我们以后会谈到他）。1987年的股市崩盘就是这样一个偶发事件。这次事件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交易员，而且使我有幸介入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第一章里住小一点的房子的那位尼洛避免遭遇偶发事件，为的是置身伤害之外。总的来说是防守型的策略。我远比尼洛更有进取性，所以做得更进一步：我对自己的职业和业务范围做了调整，以便从偶发事件中受益。换句话谘用我的不对称赌注瞄准偶发事件，并从中赢得利润。对称与科学在多数学科中，这种不对称无关紧要。不幸的是，金融领域里的技巧通常是从其他领域里引进的——金融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肯定还不是一门“科学”）。在金融以外的多数其他领域里，人们如果从他们的抽样数据中去除极端值不会有什么问题，各种不同结果所代表的实际后果之间的差别没有多大意义，像教育和医学就是这种情况。教授在计算他学生的平均成绩时把最高分和最低分去掉，他把这叫做线外分数，只取其他分数的平均值，这不会使得这种做法显得不可靠。预报休闲天气的人对极端气温也做同样的事，因为不经常出现的气温有可能使总体结果出现偏差（虽然，我们会看到，在预报冰盖的未来特性时，这种做法有可能就是一个错误）。于是金融界的人士就借用了这种手法，把不经常出现的情况忽略不主地，却没有注意到，一次偶发事件可以导致一家公司破产。物理界的许多科学家也估做出这样的蠢事，错误地解读统计数字。一个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许多科学家初期没有注意到它，因为他们把抽样数据中的气温高峰值去掉了，以为这些峰值不会再出现。为做假若日程安排，计算平均气温的时候把极端值去掉不失为一个好语音但在我们研究气候的物理特性时再这样做就不对了。这些科学家起初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些峰值，虽然稀有，但会使冰盖累计溶化量提高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就像在金融界一样，对一次虽然不常发生却能带来严惩后果的事件就绝不能置之不理。图表6-1显示一连串的点从初始位置Wo开始在相关时段Wt结束，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运作状况，假想的或实际的都可以，来表示你最满意的交易策略、一个投资经理的业绩、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的豪宅房产一英尺的平均价格、蒙古股市的价格系列或美国和蒙古股市之间的差距。它由一个给定数量的系列读数W1、W2等组成，按照左先右后的顺序排列。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决定性的世界里，也就是说，一个不存在随机性的世界里（前言中表P-1右列的世界），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现实的确是这种情况，那么事情就相当好办了。这种序列的格局会显示出相当可观的而且是可预测的信息。你可以精确地说出一天以后、一年以后乃至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需要统计员：有个二等工程师就够了。他甚至用不着以现代的学位证书来武装自己，只要具备19世纪在拉普拉斯门下受过培训的资历，会解那种叫做微分方程（differential equations）的数学题，或者运动方程（equations of motion）也一样可以。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某种依赖时间来决定其位置的实体力学。WtWo观察周期时间图6。1 时间序列简图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虽有随机性，但这种随机性是有其标定路线的，那么事情也好办，我们只需为此建立一整套叫做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或时间序列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的学科领域。你可以请来一位码头的计量经济学家（我的体验是，计量经济学家对搞实际工作的人通常都礼貌友善）。他会把资料在他的软件里运算一遍，然后给你提供出一份诊断书，说明向一个有如此这般业绩的交易员投资是否值得，如果值得，那么你又是否应该坚持既定的交易策略。你甚至可以花不到999美元买一套他那种软件的学生版，在下一个阴雨的周末自己去运行一遍。可是我们无法肯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其标帝王路线。我们会看到，根据对过去事件的这些特性所做的分析来做判断，有的时候是有用的，但它也可能没有意义；有时它还可能误导你，把你带上相反的道路。有些时候，市场数据干脆变成一个陷阱，它显示给你看的正好是它实际性质的反面，只是为了让你对这种证券投资，或者让你对风险做错误的把握。比如说，那些具有最稳定历史的货币实际上最脆弱。这一点是1997年夏天吃过苦头的投资家们发现的，他们看中了一些与美元挂勾的货币，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货币，认为它们安全（这些货币的币值与美元密切相联，保持着不变的汇率，直到后来它们骤然地、无情的贬值）。在以过去的信息作为对未来情况的预测时，我们不是过分懈怠就是过分紧张。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我反对以单独一个过去的时间序列作为对未来运势的批示标记。我需要的远不止数据，我的主要依据是偶发事件，但我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方法。从表面上看，我在这里说的话可能与我早先所做探讨有矛盾，我那时责备人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问题在于我们对浅近历史理解得过于死板，并轻下结论说，历史告诉我们，过去从未发生的事情的确会发生；历史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定义面狭窄的时间序列以外的事情；我们看得越宽，受益就越深。换句话说，历史教会我们要避免天真的经验主义，这种牌号的经验主义只吸收历史事实的一鳞半爪。偶发事件之谬见一切欺诈之母偶发事件由于有欺骗性，所以会以多种形态出现。第一次发现它是在墨西哥，学术界的人士把它称做比索问题（peso problem）。计量经济学家们对80年代墨西哥经济中的一些变量的行为感觉迷惑不解。货币供给、利率和一些类似的对大局影响不大的指标表现出一些情绪化的行为，挫败了许多要给它们找出规律的努力。这些指标忽而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忽而爆发一阵短暂的紊乱，看不出有什么预兆。为了概括起见，我暂把偶发事件定义为任何用得上“谨防止水”这句话的行为。民间智慧常有这样的警告，一个老街坊一直看上去有礼貌、守本分，是典型的优秀市民，而忽然有一天你见到他的照片登在国家级大报上，原来他是个猖獗一时的杀人狂。在那之前，从没听说他有过任何不规矩的行为，没有办法来预知这么一个老好人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我说的偶发事件就是指像这样狭窄地解读过去的时间序列，并据此对风险的存在与否作出错误的理解。偶发事件永远都是不期而至，否则它们不会出现。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你投资于一项对冲基金，享受到稳定的回报，没有波动，直到有一天，你收到一封信，它的开头这样说：“一次没有预见到的、不期然的事件，一般认为很少发生……”（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但是偶发事件的存在恰恰在于它们是不期而至的。它们一般是由恐慌引起的，而恐慌又是清盘的结果（投资人不约而同地涌到门口把手中能掌握的任何东西尽快出手）。如果基金会批理或交易员能预期到这些，他或他那些同样头脑的同事就不会对它进行投资，这种偶发事件也就不会发生。偶发事件不仅限于一支证券，它可以立刻影响到一组资产组合的业绩。比如，许多交易员购买抵押证券，用一定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保值，以便把风险对冲掉，，并消除它的易变性。这样做了以后，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比国库券回报率更高的利润（国库券的回报率被当做衡量一笔投资的最低期望回报的标准）。他们使用计算机程序，请应用数学、天体物理学、分子物理学、电气工程学、流体力学方面的博士提供饶有教益的帮助，有时（尽管很少）也请教普通的金融博士。这样一个资产组合显示出稳定的长期回报。然而，突然间，仿佛出了事故一样的（我决不认为那是事故），就在你以为它最多会贬值4%的时候，这组资产组合的价值贬值了40%。你把你的经理叫来，向他表示了你的气愤，可他告诉你这不是他的错，但不知怎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毫不夸张的说）。他还会向你指出，类似的一些基金也经历了同样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过，一些经济学家把偶发事件称做“比索问题”。比索问题这个名称一直没有变，看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美国南部邻邦的货币自80年代初以来并没有好转。长期的稳定把成群的银行货币交易员和对冲基金操作员吸引到墨西哥比索这潭宁静的止水。他们乐于持有这种货币，因为它的利率高。而后他们“不期然”地泡灭了，给投资人损失了钱财，失去了工作，转向其他职业。然后新一轮的稳定时期来到了。新一批货币交易员进入这个市场，对过去的惨剧一无所知，他们是被墨西哥比索吸引来的，这个故事又重演一遍。多数固定收入的金融工具都会发生偶发事件，这是个很怪异的现像。1998年奏，我花了两个小时向当时一名重要的对冲基金操作员解说比索问题。我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这个要领广泛适用于各种投资形式，只要它的基础是对过去时间序列的易变性做天真的解释。我得到的回答是：“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不碰墨西哥比索，我们只投资俄罗斯卢布。”几个月以后他泡灭了。在他泡灭之前，俄罗斯卢布一直附带着诱人的利率，吸引着各种追求高额回报的人去参与。1998年夏天他和其他持有以卢布标称的投资权益的人损失了总投资的近97%。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那个牙科医生不喜欢易变性，因为它会带来高频率的负面心理作用。他越密切观察自己的业绩，就越化验到更多的痛苦，因为分辨率越高，看到的变动性就越多。所以投资人仅仅出于情绪上的考虑，也会被吸引而采用那种较少见到变化，而所见到的变化又相对较大的策略。这就叫眼不见心不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设想某人参与一项科研工作，他日复一日地在实验室里解剖老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有可能年复一年地试验下去而拿不出什么足以说明问题的成果。他每晚回到家身上带着老鼠尿的气味，连他老婆都对他失去了耐心，认为他是个失败者。直到有那么一天，上苍有眼，他出了一项成果。如果有人对他这项工作的时间序列做观察记录，会得出绝对不会有收获的结论。而实际上呢，每一天都使他离实现最终成果的概率靠近了一步。出版商的情况也一样：如果每10年中他们能出版一次像哈利·波特系列那样的超级最畅销书，那么其他时间他们可以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平庸的书，其经营模式丝毫不会遭到 责难。不过当然了，他们应该出版那种有一点可能变为相当吸引人的高质量的著作。在市场当中有一类交易员，他们的偶发事件是反过来的。对他们来说，易变性通常是好消息的载体。这类交易员经常赔钱，但赔钱的金额很小；他们不常赚钱，但赚钱的金额很大。我把他们称做猎取危机的人，我很高兴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统计学家为什么发现不了偶发事件对外行人来说，统计学似乎很复杂，但是今天我们使用的统计学背后的概念实际上非常简单，以至于我那些法国的数学家朋友们鄙薄地把它说成是“大师傅的手艺”。它的一切原理全都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你掌握的资料越多，你对所得的结果就越有信心。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信心到什么程度？普通统计学方法的基础是信心水平的稳定增长，与观察次数成非线性比例，也就是说，抽样结果每增加N次，我们就增长N的平方根倍的认识。假设我从一个装着红球和黑球的罐子里往外取球，我对红球和黑球的相对比例的信心水平，在我取出20次球以后，不会是我取出10次球以后的两倍，而只是乘以2的平方根（也就是1.4）。在分布情况像上面所说的那个罐子那样不对称的时候，统计学就变得复杂而且不起作用了。如果一个罐子里主要都是黑球，找到红球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我们对红球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就会非常缓慢的增长，比我们预想的N的平方根还要慢。另一方面，一旦有一个红球被找到，我们对“红球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就会大幅度提高。这种在认识方面的不对称现像不可小视。它在这本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对像休谟和卡尔·波普尔（后面会谈到）这样的人来龙去脉说它是个哲学的中心问题。为了要对一个投资人的业绩做评判，我们要么是需要更精密、不依赖直觉的技术手段，要么就把我们的评判限制在不需要根据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做判断的范围内。恶作剧的孩子把黑球换下来可是还有更坏的消息。在有些情况下，出现红球的机会本身就是随机分布的，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知道罐子里面的成分。这叫做稳定性问题（the problem of stationarity）。假设罐子的底部是空的，在我从中抽样的时候，有个恶作剧的孩子往里面加进不是这种就是那种颜色的球，而我完全不知情。这样我所做的推测就变得没有意义。我也许会推测罐子里50%的球是红色的，可是那个恶作剧的孩子听到我这样说以后，赶快就把红色的球全部换成了黑色的球。这就使得我们从统计数字得出的认识变得相当靠不住。同样效果的事情也在市场中发生着。我们把过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同质采样，而且相信，通过观察过去历史的采样，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就有了长足的增长。但如果恶作剧的孩子把罐子里的成分改变了呢？换句话说，要是事物发生了变化呢？我一生一多半的时间（从我19岁起）都用于对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在教室里，还在我作为一个量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员的职业活动中。计量经济学这门“科学”是把统计学应用到不同时间段的采样中，我们把时间段称作时间序列。它的基础是对经济变量、数据和其他东西的时间序列进行研究。在开始的时候，在我的知识差不多等于零的时候（也就是说比我如今的知识还少），我曾疑惑过，反映已经死去或者已经退休了的人们的时间序列对预测未来能有什么用。对这些事情了解得比我多得多的计量经济学家们不问这种问题；这就说明，这完全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一个叫哈希姆·佩萨兰的有名气的计量经济学家在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时，建议“对计量经常学做更多更好的研究”。我现在相信，也许计量经济学中的多数东西都不会有什么用。金融统计学家所了解的知识里有相当多的东西都不值得了解。因为零的和即使重复累计十亿遍也还是零；同样地，如果下面没有坚实的基础，不论多么复杂的研究和成果，累积起来还是子虚乌有。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市场对历史学家来说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体制结构和市场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又能推导出什么结论呢？经济学家卢卡斯曾给了计量经济学当头一棒，他说，如果人是理智的，那他们的理智就会使他们能够从过去事件中推测出一些可预测的模式，并去适应它。这样一来，过去的信息对预测未来的就完全没有用处了（他的这一论点是用一种非常数学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且为他赢得了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我们是凡人，我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来采取行动，这些认识包括过去的资料。我可以把他的观点用以下的比喻来解释。假如理智的交易员发现股市有一种每到星期五就上扬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一旦变成可测知的，人们就会事先在星期五买进，等着上扬的出现，结果把这个模式给抹平了。所以完全没必要找出每个建立了经纪人帐户的人都能了解到的一些模式：因为一旦找到了，它们立刻就会被抹平。不知为什么，这种后来被称为卢卡斯批语的观点却没有被：“科学家们”所贯彻应用。工业革命中科学的成功带给人们一种信心，相信它们能被贯彻到社会科学中去。伪科学伴随着一群理想主义的蠢货而来，他们企图创造一种量身定做的社会，它的集中代表就是中央计划者。把科学做这样的运用，其最有可能的学科就是经济学：你可以把骗术用沉甸甸的方程式掩饰起来，而另人却无法抓住你，因为不存在受掌控的实验这种东西。那么这种被它的诋毁者（像我这样的人）称为科学主义的方法的精髓，继续发展而成了金融准则，因为一些技术人员以为他们的数学知识可以指导他们去理解市场。“金融工程”的实践伴随着大剂量的伪科学而来。这些方法的实践者们对风险进行测算，以过去的历史这一工具人微言轻未来的指示器。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姑且说，仅只由于分布可能并不均匀这个因素，就使得这种要领看起来浑然像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有可能代价非常高昂）。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归纳的问题，下一章我们主不来谈它。7归纳法问题关于天鹅的色动力学。把梭伦的警示引入一些哲学领域。维克多·尼德霍夫是怎样教我认识经验主义的。索罗斯推崇波普尔。18街第五大道上的那家书店。帕斯卡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