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货币政策的实施应该把其对私人部门风险行为的影响考虑进来。金融稳定应该与就业和通货膨胀控制一样重要，应该成为美联储指令中一个更为明确的部分。美联储应该问问自己，即便经济仍处于困难之中，名义利率是否还是有可能太低了呢？19世纪的《经济学家》编辑，瓦尔特.巴杰特喜欢做这样的阐述“英国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但它不能忍受2%的利率水平。”同样的，没有人能够忍受接近于零的利率；当美联储将短期利率压到极低水平，特别是通货紧缩前景尚未明朗而只是一种可能性时，储蓄者会转移到投资风险更高的资产，这就会使得风险资产的价格上升而风险收益则会下降。一个极低的短期名义利率推动了风险投机行为并且使得价格泡沫膨胀；但是，不清楚的是，在促进公司资本投资和就业增长方面，极低的利率与一个较高一些但仍属于低水平的短期名义利率相比，前者是否更有帮助。而且，如果美联储处于不得不大幅降低利率的状态，它应该准备好，当这种紧急状态结束后，将利率比市场决定的水平进行更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的利率政策对那些维持资产负债表良好流动性的银行有利，而且会阻止那些导致流动资金链过于紧绷的市场行为。它也会让美联储停止以储蓄者利益为代价对负债者有利的单边歧视性介入。不管哪套推荐建议都不会很容易被接纳——从住宅市场上退出或者实行更为公平的货币政策。利益集团，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和信贷机构，会希望看到住宅市场上持续的政府介入。难道我们应该等着下一次更大的危机来让政府退出吗？同样的，货币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这二者往往是一回事）会认为利率应该只与实际市场行为挂钩，而所有想将利率与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因素相联系的想法是疯了——这一观点，本.伯南克在2010年1月3日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上的演讲里已经被充分地表明。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部门能够对实际市场行为产生复仇性的恶果。我们已经在以前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注意风险行为，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消除“因为有系统性影响所以不能破产”市场没有对大举涉足尾部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惩罚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对于整体系统太过重要以致于政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破产。通过在危机后对几乎每一个大型或相关的银行进行援助，其中包括最具争议的那些已经从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了保险的大银行，政府的行为再次印证了上述观点。但是，政府不能够被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看成是一个轻易上当的人。因此，改革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确保任何私人金融机构都不享有特殊的政府保护。市场上某些特定经济实体太具系统性影响而不可能让其破产，这一认知的广泛存在不仅会使得动机扭曲，而且相对于那些不被保护的经济实体，它们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它们能够承受潜在损失巨额的尾部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在风险尚未爆发时他们能够享受该风险带来的收益，而在风险爆发之后他们则能把损失转移到政府头上。同样有问题的是，市场投资者，知道他们投资的那些机构有政府保护，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去限制过度的风险投机行为。确实，因为尾部风险能够带来巨额的潜在利润，而风险带来的损失则有限（对于股份持有者而言），因此投资者会鼓励该风险行为：危机爆发前，风险偏好最强的银行在市场上的股价最高。因为债务持有者不要求更高风险应该对应的更高收益，银行因而能够运用杠杆将赌注翻倍。最终，因为这些银行享受到融资的更低成本，他们的规模能够变得更大业务也更具综合性；他们也有动机去进行这样的扩张，因为这样他们会变得更具系统性。当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时，上述实体经济带有的问题就被认为具有太强的系统性而不能让这些机构破产。这样的结果是，尽管某些公司结构已经被不断证明了其无效，但资源还是被困在其中；随着这些金融机构对价值的破坏，来自纳税人的更多资源也吸入其中。出于对政府介入的自信，这些机构会与政府玩“胆小鬼游戏”，拒绝采取措施，比如提高资本率，对风险进行更为谨慎的规避。这样援救的政治后果也许很严重。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就很难否定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除了已经阐明的挽救经济的目的，在以下两种动机之间没有很明显的可辨明的区分：特定金融机构太具系统性影响政府不得不出手施援，还是政府官员想要挽救朋友或是他们曾经和未来的老板。假使阴谋论者有一个户外集会日，将与金融系统有任何关系的人都看成是腐败的，这对私人企业系统的公众信心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这意味着有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给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另一套是给其他人的。而这些阴谋论者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政府机构在对某机构是否具有系统性影响时的偏向潜在着极大腐败的可能性。我在前文中避免了这一说法“金融机构太大了以致于不能让它破产”。这是因为有些经济实体规模很大但具有透明简单的结构，从而很容易能够处理破产事宜——比方说，经营家族共有基金的金融机构。相反，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反而能够导致系统压力的大规模上升——这样的金融企业包括背书市政债券的垄断债券承保人和贝尔斯登。规模以外的很多因素可能使得一个金融机构拥有系统重要性，包括市场的集中性，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险暴露水平，损失发生后债权人会承担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样加诸到资产本身，该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关联的复杂程度（这使得政府当局不确定该机构破产后会引发的系统性后果，也不愿意冒险去承担这一可能的后果）。应对这些问题有三种主要途径。首先，避免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如果他们确实很重要，迫使他们创造其他的私人部门缓冲机制以减少对政府援助的需要。如果尽管有这些私人部门缓冲机制，金融机构的情况仍然恶化到一定程度，让他们的破产对政府当局而言变得更容易。我会逐一对上述途径进行讨论。避免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关于如何避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影响，存在各种各样的建议。最通常的情况是防止他们在一定的规模以上继续扩张，这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的想法最为一致。尽管乍看起来很吸引人，该建议还是有缺点的。尽管大的机构最有可能具有系统性影响，但是规模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虽然贝尔斯登被认为关联众多而需要被援助，但是在很多的计算方法下，贝尔斯登的规模都不被认为是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共同基金先锋集团管理者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资产，但是它却不具有系统性影响。所以规模的各个方面不是同等重要的。更进一步，即便我们能够清楚地指明规模中造成麻烦的因素，通过对资产、资本、利润等作为标准的部分进行缩减，银行也可以避免任何在规模上的限制。粗糙的规模限制可能使银行停止很多金融活动以规避监管者，在最糟糕的年景里再让这些交易活动回归（同时也会体现在资产平衡表上）。有很多隐蔽资产规模的合法手段。将资产放在资产负债表以外，银行能够为表外资产作担保，正如最近的这场危机中所盛行的。作为替代的方法，如果资产得以规范，那么我们能够推动银行尽可能地缩减规模；但这不是能够获取安全的药方。如果利润被规范，那么我们应该让健康的银行把利润放在别处，同时允许不健康的银行进行扩张。而且，规模大有着很多优点。大型银行在多样化投资和吸引管理性人才（包括风险管理经理）方面更具优势。尽管2万亿规模的银行由于经营不善给整个系统带来了大麻烦，但是如果100个规模为200亿的银行同时涉足相同的风险给系统带来的问题则会更大。重要的不是规模本身，而是系统内部风险的集中和关联，以及相对于资本的风险暴露水平。确实，在过去，由于某些经济实体规模太大，监管者对整个系统进行了援助——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信贷产业的宽容就是一个例子。替代对金融机构的规模限制，监管者应该运用更为精巧的机制，比如说禁止大型银行兼并或者是鼓励有问题的大型银行进行拆分。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实体已经拥有了上述的权力。尽管关于监管者是否会滥用职权的担忧从未消失，但对于立法者和法院进行监督的难度来说，对上述权力的监督比基于反竞争考虑的权力的监督要容易得多。已投保银行建议的通过某种现代版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条款限制交易行为方案，经过进一步的考虑，看起来也不具有吸引力。显然，一些大型银行的行为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透明性。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些行为应该在合法的经济实体里进行分离从而避免将来损失发生时造成影响。比方说，银行不应该在其经纪部门（这些部门出借证券、提供贷款、为客户进行理财、典型的是对冲基金）使用抵押的客户资产进行进一步的交易。客户资产与银行自身融资行为的混合降低了透明度、增加了风险，也是许多投资银行在本轮危机里发生挤兑的原因——客户试图在银行倒闭前取出他们的资产以免除银行倒闭给他们造成损失。当然，这样的分离会提高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但是归结起来还是利大于弊。自营交易——利用部分包括政府担保储蓄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在其中进行投机交易仓位—— 是另一项被谴责的行为。批评者想要禁止这项活动的原因在我看来是错的，但是，限制这项活动确实是应该的，只不过我认为的原因有所不同。批评者认为自营交易有风险。但很难将这看成此次危机的原因：银行并不是因为交易仓位带来的巨额损失陷入麻烦的。银行的问题来自于其持有的抵押资产证券，而不是因为交易它们。地区性银行成批破产的原因是没有人说过要禁止的对商业住宅的贷款。只是因为一些交易看起来比另一些更具风险性，认为让银行远离这些交易就完事大吉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银行想要涉足风险交易，它们只需要在任何允许它们涉足的交易里选择风险更高的。比方说，只要他们能够借入资金，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向负债很高的企业继续提供不安全的、长期的、“低门槛”贷款。关注点不应该是禁止某一特定的行为，而应该是限制他们的风险动机以及他们跟随其他银行进行风险投机的羊群行为。尽管如此，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需要我们寻找限制自营交易的方式。与各个公司有业务交往的银行往往能够获得相关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从原则上来说应该被用于帮助这些客户，而不是被用于不利于它们的交易。就交易而言，银行比其他人拥有不可相比的信息优势：尽管为了防止将敏感客户或市场信息泄露给市场交易者，银行内部设有防火墙，但银行自己仍然能够使用这些内部信息。应该通过限制自营交易减少这种优势。我这里说“限制”是因为一些合法的行为，包括对冲和庄家行为，与自营交易之间很难区分。不管交易目的，而武断地将银行自身账户交易进行全面禁止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方法与其他任何不加选择的武断限制一样有着同样的缺陷。也许和资本限制的情况一样，开始时采取武断全面的限制，随着时间进展，逐步根据实践经验放松管制也许是一条出路。防止金融机构变得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最好方法也许并非对规模和交易行为的武断限制，而是通过监管者对机构间相互暴露和系统风险集中度信息的搜集和监督。通过指令和控制，监管者可以确保系统不会过于暴露于单一风险来源或特定机构。监管者自身也需要被监管；因此，正如我之前建议过的，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关于暴露度的信息应该定期公开地公布。比起规模或交易行为限制，这样的手段更少波动性和惩罚性，而更容易被执行，很可能也更有效率。创立更好的缓冲机制无论政府如何尽力不让金融机构变得具有系统重要性，某些金融机构还是会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也许一些机构会拥有特别的能力来主导特定产品市场和客户；另一些也许仅仅会比那些大机构更有效率。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一旦某些机构被认为具备了系统重要性，它就会自动地在融资和销售方面获得优势。要抵消这样的优势，监管者可以要求这些机构拥有更多的权益资本。权益资本的成本很高，因此这种间接的征税（因为权益资本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比债务更为昂贵的一种融资方式）能够抵消他们的融资优势；而且通过创立额外的缓冲机制，使得这些机构成为纳税人负担的可能性更小。正是因为权益资本的昂贵，如果强加给银行的成本太高则它们会尝试逃避，所以监管者应该想出能够实现资本缓冲机制的合适规模。监管者对额外永久性权益资本的强调可以少一点，而更多的强调或有资本——或有资本能够在机构或者系统出现问题时介入。在或有资本的一种版本中，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能够发行某种特殊债券，能够在银行资本率降低在特定值以下后自动变为股权。另一种版本，杠杆化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被要求购买完全的抵押保险（从没有杠杆化的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手中），这些保险能够在出问题时注入资本。可转换的或有债务和资本保险二者都同样暴露于经济下行风险，而且，如果市场进行了合适的定价，二者都能够成为著名的“矿井金丝雀”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它们能够反映出市场对于特定机构风险水平的判断。当然，如果特定风险被给予合适的定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管政府当局对别的机构如何，它都不会对这种风险带来的债权人损失进行补偿。政府当局对于金融机构债权人进行补偿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不知道这些债权是否被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如果是，那么让这些债权人承受损失有可能加速危机的扩散。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者阻止任何杠杆化的金融机构进行或有资本转换或者进行资本保险（或者，持有其他杠杆化金融机构发行的未保险的长期债务）。作为替代的，互助基金、养老基金、主权基金应该成为投资者的选择。通过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拥有更强大的缓冲机制，监管者能够降低它们利用自己这一特殊地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机构通过资本作垫基本实现自身破产保护，那么政府的可能性介入前景就不会给它带来太大的额外优势。让金融机构更容易被清盘在十分可怕的危机中，不管监管如何完善，不管缓冲机制如何充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可能还是会面临资本不足和濒临倒闭的境地。如果他们特定的一些行为对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具有本质性的作用，我们需要找出办法来“清盘”——让投资者承担适当损失的同时保持核心的经济活动继续。这一清盘机制的关键目标之一是让债权人承担部分损失，这样他们就不会倚仗对政府在必要时进行介入的信心，在股权人进行尾部风险投资的时候放弃额外风险溢价的要求而保持沉默。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拥有多家银行的公司，监管者目前并不具备实施上述清盘机制所需要的“清盘权”，而通过一般性的破产法律程序所耗时间又过长：金融产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消失了。因此，对于监管者而言，最本质的是要获得权威让其能够有效地实施破产法庭的功能。破产程序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庭首先需要界定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然后才能决定什么可以被保留而谁应该承担损失。而在简单的银行结构中，所有这些信息是已经存在了的。但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一般而言其结构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的其中一部分是随着时间通过并购和拓展海外分支逐渐积累的；一部分来自于避税行为和对监管的躲避行为；还有一些则来自于不规范的管理。莱曼在破产时拥有的分支机构高达600余家。因为清算这样的一家巨型金融机构在今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更别提还要快速地完成，所以援助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一种出路是将这项任务的责任放回到金融机构自己身上。每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应该与监管者定期会面讨论其“生前预嘱”，即一项能够使其被快速清盘的计划——理想状态下，是一个星期内——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紧急事件情况下。这样的计划在细致度和及时性上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记录自身风险暴露水平的要求，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很可能需要依靠更好的利用相关技术。为了防止流于形式，在“生前预嘱”计划里的许多细节应该以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公众和市场公布。由于要预计到所有的意外情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生前预嘱”计划可能只被有限运用在指导特定机构的实际清算过程中。然而，它却能够大大有利于简化银行结构。进行“生前预嘱”计划的需要不仅仅给了金融机构与监管者合作降低组织复杂性和简化解决机制的动力，而且它也确实促使管理层在繁荣时期考虑小概率事件从而帮助银行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昂贵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让市场知道政府当局会允许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破产。当这场危机逐渐过去，这个信息的传达是最为重要的。弹性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降低尾部风险行为和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破产的相关问题，现在让我转向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探讨了减少由委托代理行为造成的危机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必须对产生于不可预见的大事件和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错误、非理性的信心加上坏运气结合在一起还是会让危机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为经济系统找到对不作为行为更具弹性的办法——即，不管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始终维持经济活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次危机的触发点不会再是次级贷款抵押证券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需要执行防火规范来避免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还需要装配洒水车。资源清楚的是，资源对于处理任何危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现在的危机中，工业经济体没有步入曾经发生在新兴市场身上的典型宿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政府能够对银行债务进行担保进而压制住了恐慌的发生，而其政府的承诺是可信的。然而，这场危机已经扩散到了大部分工业国家的金融领域，其中许多政府丧失了其顶级的信用评级。要为以后的突发事件再次做好准备，它们必须通过偿还债务重建政府金融健康；这要求它们增加税收、减少支出，但同时又不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的逆向影响。在下一章，我会就美国在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做更为详细的探讨。尽管拥有对抗危机的资源十分重要，但是使这些资源随时待命并不总是一件好事。现在正在辩论中的提议就是让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容易的得到资源来进行救助，从而避免像2008年国会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前的几周所发生的市场恐慌再次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为救助提供了合法性。如果通过提供救助资源的可获得性，国会批准了救助，那么财政部长还会让任何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吗？我们不应该让救助危机的资源获得程序更容易。正如瓦尔特.白哲特所正确地感受到的一样，系统性金融机构和市场应该对于问题发生后的状况是不确定的。让国会对于是否救助进行辩论显然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而且国会表现出了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尽管也许在国会发言人正式宣布救助计划之前，财政部长几乎要下跪恳求国会通过救助法案。为了给其他人树立先例，在拯救一切的骑士到来之前，让一个或两个大型金融机构经历这样严重的压力，或者甚至是让它们破产，并非是一个坏主意。冗余如果一个系统过于依赖于单一机构、市场、监管者、或者规则，那么它就会变得脆弱。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 任何金融服务都应该有多项途径可供选择，而且对其中的某项途径不应该有过多的依赖。比方说，随着次级贷款市场的升温，太多的投资者开始依赖于评级进行决策。这些评级由不同的评级机构提供，或者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抵押贷款证券进行多样化投资，这些都不重要：危险的是评级过程本身。当评级系统开始遭受质疑时，整个市场崩溃了。要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冗余和多样化，我们不仅需要属于证券化过程中各个水平上的多种参与者，也需要除了证券化以外的进行抵押融资的多样化途径。获得多样化的一种途径是在不同的金融机构组织间采取统一的规范。比方说，欧洲的银行发行担保债券，其实质是基于抵押贷款池子的债券。它与抵押贷款证券是类似的，除了一点，即在抵押贷款池子被证明不能够偿付债券时，担保债券的投资者能够要求银行偿还。将抵押贷款的大部分放在表外而在问题发生时将其转回到表内的做法，美国的银行没有采纳，它们选择了将抵押贷款证券化。事后再看，担保债券的做法可能让抵押贷款的持有更加透明，也给了银行更多小心行事的激励。但是资本要求更鼓励表外工具。不同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之间更轻的更为统一的规则实际上为制度多样化留出了更大的空间，并允许更有效、更少监管者决定的行动方式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更多的机构被统一到同样的规则保护伞下时，我们在同时又为令一个错误打开了大门：如果监管者犯了错，那么这一错误会影响到更多的机构。比方说，如果全世界的监管者对优先贷款抵押索赔都只要求很少的资本准备，那么全世界的银行就都会大量进行这种交易并同时遭受巨额损失。相反，许多大型对冲基金却没有涉及上述证券交易，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在资本管制的范围之内。由于被监管者会跟随监管者犯错误，因此监管错误的伤害性很强：监管者监管的界限越宽，其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这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把监管之网撒得越开之时，我们能够确保没有金融机构受到特殊待遇或者被歧视，而且最合适特定交易的金融机构总是能够获得特定交易的市场份额。但同时，我们也使得监管错误的影响变得更大。缓解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降低监管者在规则制定中界定本质上定性判断的程度 —— 比如说，特定交易所需要的资本储备。轻的有效的规则在错误发生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更小。逐步淘汰储蓄保险最终，为了确保多样性，我们不应该让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拥有特权。银行享有的特权的主要来源是储蓄保险：如果某一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碰巧为某一种特定的可请求债务形式——储蓄，储蓄是完全由政府的储蓄保险机构所担保的，其所需要的保费只是名义上的形式。没有其他的制度形式享有这种短期债务的保险。我早前提出过，是否可以限制对银行进行保险的行为。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是否银行应该享有储蓄保险。在现今全世界的政府都在为所有的银行储蓄进行背书的现状下，问这样一个问题显得有点奇怪。但是这正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储蓄保险原本并不是通过防止银行挤兑来压制市场恐慌的手段：政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才是这项任务的承担者。但是，政府却只是保护了个别的银行不受市场原则约束。换句话说，既然政府在各个角落都进行着间接的担保，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移除那些看得到的直接担保吗？过去储蓄保险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为普通家庭提供一种安全的储蓄方式。今天这种逻辑已经不适用了——对短期国库券进行投资的货币市场基金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一支多样化良好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高评级的商业票据并且按照市价进行估值，这已经几乎是与储蓄保险同样安全并且不会出现像其他没有按市价估值的基金一样在危机中遭遇挤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确保支付系统的相对安全：未被规范的、不安全的、未保险的资产不能够影响到它，进而不能让系统崩溃。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比如说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产生，现在有可能保护支付系统不受任何支付者的违约影响，尽管这样做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储蓄保险确实有助于帮助小型的、没有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银行。这些银行对于地方信贷而言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对于小型的蛋糕店或者玩具店——小型银行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种可能性是对中小型银行保留储蓄保险，相应的它们需要支付一定的储蓄收益；对于大型银行则要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消失。显然，如果银行被认为是“太大不能倒”，消除储蓄保险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些银行无论如何最终会被政府援助。英国储蓄保险系统是局部性的，但是却没有能防止英国北岩银行的挤兑风波，也没能阻止政府最后的介入。消除储蓄银行的关键点在于让储蓄者在事实上造成银行“太大”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英国的储蓄者不同（所有银行储蓄都是被部分保险的，因此在大型银行的储蓄会安全的多），在我的建议中，大型银行的储蓄者拥有以下选择：选择小型银行，得到全额的保险；选择大型银行，基本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措施能够对一些有严重管理问题的大型银行设置限制，同时也能够平衡游戏参与的各方。逐步淘汰储蓄保险并不意味着淘汰监管。因为当金融部门真正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最终还是会介入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可以基于大型机构的资本结构（资本大小和短期债务）和资产性质（持有的非流动性证券和非流动性的贷款），对它们进行更为统一的监管，而不应该像以前做的一样基于是否拥有银行业从业执照。深入思考消除储蓄保险并不容易。今天很少有储蓄者能够想起曾经一度储蓄可以不被保险。然而，不被保险的银行曾经存在过几百年。随着确保家庭投资和支付方式安全的替代性方法（比如货币市场储蓄）的产生，以及因为最近的这些大事银行已经被足够保护了，也许现在是时候我们淘汰这种过时的特权了。凯撒的妻子在作出结论以前，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讨论。我已经集中探讨了一些措施来确保政府不会轻易对特定市场或私人机构的展开救助。我假定政府就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是不被怀疑的。而根据在博客圈和网络新闻网络中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要承认这不是一项无偏差的样本），公众有着普遍的担忧政府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一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当某个美国财政部雇员从历史上最大救助基金的管理职位直接跳槽到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时，当另一个财政部雇员从金融救援的组织工作直接跳槽到最需要救助的银行之一的经营职位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自然要打折。不管个人的出发点值得尊重的程度如何（我绝对相信其值得尊重），或者不管新雇员多么小心的避免利益冲突，这种交易往轻了说总归是说不清楚。即便私人金融部门对于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置若罔闻，其政府部门中的校友们显然也没有能够理解这一困境。在常态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上述“旋转门”总是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即便其支付的薪水总体来说偏低。而且，一般来说，在这种“旋转门”之间转换的利益冲突很小。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利益冲突就可能很大了：政府的金库是完全打开的，一支签字笔和一把钥匙能够决定数以十亿计的公众资金的走向。因此管理这一“旋转门”的规则必须被重新审视。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政府行为是否过度被华尔街所影响了。我相信当华尔街的校友们占领政府或者美联储的重要职位时，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根据被华尔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咨询的华尔街的熟人们的意见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相比于裙带资本注意，注意力捕获是这种现象更好的一种描述。这种纽带需要被打破，可能性之一是通过雇佣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人才，甚至是雇佣金融领域以外的人才，来填充财政部的关键职位——比如说职业监督员，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公司执行官，甚至是学术界人士。多样化是改善信任问题的关键。小结和结论我们怎么能够在保留金融民主化的好处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不会容忍过高的风险度呢？在这章里我所提议的并没有很极端，不像进步论者建议的对私人部门抛弃，也不像意识形态正确者建议抛弃政府和监管部门。私人部门和政府连接处出现的问题——即，断层出现的地方——但是，既然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边，现实的改革就必须在两者的结合部展开。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前进方向的点。金融部门已经最大程度的利用了政府想要推动住房贷款和推动就业的想法为他们带来的间接担保，最终却也结结实实地摔了大跟头。政府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市场进行救助，实际上，做得已经有些过头了。现在政府的责任是让金融部门相信这样的救助以后不会再发生。但是现在政府还没有从房地产金融领域撤出：实际上，目前政府卷入得更紧了。即便政府是由于政治原因对特定市场和金融部门进行支持，它还是必须让金融部门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是太具有系统性而不能让它破产的。因此，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我们如果让私人部门再次对风险进行正确地估价，而不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政府最终会介入进行救助。本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建议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路径。重要的是，必须使信息透明以吸引有兴趣的公众加入到监督政府或监管者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中来。我所提倡的大部分措施可能不满足一些人希望的剧烈的变革。但是正如贾斯丁.路易斯.布莱德斯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所言，“不要相信你能从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中找到对付不良境况或不道德行为的全能药方（就像国家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也不要对立法有太大的信心。为改革所设立的特定机构将会变为完全为敌人所控制，并成为镇压的工具。”他所提议的替代措施正是我们今天所言的“透明”，在他的信里他使用了“公开”一词：“公开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治疗社会和工业化疾病的良方。阳光是抵御细菌的最好办法，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现在，我将转入美国经济所需要的改革步伐，重点讨论如何改进良好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如何巩固安全网。第九章 改进美国获得机会的公平性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美国由于很多人相对停滞的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压力跟许多在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它们导致美国政客们用扩大信用作为权宜之计。次级贷款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许多人面临的经济机会的缩减。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来说，并非所有形式的收入不平等都是有害的。更高的工资给更有才能和更勤奋的人，区分出经济中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也给年轻人信号让他们知道投资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好处。忽视不同工作者边际贡献的工资的被迫平均化会使人们丧失工作动机并且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但是，当通往高工资的唯一的可能性路径被认为是出生、影响力、运气、或者甚至是欺骗，这样的话工资间的区分可能不会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努力不再是得到相应收益的途径时，为什么要努力呢？的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西亚和乔治.阿格雷托论述的，在民主社会里，对于工资或财富的高低程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工资是培训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它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就会少一些，进而确保了人们有获得技能和付出努力的强烈动机。但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收入来自于关系、机会、或者是欺骗，那么它就会对收入征收重税，而且诚实者很少人会努力工作，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幸运的、以及欺骗的人会越来越多。美国今天的全体选民好像很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富人征更重的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富人是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是很久之前，美国社会典型的富人是当地自我成就的企业家，比如汽车零售商和电影院所有者，他们跟当地其他人一样曾经上过同样的高中。而今天的富人，是那种让人有距离感的、薪资过高的CEO，贪婪的银行家，或者是进行大量内部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们的成见和认知很重要:富人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富人是“他们”。不管从现实上还是认知上，美国都需要防止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化。进行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很重要。如果大多数人经历的工资上的不平等扩大，是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起源于高人力资本的工人的相对稀缺的话，那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反应就是改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仅仅靠征收重税来将工资平均化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会降低努力工作或获取技能的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是降低人力资本培训资源的不平等性。机会可获得性的公平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比方说，如果富有的家长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高中，最终更好的大学，而贫穷的家长则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贫穷者会对富人越来越没有容忍度。除了穷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之外，不平等的机会也可能会导致对扩大机会的经济改革的抗拒。比方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贫穷城市工人可能对于有助于小企业创业的改革没有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贷款。我们在政治上的取向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做出互相有利的决定。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机构质量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各自社会中的政治共识以及以此带来的采取行动以短期的痛苦确保更好未来的能力。不平等的机会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会破坏社会共识。尽管这一章聚焦于美国，这里探讨的问题对很多国家也都有参考意义，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问题在于任何改进机会可获得性的政治经济成本——比方说，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只是铺垫性的，而其好处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很难让公众，以及其后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行动兴奋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下。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不平等会自动复制。以后再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改进人力资源质量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早期的劣势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加进入大学的比率，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儿童在未来成为流氓、罪犯、瘾君子、或者少女妈妈的可能。头脑启动计划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发展计划，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为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交机会等等各项服务加强儿童发展以增进学前准备。尽管政府对该项目的评估仍然比较混乱，但是从本地实验和常规评估的视野来看，很难相信由政府资源支持的为贫穷儿童提供的更多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项目不会产生效果。墨西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并为达标的贫困家长提供福利补贴的方式，墨西哥成功地鼓励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利用捐款采取了类似的现金转移的手段来进行类似的计划。但现在还太早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不过，类似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保证了更多这样的试验会被进行下去。家庭对于儿童成长而言很重要。早在1966年，影响广泛的《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中说道，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而言，家庭背景比学校环境，包括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等其他方式更为重要。而家庭中，不光是家庭收入重要，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这二者影响到家庭对资源的获得和这个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如果父母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这样的孩子成功的几率会小一些。而同样，这些问题更容易在贫穷家庭中发生。尽管政府在巩固家庭关系中只可能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角色（政府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对结婚后的家庭征收更高的税），在社区范围内更多地认识到少年父母、单亲家庭、破裂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这能够成为一项促进改变发生的力量。正如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 赫克曼所言，更一般的情况是，孩子之间的差别在很早就已经被铺垫下了：大多数在18岁时被观察到的能力差别其实在5岁时已经存在了。而且，儿童是最具可塑性的：年纪越大，要改变能力和行为就越来越困难和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对儿童成长的早期介入对于改变孩子的成长路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非认知的技能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学业的成功与职业生涯的成功一样，与非认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比方说毅力、决心、自律等。而且，认知能力相对固定得比较早，非认知能力能够被改变的时间段则长得多。好的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好的价值观，这能够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起到好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比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学生更为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学校能够让学生更为自律和更有动力。而公立学校学生表现的改善正是由所谓的“家长式”学校带来的，这些学校对纪律加以坚持；学生不允许旷课、必须穿着规范、对违规的学生加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性证据可以证实这类学校的成功、以及让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怎样的环境能够更利于成功。不管如何，学习环境和非认知技能的学习都能够通过知识和行为的教育被改善。学校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同样重要。不好的家庭和社区让孩子更难获得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价值。课余教育和课外辅导——让学生有机会与成功而有爱心的成人在一起——能够弥补部分不良家庭和社区带来的伤害。同样的，社区内的良好领导和家长责任的分担也能起到这样的修补作用。正如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到任何一个市内公立学校里和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就能够知道单政府本身不能够完成教育好孩子的重任；父母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不能够关上电视并提高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获得成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需要这样的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更为一般的，长时段的在芝加哥的深入研究表明一个失败的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好的领导能够创造出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员互相合作对学生提出挑战，而教员自己则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技能，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则一起合作来改进学生的整体学习环境而不是将改变仅仅局限于学校内，家长和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成为这项综合工程的一部分。学校教育总量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尽管前者在早期发育中的不足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而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日本的学年长达240天，而在美国则只为180天。还有人建议给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参加暑期学校。这两种方法都值得进行试验。教学质量很清楚的是，教学质量也影响儿童的教育经历。有动力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丰富的老师能够带来巨大的差别。同样的，班级的规模也一样。得到好的老师要从雇佣开始。当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其它机会受到局限时，很多具有天分的人就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中来，因为这一职业能够获得尊重并且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那么，随着机会的大门向社会的弱势人群敞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了。薪酬必须成为吸引人才的组成因素。但是，薪酬的增加应该与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挂钩，而这一表现应该部分地根据学生的学业进步来衡量。额外的薪资增长应该给那些难度大但是必需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应该给那些在不好的教学环境里工作的老师，比如市内教师工会就反对薪资差异，特别是仅仅根据学生表现的薪资差异。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改变。和薪资一样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教师经验的职业生涯。只有部分教师喜欢，或者说适合担任学校的行政职位。其他的人则能够担任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初级教师的辅导员、开设教学法课程的数学老师、又或者是某学科的专家教师。这些职业生涯必须被清晰地设计并能带来合适的报酬。某课程的专家教师是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教师需要获得一个关于怎样教书的学位。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对教书的学习（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学生仅限于大学生）是直接来自于课堂经验和其他同事的指导。要求教师拥有教育学学位可能会大幅缩小教师职业候选人的范围，也可能让很多学科专家没有机会成为教师。学校应该做的不是要求特定学位，而应该是设立更为正规的辅导系统来给予初级教师建议并帮助他们分享经验。而且，学校系统应该找到办法来利用那些有动力有天分、但不把教师视为长期职业的人。比如在“为美国教书”项目中的，想要试试教书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那些想要用不同的角色重返社区生活的老年人，都应该被欢迎。人数少的班级利于学生的学习，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是帮助儿童发展注意力和纪律性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减小班级规模和添置像电脑这样的教学辅助设施。因此，必须基于仔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权衡资源的分配方向。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师资源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科技。科技能够帮助教师们分享经验、做课程计划、以及设计课后作业和问题。我是一家总部在印度但业务遍及三个大洲的名为Heymath公司的主管。这家公司给教师们提供设计数学课程和课后作业所需要的工具、模板、以及评估系统。它创造了一个交流社区，让全世界范围的数学老师能够分享最好的实践经验。Heymath也根据老师允许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辅导和帮助。因此，技术能够以相对少的投资帮助改进教学质量。学校也需要一套问责系统。该问责系统的关键是一套全国范围通行的对学生表现的衡量标准，再加上常规的基于该标准的测试。因为学校录取的学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学生的成绩衡量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被录取时的质量：因此成绩的进步程度和成绩的绝对数值同样需要被衡量。我们也需要找出办法来公布对学校表现的评估，这一评估必须能够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能够被家长轻易地理解。不好的学校需要给予启动资金进行改善，但不应该给他们多次机会。2002年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最后，家长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学校间树立竞争原则。学校代金券项目如果被恰当地执行，那么学生能够用脚投票从而不好的学校不会阻碍好学生的发展。特许学校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准公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较少受到监管约束，拥有更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从学区所得到的经费拨款与其从所吸引到的学生数量成正比。证据表明这样的学校能够带来巨大的成绩改善，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关门风险的公立学校。表现最差的公立学校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变，因为存在与这些学校和周边社区的问题更深一些。组织化的资本投入和社区介入需要建立起来（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一学校会关门，那么集体救援行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在该时期内资源被提供、改变被鼓励、关门的威胁被搁置。但是，如果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学习成绩改进要求，安静的非竞争的生活被永久的保证，那么集体努力也很难被引导出来。与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初期的哺育和保护与随后的竞争结合起来能够较好地起作用。奥巴马政府为教育改革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涉及了比之前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更为细致的评估学校的方法。该教育改革计划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测试标准、根据学生表现对教师进行评估、为进行改革的州和地区提供额外的资金。这些是重要而有用的想法，而且如果被执行下去，将会对改进教育是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对统一标准、公布成绩、以及淘汰不好学校和老师的抵触，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安静的没有竞争的生活是让人沉浸的而且值得他们为之抗争。对学生考入大学及大学阶段的帮助来自家庭收入底部1/5的年轻人中，仅有34%最终进入了大学，而相对的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年轻人则有79%进入了大学。而且，那些进入了大学的学生中，家庭收入位于底部1/5的学生只有11%能够毕业，而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学生则由53%的毕业率。因此，退学的比例在贫穷人口中不成比例地高。在更早时期被培养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对于上述差别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在之前也讨论了对此进行弥补的可能性。还可以加上一条，大学可以对这些弱势的年轻人的给予便利，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对学校进行申请、学费更能负担、更容易能够在学校呆下去并取得成功。来自于更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拥有大量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过程，包括学校的咨询老师和家庭中曾上过大学的亲戚。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则没有这些资源。尽管存在着很多政府的辅助项目，但是其效率值得质疑。最近，有一些项目被建立起来帮助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与拥有大学申请经验的大学生之间形成联系。如果这一做法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助学金也能够有所帮助。研究表明1000美金的补助能够将大学出勤率提高约4%，能够提升毕业率，并能够让学生选择用4年制本科教育替代社区大学。大量的助学金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其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助学金发给那些只有依靠这笔资金才能上大学的年轻人手中，同时也要讲申请助学金的程序设计得简单一些——目前这样的助学金项目有很多，但都没有被广泛地宣传，而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地申请程序，这些都增加了没有条件上网和打印的贫困家庭孩子的困难。最后，这些助学金的持续发放也要根据学生的在校表现来进行。工作学徒制和培训人力资本也能够通过在职训练来获得。学徒制，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对于培养工作习惯和行为进而帮助贫困青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往往会更换工作多次，因此必须有外力来推动公司来提供这种学徒制。在公司自身很可能不能够长时间地使用其培训好的员工以及学徒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的事实面前，为公司提供补偿使公司拥有提供学徒制的动力是必要的。决定什么能够真正起作用很多关于如何帮助弱势人群增加人力资本的建议已经而且正在被提出。但是，在理论上不错的建议常常在实践中行不通。尽管我们应该尝试那些有证据和尝试表明成功几率很大的建议，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样的项目也应该定期评估。这些评估将能够帮助辨别效用不佳的项目，同时也能够帮助项目的改进。随着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质量被改进，工资的不平等也应该逐渐消失。尽管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是否任何形式的对项目的介入应该被实施，是否某个项目会成功，又或者，这样的成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对于那些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上落后的人会有政治压力，这种压力要么是直接的要么间接的来自于实施了这样政策的人所获得的好评。相反的压力则会来自于那些承担了更高赋税的人群以及那些不相信收入再分配的人群。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的政治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希望随着弱势人群看到了这些项目提供的社会阶梯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机会再分配的前景会减少潜在的冲突和增长的代价。保险和安全网正如我在第四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在美国能够在长时间的萧条中支持失业人员的安全网的缺失使得公众焦虑感增加而且会产生不成比例的货币和财政上的反应。增强工人对经济逆境的抗风险能力是改进措施的目标之一。这一问题不是与不平等不相干的。低收入导致人们的安全度低或者说让他们没有能力有足够的储蓄帮助他们自己度过失业期。在寻找救助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企业和雇佣关系的本质，即强调灵活性和移动性，这可能与欧洲大陆的长时段安全网不相匹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考察既能提升美国工作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又能保持其系统固有的灵活性的一些改变可能。区别对待但规定明确的失业保险现有的失业安全网依靠的是一个用暂时性延长失业救济的办法来应对长期大量的失业的政治策略。关于失业救济是否会被继续延长以及获得失业救济的标准，劳动者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政治家在紧急立法这一借口的掩盖下，利用公众对于救助行动的需求，不经仔细推敲地推动通过了许多他们个人感兴趣的项目。如果美国的复苏确实从本质上有所改变，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是否失业救济应该更为长期地进行就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更长时段的失业救济不仅仅要求更高的成本而且让一些失业人群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焦虑感。一个反应不那么灵敏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改变美国的雇佣关系本质，同时这种宽松也能让企业能够抓住一些新机会。美国可能想要为了给劳动者更多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公司灵活性，但是这一决定是长期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更好的分析复苏的本质是否改变会让这一问题更为充分地被考虑进而也能更好地设计解决方案。但是，有两项改革的净福利是很清楚的。第一，规定明确但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失业保险的延长对美国是有好处的。用另一句话说，不是基于当下政治形势采取特事特办的失业救济延长，而是将对失业救济的延长决定与一个公式相结合。这一公式的可以是工作职位减少的数据（一些州已经提供了）、创造的新职位和减少的职位的比例、以及萧条已经持续的时间这几个因素的简单函数。更复杂一些的公式则可以考虑加入以下因素：其一，工作的减少是在哪些领域（是那些产出具有周期性的产业还是说特定工作的减少表明的是更为长期的变化？）；其二，新创造工作的性质（是那些全职的、长期的工作还是兼职的、暂时性的工作？）。保持问题简单性的好处在于，劳动者能更容易地预测和计划失业救济的延长，而这正是减轻焦虑感的关键。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是医疗保健领域。很多围绕失业产生的焦虑感来自于伴随着失业产生的自身及家庭的医疗保险的丧失。正如我所写的，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接近于全民保险的法案，——这里说接近全民保险是因为即便法案的条款全部被执行，非法移民也仍然不包括在内。在实现有效全民保险的长期而艰难的征途上，这项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而已。该项法案的许多条款确实在一年内就要陆续开始实施了，但是许多州立法都试图跳出该法案条款之外，当保守党当权后有可能废止该法案，同时主要的法律障碍是否被完全克服也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即便该法案在立法上的挑战被顺利地克服掉，那么有效的改革也需要想办法在减缓甚至减少医疗保险成本的同时确保把每个人都能被纳入其中。但是，该法案中所反映的政治计算中，强调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的好处是清晰而且见效迅速的，尽管法案里关于成本和控制的细节很少。这项法案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坏的），但是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想法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关于全民医疗保险和其成本之间的辩论离最终的结论还很远，这一辩论还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伴随着我们；因此更为仔细地研究关键因素是有用的。全民医疗保险美国完全没有兴趣对私人医疗保险进行激进的彻底改变。全民医疗保险的关键在于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一个保险计划不成比例地吸引了过多的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同时吸引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群又太少的话，这一保险计划就是不可持续不经济的，因为前者具有更高的保险风险，而后者对于补贴前者是必需的。如果不少的年轻和健康人群选择不保险的话——年轻人对于其自身的健康有着很强的自信——那么，在每一个计划都不能拒绝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加入而同时能保持适当水平收益的全民保险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那些年轻和健康人群付钱加入。激励机制可以是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胡萝卜可以是对没有求偿的人给予回扣，大棒可以是对没有参加全民保险的人进行罚款。罚款和回扣都应该足够高可以使让那些健康的个人加入全民保险，而不会宁可交纳罚款而只在需要时加入保险。并且更多地吸引了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应该从那些较少吸引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得到补偿。全民医疗保险也会需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无条件再分配，对穷人进行补贴显然会造成与那些讨厌的上述再分配的美国人的矛盾。很多美国人确实相信那些倒霉的、收入低的美国公民仍然应该给自己及家人支付健康保险，这并不正确。而且，许多没有保险的病人最后也会得到治疗，但是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性治疗，这恶化了健康问题并增加了治疗成本。最后，全民健康保险有更大的好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被告知需要扩张宏观政策时，全民健康保险在萧条期带来的焦虑感的减少以及相应的对更大范围宏观政策的减少，都能够使美国能更好地根据实际运用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一旦逆向选择问题被解决，美国医疗保险似乎就不再需要成本收益分析了。2006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了15%的GDP，而该比例在德国和法国为11%，在英国和日本则只有8%。以人均水平来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6347美元，而日本则只有2474美元。这一区别在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人均在医疗保障上的花费比上述其他国家多花40%，而2004年这一差别扩大到90%。但是人民的健康水平则没有得到相应地提升：1970-2004年间，上述其他国家在65岁人群中的预期寿命增加都高于美国，只有加拿大除外，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只有3.7岁的增长。三个因素对于成本上升很重要。第一，在美国投入的价格更高：比方说，美国换臀的价钱是加拿大的两倍。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医生的报酬水平。第二，由于支付医生和医院报酬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疗效，由于保险最终买单，这样的系统容易导致对健康保险的过度使用。第三，该系统倾向于使用创新产品即使在有效性的证据还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比方说，核粒子加速，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对罕见的脑部和颈部肿瘤很有效；但是它也被用于治疗普通的前列腺癌，但却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一项好的法案能够鼓励更多的竞争，能够为结果而不是投入买单（同时给每个用户都设定一个每次看医生的减免费用水平，这一水平含有对特定医生的判断在内），能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疗上而不是只关注更便宜的替代性治疗手段。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对美国医疗保险的高成本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因素是行政成本。这一点很难准确的估量，但据一个估计显示2006年美国人均行政成本约为465美元，而日本则仅为52美元。之前提到的美日人均医疗保险花费的差别有十倍之巨，显然行政成本的差别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然而，改进成本效率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够最终被应用到医疗保险中去，比方说通过标准化病人的电子病历从而使病历档案转移能够更容易。第二个因素是操作效率。美国的医院间能够从彼此之间进行学习，同时也能够从别的国家的医院学习，比如说印度就通过将在制造业中完善了的大型生产技术应用到医疗之中降低了成本。印度的医院已经发现当医生专攻某一类手术时失误率会降低。手术时间也在没有降低安全率的同时被缩短了。降低不必要的冗余和最有效地使用像医生时间这样的昂贵资源也有所帮助：即使印度的好外科医生和美国的赚得一样多，手术的总成本在印度却比美国低得多。美国的规章制度使得美国的医院成为“全能”医院而不是专门医院，这又使得成本上升。医院之间更强的竞争也能降低成本；鼓励跨国竞争的简单做法是让像墨西哥和泰国这样其他国家的授权医院里进行的手术也能够得到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报销。第三个因素则是医疗事故索赔的威胁，这使得内科医生会向病人推荐会保护他们在未来避免法律诉讼的治疗方案，即使这些治疗对于病人的健康毫无必要。医疗受益人的支出在一些医疗事故赔偿高的州能比其他国家高5个百分点：这一区别是很明显的，但仅这一条也不足以解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不过这些都是导致高昂医疗费用的因素，而且关于医疗事故索赔的改革也应该是有效法案的一部分。需要发生的复杂改变很容易被最小化。医生们需要向病人推荐必要的治疗，包括预防性的，但是不应该有由于附带的费用带来的过度治疗的动机。统一的医生工资、参加健康维持项目的每名病人的费用、或者是对特定小病的治疗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但却都不是万灵药。 比方说，没有其他的激励来源，统一工资能够扼杀努力的动力。相同的，如果对医生、医院、医疗程序的效果进行信息公开，那么病人就能够对去哪里就医以及他们希望如何被治疗有更好的判断。最终，大部分的人的决定还是会基于权威，也就是我们的医生的建议。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许多试验正在进行，来探讨如何正确地混合激励、透明、竞争、以及组织变化，让医生、医院、保险公司、病人、以及政府一起创造一个有效的医疗卫生系统。我们需要找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能够起效，并能让这样的解决办法按比例增加，并在运作过程中持续对其进行评估，并意识到各种不同的方法会使整个系统抗风险性更强。这都需要快速地完成。有效的改变不会容易，但可负担的全民医疗保险的好处远远不只是美国社会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它还能延伸到美国经济体的健康。改善社会救济以及劳动者的可流动性增进个体劳动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储蓄和养老金的可流动性。依赖雇佣者提供长期储蓄的劳动者——比方说，如果他们足额支付养老金计划，或者在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在其雇佣者有麻烦时会遭受双重打击；他们会同时丧失工作和养老金。理论上来说，养老金计划必须保持足额支付，但是陷入困境的雇佣者往往不会足额支付。尽管政府能通过“养老金保障公司”部分买单，但更好的长期解决办法是让劳动者的储蓄独立于公司的健康状况，具体方法则是通过确保他们投资于多样化投资养老计划（在这样的计划中，多样化互助基金的雇佣者投资形成了养老金积累）。更一般而言，让收入一般的劳动者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长期福利独立于其供职公司的健康情况，能够降低劳动者的焦虑感和政府为了保护劳动者必须救助陷入危机的公司的政治压力。对劳动者流动性的限制也是导致焦虑感的原因之一。工作场地越来越要求保密和资格证明：比方说，医生和律师在不同的州需要不同的执照。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很重要的是不要被各种一旦迁移到新地方就需要重新建立的各种职业标准所割裂开来。法律上的考虑和职业资格要求（以及考试程序的质量）可能在不同地区间不同，而正是对精通领域有所要求，证书有时的用途在于将竞争挡在外部而给现有证书持有者更多的收益。比方说，很难相信医疗实践在在不同的州之间会有很大区别。这一程序需要被仔细地再审视以缩小标准之间的差距，或者是在可能之处推动跨地区证书，并简化考试和证书的再授予。有钱的职业组织没有任何动力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要靠公共压力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资格要求。在现在的萧条之中，另一个限制流动的因素是住房所有权。案例证据表明很难售出的住宅以及那些市场价值低于所欠贷款的住宅让劳动者不堪重负并阻止他们到别处找工作。很多建议家庭购买房价下跌保险的金融创新已经被提出了，而且在现在的危机之中，对这类工具的需求也会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对住房所有权的关注需要重新考虑的原因。尽管现代经济需要一些工人专业化，比如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Badri，但这可能导致一个产业变得过度专业化。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所探讨的“生活”保险——一项对劳动者所从事的专业化领域的工作和收入下降进行保险。在某种意义上说，长期失业保险是社会提供的“生活”保险的一种形式。这种保险的缺点在于它降低了劳动者保持其自身人力资本与时俱进的动力。但有一个不具备生产力的依靠保险生活的下层阶级比有一个贫穷的下层阶级好；然而最好的还是让保险支付仅仅作为帮助失业人群培训再就业的过渡阶段的支持手段。另一替代性手段是让劳动者通过打造自身人力资本的灵活性来保持流动性。公司没有直接动力来鼓励劳动者学习该公司利用不了的技能。然而，更大潜在的流动性却能让劳动者更安全。为了吸引到好的劳动者，企业应该提供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公司却没有。也许问题在于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不害怕他们的未来，而企业不想要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不安全的劳动者。也许劳动者自身一旦踏入了公司门槛，也会延迟利于其流动性的技能发展——返回学校并不容易——直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难去进行发展。不管是什么原因，随着工作生命的延长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知识密集产业，越来越容易发现他们自己拥有过时的和过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学术界，一般每七年就会有一年公休假用于知识更新。（芝加哥大学的教员除外：那里的人认为除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比芝加哥大学学习到更多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公休。）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学界一样，也许雇员公休应该变得更为普遍一些。因为政府能够从劳动者人力资本更新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考虑为已经工作了一定年限并决定休假进修或者再培训的劳动者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动作能够给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公休。大学也应该采取行动。在美国，寿命预期自1900年以来已经延长了30年，这几乎是整个的工作生命长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级学位，但大多数人仍然在其生命的较早时期就停止了正式教育，正如100年以前一样。教育仍然指向第一份工作，即使技术革新、竞争、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份工作或者是第一个职业生涯并不会是最后一个。一个正式教育结束于21岁的系统很可能提供了太多第一份职业生涯头几年的信息，但是却提供太少关于之后半世纪的知识。那么，减少对早期专业化的强调而更多地在日后提供正式教育，是不是更合理呢？这样的话，个人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偏好的改变。通过对那些觉得自身MBA教育培训的技能需要升级的高级执行官提供开放注册更新课程，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仍然有可能需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进行再思考，因为这一系统结构是被设计为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一般而言会在一生中受雇于同一家企业并从事于同一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块式学位和在一生任何阶段都能够进入的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是各种教育项目），因此学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远程教育的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个体在进行全职工作的同时也能及时更新知识，并帮助减少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学校已经提供只需要几周集中上课的MBA学位，其大部分必要的交流和讲授则是通过网络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络讲课完成。这种项目会扩张。因此，帮助普通公民应对其生命中更大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会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革命。储蓄最后，劳动者在有足够的储蓄时面对不幸遭遇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太多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其财富增长的幻觉都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房价。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前，也就已经存在着财富幻觉——毕竟，如果你必须住在某处，那么如果你所住的房子价值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你真正拥有了额外的可支配的财富——这种幻觉最终随着房价的崩溃和留给借债者巨额贷款而破灭。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储蓄，而政府不应该鼓励人们更多的消费。随着普通家庭从这次危机中挣扎出来，储蓄率会增加。很多鼓励储蓄的方案被提出，这值得进一步去探索。比方说，我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建议用普通家庭采取创新的方法进行更多的储蓄。在他与斯罗莫.伯纳兹一起倡导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中，劳动者和他们的老板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起签约，承诺他们会将未来工资增长的一部分存入储蓄计划之中。该建议的关键在于，当劳动者承诺这样做时，额外增加的储蓄并没有让预算缩水而且不要求牺牲现有消费。因此，劳动者被“引诱”进行更多的储蓄，这一决定会被劳动者长时间自愿遵守——不然的话，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毁约。也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未来安全的最重要来源是社会保障。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现购现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付款者为现在的收款者买单，这在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而未来的退休金获得者则不得不领取更少。这些真实的改变不得不发生，对社会保障我们不应该假装会存在没有痛苦的改革方式（比方说，通过在公司资产里进行投资）。这一系统需要被改革，主要方式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放慢福利增长的速率；越快地完成改革，那么成本就越能被公平地分散到各代人之间。政府能力最后，政府财政在这次危机遭受的巨大损失后必须重塑健康。政府支出的能力总是萧条时期银行和公众抗风险能力的来源。也许美国政府最大的资金不足的欠债就是医疗保险和补助。这又使得把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排在政府议事日程前列多了一条理由。通过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减除不必要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降低赤字，必然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两党派共同的努力来找寻所有的可能方案——包括加值税（一种全国的消费税）和碳税，这些方案都已经出台了。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其更高的收入税减免而抵消这些加诸于消费至上的税收。但是，只有富有者需要被征税来修补政府财政健康的概念与这一事实相抵触：这一税收概念对富者工作动力的扼杀效果大得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可以通过往税收低的地区搬迁和制定税收计划来实现避税。在所有可能性里，所有人必须扎紧腰带。概要和总结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被政策推动的，而这些政策是用于应对公众不断增长的不公平和不安全感，同时这些政策还助长了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修正美国经济的措施不会很容易而且将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考虑到政府行为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在实施政府介入时应该谨慎而且带着批判精神。但是不作为将会让事情更糟糕。对于年轻人，答案存在于拓宽各种途径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成长。对于年纪大一些的，我们则必须帮助他们更新技能保持竞争力。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人，我们则需要在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找出办法让他们始终作为有生产力、有价值的成员参与到社会之中。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美国社会不得不在同情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来避免创造出一个依赖性强令人讨厌的寄生性下层阶级。一些今天需要的改变可能看似与美国自我形象不符，美国一贯的形象是能够不受政府大手干预能够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形象。然而，这一自我形象的中心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够努力就会成功，美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教育和医疗保险的不平等以及不安去昂的增加，特别是长时期的萧条，打击了这一自我形象。一个不安的美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担忧，因为这最终意味着一个更为向内审视不知何以自处的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进行改革。美国总是能够在逆境中重塑自身，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够再次这样做。正是美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美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整个世界又会怎样呢？下一章我将进行讨论。第十章 再现“蜜蜂的寓言”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一个生活在英国的荷兰人，写作了《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部散文诗小册子是对残酷现实、奢侈、以及富裕的统治阶层的控诉。比方说，在他虚构的蜂巢里对律师的刻画，几乎是一则毫无掩饰的对他所处时代英国的寓言，而这对于今天许多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律师，这个行业的诀窍之根本乃是均分办案所得，聚敛资金，……他们总是故意拖延出席听证却掰着手指计算聘请的费用为了给一项邪恶的理由辩护他们便去检索浏览法律全书如同窃贼商店和客栈之所为寻找着最能乘虚而入的机会但是，在曼德维尔对律师进行了批评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富裕有权阶层奢侈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断改变的时尚品味实际上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因此，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其产物正是粮食、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确实，当蜂巢中反对的声音变得足够强大，当腐败和过度消费被终结时，蜜蜂社会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了。曼德维尔由此简明地指出，充满了酷爱节约的储蓄者的经济体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人花钱那么就没有人赚钱。我们提倡节俭而压制借贷，但是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你实际上不能够只取一端。近些年，世界经济又开始变得像曼德维尔的蜂巢。美国的消费（以及一小部分其它富裕的工业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比它们生产或赚取得多，因此它们以借债来补偿之间的差额。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穷国所做的则恰恰相反。能源的利用也是实际商品消费的参考指标。2003年美国人均使用7.8吨石油，这一数字是法国、德国、日本人均消费数量的两倍；是中国的7倍；是印度的15倍。当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其消费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很多。而且因为其储蓄也相应的低，美国2006年的消费资金来源是通过借入世界上其他国家70%的储蓄来实现的。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策鼓励借贷消费，不管是在平常时期还是作为走出衰退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也愿意满足美国的需要。像智利、中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这样的国家，则是通过一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来供给美国，同时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购买其出口物资的资金；这跟曼德维尔时代手持挥金如土的贵族借条的商人是一样的。对于很多这类国家而言，为外国需求提供供给比起创造本国需求而言是一条更为稳定的增长道路。这一互相有利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平衡已经被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所打断了。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也开始认识到通过平民信用扩张支持的消费是不具备生产性的。深陷债务中的美国家庭，被市场价值低于抵押借贷的住宅所拖累，他们已经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为了确保消费不会崩溃，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扩大支出，但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进行支出是有限制的。今天共同的预测认为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较为长期的缓慢增长。预测总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高失业率将会将会为已经被停滞增长的工资所打击的中产阶级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上涨的房价和财富的幻觉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西班牙和英国的家庭也处于类似的处境，而像希腊这样的更小的国家则在危机的边缘。谨慎的宏观经济操作表明，赤字严重的国家应该压缩开支而增加储蓄。如果世界经济增长没有大大地减缓，那么具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将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支出来抵消这一转变的影响。理想中的情形是，这些国家中的富国——德国和日本——应该在国内像银行和零售部门提供生产力从而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同时这些国家中虽然穷但是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应该逐渐减少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推动国内消费。甚至存在这发展中国家开始再次出现大量贸易赤字的希望，从而能够将工业化国家拽出增长滑坡的泥潭，特别是多边借贷机构已经进行改革更加支持借贷。这种希望是不现实而危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安全地通过借用外债来扩大国内需求。问题在于国内需求通常在政府具备政治目的或者金融部门的动机发生扭曲的时候扩张得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资源配置被扭曲了。可预期的多变机构的金融支持只会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前增加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不负责任的外国出借人得到更多的补贴，而纳税人最终需要买单的财政窟窿却越来越大。当然，多边机构还是有一些发挥空间来为那些具有负责任政策的国家提供贷款的，这样的话那些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能够不仅仅只是大量堆积外汇储备。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工业国家贸易赤字可持续的减少这一现象，其反应不应该是对应的发展中国家赤字和债务的扩大，而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缩小贸易盈余的差距。在实践中，这样的转变无论是对贸易赤字国还是贸易英语过，在短期内政治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美联储正在人为地将利率控制在极低的水平（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以此希望普通家庭能够重新启动消费——毕竟，家庭消费是今年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中国积极地介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以此来保护其出口。这些短视行为都使得从现有的不可持续的均衡中跳脱出来变得更为困难。当然，正如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恩曾经说过的，“如果不可持续，那么它将停止。” 外国投资者已经越来越担忧美国政府为赤字融资而不得不发行的巨额债券。美国纳税人的大部分相信他们在繁荣时期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谁应该承担额外税收负担的战争可能会变得很丑陋。不想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的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因为它仍然能够从世界的其它地方很容易地吸引到资本。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害怕美国政府不能够达成为有序解决政府财政困难所需要的政治共识，他们可能会开始担忧美国政府会采用其一贯以来通过高通胀来降低其公债实际价值的作法。如果他们恐慌，他们将出口美国政府债券，进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利率由此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以维护外国投资者利益，从而比预期地更为严重的减缓美国增长。这样的转变能够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消费，但是这种方式使得其经历的痛苦最大化。即使现状比我们所预期的延续得要久，维持现有不平衡模式会导致长期后果。第一，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他们的家庭会更多地消费。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对于世界而言，像美国郊区普通家庭那样进行消费和浪费是不可行的：正如印度前财长施旺特?辛哈所言，那时“世界”将不存在，我们将无家可归。技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从而使得消费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减小。但是，如果牺牲被平均地分配到全世界的话，消费增长从富裕的赤字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合理的。改变策略同样符合出口国的长期自身利益。尽管出口导向策略成功地促进了快速增长柄确保了稳定，日本的经验却让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是否应该坚持出口导向直到一国变得富裕为止——同时冒着在富裕之后停滞发展的危险——或者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转向更为平衡的发展路径。对于很多的出口国而言，比如中国和马来西亚，构筑能力的初始阶段早已结束。现在的挑战是拓宽其增长的动力，逐步撤销对出口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同时还要把竞争原则拓展到国内生产部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迫使自己从对全球需求的依赖断奶以外，没有别的替代性办法，因为如果中国不从别的国家更多的进口，那世界上别的国家吸收中国出口的能力也将是有限的。当然，比经济上丧失购买中国产品能力到来早得多的，可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的极限。因此改变将会帮助全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对每个国家的长期都有利。但是改变确实会让打破舒适的现状以及既得利益。比方说，美国房地产业的政治说客完全不希望看到政府减少对房产市场的支持，尽管美国的住宅存量很可能已经比它能够支付的要多得多。同样的，中国出口产业的政治说客也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我们被夹在金融上和环境上部可持续的全球需求模式与政治上难以改变的国内政策之间，左右为难。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杰佛瑞.弗里德曾著述写过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世界宏观经济不平衡就是表现为拥有持续经常账户赤字的大国和为这种赤字提供融资的新兴国家之间。当时崛起的新兴国家代表为美国，而当时的赤字大国则为德国。那时候德国从国外大笔举债来支持国内的消费繁荣，以此来缓解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潜在社会矛盾。这不是小事：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能保持其经济活力，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美德之间经济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却是脆弱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哪个为这样资本流动的潜在含义作好了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得以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也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经济上的困境。德国方面，则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要的牺牲。当大萧条来临时，美国国家都关注自己而忽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1930年6月，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进口关税，这一政策使得那些世界上的举债国更难偿还债务。这些国家要么债务违约要么推翻试图采取紧缩政策的当权政府。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危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他于1933年1月上台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恰恰迎合了感觉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美国没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忧患，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进行变革所需的国际经济合作，各国采取投机的民族主义会严重伤害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民族主义，与对政府平衡劳资双方矛盾能力的盲目信仰一起，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它被称为法西斯。要竭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一历史的重演。已经存在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还按照其过去的模式进行运作，那么它们在培育全球合作机制方面将会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们在运行方式上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能够更多地直接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不是领导人的利益，更多地关注软实力而非硬权力。我将讨论这一方法是如何能够与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很好地结合。毋庸置疑的是，多边机构的软实力也能够被用于推动之前章节讨论过的美国所必需的种种改革。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9月，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们齐聚匹兹堡，建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论坛。与其前身七国集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自称为世界经济保驾护航的组织排除了很多国家——为了实现对话避免过多的摩擦，这可以说是必须的，但同时却也是不民主的。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这一决定也是武断的：阿根廷是成员国之一，而GDP总量5倍于它的西班牙却只是通过欧盟作为间接的成员国。尽管如此，二十国集团的领导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共同应对危机进行了“协调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并对政策结果使用了一个极不常见的简洁的（在官方声明中）描述：“它起作用了。”它们继续说道：“今天我们发起一个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我们承诺制定一个流程，依此制订目标、实施政策并共同评估进展。我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分析各国或地区的政策框架是否协调一致。……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调整政策有助于推动更加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所以，成功携手应对了危机的二十国集团现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即确保各国的增长与全球增长的再平衡相协调。这正是我所说的必须要完成的事。尽管在这场危机中二十国集团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是否有信心呢？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刻，很容易让政治家们实施刺激计划，让中央银行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尽可能的刺激经济发展，因此不需要什么协调：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号召协调的刺激政策时，实际上是在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当各国在政治上需要进行痛苦的改革时，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些改革短期看起来更有利于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而政治永远是本地的：全球经济可没有选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以前曾做出过全球政治协调的尝试，具体来说是在协调全球大额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上。这一努力失败了，而且这一失败对于理解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在2006年，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一次又一次地创出新高，随着中国经常账户赤字盈余急速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现象非常担忧。当时的基金董事罗德里戈?拉托决定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我当时在基金组织任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召集了对贸易不平衡负有最大责任的五大经济体——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沙特阿拉伯—— 一起讨论他们如何能够合作将不平衡降低。为了准备这一系列会议，我领导了一个基金组织小组，在2006年夏天飞遍世界各地与这些国家商谈，试图帮助这些国家达成共识。就像一句老话说的，大多数国际会议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在会前已经讨论完毕了。在沙特利雅德阴凉处的气温都高达122华氏度，而在东京却又出奇的凉爽。但参与谈判的人反应却很一致。各国同意贸易不平衡是不稳定的潜在来源，要降低贸易不平衡需要在市场恐慌或者政治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之前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同时却也都指出为什么自己不是不平衡的原因，而为什么这一任务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比方说，美国当局坚持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愿意把他们的钱投在美国，这不是他们的错：不平衡是中国人的错，中国人购买美元来阻止人民币升值。这样巨大资本流入压力导致了美国的消费。中国人则坚持如果他们让人民币更快地升值，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但是柬埔寨或越南则会替代中国的份额，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改变。在他们的眼里，美国消费者没有自制力。而且，中国人的巨额贸易盈余仅仅只是由于美国限制了其高科技设备对中国的出口。诸如此类。每个人都指责别人。事实是每个人都对问题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解决问题所需的代价。2006年底，我离开基金组织的位子回到芝加哥大学，对于一无所获的事实感到沮丧。当2007年磋商最终结束时，基金组织宣布他们获得了成功：大家自由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这实际上只不过彻底不同意见的官样说法。每个国家都同意做一些它们已经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对于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于事无补。磋商没有能够产生实在具体的行动。几个月后，部分由于造成这种不平衡的行为，这次危机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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