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智力本质的阐述主要是综合现有科学资料对本书主题的背景材料的铺垫。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上述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时提到与某些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间的争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感受到作者宽广的知识背景,他在描述冰川期气候变化时对论题驾驭自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览全书,作者旁征博引,从科学到哲学,从进化生物学到神经生物学,从语言学到人工智能,反映了在这样广阔的知识领域中他对问题的认识深度。在各章的首、尾,以及论述的关键处,作者摘引了不少名家的言论,恰到好处,常有画龙点睛之妙。此外,作者的论述和行文方式还强烈地体现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他对科学问题的剖析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当之见,他在就智力和意识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出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也带着作者鲜明的性格特点。 本书有良好的可读性。一方面,作者已特别注意用浅显生动的语言来表述深奥的科学内容。他往往从某些形象的实例开始,循循善诱地把读者逐渐引入到神秘的科学殿堂,这不啻是在作者的引导下随他作一次引人入胜的科学探险。另一方面,作者出色的文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无疑为本书增色不少。请读者仔细地读一下第七章“超人智力的展望”,我们在翻译其中某些精彩的片断时常常不由自主地击掌称好。诚然,卡尔文教授是一位受读者欢迎的科普作家,这本书已经是他的第九本著作了。 作者撰写本书的认真精神也使人感佩。1995年3月我们得到作者写就的本书的第二稿。同年7月份看到第三稿的部分内容,注意到已作了相当大的改动。此后,作者和布罗克曼出版社的编辑又一起对书稿作了反复修改。当我们在1996年5月看到由该出版社提供的长条形校样时,发现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不料,在最后的清样时,作者竟又对第六章作了大段增补,并将插图从8幅增至13幅!这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明显地增加了论述的逻辑性和清晰性。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努力保持其科学内容的准确性,在此前提下,尽可能使表达符合汉语的习惯。在很多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并不单是文字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在长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已经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表达习惯和叙述风格。因此,在译文中不可避免有某些句子会带有英语的表达痕迹,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此外,本书涉及的学科面很广,有些专门名词并没有标准的译法,我们按其涵义或作音译或作意译;有些词按不同的上下文涵义有所不同(如“mind”一词,有精神、思维、心智等义),我们当依义而定,并不刻意追求同一词译名的前后一致。在第H章中,作者就英语“consiccusness”一词作的讨论对中国读者不仅无明显的研益,反而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这是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中,词的完全等义是十分罕见的,“con一sclousness”一词显然不完全等价于汉语的“意识”一词。有鉴于此,我们在有关段落作了适当的删节,但已注出原文中被删节的段落供有兴趣作进一步钻研的读者参考。 原书共有150条注解,绝大部分是注明引文的原文或出处,对~般读者来说并不需要,均已删去,所保留的11条是对正文内容的解释。原书所附“推荐阅读”和“参考书籍”均为英文著作,中文读者不易查阅,也已删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与译者联系。 为有助于对正文的理解,我们在有关部分加了若干注解,供读者参考。本书对人名的注解,按惯例,目前尚健在的,除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其他不—一详注,以免阅读时有冗长之感。 作者为中文版专门写了一则前言,我们谨表诚挚的谢意。在前言中以及在与译者的通讯中,作者都多次提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名誉所长张香桐教授在脑研究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特别值得~提的是,由于本书的翻译,张教授50年前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同事小阿瑟·沃特(Arthur A.Ward,Jr)教授特地致函译者询问张教授的近况。这前后的因缘亦可谓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本书的引言。第一至第三章由梁培基翻译,第四至第七章由杨雄里翻译,最后由杨雄里对全部译文作了修改和润色,以尽可能保持译文风格的前后统一。在翻译时,为了一个译名或一段译文的表达费力斟酌,我们似乎就是在经历作者所论述的“时空模式的复制竞争”。但是在这种竞争中取胜而占领“工作空间”进而表现为译文的“时空模式”是否确切?是否体现了原作的风格?还要有待读者的检验和评判。 在翻译此书时,我们参阅了许多书籍和辞典,其中从英文版《大美百科全书》(New Enryclopedia Britannica)和《科学技术辞典》(Academic P。ss Dictionary/Science and Thnology)得益尤多。我们的许多美国和英国朋友对某些词的确切涵义的理解提供了帮助。美国贝勒(Baglor)医学院计算机中心的Nan。g Wang小姐热情地协助我们从计算机网络获得本书原稿最后的清样。《科学大师佳作系列》丛书的策划编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张跃进先生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对此深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