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的经济学-欢乐的经济学-4

我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Douglass North) 是我的同事。诺斯写过很多文章，指出当多数参与人都是陌生人，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为~次性的时候，市场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诺斯写道:在一个由非人格交易刻画的有着巨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高科技世界里，从交易中获利的经济潜力是非常少的。因为一个人既没有重复交易的必要，也不认识其他人，而a也不是跟一小部分人做生意。⑴[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 Reprinted with the penniffiion of Cambridge Univereity.第十一章j U9 市场*行与打El** ?但根据我自己以及所认识的人的经验，一般来说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声誉机制。就在从圣?路易斯搬回加州蒙特里之前，我告诉诺斯，我幵着汽车周游全国时，每一次买汽油、吃饭、住旅馆都会是陌生人和我之间的一次性交易。而且，因为我在路上，所以不会有时间在当地逗留，把那个欺骗我的人告上法庭。所以，根据他的理论，应当会出现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我应当担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但是，我告诉他，我从不担心汽油中混进了水，食物已经变质，或者住进了一间很脏的房子。事实证明我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即使是面对最严格的考试——旅行中的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交易，市场也能顺利过关。市场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品牌以及不能撤销的对声誉的相关投资是核心，因为如果生产者不顾质暈，投资和声誉都有毁于一旦的危险。我只买大厂家出产的汽油，去Taco Bell和Denny’s那样的全国连锁快餐店吃饭，住经过美国汽车协会认证的汽车旅馆。亊实上，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开车开到太晚，没能住迸3A级的旅馆，所以我住进了一家没有评级的汽车旅馆。那儿有很大的差别：家具很破旧，电话没有使用说明，而且之前住进来的大学生已经把房子折腾了一遍。尽管如此，情况还不算太糟。加热器、沐浴器和电视都能用，床还是很舒服的。这是一个没有品牌也没经认证的企业，主要顾客是陌生人，即使如此，它们也存在一些激励去提供某种最低水平的服务。市场培育责任，政府不会。180|欢乐的经济学市场：产生財富，培育同情和慈善就像弗里德曼夫妇所指出的，⑴美国慈蒋行为最大幅度的增长出现在 19世纪，这一阶段同时也是实际收入稳定递增的时期。许多美国最著名的慈善机构，比如美国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基督教谔年会、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印第安人权利协会、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由卡内基捐助的遍及美国城乡的公立图书馆也出现在那个时候。这种慈善行为的增长不能用慈善行为可以烕免税来解释，因为那时并没有这样的税收制度。美国的固定所得税是直到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才实施的。事实是，人们的收入越高，捐赠也就越多，这是很简单的常识。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帮助他人的冲动非常普遍，尤其足在人们亲身体会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说，如果政府制定政策将资源从高收人人群转移给低收入人群，那这个社会是较有道德的。再想一想这种观念吧。要断言一个社会的道德程度，你必须对社会成员的一般道德水平有个判断。是什么让每个人有道德呢？那只能是每个人出于自愿的道德行动。我不会因为我所处社会的其他成员有道德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也不会因为我的政府强制性地把我的东西给了别人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的道德是我自己的而非其他人行动的函数，与我受强迫所做的事更是无关。就像弥尔顿（John111 Milton and RoaeFriedman?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pp. 36?37.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氰十一裊| 181市场*行勺杜区Milton)所写的，l" “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制的压力，那么所谓芙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麾意义吗?”此外，政府转移财富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使我们大多数人都变得更没同情心。政府的转移系统强迫雇主代扣所得税，这给了 “办公室捐赠— 个全新的含义。不仅在办公室里，因为有销售税、公司税和关税，我们在所有购物的地方都要被迫捐赠。在圣诞节的时候，许多人都喜欢看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电影《小气财神》。我最舆欢的一个版本是西姆（Alastair Sim)演的。圣诞鬼魂告知斯克魯齐，他的狭隘自私是怎样使他丧失了爱和朋友。圣诞鬼魂还跟他说，除非作出改变，否则他死的时候将无人哀悼。斯克?齐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能够作出改变。我最喜欢的一幕是斯克魯齐穿狞他的睡衣像孩子一样在糖果店里跳舞。这改变是什么？难道他会说：“哦，孩子，现在我会支持那个向我和比我还穷的人课税来帮助穷人的政治家。”当然不是。这样做的电影制片人不可能让电影这么成功。斯克鲁齐兴奋是因为他现在就能改变，他可以从帮助境况不好的人中获得快乐。经济学家总是说，人们施舍得太少是因为他们总是指望别人去施111 John Milton. Aeropagitica^ (** Everyman" ed. [ London. 1927])? P. 18t 引自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Chicago： Umver^ty o( Chicago Press ? 1Ų? p- 790 {中译引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厣琛>,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丨997,第94页 (2j Donald McCloekey? " Bourgeois Virtue?" The American Scholar % 63： 2 (Spring 1994)? p. 187.^2玫乐的经济学? ?? the joy ^?￡￡IX>M舍。111思路是这样的：你帮助了某个人，所以我不用去帮了。也就是说，尽管我认为这个人值得帮助，但我没有足够的激励亲自去帮助这个人，因为你已经为我做了。换言之，我对你的努力“搭便车”。如果有很多人沿蔚这个思路走，那么就算他们认为有些人值得帮助，也不会去帮助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慈善行为太少了。这个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它遗漏了赠予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如果你帮助了某个我没有帮助的人，我当然可以因此不必再去帮助。何是如果我不帮助他们，那我的所得不会和你一样多，因为我没有把困难解决掉的感觉，我没有那种改变别人生活的快乐和深度满足感。简单地说，我因此错过了人之为人的一种重要体验。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假设，时是基于真实而痛苦的经历。由于各种原因，我的家庭并不怎么教育我要帮助他人，所以在借钱方面我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看到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在这方面和我完全不一样，我也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慷慨。我在前面选《小气财神》作为例子并不是随意的，几年前，当我第10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我理解了这并不只是一部让你在圣诞节热泪盈眶的电影：《小气财神》道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和斯克鲁齐一样从吝啬中走了出来，而且我发现当我说反正别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会照顾穷人的时候，自己的错失有多么大。事实上，现代的小气鬼已经不再问，“不是有监狱吗? 不是有救济院吗?”而是改问：“不是有公共医疗补助吗？不是有社会保障(1) I^rry L- Orr. " Incomc Transfers as a Public Good： An Application to AFDC,” Amen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66 (June 1976) i pp. 359 ?371; and Mark V- Pauly. " 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a Local Public Goo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2 (February 1973), pp. 35 ?籌十一衆| 183 市场?行与社区制度吗?”在教科书中，经济学家通常会这么写：政府是用来解决外部性问韪的。外部性的意思是，当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时候，其效应可能影响到那些他们认为无关的人。但事实是，人们会通过教导和实践德行的方式将可能会出现的外部性内部化。我的经济学家朋友沃森（Harry Watson) 就曾说过，“为了使社会交往能够进行下去，人们需要将外部性进行自动内部化（self-internalize)。”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经济学家所宣称的理性行为和我们内心所真正相信的东西之间存在多么大的鸿沟。在去UCLA读研究生之前，我已经读了塔洛克、布坎南和唐斯的论文与著作。他们证明了单个人的投票行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接近于零，因此它的预期价值小于成本。所以，他们总结道，就算是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你个人的任何投票行为都是无意义的。那时正在迸行的1972年总统选举对这个观点作了清楚的说明，因为尼克松总统痛击了另一个候选人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UCLA的那个秋天，我和另一个刚人学的研究生进行了一场长而热烈的辩论。我用塔洛克的例子向他说明为什么投票是无意义的。他理解我的观点，但没有被说服。他说：“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这么做，整个制度就会崩溃。” “错，”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都不去投票，恰恰就是你应当投票的时候啊。”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辩论，谁都没有说服谁。现在我会承认自己当时绝不会承认的事情?.我想说服他的部分原因是那时我刚从加拿大过来，没有合法投票权，我忌妒他。三年以后，我听说他自称现在已经领悟了 UCLA的思考方式，他意识到我是对的而他坎乐的经济学*^ I joy cr r?>f soow是错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我现在却认为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他清楚地说出了他惯用的那种思维方式，其实也是我们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仅仅计算自己的福利。我们也不会估计行为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太难了，而且经常是不可能估计的。但我们的确会这样问自己：44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呢?”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教导他们偷东西是错的，或者在没有征得他人同意的情况不应当使用别人的东西。我打赌你会这么说：“如果尊尼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会怎么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合群，要让他们意识到其他人的价值。用我的良师益友克兰西?斯密非常喜欢征引的一个康德的陈述：其他人也是“自为目的”（ends in themselves) 的。用这样的策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以身作则，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人。但是请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想把自己的孩了?培养成一个好人？如果我们完全接受经济学家关于搭便车问题的模型，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只要利用别人的成本低于收益（我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使用“成本”这个同），就可以去做。m但我碰到过无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或者说的确遇到过一个，但是为了他和他的孩子，我希望他只是在开玩笑。我知道有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发现服务员算错账的时候，他告诉儿子不要指出来，这样就能少付点钱。人总是难免有例外，但|1】 Jennifer Roback，Love & Economics Why the Laisscz-Faire Family Doesi't Works Dalilas Sp-encc Publishing, 2001,该书对这些思想作了广泛和深釗的描绘。▼ 單 iab 市场德行与社区|‘碟，是总体上看，经济学家培养孩子的方式和非经济学家们一模一样：我们传授德行，并以身作则。我为什么要看10遍《小气财神》才能纠正我的行为？我相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父亲的影响。尽管他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但在帮助别人方面，他并非榜样。（幸运的是，通过他的财务记录我发现，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变成了一个慷慨的人。祝福他。）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和他离开餐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箱子，可以把零钱放进去帮助一个叫 “紫心”的组织。我拿出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准备把它投进去。父亲看见了，用紧张的声音告诉我不一定要这么做。我知道我不一定要这么做，但他让我觉得这么做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把硬币又放回了口袋。从那时起，每当我准备捐钱给慈善组织时，我就会为自己放弃了某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感到羞愧。那并不是说我就不捐了，但是我确实捐赠得不多。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希望自己成为社区的真正成员。1966. 年舂天，某天早上，我的几个高中同学非常疲惫地来到学校。他们在前一天晚上骑车到一个叫莫里斯的隔壁小镇，整个晚上都在那里堆沙包，保护村庄不受里德河洪水泛滥之害。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但没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去。回想起来，人们之所以没有问我，是因为我的父亲不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与社区经常联系。我觉得很受伤。这种因为没有机会去帮助别人而带来的挫败感本应当使我更早看穿经济学家们的花言巧语，但实际上，我到了后半生才识破这些伎俩。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是，当你去帮助某人的时候，那个被帮助的人是惟一的受益苕。他们完全忽视了帮助者自身的收益：那种做善事的美好感觉。人类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想这样做。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公共品概念远远比不上人们的信念那么有力。如果看到一个人得到帮助，就箅你没有从中出力，也会感到欣慰，但你所错失的是帮助他人扦感到自己真正投人的那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社区总是可以如此有效地处理问题，不论是组织大家淸理海滩和公园，还是为一个需要做昂贵手术的邻居小孩筹集数万美元。有句非洲谚语很好地表达了社区的重要性，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养一个孩子需要集全村之力。”我自己长大的两个小镇都给我类似的印象。孩子不（经常）毁坏或偷其他人的东西，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闲话很快就会传到父母耳中。我不会忘记自己8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接到一个本地店主的电话。店主让父亲到店里去，因为他逮住了我 11岁的哥目f在店里行窃。说实话我也这么干过。父亲当时的惩罚方式是叫我哥哥去每个他偷过的小店，当着店主的面承认错误，并赔偿相应的损失（用我父亲的钱>。看到这些，我下定决心不再偷东西了。我的哥哥当然也是如此。现在有许多人嘲笑“集全村之力”这句话，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用它做了她最近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但她的书扭曲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她不是提倡通过社区和村庄生活来培养孩子，而是主张让更多的政府官员来干涉人们的家庭生活。希拉里这本书更准确的题目应该是“集整个政府之力”。但那样的话，谁愿意去买她的书呢？所以一定要澄清我们的语言，不要因为她的扭曲让我们拒绝这样一个完美的观念：社区居民强烈的自愿服务意识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积极效应，包括对孩子。自由培育社区我在里根政府工作的两年半时间里，对生活在华盛顿特区感到最痛恨的一件亊，就是那串JI乎所有人“呼吸、住和吃”的都是政府的。在所有的美国人中，华盛顿人是最难理解社区重要性的，因为有那么多人在为这个国家最严厉的反社区组织而工作。这个组织就是联邦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少觉得和我的邻居们有什么瓜葛可言，他们中很多人的冷漠态度是我在其他住过的社区里从未见过的。有一句流行语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你想在华盛顿有一个朋友，弄条狗吧。”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我曾经和一些华盛顿人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棒的晚上。那是在一场暴风雪中，就在交通高峰时刻，大雪在路上结成冰，通往波托马克的道路出现了巨大的交通阻塞。在桥上，我看见一辆车陷到了冰里，轮子在空转。我走出自己的车，跑过去推那辆车，让它能重新开动。司机从窗户中探出头来感谢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在彼此之间发生了我在这个城市从未有过的联系感。相对别人而言，我很晚才明白社区及彼此帮助的重要性，但在经济学上，我已经不是新手了。经济学对于什么使社区繁荣，又是什么会破坏社区的问题已经有过很多分析。美国在福利制度的实施范围上不如欧洲，但人们却比欧洲人更为慷慨，这不是很有趣吗？尽管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经常看不起美国人的粗魯和天真，但它对美国人的慷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平均每年捐蹭超过一星期的薪水给慈善机构，是世界上比?B8|欢乐的经济学么 H 摩?蠡替 I o丧 x/f rntfonM例最高的。此外，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从寧义工，平均每星期超过四个小时。1"这篇文章同时指出，与通常认为美国人把他们年迈的父母送到疗养院的陈词滥调相反，“只有5.4%年过65岁的人住在疗养院里，比10年前要少。”《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比例要比多数富裕国家低。此外，10个无行为能力的老人中有8个并不待在疗养院系统里，95%有精神障碍的人仍然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富裕国家展现出更多的社区感和更大的慷慨程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不像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那样需要对人们生活各方面负责，这给社区的发展和社区为成员提供支持留下了空间。人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希望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而当政府接管了这项工作以后，愿意施加援手的人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帮助是多余和无用的。1989年加利福尼亚大地模之后，我筹集了钱去为沃森维尔的孩子买尿布，但很快我就发现联邦政府己经发放了政府基金。我马上有一种被欺骗和自己很多余的感觉。我在想，他妈的全能的混蛋，用武力抢走我们的钱，不让我们选择如何帮助那些地震的牺牲者，也不让我们选择帮助多少。经济学家已经发现政府授助“排挤” 了私人的慈善行为。拉塞尔?罗伯茨（Russell Roberts)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魏登堡中心的经济学家，他指出，当联邦政府在1930年代早期进行福利分配的时候，私人慈善的数埴就减少了。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随着大萧条的日益恶[I] - Holding together? better than most."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2. 1997? pp. 28?29.第十一嫩[t69 市场德行与杜区I***化，私人慈善的数鱼从1929年的1030万美元上升到了 1930年的1090万芙元，再到1931年的5570力美元，1932年的7160万美元。但是当政府救济的增长超过一定程度时，私人支出又下降了。到1935年，政府救济的支出超过了 1932年的三倍，而私人支出则只是过去的五分之一。人们并没有停止捐赠，但开始转向那些政府没有插手的地方。比如，纽约提高穷人地位协会（A1CP)始建于1843年，该组织致力于捐崤资源给“穷人、失业者、病人、老人和没有丈夫的母亲”。【"在1932年，AICP54%的支出捐给穷人，46%投放在其他事务上：而到了 1938年，在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作为首席“捐赠者”的地位之后，AICP的支出中就只有29%是面向穷人的了。社区的出现社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福音。托克维尔在1830年就指出，美国人的一个主要美德就是，他们非常倾向于构建自发的组织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不需要任何政府政策來构建社区，它们就这么出现了。政府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走到一边去，让我们能够建设和培养自己的社区。(1} Russell I). Roberts* ,l A Positive Model of Private Charity and Public Transfers," Jounialnf PoU-tical Economy % Vol. 92, No-1. February 1984? p. 143-第十二章华盛顿之旅社会是因霈要而产生，依邪恶而治理。托马斯?潘恩，《常识》在1981年12月到1982年8月之间，我曾担任美国助理劳工部长高根（JohnCogan)的特别助手，他对美国劳工部政策立场的影响力极大。之后，从1982年8月到1984年7月，我担任了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事实上，我在与白宮隔一个车道的老行政大楼里工作。当人们说他们在白宮工作时，他们一般都是指那个老行政大楼：那是伊朗门（Iran-Contra>丑闻的始作俑者奥立弗?诺斯（Oliver North) ?的工作?发生在美国80年代中期的政治H?,指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隽武器-寧被揭》后造成的严垂政治危机。奥立弗?诺斯是当时31家安全麻问的助手，实际安排处理军售案的人。一译者注第十二章191 华a麯之旅场所，也是著名的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工作的地方。一天，我和一些同事谈天，其中有一位是白宫学者（White House fellow,每年担任白宫学者的名额有10人左右。在华盛顿，这被看作是一份好工作）。他已经受邀给一个高中生团体讲解华盛顿的运作方式。他狡黠地笑肴对我们说，“但愿我能告诉他们这里的真正运作情况，这瘅定跟他们在公民课上所听到的不一样。”“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我疑惑地问自己。这样做的话，不仅对髙中学生，而且对那些没有在华盛顿的高层工作或者以为肥皂剧如《白宫风云》就是现实的人而言，也一定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所以，下面我将根据在华盛顿那几年的经历，加上与许多政府官员的交谈，在阅读了大量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著作之后，给你们一些新的介绍。令人震惊！1973年复天，我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做实习生，那时的总统是尼克松。我提前了几个月做申请，虽然我的教授们写了推荐信支持我，其中两位却对我要在水门丑闻的高峰时期跑去白宫大加讽刺。有一个教授说，多数老鼠的做法是离开沉船，但我却是一只跑进沉船的老鼠。他们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孤独。后来，我明白他们的态度不是针对我的，而是要表达对尼克松的蔑视。但那时我感到很脆弱，教授们不支持我，银行里也没多少钱。我用最后几百美元买了去华盛顿特区的机粟，启程了。在一次漫长的午夜飞行之后，我终于到了华盛顿市区。我刚下出租车，扭头看见了老行政大楼 (OEOB),我震惊地看到OEOB前有一面巨大的画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玫乐的经济学也许是时差反应，也许是因为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在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种绝对恐怖，以为苏联在午夜接管了华盛顿。但我看到周围的人都表现得很正常，驱散了以为电影《天外魔花》真实上演的妄想，意识到这件事其实并未发生。当我坐在OEOB的休息室前排等候通过特工情报人员的审査时，我问一个工作人员为什么那儿有苏联的旗帜。他用我后来在华盛顿每天都能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那种专横自负的腔调说道，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访问白宫，这是为了欢迎他。我想，原来这是某种欢迎，不知道其他类似的人会不会受到同等的欢迎。在那个夏天的晚些时候，我找到了答案。伊朗国王访美期间，?面巨大的绿色伊朗旗帜飘扬在老行政大楼的前方。我和许多部长和经济学家谈论这件亊情时，他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也许只是我脑中的天外魔花而已。但总之，我在华盛顿第一天所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个奇怪的地方。1973年夏天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情是：用经济学理性来指导经济政策的情况是如此之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价格管制。在1971年8月，尼克松对自己以前所陈述的观点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宣布对美国的全部工资和价格实施90天的冻结。他在后面乂追加了各种“程度”的价格管制，所以在我1973年6月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仍处于价格管制之下。你不用上很多经济学课程就可以了解到，多数经济学家是反对价格管制的，包括对房租的管制在内。价格管制用所谓的最髙限价方法使价格无法升到一定水平之上，这样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贵和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另外，如果供给者不调低商品的质最，那他就会臧少商品的供给，当买主发现价格较低，就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受管制的商品就会出现短缺。二战期间实行了价格管制的商品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比如尼龙、轮胎、汽油、糖和肉等。在尼克松推行价格管制的儿个月之后，整个经济都出现了短缺。那年的晚些时候，汽油开始供应不足。当时OPEC几乎把原油价格提到原来的四倍，但尼克松的价格管制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排得长长的队和愤怒的开车人。我的顾问生涯我很想知道，在享有盛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任职的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大老板要实施的价格管制到底有什么看法。这可不是无聊的好奇心。因为虽然这份工作让我领略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我可不想成为支持价格管制的一个小卒子。所以就在上班第一天，我在OEOB的三楼到处乱逛，看门上写着的经济学家们的名字。我不断搜索记忆中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各种信息。一个名字跳了出来：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我在很多关于“公共选择”的论文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公共选择”是布坎南和塔洛克创立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假定政府官员就像其他人一样，是以自利为基础采取行动的。我敲开了门，看到一个29岁、样子很友善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在经过半个小时的交谈之后，我想我至少可以对他讲些实话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认为政府的价格管制是场滑褙戏。我发现他的观点和我一样，担心要实施的粮食价格管制反而会让一些人得不到食物》然后我又告诉他，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非常不道德，我可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他也有同感，而且在顾问委员会也可以做些好事，没必要卷人到价格管制中去。当我问到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时，他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和另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一件跟价格管制有关。我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工作，他说他会看看能为此做些什么。第二天早上，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帕珀金 (Joel Popkin)给了我一张填有数字的表格，这些数字表明了在形成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所有项目中各种食物的权重。他想让我把这些权重加起来，看看CPI中食物所占的比例。不是一项很难的任务，是吗？一个只有小学5年级数学水平的人就能做出来，而我已经拿到学士学位了。你会认为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那你想错了。我在心底知道帕珀金要用这些数字来干什么：尼克松政府准备幵展下一阶段的价格管制，其中有一些人想推动对食物价格的严厉管制。我走到一边去算那些数字，几分钟后把结果给了帕珀金。他说我的数字不可能是对的，扦给了淸楚的理由。所以我又算了一遍，得出了一个不同的数字。帕珀金恼怒地否决了我的第二次计算，指出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他又对了。我还从没做过这么差的计算呢，我想是因为我实在太讨厌价格管制了，这让我连简单的算术也做不出来。从某些人的眼光看，这意味着作为分析员我是失败的。也许这是对的，但我也认为自己因此成了一个更成功的人。那天晚些时候，我有些羞愧地告诉托利森，我连个加法也没做对。他轻声地笑起来，并预言帕珀金在整个S天都不会来找我了。托利森是对的。后来我发现，我对帕珀金的感觉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强调集结市场 (aggregates)而非个体市场的宏观经济学家，他支持对食物进行价格管制。他希望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认为如果获得了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好亊一件。通过控制构成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各项要素的价格，你就可以使通货膨胀看上去下降。我记得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三年前就曾说过，这就好像你觉得外面太冷了，然后用打碎温度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区别在于，打碎温度计并不会改变温度，但实施价格管制却会引起食物短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管制是个会引起食物短缺的坏政策，但令我非常失望的是，其中一些人最后还是为价格管制而辩护。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Herb Stein)是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但他推动实施严厉的价格管制，并公开为此辩护。作为回报，他以总统待遇去戴维营度了一次周末。后来托利森跟我听说了一个很好的笑话：斯坦从白宮回来之后，粗鲁地抱怨那天他们没有牛排可吃，因为供给者不肯接受管制价格。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拒绝和尼克松政府在价格管制方面进行合作。斯坦的儿子本?斯坦是喜剧频道的名角，第一流的喜剧演员，这看来是有遗传的。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委员成员玛丽娜?冯?诺伊曼?惠特曼（著名的数学家冯?诺伊曼的女儿）要离幵了，在新行政大楼会有一个为她准备的盛大晚会。各色名流都参加了这个晚会，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Arthur Bums)和财政部长舒尔茨（George Shultz)，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心知肚明价格管制会伤害经济，但却依然为它辩护。那个夏天，水门听证会已经全力展开，几周以前人们就知道：首先，白宮的许多谈话都被录音了，然后，水门委员会要的几盘录音带已经失踪了。在庆祝会上，斯坦宣布“失踪的白宫录音带”已经找到，而且他准备播放其中的选段。他打开录音机，播放的是一个滑槽短剧，由斯坦编剧。斯坦扮演他自己，一个叫施奈德（Margaret Snyder)的人扮演玛丽娜，另一个委员会成员西维尔（Gary Seaver)扮演尼克松。其中一段到现在我都没忘掉：:洗j欢乐的经济学尼克松：斯坦，通货膨胀又上升了。我们应当怎么办？斯坦：让我问一问我们的新成员玛丽螂。玛丽娜，我们应当怎么办？玛丽鄉：实施价格管制。尼克忪；但是我们已经实施了价格管制。玛丽娜：那么就废除价格管制。包括伯恩斯和舒尔茨在内，大家都哄然大笑。我也大笑。单独来看这很有趣，但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舒服。斯坦取笑了尼克松、价格管制、玛丽娜和他自已，而且他明知价格管制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事实 .1.，它引起了能源危机，让人们排儿个小时的长队买汽油，和平的市场竞争没有了，在取而代之的暴力竞争中，某些不满的人甚至可能去杀人。现在，大约30年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某些相同的管制之下，比如汽车的燃料经济标准，它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为应付自己造成的能源短缺而提出来的。我至今仍然对那次晚会上的事感到厌恶：一个成年人，不去与自己明知会造成巨大危险的事物进行抗争，却只采用取笑的方法。那个复天的晚些时候，我做了身为一个22岁的实习生所能做的事，来反对价格管制。哈佛教授、制定价格管制政策的生活成本委员会主管邓洛普（John Dunlop)邀请了在华盛顿的哈佛学生参加一个圆桌讨论。一个哈佛的朋友把我带上了，我问了邓洛普一些苛刻的问题，态度温和但是异常坚持，最后他恼羞成怒，开始敲桌子。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在那个炱天之初，我就有了一种想法，我曾希望那不是真的，到了那个夏末，我已经很确定了。而现在，我已经贴身观察了政府整整20年，我绝对肯定这是真的：政府官员根本不关心我们。他们有巨大的权力，能用这种权力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可思议的破坏，但只要这些破坏不会让他们失去工作或进监狱，他们就不会放在心上。那个廋天让我看得很淸楚，造成巨大损失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失去工作或进监狱，他们甚至不会被罚款。要是尼克松不在1972年试图掩盖一项入室行窃，或者他虽然试图进行掩盖但没有对自己的谈话录音并保存下来，那他仍然可以继续待在他的位子上。即使尼克松能顺利结束自己的任期，他的价格管制政策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数十亿美元损失也根本不会对他追究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当托利森和我听说斯坦那天吃不到牛排的时候，我们会为此欢呼：没吃到牛排只是斯坦因为支持价格管制所承受的很小成本。而斯坦还算是政府官员中一个比较有勇气的人。这并不是说政府中就没有好人了，政府里同时有好人和坏人。我在那个夏天收获的为数不多的惊喜之一，后来在政府的经历也证明了的一点是，两个政府工作人员里大概会有一个工作很努力。要知道，以前我认为四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但这并不总是好事，因为政府里的某些人在努力地管制人们的生活，并努力地花他们的钱。当然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确相信他们正在做的和要努力去做的事真的是好事。那个夏天的另一个惊喜是，在整个政府部门里，我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盟友。当托利森在7月初离开的时候，他说服斯坦让我暂代他的高级经济学家的位置（当然没有头衔），直到8月末他的继任者到来。所以后来我参加了解除货车运输管制的会议，并因此找到了很多在财政部、运输部、司法部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任职的盟友。顺便说一句，赫伯?斯坦本不希望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认为解除管制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觉得他可能错了，所以努力说服他让委员会保留这个议题。当然，5年以后，在欢乐的经济学? ? | tns jcv or PntjfuoM卡特总统的任期内，解除汽车运输的管制成为了现实。没有委员会的参与它可能也会发生，但我们永远也无法证实这样的假设了。某些白宮人员一贯主张回缩（scale back)政府，其中之一就是弗拉纳根（Peter Flanagan),他后来去了纽约，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投资商。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在1970年代末参加某个会议时，我听到某人引用拉尔夫?内德的话，说弗拉纳根是政府里最危险的人之一。我在白宫做实习生的时候看过一份备忘录，里面记录着弗拉纳根曾主张解除许多行业的管制，并详细解释了理由。1990年代初，我在胡佛研究院的会议上碰到了弗拉纳根，他在会上讲述了他用自己和其他捐助者的钱为穷孩子提供私立学校奖学金的事。当我转述内德的话给他听时，他笑得非常开心。联邦首僚制中的无名英雄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的那个夏天，我在委员会里遇到了一位叫朗? 霍夫曼(Ron Hoffman)的高级经济学家。他短矮身材，看上去很像是达斯汀夫曼的兄弟，事实上，他就是达斯汀的兄弟。那个夏天，当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找我麻烦的时候，霍夫曼帮我找到了一个好律师。后来，在他转到财政部以后，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 1970年代末和！980年代初的时候拜访过他几次。霍夫曼给我讲了 1^0年代末卡特政府中发生的一场内部争斗。那时，卫生、教育、福利部的部长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rx>)计划对医疗保鎪支出进行严格管制，这是希拉里??克林顿1993年所提出的方案的早期版本。霍夫黌的工作级别要比财政部长布鲁门索尔（Michael Blume—i)低好几级，他分析了卡利法诺的提案，发现这是一个坏方案.于是强烈要求布鲁门索尔应当对提案表示反对。布鲁门索尔被说服了，他让霍夫曼以他的名义负责这个议题的各种备忘录。霍夫曼告诉我，他和舒尔茨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位经济学家及林恩（JamegLynn)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组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的备忘录总是署着布魯门索尔、舒尔茨、林恩的名字，后来以迈兗、吉姆和查理备忘录闻名干世。他们成功了。卡利法诺的管制没有付诸实掩，这个国家至少有好几年不用担心医疗保健部门被扼杀了。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像他这祥的人。他们从没有被公众注意过.但他们为纳税者节省了數十亿美元的金钱.并致力于拖延或阻止那些束缚人们自由的新措施。头号公众敌人1980年代早期我窝在劳工部的时候，发现了华盛顿另一桩奇怪的事情——“公众”的概念。当我想到公众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是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纳税劳动者，从最低收入的工人到最髙收入的企业 CEO,但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而言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很奇怪的，比如在劳工部，公众就是那些代表工会化企业的各种贸易协会，以及坐在离劳工部主建筑只有几百英尺之遥的办公室里的工会代表们。这种视角非常狭隘。例如，当政府官员讨论公众对某些会提高生产成本的法律会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是那些已经接触过他们或者有可能接触他们的那些“公众的成员”，这些“公众的成员”几乎总是代表着受影响行业的所有鹿主或鹿员。公众从来不是那些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产品的消费—1欢乐的经济学TMT- joy c* fPTtUOM者，除非产品的主要买主是一家大型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许会听到企业的抱怨，因为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了 “公众”的一部分。公众就是企图对政府政策进行游说的各色玩家，这个亊实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我曾经疑惑为什么越南战争结束后税收并未下调。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在华盛顿，任何人都看不到纳税者的需要。除了 “全国纳税人联盟”要求更宽松的经济之外，几乎没有人为纳税者说话。对华盛顿的各色利益团体而言，结束越南战争所省下的钱是一笔“额外收人”，他们能够实际上也的确轻松地把这些钱花掉了。同样的，即使不减税或只是轻微地减税，那我们当前的财政盈余也不会存在太久：它总会被花掉的。.前些年，鉴于美国国税局（IKS)过去对纳税者态度的不良记录，我很惊讶地发现国会议员和国税局官员开始谈论如何使国税局史好地对待 “顾客”。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在想“国税局的顾客”是什么意思。UPS 的顾客是指想付钱寄包農的人，通用的顾客是指想买一辆汽车或卡车的人。换言之，通常的顾客概念是指那些自愿掏出钱来换取商品或服务的人。但我可不是自愿付饯给美国国税局的。我付饯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失去自己的资产，还可能被关进监狱。所以我怎么会是国税局的顾客呢？如果我真的是顾客，那谢谢了，我宁愿跟别人做生意。把纳税者叫做国税局的顾客，这就像把小鸡叫做鸡蛋商的顾客一样。根据我在华盛顿的亲身体验以及30年来对政府政策的跟踪研究，我还有其他发现。当你听到“政府低效” 一词的时候，通常所想到的是政府做某件亊所花的成本与私人部门（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做同样的亊???当前”指的是20世纪末克林顿执政的后几年，那时美国出现了较大的财政盈余。——译者注所花的成本之间的比较。政府的成本的确要比私人部门高，对此经济学家在30年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证据。蓝十字（Blue Cross)和政府保险索赔过程的对比1u、私人和政府在垃圾处理的成本上的对比⑵、私人和政府在消防上的对比m,这是经济学家所作的三个最有名的比较研究。尽管这些比较是真实和重要的，可还是遗漏了政府所创造的一种主要的无效率。是什么呢？让我用山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的电影《赌命鸳鸯》(Get顯y)来作类比。史蒂夫和阿里带着从银行偷来的钱开始逃亡，他们同时要躲幵警察和想要黑吃黑的坏家伙。在逃跑的过程中，麦奎因和麦格劳至少毁坏了三辆汽车和一部旅馆电梯，在旅馆的墙上射出好多洞，还搞了许多大型破坏。用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些损失的总价值要超过50000美元。但他们什么损失也没承担，亊实上他们所损坏的财富跟他们毫不相关，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破坏“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破坏了别人的财产。政府的行为跟电影中的角色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罪犯所做的事往往髙度相似：他们破坏财富，只为了达到自S的狹隘目标。拿美国政府来说，政府不时地买下农作物然后将它们毁掉，只是为了达到提高农民收入的狭隘目标，农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样的行动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你只要认识到政府所毁坏的农作物对那些愿意买它们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那11】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1975* p. Al.12】 E - S. Savas." Public vs- Private Refuse Colle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Urban Analysis石、1979, pp. 1 ?13.[31 Roger S. Ahlbrandt. Jr. , ? Efficiency in the Provision of Fire Scrvkes," Public Choice 。%% Kail 1973, pp 丨?15.欢乐的经济学么不需要做复杂的经济分析就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些被毁坏了的价值没有流向农场主、纳税者和任何人。它就是消失了。同样的，当警察破门而入把房子搜个底朝天来找非法毒品的时候，他们制造了很多无需负责的赌命鸷鸯式破坏。通常，经济学家给经济概念取的名称都很糟糕。但针对这种破坏，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名字——“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就像史蒂夫和阿里在逃跑的时候弄坏别人的汽车一样。同时，就好像罪犯在逃命的时候不会去关心是否破坏了别人的财产一样，那些游说政府要求管制的农场主和把管制变成法律的政客都不会为这些管制给消费者和纳税者带来的损失负责任。我们可以找到数千例政府所引起的“无谓损失”。举两个例子。在 1970年代，为了保住美国钢铁工人的工作，美国政府决定对钢铁进口实施限制。不管是推动实施这项计划的政府官员，还是对此进行游说的钢铁企业经理和工人，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个计划对钢铁购买者的可能伤害。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一点？毕竟，被毁掉的财富乂不是他们的。在这个计划被执行以后，经济学家估计，通过限制钢铁进口保留一个工作岗位，消费者要为此承担75万美元的成本，⑴而且并不是一次性75万美元，是每年 75万美元。那时候，一个普通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加福利大概是4万美元一年，所以政府实际上在破坏75万美元的财离去创造4万美元的价值。就连这都夸大了钢铁工人的收益。保住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作所获得的真实[1] Gary C. Hufbaueri Diane T. Berliner. and Kimberly A* Elliott *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Stales 3J Case Studies、1986-收益应该是他作为钢铁工人所賺的钱和他的第二选择所能赚的钱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钢铁工人去做其他工作每年能挣2. 5万美元，那些从限制进口中所能得到的收益就不是4万美元，而只是1.5万美元。所以，保留一个丁作所造成的财富净损失是每年73. 5万美元。还有一个例子。政府常常阻止人们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比如，尽管你已经付了邮箱的钱，但却不能合法地让UPS、联邦快递或当地的报社塞任何东西到你的邮箱里。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狭隘的目标，即维护自己在邮政行业的垄断权。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这个邮箱的价值本来要更高一些。当政府卷入的时候，这种破坏会出现得非常普遍，因为根据法律，政府对它所造成的破坏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在私人部门里，在处理私人财产的时候，这种破坏要少得多。因为除了罪犯，没有人有激励去制造破坏，而所有其他人都要为他们自己所作的破坏负贵任。比如，在私人部门里，人们不会去干预你所创造的机会，你当然也不会。为了钱想这么做的人（除了政府的代表以外）会被称为罪犯。政府和罪犯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可能跟你以前想的不一样：因为政府能够合法地破坏财富，所以他们破坏财富的数量级要高于罪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政府：政府是那种很差的父母，一意孤行，而且从来没注意到我们已经长成大人。我们在一生中有许多想做的亊做不了，因为政府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比如幵车不系安全带，偶尔抽支大麻烟，或者买不包括怀孕亊项的低费用保险（联邦法律要求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必须包括怀孕福利）。政府说我们不能做这些决定，因为我们无法做出好的决定。它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们，而且是非常小的孩子。政府嘲笑我们，在我们整个生活历程里干涉和威胁我们。对多数人而言，这种玫乐的经济学? # n pHc X>V Of生活从我们踏人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在我们高中毕业后有一点放松，然后在剰下的日子里政府就一天一天地侵蚀我们。后来我们也变得习以为常了，好像生活就趄如此。最近《焦点暗访》（Candid Camera)的一个故亊提醒了我政府到底有多么无耻。在那个故事里，一名服务员对点了鱼的顾客说不能把鱼提供给他们，因为这对他们身体不好。然后，她把她认为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送了上来。人们被激怒了。许多人捍卫自己点菜的权利，并愤怒地走掉。这是我所见过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桿卫自己权利的最生动的例子。亨实上，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名服务员凭什么对我说我能点些什么，我能吃些什么，以及我应该怎么花钱吃饭。”政府一贯的行为就像那名服务员。政府经常以非常令人讨厌的方式干涉跟它无关的事情：它阻止我们买可能看上去有一点瑕疵但绝对安全的便宜桔子，它现在还试图操纵规则，让我们只能吃到加工过的美国乳酪。就像我已故的朋友蔡尔思（RoyChiids)所指出的，政府不可思议的卑劣，只要我们做的亊和某些政府官员所想的有一点不一样，它就会以罚款甚至监禁相威胁。政府甚至例行公事地为我们决定人生大事，从我们如何为退休储播到我们能为自己的房子做哪些改动，再到我们可以服用哪种处方药。大体上，政府是个对它所管制的领域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且对你自己的目标、利益、能力或意图一无所知，多数政府官员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些亊。政府就像那位服务员，根本的区别只在于：这位服务员是个演员，她的“受害者”能够轻易地离幵餐馆，而政府则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我们在这个国家电，它就会不断管制我们。孟德斯鸠在一本美国宪法的草创者们宵详加阅读的书中写道：“那些第十二牽| 205 筚*?之旅|>??精神恍惚，为国王掌管国家大事的人（minister),常常把自己渺小灵魂的需要当作国家的需要。”⑴在这句引文中所指的“人” ?可不是牧帅，而是那些政府高官。事实上，孟德斯鸠还是说得太宽容了。国会把向我们强制征收可怕的“退休金”的计划称作社会保障，但这些闰会议员可从没骗自己说他们也需要这个。他们给了自己一个更甜美的特别退休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每年超过10万美元的养老金。猜-猜是谁付了这些钱？肯尼迪总统从没试过要停止美国政府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但这不妨碍他做许多美国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亊：抽非法的古巴雪茄。阿拉巴马的参议员谢尔比（Richard Shelby)说他支持打一场毒品战，即使非暴力的毒品罪犯也要被判终生监禁，但这扦不妨碍他帮助自己走私毒品的儿子逃脱监狱之灾，仅仅只是付了 500美元的罚款。例子可以一直这样举下去。国会和政府官员的很多需要和我们一样，他们只是不希望我们也拥有这些《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就要把我们关进监狱。第一次华盛顿之旅给我的一个小小惊讶是，作为消费者，政府工作人员的需要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不应当惊讶的。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政府官员想要的东西和我们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的私人部门也运作得很好，而且比起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来，效率都更高。我所找到的最好的华盛顿博物馆游览指南不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制作的昂贵小册子，而是印在一张比萨店广告的背面。相对来说，华盛顿的出租车受管制不大，并没[1]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Vol. 1, Bk-13, ch.l, p. 255, 1751-(中译文来自 ,2001.陕西入民出版社，孙立坚、孙丕通、樊琛庆译。）?Minister有牧师的息思，所以作者才讲了这句话。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译为_人' 未作改动。一译者注Ml欢乐的羟济学癟麟 _ I T!4rW￡U>M有那种使纽约的出租车贽用变得很高的出租车运营屏障。这是因为：管制者（国会）也是消费者，当他们用管制可以帮助消费者这种鬼话来欺骗别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欺骗自己。去过华盛顿的人经常会说，那里的老建筑和雕塑是多么美丽，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老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筑前面的一尊美丽雕塑透餺了另一些信息。这尊雕塑是一个男人在约束一匹可能就要失控的马。这个男人代表着政府，这匹马代表着亨务。这尊雕塑概括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思考的不仅是关于他们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也是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如果不约束我们，我们就会不受控制。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在已经真正不受控制的却是政府官员。在华盛顿的亲身体验以及30年来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还让我了解到其他三件亊情。首先，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工作如此之差的“公共地悲剧”的概念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今天的普遍观念是，如果有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那么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让政府来作决定，花纳税人的钱来执行这个决定。许多人反对这种“一刀切”的方法，这当然也对，但它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从我们手中拿走的钱现在成了公共的，而我们则必须借助我们的民意代表以彼此竞争的办法来获得“我们的份额”。毫不奇怪，公共的东西因此会被过度使用和滥用。考虑一下这个场景：假定有100万人都拥有花园，我们现在不能用自己的钱来维护花园，而是被迫将钱交绐政府，由它来决定应当如何把钱花在我们的花园上。很荒谬吧！我们都知道多数花园不会被养护得像以前那么好，而且我们许多人所承担的税收要比自己养护花园的成本来得更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人们在考虑医疗保健、教食或其他政府事务的时候，想法却变得不一样了。我所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是政府的规模已经有多么庞大。我第一次在老行政大楼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这方面的一手资料。因为好奇，我作了些调査，结果发现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不但是邮政局，几乎整个联邦政府的人都住在老行政大楼里。事实上，我那有着美丽门把手的办公室在60年前是一些高级海军官员的工作场所，甚至罗斯福在任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用的可能也是这个办公室。在整个20世纪，联邦政府所占的GDP比重从 3%上升到了 20%,由于同时期GDP增长了大概20倍，这就是说联邦政府大概扩张了 120倍的样子。你也许会想政府在某些时候扩张，而在另一些时候是缩小的。但事实上，扩大的速度可能有时快有时慢，但从没缩小过。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但也没回复到战前的水平。在华盛顿，我幵始慢慢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一言以溉之：缺少激励。假定你是一个政治家或官惊，力图取消各种支出项目或管制。或者，你的目标并非如此，伹是看到身边有许多破坏性的项目，所以想终结或削减这些项目和背制。马上，你就会碰到许多从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反对者。就算坏项目也有受益者，比如那些领取补助金的人，在管制下减少竞争的企业，或者管理补助金、强制执行管制的官僚机构。里根在1982年提出要减少州就业服务部门的补助金之后，整个政府所收到的信全都是这些机构寄来的反对削减的投诉。不幸的是，那些受益者，如纳税人或消费者，却没有提出多少支持，因为平均起来每个人所得到的收益太少了。在上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中，里根政府没有收到一封纳税者寄来的支持信，说：“大胆地干吧，削减就业.服务补助金。”如果没有支持你的声音，听到的都是反对声，那你往往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规模不会缩减只会扩大的原因。总是在找事情做的政客和官僚是受欢迎的，利益集团努力争取他们的小特权，支持他们的政客和官僚也可以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管理补助金或强制执行管制的官僚机构一般就是利益集团。除非政府非常坚定地决心要削减政府项目，不然就往往会中途放弃。“顽固”的人，像我，往往会在几年后离幵?不顽固的人留了下来。你要想理解政府“做些事情”的激励有多强，仔细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大概在1986年，我在华盛顿见到了一些原来在里根政府时就认识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有90%我都是赞同的。几个月前，大学篮球明星林白诗刚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签约，就因过窜服用可卡因而死。里根总统对此感到很难过，然后他宣布要更严厉地推行毒品战。经济学家一般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方法往往使问题变得更难以收拾，迫使毒品迸入地下流通市场，推高毐品的价格，导致更多犯罪。基于这位经济学家以前对我所表达的观点，我以为她会反对这场毐品战，但是她强烈地支持毒品战和里根的行动。她给我看了她所写的备忘录，在那里她用经济学家所称的“市场失灵”来支持毒品战。她在备忘录中所说的失灵主要是指滥用毒品的人会丧失生产力，但包括她在内的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人们所得到的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会大致相应。所以，因毒品而丧失生产力的人所获得的支付也少了，因此他们自身鱿承担了生产力丧失所带来的成本，这里并没有什么市场失灵。我用这个论点和她讨论，因为她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她对支持这个论点的数据了若指窣。但她并没有用数据做答。她的回答与其说是一名经济学家的回答，不如说是她帮助老板里拫辩护的一种方法。她的语凋有点绝望，好像她已经厌倦了对自己本想说“是”的那些增加政府W制的提议说“不”。所以，就算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对政府计划持合理怀疑主义态度的人也会有强烈的激励，不惜对抗自己的知识也要支持已经破产的政府计划。我所了解到的第三点是，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所谓权衡通常是不存在的。我经常听到许多人，甚至包括那些政治立场和我相同的人都会说，如果你愿意承担风险，那一般就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但如果你喜欢安全，就更可能以经济自由为代价来支持政府计划。潜台词是政府减少了风险，增加了安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用高风险来取代低风险。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KDA)为例。FDA的管制让我们不能自由选择使用哪种药品，制造商也不能自由选择发展和生产哪种药品。作为回报，我们本应该拥有更安全和有效的药品。显然这才是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权衡。但亊实上，FDA的管制阻碍了许多潜在药物的发展，反而使风险变得更大了。怎么解释？ FDA的管制延长了药品开发过程的测试时间，所以今天发现的药物可能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都无法上市。近来发现的一种药物可能会逆转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发展，想想看这对里根夫妇来说是多好的消息啊！但里根永远都无法获得这种药物。多么好心的 FDA!髙额的测试费用推高了整个药物开发的成本，据估计，现在幵发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大概是5亿美元。了解这一点的药物企业管理层们会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可能有巨大市场的药物匕，这样才能补偿他们的前期成本。这就使得治疗罕见疾病的新药变得很少，因为研制这种药收益太少。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佔计，通过将人们本来能够使用的新有效药CO欢乐的经济学fMHDOM排除出市场，FDA的管制每年至少造成5万未成年人的死亡。1,1你也许会想，我们至少从FDA的管制中获得了某种安全，因为通过严格测试的药物会比较可靠。但这点福利就算在FDA不剥夺我们任何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通过市场得到。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消灭FDA对新药物的垄断权力，将管制机构转变成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agency)。FDA 甚至可以继续坚持下面的措施：如果一种药品还没有被鉴定，药瓶上必须用大号字体标注瞀告：“FUA还没有核准该药品可供人类使用。”如果我们都相信FDA是非常好的认证者，而且没有经过他们验证的任何药品都是不安全的，我们就会拒绝服用任何不经FDA认证的药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获得了自由，也没有丧失仟何安全。不过这种情况现在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买车之削我们都会阅读杂忐并咨洵朋友，为什么在购买药品之前我们就不会这么做呢？亊实上，我们多数人现在就在服用FDA还没有核准的药品，医生以“药品标签外”使用的方式开那些药给我们。医生、各种期刊以及其他认证机构，这些都是我们的认证者。而且，取消FDA对新药物的垄断权力，我们中的许多人以及许多我们的医生，就会去相信其他认证机构，包括欧洲药物评审局 (EMEA)和其他私人认证机构，诸如美国药典（USP)，美国医院药典服务（AHFS)药物信息，或者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只要我们被允许忽视FDA的观点，能够被允许信任其他认证机构，那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话：我们认为在多元化的信息來源下，大家会生活得更好。大彩票事实上大政府就是大彩票。你在所有的彩票中都会吃亏，所有的奖金加起来肯定少于参加者所付的金额总和。非常讽刺的是，很多希望政府禁止或者限制彩票生意的人却在鼓吹大政府，不知道后者正是彩票之王。在 “大政府彩票”和典型的机会游戏（game of chance)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区别：在机会游戏中，玩家们自己选择去玩I而在大政府彩票中，每个人是不得不去玩。本杰明?福兰克林曾经说：“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是的，他们什么也得不到。第十三章终结课税?在这个W家，为自由而展幵的伟大斗争最初主要来自对课税的质疑。—爱德蒙?柏先⑴克林顿总统说卡尔维里是他们当中惟一赚钱赚到最高税级的人，所以他也是惟一要缴增加的那部分税的人……克林顿把卡尔维里弄到自己的大总统办公室，掏他的口袋……当时大概有20个人围在桌子旁边，看畚克林顿把手放进卡尔维里的后袋里，看这位极受欢迎的总统敲诈有钱人……克林顿最终从卡尔维里的裤子后袋里拿出了钱包。里面有80美元现金。总统抽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在大总统办公室里扔来扔去，这象征着对财富重新分配的方案。——鮑伯?伍德沃德《议祛：克林頓白宮内象>,19W(1] Edmund Burke, "speech to the British Hou9c of Commons". March 22, 1775, Burke Selected Works' vol. It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Discontents、Two Speeches on America* ed. ? E. J. Payne (Oxford, 1881), pp. 178?189.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1994--译者注第十三章2t3 终结i?税我从16岁开始就在经济上独立了，这个独立并不是成了 “富人”的委婉语，就是指字面意义上的自力更生。当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父亲把他为我上大学存的所有钱都给了我，这些钱大概可以支撑我在温尼伯大学一年多一点的生活，再加上奖学金、我的储蓄以及我在两年的暑期工作中所挣的钱，我大概就能自立了。到第二学年末的时候，大概还剩下50元钱的样子，所以我沿路搭车去加拿大的一个北部城市汤普森，那里是马尼托巴的镍矿幵发中心。我的计划是在矿里或就在矿的周围找一份有合适工资的工作，拼命地加班，然后带着足够我最后一年大学开销的钱回家。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是金刚石钻探工的“助手”，每小时工资3元（超过以2001年货币计算的15元每小时），然后拼命超时工作。但是，我所挣的钱却被政府章走了很大一笔。接下来的冬天，我第一次填报所得税表，亊实上这是个很简单的表格。我丌始填表格，但越填越生气，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填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在求政府把从我身上拿走的钱还给我。是我挣了这些钱，不是他们！我只好让哥舟帮我把表格填完了，然后签上名。我想要回这些钱，但我不喜欢以政府所规定的游戏方式要回这些钱。2000年9月当我读到一则关于维纳斯?威廉姆斯的新闻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威廉姆斯小姐以19岁的年纪贏得了美国公开赛冠军，拿到了一张80万美元的支票。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威廉姆斯小姐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重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他说.“你真的非常努力。"我说，“是的，我工作很努力，而且我214玫乐的经济学*? * "Hi JOY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我是个好公民。但你能让我少缴些税吗?”⑴当时克林顿厚养脸皮说他对此无能为力。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吗？在 1993年他可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就是他提出并签署了增税法案，并在它开始执行后大吹大擂，也正是这次增税让威廉姆斯小姐不得不从80万美元中牟出超过8万美元来交税。总统在税收方面向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他决定撤销自己1993年的增税法案，肯定会得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投票赞成，于是他又能够像自己以前决定征税一样再把它们削减掉。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但克林顿的确在撒谎。也许威廉姆斯小姐对这段历史有点了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接宥又问克林顿，她是否可以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挣到些钱，一个庞大的匿名组织就会跑过来，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便把钱拿走，这让人非常吃惊。我相信这就是威廉姆斯小姐的感受，也许在她16岁刚幵始正式挣钱的时候，这种感受转经更强烈。我向周遒的成年人抱怨课税问题的时候，多数人会回答说我不应该抱怨，因为这些税收是要花到我们的大学教育上的。我立即承认这一点，然后指出我会很髙兴放弃政府对我的教育补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只要让我别缴税。但是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当某个委员会在温尼伯大学幵会决定是否要增加对大学教育的补助的时候，18岁的我正准备去汤普森工作，临行前我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书[1]J. A. Adandc? ** Venus'Open Title a Hand-Me-Down Los Anodes Times, September 10 , 2000.面声明。声明主要参考了 UCLA的经济学家阿尔奇安的一篇论文，至今我仍认为这篇论文可以列人我所读过的经济学论文中域具洞识的十篇之一。111在文章中阿尔奇安指出，对高等教育的补助是穷人对富人的补助，因为儿乎所有受益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富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收入都比不读大学的人更高。所以，我要告诉政府不要补助我。后来，我发现所得税是惟一一种各国政府都征收的税。部分出于个人观察，部分出于我对公共财政的研究——这是经济学的一门学科，可以细致地分析税收政策，我还发现我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了避税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贷款买更大的房子，因为这样可以扣除抵押利息。大多数美国人都由雇主来支付健康保险，因为这样雇主就可以支付给雇员免税收人。英国曾经对窗户课税。政府注意到有大窗户的人一般都更富裕，因此决定对窗户课税。结果，许多人把他们的窗户封卜.，而且人们在建造新房的时候会尽景少建些窗户。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听，那些学生多数是军官，游历甚广，他们记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房子里没有储藏室，人们用便携式櫥柜取而代之。这是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根据房子的房间数来课税，而储藏室算作一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学生说，在有些欧洲国家，房子就像保龄球道，又长又窄。他询问后发现，这是因为当地政府会根据房子临街正面的面积来课税。另一个学生说在亚洲的某个国家，很少有人拥有已完工的房子，人们住的房子似乎永远在建造之中，因为政府向已完工的房子所征的税远髙于未f 1) Armen Alchian, " The Fxnnomic and Sodal Impact of Free Tuition," New Indiyidualist Review^ 1968. Vol. 5. No- 1 f pp. 42 ?52, reprinted in Armen Alchia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7.2-e欢乐的经济学> * * *^6 jo/ Of ff!C￡U>M完工的房子。所得税还会给刚进入娇姻状态的美国夫妇一个非常恐怖的惊吓。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已婚夫妇是根据两人合并的收人而非按单独的个人收入课税的。由于税率是分等级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你就进人了更高税收等级，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称此为“婚姻罚款” 了吧。就算你是在该年最后一天结的婚，也得像已经结婚一年那样缴所得税。结果，那些了解这种税收制度的人为了回避“惩罚”，通常会等到新年才结婚。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学家斯特鲁普（Richard Stroup)讲述了婚姻罚款”是如何使他和他的未来妻子简熬到新年才共结连理。这是比较有趣的情形，不那么有趣的情形是，一些人为了避免这种婚姻带来的惩罚，选择了同居而不是结婚。所得税制度也U:我们有激励将收人从?一个税收年度转移到另一个税收年度。许多自由工作者常用的办法是说服他们的客户，在一月初才把上年最后几个星期的薪水付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推迟到第二年才缴税。律师亊务所的合伙人经常把它发挥到极致，将整年的收入都放到第二年的1月1日。有趣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一直使用这种标准办法，但在1992年12月，也就是她丈夫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她改变了这个传统。那一年，她不再等到第二年1月1日，而是在12月就令走当月薪水，提前1年缴税。⑴为什么她会这么做？有两个非常充分的理由。首先，她的丈夫在担任州长时的收人很低，这就可以保[1]Charles R- Babcock, "Clintons Pay $70,228 in Tax on Incomc of $290,697 Last Ycari" Washington Postt April 16. 1993. p. A13.证她在1992年的高收人会被征以低税率。但她知道总统的收入是20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等到1993年1月1日，她的收人将会被征以高税率。这个理由已经足以让她这么做了，但可能还有第二个理由：她也许已经有了内部信息，知道她的丈夫计划大幅度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她也明白增税会追溯到1993年1月1日。?所以，如果在1992年缴税，希拉里? 克林顿需要以31%的税率缴税：如果她把收人留到丨993年，税率就会从 31 %大幅度提髙到39. 6%。每种税都会迫使我们寻找减少税收负担的方式，因此扭曲我们的行为。欧洲的高汽油税让人们选择较小的因此也就较不安全的汽车。当英国对投资收入征收最卨税率为98%的所得税时，除了利润极高的行业，人们很少会进行投资。比如，某人投资10万美元在一个回报率为20°/。的项目，他的计划是挣2万美元一年，但却只能保留微不足道的400美元。如果他拿那10万美元去买一辆劳斯莱斯，不包括车的折旧的话，他的每年资本成本只有400美元。怪不得英国有那么多人在开劳斯莱斯。顺便提一下，当披头士乐队在I960年代中期开始挣大钱的时候，他们被迫要和高税率打交道。毫无疑问，他们同时要缴最高等级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只”有 83% )和投资所得税。并不奇怪，披头士把他们的失望写进了 “收税员” {Taxman) 一歌中，对税率作了还算精准的描述。在歌词里，收税员是这么说的：让我告诉你结果会如何，1份留给你，19份归我。21?|欢乐的羟济学 I ? * J fMc JOT C?当时，高税率使他们写下这首歌：后来，则迫使他们离幵了英国。本章开头所引柏克的话更具一般意义：与自由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抵制课税。这就是戈黛登夫人（LadyGodiva)裸骑在马背上、英国大宪章、威廉?退尔向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开枪、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等事迹的共同之处。戈黛登夫人。在13世纪的英国，戈黛登伯爵夫人想劝说她的丈夫退回他向考文垂所征收的重税。为了把她吓倒，伯爵答应如果她赤裸着骑马走遍整个市镇，他就答应退税。猜猜如何？税收被豁免了，而直到现在，考文垂的庆典游行仍会重演戈黛登夫人当年的勇敢举动。m大宪章。约翰王的兄弟狮心王埋査被绑架，为了凑出赎金，约翰王提离了现有的税率，并打算征收新税。英国的男爵们不喜欢他这样做，于伦米尼德平原大战一场，强迫他签署了大宪章。其中的关键一条是“设无全闫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页金”。换言之，没有人民的公意许可，约翰就不能征收新税或提高税收。⑵要是美国政府也遵循大宪章的规定，肯定会是件好事。威廉?退尔。在13世纪对抗奥地利政府课税的斗争中，威廉?退尔是瑞上抗税者的领袖。他拒绝承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收税的权力，作为惩罚，他被迫向他儿子头上的苹罘射箭。这件事成功点燃了税收革命，持续了几十年并最终取得胜利。瑞士步兵联盟虽然在数最上差不多只是对手[I) Charles Adams* For Good and EvU. the Impact of Taxes on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London Madisun Books* 1993, p. 153.【21 Adams, For Cixjd and Evil、pp. 156?158.的十分之一，却成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在今天的瑞士，没有全体公民投票表示允许，政府仍然不能增税。⑴第四修正案。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写道：“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査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据宣誓或代皙宣告证明之一定理由，并开列所须搜查地点与所须扣押之个人与物品者外，不得颁发拘捕扣押状。”‘如果你研究了高等法院最近40年的判例，你也许会想制定第四条修正案的惟一目的恐怕只是使警察更难抓住谋杀犯、强奸犯和窃贼。那你就错了。建国之父们将第四条修正案放到《权利法案》里，是因为他们对 44协助令”深恶痛绝。英国的海关官员使用协助会在13个殖民地搜查走私物品。只要有这个令状，不需要法院命令就能进行搜查。建国之父们希望限制联邦政府在没有出示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捜査被怀疑逃税人的房屋和档案的权力。当然，建国之父们失败了。今天，美国国税局的员工可以很方便地要求银行提供人们的银行记录，甚至在没有提出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査封人们的银行账户。m梭罗。梭罗写过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论公民不服从”。这篇文章是梭罗入狱之后写的，他在文中争辩道，在某些确定的情况下，违反压迫性的法律是正当的。但他所指的是什么法律？他是因什么而人狱的？通常的回答是他人狱是为了抵制课税，因为税收会花在墨西哥与美国的战争上。对我来说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虽然它并不是梭罗的理由。梭罗拒绝缴的(1)Adams，For Good and Evil* p. 179.?中澤引自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丨997，第466页。——译者注[2]Adams I For Good and Evily p. 296.aso欢乐的经济学I ? ?xyr o* p-REtOO*i是人头税，而且他并不是因为税收的用途而拒绝缴纳。他拒绝缴纳是因为该税背后的原则，梭罗写道：我并非由于税单上的某个特别项目而拒绝缴纳。我只是希望拒绝向州政府效忠，隐遁起来并离它远远的。[U课税的本质为什么戈黛登夫人、英国的男爵、威廉?退尔、建国之父们，以及亨利?梭罗，所有这些人都反对课税呢？因为他们明白，课税的本质就是合法的偷窃。当政府向你课税的时候，它等于不经同意就拿走了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不就是小偷的行径吗？区别只在于，小偷违反了法律，而政府取走你的钱（通常）是合法的。有趣的是，就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也呰将课税与偷窃做类比。他写道：强迫的转移（课税）跟偷窃相比，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尽管两者都是非自懕的转移，但通过政府进行转移在行政过程中获得了授杈，披着合法与值得尊敬的外衣。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候，这个区别最多(1] From Henry I)? Ttiureau? Wald&i and Resasiance to Civil Government，ed. William Rooa? New York W. W. Norton,丨992、p. 241.(该文中译本可參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販从的传统> ,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第丨6?38页只能说是模糊的。1n不是说还有另一个主要区别吗？据说小偷取走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政府取走钱是用于对你有利的事。但我必须指出，并非总是如此。政府经常把大攝的钱花在对纳税人无益的事情上。比如，我付了加州的物业税、销售税以及所得税，这些税收有许多流向了加利福尼亚的公立学校，但我已经把女儿送到了私立学校，我没有从这些税收中获得任何好处。其次，关键还不是政府是否把这些钱花到你身上。想像一下，有个人拿枪抢走了你的钱，用你的钱买了块牛排，然后把牛排送到你家。你会说他没有偷你的东西吗？我不这么认为。他取走了你的钱并为你决定什么对你是域好的，而不是让你选择怎么花自己的钱，这同样是偷窃。很多人知道课税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们总是使用别的更委婉的词来称呼“课税”这回事。当罗斯福引入薪资税来违立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从不称此为薪资税，他称之为“捐税”，甚至还把它写入了法律。这就是为什么看薪资明细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联邦政府向你征的巨额税收名称简写为FICA, F1CA的意思是《联邦保险捐税法》（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当政客们主张提高征税时，他们从不说他们想强迫你拿出更多；他们说他们在“请求”你拿出更多。如果这还是“请求”的话，那 “要求”会恐怖成什么样子？在丨999年末，我住的镇上通过了一个提卨物业税来建立学校债券的方案。一个支持者想要解释为什么人们投票支持发ll] Joseph E- Sliglilzt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n 2nd ed * ? New York： W. W. Norton? 1988，222|欢乐的经济学r 纛 H 卜MF joy or rPEEJXV行债券，说道，“人们更愿意打开他们的钱包了。”⑴但这种语言是严重的误导。当人们打幵钱包的时候，他们是要自愿地买或捐赠一些东西。课税的本质则是一些人投票来强制性地打开另一些人（通常包括他们自己）的钱包。所以，一个关于人们为什么投栗支持增税的更准确描述是：人们更愿意打幵（挑选？）其他人的口袋了。请注意语言上的差异：使用误导性语言，税收这回事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慷慨的给予I但当使用精确的描述语言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就好像一些人用强烈的武力在对付另一些人。我们应当有税吗？课税就像偷窃。这一概念看上去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终结课税的要求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本章就可以到此结束。但我发现自己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课税就是偷窃，另一方面，政府如果不向我们征税以维持收支，我感到另一个政府就会进行接管，它会比现在的政府更差地对待我们。在冷战期间，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写道，他宁愿缴税给华盛顿而不是奂斯科，因为税率史低。⑵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争辩道，和政府相比，我们人民可以用更好和花费更少的方式保护国家。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定是错的，但我也不敢确定他们是对的。比较清楚的是联邦政府可以用低于2000亿美元的钱，或者说不到GDP的2%来保卫美国。那样的话，如果所有收人都依赖征税的话，税率也就不过是3%左右（为什么是3%而不是2%?因为课税的依据是国民收入而非GDP,而国民收入一般是GDP(I]Alex Friedrich 1 "Why Bonds Passed,. Monterey Herald、November 4，1999? p. Al [2J David Friedman,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 197.的75%。因此，GDP的2%大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我不想冒险为了逃避3%的税收而毁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当然，美国现在已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受到威胁了。但是，征收国民收入的3%?作为税收来避免出现概率不高但悲剧性的危险并不算多。所以，这一章的剩余部分就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即联邦政府需要相当于GDP的2%的收入。顺利指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政府的花费就一直成功地维持在2. 5%?3%以下。如何杀死一只青蛙人们说如果你将一只靑蛙扔到一罐沸水中，那青蛙就会跳出来，但如果你将靑蛙扔到冷水中慢慢加热，青蛙就会一直待在水中直到被烫死。我们纳税者就像那只青蛙。想像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的情形就像1913年以前一样：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社会保障税，没有公司所得税，没有遗产税，再假设前40年也一直是如此。忽然，政府决定以今天的税率征税，所得税率从15%到39.6% ,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率大约是你收入中 “首个” 8万美元的15.3%，公司税是34%,如果你的房子价值超过70万美元，遗产税率在35%到55%之间。于是，你突然就要面对政府要令:走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你认为你和你的同胞们会坐在那里忍气吞声吗？可能不会。我们之所以现在能够忍受同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它是在超过80年的时间串.被渐渐推行的。煮沸一只青蛙和提高纳税人的税率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煮青蛙的原文为-GDP的3%_,疑有误，改为?国民收入的3%——译者注欢乐的经济学?* S tmc .or 0e P06EOOV时候，你不太可能向那只青蛙保证和其他靑蛙的煮法不一样，但当政府提高税收的时候，一般会说目标只是针对小团体，同时政府会保证，其他人不会受到影响，当然接下来会慢慢提高对他们的征税。国会首次对所得税进行辩论的时候，支持者声称（或许他们也这样相信），它只会应用到收入非常高的那部分美国人身上。寧实上，税收制度一开始的确是这样的。此外，那些支持宪法第丨6条修正案的国会议员，也就是使所得税合法化的那些人，荇经允诺过最岛税率绝不会超过10%。⑴我能够想像当时的某些国会议员是这样说的：“请相信我，税率不会高于10%。”当时，最低税率为1%，向收人达到2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0万美元）的人征收。121最高税率为7%,收人达到50万美元（比今天的600万美元还要多）才需缴纳。换言之，多数人并不需要缴所得税，而且就算对最高收入等级的人而言，它也是相当低的。但仅仅三年以后，也就是美国参战之前，最高税率已经到了 15%。第二年即1917年，最高税率已经到了 67%，1918年则升到了惊人的 77%。保证最高税率低于10%的承诺就这样完蛋了。同时，最低税率也从 1%升到了 1918年的6%。财政部长梅降(Andrew Mellon)在丨920年代大幅降低税率，这直接造就了 1920年代的经济繁荣。到了 1920年代末，最高税率是所得超过10 万美元缴纳24%,最低税率不到1%,适用于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1]Robert E- Hall and Alvin Rabushka? The Flat Tax'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Pre9S, 1985, p- 20.[2]税率和可征税收入引自 Joseph A. Poc 丨丨丨 nan. Federal tsx Policyx 5th ed.，Washington： Brook-ings 丨nstiUition, 1987* p. 313o第十=牽终结ii税人群。但是在大萧条期间，胡佛总统把最高税率升了一倍还不止，达到了 63% ,最低税率也升了 9倍，高达4%。尽管在萧条期间提高税率肯定会延长萧条期，但他还是这么做了。罗斯福在整个1930年代延续了胡佛的政策，他把税率提得更高。在1940年，他已经把最高税率提到了 81. 1% ,向所得收入髙于500万美元的人征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提高了所有收入水平的所得税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最低税率已经达到了 23%,向应纳税收入中的前2000美元征收，应纳税收入超过20 万美元部分需缴的最高税率则达到了吓人的94%。联邦政府还在战争期间引入了代扣所得税的制度。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话数百万新加入纳税队伍的人就可以分期给付，也就不怎么能意识到政府从他们身上到底拿走了多少钱。（记住那只靑蛙。）所谓的“阶级税”已经变成了 “大众税”。战争的结束只带来了非常小的减税政策，而且在朝鲜战争期间又甫新恢复。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对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人所征的最低税率是20%，对收入高于40万美元部分所征的最高税率是91%。在1960年代早期，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个全面减税的方案，这个方案在他被暗杀后不久，也就是1964年被通过。他把最高税率从91%减到了 70%，向收入超过2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最低税率减到了 14%，从1000美元的收入开始征收。不过他减少了每个层级的税率，最高税率的门槛降到了 20万美元，而最低税率的征收起点变成了 1000美元——按照过去的法律，是4000美元。但不管苯样，这是一次实质性的减税。然后难以预料的事发生了：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前15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8%，然后就愈演愈烈，在整个玫乐的经济学? ? b j rHc joy of1970年代则一发不可收拾。1ŷ年?1980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6. 6% ,3倍于以前的水平，这导致了所谓的税级攀爬（bracket creep)现象。就算你的收入跟上了生活成本的提高，税后收入还是会下降，因为通货膨胀使你进入了更高的征税等级。1970年代的小规模减税对逆转这个现象并没有多少帮助，联邦所得税和高通货膨胀结合起来，提高了所有收入水平的入税比例，税收成了联邦政府效率惊人的嗛钱机器。从1965年到1980 年，收入相当于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其税级从14%升到了 18% ?中等收入家庭的税级从17%升到了 24% ,收入相当于中等收入两倍的家庭面对的税率则从22%升到了43%。⑴于是，在1960年代早期适用于最高收人人群的税率实际上应用到了中等收入人群身上，而原来为中等收入人群设计的税率鏺后则转到低收入人群中。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的优美之处在于，政府没有要求国会通过任何一条法律就获得了这些收入。普林斯顿大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伦德（Alan Blinder)是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回到普林斯顿之前他还担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伦德在1988年的书中居然说，除非你是经济学家或会计师，否则通货膨胀对税收的效应“会让你打哈欠”。121在对他的书所写的评论中，m我讲了我的秘书克瑞茜的故亊，那是在1970年代末的罗彻斯特大学，通货膨胀率很高。她发现尽管自己获得了很高的加薪，她的购买力仍然要比前一年低。这根本不是“让她打哈欠”的事，而是让她愤怒11 ]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1982 ? p. 120.12】 Alan S. Blinder, Hard Heads' Soft Heart、Reading. Maasachiectts Addison-Wesley? 1987, p. 47. 【3】 David R. Henderson, " A Liberal Economists Case." Fortune, November 9? 1987, p. 188.第十三章| 227 终结it税的亊。许多美国人也愤怒了。里根在1981年就任总统的时候，体会了这种愤怒，并采用两种措施迸行处理。这两种办法都体现在1981年颁布的税法中：一是逐步调低所有收人水平的税率，最低税率在1984年从14%降到了 11%,最高税率则在1982年降到了 50% ?同时他将税级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联系起来，这样单是通货膨胀就不能再把人们推到更髙的纳税等级中去了。在这一时期，政府的财税收入提髙了，从1981年的5993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7692亿美元，提高了 28.3%。调整通货膨胀以后，收入增加了 6.4%。但因为黾根和国会的支出也增加了 48.4%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23°/。），我们的预算赤字仍然很高。在1986年，里根政府和国会再一次调低个人所得税并消除了一些扣减额，把最高税率减到了 28%，最低税率则调到了 15%。老布什总统在 1990年开了倒车，把最髙税率变成了 31%，违背了他在1988年所作出的承诺：“请相信我，不会有新税。”这可能就是他1992年竞选总统失败的一个原因。继任者是当时少为人知的比尔?克林顿，他承诺为中产阶级减税。但克林顿也违背了他的承诺，增加了两个新的税级——36%和 39.6%。青蛙被煮熟了。征税的伤害对美国人而言，只要有工作，税率都是相当商的。多数美国人处在 15%这一级，也就是说，他们收入中超过起征点的每一块钱都要缴15% 的联邦所得税，而且除非他们生活在没有州所得税的7个州里（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内华达，南达科他，得克萨斯，华盛顿和怀俄明>，否则22S欢乐的经济学?t t Tfi￡ jCrt Of fPt￡EKlM他们还要向州政府上缴3%?4%的税。⑴在此基础上，美国人还要缴 7.65%的社会保陣和医疗保障税，这7.65%是鹿主代付的，因此人们实际上是以降低工资的形式缴了隐性税。这样，就算是收入相当低的人，总的边际税率也在26%?33%之间，中等收入者要缴的税率是28% ,洱加上 4%?6%的州税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税，总的边际边际税率大溉是 40%?50%,高收入者的总税率大概是50% (39. 6%的联邦所得税，没有社会保障税——见第十四章——加上2.9%的医疗保障税，再加上6%?8%的州所得税>。髙税率导致了两种大量的无谓损失。第一种是浪费性的税收支出，这一点经济学家们不怎么强调，但实际上应该加以重视。政府获得收入以后，花掉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1999到2000年的这届国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花掉税款方面都相当“慷慨”（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人们怎么把别人的钱花掉的话），因为他们30年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盈余。显然有理由相信，政府花钱的效率不如我们自己。就算是买辆卡车，政府对卡车价值的评估也不会跟我们一样精细，车还会被闲罝一旁，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被用来做一些价值不大的事等等。政府没有激励去小心地花钱，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钱，任何为政府机构工作或者对政府支出非常熟悉的人都可以提出无数的例了?来佐证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你想知道政府的运作有多么好或多么坏，域好的办法就是去问一个政府雇员，只要你能够得到这个人的信任或者他（她）知道你不会引用他（她）所讲的话就行了。金钱对纳税者的价值和对政府福利收受者的价值之间的差[1 】相关数据 i离査阅 http //www- taxfoundation. org/individualincomewcratcs^ htmlo异（假定前者要超过后者）就是一种无谓损失。经济学家比较重视的是第二种无谓损失，也就是每一税种都会使得人们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税制“扭曲” 了行为，让人们做可以减少税负的事，这种扭曲的行为导致了无谓损失，而且没有人从这种损失中受益。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一种税所引起的无谓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将汽油税从10%翻倍升到20%，所引起的无谓损失并不是翻倍，而是翻四倍。同样，将某人的边际税提髙一倍，比如从15%升到 30%,所引起的无谓损失要乘以4。根据哈佛经济学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KR)主席马丁 ?费尔德斯坦和 NBER雇员芬伯格（Daniel Feenberg)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估计克林顿总统对高收入人群提高边际税之后，联邦政府每得到1美元就会引起2美元的无谓损失。⑴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大规模减税，尤其是在联邦这一级。许多保守i 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已经讨论了我们是否应当建立统一比例税，也就是说，对髙于一定水平的所有收入采取同样的税率，或者是否应当废除所得税，改成销售税。我自己的看法是直接废除，不要再增加另一个税种了，理由是：一个替换旧税的新税会变成旧税的简化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就不得不同时交纳所得税和销笆税。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削减了[1] Martin Feldstein and Daniel Feenberg* **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Tax Rates on Taxable lnconic and Economic E((icier。cy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1993 Tax Rate Increas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cseanh. Working Paper 5370, November 1995? p. 21.2冗|欢乐的经济学*4 ? j ths joi oc rwecooM所得税，削减的部分用销售税取而代之。我预测在几年以内，两种税的总税金加起来就会比老的单一所得税收高，幅度大约是GDP的1%。如果不增加销售税，那可行的方法就是减少当前的所得税，削烕每个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大政府的支持者通常会反对这样的减税措施，他们认为这种减税对高收入群体的好处大大超过对低收人群体的好处。这没错，因为收入群体是绝大部分税金的来源。比如，前副总统戈尔在2000 年大选中攻击收人最高的1%群体挣了 1998年调整后总毛收人的18.5%(收人在269496美元或以上），交的税却占了联邦个人所得税收总和的 34.8%。同一年，收入最高的的5%群体挣了调整后总毛收入的32. 9% (收入在114729美元或以上），支付了联邦个人所得税收总和的53. 8%。⑴很明显，税率的整体降低肯定会极度有利于高收入者，因为他们所缴的税额本来就极度的高。你也许会认为中等收人和低收人群体很难同意全面减税，但你可能错了。问题在于，希望全面降税的人很少清楚地说明，从降税中得益最多的人同时也是目前承担税收最多的人。多数美国人如果了解情况的话，或许会认为全面减税是公平的。我这样说是基于民意测验专家赖德（Everett Ladd)在1995年所作的一项令人吃惊的民意调查。⑵这项民意调査问一个每年赚20万美元的四口之家总共应该交多少的税，包括收得税、社会保[I] 这些数据取自 IRS’s Statistics of Income,报告自 Patrick Fleenor, " Distribution of Ihe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 Special Report No. 101, November 2000( Tax Foundation. Washington. D- C. 07 0*^ '■?TCrDOM怛不要求人们进行指数化。让那些觉得太复杂的人继续付极高的资本利得税好了，而另外99%的人则可以拿出计算器，忍受一点点的复杂度，把自己的钱从政府手中拿回来。我们从漫长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一点：如果政府把钱收上来，它一定会把钱再花掉。吉姆?布莱克是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旧金山一名成功的律师，他有一次指出，对政府征税的巨大争议在于它是如何把钱花掉的。他解释道，如果政府花掉税金的方式和你自己花钱的方式完全一样，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征税成本为零，那么政府向我们收多少税都没有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让别人来选择怎么花你的钱，因此，除了国防和其他一些非常重要、如果政府不提供就没有人提供的项目以外，税收并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我还没有对我们所缴的最大宗税收进行讨论。除了那些收人极高的人以外，多数人所负担的最大一笔税不是所得税，而楚社会保陣税。>一章我们会对此进行分析。第十四章社会保障危机：原因及解决之道 M让我们拋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一种新体系来替代它。在新的体系里面，你的名字在最底端，然后你把钱给那些在体系最上面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等一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体系。——戴夫?巴里⑴1991年，我的一个学生斯蒂芬?巴努斯写信给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了解有关他所缴的社会保障税以及他所能够获得的福利的信息。在回复他的格式信函中，社会保障总署署长格溫多林?金（Gwendolyn King) 写道：[1】 Dave Barry I M Election could comc down to who kisses most orifice, Miami Heralds September24 , 2000-我想向您保证社会保障是建立在合理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在恷需要的时候，社会保障福利就会提供应有的帮助。巴努斯是个细心有打算的人，他在1995年又发了一封类似的请求信。这一次，格式信函中所写的内容有所不同。社会保障总署署长恰特（Shirley Chater)写道??社会保障信托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社会保陣体系还可以再支付35年的福利费用。这意味着国会还有时间制定出改革计划来保障项目未来的财务状况。仅仅四年之后，署长的措辞就从担保“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随时提供变成了还能“冉?支付35年”。1991年和丨995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亊实上，除了 1995年的社会保障总署署长可能比他1991年的前任少了一点不诚实以外，这4年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牛。社会保障从来没有建立在一个“合理的财政基础”上，与社会保障部的宫方宣传相反，那里没有真正的信托基金。现在所征收的薪资税在华盛顿稍作停留后，差不多有 80%就转到了现在的退休人员手中，政府则把剩下的钱用到了其他项冃上。所谓的信托基金包括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而这些债券不过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借据而已。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杰恩 (Chris Jehn)打了个比方，说发行这些债券就好像你每年写张借据放到一个为你孩子的大学教育而准备的盒子甩。这些借据里写着：“我欠我女儿的大学基金5000美元。”这样存了 18年以后，你打开盒子，里面出现的第十四章| 237 打会保醵危扒：犀因及解决之瓛不是9万美元，只是18张废纸。那些在1940年代早期退休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只交了几年的薪资税。但是整个制度现在已经“成熟” 了，现在的退休者在粮个工作生命里都要缴社会保障税，但他们的回报率却要低很多。如果你或我玩这样-?种金融连环信（chain letter)的话，显然，会被关进监狱。事实上，的确有人为此被关进过监狱。他叫杳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在1920年被逮捕。他承诺投资者在90天里可以获得双倍的钱，然后把后加人者的钱交给先加入者，以此维持他的承诺。这就是术语“庞齐骗局”的来源。在庞齐骗局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两个主要的区别。第一个区別是，社会保障是政府经营的，无论是在合宪性还是在道德规范上，它都是合法的。第二个区别紧跟着第一个：庞齐必须依赖于那些会上当的傻子，而政府却可以运用武力。政府把社会保障薪资税称之为“贡献”，对2001年收入在8. 04万美元之内的人，征收额达到10. 6%之多（额外的1.8%是残障保险，另外还有向所有工作收入征收的2. 9%医疗税）。但是如果你想试试不作这种贡献会怎样呢？拜勒（Valentine Byler)先生就这么试过，他所信奉的宗教说成员们应该彼此帮助，他就通过不缴社会保障税来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结果国税局扣了他的三匹马然后卖掉，得到的308.96 美元用来弥补他的未缴税款。⑴因此，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政府的福利支出会超过所征收[II 这个故寧足 Martha Derlhick 讲的，见 Policymaking for Scded Security、Washingtoni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5? 资料来自 CongrtssionaJ Record、June 26? J9611 pp. 11307? 11308。㈣I欢乐的经济学f m ? | THr XTT rnttOGM的薪资税及那些债券利息的总和，因为那就是这些债券被卖掉以及政府不得不提现的时候。根据社会保障部现在的方案，这个日子是2024年，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处于退休状态。在1990年代晚期，据政府自己的统计师估计，要维持政府所承诺的福利，那么下一个10年的税率就要从现在的12_ 4%升到超过18%。lu如果比例达到18%，那社会保障税收就将占整个GDP的7.5%。但所有的联邦税金收人从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停留在GDP的18%?20%之内。如果这样的历史状况不变的话，那么社会保障项目就将占到联邦政府总税收的 40%左右，留下剩余的60%支付医疗、债务利息、国防支出以及其他联邦政府要做的事。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也就是说，实质性提高社会保障税率的可能性比较小，而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福利肯定要比政府承诺的少。先天不足我们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乱局之中？那要追溯到1935年，当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一起把社会保障设计成一种跨代“连环信”，就是它造成了未来几代人的巨大混乱。有趣的是，当年人们就这个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却没怎么讨论“连环信”这个问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客们都没有因这一点而感到不安。那时候，该方案的某些提议者认为社会保障税是向低收入人群征收的所得税的扩展。第一届社会保障理事会的精算顾问威廉姆森（W.R. Williamson)说，社会保障以“民主党式的风格”将联[I ]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R? ' Two Percent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s： Theii Potential Effects on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s and National Savin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No-6540? April 1998. p. 1.第十?章| 239 手t会保赡尨机：SE及解决之道邦所得税扩展到了低收人群体中。⑴罗斯福和国会还拒绝了克拉克修正案。这是密苏里州参议员克拉克 (Bennett Champ Clark)所提出来的方案，主张拥有政府所承认的养老金方案的雇主和雇员可以免缴社会保障税。尽管国会以51票对35票的表决支持这个修正案，但它后来还是没有被通过。如果法律中可以加人这个修正案的话，加人社会保障项目的人会少得多，而&随着私人养老金的增长，社会保障中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会逐年递减。罗斯福坚信薪资税是给这个项目提供财务支持的办法。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称这项税为“贡献”，迫使人们相信社会保障是自己支付的且将来有权享受的年金。这也是为什么罗斯福希望设立一个特别的薪资税而不是一般税收的原因。罗斯福认为，如果人们所缴的是专用于社会保障的薪资税，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肯定能从这个项目中获益。罗斯福说：这些税收在经济上根本不是问題。这完全是政治问題。我们把这些薪资捐助放在一起，并賦予捐助者以法律、遒徳和政治的权利来要求他们的养老金……税收就在这儿.没有任何一个政客能够拆毁我的社会保障项目。125罗斯福说，只要这种应得权利心态（entitlement mentelity)存在，社【I】 "26.000 in Brooklyn Defy Security Law/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9? 1936? p. 37.121 Arthur M. 5ichlesii。ger. Jr- , The Age of Roosevdt、vol. 2*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 Houghtcn Mifflin. 1959) ? pp. 309?310，referenced in Martha Derlhick. Policymaking for Social Security^ Washintoni D. C. : Breakings Institution? 1979? p. 230-240 |欢乐的经济学■ * j rnt xjr Of f??f W3M会保障就很难削减或消除。他是对的。但还有一个他没有提到但金融连环信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原因：年纪大的人会向政客们施压，要求维持福利，这就必然要继续向工作人群征税》当工作的人退休了以后，他们会要求对下一代征更多的税，如此代代相传。简而言之，罗斯福实施了一个滥用跨代转移的制度，并一直延用到今天。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1967?1972年之间，国会和总统将社会保障福利提高了 72% (调整通货膨胀后是37%)。当约翰逊的卫生、教眘和福利部长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提议增加10%的社会保障福利时，约翰逊回应道：“得了，威尔伯，你能做得更好。”⑴尼克松总统为此和米尔斯（Wilbur Mills)展开了一场攀比。米尔斯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国会议员，为了获得1972年民主党总统提名而乱开空头支票，最后的结果是福利增加了 20%。MIT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这些政策提供了知识支撑。“社会保障的好处在于它在精算上（黑体为萨缪尔森所加）是不合理的。”萨缪尔森的意思是，如果真实收入增长得很快，那每一代都可以从社会保障中获得比他们缴纳的史多的收益。当批评者攻击社会保障是一场庞齐式骗局时，萨缪尔森则在1967年把它赞美为庞齐式骗局，反而将了别人一军。 “一个增长的国家，”萨缪尔森写道，“是精心设计的最伟大的庞齐游戏。” U1 现在我们正被这个“美丽的”庞齐游戏勒索。如果包括雇主所付的那一部分，超过62%的家庭现在付的薪资税（多数是为社会保障而付的）(1 ] 故事来自 Peter G. Peterson, WiU Amc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 pp. 93?99c[2] 萨缪尔森的观点引自February 13, 1967。要超过他们所缴的联邦所得税。m这个项目刚幵始时，薪资税是收入前3000美元中的2°/。，由雇主和雇员平摊。到2001年，社会保障的税率在80400美元之下是10.6%,之后则为零。征税所涉及的收入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1938年的 3000美元，调整了通货膨胀以后，不到今天的38000美元，仅仅是今天的起征点，基本收入的一半。今天，雇主和雇员联合所交的税收上限是8077 美元，而在这个项目刚开始时是60美元。如果税收的增加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那么今天的上限就应该是735美元。见表14.1:表丨4. 1社会保陣的缴税上限来源.税車和税基来自各期社会保陳理寧会信托报吿：通货鼴胀调整来自各期总统经济报告.[I]Andrew Mitrusi and James roterba. _ The Distribution of Payroll and Incomc Tax Burdens, 1979?1999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707? May 2000?以欢乐的经济学，? _ jTHf .OV 0C庞齐VS.股市许多社会保障的批评者认为当前的老年人发了笔横财，而年轻人则做了笔蚀本生意。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年轻人的确是做了笔蚀本生意，但当年的老年人也没有从中得利。因为社会保障的回报比起股市投资回报来说是非常低的。在1987年发表于《全国税务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的一篇论文中，斯坦福经济学家波斯金（Michael Boskin,他后来成了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帕弗（Douglas Puffert)和绍文（John Shoven)以及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里寇夫（Laurence Kotlikoff)提供了社会保障税的收益率数据。⑴真实收益率在-0. 79%到6. 34%之间，随年龄（年纪大的人收益率较髙）、收人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益率比高收入家庭高）、婚姻状况（家庭中有一个+工作的，其收益率要比宇身的或一家两口都在工作的为高）不同发生变动。有趣的是，就算是收益率最高的一类人，即生于1915年，家庭中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所挣的饯用1985 年美元衡》是1万美元一年，他们的收益率也不过是6. 34%。其他类型的人，包括年轻一点的或者收入高一点的人，社会保障税的收益率会更低一些。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121哈佛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1】 Boskin, Michael * Laurcnce Kollikoff? I3ou^1bs Puffert. and John Shoven, "Social Security； A Financial Appraisal Aero? and Within Generations." National Tax Journal40? 1987? pp 19?34* 12】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 wick i "The Transition Path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和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寒姆维克（Andrew SamwiclO研究了激税的平均收益率，见表14. 2:表14.2社会保陣税的平均收益串⑴f ■.. .- ? ?M-m S ?Ml? 瀘分―f ? ? ? *rnmi^Ja ? n % ? %?*W%|0 ??■?. p *? / 考』，mau. ?厂 ?l^?邊知? ?内■出生年份）'315 年以荊：19151 9301945196019751990真实收益率 7*0% 。 4- 21% i 2.52% i 。-67% 丨 1.39% ； i-39% 1- 43%淸比较以上回报数据和你投资股票市场上的指数型投资组合的回报。根据计算股票市场回报的伊博森公司的研究，在1926年（1929年股市暴跌之前）到1997年之间，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为11.0%，凋整了通货膨胀之后则是7. 7%。当然从短期来看，收益率会有高有低，但是30年期的真实收益率从没有低于4%。所以收益率比较显示，对30年或以上的长期投资，私人的股票投资要优于政府为人们做的30年长期投资。当然，如果做5年期或 10年期的投资，可能股市会表现很差。根据伊博森公司的数据，最差的 10年期是丨964年10月1月到1974年9月30日之间，调整了通货膨胀率之后，那段时间的年投资回报率是-4. 3%。m但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在大约10年后使用资金，就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上。另一个同样有效的比较方法会让对照结果更加明显：看一看社会保障税产生的效应以及你的财富本可以产生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分三步进行了计算。首先，他们计算了你和你的雇主所缴的社会保障税的当前价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