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的经济学-欢乐的经济学

《欢乐的经济学》探付r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向面，让我们肴到允处不在的自由契机。继弗毕.德婪夫妇的《自由选抒》一书之后，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的妯有力论证。沿着同样的思路，作者粉碎r支持政府插f?环境规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传统观念，并a我们证明r为什么政府过分干预只会让贫穷永延，而非消除贫困。THE JDY DF FREEDOM黻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生十加拿人，数学学士（University of Winnipeg, 1970),经济学博上 (UCLA，1976)0现任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曾土编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Warner Books, 1993),除学术论文之外，他还为《纽约时报》等颇具影响"的媒体撰写各类专栏文章，曾担任串.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并在涉及税收、卫生、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听证会州任专家证人。献给正在世界上发展的未知文明该献解的炅感S然来自子哈耶克在〈自由宪牽〉（或澤〈自由秩序原理>)中所写的献辞献给正在美国发展的未知文明U —译者注SS致谢首先，我要感谢爱妻Rena,不仅仅因为在写作本书的六年中她所给予的支持，还由于她卓越的编辑工作。其次我要感谢已故的Roy ChUds, 当我在1990年代初构思这本书时，他便鼓励我完成它，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导师Clancy Smith,我在第一章介绍了他对我的帮助。经济学家Kussell Roberts为本书作了技术编辑，他的付出远远超出了所得：我接受了他的绝大多数建议，并且非常享受和他在电话中交流工作的过程。责任编辑Russ Hall做了一些关键的修正，更重要的是，他的热情反应让我确信那些政治信仰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也会欣赏这本书。Prentice Hall出版社的版权编辑Carol J. Laliier的工作快速而高效，而且我很感激她所说的，“如果戴维?亨德森竞选总统，我肯定会投他一票。” Mar-shaU Fritz对第十六章做了非常有益的评论。诸多人士以课堂传授、对话或写作的方式让我获得书中的许多观点。他们包括 Harold Demsetz, Armen Alchian, Milton Friedman,已故的2欢乐的经济学iT ?? I>?r Jt', ^ rutfTXJt*George Stigler,已故的 Ayn Rand, James Buchanan, Gordon Tullock,E* G. West, Alan Reynolds, Michael Prime, Perry Taylor, David Friedman, 已故的 Friedrich Hayek，已故的 Ludwig Von Mises,已故的 Hen-ry Hazlitt,已故的 Murray Rothbard，已故的 Yale Brozen,已故的 Merton Miller, Joan Kennedy Taylor 和 Paul Samuel90no 我要向那些没有列出姓名的老师们道歉。报章和杂志的编辑也给了我阐释自己观点的空间，他们包括《红鲱鱼》{Red Herring、杂志的 Jason Pontiii。《财富》杂志的 Dan Seligman 和 Rob Norton|《华尔街日报》的 David Frum, James Taranto, Max Boot，Mary O’Grady 和 Erich Eichmani 还有《理性》杂志的 Marty Zu-pan, Vigiiiia Postrel 和 Nick Gillespie。我要感谢John M. Olin基金、美国企业协会和胡佛研究院的资金支持。感谢我所在部门的前任主席Reuben Harris和海军研究院的教务长 Dick Elster允许我停薪留职，这样我才有时间完成这本书。我的朋友对这本书中的许多看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针见血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Tom Nagle和Greg DeYoung。同时，我在海军研究院的学生也是本书中一些篇章的宽容的热心读者。我要感谢Prentice Hall出版社副总裁Tim Moore这位热情而又专业的出版人，以及制作编辑Kerry Reardon和Anne Garcia。最后，我的代理Henning Gutmann做出了-我深信他还会继续-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Karen那充满欢乐的笑声从外表这座建筑给人印象深刻，但里面却是一排无趣的办公室。当然，或i午这H是我的想法。父亲把我们带到一被特别隔开的地方，在那间圆型的房子里面，大理石地面的中央有一颗大星星。父亲解释说，这是几个世纪以前存在于英国的“星宰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的复制品。那时候，围王可以随意逮捕他的政治敌人，让他们单独站/+:房子的中间，然后国干的支抟者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进行指控。被指控者没有权利请律师或者任何人来为自己辩护，审判的结果通常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执行死刑。爸爸告诉我们，在省议会大楼里复制这样一个房间，就是为r提醒大家，人民拥有政府不可践踏的权利。我在心中暗忖，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多好的想法啊。这是自由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在我的久脑和心中留F的最宇记忆。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儿年以后我会发现隐藏在限制政府权力这祌观2|欢乐的经济学I 1 卜nr 办 7 rnrr^cM念背后的，就是自由哲学。而今天我写下本书，不仅仅要去发现自由本身，更是关于自由的欢乐，关于自由的力a可以使这个星球上的数十亿人幸福生活的故事，这同样也是我及其他同道努力扩展自由的故事——我们的尝试时有成功。书中许多小故事介绍了我如何通过经验、对话和阅读来理解这个世界。ft第五章，你们会读到一个大企业的经理和我父亲的争吵，读到我如何从中发现私人产权制度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他人无名怒火的打击。在第八章，我描绘了自由市场所能创造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励，以及这种激励如何影响我和身边人的生活。第一章讲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与前任美国副总统的辩论。早年接受经济学教育的时候，我曾经在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实习，第十二阜讲述了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让我相信多数政府在多数时间串.所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破坏人们的生活，还从来不为此承担责任。这里还介绍了一些我成为政策经济学家后发生的事情，比如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以及拉尔夫?内德等人的交流。比如在第六章，我介绍了自己参加的一次听证会，在劳工部禁止数以百计的妇女在家里织滑雪帻赚钱的情况下，我作为专家证人帮助里根政府推出了相反的提案。第二章记录了我对拉尔夫?内德的一次访谈，内德以枇评不安全的汽车而闻名，同时却支持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于非命的联邦法律。在第十六章，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那些让我相信公共教育已经彻底失败的人的故事。在第十章，你会看见一位经济学家梅力斯的故事，他曾作为志愿者见证了 1970年代早期尼加拉瓜令人褰惊的贫困，并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步揭示出贫困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法。在第四章，我介绍了 1960年代的一位年轻盲人经济学家瓦尔特? 奥：他的研究报告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利益，证明了军队征兵制是尤效率的，应该被废除。我还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典故，并用全新的视角来阐述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1964年的底特律祌族呆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在第七章，我要讲述这件事，它会把你吓一跳。第七奪还会介绍有关当年罗莎?帕克斯拒绝乘坐的那辆著名公车的重要事实。在列举了书屮会讲到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想以本书没有涉及的一则故事來结束这篛序言。有史以来最为著名和动人的音乐作品之一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它的歌词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席勒原来想把这首诗写成“自由颂”，但在最后的定稿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 “freude”（欢乐）一词，而非“freiheit”（自由 >。这是因为，为了通过普兽士的审奋制度，席勒用“欢乐”替代f “白由”，但是允分广解席勒想、法的人肯定会知道他的真正用意。到了 1989年的圣诞前夜，那时柏林墙倒埸仅仅几周，伯恩斯坦为了庆祝柏林人获得S由，在柏林指挥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在这场演出中，他用原来的“freiheit”代替了合唱词里的 “freude”p用得非常恰当，你觉得呢？氟维? ft.亨德森录contents致谢第一箪自由的欢乐.................................1第二章迷上经济学................................14第三章任重道远..................................35第四?你厲于你自己.............................46第五章你的财产权................................62第六章联合的自由................................75第七章关于歧视的经济学........................100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欢乐..........................132第九章谁的收入9谁在分配7.................... 151第十章梅力斯的故事............................165第十一章市场德行与社区..........................173第十二章华盛顿之旅................................190第十三章终结课税.................................212第十四章社会保障危机：原因及解决之道..........^35第十五章以半价获得自由和臂康...................257第十六章“公立"教育之忧.........................295第I七皐环境：拥有它，拯救它...................324第十八韋我们时代的自由..........................349第一章一自由的欢乐在最近两个世纪，经济学被说成是“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 发明这个词的人是英国反资本主义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ole)。你可能永远也猜不到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过去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卡莱尔的假想敌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后者认为农业产出只会以算术形式递增，同时人口只会以指数形式递增，因此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贫困和饥饿。我错了！卡莱尔说“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只是因为在19世纪占据经济学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强烈反对奴隶制。⑴所以，这其实是一项非常无稍的指控，不是吗？对我来说，经济学永远是一门快乐的科学。它告诉我们自由（free(1 ]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资料，请參见 David M- Levy and Sandra J. Pearli " The Socrct History of the Dismal Science ； Economics! Religion? and Race in the 19lh Century,M Contributom' Forum % January 22 * 2001 ? rtww. econlib，org-2|欢乐的经济学^ I THf JOY WfEOO^dom)是繁荣（prosperity)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不仅能够获得自由，同时还能得到附赠的奖品：繁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根本信念。1968年6月.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我在马尼托巴大学等着和一位加拿大政府的中层官员会面。那时我H岁，两星期前刚辞去在一个美丽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里的差寧。要知遒，这份工作轻松有趣，而且蘄水很不错。要是我保留这份工作.螯个夏天赚到的钱加上我的储蓄，就足够支付大学第二年的学费了。身边的人，包括我的母亲，邹怀疑我的判断力是否出了问題。我的老扳的老扳叫我过去解释自己的行为。虽然他是否理解我辞职的原因并不影响我的决定，但我还是同意跟他见面。我进了办公室，那位官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解释r原因。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来来回回地给树贴上标签，并对这些树在不同条件下的生长情况进行记录。因为想了解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就问顶头上司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得到怎样的利用。他解释说，由于气候的不同，这些研究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树。“那么它们适用于哪儿呢?”我问道。他回答说事实上最适用于苏联。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一阵，然后才问：“花加拿大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苏联人，我们如何证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回到在赖丁山国家公园（Riding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的小屋，辗转反侧，一直在想这件亊情。我就是感觉不对劲，觉得不对劲的不仅是我的感觉，还有我的理性。我实在看不出向加拿大人课税来帮助苏联人有什么正当性。第二天，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用来帮助加拿大人又能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用税款来支付研究费用就是正当的吗？我想，它的正当性会强一些，但是否就“足够”正当了呢？它实际上是以剥夺纳税人的选择权为代价帮助了某一部分加章大人。这好像也是错的。我幵始回想起最近几个月在读的哲学家兼小说家、自由斗士安?兰德 (Ayn Rand)的书。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以一种很清楚的方式指出了问题：用向一些人课税的方式来帮助另一些人，实际上是侵犯了被课税者的权利。最后我得出结论，为了这个项目而向无辜的加聿大人课税，不管得益者是谁，都是错的。于是，理所当然，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必须离幵。我一整天都在考虑我的想法，想找到其中的破绽。毕竞，这是份好丄作，而且为了获得这份工作我花了不少力气。我们住得好，吃得好，工作轻松，还蛮冇意思，而且待遇也好。我真不希望放弃这份工作。但是一想到付给我薪水的是那些不知名的纳税人，而且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我就觉得良心有愧。44道德上的确定性”（moral certainty) ?和一股隐秘的力ft 在迫使我辞职。那个晚上，我告知老板我要在本周末离开。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在温尼伯的老板的老板。他是个很好的人，没有嘲讽我。相反，他试图用科学研究自身具有的价值来说服我。我提醒他，我所质疑的并不是他这个项目的价值，而是实现它的手段——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他竭其所能地劝说我。但我渐渐发现，不是我在竭力证明自己?Moral certainty指的是那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礴定性，尽管并没有到绝对的确定程度。在这里，作者指的是他感到自己也确实参与了这件不正确的學情o这个概念的翮译参照了苏力所译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译者注欢乐的经济学THf yyf rwrcooM的选择，反而是他要努力证明他所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几个月前，阅读兰德的书，并用她的观点来和那些比我年长的人辩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在我驳斥了所有的标准反对理由后，他们提出的主要异议就是：生活不会像我说的那样运转，你无法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坚持所谓的理想。但现在，我正在让理想与现实对质，而我突然感觉有了力量（power)。这是一种非常纯净的力童，不是去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我进一步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情。母亲教育我要用逻辑来思考问题，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父亲用言传身教的办法教會我不偷窃、不说谎、不欺骗。安?兰德的推理看上去就像是逻辑的下一步那么必然。我没有做任何与我所受家教相违的事，仅仅是沿着她的思想走下去，就得出了一些以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政府没有权利（right)操纵人们做某件事。我身边的许多成年人都很担心我——这一次，让人不快的是，那些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们试图说服我去调和 (moderate)自己的观点，却没能给我这么做的好理由。对他们来说，不需要考虑事件的背景，调和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我受到了诱惑。考虑到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或许也不会屈从于这种诱惑。但如果那时我能够计算出我所信奉的哲学的力景有多大，那么这位40岁的成年人试图说服17岁的孩子的方式几乎是徒劳的。1968年8月.温尼伯我坐在我的朋友唐?菌德兗的位子上，阅读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一篇叫“该死的公共设施”的文章吸引了我。这篇文章分析的是美国邮局，作者认为“该死的公共设施”正可概括邮局的服务态度，因为它拥有投递笫一类邮件（first-cfa33 mail) ?的法定强制垄断权。整个推理非常有说服力，并且充满热情，完全没有兰德式的愦怒。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Mifton friedman)。在读完“该死的公共设施”之后，我翻出唐的一堆旧《新闻周刊》，在里面寻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其他文章。当那一堆看完之后，我又在大学图书涫里找到了更多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我喜欢他写的所有东西，不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当然一般来说我都是赞同他的。我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反对征兵制（military draft)的文章，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越南战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征兵制是一项束缚年轻人自由的非正义之举。弗里德曼的文风在任何时候都是逻辑严谨和热情洋溢的，偶尔也夹杂着义愤，但绝不是那种我已经有点厌倦的兰德式咆哮和不时爆发的狂怒。我找到了一个智识和精神上的心灵伙伴（soulmate)。196S年9月，温尼伯这是温尼伯大学丨96B?W69学年注册的第一天。填完表格后. 我走到搞迎新活动的地方。一张桌子旁立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自?按美国邮件的分炎方式，第一类邮件是投递速度鳗快的，主要包括信件、邮間、明倌片等。—译者注6欢乐的IS济学u 0 rH￡ JOT C* ^PCSGCM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 ?俱乐部”。“自由至上主义者”，这个奇怪的词吸引了我，因为在上个月的一场讨论中，一位社会学教授就称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一个什么？”我问遒.心里想她是不是在说图书管理员（librarian) 或者浪荡子（libertine)。“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她说，“你一定知遒，就像去年搞学生报纸的那群人——丹尼斯?欧文斯、克兰西?斯密。”“不，”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去拜访他们。”“天哪！”她鄙视地说。桌子旁边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在哲学课上见过他。桌上摊了大约有40本书，我知道里面一些作者的名字，包括弗里德曼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另一些作者的名宇则从没听说过，比如哈耶克、熊彼特。然后我看到了一本非常熟悉的书：《源泉》(The Founhinheacn，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兰德的小说。“你读过它吗?”我问那个人。“百读不厌。”他回答说。我们相互作了介绍，他叫克兰西?斯密，也就是那位社会学教授曾经提到过的那个人。那周的晚些时候，克兰西邀请我在周六晚上8点半去和他们那帮人会面。对我来说会面的时间有点晚，因为我通常在晚上11点就已经上床睡觉。周六晚上8点钟，我的朋友，对自由至上主义也非常感兴趣的唐，和?Libertarian-?词在国内译达较为混乱，较常见的有6由放者、自由恚志论者、自由主义者等。该词的含义是限制政府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根据他们想达到的目标，本书将该词统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译者注我一起去见他们。我有一点紧张，同时也很兴奋。他们大概有五六个人，都比我们大2到4岁。那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晚上。首先，他们谈论政治，但是我从没见別人以这样的方式谈论政治。他们对时政和历史都有相当深的认识，他们谈起上个月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小威廉?巴克利和戈尔?维达作为特约评论员在同一个电视台.上相互争论（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巴克利提到了天主教教义和罗马教皇，并把他们与19世纪一个叫做阿克顿勋爵的英国人相提并论。他们谈论各种新闻，但主题很集中，有时讨论得非常热烈。克兰西和迈克尔?普赖姆谈到了他们去弗里德曼的避暑别墅拜访他，谈到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如何热情地招呼他们。他们还讲起在纽约拜访了安?兰德的同事佩考夫（Leonard Peikoff)。佩考夫问他们对兰德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 是否有不同意之处。他们回答说只有些许异议，事实上，他们正是来就此进行讨论的。然而佩考夫断言他们其实是曲解了文章的字面意思，会面就此结束。从此以后，克兰西就戏称他为“佩考夫老夫子”。除了见闻广W之外，他们的思路淸晰，头脑开放。他们是党徒（partisan), 但却是诚实的党徒。比如，在讨论巴克利和维达之间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在了巴克利一边，但并非对他就没有批评。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有权利和能力来评价那些比他们大三四十岁的人的所思所行。我一直觉得我也有这个权利，但通常我不像他们那样有丰富的信息来评估别人的想法。以往，我在会谈中总是十分活跃，但这次，尽管对他们讨论的每件事都感兴趣，我整晚却几乎什么都没说，只是不停地问问题，想知道更多的?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bc)o—译者注8玫乐的经济学% th? jjy Dr 料丨f f fjow亨情。他们也总媛能回答我。对我来说，这可是全新的领域。在听了两个小时一次也没有提到曲棍球、足球和其他运动的谈话之后，我断定这些人是同性恋（17岁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有许多陈见）。我从未碰到过仟何像他们那样沉迷干思想的男人。幸好，我们开始谈论女人。看来他们也喜欢女人。他们谈论那些有魅力的女人，但是和我以前所听到的粗鲁语言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抱以一种欣赏优美绘画般的态度。他们谈论那些女人的言论和想法，而不仅仅是她们的相貌。我喜欢这一点。时至午夜，已经过了我的上床时间，一个人说他饿了。我想完了，这下我没法跟着了。他们肯定对食物有非常高的品位，他们要去的地方对我来说肯定太高级了。错！我们一起挤进克兰西爸爸的那辆旧车，开到了温尼伯北部的一个小镇洛克港，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非常棒的、营业到凌晨的热狗店。凌晨2点半左右，我回到了家。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回想苕刚刚经历的一切：我找到了朋友。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唐，他昨天晚上一肓和我在一起。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觉得这是真的吗?”他没奋笑，这说明他在思考同一件亊情。我感觉我好像加入了一支伟大的道德十字军，那一定很有意思。接下来，在我三年大学生活（这是加拿大大学教育的标准长度）的最后两年，我同时接受了两项教育。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学习自己的主修数学和辅修物理的相关课程，扦完成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拿去做两件用来犒劳自己的乐事。一件是读一本（或一篇）克兰西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推荐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或哲学专著（或论文>。我以前并不是一个定期阅读的人，现在则每周要读一本书。第二件事更有趣：和克兰西及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们泡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在图书馆找到克兰西，那通常会发现他正在自助餐厅舌战自由主义者（liberal)或社会主义者，偶尔也包括保守主义者。我待在他身边，学到了不少东西。首先，我了解到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并非肇始自安?兰德。它有着数百年的悠久传统。举例来说，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就已经是对国王权力的极大限制。尽管它限制的主要是国王对贵族的干涉，并没有涉及农奴，但尊重人权的观念在n世纪渐渐向底层渗透，英国政府对平民的干涉也逬一步受到限制。当然，美国1776年革命的核心就是“免于统治的自由”（freedom from government)。我还了解到这个传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及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些人真切地思考了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我幵始认识到他们绝不仅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无聊家伙而已。其次，我从观摩克兰西的讨论和争辩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克兰西从来不楚仅仅为了贏得胜利而辩论，他总是力图在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看法之前先去理解别人的立场。我的坏习惯是在还没有明白别人究竟说了些什么的情况下就要去驳倒他们。克兰西的风格可不是这样。他能辨别出人们叙述方式的细微差异，并用一系列问题来深入这些差异。克兰西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着与众不同（哪怕是细微的不同）观点的独特个体，因此对他来说，在和别人辩论之前先去弄明白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一个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说资本主义的顽症在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克兰西会问：“你究竟是想说贫者愈贫，还是想指出人们虽然变得更富了，但贫富间的差距在拉大？”从那个人对克兰西问题的反应来看，你10|欢乐的羟济学? ? pHS jQt Or一般能判断出他其实从没对这两者进行过区分。但克兰西会假设他已经作过区分，而且会给他时间来想淸楚自己刚才到底想说什么。克兰丙扦不是在设贾陷阱，他只是想要弄淸楚人们真实淸晰的想法。从克兰西身上我还学到了这样一点：奄不妥协地面对周围那些强势成年人的敌意。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69年，也就是与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的一年，前任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来我们大学做了一次大型演讲。在提问阶段，克兰西站到麦克风前，引述了《丹佛邮报》一年前的一则报道：汉弗莱这个征兵制的强烈拥护者，在总统选举期间被问及，如果一个年轻人反对某场具体的战争而并非所有战争，那么根据良心拒绝（conscientious objection)的原则，他是否可以被免除兵役？《丹佛邮报》引用汉弗莱的回答说，允许个人决定哪场战争是道德的就相当于“给予了一个人神一般的权力”。⑴克兰西问汉弗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汉弗莱说他不记得自己是否这样说过，但因为这的确反映了他的观点，他会对此负责。然后克兰西说：“如果给予个体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神一般的权力，那么我们给予政府的为数百万年轻人作决定的权力又是种什么样的权力呢?”我不记得汉弗莱的具体回答，只记得他有一两次称克兰西为“年轻人”，然后提到权利之中隐含着责任。事实上他没有回答克兰西的问题。演讲结束之后，克兰西和我走到汉弗莱跟校长站眷的讲台前。我仰望猗汉弗莱，他大概有6英尺（约1.83米）髙，站在讲台上，鞋子和我的[1] The Denver Post、September 10, 1Ź.第一衆111 自由的欢乐I ■■头处于平行位置，所以我不得不仰着头看他。亨德森：你信奉美国宪法吗？汉弗莱：是的。亨徳森：你信奉禁止强制劳役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吗？汉弗莱：是的。亨德森：那么你如何调和同时赞成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与征兵制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汉弗莱：它们是一致的。亨德森：怎么一致？汉弗莱：我们有第十三条修正案，我们也有征兵制。我在那一瞬间愣住了。看样子在这个家伙的头脑里，原则与概念有着不可思议的弹性空间，或者，语词的字面意思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我继续问他。亨德森：你同意征兵制是一种强制劳役吗? 汉弗莱：课税也是强制的。我抓住了他的破绽：“那么你同意征兵制是一种强制劳役了？”但是我被打断了。在汉弗莱回答我之前，校长插进来说：“副总统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这个校园里的学生能够待之以礼。”我立即有一种羞愧的感觉，甚至没有去想自己是否真的对汉弗莱失礼欢乐的经济学ti ? I TH5 JOY TO6S00M了。一个有权势的成年人在我头顶上方说我表现得太粗鲁，所以我的脑子就停止了运转，表现得像一个4岁的小孩子。我就像小时候被人指责太粗兽时那样，看着汉弗莱说：“我很抱歉。”克兰西目睹了粮个事情，他激烈地说：“戴维，不要道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我立即意识到克兰西是正确的。我的确有点激进，但绝没有粗兽或不尊敬的地方。“你是对的。”我对克兰西说，同时对有人能够在我逋到权势者攻击的时候在旁边支持我感到乂惊又喜。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校长，然后对汉弗莱说：“我要收回刚才说的话，我不道歉。”两年前，我把这个故亊重新讲给克兰西听，他那时已经患了重度多发性硬化症。我希望他能够知道那时的一臂之力对我有多么重要。和克兰西及其他自由至上主义者初次会面之后，我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参与了一项事业（cause)。的确如此。这项事业就是自由。它引导我离开加拿大，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它引导我1979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专家证人反对兵役制。它引导我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一次小组会议上成为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克拉克（Ed Clark)的代表，我的对手则是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舒尔茨（Charles Schulze)及总统候选人罗纳德? 里根的顾问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争取自由的事业促使我作证反对禁止佛蒙特州的女性在家制作编织品用以出售的联邦法律。它引导我加人里根政府，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引导我成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经济学编辑，并在《财富》和《华尔街日报》上写下数十篇为自由呐喊的文章。它引导我在CNN上讨论自己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我们不需要为石油而战。它引导我编撰了第一本——直到现在也是惟?的一本——经济学百科全书：《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并向联邦法院法官讲授经济学。它引导我做了许多维护自由的事情。它还引导我花费无数的时间来阅读、思考和写作，思考自由如何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这些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欢乐的经济学》。这本书讨论的是自由，是自由的运作如何有效，以及政府对自由的压迫会如何搅乱我们的生活。这些均源于我和其他人的亲身经历，这些人包括名人，当然也包括更多的普通大众。第一童t^Fm迷上经济学一旦我明白人们皮当自由生活，许多问题的答案便豁然开朗。政府应该向人们征重税来养活年老退休人员吗？不应该。但所谓的社会保障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干涉雇主和鹿员间的合约吗？不应该。但强制性工会主义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阻止人们自由经营出租车业务吗？不应该。但政府的许可证制度正在这样做。政府应该禁止人们吸烟——不管里面是大麻还是尼古丁——或要求人们开摩托车的时候戴头盔吗？不应该。政府应该有权力以关进监狱为威胁，强迫人们参军吗？还是不应该。所有这些结论都能从自由原则中推导出来。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实践这些想法。那时我17岁，没有经验或足够的学问来判断一个自由社会该如何有效运作。在跟教授、同学及其他各种人的讨论与争辩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以宣扬自由观念幵场，两轮激辩过后，他们对自由的疑问就会变成它是否真的能运作。例如，反对者会说，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产业中的少数几个企业会垄断市场，强迫构买者“选择”它们的产品。或者，他们会说，如果劳动者不用交重税，那么他们就会把钱花光，老了之后会变得一贫如洗。又或者，如果政府不限制出租车的数童，居心不良的司机就会向那些不知内情的无辜乘客敲竹杠。这是绝大多数反对自由的人的观点，而反驳这些观念的关键都在经济学。所以我开始学习经济学。我读了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9es)、弗里德曼和罗斯巴（Murray Rothbard)等人的著作及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们合理地推导出了自由经济如何运作的原理，论证了为什么政府管制# (regulation) —般都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有时候弄巧成拙，结果与原来的预期恰恰相反I有时候则被特殊利益群体左右，为的是实现其不当目标。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有四件特别值得指出的事情。第一件源于一篇题目为“我，铅笔”的短文，作者是1958年一个名叫里德（Leonard Read)的人。文章里有一支会讲话的铅笔，它说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人知道如何制造“它”。如果一个人想所有事都亲力亲为，他一定会失败。事实上，铅笔是由数千人各司其职，在难以想像的复杂国际劳动分工之下制作出来的。笔芯里的石墨来自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橡皮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木头来自俄勒冈州，等等。这些听上去都不足为奇，它真正打动我的地方是，那支铅笔说，参与制造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像购买和使用铅笔的孩子那样关心铅笔，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嫌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是“非直接的关心”?ReRuIalion—词在中文中有不少译法?如管制、规制、监管等。本书一律把regulation译为货制。另，price control在本书中也被淨为价格货制。-译者注16玫乐的经济学.* thc jov o*= pprtjcw(derivative caring)却能使他们集中精力制造出一支髙品质、低成本的铅笔。即使在学习初级经济学30年之后、在讲授初级经济学并用“我，铅笔” 一文作为课程读物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要不断提醒自己市场所能创造的奇迹。开车的时候，我从不担心刹车是否会失灵，我相信它们非常有效，因为东京、底特律或其他地方的某位工程师已经为我的刹车系统付出了极大的心力。这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我本人，而是由于他关心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在我害怕自己失明、得癌症或者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时候，我记起了 “我，铅笔”，并认识到某个地方（事实上不止一个地方）的研究者正在想方设法让我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另一些研究者在思考治愈的办法I还有一些人则在探索如果无法治愈的话，应如何减轻我的症状。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不关心我是准，也不需要有人去命令他们把工作做好。他们自身的生产欲望支配着他们运用所拥有的知识创造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让我生活得更好。早期阅读中学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正如黑兹利特和冯?米塞斯曾指出的，当人们游说政府资助某项事务，比如说艺术、农业或教育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政府从其他人身上收钱，来资助这些人不准备购买的项目或服务。?一旦我这样看问题，不要政府资助普通口常亊务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那会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权。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是，关税不仅损害了产品被征收髙关税的国家，也使进口国的公民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来购买产品。19世纪的法国多产新闻记者巴斯S (Fredric Bastiat)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呰妙称关税为“负向的铁路”。两国间的铁路会降低商品的运输费用，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而征收关税却会提高运输商品的费用，这样一来，铁路好像就被抵消掉了。即使对阅历很广的记者来说，关税会损害进口国利益的事实也是令人震惊的。多数赞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报道都只看到出口商因此可以获得的巨大收益，而忽视了便宜的进口货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我学到的第四件事一-冯?米塞斯和罗斯巴都指出过——是当政府插手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时，通常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又导致政府更进一步的干预。如此循环，问题和干预都越来越多。我最熟悉的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后期对原油和汽油的价格管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让我后来成为一个能源经济学家。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使用价格管制时，一开始并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当欧佩克组织（OPEC)在短短几个月内把世界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升到每桶11美元时，尼克松的物价调控员们却禁止炼油者相应地提髙汽油价格，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汽油短缺。尼克松的政策不是取消价格秆制，而是让政府官员以独断的标准分配汽油，继任的福特总统，以及福特总统的继任卡特总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然而，卡特总统非常惊讶地注意到某些人像“能源猪” 一样使用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这是某些政府官员使用的术语，这些人开汽艇，买大轿车，他们冬天取暖，夏R制冷。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人为控制的低价位上继续不节制地使用汽油和原油。针对这个问题，卡特总统乂不是去终止直接引起麻烦的管制，而是限制人们冬天取暖，夏日制冷。他和国会一起，提髙了针对轿车和卡车的所谓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CAFE)标准。这个标准要求汽车制造商全年所销售的轿车和货车要分别达到一个给定的平均燃料经济性水平。1983?1984年在我担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能源方面卨级经济学家时，呰努力取消这条CAFE法律，但没有成功。16!欢乐的经济学?? TMc JOY C* TWIDW在1985年的一篇论文中⑴，我指出CAFE是旅行轿车（station wagons) 从市场上消失的原因：它们被越野车（SUV)替代了，因为按照CAFE， SUV域于标准更低的卡车。CAFE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汽车制造商回应CAFE的主要对策就是把汽车造得更小、更轻。但那样的话，安全性也就降低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奶Institution)的罗伯特?克兰道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翰?格雷厄姆发现，汽车的小型化趋势无可避免，CAFE标准将会使1989 产品年制造的汽车在整个行驶生命中增加总计2200?3900人的死亡。[2】见到这份证据以后，198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的萨默斯呼吁“立即”废除这条法律。讽剌的是，以鼓吹汽车安全性而成名的内德和内德汽车安全基金中心的主管狄特罗（Clarence Ditlow)却强烈支持“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并敦促制定更多类似的严格法律。1Ų年代末，为了在《富豪》上写一篇关于内德和“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的文章m，我采访了一位老朋友，竞争企业协会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律师卡兹曼，他发起了一场抗议联邦政府CAFE法律的诉讼。卡兹曼说：m12]David R. Henderson. "The Economics of Fuel Economy Standards/ Regulation、January/February 19H5-Robert W. Crandall and John D. Graham, u The Effect of Fuel Economy Standards on Automobile Safel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XXII (April 1989)? pp. 97 ?118.David R. Hendcreon, "Less Good Than Harm On Balanx, That's What Ralph Nader Has Wrought*" Barron’s，July 31? 1989, p- 9-关于内徳和狄特罗的回应以及我的再回应?谓见"Safetyand Economy： An Exchange." Barron's^ August 211 1989-第二* 119 迷上钱济学l这是汽车安全中心第一次在更多安全性和更多政府控制之间进行的明确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然后我访问了狄特罗。他立即承认“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法律使汽车变得更小。我问他，如果发生车祸，他是希望待在大车还是小车里。狄特罗：我会选择一辆有安全气囊的小车，而不是大车。亨德森：那么一辆有安全气囊的大车呢？狄特罗：你就是想让我说“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对安全的彩响。狄特罗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种默认。我曾和内德有过90分钟的访谈。111下面是谈话中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内德：（当听说我发在《富豪》上的那篇文章是由编辑布莱贝格负责的，内德宣称这位编辑巳经给过他十次不公平的对待。）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再试第H次吗？亨德森：会的9内德：为什么？因为你高度的新闻公正性素养（jouralistic integri-ty)吗？亨徳森.?那也是一个原因，但假设我处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要[I) 根据1989年7月的电活记录。20|欢乐的经济学*fc j tME XJ-r C1* PW500M求采访我戴维?亨德森，我会说好的，因为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亨德森：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开足汽车马力来冒一下险，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内德：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作演讲，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人们有权买一辆不带安全气囊的汽车。我问他人们是否有权利买一辆没有门的汽车？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他非说有，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信。亨德森：亨利?福特早在政府要求之前很久就把汽车上的门作为标准配件了。内徳：但是大车污染更严重，而且伤的人更多。亨德森：所以要通过课税来体现这种伤害，可同时如果他们愿意付这笔税的话，仍然可以开大车。内德：如果一个人其的用脚去踢别人，只要他缴税你会允许他这么做吗？亨德森.?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啊。我们把课税等同于罚款或入狱判决。亨德森：你不许工人选择危险性工作的理由是什么？内德：依赖市场解决安全问題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许多工作方面的风险——比如苯等物质对安全的影响——是工人的感觉系统无法感知的。亨德森：工人不知道这些风险吗?篱二章逋上羟济学内德：他们知遒？亨德森：如果工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你会让他们自已选择吗？内德：你所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工人迫于自身的状况无奈地“选择”挨俄或从事危险性工作吗？亨德森：不是这样.没有人强迫他们。我们承认一些工人面临着两个都不怎么安全的选择，但你希望帮他们去掉那个最不安全的，可如果那个选择给他们带来更多收入怎么办？内德：我想要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亨德森：很好。但同时，在出现其他选择之前，你却剥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内徳：我要保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工作。亨德森：你能举出_个你一直反对的管制的例子吗？内德：安全管制？亨德森：是的?内璁：当然有。（停顿了 3秒）我一时想不起很多，但我的确反对一项管制、那就是要求在后座上装单独的安全腰带。我希望它和肩带是一体的。而且，我还反对要求人们系安全带的管制。亨德森：为什么？内德：我希望推广气囊。又-?次，人们没有取消引发问题的CAFE法律，而是建议提髙卡车标准，提高SUV的价格。他们更希望小车撞小车而不是小车撞重型卡车，尽管安全研究显示，较好的情况是重型车撞重型车。在读了大约一年的关于经济自由的著作和论文后，我慢慢发现，自由不但在道德上是髙度可欲的，同时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实用性。我迷上了经济学。某天，我和自己非常尊敬的数学教授、英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科茨 (Robert Coates)辩论经济自由的优点。他说：“好吧，我承认我无法反驳你的经济论点，不过如果你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自信，你为什么不到经济系上一门课呢？我打赌他们会对你的想法有很好的批评。”这让我闭上了嘴。“他是对的。”我想，“我以前所阅读的都是那些强烈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去上一门主张政府干涉的经济学教授的课，看看他能说出些什么来呢?”所以第二年（加拿大的大学，多数课程都会开一年而不是一个学期），也是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一门经济学原理课程，用的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和安东尼?斯科特（Anthony Scott)合写的教材。这门课出奇地令人失望。不管是教材还是就教材展幵的沉闷的课堂话题，都没有超出我以前和别人讨论与争辩的范围。举个例子：自由经济会趋向垄断吗？他们不是直接就这个话题展开分析，而是把重点放在怪异的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上。在“完全竞争”状况下，每家企业都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企业不会花一分钱在广告上，因为已经假定每个买家都拥有完全的信息《所有企业的定价都相同。对我来说这个模型一点也不完美（perfect),它看上去很无聊。后来我知道，这是经济学教育的标准方法，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淸楚地记得一个例外。萨缪尔森的书中有一段讨论期货市场的运作一他的解释非常好。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萨缪尔森告诉我们，当人们预期供给不足的阶段要来临时，期货市场就0然形成了。这并不需要政府来规划，要求人们现在贮存东西，留到稀缺时刻使用。21年以后，也就是1990年，我想约人在我的《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写一篇关于期货市场的文章。我打电话给萨缪尔森，告诉他这个故亊，并请他写这篇文章，但他很有风度地拒绝了。除此之外，除了非常精炼地提出了各种经济学话题以外，萨缪尔森的这本教材和课堂练习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如果你那时问我是否想成为经济学家，我肯定会说，14绝不。”除了极个别例外，他们所写的东西和谈论的话题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也跟我和我所认识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差之千里。我需要为自己的将来作筹划，因为几个月后我就要毕业了。母亲死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得到了一笔不多不少的保险金，所以我不必急着作出决定。但我想要有一个计划。我对飞机一向很肴迷，准备投身航空亊业。但是在第三次飞行课后的几天，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教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来访。我所在的温尼伯大学自由至上主义者俱乐部拿出整年的预算，请德姆塞茨在两天之内作三次演讲。一个叫做院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的美国组织向我们推荐了他，由于我们年度预算微薄，这个组织还捐助了几百美元。德姆塞茨的演讲令人大开眼界。他解释了为什么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对黑人和其他+受坎迎群体的歧视。比如，如果房租管制使租金低于自由市场下的租金水平，那么一位略带种族歧视的白人房东面对一群㈧I欢乐的经济竽? s I the x>r Of rntUiCM想要租他房子的人，会倾向于选择白人房客。他说：“房租管制会使歧视的成本变成零。”然后，德姆塞茨分析了二战期间《芝加哥论坛报》分类消息版面里限制性词汇（比如，“不要黑人”）和销售家具捆绑租约（他指出，这是一种绕过房租管制的方法）的广告的比例。德姆塞茨说，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受到管制的租金越来越低于自由市场下的租金水平，这类广告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到1945年，有90%的广告里要么写了上述两种情况里的一种，要么两种都写了。我也喜欢德姆塞茨的风格。在与那些持有异议的听众的交流中，他表现得积极而又有技巧，但又很公正。在整个过程中，他都镇定自若。比如，有一次德姆塞茨分析了如何用所有权来解决污染问题，听众席上的一位教授引用了社会学家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所说的话——任何交易中都有一个胜者和一个失败者。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瞥句，从没想过去分析它们。但是德姆塞茨回击说：“这不对。任何一次交易中交易双方都是胜者，否则他们不会进行交易。”我从没见过德姆塞茨这样的做亊方式：言必有据。举个例子，一位听众说，如果没有管制，航空公司就会向乘客敲竹杠。德姆塞茨引用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法与经济学杂志》Uoumal of Law and Economcis)，一份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学刊——证明，同等距离的机票，在没有管制的加利福尼亚州价格却要低30%。在演讲之后的休息时段，他一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我心头郁积了一大堆问题——经济自由的批评者们拋出来的一些难题，我没有办法给出让他们和我自己满意的回答。我记得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不应该干涉电力公司和其他被称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他的回答是不应该，然后向我推荐了他自己的一篇论文：“为什么管制公用事业公司?” 一发表在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突然，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又复活了。这个人过着很有意义的生活，和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们共亊，言说和践行着非常有趣的事，和我在课堂上所见的完全不一样。他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德姆塞茨再为这份兴趣加了点佐料：当我在机场跟他说再见时，他建议我应该考虑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接着他给了我最后一点忠告。他说，找到往期所有的《法与经济学杂志》，开始读吧。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飞行学校，取消了我的课程。我“重新迷上” 了经济学。5月份毕业以后，我去芝加哥大学拜汸德姆塞茨，他带我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午餐，拜访了弗里德蛙，并买了全套《法与经济学杂志》。我把差不多20卷的杂志塞进破旧的黑色纸板f?提箱，通过温伯格机场行李传输带时，手提箱裂了。加拿大的海关人员要我打开袋子，我说最好不要，因为我怀疑是否还能再装回去。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回答，他坚持要打开——结果我们两人都很后悔。我打幵袋子，砰地一下从各种内衣中滚出了一堆杂志。然后他给我一大卷粉红色带子，把已经彻底破裂的手提箱捆起来。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好笑——拖着笨重的旧手提箱，箱子还绕着粉红色带子，到处找最近的公共汽车。那个夏天，我的研哥自杀了。他长期患有忧郁症，我母亲七个月前因癌症过世后，他的病情也每况愈下。我和哥哥的关系很亲密，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在失去两个亲人以后，我决定去和朋友一道生活。我打算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一年本科高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所以搬到我的朋友朗?罗宾逊pe|欢乐的经济学? > |~HE .-ov Of fPEfeL>C4J那里，他在加拿大的国营电台CBC做节目。接下来整整一年中，我每天早上读四个小时《法与经济学杂志》里的论文I根据文章的注释，又去读其他学刊的论文和书。举个例子，我就是这么发现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的研究，他们运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来理解政治家和宫僚行动背后的激励因素。事实上，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写的还是说的，那一年我所学到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激励很重要（incentives matter)。换句话说，如果你去注意人们所面临的激励，就可以理解和预测大量的人类行为。比如，要是发现治愈癌症的办法有巨利可图，许多人就会非常努力地去研究它，但如果政府宣布不可以将治癌药的价格定得高于生产成本，探索治癌新药的热情就会迅速降低。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我的女儿最近刚上完一门强制性的驾驶教育课程。这门课花掉我家200美元再加上女儿30 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聪明伶俐的她却没学到什么。学生们没有坐在模拟驾驶机器前，甚至没有看交通车道的平面图。相反，他们花了大蠍时间看反毒品和反酗酒的录像。这门课毫无意义。但是我本应当预测到这一点，因为问题就在于它是强制的。这意味宥，尽管我们付了钱，我的女儿花时间上了课，但我们都不是顾客。真正的顾客是政府，是它强制人们做这件事的。但政府是不会参加这些课程或为它们买单的，所以政府很难找到办法来确保课程的质景。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某位政府工作人员有能力监督质量，他也没有坚持要求课程改进的必要，因为这跟他没什么利害关系可言一一他并不为这门课买单，也不会去上这门课。如此说来，这就是一门典型的无用之课。事实上，这只是个小例子罢了。中央计划经济’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人们并不真正拥有某样东西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受到激励去关心它。如果你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开不开这辆车，为什么要给它加满油呢？如果不能从中得益，你为什么要去好好照料集体农场的奶牛呢？如果生产商的产品是去供应配额而不是满足顾客的需要，那么真正的顾客就是安排配额的人，而不是消费者。在经济学家的文章中，“激励很重要”这条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亊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和理解这一点，只是很少有人把它当成原则4来看待和运用。比如，你经常会听到经济学家指出现有自由市场的一些问题，然后鼓吹用政府管制或政府支出来解决，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拥有预算和/或管制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会把亊情做好。简而言之，他们没有把“激励很重要”这件事考虑进去。“激励很重要”这条原则非常根本，我教经济学课程的时候，经常会把它作为“十条经济学藏言”里的一条列给学生。十条经济学箴言1.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2.激励很重要??3.经济学思维是一种“边际B思考，?在本书中，作者将sodaiism等同于计划纟4济，将capitalism等同子市场经济。在翮译中，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鼴时，仍将前者译为计划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将capitalism译为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如涉及政治方曲的问栴前者译为社会主义，后者译为资本主义。——译者注欢乐的经济学tf * J JOV创造财畜的惟一方法是（通过交易）让物品转移到具有更萵价值的地方。推论：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利：5.信息是有价值的和有成本的：6-毎样行为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7.对商品或服务价值的评估是主观的，8.成本有害无利；9.增加一个国家的真实收入的惟一办法是提高真实产出，10.竞争是坚忍不拔的野萆，而非雅致柔弱的花朵。这一年中，我开始渐渐相信自由市场有能力创造美好事物，而政府一般只会将人们的生活搞砸。我也在了解自由市场的缺陷。我越来越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期盼下一年去西安大略大学上课，这样我就可以和那些教授辩论，看看他们如何反击。1971年秋季我去了西安大略大学，因为我想在那儿读一年本科高年级和几门研究生课程，还因为那儿有加拿大最有名的经济学本科教育。那一年，除了从一些非常好的经济学家那里学到许多扎实的经济学推理方法以外，我还从自由经济论与政府干涉派的相互辩论中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自由经济与政府干涉之间的辩论规则不同于两门经济学子学科之间的辩论。就令国际贸易来说，我的教授利斯（Clark Leith) 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他和同道一起组成了这个盛产贸易经济学家的国家中最强大的国际贸易研究团体。在课堂的大部分时间里，利斯都在分析那些支持关税反对6由贸易的各种论点。他会对每个论点进行清楚的分析，然后指出它们的问题所在：征收关税会让另一个国家用相同的手段进行报复I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征收关税才的确能够带来好处，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拥有能把关税设在“正确”水平上的信息，而这是不太可能的I政府设置关税的权力会遭到滥用，因为掌权的政府官员会得到不正确的激励9这些并不只是利斯的观点，而是——现在也是如此——全世界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们的主流看法。鼓吹关税和配额的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就像美洲鹤一样罕见。但当我上福利经济学的课时，规则发生了变化。那门课的布劳德教授 (Charles Plourde)使用关于“市场失灵”的文献反复进行讲解。他教导我们，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自由市场才是有效率的，而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立，后果就难料了。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我后来学到的一个经典而常用的例子是苹果和蜜蜂。苹果树提供花蜜，蜜蜂则用它来制成蜂蜜。如果果园主无法向养蜂人收取“利用苹果树”的费用，那么他就不可能考虑到养蜂人的需求，决定种植苹果树的时候数童一定会偏低。苹果树对制蜂蜜的积极效应被称作“正外部性”。几年以后，《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刊载了两篇论文，详细说明了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的“实际”契约安排。11】实际情况是蜂群的主人收取费用让蜜蜂对作物授粉，而所收的费用与它们的生产率成正比。简而言之，这个苹果一蜜蜂的外部性论点完全是闭门造车，并非来自真实世界。我猜想在数百万听过这个苹果一蜜蜂外部性故事的学生当中，只有不到5%的人知道真相。[1] Steven N. S. Cheung (张五常），"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XVI (1), April 1973? pp 11 ?33 {中译本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33 ?161 页David B. Johnson，"Meade，Bees, and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XVI (1) . April 1973. pp. 35 ?52.50|欢乐的经济学h m m。 THE xyf Cr FPTPDOM另外一个关于市场失灵的例子是“公共品”。其中我已经接受的一个标准论证是，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政府要提供国防服务就必须向人们课税：如果政府和任何其他提供国防的组织以此向人们收钱，那很难阻止不付钱的人享受防卫服务，要是每个人都有激励去搭便车，国防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起来。这个问题非常棘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化解之道。不过有个有趣的例子，不是国防，而是关于灯塔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灯塔所有者不可能向所有过往船只征收费用，灯塔的数最将会减少。几年以后，一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写了一篇论文，披露了相当不同的事实。⑴他指出，几个世纪以前英国灯塔数量的不断增加主要归功于那些私人灯塔，它们的所有者能向开到附近港口的船只收贽。所以经济学家所偏爱的搭便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好例子。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仍然使用灯塔作为例子。科斯这篇论文发表14年后的1988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教科书《公共部门经济学》 {Economics of the Pubic Sector)的封面上就有一?座灯塔。布劳德的指定读物中有一篇论文，是肯尼迪政府顾问贝特（Francis Bator)的“剖析市场失灵”，这篇文章为政府对公共品进行进一步干涉提供了基础。贝特写道，无线电信号也是一种公共品，因为一个人收听的时候无法阻止别人也收听。能不能允许电台抢夺信号，然后通过向人们卖解码器来限制不付钱的人收听呢？贝特认为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上是无效宇的，因为向每个额外的人提供服务的成本是零。⑴ R- H- Coasc.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 Journal of Law an Economics, Vol. XVII (2) i October 1974, pp. 357 ?376.贝特的分析不是为政府干涉打开了大门，而是千脆把门都拆掉了。布劳德坚定地认为，政府在任何一个人类经济生活领域内进行干预都是合理的。但有一天，布劳德开始讨论政府干涉的实际（而非假设）效应。他证明，石油进口配额会提髙国内油价，农业价格支撑政策会让农民生产过多的粮食，最后政府只得任其腐烂，飞行管制会使航空公司不必实行价格竞争。他说，这些管制和政府项目是有害的，应当被废除。这是我在这学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的激情。当他攻击一个又一个政府项目的时候，跟我志同道合的沃森和我两个人几乎无法抑制住欢呼的冲动。我们怂恿他，问了他许多政府干预的实例，他每次的回答都是政府应当滚蛋。我觉得很快乐：+骨这个家伙在埋论上怎么主张，他还是反对所有的实际政府干涉。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我后来了解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位教授身上的个案而已。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上主张干涉，却反对现实中的多数政府行为。这不像关于关税的研究，尽管在实践中看到了很多问题，但他们不会就此去质疑理论本身。看起来，我们缺少的是对政府如何运作的现实主义的认识。经济学家总是假定商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并运用百试不爽的自利假设。但当研究政府时，他们就抛弃了自利假设，转而假定政客和官僚会努力使公共品最大化。而事实上，政府不过是政治强势集团用来对付弱势群体的典型工具。第二个教训是，经济学家经常出于失望和恐惧而主张政府干涉。尤其在一对一的讨论中，你会很容易让他们承认，某个具体的政府干涉并不是好主意，但是他们不愿对此进行攻击，只是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或玫乐的经济学>f ar k ft # } THC JOV Of f^r>OW者lu果我主张取消政府干涉，我就会被认为太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了”。第二年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徳姆塞茨离幵芝加哥大学去了那里。我的教授多数都是自由市场论者，我很苒欢这一点，但我同时也怀疑，关于1?制，是否还有西安大略大学的教授们没有讲过的真正复杂的例子。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去把它们找出来。第一个例子是1973年廋天，我在华盛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实习期间找到的。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叫托利森的髙级经济学家，在我幵始实习的三个星期后，他找到了一份学院工作，辞职了。在那三个星期里，他让我参与了他手头在做的所有工作，并建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Herb Stein)让我代任他的高级经济学家职位，直到夏末他的继任者到来为止。赫伯同意了。所以，我成了委员会与其他政府机构卨官会谈的惟一代表。在一次交通部副部长主持的关于解除运输管制的会议中，我们讨论了解除管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形式。司法部的首席反垄断经济学家乔治?海 (Ckcrge Hay)通常是解除管制者的盟友，但这次却希望不同铁路之间能够互相亨有过路权。我反对这一点。我的基本理由是，这是他们的财产，如果强迫他们允许别人使用就是对产权的根本性侵犯。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因为虽然在华盛顿只待了六个星期，但我已经知道诉诸权利的道德论点不怎么管用。完全基于经济学，我找到了一条针对乔治?海的立场的非常有用的理由，于是我说：“如果允许其他铁路使用该铁路的轨道，你就减少了他们好好维护轨道的激励。”在受到UCLA的教授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的黛陶之后，我已经能够很轻松地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也希望借机肴肴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流经济学家会对此说些什么。我期待海的回复，结果他什么也没说。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攻击其他经济学家的动机而不是论证，这种情况到底有多普遍，我已经就此观察了好多年。最难忘的事发生在1973年秋天，那时我正在UCLA读第二年的课程。我被邀请参加华盛顿瑞盆协会 (Ripon Society)的一次会议，讨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谢菲德（William Shepherd)的一篇论文。谢菲德的知名论点是将企业拆分幵来以使产业更具竞争力。我们在UCLA已经对此进行过研究和讨论，UCLA的教授们，尤其是德姆塞茨，对这个观点批评甚烈。我从谢菲德的数据和沦证中找到了问题，并在发言中提了出来。我原以为我会再次听到“另一面”的观点，那是在UCLA听不到的。谢菲德的回应有两个方面到现在仍给人深刻记忆。首先，他并没有就我对这篇论文的具体批评作任何回应。其次，他对我实施了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并且傲慢地批评我缺乏经济学常识。这就是全部。另一件車发生在1983年夏天，那时我是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 —名高级经济学家。我的老板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刚刚又留聘了我一年。我那时的两个同事是萨默斯（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麦克尼思（Stephen McNees)。萨默斯、麦克尼思和我受邀参加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圆桌午餐会，讨论税收政策问题。在午餐中，经济学家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和其他人主张对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或比例税制。萨默斯在会议期间扦没说太多，但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不太赞同这些意见。萨默斯、麦克尼思和我挤一辆出租车回白宫。萨默斯并没有对巴特利特的观点进行议论，但他也没有沉默。在我们去往凸宫南门的时候，萨默斯恼怒地说：“巴特利特主张对富人征收低税，不过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34欢乐的经济学洛 0 TH^ JOY FMff DOU律师界有句名言：如果事实与你为敌，就援引法律，如果法律与你为敌，就援引事实，当两者都与你为敌的时候，那就敲桌子、髙声喊叫吧。当我看到聪明的经济学家们不去分析我的论证，而是对我和那些赞同我的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吋候，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拿不出进一步的分析了。第二童任重道远1978年9月.香港我作为观众参加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双年会议，它是一个由信奉个人自由的人组成的组织。27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学社会议。笫一天早上的首要演讲者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由他致开蓽辞。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瞻仰他的风采。他是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获得了经济学家所能够得到的最有声望的奖项：诺贝尔奖。在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早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他阐明了中央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所在。他指出，由政府对一个经济体进行理性规划所需要的信息量太巨大了.即使那一小部分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将其?握.更加无法有效使用，同时他还指出，只有灰I欢乐的》济学,-j k .■?*/ or自由市场能够产生市场所要求的信息。他最有名的一本书《通往奴役之路》，写于二战正酣之际、到现在仍是经典。二战后，代表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四国政府分区占领德国的杈力机构曾在苏联的要求下，禁止刊印《通往奴役之路》一书。⑴这个人就是哈耶克。哈耶克于1947年组织了朝圣山学社，那时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钟情自由经济的知识分子之?一。支持这一观点的人非常少，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团体，每两年有一个星期聚在一起，相互给予精神支持和勉励。第一次会议只有很少人参加，可他们都是个中翘楚。36个与会者包括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他们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在当时的30多人中他们还不算有名，德国经济学家欧肯（Walter Eucken)，他和埃哈德 (Ludwig Erhard)—起废除了由纳粹制订、盟军仏行、严重束缚德国经济的管制条例，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他第一个分析证明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Maurice Allais),他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来自英国的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波普尔（Karl Popper)和罗宾斯（Lional Robbins),他们后来都受封为爵士或勋爵。朝圣山学社是以这个团体在瑞士第一次开会的地点命名的，1947年以后，该组织有少许扩大。I960年代，哈耶克退休，移居德国弗赖贝格，对当时的世界形势及他的自由市场理念不被接受感到非常失望。但是诺贝尔奖又使他重新振奋起来。1978年，朝圣山学社在香港开会，哈耶克是[1] Danid YerRin and Joseph Slanlislawi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带着光荣和饱满的乐观主义情绪而来的。哈耶克告诉我们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气若游丝，我们必须准备开展一场大辩论，1:题应当是“取消导致经济失败的强制手段”。他还想在巴黎举行这样一场辩论，并邀请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参加。我站起来问了第一个问题。我对哈耶克说：“我喜欢你的想法，但你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者会赞同这样的措辞吗？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觉得他们是在主张强制。为什么不换一种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社会主义失败了吗？’之类?”他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的许多提问者都对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表示怀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他们觉得社会主义者不会允许辩论这个问题。斯蒂格勒是本年度朝圣山学社的主席，也是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那个人，他在休息期间主动与我交谈起来。在前一天的晚宴演讲中，斯蒂格勒已经说过哈耶克的想法和所谓的辩论都没什么用。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没有人仅仅因为观念的影响就会改变他的头脑。他误以为我的看法和他?-样。斯蒂格勒用他对传教者（prose* lytizer)的惯常轻蔑态度说：“哈耶克一首是个只知道行动从不考虑反对意见的人。”1987年6月12日，柏林勃兰登堡门勃兰登堡门的西边站着永远的乐观主义者、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 t他感到当时的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跟前任有些不同。勃兰g 堡门是非常蔷名的，更准确地说，是舆名昭著的。它是柏林墙中的一个关口，如果你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就会经过它。但是有一个381欢乐的经济学? 朽 I ihe joy rttfeww“小”问题?.要是你是东德人，没有通行证的话你是不能这么做的。从1961年8月起，东柏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柏林。近30年来，前苏联的领导人们向东德领导清楚地表示，他们希望边界是封闭的。里根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这儿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面墙。⑴一年以后，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表示，在他有生之年柏林墙不会倒塌。m1989年1月23日，纽约《纽约客》刊登了一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Ibroner)的文章^这并不新鲜。海尔布伦纳是《世俗哲学家》（77? Worldly Philosophers) 一书的作者.有教以万计的大学生读过这本书。他经常为《纽约客》写文章，但这篇文章有点不一样。这位长期提倡[1]引自 Dinesh D，Souza? RouaJd Reagam How an Ordinary Man Became an Extraordinary Leader' New York. Froc Press. 1997, p- 194-U】 Danid Yergin and Joseph Stanlislawi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126.第三章| 39 任重邐远计划经济的人是这么开头的：“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开始较*算起，不到75年，现在的答案就是：市场经济贏了。”1960年代早期，苏联实现了可怜的第一：工业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在和平时期人U预期寿命下降的国家。可悲的、破坏生命的故事在苏联经济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危及到人命的话，其中有一些本来是很好笑的。政府制定的价格太低，导致了严重的短缺，这意味着苏联公民不得不每天工作更长的时间来满足基本徭求。tn1988年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短缺的笑话非常流行：肉店的顾客：小姐，你能切〗00克的火腿给我吗？销售员：当然可以.公民，如果你給我火腿的话。由于个人或公司都不能拥有农场生产的粮食，也就没有人有激励去好好经营农场，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大比例的粮食烂掉的原因。事实上，评判工厂的标准是它的大致生产指标而非满足顾客的能力——它们的顾客是国家——这就足以预言糟糕的结果。举个例子，如果评估一家钉子厂的标准是产品数暈，那么企业就会大最生产大头针那样的小钉子I如果标准改成了产品重量，那么钉子厂就会转而生产数童不多但非常重的钉子。政府设定的价格太高会造成人们并不想要的东西严重过剩，有时，过[1]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1977.如|欢乐的经济学? p. 4丨里作了璽述D并非如此。针对所有人种的大规模奴隶制在美国从没有被广泛地执行过，但美国确实曾经差一点就变成了那样的社会。那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几个月就结束了。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授权政府可以禁止工人辞职，而且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工人不能获得新工作。因为违反这条法律的人会被关进监狱，最高刑期为一年，所以这个法案也被称为“不工作，进监狱”（work-or-jaiU法案。…在这条罗斯福提案之中，政府战争动员部门的主管将有权奴役人民。罗斯福的手下宣称这条法律可以用来维持战争期间的工业产最。很明显，这说服了美国众议院在3月27 日以167票对160票通过了该条提案。121就在4月3日参议院正式表决前的几天，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首先，罗斯福政府战时人力资源小组委员麦克拉特（Paul McNutt)承认，当前的人力资源扦不是非常紧张，而是处于“理想状态”。[>1在此之前，希望通过该提案的陆军和海军呰经成功地威胁住战时人力资源小组，让他们扣住一月份的报告不发，因为这份报告描述了 “自开战以来最好的人力情况”。⑷其次，战时生产部的月度报告显示，2月份的生产总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揭穿了法案支持者关于战时生产危机的谎言。151铍后，就是参议院表决前三天，战时动员和重建部门的主任无意中说出，“需要扩展人力资源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仅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