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初，沈阳205路公共汽车站务室，一个遭歹徒追杀而前来求救躲避的青年，被包括站长和共产党书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轰出门外，送进虎口。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青年成了贼人的刀下鬼。 同年夏天，在山西长治市，四个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的人，其一不慎溺水，其他三人竭力救助无效。岸上观众超过300人，许多人表示：“不给钱，不帮忙。”当医院主管把2000块钱高高举过头顶时，人群中才涌现出四个雷锋。在打捞上尸体后，四个雷锋先派人把钱点清数够，才把尸首交还。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空军军官、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百余人袖手旁观。最后，这位四次挺身而出勇擒歹徒的侠义军人，失手倒在血泊中，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消失。 九十年代之后，这类报导更是不胜枚举。到处是镇关西，鲁达却很少，打赢的鲁达更少。在这个大读武侠小说的时代，恶霸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另一种怪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对弱者十分冷漠，对恶人却献出媚态，显得有些热情，并把这种媚态称之为“侠义”。 上海于双戈盗枪杀人案，曾轰动全国。于的女友蒋宣布，要与于生死与共，于的密友徐，慷慨解囊，协助其出逃。案情公开后，蒋和徐受到大批人的赞叹和支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丑恶和强盗微笑，而这微笑并不能为他们换来什么，可他们习惯了这样作。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我没去救助受难者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强盗。这样，他们便可以推托掉行侠的义务。这种人面对贫弱时，却会突然拉长面孔，甚至在其背上狠狠推搡一把，享受一下作主人的快乐。 似乎人们是作坏人不合格，才屈就作了好人的。 究其根源，侠义观的沦丧有着深刻的原因。 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要管闲事，要文明，要忍耐。而教育子女“作一个不可欺辱的好人”的父母，却为数不多，教育孩子“面对欺辱别忘记自己的拳头”的父母，几乎没有（或者又变相为怂恿孩子去欺辱别人）。因此，一个乖张暴戾的少年坏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发现，只要他敢于大打出手，就没人敢出来干涉。那种对坏人绥靖、却严格限制好人的文化氛围，只能造就看客、屈服者、越来越多的恶霸。邪恶抬头的必要条件，正是好人退避三舍。如果环境不过分要求好人们恪守规则，那么坏人也就不会如此容易生存，好人在冲过来的坏人面前，也就不必只是不停地朝天上开枪，浪费子弹，直至被歹徒掰断所有的手指，成为屈辱被杀的“光荣牺牲”者。好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新《刑法》，有了一个可喜的突破。针对六类正在进行中的犯罪，其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无限防卫权”。即，当我们遇到1.行凶、2.杀人、3.抢劫、4.强奸、5.绑架、6.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防卫限度，置罪犯于死地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在坏人拥有太多自由的时候，侠义救助便使“多管闲事”和“没事找死”之间离得更近。“歹徒是带刀的，而我们却没有”，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最初讨论《持枪法草案》时的论点——不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只允许罪犯持枪，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好人和罪犯一样有枪，于是有了自卫和救人的可能——我们常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好人哪有平时带刀的？这个社会会认为带刀的是好人吗？古时多侠客，大概因为他们有刀，至少在心理上与恶霸先打个平手。 除了束手束脚之外，实施狭义行为还有许多严重的后顾之忧。五十年代为把三个小孩子从火车轮下救出而不幸严重致残的戴碧荣，当年曾誉满神州，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那位小英雄。今天，她不得不自己去应付终生的残疾，就像是吃了苦果，要独立去面对穷困的生活。我的昔日同事刘宽，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只身捕获了两名持刀杀人犯，被奖以120块钱，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家人终日因人犯亲朋的恫吓而提心吊胆。的确，古时候的侠士在每次壮举中，从未领受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赏钱，但是他们依旧除恶安良，对于一个没有职业、独身云游的人来说，行侠仗义的本身就是满足，就是奖赏。但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进行支援，行侠将是一句空话。 此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关于如何有效行侠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胜利，大多是侠士们用生命换来的，与歹徒搏斗，死的是侠士，下水救人和入林救火，死的还是侠士。这样的牺牲太多了，谁还敢贸然赴死。我们的社会应该作出一些努力，除了教给勇敢的人一些技巧，还要教给那些不敢直接上前去实施救助人一些参与办法，使他们不只是麻木地围观。遇到火灾，我们不是可以打119吗？遇到有人出了意外，生命不保，我们可以拨打120，遇到歹徒可以打110。实际上，我们可以作的事情有很多，在罪犯嚣张无备，全神贯注，打算落刀结果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的性命时，我们可以给他后脑勺一板砖。这时，我们不该放下杂念吗？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个人，他多么想活下去，他有妻子儿女，有老母亲。 嫉恶如仇，应该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一个人不能对恶势力大打出手，本应引以为愧，假如他佯装不见，或许他尚有一丝苦衷，但假如他偏偏还对歹人献上一笑，甚至还在歹人的拳脚下向罹难者补上一掌，那他的灵魂一定会下地狱。 侠义不仅仅只在路见不平时，我们不是常常感到社会不公道吗？可是问问自己，当这些不公道发生在自己周围时，我们作过些什么？像对待自己受委屈时那样大声骂过吗？向受委屈的人伸出过手吗？一块滋生了大量不公正的地方，正是由于那里有着大量对不公正视而不见的人。我们需要大量行侠仗义的人，也需要赞美这些人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中，最多的不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们可以洁身自好，尽量不参预到不公正之中，并且尽可能地减损一些不公正。世界需要热心肠，需要行动，需要所有人能对暴行以及丑恶的小动作报以冷对的横眉。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10 -------------------------------------------------------------------------------- 发表日期：2004年8月1日 我们劳动，我们收获 古往今来的人生有着三大共同的永恒主题——爱情、成功、金钱——其中金钱被看作是身外之物，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与人生内在之物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供养关系。今天，金钱更是势如破竹地渗入人民的生活，甚至完全可以买来快乐和爱情，爱默生在《唯名论与唯实论》中说，“这个在公共场合谈起来就脸红的东西”，而今“它的实际作用和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了。 人们对于金钱的需要有着素朴的认同和本能的希冀。一方面，只有有了一定数目的钱，我们才能购得家庭陈设，彩色电视和大容量冰柜，才能保障自己不受疾病的摧残。有了钱，才有了生活的一般状况。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心底企盼得到财富的某种捷径，以最小的付出，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潜意识里总幻想着创造一件服装而得到一百件成衣的税后净利。尽管社会文化要求我们把拣来的钱，如数交给某些官方组织，以使物归原主，但是当我们意外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大叠钞票时，最初一刹那的想法却是：“哇，这多好呵！”因为捷径比劳动本身赋予人们更多的本钱，而本钱越充足，生活的意义也就越充分，受教育、享乐、为了虚荣而挥霍的资本也就越雄厚。 人生需要钱，这是无庸质疑的。中国，哪怕是在最痛恨钱的时候，钱也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过。现在，只要一个人不至于太糊涂，他就会懂得，这些“玫瑰花”比起从前来，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钱一天天变成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迫切之物。 起初，金钱观念造成了新老中国人的一个代沟。长辈们对钱的认识停留在生命基本需要的素朴阶段，并把捷径意识锁死在心中，他们坚持要作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清贫，曾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哲学，也是维系内心平衡的支柱。他们并不知道，共产主义得以实现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拥有怎样的财富，只知道那时应该没有了钱。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假如离开恩格斯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就会饿死在书桌前。由于缺乏历史知识、社会学和哲学的基本常识，他们没能对马克思的学术著作看上一眼，当然也不会知道，这位伟大的哲学博士在一生的所有文献里，没有一丝对于金钱偏狭的厌恶。 那个时候，青年人却认为“钱，即幸福”，对于捷径异想天开的美梦甚至可以生长在不劳而食和坐享其成之上，他们打算作那种务实而头脑灵活的人。 九十年代一过，这个代沟几乎被填平了，那些屡屡被枪毙的贪污犯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说，八十年代重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到了金本位的致命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的茁壮成长有着它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唯利是图者、妒慕富人的人、守财奴在人口比例上占了绝对多数时，社会就因为拜金主义狂潮，呈现出不良的倾斜。大多数普通人，由于其内心深处的拜金情绪与贫朴现实相冲突，丧失了原有的乐天生活。 在金钱面前，青年人很自然地划分成了四类人—— $ 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者是人类本能乐趣的体验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大量攫取着。八十年代中期，一部分没有读过书但却胆量过人的人，首先发了大财，他们和妒慕他们的人，成了最初的一批拜金主义者。那时，中国尚不繁荣，发财者不知道该如何花掉手中的钱，于是守财奴们把钱锁进抽屉，砌在墙壁中，另一些人武装了家庭设备，追加了一部分生产投资，为了不让穷亲戚索要财产，他们甚至早早为自己修建了棺墓，以示钱已花光。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英明，过去作个体户受人歧视，现在他们有了钱，翻了身，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人物。有了钱，可以买到权益，出入豪华设施，网罗众多女人，置下洋房和汽车，可以下大赌，再滚出大钱、生出大息。大进大出的迷醉更加助长了拜金的疯狂。他们掀起了一股大风，盗匪偷骗、卖淫赌博、职业倒爷，以权营私、黑社会终于出现了。他们已忘记钱的本体意义，正如越来越不明白何以非要爱情来充当肉欲的调味品。在他们由于得到了钱而创造出更大的行为能力的过程中，无数可怜无助的生灵因为受到伤害而哭泣。这种低文化和高消费的畸形搭配，使许多美丽的生活成为往事，化做乌有。 萧伯纳曾在《收的再分配》中这样写到：“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认真努力去发财，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小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了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拜金主义是一种恶性的文化毒瘤，但染病的身体常常并不因病态而痛苦，相反还会更加迷醉，比如可卡因对于吸毒者，体味对于习惯了体味的人，还有生病对于不想上班的人。 $ 观念人。 许多有头脑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或以口头或以行为的方式，在从事着一种理念工作。他们力图恢复金钱的中性面貌，告诉人们，金钱只是对社会行为进行奖赏的计算工具，只有亢奋的拜金潮和顽固的恐金症，才是与罪恶有关的疾病。如果金钱是一种劳动的计量，风险的承兑，身心损耗的补偿，那么得到它就是一件既理所应当又光荣自豪的事情。 武宝信是八十年代我曾追随过一位大老板，那时，武先生即曾倡言说：“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要。是自己的，金山银山也要拿。” 有许多时候，为了伸张正确的金钱观，强调其中包含着劳动的意思，许多有教养的人会在报酬上显得斤斤计较，虚张声势。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请尊重我的劳动！” $ 自甘清贫的人。 这类人中又包括三种人——懒惰而自卑的人，超乎尘世的人，极少数极少数承袭了长辈的金钱罪恶观的人——懒人们有着拜金主义的幻想和甘于贫寒的怯懦。不识人间烟火的人无视“金钱是现代化社会中劳动成果的中介”的事实，那种误国误己的清傲，注定了他们的一生穷困。与老人们一致的人比较简单，百分之百是神经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站在拜金的对立面上，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他们走在时代的末尾，多少有些病态，已虚弱得听不到时代的足音。 $ 潇洒的人、验证自己的人、金钱的主人翁。 这类人为数甚微，但却可以作为社会和青年人的楷模。他们往往能与金钱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和主仆关系。 潇洒的人热爱生活的轻松，他们对金钱没有观念上的拒斥，也不被金钱完全占据。没钱时并不烦忧，有钱时也不吝啬，他们懂得金钱只不过是快乐青春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目的。验证自己的人属于那种精力充沛、自信、从不屈服的人，他们拼命挣钱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挣钱。钱依旧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而只是他有此能力的一个标记和说明。金钱的主人翁指的是经济巨人，他们大量地得到钱，然后合理地支配，多少是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多少进行扩大再生产，多少投入到新的行业和研究部门，多少去投保险，资助公益事业，多少捐给慈善组织。另外，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左右着货币的流向。 这种具有健康的金钱观的人，往往在死神面前表现出坦然，他们的生命会在健康的生活中走向终点。 二十三岁时，我们更加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崇拜金钱，崇拜富翁富姐，对商品社会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慌。有时，我们是个小气鬼，有时又冒出个作亿万富翁的念头，所有实惠的人生设计，争夺着我们。在寻找对象时，我们都希望上帝能赐给自己一个富翁的女儿。 如果我们认为拜金和赤贫都不健康，那就请杜绝不择手段的欲望和自卑服输的心理。如果我们认为“闭紧嘴巴走路”比“哗众取宠地标榜正确金钱观”来得踏实，我们就不必总是为了在理论上标新立异而去捅马蜂窝。让我们开创自己的生活：一个与金钱相处的人，一个自信有能量的人，或是一个经济巨人。让我们热爱金钱，就像热爱劳动本身一样，去作工索取报酬，节俭而又能合理地支出，去炒股投资，去捐赠奉献，去旅游，去受教育，去保健自己，去生育后代。一切都为着获得更大的生活范围，更自由的脚步，更健康的生活。 在另一部著作《巴巴拉少校》的前言中，萧伯纳说了这样一段犀利无比的话： 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的堕落。在我们的城市里，所有人都知道，金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社会良心的闪光之点。它代表着健康、力量、荣誉、高贵、美丽，这就如同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丑陋对它的需要一样清楚明白，不容置疑。它使穷人变得绝望，使富人更加高贵。这一点并不是它的错误，只有当它大量聚集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它已变得没有价值，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求之不得时，它才成为一种可诅咒的东西。 是的，金钱原本是无罪的。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没有通过加倍的劳动去获得更多一点的金钱，我们便没有机会乘飞机去看看天外，没有机会穿最合体的衣服，以最清洁的体表生活在舒适的家中，我们将失去很多益于我们身心的快乐。当然，假如我们不能洒脱地睨视手里的这些纸票子，我们也同样无法享受宁静的午餐，面临暂时贫困，我们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怕丢失、怕人借债、怕被打劫、怕国有化，我们将成为金钱诚惶诚恐的奴隶。 ※※※※※※※※※※※※※※※※※※※※※※※※※※※※※※※※※※※※※ 青春十年里，二十岁至二十三岁这三年，显得比别的时期相对漫长。它内容丰富，充满了小故事。它空白的日子很多，时间被用来幻想。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数量最多的彩色照片，也留下了最多的叹息和遗憾——没有与自己喜欢的人多处一段时光，匆忙与另一个人结了婚，而且婚期那么早；当时不该疏远老朋友，还应该多交些新朋友；当时，少点幻想多点尝试该多好；当时真该改行，或者当时真不该改行；当时该看些书——这三年，无数次发誓，无数次毁约，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岁月，一切错了都可以重来。那时，我们作错了许多事，但当时还满以为正确，当时作对的，我们却曾怀揣着犯罪心理。我们在行路、争论、观察、总结中，渐渐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格调，一种风格。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1 -------------------------------------------------------------------------------- 发表日期：2004年8月7日 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 （23岁—25岁） 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一旦他们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竞争、脱离于渴求一条通往金钱的道路时，我们则认为他们缺乏精神和雄心。 ——W·詹姆士《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 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令人讨厌，又使人同情。如果贫穷不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无论是对于世界或某个国家，还是对于某个集团和某个个人，那都是一种严重的戕害。实际上，长期的贫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屠夫。 不幸的是，中国刚好一个经历了长期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度，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感到悲愤，因为我们不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环境。在这里，我们没有真正从事过劳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时间是用来喝茶品烟，浏览报刊，谈论与职业无关的事情的，因而大家处在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状态中，又显得合理合情。可是，那些重任在肩的人和许多天才，在劳碌着，却没有获得科学的计酬，白白付出了惊人的“剩余劳动”，而所有坐在流水线旁日复一日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浸着汗水的劳动成果又因为整个社会各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误而无法使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令人望洋兴叹的信息，它们又加重了我们自惭形秽的悲伤。比如，爱因斯坦一本杂乱潦草的相对论手稿，价高600万美元。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拍卖成交价竟高达2250万英镑。而我们自己却是个没有洞房的新郎。 这时，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已不得不学会了与社会相融，与许许多多自己不喜欢而又必须交往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一句话打发掉了与自己不投缘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职业道路上，我们已真正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的真正涵义。我们无力如月给父母一些钱，更羞于再向他们伸手求援。有时，我们打算好好孝顺他们，以使他们活得更长久，但却每每因为没有能力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有时，我们又大声骂他们，冲出门外，究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贫困。贫困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我们无法痛痛快快作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至今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在一次次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中，我们清晰地察觉到，这些磨擦以及其他使我们总不能在娱乐和自我发展设计中尽兴的原因，总是与匮乏的收入有关。二十四岁，我们已经意识到，贫穷很有可能将是我们终生的生活状态。 远离二十岁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少年人的风发意气已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多么不希望未来就这样匆匆地到来。从此，二十四岁的青春变得铅一样沉重，就像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我们一般有三种应付生活的常规方法：第一，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对自己一贯鼓励，没有使自己从小拥有勇气和智慧，抱怨他们没有钱和地位，没有眼光，不善交际。第二，在酒和赌中，排遣愁绪，把从事了不起的大事的梦想和拼搏，闲置于暂时的规避和简单的对垒之中，在烟酒中忘怀，在麻将桌上把在世界上捞点什么的本能转移消化掉。第三，全线退回到生活的小圈子中，满足于一般化的婚姻，在抱怨配偶的拖累时，又倒在她/他的怀里，再不出来，永远地低下头，过那种随遇而安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常常习惯于对贫苦导致的弊端视而不见，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穷困会赐给我们一些富裕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譬如真善美，理解和爱，还有吃苦和节约的精神。我们还认为清贫会带来一个更为干净澄明的世界，能使我们的灵魂因为洗净了铜臭气味而晶莹剔透。 但是，这些都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有消灭贫寒，灵魂才会得到升华，否则它将永远地窒息在生命的底层，昏迷至死。贫困带给人民疾病，而掠走了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不能教给人们宽容和大爱，相反只丢给我们一副狭隘和惊悸过敏的神经，一种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牙眦必报的记仇习性。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一般说来，智力测验都作得很差，而极少数有幸避免的聪明鬼又因为在未来生活中缺乏眼光和大智，渐渐沦为不明不白的凡人。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或数次饥寒交迫，会造成以上的麻烦。相反，这种短期贫困反倒会成为这个人受益终身的经验。它使饱尝欢乐的人，知道没有欢乐是什么滋味，并在他回复幸福之后还会充满同情地回望别的依旧在受难的人们。但是，这种贫穷只是因为它的短暂性，才在人生中显现出意义。如果它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会像魔鬼一样蚕食我们天性中温良和美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里，早早地死在活尸中。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记叙了约翰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这是一条真理。 贫困不良，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把詹姆士激烈反对的金钱观，引以为本篇题记的原因。詹姆士原打算把“赞美贫穷的歌”唱起来，而我却是想用他抨击的对立面，渲染本篇的气氛。本书此部分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再去解决面对贫困的三个问题：① 如何最终摆脱贫穷，达到相对丰足的生活。② 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能一步跨出贫困，我们将如何就着贫困，过上健康自足的生活。③ 有朝一日，我们变得富有，那段穷酸的记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2 -------------------------------------------------------------------------------- 发表日期：2004年8月7日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诱引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二十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舞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作。 ▲ 作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九九○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十个月后，他一无所获，而且倒贴了些钱，因此渐渐心冷。 同一时期，何在储运人员的协助下，转卖给一位法国观光客100辆新型自行车，又从画廊回扣中挣了两份钱，这些钱加起来，一共是3500元。这在当年，已可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何还有作导游的固定薪水以及客人们偷偷给的小费。比起刘的计划收入来，何的全部所得显得过于平淡，可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把计划变成了现实。 为虚无缥缈的营利目标奔忙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初涉生意或者身在生意圈但却从未深入某桩具体买卖之中的人。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形势不甚了了，又不打算脚踏实地地首先弄懂相关的常识。他们总是一站一站地奔跑，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无所收获。实际上，有经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从不在不着边际的机会前停留。而在其投以精力的生意中，他们对每一个细微的枝节末梢都了如指掌。他们在作前者不屑一顾的小事，而且对前者的自我陶醉不禁暗笑。 在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中，我曾见过各色各样的所谓要作大事的人，专门倒卖塔楼的，倒卖奔驰汽车的，炒七位数美元的，要开科工贸一体的大公司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未曾看到过他们为此真正风光过，只是几经窥见了他们曲张的虚荣心、极端横流的权欲和情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尚老的国家，自古又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十年不晚"的说法，那么二十四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积累经验的年纪。我们不必急于求大功，发大财。不妨耐心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体尝一下成功是什么滋味。另外，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一般水准并不高，大多数城市人的月收入400-900元，如果我们可以超过这个平均基准两倍，那么我们就完全过上了较为自在的生活。我们的知识，特别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还没有使自己具备走出国界观光和生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行踪只是局限于这样一个低消费的国家时，月薪2000元就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突破贫穷的最低目标。 如果不懒惰，不好高骛远，任何一个掌握着一种小技巧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九九一年，杜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案工，但无论那些以计件报酬支付薪水的条规多么动人，可谁也打不破老板控制工人收入的巧妙限制。于是，她决定在业余时间想想办法。她弄来了一些边料，自己精心拼凑设计，做成了许多漂亮衣服，并挂到了好朋友的服装摊位上。由于样式是唯一的，所以一个月卖出7件不成问题。在当年，这些衣服的平均售价是45元，减去10元成本，还剩35元，交给摊主5元意思意思，每件衣服可以净得30元，七件210元（业余收入）。那一年，北京白领的月薪也不过是300元。 假如有一个真实的发大财的机会，我们当然不必避而远之。我们只是说，对那些来历不明，在经济惯例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机会，没必要为之动心。这些年中，商业圈里徘徊着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必须在对一桩事情决定信以为真之前，仔细审视一下向自己提供信息的人。后来，我曾在北京黄庄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那位"国侄"，是黑瘦的干巴老头。他缩在墙角里，自言自语，始终不停地翻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本，并用一只手挡住不让别人看。他的眼里闪着神经质的光芒，这样的人，我们怎能相信他？ ▲ 矢志于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同时观望几桩买卖。这样，我们既不至于心神分散，又不会在一条死胡同里，消耗掉全部时间，失去其他的成功机会。 黄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富有和少年得志，也不是他的朝气，而是他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作我不熟悉的事情。"黄在光大建筑工程承包公司供职，他和我认识，是因为一桩由我介绍的房产生意。这是一桩楼房租赁交易，这座楼房原先的经营者在进行内部装修时半途而废，留下了27万元的乱帐。于是，在整个交谈中，黄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妥善摊划这笔乱帐上。他的目标就是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建筑、装修、房产地产--并用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技巧，使这桩房产生意得以完成。至于日后承租者的经营，黄根本不打算插进一足。他对经营一知半解，陷进去很有可能是白耽误时间和精力，根本挣不到的钱。珍恩·卡莱尔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愿意鼓励每个人都变归同一个类型，我宁愿用粉笔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个圆圈，劝告他们不要踏出圈外，而尽力发挥独特的自我。"黄正是这种不出圈子的人。 但是，假如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把精力放在一桩生意上，恐怕他既不会给雇主带来利益，也不会使自己得到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在圈子问题上显出保守，而又要把全部胆识和开拓精神，集中在圈子内部的全部开掘上，做到数事并举，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一起买卖明显没有成功可能性时，无论它多么令人神驰，我们都必须立即彻底地把它忘掉。别在死胡同里一意孤行，而且，我们越早知道这条胡同是通还是不通，就越对自己有利。换一条胡同走走，或许会走通。那位倒贷款的刘，接到我的回话后也曾将信将疑，但是5%的手续费的诱惑却依旧弄得他不辞劳苦地从南京跑到郑州，又从沈阳跑到北京，此事无成，一了百了，把别的机会也耽误了。或许，这与他刚刚从医护工作辞职而来有关。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圈戒"，而且对新圈不熟悉。 针对新情况，改变自己的圈子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是，我们必须尽快专心于新情况，了解一切相关知识。在北京祥云饮料公司工作时，我经常去祥云计算机通用设备公司坐坐。那时，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许许多多行色匆匆的电脑倒爷。抽空聊几句话，便可知道，他们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几年前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但几番摔打，又凭借自己的特殊渠道，他们竟也成功地与那些博士硕士做起了现代生意，发了不小的财。他们跨出了原来的圈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即贸易环节，并很快搞清了与电脑买卖有关的一切常识。这就像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照样可以熟练操纵一架复杂的车床一样。 ▲ 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发财的不全是商人和实业家。相反，倾家荡产，关门倒闭的，除了赌徒，全是工商业主。所以，可以离开万民皆商的大潮，去寻找自己的码头，就地开源。 我们没有必要统统削尖了脑袋，钻到实业界，为商业潮推波助澜。一位技术专家完全可以从一项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的专利中得到收益，或者按比例从施用厂家提取出数十万元的新技术转让费。一个撰稿人，只要写作速度不至于太慢，一年只需出版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缴纳完20%的定税，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版税。而一位普通歌手，可以在各类迪厅和夜总会演出，或是走走穴，就像音乐王国那些灿烂的巨星一样，从无名小卒慢慢变成著名艺员，渐渐获得经验、名声、巨额财富。 今天，发达国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凡是最出色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都可以作富翁。中国暂时还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但是财富不平衡的原因，却不完全归罪于制度，一半的原因在于很多有专长的人不是局限于老观念，自认清贫，就是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善于开发经济头脑。然而，他们却怒气冲天，把贫穷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如月交给他们大把大把的工资。实际上，我们既不必埋怨制度，也不必轻视自己的专业。目前的制度已提供给我们很多致富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每一处领域又都等着我们去开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离开自己已经从学多年劳动多年的熟悉的行业，无论它怎样冷落，多么遭人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都可能发现新的突破口，使自己就地成功，就地改善，就地发财。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不畏书斋生活清苦，向一批批学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文学理论书，出版社每次只能印不到两千册。但他长年严谨治学，终于在90年代前后被邀请去东京讲学。六个月中，他给教育部挣了大量日元。那时，我为了去加拿大留学，请求孙老师为我写一封教授推荐信，孙老师一口答应下来。我去他家时，发现原来墙徒四壁的孙宅，已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 不得已改变自己熟悉的行当，最容易使我们变得在新环境里笨手笨脚，这对成功是一种严重损害。因而，欧里森·史威特****登说："一流的拉砖夫，比起其他任何行业的二流人物，都要出色。"有时，我们出于不得已，被迫要改换一下环境，但我们没必要非改行不可。王刚先后辞去了解放军前进歌舞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职务，但他并没有改行去练柔道。沈是一位青年医生，一九八五年辞去公职，自己挂牌行医，专治牛皮癣。十几年下来，他和夫人已有了数百万存款。他的经验是："你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你最容易成功的事情。" 可是，毕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却杀进了我所在的祥云饮料公司，干上了与机器设备全无关系的生产供应业务，终因无功，被排挤到仓库去看守货物。最后，他无法忍受这种待遇，再度出走。我们的交情还可以，但我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其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帐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消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作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作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作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作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二十五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作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一九八七年盛夏，我在北京西单商场大宝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映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买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给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作更多的不该作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一起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二十四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作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作助手，对于女人来说犹有现实意义。女人在大约在二十三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二十四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作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作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作"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一九九零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作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份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成见和限制。 所以，女性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附丽于丈夫身上，滋润他成为大树。自己化为藤，增添他的美丽，而且最后的生长结果，藤不一定比树矮，甚至常常高出一截。最后，让我们记住M·K·芭宁写给《四海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的老板将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但是在家里，在早餐的时候，在床头，我们应该鼓励他，'你可以成功'。向丈夫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妻子，只会使这句话更快地实现。" ▲ 热忱、不服输、推销自己、常识、现实、服务、继续突破。商业战场上几乎无一不变，但唯有"热忱七大原则"天长地久，千古不息。有了它，面包总会有的。 P·H·怀亭在《售货的五大原则》里说："避免和那些闷闷不乐的人交往，那些缺乏热心，那些把他们的脚步和心思消磨在天天不变的例行工作上的人。"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追求成功的人应该多与已经成功的各路英雄为伍的同义语。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各种机会，各种渠道，争取亲眼看到成功者，而且别忙着让他们签名，别一张嘴就问一些傻话，请静静地坐在他们的周围，看看他们是如何应付这个世界的变化的，看看他们身后若隐若现的某种依靠。只需这么一点点接触，我们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了一种与之相似的精神，甚至我们还会不自觉地学着用他们的手势和口气。他们坚实的信心和超脱的沉静，会给点拨我们，使我们调整步伐，确立一种天天向上的热忱。这些影响，是那些心灰意冷或亢奋不已的人所无法给予的，他们的情绪是低落的或是荒谬的。在二十四岁的年景上，每当自感弗如的情绪袭来，别自己闷在家里，别去找落魄的朋友喝酒，去找一位成功者，认他具有感染性的工作热忱，让他的三言两语，赶走我们的坏情绪。 奚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奚曾打算要在第二职业方面（Moonlighting）有所作为，丰富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几次努力失败后，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婚姻生活。奚告诉我说，他尝试了七起生意，都失败了。可是我却在想，也许第九次他会成功。爱迪生在发明白炽灯第1200次失败时，有人不无恶意地提醒他说："先生，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言外之意，再干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名誉扫地。但爱迪生回答说："我准备失败一万次！"接着仰天阔笑。列文曾说："笑总是表达着人类征服失败的自信和能力。"爱迪生正是以笑和不畏失败的热忱，实现了他的设想。他的白炽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我们无法想象，假如爱迪生在比如说第998次失败时洗手不干了，那今天世界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相信失败是永恒的状态，只要我们不服输，一个希望就埋在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在生意上，谦虚不能带来任何好效果，哥德说："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别把客户惹恼了，我们就没必要低三下四。应该尽量把自己的非凡能力和光荣历史讲给对方，推销自己。在中国，经济工作的5%是运用纯粹的工商经验，15%是与法律周旋，而80%则是人情关系和相对的自吹自擂。一般说来，民众和周围的人记住我们的错误，无论是速度上还是持久性上，都要比记住我们的优点来得容易。如果我们选择以官宦之路来改变我们的物质境况，那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就显得更为重要，缺点根本不需我们自己念叨，人皆有眼，优点可就只有靠自己推销了。 张不久前与我谈起他和吴打算承包一个广告部，可是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却发现他几乎对广告常识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皮毛知识。于是，我对他的成功性表示了直率的怀疑。一个人不可能在对到达率预测、摄影棚、广告代理、电视台播放规则等等业务常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挣到钱，工商厂家会因为在合同谈判中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无知而取消签约打算。在商业交往中，我们常常遭到客商的拒绝或冷遇讥笑，一般正是因为自己在某句不该出错的行话里，出了闪失，使对方怀疑自己是个"二百五"，因而不敢冒险与我们合作。张从前曾打算做许多大业，但都因对改善自己的经营常识缺乏耐心而半途而废。含糊的生意知识不仅无法给公司，而且也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只有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才会加大成功系数。 好的生意人懂得发财必需什么，那就是交换和代价，即互惠和妥协的现实原则。为了使一件买卖成功的可能性不只停留在空中楼阁的想象中，我们就必须以互惠作为联络对方的基础，并通过妥协作出一些牺牲。但为了尽量缩小妥协的范围，又必须寸土必争，所谓犹太人生意经中所说的"叫价要狠"。在交易条件上的宽容主义，未必能引出对方的合作愿望，相反却会被人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另外还要知道，成功需要赌注和先期冒险投资。当然，如果我们总是像个蹩脚的赌徒一样，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上滥下筹码，我们就会在收支上失去平衡。可是，如果我们像个吝啬鬼，决心不花钱多办事，一顿必要的饭钱也不掏，那我们收就会像支一样，也都是"0"。最后，我们的现实原则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胆略--走在法律的边缘上--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成功秘诀。它使我们经常地别出心裁，一鸣惊人，又使我们总是避免真正触犯法规，换句话说便是，要在合法的范围里，最大程度地运动。总之，现实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妥协，而又寸金必争"、"有出，才能有进"、"法的边际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倡导"开通的自私"，其中的一层含义是，社会允许无害于他人的私心合法存在，另一层含义是，只有"开通"，人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私"。如果一个人总是从私到私地想问题，算小帐，我们不能说他找不到财源，事实上现在成千上万的小业主已经发了财，但这也正是他们永远是个小业主而不是私营企业家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聪明些，不妨向私的反方向想开去，想想怎样能使顾客感到温馨、舒适、眷顾，这样我们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回报，更多的私。大发其财的玛丽凯说："帮助别人是一个最真挚的创业原则，我愿意以我的一生为之赌注。"是的，为别人服务的原则，应该左右我们的私心，它不仅是创业原则，而且也是守业原则，它既是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又是利己主义的真正保障。 成功者总能把握住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总能继续开掘，另辟蹊径，创造新机会，但平凡的人却总以为路已走到尽头。球星们之所以与普通球员不同，就在于他们把别人必须调整步伐和身体姿势才能完成的任何一次射门机会，都看作是理应射门的最佳机会。70年前，希尔顿创办了希尔顿旅店帝国，他发誓"要让每一尺土地都产生出金子。"在别人看似已经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现状之中，老希尔顿依旧不知足地寻找生长金子的缝隙。当他以700万美元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的控股权后，一切快速地运营起来。人们渐渐地认为已再无一点潜力可以挖。但当老希尔顿一次次徘徊在酒店前台的大厅里时，侍者们便预感到又有什么新主意已跳耀在老板的脑海里了。这个预感不错，希尔顿发现，大厅里的四根空心通天圆柱，在建筑结构上没有支持天花板的力学价值，于是他叫人把它们改建成四根玻璃装饰柱，里面摆满漂亮的玻璃展箱。当这些玻璃柱被纽约著名的珠宝商和香水商租用后，老希尔顿坐享其成，一年就收到24000美元的租金。每一根柱子都成了一条财路。世界只有起点，没有终局。所以不要相信全面萧条和终局的说法，继续突破原则会创造更好的明天。 有趣的是，热忱（Enthusiasm）的原始希腊字源的意思是"神在其中"（God Within）。实际上，热忱是一切成功的底蕴，也是一切企业家和追求物质幸福者必备的核心精神。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3 -------------------------------------------------------------------------------- 发表日期：2004年9月6日 安渡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健康走过。 我们必须再次申明，不断追求物质幸福是第一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讨论，假如由于某种畸变，一夜之间，贫寒突如其来，或者因为长期的艰难奋斗尚未达到一个地点，我们甘愿卧薪尝胆，委屈在勤俭的生活状态下，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与贫困相处，削弱它，而不被它摧毁意志。我们要学习的是，面对这样短暂性的贫穷，我们该怎么办。 ▲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幽默可以为我们减损贫寒的心理压力。为了化解困境而又实在没有其它合适的办法时，我们可以依靠自嘲，来改变令人发窘的状态。 "幽默"（Humour）一词刚刚出现时，仅仅是个医学术语。意思是，通过四种人体基本液体--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不同比例和组合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不同性格和气质。直到一五九八年和一五九九年B·琼森第一次运用它题名了两出戏《每个人在他的幽默里》和《每一个人出自他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才进入了美学领域。区别于讽刺的强烈进攻性，幽默呈现出柔中含刚的静思和审美意义。它不同于耍贫嘴，不是油腔滑调。中国相声和电视小品，乃至除了日本以外的其它东亚文化形式中，引人发笑的常常不是幽默，而是油滑，是靠反文化的傻乎乎的滑稽，靠戏弄他人的生理和心理缺憾来构成笑料，其核心主旨是，以拙劣的手法使他人狼狈不堪，并以此娱人和自娱。然而，幽默却是与人无害的东西，它的温而能厉，最多扩展到自嘲的地步。 实际上，幽默是美满人生的一个终身佳物，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所需的。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想探讨如何在经济窘境中运用它，以便在不理想的生活中保持达观。当幽默把我们炼就成一个达观的人，有涵养，旷达飘逸，善于自我放松，那贫困以及和贫困有关的其他烦恼又能算什么呢？ 通常，贫困会带给我们两种损害：第一，迫使我们放弃理想中的自己，使我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大视野，失去救助其他可怜无助的人的天然愿望。这是贫穷带给我们自身和心灵的真正打击，是什么也无可救助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原因，对它来点幽默，不过是自我欺骗。第二，贫困造成了面子上的损害。约翰逊在《拉塞勒斯》中说："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对别人隐瞒贫困。他们依靠权宜之计，每天都忙于计划着翌日的生活怎么过。"对于这种心理伤害，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以医治它：① 像约翰逊说的那样，用"权宜之计"隐瞒事实，比如穷苦人十分铺张地大办婚丧。② 像流浪汉一样，用恶语咒骂它。这种办法无济于事，反而会坏了脾气。③ 用达观的幽默和从容的自嘲为自己解围，不回避，也不自卑。 我要推荐的是第三种方法，但同时又必须解释，这种办法也只是针对贫穷造成的面子问题的"权宜之计"，它对于贫困的真正后果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期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活问题，只能利用它应付惨淡的人生。 幽默中透露着笑看天下的涵养，它能使我们在最糟糕的时候不失态，反而以良好的心态去应付一切。它反对用恶语中伤的方式发泄。我们知道，使我们脸面扫地的常常不是来自别人的辱没，而是我们自己对这种辱没的失态和措手不及。那些恼羞成怒的肝火，脸红耳赤的反唇相讥，不顾场合的拳脚不仅不能恢复面子，反而使自己显得也不怎么样。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有一位叫不上姓名的低年级同学，他来自江西农村，是个穷孩子。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与另一位来自上海，当时在北大小有名声的郁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他不允许郁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郁在盛怒之下叫嚷起来，要作为上海城里人，收拾这个江西乡巴佬。在大家慌乱地拉住郁时，这位穷孩子始终镇定地洗着脸盆里的衣服，好像他早已料定了，即便郁冲上来，也会在满地脏水的水房里滑倒。事情果然如此，郁不幸被大家放开，舞着小拳头冲过来，一下子跌到了水池子下面，嘴里还怒吼着"乡巴佬、乡巴佬"。穷孩子瞥了他一眼，笑道："城里人也会摔到池子下面去吗？"郁的这段传说，一度像他的小名声一样，流传甚广。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穷孩子如法炮制，和郁厮打起来，恐怕两个人都会在水房里出尽洋相。 幽默中蕴含着的机智，既可使自己对困境含笑，也可以抵御他人的羞臊。 美国幽默大师R·奥本为了更好地生活，不得不天天上班。当人们问及他关于出勤的打算时，他说："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要看一遍美国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当然，谁都知道幽默家不可能凭借幽默变成最富的人。可是这种诙谐的幽默似乎在对这种不得不疲于奔命的生命状态微笑。 幽默也有其严厉的一面。有一次，萧伯纳遇到一位无礼大富豪。大富豪讥笑他说："看到您这么瘦，我就能想象出英国人过得该有多穷酸！"萧伯纳当即回答说："看到你这么胖，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英国人会过得如此穷酸。"这个厉害的回敬，已把幽默推到了讽刺的边缘。但它必须如此，因为生活中充斥着许多讨厌的人，他们专以嘲笑别人的痛疾、奚落失败者、挖苦别人的穷困状况为乐趣。对于他们，我们不必以口干舌燥的谩骂去迎击，而是需要这种烈性幽默，混自嘲和讽刺于其中。比如，一个阔公子哥儿想在炫耀其富有的同时，嘲弄一下我们："喂，穷光蛋，能给我换开30块钱吗？"这时，我们就可以朝他耸耸肩，微笑地告诉他："真可惜，我身上一般没有小于50元的整票子。"在贫寒期，除了真实、坦然、达观，也需要必不可少而又收得住劲的自信自尊以及能真正维护它们的武器。 然而，"幽默的根本是人性善良的一面"（李卡克语），它最一般的面貌是轻松如风的。 我们知道，贫寒的家庭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喜气和乐，因为贫寒已破坏了人们的心境。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曾通过那个拥挤不堪的小家庭和深刻的心境冲突，揭示过这一点，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也都阐述着"仓廪实而知礼义"、有物质丰裕而后才有人性的温良的道理。那么，一个没有钱的人家如若想保持温良和和乐，恐怕只有求助于幽默的轻松和善良来缓解情绪冲突了。你比如说，一位母亲惊恐地发现幼儿把一枚硬币吞进嘴里，她慌乱将他倒提起来，轻轻捶打他的脊背，终于使孩子吐出了硬币。不过这孩子吐出的是两枚硬币，于是，母亲大叫丈夫："亲爱的，我们的儿子吃了一分钱，却吐出两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个不景气的小家缺少幽默的话，坏脾气的丈夫就会大骂孩子胆大妄为，骂母亲废话唠叨，然后为这点小事自己再唠叨挖苦个没完没了。然而，幽默的丈夫却会开了个皆大欢喜的玩笑："噢，这下咱们家可发财了！赶紧再放一分钱到他嘴里。" 无休止的唠叨和挖苦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幽默却利于栖息，安度短时期的贫寒，甚至可以改变环境，创造转机。我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急于找工作，他冲进加州一家报馆，对经理说： "你们需要一个好编辑吗？" "不需要。" "那么记者呢？" "不需要。" "排字工人需要不需要？" "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 "那么，你们肯定需要这个东西了，买下吧！"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无空缺。" 经理看了牌子，笑起来，并给总裁打电话，说报馆遇到一位可爱的小伙子，随后对大学生说："到我们广告发行股吧，你能行。"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这家报馆出色的经理，使报纸日售量从六万份提高到了三十万份，也使自己从学生变成了富翁。 H·福斯第说："笑的金科玉律是，不论你笑别人怎样，先笑你自己。"人，有时需要笑自己的信念、遭遇、缺点、失误，笑自己的狼狈处境，通过真实的直视，通过自嘲为自己的面子解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光彩的事，愈是掩盖，它就愈是暴露无疑，而且人们也正是通过我们小心翼翼的遮掩和保护和不厌其烦的解释，看到了我们的胆怯和穷酸。相反，如果由我们自己主动道破不足，却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和谅解，他们反倒替我们打圆场，安慰我们说："这真不算什么，真的。" 自嘲和真实观可以使人即使在穷途末路时也显得坦荡无畏。鲁迅自嘲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人们并不觉得他的颜面可怜，相反却认定这是一个必定东山再起的落难英雄，他主动点破真实处境的勇气，显示出他对困境的控制力。真实揭露自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而掩盖自己却会双倍增加压力。你看：穷酸破坏了面子，第一层压力；维护面子，拼命装阔，费劲心思，有一层压力！而且这种"权宜之计"的挣扎，总是枉费心机，即使我们说破大天，过去自己多么富裕，现在也不算太差，将来会更有钱，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铺张一次婚嫁，可是，人们却依旧会从我们急不可耐的说明中，在婚后的憔悴中，在为了还债的忙碌中，看破我们的假面具。这一切都没有用，还不如留一份任之自便的洒脱，穷也要穷得叮当响，再不增加多余的痛苦和压力。 自嘲之所以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就是因为它必需一种敢于触犯自己的力量，而这种触犯又必须以健康和尊严为前提。如果它再向前迈半步，它就会超过自嘲的限度，走向自辱。那些向众人袒露短臂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告诉路人："我什么也不行，可怜可怜我吧！"而另一些人却只是言明："我的确不如你们完美，因为我只有一只完整的胳膊，可是这没有什么，而且和你们一样，我活得很好。"他只是不想让人们对自己的空袖子永远充满好奇，干脆告诉他们。 自嘲是一种冒险的自尊，它不是每一个弱小和心胸狭窄的人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它只属于生活中的那些英雄。一个敢于自嘲"破帽遮颜"的人，终有一天会有一顶新帽子。尼采作诗说："我嘲笑每一位没有嘲笑过自己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认为，尚不敢自我嘲笑的大师，缺乏英雄本色，还不完美。其实，在人贫苦和落魄时，不妨自嘲一番，与其让别人去说，不如自己道破。 ▲ 看到能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应该不惜血本地买到它。花钱买欢乐，买一方舞台，买一件心爱的东西送给心爱的人。它于低薪不算相称，却凭空增添了美感。 每月一笔有限的收入，一般说有两种计划法。第一：精打细算地把衣食住行小心翼翼地考虑进去，事事顾全和平均，尽管万事且过，不过每一件事情却都因收入不足而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第二：尽量把钱集中投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果诸事不可能全面满意的话，还不如先满足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在别的事情上尽量勒紧腰带。 第一种办法叫做"生存"，它只会给我们留下空空如也的回忆。回首往事时，我们想不起自己曾为更好的生活做过什么。第二种方式是"快意的生活"，尽管清苦常常比快乐的时候要多，但那种有效使用有限收入所带来的难忘的快乐，在人生的记忆中却将清苦全部抹去。 罗是个快活的女孩子，家住北京，月薪1000元，150元交给父母，再余下300元作零散的月花销。在节衣缩食和减少交际的情况下，她每四个月就会存下2000元，然后只身跑去外省去旅行。她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永生难忘的光荣历程，她看到了外省的东西，也相信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至于为此曾饿过多少天肚子，她说她不会记得，她只知道当她一个人在天边探奇时，别人还在原地踏步。 郗有一个嗜好，要走遍天下豪华的餐厅。他的职业是记者，薪金和外快是2000元。父母不要他孝敬，只要他常常给他们写信。但即便这样，他的个人交际和婚姻花费也得占去1000元。然而，他还是定期带着妻子到大饭店撮饭，享受一下集中积压起来的欢乐。他认为，这样定期有一次大乐，比终日平淡要好。 F·美娜德在《花钱买欢乐》里说："有些人对于把钱花在那些有益的并能为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的事情上，总是犹犹豫豫，只想着攒钱备荒，放走了大好时光。"吃饭、增补新衣、住好房子如果不是我们特别专爱的目标的话，则只是维持生命的手段，每天吃饭穿衣就成了与情趣毫不相关的事情。除了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有着额外的高尚情趣，比如集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里，大幅度削减生存开支，去供奉一枚价格昂贵的旧邮票，尽管它会使我们一连吃上一个星期的方便面，但它却给我们生命以另一种光辉。我们除了生存以外，或者说除了生活得更苦一些之外，却有了欢乐。 在没有钱的人家，能得以过上自得的生活，就只能节减一些与个人情致无关的事情。另外一个办法是灵活精细地运用有限的钱，使每一分钱达到两分钱的效果。这通常需要更多的聪慧。小时候，我的家里不很富有，但每逢春节，家人还是掏出一些钱，买些烟花。这时，同样是五毛钱，我只能买到三只礼花，可母亲却能买到更多的品种，而且样样比我的好看。在治家方面，父母是出色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因为钱的问题有过哪怕一次不愉快。现在，妹妹继承了这个长处，一九九○年她刚刚去一家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工作，节余无几，却在一家不起眼的布店看中了一种类似于舍味呢的衣料。后来，她用这种不能再便宜的"舍味呢"，为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作了一身新潮的双排扣西装，就连行家也不能一眼判定出它的真实成本。尽管它的成本廉价，意义却是无限的。 人们都认为买礼品是最花费钱的，那些礼品制造商似乎最知道它的必须，因而下狠心狠狠地宰不得不送礼的人。可是，假如勤于奔走，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东西。一九九○年末，正值我钱囊羞涩，然而郝却偏偏打来电话，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他的婚礼。那时，我手里只有25元钱，可郝与我的兄弟之谊已长达21年，我必须去，必须有祝贺的表示。最初，我只是不抱希望地上街转转，大点的横匾和装饰画都需要65元，一整束玫瑰要50元，一只玩具熊63元。但是第二天的游逛，终于使我发现了一件漂亮大方而有趣的电动玩具，三只小鸡爬楼梯，才17块钱。随后，我又用剩下的钱，买了五根货真价实的孔雀尾翎，还有两串刺儿红，一只迎春和一线牵牛花，并把它们绑在一起，放进一只纤细的白花玻璃瓶中。看起来，像是80元左右的礼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会与别的佳宾送的礼物相雷同。婚礼那天，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但那几缕蓝光闪闪的孔雀翎子，却借着婚房里点点阳光，脱去一路的寒意，渐渐挺立张开，醒人夺目地拥在朵朵小花之中。桌旁爬梯子的小鸡，吸引了所有晚辈小生。 二十四岁的时候，人人尚有着秘密的人生设计和心愿，但是，我们收入的状况却很难满足它们。可如果它们能使我们有一份欢乐，那么就别怕多一份破费。中国大酒店的周，月薪1600元，但她仍要每月花去600元，去六次卡拉OK，登台演唱。我问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她说："第一，花钱买舞台，展示自己；第二，年轻人就应该放声歌唱。" 有时候，女朋友和妻子并不在意我们的礼物有多重，她们只需要一点点，只要能代表我们的关怀和爱意，一个价值连城的注视和微笑，一个电话，一枝小小的绢花和胸针就和倾城的财宝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她站在柜台旁有所犹豫，那么买下她注目的东西，假如100块钱可以为她买来欢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她是个好女人，有了这种欢乐，她就会怀有感激和我们一起度过随之而来的几个腹不果食的日子。有过快乐的人，代价并不算什么。 ▲ 精神胜利法并非一文不值，它常使我们发现自己拥有而又被忽略的东西--清洁的衣服，老式脚踏车，几本好书，一段情，五六个知音和随时可以提取的时间。 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并非一贫如洗，特别是那些有着稳定职业和客居在父母家中的人，如果非说自己一无所有，那可能是指精神的荒漠。一个人被紧张的日子所征服，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当他毫无情感地环顾四周时，他就感到一无所有，没有一点可以值得"阿Q一下"的东西，既不珍惜自己的精神财富，也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精神胜利法有着维持心理健康的好处，并非一文不值。虽然我们不必像被曹丕批评过的那样，认为"家有弊帚，享有千金"，但是却可以如鲁迅一样，"敝帚自珍"，发现一下自己富有什么，然后好好珍爱他们。 我们发现，自己至少有一身不算时髦但却清洁的衣服。尽管走进四星宾馆会感到超豪华设施带给自己的无地自容的压力，可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天天出没的地方。在其他场合，这身衣服并不显得寒酸。我们去公共食堂，去中档餐厅，去运动场和电影院，去赴老朋友的约会，它都很适合。我们不用在每次出发前苦思冥想地排练，觉得哪件衣服都不算合适。看到穿着5000元的西服，上了汽车连坐下都怕弄脏衣服的人，我们很可怜他们。我们一时贫寒，却有幸没有使自己沦为衣服的奴隶。 我们发现，自己有一辆老式脚踏车，从重庆骑到北京要花掉我们50多天的时间，就算在市内奔忙，也难说不会被骤然袭来的一场山雨和看不见的尘埃弄得皮肤发痒，还有赤日炎炎的焦灼。可是，我们用不着为何时给它加汽油而担心，也无须交什么养路费，车祸的可能性也不算大。那些拥有飞机的老板，有着比飞机更大的麻烦，而我们只是骑着自己的家藏破车，像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走自己的路。我曾经三次从北京大学去房山县云水洞，所乘工具一次是汽车，一次是火车，还有一次是自行车。第一次简直虚无得很，从起点到终点，匆匆而去，匆匆而归。第二次我们必须先骑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然后乘火车，由于我自作聪明，男生被送上了去周口店的火车，我领着女生上了直抵目的地的列车，然后一路惊险。可我觉得那才是生活。现在，那些女生都已结婚生育，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朴素的岁月，还一直不能忘记那些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薄薄暮色中无辜受罪地跟着我走进野山坡的女孩子们，也忘不了第二天在孤山口与男生相遇时的欢腾。第三次是我自己，献了200CC血，换了90元路费，只身去十渡和山顶洞，路经云水洞。那是四月天，我骑着破车，在漫漫无期的盘山路上感到醉心的静谧，在寒水冷月中的深夜，体尝着山里的风。我在云水洞小宿了一夜，静静地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尔后又去周口店，与老祖宗和农民们厮混了几天。有时候，人们游览风景变得像是在赶赴人潮拥挤达到摩肩接踵程度的足球联赛场，而不像是去感受自然荒野的寂静和纯洁，他们打算在最少的时间里看完最多最美的东西，匆匆地拍照，匆匆地跳下旅行包车，又匆匆地跑回旅店，蒙头便睡。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增长灵性。可是，脚踏车却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老式生活中那种厨房伙计的充实。 我们又想到，自己有几本好书。那是我们生活发生深刻转变的几个催动点，有一些闪光的人物以及里面细腻的篇章是我们熟悉的。有时，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往事--童年的终结，青春期的探知、受过伤害的爱情--继而，我们发现，从前的记忆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这样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贫乏的，你怪不得它。你应该怪自己还不够像一个合格的诗人那样，唤醒它的财富。因为，对于创造者来说，世界已没有贫乏，没有贫乏而无关紧要的地方。即使你蹲在监狱里，它的墙壁使你听不见世界的喧嚣，那么你不是还有自己的童年这笔精美珍贵的财富，这座记忆的宝库吗？"是的，即使我们不幸生长在上海里弄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因为童年的贫寒而没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如果真是那样，我们恐怕早已成了残酷的打劫者，站在强盗的行列之中。然而，我们没有那样，也没有自杀，在我们最为无聊的时候，还是站在纺纱机前，在噪音严重污染的车间里受着文明秩序的约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夹杂着美梦和零星快乐的时光。 我们还有五六个要好的知音。还有充裕的时间，它不能像钱一样储蓄，却可以随时在生活中提取。还有洋溢的思想，也许大亨们原来也有，后来渐渐遗忘，也许那些走红的艺员从来没有，只有一张父母遗传的好脸，我们可以在肚腹中咯咯地笑他们造作，再笑笑那些不知道叶利钦是何许人也的小业主们，他们是贫穷的财主。 我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劳动成果。尽管作出它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拥有它的机会，或者按照某个更为合理的标准领取创造它们的报酬，可那毕竟是我们的杰作。法拉第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却甚少，然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我的好朋友陆，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去作厉以宁院长的硕士生，而是向研究生院打了先工作两年的申请报告。也许当年的300元月薪并不符合他在北京制呢厂销售科的操劳，他可以马上拿到学位，毕业后谋个更好的差事，或者去美国。可是他告诉我，他不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工厂，因为他亲手制订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才300块工资，但你看到一个集团在自己的计划下运转，那种快乐就是补偿"！后来，陆上完研究生，又回到制呢厂。一九九七年，陆二十九岁，却成了这家国有大厂的厂长。 这样想下去，我们简直就是个富翁。我们不过只是用暂时的陋具在栖息和云游。我们采用这种离生活更接近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想把事情看得更真切些，得到更原始更真实的厚重感，这正如坐在坟地的荧火中所感到大地上曾经劳动、歌唱、生育过的人们真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感，远远超过我们坐在火葬场烟囱旁边得来的一样。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特点，但虚无是它致命的弱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比如劳动成果带来的欢欣，大亨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沮丧。因为我们的成果最容易被我们察觉，我们看到街市的人们穿着自己设计的花布，或者喝着自己灌装的饮料，我们的自豪就比非得抱着一叠烦人的资产损益表才能从枯燥的数字里发现成果的百万富翁，来得真切。我们的财富是直观的。 ▲ 伟人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贫穷，甚至比自己还惨，所以不必自卑。另外，真正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伟人们也曾有过的贫穷，而是他们曾经避而远之的金钱贪欲。 M·C·Eschelr一八九八年出生在荷兰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家里，中学时曾两度留级。后来，他由学习建筑，转而专攻绘画，但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缺少青年的心境和朝气，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不过，Eschelr锲而不舍，周游欧洲。假设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肖像和动物画中继续努力，他很有可能在同时代的版画家中，夺得一席体面的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画越发心理化，越发突出画面中的潜在冲突，越发热衷于对规律性、数学结构、连续性、无限性的描绘。他不再坚持在外部视觉中散发美感，而是在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上探索，因而他失去了评论界和拍卖商的兴趣，而且知音无几。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Eschelr的画才被数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研究者发现，因而走红火暴，使他大发其财。但此前的漫长岁月中，Eschelr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经济上完全由父亲支持。 一七九四年一个阴沉的黑夜，二十五岁的拿破仑沿着塞纳河堤心情沮丧地走着。孩提时被贫困压迫，年轻时受政治迫害，现在他离开了军队，身无分文，几乎想带着二十五年的辛酸往事，投入一江寒水。 大作家W·福克纳因为生计问题，小学五年级辍学，去作房屋油漆匠和洗盘子的杂工。他一度梦想上大学，可是一年级就因为语言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后来，他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谋到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因为他总是把邮件搞得乱七八糟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直到二十五岁之后，福克纳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走上了后来使自己富有的写作道路。 杜鲁门总统在青年时期的穷途困境，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视力不佳，他没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药店、银行、装瓶厂、铁路调车场等等十几个工种尽心尽职，境遇却很长时间没能更改。林肯和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大人物也都曾有过比我们难过多少倍的艰苦生活，甚至还倍受虐待，但他们却坚忍地承受着艰辛，用恒久的努力，打破了它们的重重围困，在排除了贫穷之外，又排除了平凡。 电影界把一九八八年称作"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电影名《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电影名《大喘气》）--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了中国，把评论界扰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权威们风声鹤唳地批判。那一年，王朔和崔健占据了青年人的大半个心灵。可是，不知有多少会知道，当王朔一九八四年退职并于次年开办了餐馆时，他过的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那时，他与舞蹈艺员沈旭佳相依为命，沈旭佳跳一场舞只能挣5块钱，并且不得不吃掉大部分工资奖金，以强化身体。因此，他们从经济拮据到人情的恶劣，体会到了五味俱全的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半一半"在《啄木鸟》杂志发表，他们的窘困才得以初步缓解。回首那段时常饿肚子的日子，王朔没有嫉恨它，依旧像当时那样泰然视之。他说，人在贫穷中怨天尤人，是因为额外的欲望。在《我那令人难以理解的追求》一文中，王朔说-- 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很可能，我们受到的不是贫穷本身的折磨，而是变态的贪欲被阻止时的不满。伟人也一样经历过贫穷，但之所以伟人没被贫穷当场打倒，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散淡的。他们争夺世界时，往往并不把金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是为实现崇高理念而奋斗，物质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这就是常人所说的，一心挣钱的人，得不到大钱，当我们有了伟大襟怀时，大钱却会自己来。很难想象，一门心思要挣点钱花，能使林肯奋斗成美国总统，或使王朔写出《看起来很美》。即使艾柯卡转道克莱斯勒公司想给福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的主导目标也不是使自己单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按照美国人的复仇方式，在同行业中依靠竞争手段，打败对手，报小福特把他从总裁贬为零件仓库副主管的一箭之仇。从健康欲望上讲，这些有钱人是愉快的。 希罗多德说："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准确无误的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应该减少追求物质幸福的欲望，而是说，第一，这种欲望的确应该有个止境，第二，这种欲望的满足，常常可以或者必须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 ▲ 在《人的文学》和许多散文里，周作人写道：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但愿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发现真正的生活。 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阿曼托斯的这样一段对话-- 苏格拉底："当一个陶工变富了时，请想想看，他还会那样勤苦地对待他的手艺吗？" 阿曼托斯："定然不会。" 苏格拉底："他将日益懒惰和马虎，对吗？" 阿曼托斯："肯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结果他将成为一个日益蹩脚的陶工，对吗？" 阿曼托斯："是的，大大退化。"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陶工没有钱，不能买工具器械，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作得那么好，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或徒弟教得那么好。" 阿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贫和富这两个原因，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对吗？" 苏格拉底得到的这个结论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在缺乏健康的生存希冀时，富与贫实际上变成了同一种东西，导致了退化。那么，追求物质幸福就和维持贫寒现状一样，都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我们要找出一种贫贱不卑、富贵不淫的理想方式，找到二十世纪以来，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一直在寻求的尽兴的生活。找到了它，也就找到了真谛。那就是，无论是努力致富，还是保持富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找到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适于精神栖息的生活。 必须消灭贫穷，指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首先达到不贫穷的目标。一旦达到，金钱就是无所谓的东西了，那时除了维持这个目标，剩下的就是努力寻找使自己不至于退化的精神幸福了。而且，没有实现目标之前，对于金钱本身的淡泊，注重其背后的东西就已经显得极为重要。这种对金钱拿得起又放得下的健康态度，使我们日后某一天会成为比吝啬鬼、守财奴、钱串子更为出色的富人。而那些小气的人，无论是在脱离贫酸的过程中，还是在享有了一定的财富时，都只能与金钱站在一样的高度，而不能统领它。这样的人发大财的历史已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港片《至爱亲朋》作了最后终结。今天，一个舍不得广告投资和公共关系花销，并千方百计在员工身上克扣榨取的人，再也不会占据总裁办公室了，甚至连那扇门也接近不了。 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身兼雕塑家、画家、诗人、建筑师，收入可观，但却不是富翁。他说："不管我多么有钱，我的生活始终过得如同贫人一样。"他并不把钱放在眼里。对穷人，他慷慨大方，分赠掉了自己大量的作品和收入。一九六四年，当萨特由于其"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索真理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我们的时代授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公开申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说，学者的荣誉就是读者喜欢自己的书，它与奖金和官方鉴定无关。 这些就是伟人们尽兴的生活，它由金钱提供了作伟人的机会，又因为注定是伟人而不被金钱所束缚。爱因斯坦曾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张大额支票当作书签，并解释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科学。"居里夫人没有用自己提取镭的专利和Know-how换取巨大财富，以结束自己长期的贫病生活，她说"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继而将一切技术秘密公诸于世。一六九五年，当被任命为国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面对权势们的贿赂怒不可遏地吼着"我希望你们立刻滚出去"时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不让金钱困锁灵魂的信念。科学和良心，是他们人性光辉的顶点。 塞内卡在《致卢奇里论道德的信》中写道："财富太少的人，并不是穷人，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当我们对于金钱达到了不健康的迷恋时，我们就一刻离不开它了。母亲的去世也不如丢失300块钱所流的泪水多，在一朵可以随手摘下献给妻子的玫瑰旁，却非得打开一箱钞票去表达爱，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而耗资巨大，最终沦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富裕的白痴"的人，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含义。 有两种富人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一种为了世人的夸耀而玩命挣钱。他只会在一大桌过剩的饭菜前，感受到一点点可怜的欢乐。他牺牲掉情操，变得冷酷无情，把大多数时光和精力投入到如何挣更多的钱之中。他忽略了学习作一个尽兴的人，而只是迫使自己像只贪婪的动物。他不知道如何延长一分种，去脉脉含情地注视妻子，不知道雅座举杯的轻松自如的乐趣，而是大瓶大瓶地灌醉别人和自己，像野蛮的游牧人一样，醉吐一番，躺在桌下。他们不知道除了拼搏之外，生活还有哪些可以使人尽兴而又深沉的内容。另一种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实现梦想而劳动。他的生活既不空虚，也不匆忙。他把富裕程度的目标，划定在某个足以使自己的生活游刃有余的高度，努力去实现它，然后轻轻地享受它带给自己和友人的欢乐，购买自己喜爱的家具，帮助难友，去青海湖远足。尽管挣的不算太多，而且很快又花掉，但精神却因为健康的金钱观和尽兴的生活内涵而越加饱满。他们用金钱养育着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养育金钱。 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只需具备挣钱的能力，而不必躬造显现这种才能，特别是我们处在水平线之上而又有愿望关心一下与钱无关的兴趣时。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里，讲述了泰勒斯的这样一段故事：世人曾经轻侮泰勒斯，因为他以哲学见称，但却贫苦得几乎难以自给。人们嘲笑说，哲学是救不了贫的学问。为了提示人们懂得道理，泰勒斯打算成事以醒世。某年终，他凭着星象学知识，预知来年夏天的油榄树要丰收，于是他把自己所有的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个油坊当作定金，租得这些油坊的榨油设备。此时，没有人和他竞争，因此租金低廉。但当收获期来临，比往年多多了的需要榨油的人，涌向了这些油坊，泰勒斯凭借垄断优势，定下了高价取酬的原则，却没有人能够不接受。这样，这位哲学家一举获得了大量金钱。但他只是想向世人说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们的志趣不在于金钱。因为生活有着更广阔的领域和意义。如果我们自信身处一般状况，甚至贫寒交迫，我们仍能在一种健康的生活中找到尽兴的乐趣，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追求金钱感到急不可耐，我们完全可以执著于业已冷落的本行。 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中写道："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财产，是生命。最富有的国家，是那些养育出伟大而快活的人的国家。"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里指出："在最穷的国家中，虽然那里的人们处于贫困之中，但他们仍是乐天的。在这样的穷国里，人们对生活用品的需要甚小，他们很少受到欲望的熬煎。在他们看来，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所乞求的奢侈便是休息。"如果人们能以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那么生活的确是这样。 我并不是提倡用贫穷净化心灵，本部分断章取义的题记早已说明我站在詹姆士的对立面上，我也不是说索取财富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人的层次使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适可而止的界标，我也并不企望每个人都能像伟人那样对金钱有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因为凡人毕竟是凡人。我强调的只是，要以健康为度，寻找生命最真确的兴趣依托，过上尽兴的快意生活，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命哲学所要寻找的新式田园气质。 让生活的幸福感成为人生的中心吧，金钱只是道路，是劳动的回声和勇气的标码，是对中心幸福唱颂歌的孩童，它只是美丽生活的外围形式。而面对贫穷，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坦然的健康情绪。这样，失窃的家庭和银行就会少一些，遗失的钱包会完璧归赵，离婚者也会少一些，濒死的双亲就会得到尽力的赡养。我们远离那些捷径，这样，在自己晚年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我们不会每夜都像小孩子一样被噩梦惊醒，因为早年发迹时的罪孽深重而受着良心的折磨。 《青春的敌人》第三部分4 -------------------------------------------------------------------------------- 发表日期：2004年9月6日 享受贫穷：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如果一个坏人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就得学习对他的坏的痛恶，以防止同流合污。另外，又得千方百计，别让这段时间白白过去，学点他的长处。比如一个杀人犯，我们知道杀人不可学，可是我们却可以学学他对死的凛然，他敢想敢作又敢当，甚至还很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过，这种从坏人身上学习教益的冒险办法，必须有一个我已重复了多遍的前提--一段短短的日子。假如我们长期生活在杀人犯周围，我们就会渐渐对他的劣根性习焉不察，随波逐流。你看，由于战乱和运动，我们中国饱有一百年的时间习惯了赶也赶不走的贫穷，这种贫穷由于我们长期与之相处而使我们产生了某种好感，于是，它很难从这块土地上走开。贫穷作为一种不良状况，恰恰和杀人者一样，在短时间里它会教给我们一点点教益，甚至是很好的教益，但时间长了，它会哭丧起脸，露出狰狞的神态。 ▲ 贫穷是一所学校，里面有两种教师，一种教人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另一种教人咬牙切齿的野心、奋斗、不屈不挠、以及一定程度的同情心。 赤贫人家，曾被宣扬为儿童成长最为理想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念念有辞地自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的观察却得出了大量的相反的事实。而且，穷人的孩子常常比别的孩子最先学会骂人，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他便在父母的笑声鼓励下，学会了简洁的骂法，八岁时简直就是一位猥亵骂法的行家。为了在没有秩序的穷环境里争得生存条件，父母不打算压制他天性中对争斗的渴求，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被怂恿去打架，直到成为高中里的骁勇善战的害群之马。去监狱里看一看，那些不思悔过的人犯大多属于哪种家庭的孩子！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不是感情用事地否认这个事实，而是找出办法去改变它。如果没有全社会在理论上和宣传上对贫穷进行声讨，贫困就会安然存在，并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自我安慰中，更加逍遥自在。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劝说那些把不到十六岁的子女拖出学校，逼他们早当家的父母，无法使历史举手同意--改变社会人员素质的根本条件是幸福的环境。 我不是断言穷人的孩子注定是不良分子，我只是在重申必须从改变贫困入手，根除上面那些谁也不愿相信、不愿看到的现实。与其只给穷人一个"孩子早当家"的安慰，不如想办法，使他们的环境有所改观，使他们的孩子从生命的开始就有保健的权利，使这些人家买得起启发婴儿智力的玩具，能请得起家庭教师，能上最好的学校，穿合体的衣服。实际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一种再可悲不过的悲剧。 幻想穷人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出脱成性格健康的人，也是不实际的。穷孩子一般有长大后心理过于灰暗的特点。他们一大部分由于苦环境的摧折而很早过上了颓废生活，很少一部分由于天性的刚韧而击败了艰难，成了较为显赫的人物，但他们的灰暗心理却显得更为可怕。这也就是罗素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反对"青年时的穷苦可以造就天才"的提法的原因。在他们的青春磨难中，绝大多数原本有可能在幸福环境中成为天才的"天才"，悲惨地早早夭折，剩下的几个突出重围的天才，却又有病态的心理。看看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他们经受了出乎意料的苦难打击，为期大约十年，可是今天，无论他们是作了学者，还是依旧带着农村户口在省城开出租汽车，当他们对待别人时，大都怀有过分的警惕和保护自己的过分自私。 人，只有自己首先充溢着幸福感，才会给别人带来幸福。那种患难之中相救助的传说不能说不真实，但可以肯定，那种情况不普遍。这也正如杯中的水，只有水满时，才会溢向桌面，或分赠给其他缺水的杯子。想一想当我们被爱神的弓箭射中时，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好心情去对待别人的。可是每逢失恋，我们还能对别人那样好吗？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留恋穷苦状况，特别是反对用它去"陶冶"青年。我们只是说，假如我们不得不暂处困境的话，不妨暂且把它当作学校，索要善的那方面的教益。 一个有过幸福经历的人，幸福的回忆会成为他贫困时期的指路明灯，使他不至于不迷失在长久的黑暗中。没有享受过幸福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和静思，以自省来照耀自己，在抑郁的苦环境中保持天性的纯洁。所有历经贫困的人们，请记住自己曾拥有过的贫穷，直到我们富有以后，直到我们死去。惠特曼在一首诗中说： 无论是谁， 假如心无同情地走过咫尺的路程， 他就是穿着尸衣，走向了自己的坟墓。 当我们自己饱受着饥饿的折磨，拣煤渣的手变得皮肤粗糙，纹路漆黑，居住在一间透着寒风的草屋，抱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毯子抄写"致富金链锁"时，请记住这种感受。有一天，如果运气和苦斗把我们变成了身肩大任的人物，别忘记仍有许多人和自己青年时一样，渴望着幸福，别忘记同情那些落难的人。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五十例调查中，我发现无论是"穷人"之间，还是在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中，最缺乏的是同情--而相比之下，反倒是富裕青年会由于诸如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自我炫耀的做作、天性中柔情的一面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穷人多一丝同情。而最是互相鄙夷的，恰是"穷人"与"穷人"之间。 宋和我结识多年。他出身在北京的一个中等人家，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守旧而本分。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穷人，但中国人对贫穷的认识十分混乱，似乎更愿意把一般人家和中等人家都视为"穷人"。这种混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把国内和国外区分开，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把欧美和日本的水平，当作判定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准。宋就认为，他自己与街头巷尾弹棉花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穷人。他对自己不能尽兴的家庭怒不可遏，又因为苦于不能马上挣到大款而常常狠狠地诅咒现世。他对京粤和海外的富翁们羡慕不已。我曾写信告诉他，必须改掉对穷人没有同情心的缺点。但是这个曾经受过一点酸楚的少年，却始终没能改变丝毫。他根深蒂固的意识是，穷就是猪的生活，受穷的就是猪，越穷的人就越是该侮的笨猪。他曾当着我的面，对蹲在我家院门口的太阳地里收酒瓶子的人和在胡同里走来走去的磨刀人，表示过歇斯底里的讥笑。 中国恐怕十亿以上的人口和宋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甚至更不如。他们有着乏味的童年和难于大获全胜的工作环境，还有一大堆情爱上和婚床上的烦心。如果按照那种糊涂的贫穷标准来看，大家都是穷人。于是，从心态上讲，误认为自己是穷人的人，也就会真的显现出穷人的心态--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觉得受了生活的欺骗和社会的虐待--在他们混乱的思维中，低收入总在与高消费相比照，而不是和自己环境的低价格相联系。但实际上，财富太少的人在心理上并不一定是穷人，而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那些由于渴求更多财富而自贬为"穷人"的人，破坏了中等人家来来应有的怡然自乐，所谓的"穷人"和"穷人"之间也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 请不要首先想到我们对与自己要好的那几个"穷"哥们姐们有过多少次帮忙。想一想，我们对武汉的乞丐，对安徽的保姆，对江西的木匠，对于每一个穿着七十年代破军装的素不相识的农村人，有过深深的同情吗？对手提鹿鞭的藏民，我们不敢惹，他们来的地方太神秘太敏感，他们强健而勇猛，还配有腰刀，可是对其他流落街头，夜无宿处的人们，我们是否有过挑衅和刁难？我们是不是在掏粪车停留的地段，捂住鼻子，小跑几步，甚至嬉骂两句，使那些工作人员心理更加阴冷？我们尊重过街头的清道夫和公园里持着扫帚铁箕的老太太吗？我们对父母的养育有过发自心底的默默的感谢吗？是在那些没有蔬菜的日子里，他们曾把最好吃的偷偷放在我们的碗底，甚至至今依旧残留着苦日子里养成的无私。对于这一切，我们有所明察吗？ 如果没有，那么贫苦就没有教会我们同情、尊重、善感。当我们捉弄卖袜子的乡下姑娘，或者由于看不起服务性职业而对一个女招待存心发难时，也许我们自己感觉到无限光荣，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很像一只鬼。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直想做上等人的潜意识在作怪，可是上等人对穷人并不是这样。 一八三四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去，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具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人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他们送去了100万比索。将军若有所思地接下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他便开始询问秘鲁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曰，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宣布，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毕加索对仿他真作的赝品从不追究，最多不过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他解释说："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作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是西班牙人，不能和老朋友为难。而且那些鉴定真迹的专家也要吃饭。这些毕加索假画使许多人有饭吃，而我也没有吃亏。" 有时穷人需要的很少，他们不需要我们真实的资助或口头同情，他们只需要我们不去为难他们，需要一点真心的关怀。有一次，屠格涅夫外出，遇到一个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的乞丐。屠格涅夫的手伸进口袋，正欲取钱，却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他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也紧紧地攥住这位大诗人的手，感激地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儿，就足够了。"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请记住哥德的一句话："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 富有固然可以使人视野广远，贫穷却能使人深刻。富有使人多看了许多东西，贫穷却使人有可能多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运用头脑，贫穷就能和富有平分秋色。 我们有时真嫉妒，每一位洋人，无论他是作什么生意的，都知道各种公证如何办理，传真机和自动取款机怎么使用，股票交易是怎么回事，米洛舍维奇的身世，从巴塞罗那到芝加哥有多远路程，电喷装置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许多卫星和空间站的知识，他们全知道！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却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信息，他们都会操作电脑。洋人的修养、知识、文明程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 但实际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拿大4/5的人口属于他们自己确定的文盲。他们之所以富有和蒸蒸日上，完全是因为其余的1/5精英掌握着政权。而那些文盲之所以能够知道上面那些知识，完全是因为他们身处开放的信息世界。如果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住上三个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多数人的文化层次并不算太高。一个蓝领工人知道意大利有个帕瓦罗蒂，知道人生应该勇敢和自由，并不表现出他的文化层次，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一九九零年，北大中文系的葛晓音教授去美国讲授古典文学，她曾叹息说："那简直是文化沙漠。"那些在自由的国家养成了提问题的大学生固然使人心花怒放，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之浅薄，又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幸福的城邦养育的人们轻浅、活跃、视野广远，而不幸的土地造就的子孙才会深刻、严肃、坚韧执著。 人要抵达深沉，必须要有过一段穷困破落的记忆，或者善于有意识地主动接近穷境。一辈子饱食终日的人，不可能理解穷人，也不可能因为幸福而深刻。港台的艺术常常轻浅得像条小溪，淡淡的忧愁和轻松的快乐，他们的富有的生活使他们的思索变得现实而简短。但是俄国和中国的艺术却不是这样，我们最出色的作品常常像大河深壑，在凝涩和沉默寡言中滚滚流长，幽暗深邃。那些一二流作家的作品常常神游八极，决意不打算就事论事。我曾为谢晋、姜文、刘晓庆的《芙蓉镇》鼓过掌，也曾因为台湾的《芙蓉镇》结尾那个冲着苍天大喊大叫"人道何在，人道何在呀"的角色倒过胃口。前者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后者却肤浅地把内地中国人渴求平静生活的愿望弄成一种可笑的样子，就像是七八流导演的处女作一样。富人由于不懂得穷，因而失去了对穷的理解力，并且很明显地不知道富本身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看，假如我们暂时不得不卧在贫穷的谷底，为悲愤所占据，我们不妨借此对许多使我们感到悲愤的东西思索一番。这多少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完整的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成为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人。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法国葛德芝写下的一首诗-- 我洗过无数车子 我擦过无数鞋子 它们愈是闪光 我愈是满手污垢 我们为了生活，过着最艰辛的日子。但仔细想，人的许多活动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了可以延长我们可怜的年龄，本身没有价值。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艰辛和需要谱写成诗和歌曲，一朝它们变成艺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论什么，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生活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是的，一个不放弃机会在不愉快和贫饥中思索和写作的人，他的作品会比出门就有钱乘坐出租车的人要深刻。历史上，最伟大最不朽的诗篇和乐章，不是迸发在失恋之后，就是产生在恋爱之前，而沉醉在爱情之中时，文字却没有思想深度，只有华丽的词藻。这时诗的寿命，恐怕还没有爱情本身的时间长。人们常常需要用苦难提高自己。如果我们打算苦斗成一个有名的人，那么更不能放走或怠慢贫苦。让我们听一听孟轲的那句千年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如果二十四岁时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到贫困，我们就不会幸运地使交友的黄金季节得以延长。贫困之中得到的爱情和友谊，常常是上苍恩赐的最为珍贵的礼品。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借巴斯妇之口说："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屏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 这话再好理解不过了。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能够爱上我们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室有名望，有财富。他们只是爱我们本人，一个刚刚学会飞翔的雏燕。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知音，从一开始便从我们的只言片语和一举一动中，看到了我们的铮铮铁骨、怀才不遇的智慧、在困境中保持的从容。这时打算和自己交朋友的人，只是无所希求地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喜欢我们的习惯、性格、品味，同情我们遭受厄运的身世。 《后汉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终日闷闷不乐，光武帝便让她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挑选新爱。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看中了宣平侯司空宋弘。于是，光武帝绕着弯子问宋弘："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呼？"皇帝哪里想到，面对如此攀龙附凤的好事，宋司空的回答却是："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那意思是，贫困时交的朋友志同道合，是真的知音，一起吃过糠的患难妻子，情谊深重，最难相得。因此，这两种人，最不可丢。 大约在二十五岁时，人们之间的友谊已因为性格差异和时间匮乏而越来越变得淡漠。许多人只能与我们走上一段路程，便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以后的新交恐怕与我们走的路会更短，由于事业上的相互求助关系，即便走得很长，也不会尽情地边走边聊。他们不会像挚友那样，熟知我们的缺点和隐私而不抛弃我们。 此时，人们在恋爱中有一种共同的愚蠢的心理，与情人相见前必先打扮一番，作出比真情更动人的假象去吸引对方。这种掩饰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在以后漫长的婚期中始终掩饰住缺点。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不耐烦，再也不经意化妆，不再穿性感但却累人的高跟鞋。那时，我们会减损大半的魅力，显出本来面目。于是，双方在心底一同大叹上当和失望。但是，如果本着"一无所有时得到的爱才会更牢"的思路，我们就会采取与此不同的方式。我们就会在恋爱时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这时爱上我们的人就不是只爱我们的假象，他的爱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待到他和我们真正携起手来，我们再"为悦己者容"，特别是和他一起光顾某些正式场合时精心打扮一番，他就会因为我们的焕然一新而感到爱情也在更新。 人同样还表现着另一种愚蠢，我们几乎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百万富翁，然后再去吸引女人。不过，穷光蛋的本来面目不会隐藏多久，最多能骗到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另外，被钱吸引来的女性，多半好逸恶劳，而且不易安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把自己领进了陷阱。聪明的人，包括聪明的富翁，在争取爱情时，都应该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普通人。假如那个使我们迷恋的女人，由于错以为我们没有钱而又决意不打算朝我们的其他才华多看一眼，那么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真实的结论--她不值得我们爱。并且，好男儿永远不要接受她的回心转意，有一天我们破了产，她还会走开的。反过来，女孩子应该想一想，眼前这个正朝着自己挥舞着存折以炫耀其财富的人，是不是一个假装百万富翁的傻瓜蛋（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屡屡破费，不懈地讨好自己，并坚信用钱就能买到我们的爱的人，是不是对爱情有着纯厚追求的人，而那些穷光蛋是不是真的没有一点让我们爱慕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一点在未来某一天发大财成大事的可能。 贫贱时，逆境便成了织情和识友的试金石。它使我们认清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也使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不被什么人所喜欢。 在患难之交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贫困时期结下的姻缘，如果不是配偶也同样是落难之人的话，多数的结合便并不像理论上分析的那样稳固。有朝一日，落难者蒙恩重新衣锦，他就再也不能忍受和一个下层人生活在同一张床上。多数人后来都使"糟糠之妻"下了堂，这是自古至今的困惑。历史上有过胡适和李大钊，但也有过陈世美。这里不作过多的探讨，因为"易妻"时，人多已不在青春。友情问题上也有过无数次的历史悲剧，朱元璋落魄时一切帮助过他的人，后来无一不被他砍下头颅。很多人在权显之后，再也无法容忍昔日的老哥们粗浅的兄弟之爱。在贫寒时，只有同层次的人建立起的友谊，才会在日后的荣辱中相映衬，写下凯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以"共苦"，却不会"同甘"，一旦原有的逆境得以改变，他们就会因为分"甘"不均而很快分道扬镳。这种事情留给我们的痛楚和震惊，比什么都大。 不忘"贫贱之交"的故事，不完全是事实，而只是人们对那种困境中结下的友谊的确应该持续的理想的向往。大凡生活中最美的东西，能从漫漫无涯的往事中大浪淘沙般地留下，总是不容易的，为数也总是不多的，但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又的确是人生中最最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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