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于是，他们喜欢用儿语与父母交谈，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时常向父母作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在单独与爱人亲昵时，他们就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此惴惴不安。但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而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遭遇表扬和恭维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于是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甚至，我们有了一种渴望得到更多赞美的念头。实际上，女孩子由于通常缺乏自信心，所以习惯于用别人的赏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却是一件可悲而又危险的事情。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精神虚弱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又莽撞地自信什么都懂，而且常常故意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于是，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和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和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的天性，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不成熟的年志、零敲碎打的知识、对往昔胆大妄言的挥斥，便与初生牛犊的执著和"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而且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是始终如一的。"换句话说，矛盾是人生的永恒特征。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它，它便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一步一步向前走，矛盾化便只是对我们的考验，是我们的动力。实际上，对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请相信，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所遇到的恐慌感、极端化、矛盾化，完全不必我们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为我们追求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便到了我们直面具体生活问题的时候了。可以说，我们此时已完成了一种心理转变。爱情走向我们，我们要离开父母。爱意每向我们靠近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此时的所有心态变化，都与我们的情爱、独立意识、行为风格有关。让我们来看看与此相关的十大问题-- 爱，是一种权利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的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能一个问题能比爱情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情是一所学校，同时也可能是一座火葬场。因此，我们无法不精心地关注它。 十六岁的时候，大多数女孩子是把目力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优秀的男同学身上的，哪怕这个优等生并不漂亮。她们会长久地记住他，甚至很久以后，依然会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而抱憾终生。十六岁时，王偷偷喜欢上班里的一个高个子但不漂亮的男孩子。每次考试，他都会把第二名远远抛在后边，涉及他的学习、生活、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毫无疑问，这一切也同样吸引着其她女同学的青睐，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去接近他，但王却始终没有那样作。高中文理科分班后，他们分在了不同的班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了北京，王在北大中文系学汉语，他进了清华无线电系。在清华园的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此时的王，已出落成北大的一朵校花。王问："还记得我吗？"他的回答出乎王的意料："实在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象。"王没再说话，也唯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跑到北大36楼，找到王的宿舍。一刹那，王被喜悦占领了。但她没有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竟还是那样不伦不类："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你了。"王的眼底失去了尚存的一丝柔情。不久，当时正在追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了女生宿舍。他则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没有说任何告别的话。从此，王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一九九一年，二十五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九年前那段隐情说给我听，言谈中却似乎依旧怀念着她那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尽管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梦中情人与现实中的他完全是两个人。可以说，许多女人都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有许多人曾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老师的形象去寻找爱人。 对于男孩子来说，十六岁的爱没有这么持久。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漂亮女孩身上，或是集中在由于奇特的童年印象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仅仅一年，那个女孩子便会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十年后，当我们提起往事，他不会牵肠挂肚。过去的已经过去，十六岁的爱只不过是愉悦了他们的眼睛。不过，就当时的真挚程度而言，男孩子的感情又不可说是不珍贵。他们会在想象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象出一个坏女人去实施。要二十五岁的人去想象这个年纪富于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对于爱，十六岁的少年采取的，多是歌曲和诗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行为，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情人们一样。 那个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寻找爱，不如说是在希求接触和懂得。实际上，当少年人很早便显露出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去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性早熟或胡闹的标志，把它蔑称为"早恋"，也不应该把它视为笑柄，或病态地联想到性的接触。相反，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这种可贵的感情当作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不仅如此，爱情还是少年人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伟大步骤。为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说-- 那些从未领教过两人之爱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人，失去了生活本应赐予他们的最美好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不满会使他们朝嫉妒、压迫、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情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是社会学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无法从世上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在十七岁大步走来时，我们有了独立意识，爱意便像潮水般地蔓延在我们心田。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消息不幸走漏，或是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了父母。我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让我们去爱一次，我们又怎能得到经验？又怎能知道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爱的种子，而且就要抽芽。这是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去作，但谁能阻止我们去想呢？实际上，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反锁的家门里停止走神。父母师长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来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全了他们自己的安心，但却深深地刺伤了我们。 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轻声地问："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上了邪路，而是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语）如果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我们，我们将会更好地学到生活和爱的真谛。 今天，少年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泛性主义倾向，并不是少年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是由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怀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完整的性知识，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为了生命更有意义，十八岁时，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爱的基本知识。 Y 爱的起点。十八岁，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我们又毫无经验。我们喜欢花掉大量时间，去猜测、压赌、拐弯抹角地打探意中人。由于我们天生缺乏自信心，或是过于羞怯和矜持，我们曾默默目送着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而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实际上，这正是恋爱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上，反而是沉溺于主观臆想。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Y 爱的原则。不要把爱情和事业分开。为事业牺牲爱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但起码是一种残缺。为爱而牺牲事业同样愚蠢，因为一旦爱情消失，生存的全部基础将会一同消失。此外，男孩子恐怕要到二十六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对其择偶原则的控制。但十八岁时，我们不妨在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渐渐懂得，和谐比漂亮更重要。"而十八岁的女孩子，由于依赖性和孤独感，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但此时，她的标准太高了，那人必须是白马王子，不仅肚子里有才，还要谈笑风生，最好是风流倜傥有阅历，还要有钱有势。为了失恋时不至于太悲伤，女孩子也一定要提前知道："完美只在电影中存在。" Y 爱的方式。在中国，能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罕见。由于典范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只显得有几件恋情分外可歌可泣，可歌的是梁祝，可泣的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不过，即使是这几桩罕见的恋爱，也未见得有法国贵族那种浪漫的玫瑰花式的爱情传统。我们没有自己爱情经验，又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进中国。怎么办呢？还是走自己的路吧，干嘛非要学人家。只有自己觉得对，不妨就试一下。十八岁时，有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我们拿不准究竟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知道一条科学的经验，不能用长久的性自慰的办法去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心理健康。 Y 爱的基础。鲁迅曾说过，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今天，对于十八岁的感情而言，完全没有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贺卡、冷饮、围巾，需要一个小小的心意。因此，它确实能被缺少金钱所卖掉。不过，我们是否知道？缺钱的时候，最能观察对方的性情--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相信明天；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款，却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勒紧腰带，作出一点合理的破费。不过，总得说来，十八岁的爱远离物质性，不大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病史因素，因此，十八岁的爱，大多数没有结局。但无论将来我们如何看待此时的爱，十八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这时的爱，不能算早，但却过于幼稚。它耗费了许多时间，但却增添了几分成熟。 Y 爱的目的。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爱，仅仅是一种权利，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健康，生理上的，心态上的，你的，我的，他的，全社会的。在《我的信仰》中，罗素说："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爱可以鼓舞我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在高尚的生活中，我们的爱就不会因为男人的胆怯或粗俗，以及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和生活的荒延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不仅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3 --------------------------------------------------------------------------------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把自卑消灭掉 许多人以为，胆大妄为是十八岁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但我的经验却恰好相反。我发现，过分的羞怯和深深的自卑感，才是中国人在二十岁之前的真正问题。我们多少年来的反常的早期教育，使家庭教育在整体水平上归于失败。因此，只有极少数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免自卑，但绝大多数人则要终生与其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首缩脚，有的顺水推舟，装作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要说的是，如何消除自卑。不过，对自卑的产生一无所知，却妨碍着我们去努力消除它，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年人一样。如果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这个孩子的胆魄便提早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他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但却得不到时，他的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不善于在客人面前表演、呆头呆脑、遗传性的胆怯，因而屡遭长辈的冷眼，这名儿童的所有改革性的潜能，便会被顽固的自卑感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他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的能力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等于很早便告诉了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盖住孩子时，孩子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也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自卑沉溺型。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最终向自卑性格低头，一生没再振作，成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第二，自卑转化型。由于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忌心、冷静的自省，使自己不断得以扬长避短，削减了自卑。而且，他们善于掩饰自卑感，竟迈着小步履，在人生路上取得了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第三，自卑超越型。在报复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又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第四，纯粹自信型。他们在儿时就没有太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在长期的竞争中总能获得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为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已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他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在他们身上，由于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悉心去看，我们就会从他们低头默思、近视眼镜后面眯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态中，察觉到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和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但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报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史书，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当全斗焕还是“泥舍穷孩”时，他曾亲眼看见亲兄弟因为担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呢？他们留给世界的，多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可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横，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善良的想象，大量的事实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社会幸福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又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快乐力量，总的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爱和幸福之中。 1932年，阿德勒在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公式： 超越 自卑感====>优越地位和光荣 他认为，人可以从不同程度的天生的“自卑情结”中超越出来，通过对优越地位的追求，最终获得光辉灿烂的未来。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超越的可怕后果，持有一定的怀疑，尽管它确是破坏已有自卑的最好办法。 我们说，与其等到自卑感已根深蒂固之后再去砍伐，不如从一开始就去消灭它。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有两点：第一是，学会作父母之后，再去生育；第二才是帮助那些由于其父母不断疏忽而形成了自卑性格的人，让他们突破内向。不过，我们不能抛开青春问题去过多地谈论早期家庭教育，所以这里不打算去写本来最为重要的“第一”，只能本末倒置地讨论一下“第二”，提供出一些参考办法。 在问到“你怎样对待自卑”时，好几个女孩子用一句流行语作了回答：“没人比你好，你不比别人强。”但它真能慰籍自卑者吗？只要很客观地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人的层次之分的确是客观存在，无论是社会背景、仪态、品味、才智潜能，还是威慑控制力，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而搬运工最多只能混到监工的地步。因此，这种说法不过是在文字游戏里欺骗自己一下罢了。真实的情况恰恰是：“你比一些人强，又比另一些人差。”只有建立了这种健康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把自卑变为谦逊，把亢奋化为乐观，才能不可思议地向胜利者礼貌地认输，然后不屈不挠地提出再一次挑战。 自卑者总是能不停地找出优胜者的优胜之处，然后拿它们同自己的薄弱环节相比。于是，站在球场上看到别人动作灵活，我们便为自己笨得像牛而暗自神伤。比起优等生，我们总是记不住乱七八糟的定理，在不算复杂的逻辑演绎中，我们感到头晕目瘴。可是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你也有长处”？且不说我们各自都有两手拿手好戏，就是我们的自卑性格本身不是也可以变成长处吗？内向的人，听的比说的多，易于积累。敏感的神经易于观察，长期的静思使得我们情感细腻，内敛的锋芒全部蕴藏为深厚的内秀心智。而温和的性情，极得人缘。这一切不是很适合我们置身于幕僚顾问或者作家的位置上吗？如果我们能发现并积极拓展自己身上最有希望的那部分特性，我们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强。罗斯福在短促无备的小冲突中，常常张口结舌，尴尬万分，但他却能力挽狂澜。普希金一生中只会在简单的算式后面，统统写上“０”，可他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却家喻户晓。萨特也是个数学上的笨蛋，但他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堂而皇之地加以拒绝。 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当我们发现别人也有各自的隐痛时，自己被自卑折磨的程度似乎会轻一些，特别是当我们读大人物的传记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他们在青年时代曾有过和我们类似的自卑感。我们顿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救。我们读卢梭的《忏悔录》，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弗洛依德和阿德勒本人，读索菲亚·罗兰，我们都会诧异地发现，自卑创造了文化。庞德说的对：“美是难于接近的。”罗素说的也对：“人类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如果我们面对庞德的话，感到悲伤和精疲力竭，那么请对自己大声说：“别人也自卑，他们也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他们在消灭不满、在接近美、在自卑中创造着。 高中生尹告诉我，无论在车站等车，还是走进教室，他总是觉得有许多人在盯着他，挑剔他。为此，他处处不自在，坐卧不稳，站立不安，走路时也不自然。淹没在这种情绪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这是自卑青年的共同特征，它很像阿德勒指出的一种精神错乱，即“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如果无力改变穿戴陈旧的不合体的服饰，留自己不喜欢的发型，我们就会怀疑别人在嘲笑自己土气。如果认为自己不漂亮，驼背，脖子长或腿短，也会感到周围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怪物。如果放纵了自己，违背了耸人听闻的传统说教，做了些越轨微行，比如说暗恋一个人并为之常常手淫，我们就会时常以为别人看破了这些隐私，正在轻蔑自己。但实际上，这些幻觉就像早发性痴呆症一样，不难破除。我们之所以感到这些压力，是因为理想状态和高尚情操在惩罚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理智得多，但又没理智到家。如果我们提醒自己：“不必太在意。”我们就会像一般人一样，恢复常态。如果我们的理智更进一步，告诉自己说：“没有注意你！”我们便会更加轻松。事实也是如此，人们的目力通常是落在最美或最丑的事情上的，最容易忽略恰好是一般化的人和事。我们没有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麻布加身，既不是美人，也不是丑八怪，因此我们身上没有过于吸引人的东西。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此外，我们可以多交些朋友，与他们时常往来，或者坚持几种高强度的竞技锻炼，最终会连根儿拔去那些怕人知道的心病。等到我们恢复了健康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会产生另外一种愤愤不平，那就是：“为什么没人注视我?!” 那时，我们会为有人注视自己而自豪。 自卑者全部是信心不足，一旦遇到挫折，情绪会更加低落。我们常常羞于放声开口，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开会上课时，不敢坐在前排，不敢在大庭广众下行动自如。就连敲别人门的时候，也惴惴不安。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让我们想上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与公众生活脱节，我们就该催促自己说：“不妨试试看！”还是不必太在意，而且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把每一件事缓缓地作完，并适当地把旁观者当成傻瓜。如此坚持作完一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招摇过市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让自己明白：“错了没关系。”如果我们强求完美，情况会很糟，假如放弃尽善尽美的标尺，我们反而会得心应手。 不必完美 实际上，小的时候我们就曾发现过自己的不足，发现后我们会生自己的气，哭上一场。不过，要把大量不如意的发现与感伤联系在一起，形成悲观主义，却只有在青春期过后才有可能发生。十六岁时，不完美的现实和完美的梦幻短兵相接——我们不美丽，脚总是出汗，可能还有狐臭！我们有好多事情作不好，有时连一件小事都作不到尽善尽美！世界怎么样？也不像过去想象得那样美丽！可是，我们曾经梦想过，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演员，什么缺陷都没有。我们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赛车能手，一生会说七种语言，做一件事像一件事，天下都会满意。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会接纳我们的梦想和建议。 当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要活下去，快乐地活下去。我们应该确信，在物质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就在这种不完美的状态下，我们寻找着欢乐，向不完美发出挑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力争作得更好一些，以接近完美。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是一个必然，我们便没有必要去畏惧这个事实。就像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我们又随时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们并不因为终有一天会死，或者车祸的可能性暗藏在每一秒钟之内而放弃穿越人行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不过如此，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据说，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给毛姆的右臂和右手作了一遍检查，从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手指的拿笔部位不对，右臂放在写字台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可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这是多好的一个例子，这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完美，但他却为人类文化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一流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东西的两个变异。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时，总爱与一位名叫“徐宝力”的同学摔跤。但我怎么也摔不倒他！无论落地前的一刹那，我有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相信，优劣之间，正如胜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来奇怪，待人傲慢在江青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却是“大儿童式”的天真。当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造成小臂残损，但独具一格的领袖风采恰恰由此产生。当戴高乐将军不幸成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因此，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能塑造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腿诗人吗？当我们因为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我们会被恐惧所缠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子也不可能压倒我们。三十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唯一可以引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漫长的执政年代里，他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乏的只是勇气、乐观、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自己的不足——眼睛太小，鼻子不周正，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不一副坏脾气——这一切令人颇为泄气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勇敢的人也不完美，但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所感动，情愿做了俘虏。人生一世，体表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过了一定年龄，你甚至会发现，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根的照片，那完全是一张长歪了的脸。但你反感这张歪脸吗？不认为那正是一张美国总统的脸吗？不用细看，你便会知道，有一种气质彻底驱除了那脸上的不完美，使它朝另一面发生了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觉得活得很累，这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变得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云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学会拒绝，不会正视指责，不敢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我们活在别人的眼里，很少想到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强求完美，因而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我们要求诸事皆以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想法就像枷锁一样，使我们闷闷不乐。 但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都注定要在某一个高度上以失败告终，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体育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都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整个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每一个阶梯上看到诗与美，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和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只要我们享受过纵身跃过一米九零、两米一二、甚至两米三九时的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于不朽的想象彻底扔掉。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4 --------------------------------------------------------------------------------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适可而止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论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进行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无疑阻碍了我们去发现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拯救了我们神经。 我们生来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的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的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不会感到恐惧。但是，那位发明显微镜的人却受不了了，他亲眼看见了随处可见的细菌，于是他自杀了。所以，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在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是一大堆彩色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如果我们不会把握自己，那知识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隔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凶杀、肮脏的交易、男女隐私、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裁。当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一切巨大的考验便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作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再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必须学会从容地生活，调节自己的感受。过了十八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写出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谁知，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李宁言中，他竟从双杠上掉了下来，于是，举国蔑之。一九八四年，韩健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仅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了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竟不愿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一九八八年，他绝活失手，一下子被骂声淹没了。在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足球事件”中，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泱泱大国输给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只得含泪辞行，那时他收到了许多信，信里寄来了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面对失败的英雄，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已忘记了用掌声激励他们，这个民族剥夺了英雄们失败的权利。 然而，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利更让人大吃一惊的了，以致于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镜头前哭了起来。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痛之中。但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于是，巴西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听到了掌声。 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在喋喋不休的指责和谩骂声中，人们增加着敌对，把问题丢到了一边。但是，人生是需要笑脸的。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向新人转变。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本身，而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获得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5 -------------------------------------------------------------------------------- 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民族早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了。当我们从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散凉者，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围观棋局，在打扑克，尽管我们依然相信，此时肯定也有人正吹着破电扇，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大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此时，“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四年，一群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绘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也喜欢用“勤劳智慧”的习惯套语，去进行称誉。但苏联专家们摇头笑了，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却很懒惰。”那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中国和苏联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但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彼此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能作到的，也只是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十八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当然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 家族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志趣 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爷爷就懒，我爹爹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逻辑顺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尔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丛生。 二十三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为实业家武宝信作秘书。一次闲暇，武宝信谈及他的往事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随后，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宝信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了千万富翁的关键。后来，我真的照武厂长说的那样去作了，但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到了大钱。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去作，都会获得成功。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动，他就会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地懒惰下去。 此外，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特征，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说，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历史和家族性的惰性。 ◤ 幻想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幻想性懒人总是光说不练，或者作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是，他们很担心把幻想拿去接受考验。考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以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① 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② 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在不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 受挫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韧性 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的一蹶不振的人。阿德勒曾说：“懒惰是野心加上丧失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受挫性懒人曾拥有过比别人更大的野心，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零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尼克松曾提到一位使他变得坚忍不跋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理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如果我们只是十九岁时没有成名，或是严重失恋了，我们不该躺倒在地，应该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并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 如果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来自于父母的评价），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一遍“你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变了。或许，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因为“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勤劳不懈，我们就一定不会一无所获。但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二十岁就在街头全心全意摆地摊的人，他们打算挣多少花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毫无疑问，几十年后，今天曾被嘲笑过的穷书生将会成为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大财阀和高级白领，而今天的小业主，明天还是小业主，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请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糊涂到只让文盲发财的地步，不会永远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变，像俞作敏一样，爆富的文盲巨头一个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举止文雅、谈吐高尚的知识富翁正在占领舞台。说到底，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知识经济将是未来的颜色。所以请相信，中国还将是读书人的中国。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联，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让我们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却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它是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地方恰好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那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发明。” 实际上，读书就是接近世界。为了能把未来的工作干得出类拔萃，我们必须认真攻读专业书。此外，我们看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同时我们知道，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梦。我们看武侠小说，门外汉观其表而自乐，智者察其智而慨叹，因此，大数学家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我们时时关心着书市又在流行什么书，那是时代的回声，因此，读流行书使人健谈。我们还养成了翻阅报刊杂志的习惯，这使我们坐观天下，不过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两亿多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化起点无比之低，而且绝大多数教师的水平，普遍低劣。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正是十八岁。那些进不了高校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色情小报、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它。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即便嘴上随声附和几句“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但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跟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鄙夷。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非农业研究的）必须要为分不清五谷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动难逃，在动难逃！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6 -------------------------------------------------------------------------------- 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打破思维定式 十六岁时，我们曾隐隐地从父辈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毛病出在思维上！"那一代人的思维是程式化的，他们可以不开动脑筋，便丢给我们一大套顺势而下的道理。"同流"必定"合污"。"贪生"肯定"怕死"。不是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方法--如果暂且还能算它是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它容易滑向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在那里，没有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以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100多年来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了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了那些缺陷。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用极端化方式，在另一个极端上，随便挑出一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父亲的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区别，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同一种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思维"和"两极思维法"，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新定式以及两极中的另外一个端点，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父亲们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遇到大风大浪，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而对"逐步改善"的"不耐烦"，竟是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不过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的未来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的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的热血沸腾"交替耗损社会生命力的方式。 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改变，使我们的思维站起来，穿过一维的时间线，进入三维的多面性的生活空间。人的思维，本该是优美而明晰的。 ▲ 向幽默化思维转变--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应付清贫生活，具有极大的益处。幽默使思索的人敢于冒险，得出冒险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头来，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如果有人问："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幽默的回答是："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状态中，以从容的姿态出现。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的勇气，以便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的效果，这对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自己不幽默并对别人的幽默总是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卡在了常规之中。 ▲ 常规思维仍有一席之地--常规思维极容易成为高级思维的精神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约束着人，使之成为"正常人"，即"伟大的人"的反面。不过，思维的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对它来讲，"人和动物的区别"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是他们因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基本规则都没掌握而头脑混乱，他们常常使发言和谈话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山路西侧石壁上镌刻着" 二"两个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假装沉思片刻，随即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上两笔，改成"风月"，并说，它们的念法是"风月无边"。实际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明朝时，唐寅跑到湖南岳阳楼，远眺800里洞庭湖的旖旎风光，在墙壁上题下了" 二"两字。1933年6月20日夜里，鲁迅给林语堂博士写信，讽刺他只谈风月闲逸，也曾提及唐寅的这两个字。可见，郭沫若应该早知此事，并没有真正行使任何思维。不过，第一位猜出这两个怪字是什么意思的人，一定曾用了逻辑思维的推理术。这种思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至关重要。有一次，爱迪生想知道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计算起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他打量了灯泡一会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了水的体积。于是，爱迪生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实际上，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 圈外思维术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使我们的判断有失公正，另一方面，我们无法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写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使我们的观察点能跳到圈外，挂在高空的某个远点，这个点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左派中国人，对中国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们无法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他们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来观察现在。 ▲ 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滴水不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了钱，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的法律，他得去坐牢。债主建议说："让这你的女儿，决定你的命运。"办法是，债主在一个口袋里装进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债务也一笔勾销。不过，十分可恶的是，债主在口袋里偷偷放进了两个黑子，而且被欠债者的女儿看了。这时，结局似乎只有三个：① 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 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 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小姑娘十分聪明，她竟飞快地摸出一颗，佯装丢落在石缝里，怎么也够不出来。最后，她建议说："不要紧，咱们可以用口袋里剩下的那一颗石子公断。"口袋里剩下的当然是黑子，于是她摸到的那一颗被推定为白子。于是，她救了父亲，也保全了自己。由此看来，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绞尽脑汁，似乎已经列尽了答案，实际上最妙的一个答案却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也就是"水平思考法"。它的原则是，别在现有的结论里兜圈子，要另辟蹊径。 ▲ 创造性思维具有黄金般的价值--在常规思维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漏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而年长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行走，却又在每个岔道口停下，分别走进去试一下，直到在某一个地方找到瑰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搜索式思想方式，就是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期，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候，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和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找到一种宗教，把感情和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为基础的洋玩意儿。可以说，许多国人是相信灵和鬼的，而西方人热衷的却是神与人。我们的前辈曾相信谣言，对"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残害生灵，甚至贩卖婴儿"的说法，深信不移。他们除了认为宗教是虚伪的之外，还认为信奉西方思想有辱于爱国心，是一种"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而不爱国，相反连给国家提一点意见都不肯。此外，他们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而一九八二年的《宪法》，虽经数次修改，但其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却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八十年代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他们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自私、对金钱的热衷，是多么的违背教义，而且丝毫不因博爱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但我们自己不盲从？不口是心非吗？我们不想对原有的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对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实际上，这仍是人类精神的触目惊心的堕落--我们竟能在对一件事情尚未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去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激烈地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前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未知事物和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今天，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依旧会发现许多商店在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和大多数海外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传统和习俗，都是来自于宗教的故事。翻开《圣经》，无论是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走进教堂，我们会因为感到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在人世间的烦忧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筋骨，给我们以心灵上的慰藉。前辈们曾说，教堂、佛寺、道观里到处是外国特务，但我们从未撞见，相反倒是发现一些管理员凶神恶煞，显然是具有特殊背景。我们察觉出这个社会的虚弱，它已经不起别的东西与之共存，只得编造出各种荒唐的谣言。 不过，宗教的确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代。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他却始终不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说"太阳也不是中心"，这使他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必须面对妄想出来的原始教义时，心中曾充满什么样的鄙夷，但他不得不低头认罪，宣布自己是错的。此外，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沾染着鲜血的宗教改革、以上帝的名义草菅人命，涂炭生灵，对于我们对宗教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这是一种讽刺。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萧伯纳提醒我们说："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选上了一种思想。并且毫不怀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踏地地坚持，危险系数越大。 人在二十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求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他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持续多年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之外，却显露了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他路之外，无从解决，别无他途。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磨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刘"（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人们选择了宗教，让它给自己慰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萎靡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7 -------------------------------------------------------------------------------- 发表日期：2004年5月26日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过不适，我们伤心地哭了一场，渐渐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从两岁到七岁，我们在双亲膝下，感受着世界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那时，我们受过一两次欺辱，至今还记在心底，并认为它在我们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不过，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有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要欢乐。青春期过后，我们感受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自身、人性、社会的不足，让我们十分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议论着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一个无瑕的天地。 但是二十岁时，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于是，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自杀，接踵而来。我们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战争就跳出胚胎，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的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的彻底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当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下几首"采菊东篱下"，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大局已定，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同样没能免于思想和情感在权力和武器面前的退却。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铁蹄溅血欧亚非之后，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着太阳的犬儒大师。那一刻，这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竟对人本生活产生了渴望，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位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为"毒害青年"因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小市民、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民、高尚激扬的古代骑士以及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呼唤的"超人"们，把二十世纪变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和）和最血腥（其间150多次战争中，阵亡了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技术也引来了灾难。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着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它上天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在提高了当代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它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遗憾的是，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电脑程序和金属铜臭气息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着用钱买来的快乐，灵魂却依旧没有着落。他们穿着华丽的衣着，精神却是裸体的。 这就是世界，我们已居住了二十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一九九一年元月四日，母亲从编辑室回来，带回一个消息和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消息是："三毛自缢了。"那位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了世界。便笺是寄给我的，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下面印着两句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在便笺背面，何小姐以清秀的字体，抄录席慕蓉的《尘缘》短诗，用以相勉：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 希求 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喝了口咖啡，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访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再需要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死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欢愉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作好了迎接灾难性事实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间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上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一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挡车工，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一方面，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在游戏规则中，并激烈地抨击它不公平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是自然人，内心里充满着田园风和牧童笛声。我们唱着："三在六十五里路呦，越过春夏秋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在如何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望着一生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自己在路边种下花朵，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的美好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要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大认识，终结二十岁的年华，直至走完最后的长路。 ※※※※※※※※※※※※※※※※※※※※※※※※※※※※※※※※※※※※※ 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 二十岁之前，我们曾遭遇到的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它们纵横交织，凝就了一个中心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现实世界却阻碍着我们，想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在这个残忍的冲突中，我们在现实的胁迫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天性，同时，我们又激烈地抗争着，要把自己的天性和独立风格保留下来，以使自己不同凡响。 我们曾经持久地坚持着，不让现实磨灭我们必须坚持的东西。我们的任性也支撑着自己，从不允许自己主动放弃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不该放弃的，我们都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目的，恰恰在于要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因此，二十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冲突，这些冲突纷纷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伤痕。 北京东方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回想起她的十九岁的学习生涯。她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学校。因为自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去罚站。我最痛恨的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 另一位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极讨厌的人"，只要班上谁的分数下降了，她便首先想到是这个同学"早恋"了，实际上不过是那个同学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但班主任会"突然叫住你，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诡秘地露着变态的光，然后重复她那句问谁都一样的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德行，真叫人恶心！"这位班主任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他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活着，干这些简单得连白痴都会干的事。而且，一年只有七天连假。看到那些月薪是中国人一辈子所得的外国人，那些从地球那一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人，我真是感到不平。我弄不懂，同样是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觉得，我们的军服是随随便便造出来的，很不好看。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很不适合，就像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但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来打扮我们？有时候，不光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地补充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不该说，但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十八岁就来到了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没有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了毁坏。"我不愿意通过他们，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就把来找事作的人，全都锁在一间没有床、没有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着旁边一家官办的劳务服务公司说。说话间，那家公司的员工正在给大铁门上锁，就像售货员在下班回家之前要把没卖出去的货物锁进柜台一样。"我多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又恨你们，嫉妒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城市户口?!" 一位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被看我大学考不上，但我有钱！有钱，就能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O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白在银行学校读书，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但他为自己没有钱而自卑。看到个体户的儿子们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便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很堕落。他预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一九八三年秋天，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十八岁的生命。在遗嘱上，她写道："活了这么大，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没什么用，不如死了好。"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深夜，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了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十九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的十四张麻牌（还是清一条龙），然后淡然地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他，不知道需要他作什么。是抄抄公文？还是当一颗"螺丝钉"？可制造一个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思索吗？他自我解嘲地说："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一九八七年秋天，贺照田只有十九岁，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他组织了一次"折光文学大奖赛"，收到一首被他称之为"最了不起的"诗，属名"苗苗"，题目是《二十年后》： 我已是平凡的妇人 崇拜丈夫 或许 或许还溺爱儿子 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 倚窗看落花飞舞 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 回头笑问你 能否忆及少女时代的苗苗 娇气又爱发低烧 而我已顺从地挽髻呵，一切俱往 这位苗苗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和宿舍地址。贺照田便几次张榜，要她去领奖品，并想借机见到她。但苗苗不愧是不凡的苗苗，一直到现在，她也没去领奖。 总之，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这时，我们已开始把目光和触角广泛地探向整个生活和大社会的局部，开始真正地与始终想匡正我们的环境抗争、妥协、对话。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地放弃了那些尚未被自己认为是幼稚和错误的习惯，又是多么地为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人而难过。 经历了各种必要的伤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使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单薄。我们获得了更加熟练的工艺技术，更加善解人意的服务水平，更加多的自主和更高的薪水。我们几乎是喊着"不满意，不满意，我们不舒服"走过这段岁月的，但当回首，又有一份柔情，正如舒婷的短诗-- 记忆清澈如潮水 照见人人有过的十八岁 现在，二十岁的生日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走近。 我们对它期待已久，觉得那必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端。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1 -------------------------------------------------------------------------------- 发表日期：2004年5月26日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岁月 （20岁-23岁） 从乐园的山坳爬出，去寻觅 双脚站起走出家门 去上学，去作工，去过婚姻生活 没有母亲，仍敢穿越街道和所有的大洲 --R.韦尔博《萌芽》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现在，我们最讨厌的是长者们喋喋不休地对我们重复"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一句淡而无味的老话，老掉牙了，根本不作用于我们的感情。对我们来说，时间的游移并不可怕，我们刚刚二十岁。尽管日复一日地过去，但我们的额头上，却没有落下任何一丝皱纹。 二十岁据说是个重大的节日，道贺的人们大声而来，朝我们赠送礼品，然后相继消失。于是，一切又像昨天一样，风平浪静。我们还是没有因为某一个日子的到来而增添一分高度，也没有随之生长出一块肌肉，多一份美丽，没有一夜之间的思想质变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还是昨天的我们，因为生命长途中没有明显的门槛，只有过渡带。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行走，不再相信时间有多么大的魔力。 可是呵，如果踮起脚尖向前看，我们还是会预感到某种时间的来临。我们更近地走向了夏天，走近烈雨，走近我们马上就要全部承担起来的生活。此时，如果我们驻足回首，身后那些小家伙已经长大，男的学会了一招一势地打篮球，女孩子已开始打扮自己。当一个十八岁人向我们请教初恋经验，我们俨然已是完完整整的二十岁人。因此，我们第一次清醒地觉察到时间在行路，十七岁只有一次，十八岁只有一次，十九岁也只有一次。所有过去的事情，我们青春期的闪电惊雷、不屈的抗争、最纯洁的初恋都已完成，成为记忆，永不再来。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忘记，再也不能想起。 青春呵，青春是生命对于时光最深沉的凝视。 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感觉到了时间在一刻不停地行进。你看，假如我们搬过一张藤椅，静静地坐在一棵老树下，或者一个人独自躺在洒满阳光的青草地上，只要稍加咀嚼，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触知到像溪水一样流淌的时间。从仲夏清晨的高空一片积雨云的飘逝，从早秋一只浮燕的南飞，我们不是在体验雨不能来了、绿地行将枯黄的事实吗？时间把今天的经历，变成历史，又把即将到来的预感一刻不停地推到我们身边。 我们的眼睛进一步成熟了，当我们观察许多成长的事物，就如同看到我们的小妹妹一天天丰满得可以称得上是女人一样，发现时间在匍匐前行。你看：一片绿叶翻转身体以捕捉灿烂的阳光；一枝玫瑰含苞欲放；另一些植物，摇曳的花托日渐圆熟，妩媚的花瓣悄悄舒展成一只洁白的梨花；豆花已经凋谢而豆荚又在形成；我们最后看一眼饱满的瓜子，那里面蕴藏着未来的无穷无尽的岁月，假如我们把它埋入适度的深处，几个月后就可以尽情地品评瓜实；我们播种一粒橡实给大地，一棵橡树就可以参天掩月，跨越几个世纪的风雨。 我们目力所及的一切，几乎全部是时间的陈迹。当一只涂着粉色指甲油的纤手轻轻扶在雕有依稀可见的章纹的古柱上，那便是上下几千年时光的交合。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张木椅，每一件皮衣，甚至每一只钢窗，都曾是活着的，繁衍的，而今它们已是时间不朽的形骸，是凝固的生命。我们坐在溪流旁边的岩石上，只需静静地想一下便会知道，启初，这条河流刻画了自己的河床，可石头却限制着它的流速，但多少岁月过去，河流改变过甬道，石头也被河水磨圆。但只要有雨和缓缓的坡地，小河就会依旧这样奔腾。 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地球就会在环绕太阳的运转中飞行30公里。当人造地球卫星达到每秒钟11200米的速度，它便可以脱离摇篮，飞进太阳系，自在地遨游。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天狼星的光射，由于不尽的空间距离，却都是它九年前就已散发出来的。时间写下历史、神话、奥秘，又把未来、可能、匆匆的去意描述出来。 许多人认为，青春的最大的敌人之一，是时光的流逝。其实并不完全对，真正的大敌是对时光流逝的视而不见，这种麻木使我们无法在匆匆逝去的岁月里珍惜青春。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几乎无法真正意识到时间如箭的残酷。尽管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关于它的客观知识，但是最深沉的主观经验却依旧没有被我们获得。我们只是感到时光在缓慢地推移。我们自信还有充裕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宛如一个有钱的人多叫了几个好菜也并不在惜它们会被白白倒掉。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可惜的是，这个敌人悄悄从背后包抄过来并夺走了我们的时间，但并未引起我们的憎恨，甚至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二十六岁，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最美的东西已被这个敌人掠走。 二十岁的最初几个年头，无论是对大事业的奠基还是对情感追求而言，都是人生中最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是最后一个少忧少虑的时期。这是一个还可以花上几个星期远足游乐的时代，一个以想象的方式和活力尚存的精神去恋爱的时代，一个调整观念，探索以往理想的实现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尝试着作人并"成为自己"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得比别人更好，那么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与时间打交道。 ♂ 制定小型计划： 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有两种人--毫无计划的人和计划大得没边没沿的人--第一种人，随波逐流，混混噩噩，第二种人，有志而偏颇，会被连连的失败毁掉。 二十岁，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领悟一切的地步，我们的许多判断和对策往往从假象、空妄、错误中得来，这时为自己定下终身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将来，随着我们的观察、判断、感受能力的逐步加强，以及环境和时尚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终身计划的确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之处，基至必须全部推翻。比如，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爱上了应用数学，并矢志为作个著名的专家而奋斗终身，而且还为此编制了一个十五年的努力方案，可一段时光过后，我们可能发现，真正能使自己全部倾心的却是服装制造业。看一看身边的人，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搞出了方案，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又否定掉了它，浪费了不少感情。有的人在行不通的理想中一意孤行，最终使好高骛远的信念走进了坟墓。 二十岁的壮丽的野心，其实只需要一种乘风破浪的精神（而不是长远计划）和一系列小型计划（需要我们一个个完成）环绕它。精神是我们热烈追索的依托，小型计划中的每一个方案是自我实现的步骤。小型计划的短期性和阶段性，既适合在变幻莫测的岁月中随时调整，也比较符合二十岁的青春目力。这样，如果我们顺利地实现了一个小计划，我们也就脚踏实地地向前迈了一步。如果失败了，也无妨，由于时间不长，因而代价也不会大。此外，这种失败很快会转化成经验，促使下一个计划成功。 时间里藏着无究无尽的变化，假如我们不能为一段时间赋予相应的内容，并在戏剧性的改变之中灵活调整步伐，那么我们就将虚度时光，或者淹死在自己妄想狂的偏执里。 ♂ 别让时间超过你： 想一想，自己在一群人里显得相对出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行，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出色的原因都与时间有关。这些时候，我们走在时间的前头。理应二十分钟解出的难题，我们十五分钟就能交卷。假如十岁该学会骑车而我们八岁就已技艺精湛，于是，相对于同龄人，更广阔的行程便增添了我们的自得，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一场了不起的电影被我们提前看到，我们的头脑就会比别人多一份重量。总之，只有我们提前一点点，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诀窍--如果我们想成为佼佼者，除了努力本身之外，比规定时间提前得越早完成规定动作，我们超越众人的梦想的实现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我们总是在追赶时间，却又怎么也追不上，我们就会从气馁最终变得懒惰。假如我们正是尾随时间而精力憔悴的人，不妨试着"跳一下"，即，不必亦步亦趋地从现在站着的地方追赶，试着大步跳一下，扔掉一些包袱，有效地缩短距离。这样急跑几步之后，便会追上排头兵。一旦我们超过了排头兵，并且最终远远地超过了时间，那么稍稍回头看一看那些还在我们走过的路上跋涉的人，我们就会为自己自豪。看看那些走过的路，一切都变得简单。这种感觉，就如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去翻看初三英语课本，当时难得要命的语法，现在早已是家常便饭。假如一个初三学生，在业余时间已攻读了高等数学，那他对初三数学课的感觉也无非如此简单。因为，他已走在时间前头，正在用提前到来的未来，支配现实生活。 ♂ 新计时法和末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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