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3

要使你的生活、你的健康有一个全新的改变，首先要学会去命名你目前的经验，并且让自己完全地、充满激情地、全身心地去体会这些经验。8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对自己的好人主义进行命名，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这之前，当我还没有与自己的内在引导系统建立联系时，我总是通过别人来确证自己并且告诉自己这样做没错，我按照别人的暗示去做、去感受、去观看，并且总是用别人的标准来审视自己。我相信，假如有人需要我，而我却对他说了“不”，那么我将不再被别人倚重，也不再讨人喜爱。　　最后终于明白，我之所以乐于帮助所有有求于我的人，同意别人的所有观点，对所有的人都说“是”，是因为我笃信这样一个信条：只要我对别人说“是”，我就会赢得别人的喜爱。其实这对双方都无裨益，因为当我把自己置于某人的救助者的位置时，我就替代了他们自己本身具有的更强大的力量，也替代了他们的内在引导系统，换言之，我让他们切断了与自身力量之间的关联。我的行为实际上给他们带来的恰恰是伤害。现在我已经对这种行为有了清楚的认识，并把它命名为“沉溺于对他人的依赖”。现在假如有人向我求助，我会稍等一会儿，分析一下我的处境，听听我的内在引导系统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反应。　　在我们这样一个依附社会中，最典型的性格莫过于依赖性。依赖性是这样一种状态，由于你不能照顾自己，那么你设想别人或某个外在的事物会来照顾你。莎弗写道：“具有依赖性特征的人总是依靠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感、心理、智力及精神需求。”许多世纪以来，女人依靠男人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这并不是说她们被提供了足够的选择，因为女人被看做是男人的财产。）而男人则依靠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我的一个病人曾谈起她以前的一次婚姻：“我们曾经达成协议，他来挣钱，我提供感情。”克莱瑞恩·宾克勒·伊斯泰恩指出，女性之所以没有能够更多地挖掘其本能，是因为她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向战争中的男人求助——有人是在真正的战场上，有人则是在法制化的美国。　　依赖关系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它妨碍两性之间真正的亲密。真正的亲密应该是双方的参与，而不是某一个人独断的需求。我父母曾经警告我：“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我需要你’，千万别理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对日常生活中的依赖性进行命名可以使我们摆脱一个文化囚笼，这个文化囚笼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女性——我指的是这样一个定义：所谓“好”女人，就是要去满足任何一个人的要求，而丝毫不考虑自己。当你的理智要去命名一种经验时，首先要明白你的身体对这一经验的感受。是的，让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它。否则，你的行为——还有你的健康——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一旦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和感情有意识地命名了某种经验，并且将其内化到了意识深处，这种经验就不可能再对我们发生无意识的影响了。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可以开始审视我们究竟怎样影响并延缓了我们自己的一系列问题。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进行合理的命名是摆脱其影响的开始。许多时候情况得不到改善，除非我们能真正感受到事情是多么糟糕（或曾经是多么糟糕）。这有助于释放长期以来被压制、束缚、否定、忽视的情感和生理能量。当我能够不借助判断而准确感受自己时，我们便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了向希望之所的迈进。表1可以帮助你对你的依赖性格进行命名。我的一位病人长期患有阴道疱疹，这使她痛苦不堪，所有的常规药物都不起作用，她甚至尝试了改变饮食习惯，结果仍然无济于事。为了医治这随时都会复发的顽症她花费了三年时间，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许我应该停顿下来，说出我所受的伤害。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正是从她向我袒露真情的那一刻起，她的病情有了好转。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多年来一直强迫与她发生性行为，而她母亲从来也不相信她。慢慢地，她揭开了自己的伤口，并且命名它们，而康复也就开始了。还是出于对自己真诚的关心，她才能对过去的痛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由于她对自己对父母都有了清醒判断，这种痛苦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这一切的进行，她的病情慢慢地减轻了。她开始了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她成了一名佳作迭出的作家，她的疾病再也没有犯过。　　把我们的社会命名为“依赖体制”，把身处其中的我们自己的行为命名为依赖行为，这对于我自己的健康以及我的病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推进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个体制在生活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然后对它进行命名并对自己的行为做相应的调整，那么这种依赖体制将无以为继。一套依赖体制和这个体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按照同一种性格特征进行运作的。因此，依赖行为和依赖体制可以互相参照。我在我自己身上、在我的病人身上、在我的工作间、在我的职业中都可以看到依赖体制的特征。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注意到了自己身上的依赖性特征，然后命名它，改变它，那么他就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健康水平。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这么做的话，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就可以变得更趋健康。　　假如我没有创造出这样一种生活，我的家人、同事以及所有我所爱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并且持有同样的观点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像一般人那样，用一种我自己称作好人主义——而社会则称之为好人(或者好医生、好母亲、好护士、好妻子、好姐姐)的东西来约束我的个人要求。而现在，我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业务上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都持一种平衡的生活信念。我们处理事务的态度是，每人按照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的生活各负其责——如果有必要，则给予或接受支持。这意味着只有当我有破坏性的行为时，才会引起同事们的注意——比如，当我已经准备停当要外出度假时却违心地说，我随时愿意被召回（假设没有意外发生的话）。　　创造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是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立身行事。没有人能替别人创造健康。我业已认识到自己不可能给别人以答案——任何一个人也都不能。只有个体自己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近她的内在引导系统。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别人寻求各种各样的答案，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去灌输任何东西给任何人了。　　许多女性的工作和家庭都还不足以给她们的健康以完全的支持。但是假如有足够多的人能够对我们自身做一个深刻的评价，能够命名我们的依附行为，并且执著地追求一种全面的、富有生机的生活，那么我们的工作和环境就可以改变。思想和意识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命名并治疗感情痛苦及其生理效应　　我们的情感、思想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通过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和我们的身体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情绪，包括那些受压抑而未表达出来的，对我们的生理都有影响。未经宣泄的情绪就像是放在我们身体内的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它们是潜伏的疾病。　　一种压抑女性的文化从一开始就为健康问题搭建了舞台，因为女性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影响到健康状况。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患有慢性的骨盆疼痛、阴道包囊、阴道湿疣、子宫内膜异位以及宫颈发育异常(用巴氏涂片试验可以观察到的细胞病变)——所有发病的器官都是女性独有的。这些状况正是我们的身体借以向我们言说的语言。通过这些状况，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深层的、经常是无意识的创伤开始治疗——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身体还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被玷污了。　　一个41岁的行政职员曾经因为患有难以忍受的阵发性皮肤炽热前来就医，她服用了超过常量三倍的雌性激素仍不能解除其病症。阵发性皮肤炽热病不仅与雌性激素的减少有关，它还与神经性内分泌有关，一旦压力增大，病症就会加重。当一个女人感受沉重的压力时，她的阵发性皮肤炽热症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延长并且加重。这位病人两年前曾做过一次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手术，这次手术使她患上了难以忍受的骨盆疼痛症。最后她不得不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并切除了卵巢。现在她看起来已经复原了，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了。为了向我讲述下面的这件事情，她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鼓起自己的勇气。6岁时，在一家糖果店的地下室里，她被店主强暴了。当时她感觉自己完全惊呆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她说：“我完全麻木了。那家伙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否则他就不喜欢我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即使在她告诉我的时候，她依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她觉得自己很坏。后来她告诉我，当她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她仍然坚信，既然我已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我将不再喜欢她。　　因为这个流氓的暴行，我的这位病人从孩子时候起就开始了患病的历史。成年以后，她的痛苦越来越严重，直至她被迫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应该说这次手术对她来说是一次解脱，因为她后来对我说，从此以后，她开始了她内在的生命旅程，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康复。身体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罪恶的一幕”上来，从而帮助我们对其治疗。　　在经过了对“女性与生俱来的原罪”，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感批判之后，这位病人进入了高等学府，并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她在两个工作中都连续取得成功。她通过不停地工作、奋斗，获得更多的学位，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且摆脱困扰已久的情感痛苦以及认为自己是卑贱的、坏的这样一种观念。她的许多信念都源自依赖体制并且在这一体制中被强化，她至今还不曾为她的经历流过一滴眼泪，我相信一旦她能在感情上解脱出来，她将大获裨益。　　我非常赞同病人的这一说法：她的生理疾病是由精神创伤引起的。我并不是说童年的性暴力“直接导致”了子宫内膜异位或者慢性骨盆疼痛。我想要说的是，像我的许多病人一样，童年的性暴力在她的身体心理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阴影。对她来说，要治疗这一创伤，唯一的办法是返回到这一体验之中，然后摆脱这一体验，并将它永远地从生命体验中驱逐出去。　　只有借助于自身对身体的感受，我们才可以理解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然而我们却常常寄希望于学校告诉我们什么最值得学习，寄希望于政府来管理我们的事务，寄希望于医生能使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病菌具有免疫力。我们深信，只要我们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一位新近患了阴道癌的病人说：“我简直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每年都做检查，每年都做巴氏涂片试验，结果还是得了癌症。”像这位病人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各种各样的检查本身就可以避免人们生病。　　我那位上一年级的小女儿在学校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学生上厕所不应该超过一定的次数。我特地找这位老师谈了一次。我告诉这位老师，我经常在公共卫生间看到一些成年妇女因为便秘或泌尿系统问题而苦恼，而个中原因正在于她们小时候从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这样或那样的规矩使她们不能正确地判断其生理需要。我说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女儿身上。我让我女儿参与了这次谈话，以便她能在需要的时候勇敢地走向卫生间。治疗即康复　　在依赖体制之下，我们不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假如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与伤害我们的这一体制合谋的话，我们就永远面临着不能从永恒的罪孽中挣脱出来的危险，而我们也就等于永远是在谴责那些“置身事外”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人。正像那些饱受虐待的妇女有一天终于认识到了假如她们安于现状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奋而脱离了这个体制一样，我们中的每个人也都必须时时处处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正在与我们的压迫者合谋。　　我有一位朋友，她在50年代时加入了天主教，而谈到为自己的身体而忏悔这一事件的影响时，她说：“我记得是在7岁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做忏悔。我要检讨自己是否有犯罪的意识和不洁的意识。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正在遭受可怕的、戒律的惩罚。这些戒律既不能言说，也无法言说——比如关于性好奇、手淫——但谁又可以对此进行言说呢？难道女孩子永远不可以对此进行言说吗？我是这一戒律的唯一囚犯吗？在忏悔过程中，这些戒律写在塑料卡片上用以引导那些犯了戒律的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有‘不洁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即使有这些明晰的戒律，我还是不愿意向坐在告解室炉火后面，浑身散发着烟草味和酒气，虽然朦朦胧胧，却和我一样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忏悔。假如你不彻底地忏悔，那么你将被禁止领取圣餐，而假如你忏悔了，那么你又会因为你的灵魂深处的罪孽而被罚入地狱。(这似乎使你无所适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两难的道德处境。　　“于是我下意识地想要设计一个办法逃脱出来。当我11岁行成人礼时，马上就要领圣餐了，我突然昏倒在人群之中。我被搀出了教堂，我记得那是在教堂入口的台阶上，我重又可以自由地呼吸，聆听鸟鸣、感受阳光了，类似的情况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实在无法忍受教堂对人的折磨。我遭到了人们的嘲笑，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冷汗、耳鸣、眼前一片漆黑。(后来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毋庸置疑，是那些苛刻而矛盾的戒律在无意识中击倒了我。”　　许多女性也曾在无意识之中被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矛盾的道德要求所击倒。许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意识到我们的病症并非特例，而是压制女性的文化体制之中的普遍现象时，我们才能尽快医治那些因太多地照顾他人而得的疾病，如骨盆疼痛、经前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等。要恢复健康并且学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保持健康，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作是要命名我们的体验——不管这种体验是多么的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懂得，生活的动力就在我们的体内，而和过去的一切无关。　　拥有一名私人医生或保健护士，由他来负责你的心理／身体检查诚然是很有帮助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身体及其症候是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的一部分。假如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所维系的医疗体制并不能帮助我们创造健康的话，我们大可不必对它过分依赖。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疾病与症状，如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经前期综合征都“仅仅与生理有关”而和生活的其他部分毫不相干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实际上就仍然是在参与并维系这个依赖体制。　　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学会了聆听我们的身体语言，我们就可以为医疗实验、医疗技术的决策提供更多的信息，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的私人保健医生的诊断。我们必须像信任实验室教授一样信任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曾经有这样一位病人，她的经期特别异常，只要一“陷入爱河”，马上就来月经。她最后终于相信，尽管她有时会闭经几个月，但并不需要做太多的激素检测。相反，她对月经的含义以及月经和情感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和这样一位女性一起工作，对我和其他医生来说都非常愉悦。医生和病人都认识到，其中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领域，有被我们视而不见的领域，也有神秘的未知领域。　　阅读本书时，请你切记，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多种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引导系统，都可以获得精神的帮助，这些帮助会使我们尽可能的健康、欢乐和完整。从依赖体制中逃脱出来意味着要在一个对此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中，学会完全按照内在要求进行生活。在这一征程中，我们的身体及身体的症状是我们最有力的同盟军，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迅捷地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奇妙的晴雨表，我们过去的生活状况，我们对自己的关心程度都会一点不漏地被显示出来。　　《巨变》一书的作者吉玛尼·格林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在你还不知道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时，你怎么可以评价女人呢？”而我却曾经见过真正的女人，而且我正在一天天地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我已经开始懂得了真正的女人的含义。而这已经对我的身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妨对自己做一次全面的、全新的思考，尤其不要忘记你女性身体的特有的智慧。你是如何感觉的，你对你的骨骼知道多少？我们的身体和感受乃是通达最后目标的通衢大道——没有比认识到这一点更振奋人心的了。2 女性智力与一种新的调理模式　　最后我发现意识和身体不可分割。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大脑，同样，精神也不应该凌驾于身体之上。如果我们知道基因是生存于肽之中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身体是心灵的外化。　　 ——康达斯·帕特博士　　 (国家精神病研究所前首席脑生化专家)精神和肉体由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精神、肉体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古代医疗传统的一个信念：身体和精神是一个整体。没有哪种疾病不同时既是精神的，情感的，又是生理的。能量场及能量系统人类由能量组成并由能量维系。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断更新能量、交换能量的动力场，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生理结构。人体是一个全息结构，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借助于量子物理学，我们已经知道物质和能量——也可以称作精神——在亚原子的层次上是可以相互交换的。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好的描述是：密度最高的精神是物质，密度最小的物质则是精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看做是精神能量的实体化，心智活动以及日常的思想都是该能量的一部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对物质、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　　因为情绪和思想会在身体内产生一种生化反应，所以心理因素以及感情因素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影响。只有把我们看做是一个与周围的能量永远处在相互交换状态之中的能量体系，我们才可以准确地理解身心一体的含义。皮肤并非我们的界限。　　尽管我们看不见这些用以组成并维持我们生命的能量，但毋庸讳言，它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生命的推动力，使我们的心脏跳动，使我们的肺进行呼吸，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每一个有过陪伴垂危病人经验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就在人死的那一瞬间，发生了某种变化，肉身虽在，而那个真正的人却已离我们而去。　　在个体内部，各个不同的能量场交互作用。不同个体之间，个体与世界之间也都互相交换能量。其存在业已被证明的能量交换对于人一生的成长及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比如，迈阿密大学对早产儿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经常被抚摸的婴儿的体重增长速度比不经常被抚摸的婴儿快49％(两组婴儿被喂以同样数量的食物)。到第八个月的时候，这些经常被抚摸的婴儿比起刚出生时，身体长长了许多，脑袋也大了许多，而且很少出现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那些很少被抚摸、搂抱的孩子，尽管也被喂养得很好，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却经常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因此给他们的诊断往往是：难以成活。　　即使是一些偶发事故，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被证明是和情绪有关系的。心理状况(或者能量场)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易于发生事故的个人都是有某种个性特征的，如冲动、仇恨、富有攻击性、无依无靠、压抑、悲伤、孤独、不可化解的忧郁等。当他们对别人感到气愤时，他们却倾向于对自己进行惩罚。用能量系统的语言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特定个体的能量场在与外在环境进行交换时，所运用的方式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很显然，人类的交互作用对健康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一切取决于参与交换的个体的心理状况。从我们把我们自身理解为一个可以影响自身体验的能量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触及了潜伏在我们身体内部可用以治疗疾病、保持身体健康的最隐秘的力量。　　信念影响身体，并且实实在在地构造着身体。我们从父母，从我们赖以生长的环境中继承了许多观念。流行病学专家雷纳德·萨冈博士曾主持过一项科学研究，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生活能力、与家庭和社团的亲密程度是决定个体生活定向的关键因素。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教育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健康人所做的一个关于所有传染病指数的调查很清楚地表明，健康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免疫能力、食物、饮用水源以及抗生素。事实上，早在盘尼西林和抗生素普遍使用之前，在本世纪初期，由传染病引发的死亡率就大幅度下降了。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也不论我们过去的健康状况怎样，希望、自尊以及教育都是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所有的疾病都是受情绪影响造成的。詹尼·阿切特伯格博士曾经指出，癌症完全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通过一些可变的心理因素——比如希望——进行诊断，这比医疗检测的效果要好得多。我们永远都拥有一种内在的能量，它能使我们在治疗疾病、保持身体健康方面接受更全面的教育。　　我的一个病人曾对我说：“就在今天来你办公室的路上，我突然茅塞顿开。小的时候，为了引起妈妈的注意，唯一的办法就是生病。所以我多次骨折，后来又患了癌症，刚才又做了腹部布氏涂片试验，现在我终于认识到我再也用不着为了引起谁的注意而生病了。”她又补充说，当她在汽车中豁然开朗的那一刻，太阳冲破了云雾，使她的心绪更加光辉灿烂。理解身体的意志医学界现在已经开始把病人视为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生物体。我们已经懂得，身体就像一条信息和能量之河，它的各个部分之间都相互进行动力交换。比如，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已经表明，红血球每28天更新一次，而人体内的全部细胞则每六个月更新一次。正因为这种不停的新陈代谢，我们才得以每天都能保持健康。　　尽管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数百万种刺激的围攻，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却只选择并吸收那些有助于加强我们习得观念的刺激。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专家强调了上述观念的重要性。科学家将小猫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饲养，不管是小猫的圈舍，还是供小猫活动的房间，其墙壁都被饰以水平线。小猫长大后，被放归到正常的环境中，这时它只要看到垂直的事物，就会扑上去。反之亦然。如果小猫生活的环境中只有垂直的线条，那么长大后，只要看到是水平的事物，它就会猛扑上去。同样的实验也可以应用于人类。比如，从小饱受虐待的女孩长大后有受虐的倾向，她们对受虐形成了条件反射，因而已经不能适应充满爱心的人和环境。成年人的神经系统总是不断地强化着童年时所接受的信条，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去改变童年的经历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成年人的许多疾病在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以后，我们的思想观念又不断地重复童年的经验，这无异于是在为疾病的种子施肥灌溉。　　身心一体的科学，或曰精神神经免疫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环境对身体的影响。精神神经免疫学及相关研究表明，体内的激素反应，神经反应以及人体周围和人体内部微弱的电磁场共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桥梁，这座桥梁把文化造成的伤害和女性特有的妇科疾病及其他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前者一般被认为是“心理的”和“情绪的”，而后者则一般都被认为是“生理的”。　　比如，许多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常常把自己和身体看做是两回事。有些人甚至只用脖子以上的那部分身体去体验自己。我的一个病人，长期患有月经不调，她说：“我从不愿意去考虑任何有关下肢的问题。我仇恨我的下肢，我宁愿自己根本就没有下肢。”这番话对于了解她本人至关重要，它实际上已经表明了治疗所必需的第一步。她的月经不调不停地把她的注意力引向亟须治疗的那部分“不属于她的”身体。我的一位助手有时会让病人们画出自己的肖像。她告诉我说，其中一位慢性骨盆疼痛患者只画出了腰以上的部分。我的那位助手告诉这位妇女，也许她的骨盆正希望引起她的注意呢，而她竟然不理不睬!　　身心一体的科学有助于解释何以情绪的、心理的创伤会转化为生理创伤，并且有助于对这些创伤的治疗。所有的痛苦、对痛苦的所有调理以及所有的康复事件都同时是生理的、心理的、情绪的和精神的。　　直到不久之前，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神经的信息传输是一种线性传输。就像电线一样，在一个神经系统内，信息从一根神经传到另一根神经。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懂得，身体的各个器官可以通过一种叫做神经肽的化学传导体直接与大脑进行信息交换，反之亦然。神经肽在神经细胞之间传输信息。当我们的思想、情绪释发出信息时，神经肽中的接受细胞就负责将这些信息接受过来。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神经肽的接受区只限于大脑和神经组织。但是现在已经发现，神经肽的接受区遍布全身。康达思·帕特博士及其他研究者已经在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细胞中发现了一种由化学材料构成的脑神经系统，其作用就是接受神经肽信息。不仅如此，在其身体器官如肾和肠中间，都发现了这种被称作脑化学材料的信息接受区域。这种脑化学物是思想、情绪直接影响身体的途径之一。　　不仅身体器官中没有专门区域用以接受经由神经肽传输的思想和情绪信息，而且这些器官本身以及免疫系统本身就可以扮演相同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的全身都可以感受，都可以表达情绪——我们的全身都可以“思考”、“感觉”。比如，白细胞不仅可以产生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物质，而且可以接受这些止痛物质的反馈信息。这使得我们可以不借助药物而消除疼痛。研究结果已初步证明，子宫、卵巢以及乳腺组织也像大脑及其他器官一样，可以产生并能接受产生思想和情绪的神经化学物质，比如，激素就可以传输情绪和观念。同样，免疫系统也具有信息传输细胞，也可以接受神经肽的信息。卵巢和子宫可以分泌雌性激素和孕激素，这些激素都可以传递信息，并影响人的情绪和思想。这些器官，也都有特定的区域，用以接受大脑和免疫系统的信息。由此不难理解，当我们心情不佳时，我们的女性器官也会感到难过，而其机能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思想、情绪、心智直接与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以及其他器官进行信息交换。尽管传统上认为这些系统是相当独立的，并且一直对之进行分别的研究，但实质上，它们都不过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部门!当大脑进行思考时，假如子宫、卵巢、白细胞以及心脏同时产生出与大脑一样的化学物质，那么又该把身体的哪一部分称为心灵呢?答案是：心灵无处不在。　　已有的关于“心灵”的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心灵不再仅仅是与大脑、智力有关的思想观念；它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观念、每一种情绪都具有生物化学的意义，我的一个同事曾说“心灵就是细胞之间的空间”。因此，当你的子宫——即你的心灵的一部分——因痛苦和失血过多，开口向你说话时，难道你不应该仔细聆听吗？　　我曾经问一位经血过多的已婚妇女，生活过得怎么样。这位妇女35岁，是一位律师。她勃然大怒，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在她看来，这是个纯粹的生理问题，与生活中的其他所有重大事件都没有关系。我非常耐心地向她解释道，我要问的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我还告诉她，所有的症状都是“生理的”。她慢慢平静了下来，向我吐露了隐情：近来她有了婚外情，并且因此而感到罪孽深重。她还非常担心自己染上了性病。不正常的排血在婚外情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她讲述的这段经历使我得以给了她更妥善更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她最后也终于明白，自己不应该将身体与生活分割开来。　　另外一位病人因为慢性肌肉紧张引起的肩膀疼痛而来进行生物反馈治疗。在她试着放松肩膀上的肌肉时，她发现，只要她一想到某些特定的事情，肌肉的紧张度就会增加。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挨打的经历。另外一件则是她丈夫身体不好，这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反之，要是她想起了生活中高兴的一些事情，她的肌肉紧张就会减轻。她最后终于明白了，是她的担心、她的观念影响了她的身体。通过生物反馈治疗，她懂得了，肌肉组织也有感觉、思想和记忆，所有这些，都是身体智慧的组成部分。　　精神和灵魂遍及我们的全身，它们远非理智可以把握。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首先通过感觉和身体智慧——而不是理智的思考与我们见面。假如我们仅凭智力去寻找内在引导系统——好像它存在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最深层的知识之外——那么，我们必将迷路，而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也将缄默不语。智力是一个很好的仆人，它服务于我们的直觉、内导系统、灵魂、上帝以及更高的力量——我们指的是那种能够使生命生机勃勃的精神能量。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智力远远不能解释我们自己，通过遍及全身的心灵，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我们的向导，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有了内在的治疗能力。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推动世界的力量潜藏于下意识的心灵之中。”女性智力：观念如何被体现女性可以同时通过身体和大脑去认识事物，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大脑原本如此：一旦两个大脑半球中的信息和身体内的信息有了联系，那么这些信息将很容易被我们获得。　　我所受的学校教育告诉我，不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因为它不符合教育赖以奠基的二元论。比如，在多项选择题目中，我总是能够找出几乎每一个选项都正确的理由。我总是想得太多，总是能够看到所有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老师在讲评我的错误时，经常对我说：“你考虑得太复杂。其实答案非常明显。”但对我来说，答案却总是不明显。既然我已经懂得了我的思想、情绪以及肉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将开始全面地发展我的智力。令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有许多女人相信自己非常愚蠢。其实她们都具有很高的智慧，只不过她们的智慧被歪曲了而已。林达·麦卡福博士曾说过：“女性常常把她们的智力理解为被强加于自己头脑中的男性智力结构。”　　我知道，我的说话和思考既有赖于两个脑半球的参与，又有赖于身体智慧的参与，这使得我永远是在用一种多极的、螺旋形的方法说话、思考。简·霍斯通曾描述过多极思维的形成过程：许多世纪以来，妇女们站立在她们的洞穴之中，一只手搅动着锅里的粥，一只手赶开身旁的孩子，同时用脚将毛茸茸的猛犸踢出门外。我们总是要同时注意不止一件事情——要仔细考虑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仅仅是带给我们自身的后果，而是带给全家甚至整个部落的后果。正因为总是要同时关注几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形成了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大脑结构与思维模式。　　对许多女性来说，连接左右半脑的部分即胼胝体，要比男性为厚。换言之，女性和男性的大脑是用不同方式“焊接的”。男性一般用左半脑思考问题、交流思想，他们的思维通常是线性的，分立的。这种思维喜欢“就事论事”。而女性正好相反，当她们表达思想时，要比男性使用更多的脑域。她们同时使用左右两个半脑。因为右半脑与身体的联系比左半脑更密切，所以当女性在说话和思考时，可以比男性更好地运用身体的智慧。　　这并不是说，男性的大脑天生就缺乏这种能力，只不过若干世纪以来，他们这种能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就过去的5000年来说，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左半脑的线性思维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而女性在言谈和思考时所使用的身体化方式则是低级的，“有待进化的”。《大脑的性别》一书的作者指出：“一般说来，男性直接将出现在大脑中的事物说出来，而女性在言谈时，则要调动许多信息。总之，女性大脑中的信息交换要比男性繁忙得多，也复杂得多。”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没有发展这种身体化的思维方式，相反却拒斥并贬低了这样一种能力。　　在与社会语言学家德勃拉·塔纳的谈话中，罗伯特·比利说：“言词与感觉存在于不同的脑叶中。”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一命题只适用于大多数“右撇子”男人，它忽略了女性(以及男性)大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意味着，”比利继续说，“女性能够比男性更迅速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女性有一条通往此地的高速公路。而且，正如米切尔·迈德指出的那样，男性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乡间公路，因此每掌握一个词汇，对你来说都非常幸运。”　　每当我尽可能详尽地解释某件事情时，我丈夫总会对我说：“你能不能说得简短一些？你到底想要说什么？”这些话语中传达出来的是男人那种刻板的思维方法。不论我在思考或是言谈，我都想让我的语言把我大脑中和身体中的事物尽可能丰富地表达出来。我非常喜欢玩味语言，常常流连其中，当我想要谈论一个事物时，我常常先要花一点时间搞清楚我对它的感受，在讲话之前，我要让我的整个身体和全部智慧共同形成我的思想。将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说出去或者写下来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我自己。　　相反，我丈夫说话总是尽可能地简短。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只关心主题、结果和解决方法。而且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主题、一个结果、一种解决办法，除此以外都没有谈论的必要。大多数男人认为通往结论的过程是乏味而且没有价值的。乔治·凯勒博士和我一样，也是研究整体医学的，他说：“男人讲话不需要动词；女人讲话不需要名词。”他还用量子物理学来打比方——这门科学认为事物的粒子和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凯勒发现：“男人说的是粒子语言，女人说的是波语言。”　　多元的、形体化的思维使得大多数女人到杂货店时，即使不带清单也能记住要买的所有东西，包括临时想起来的一些必需品。我在做手术时，常常会想起这样一些事情：我的孩子们现在正在干什么？该买一些纸巾了，回家时应该买些面包。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叫做交互思维。我丈夫则正相反，他只能同时在脑海中思考一到两个问题，处理一到两件工作。我一次就可以买回来的东西，他常需要三次才能买齐。　　男性和女性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经常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当我向一位男子解释他妻子的病情时，我经常会告诉他：“注意，当我向你介绍你妻子的情况时，我可能会前后循环。我可能一会儿说说这儿，一会儿说说那儿。”我用手指画了个圆，“你可能会不耐烦，你可能会认为我所说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们全都是有关系的。耐心点——我最后会回到最重要的问题上来，并且会让你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关于男性和女性思维方式的区别这一问题上，我和别的一些科学家的意见是矛盾的。但不管我们相信哪一种观点，我都坚信，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她们想要得到的智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她们还必须认识到，这种智慧遍及她们的整个存在——身体、心灵以及精神。观念即身体思想乃是身体智慧的一部分。如果长久地持有并不断地重复一种思想，就会使之转变成一种信念。信念又会转变为生物机能。信念是一种能量巨大的驱动力，它为个体的生命和健康创造出生理基础。假如我们不能克服我们的情感创伤，那么也将会引发生理上的疾患，因为压抑的情绪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发生作用，并产生一种生物化学反应。比如许多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某些甲状腺疾病以及红斑狼疮等，都被称为自体免疫疾病，也就是说，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从人体某处的深层获得破坏性的信息，免疫系统怎么会向自己赖以存在的母体的细胞发动进攻呢？精神上的压抑不仅会引发对自身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而且会损害免疫系统的功能。许多患有自体免疫系统疾病的女性情绪都比较低沉。比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压力和孤独会激活隐伏的（不活跃的）疱疹病毒。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爱泼斯坦——巴尔病毒，这种病毒与慢性疲劳综合征有关。因此，尽管有超过90％的人被证明携带有爱泼斯坦——巴尔病毒，但真正患有该病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同样由幽门细菌引起的胃溃疡患者以及躁动病患者，也是如此。情况尤其适用于女性，因为至少80％的自身免疫疾病患者是女性。甚至于子宫内膜异位、癫痫、提前绝经、不能生育以及慢性阴道炎等也都是自身免疫疾病。　　个体信仰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很大。公众普遍信奉的观念决定了社会的类型。就我们的社会而言，女性受到了太多的显而易见的压抑。有些研究已经表明，抑制免疫（抑制免疫系统的反应）的一种明显形式与心理紧张有着直接关系。如果情绪过度激动，那么身体就会分泌出内生性麻醉剂（一种类似吗啡的东西）和皮质类固醇（一种内肾上腺分泌的激素），它们会阻碍白细胞对癌症和传染病的免疫作用。与那些能够摆脱紧张感的人相比，常常有不幸感、失望感的人以及认为自己的紧张处境无以改变的人的皮质胆固醇水平要高得多。他们的免疫能力受到的抑制也更重。那些常常感到自己有一种无可脱逃的紧张感的人事实上会产生出一种类似麻醉剂的东西（脑啡呔），它会使体内的细胞麻木（由紧张引起的感觉缺失），如果时间持续得很长的话，还会损坏这些细胞杀死癌细胞与病菌的能力。然而并非压力本身使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而是压力无以解除这一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无济于事——导致了免疫系统功能的损坏。　　观念要比思想隐秘得多，而且我们很难改变它——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观念完全是无意识的，理智根本无以把握的。我从工作中——也从生活中——获知，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破坏性的观念会损害我们的健康。这些观念不仅仅来自于理智——一般认为理智是可以控制的；它们还来自于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些部分存在于细胞组织之中，但过去一直不为人知。　　珍妮是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造型设计师，今年45岁。最近她来向我咨询。过去，她的月经一直是每28天来一次，但这几年出现了变化，大致是在25天至34天之间摇摆。她从来不曾有过月经不调，也从来没有过别的症状，因此她非常不安。在我看来，这完全正常，但别的医生却告诉她，月经周期的变化是癌症的预兆，并建议她去做子宫活组织检查。由于宫颈口太窄，活组织检查器放不进去，有人又建议她在麻醉后做扩张及骚刮手术。珍妮想听听另外的意见。　　我告诉她不像是患了子宫癌，因此我建议她不要做扩张及骚刮手术。就算她非常担心并且一定要做，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证明她安然无恙。为了消除她的顾虑，我问起了她童年时代的病中体验，因为对女性来说，童年的病中体验对她的健康与疾病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珍妮说：“我是独生女。母亲经常生病，她常年患有结肠病，我不得不照顾她。久而久之，我把自己身体内的一切变化都看做是一场灾难——就像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一样。”　　于是我问她：“如果你已经决定了要做扩张及骚刮检查，而且结果表明一切正常，那么这会不会减轻你的压力，使你不再联想到所谓的癌症呢?”她说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她仍会忧心忡忡。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她对身体的基本观念以及她的过度敏感受童年经验影响很大，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改变。而要改变她的童年经验，珍妮首先必须明白，她的恐惧并非全部存在于她的理智之中，而是主要存在于她的身体以及无意识之中。我总对珍妮以及有相同问题的女性说：“放宽心，你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我还告诉她们，“最重要的是头部。”这句话并没有充足的科学根据。珍妮的观念存在于她的大脑中，而她的大脑通于全身每一个器官。　　要停止对癌症的幻想，珍?还必须要经历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治疗过程。为了向病人们解释这一过程，我运用了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十二步骤法的前三个步骤。由于十二步骤法完全基于精神真理，我发现它可以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个方面，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不论是我，还是我的病人，都在寻找指导。　　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勇于承认自己无法抵御酒精的诱惑，我们的生活正变得一团糟。”你可以用你正沉溺其中或无法抵御的任何一种事物置换“酒精”这一词语。就珍妮来说，她必须承认，单靠理智，她无以改变自己的观念，也无以摆脱对癌症的幻想。她还必须承认，她的观念不但对健康无益，而且也是使其生活无法控制的原因之一。仅仅用理智来鞭策自己重新振作或者强迫自己改变观念，是几乎不可能的。　　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认识到，有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可以使我们恢复健全的精神状态。”“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和身体智慧。“健全的精神状态”指的是内在的平静与安详。一旦我们认识到借助于一种比理智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通向我们的内在引导系统，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迈出了通向内在引导系统的第一步。　　第三个步骤是：“我们决心改变自己的意志与生活，使其符合我们所理解的上帝的旨意。”（我将“上帝”置换为“内在引导系统或神圣的智慧”。）这个步骤完全超越了理智。认识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引导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有能力改变那些有害的观念。这是信念上的一个极大的飞跃，“决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词语。对女性来说，要恢复健康，就必须要下定决心。而且她必须乐于参加这种调理。当你发现你的理智对你的恐惧观念以及你的疾病无能为力时，参加“十二步骤治疗”集会，并且有步骤地进行操作将会很有帮助。　　对珍妮以及情况类似的数以千计的女性来说，只要能够认识到她生存在恐惧与幻想中就不无裨益。我从来未遇见过这样一位女性，她从来不曾从家庭和文化中继承过任何有损健康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揭示我们身体的深层机制并使之转而支持我们的健康。我的许多病人在获知她们的疾病尽管是实实在在的生理疾病，但却往往伴随着无意识的观念并因之而加重之后，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向病人昭示这一切，并且帮助她们走向康复，这是一个持久的、激动人心而且能产生巨大效应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环。它需要同情和耐心。　　观念和记忆是身体中实实在在的生物结构。不妨把你的大脑想象为一座冰山。意识部分——一般认为可以控制的那部分——是浮出水面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的体积只占整座冰山的25％。所谓的无意识部分则占绝大部分——这75％的部分被淹没于水中。我们的个人历史被存贮在我们的身体、肌肉、器官及其他组织之中。这些信息与冰山的水下部分一样，一般是不会为冰山的水上部分，即以意识为特征的理智所认识的。细胞是我们存贮记忆的银行——尽管意识常常忽略它们、否定它们。　　一次，我请一个服务生把行李搬到旅馆的房间里，这时他注意到了一瓶快要用完的中药止咳糖浆。他的脸“刷”地变白了，他抱着肚子说：“我想那该不会是一瓶蓖麻油吧，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给我这玩意儿，我只要一吃它肚子马上就疼。现在我只看了一眼，就已经感到肚子疼了!”这位男子的理智根本不能抵抗童年的痛苦在身体中留下的记忆。只要看到一个貌似熟悉的瓶子，他的身体就会有一种条件反射。　　另外一次，我和一位妇女一起远足旅行，她告诉我，两周前，她不慎将防晒油滴到了眼里，在防晒油的刺激下，她的眼睛流了整整一天泪。几天之后，她甚至只是在别人使用同一种防晒油时闻到了那种气味，她的眼睛马上又开始流泪了。她的生物记忆的符码已经存贮到了眼睛之中，她的理智对此完全束手无策。观念如何转变为生理机能在一生的任何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健康状况都折射着我们有生以来所接受的所有观念。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运作有赖于许多共同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有时恰恰是有害的。(我在办公室里经常听见的一个例子是：“完了，我现在已经30岁了(或40岁，50岁了)，我也该生点病了。”所有生物的生理反应都依据于他们理解现象的方式，迪派克·查普拉博士是意识研究与药物研究方面的权威，他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将苍蝇放到一个盖了盖子的容器中。过一段时间以后，将盖子移开，这时他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勇敢的先驱者以外，大多数苍蝇并不试图出去。对于大多数苍蝇来说，它们的身体大脑已经达成了共识：它们被困在了容器之中。同样，在一个鱼缸中放入一块玻璃挡板，将两群鱼分开，过足够长一段时间后，即使将挡板拿走，两群鱼也不会游入对方的区域。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童年时代的事件为我们关于自身的观念、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健康搭建了一个舞台。对妇女来说，要改变她的现实以及她的健康状况，首先要改变她对“什么是可行的”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在工作中的无数经历已证明：我们拥有可以改变我们既有的、破坏性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有关年龄增长观念之影响力的实验中亦得到了验证。爱伦·兰格博士在一个精神病患者收养中心对一组70多岁的女性志愿者做了一个为期五天的实验。实验要求她们设想自己生活在1959年的现实中，兰格博士告诉她们：“我不会时时提醒你们‘要做得像1959年那样’，而是要你们完全变成1959年的人。”她们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看着1959年的电视节目，读着1959年的报纸，并且谈论着1959年的话题。她们还找出了当时的照片，布置在该中心的墙壁上。兰格博士考察了通常认为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许多参数(但并不必然如此)，比如体力、感觉能力、认识能力、味觉以及听力。这些指数都是老年医学专家们经常引证的生理指标。在五天的实验期内，有许多指数有了明显的提高。连续拍摄的照片表明了人们好像年轻了五岁，她们的听力和记忆力也有了提高。正因为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改变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她们在生理上也同样改变了自己的年龄！兰格写道：“我们在近来人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所谓有规律的‘不可违拗的’年龄周期，其实不过是这样一种假设的产物：人会不断地变老。如果我们没有被强迫去接受这样一种压抑性的精神气质，我们将会有极大的机会去重新安排我们的老年生活，使之充满活力并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改变年龄增长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将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绝对不要轻视上述资料所展示的幸福内涵。它向我们昭示：如果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文化囚牢中解脱出来，生活将为我们提供许许多多在过去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机会。但是，在到达彼岸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正试图进入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区域，一旦看到了这些区域，我们就可以开辟出新的航线。调理与治疗自由与命运互相为对方提供意义；而一旦获得了意义，命运之眼睛将陡然变得炯炯有神，洞穿一切——此时的它是如此优雅而仁慈。　　 ——马丁·布伯调理不同于治疗。调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每个人都具有自我调理的能力。治疗则往往要借助于医生来完成，它通常是指一种外在的处理。药品和手术是缓解和消除病症的最常用的手段。这种外部处理并不能保证在准确的部位去除引发病症的真正因素。调理要比治疗深入得多，它大都发生在身体内部。它能够使致病的机体失调重新趋于平衡。调理的关键在于它将个人生活中许多隐匿的内容与其疾病联系了起来。尽管治疗行为以及生理机能的康复有助于调理，但二者绝不等同。一个人可以被调理得非常好，却不能免于疾病致死。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却往往被依据于整体医学而进行的治疗所忽略：调理和死亡并不互相排斥。作为一个医生，我常常被教导要延长并保护生命。但是某些时候我们必须放弃上述教导。并把死亡看作一个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宏阔而神秘。帕特里克·雷丝是负责研究病人的梦及其身体症状的。她说：“调理的深层含义是‘整体观’，换言之，将生命中所有缺失的部分填满。有时候这也许意味着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去直面死亡。毋庸讳言，调理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生命。”　　尽管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受我们的思考、情感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流所影响，但每个人的身体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都必须有能力在情感和生理两方面去改造这种体验带给她的所有影响，并且改造这种体验本身。这有赖于调理。除了病人可以完全地知道一种病症所隐含的信息外，没有哪种简单的公式可以破译这种信息。有时候，女性的身体会用慢性阴道炎请求她中止某种亲密关系；有时候，经期前的头痛可能是必须戒除咖啡因的警告。而对别的女性来说，这些症状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每个女性都必须要用纯粹感受性的，非判断性的方式去“接受”这些症状，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去理解她自己的身体所特有的语言。　　比如，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何以有的妇女在被丈夫抛弃之后，其情绪、精神、生理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有的女性会因为诅咒这一特定的创伤而认为人生就是不幸，而另外一些女性在遭遇同样的不幸后，却能很快地摆脱阴影并开始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有人认为，童年的痛苦经验以及创伤性的情境是一种刺激物，一个人最主要的个人气质却由此而生。童年时遭受的性虐待、乱伦、失去父母以及其他创伤不可避免地会潜移默化地转变为成年时的心理阴影。这些创伤在我们的肉体、心理身体以及情绪身体上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创伤的阐释。　　一般说来，就像饮食、遗传、婚外情以及运气欠佳一样，情绪因素也大都会对妇科疾病产生影响。我发现，大多数患有阴道赘疣、疮疹或卵巢包囊症的女性都经历过或仍在经历情绪和心理上的挫折或坎坷。在这些病症的治疗过程中，诸如遭受性虐待的经历、堕胎带来的心理阴影、婚恋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之类的因素经常会凸显出来。这些矛盾冲突在被平息之前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体能量场中。这些矛盾冲突乃是身体正在等特我们引起注意以便得到调理的机会。　　对此，莫德·居里博士——我的一个妇产科同事，通过一个患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和骨盆疼痛的名叫琼的女性非常形象地做了说明。居里博士用了一种非常规范的手段对琼进行了“治疗”：切除了全部子宫及两个卵巢和两根输卵管。然而手术后，琼又开始背疼。她的情绪非常消沉，而且出现了抑制不住的潮热，以至于很多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激素药物。尽管她的骨盆疼痛被“治好”了，但在许多方面她甚至觉得比过去更糟糕了。正因为她用治疗取代了调理，所以她只不过是把一组病症置换成了另一组不同的病症罢了。尽管手术切除了她的子宫和卵巢，但并没有平息存在于体内能量场的情感冲突，而后者才是其致病的真正原因。　　居里博士发现，琼在六岁时曾被人强暴，16岁时妈妈又不幸去世，她不得不独自生活。即使是遭遇了这么多的创伤，她却从来没有机会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居里博士写道：“这个病人给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尽管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思想观念和情感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影响只是相对的。这些病人的情况使我懂得，在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都必须要把身心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不管在该项治疗中有多么严格的程序规范。“我曾经确信我已经治好了这位妇女，并且为这六个星期的工作深感自豪。然而一年之后，我们两人都发现，尽管她的确已经被手术‘治好’了，但她并没有得到调理。　　“回想起她第一次来就诊时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以后的一系列进程中有很多很多非常明显的迹象，然而我都没有能够看到。第一次来就诊时，即使已经坐到了检查台上，她还不肯脱下她的连裤袜。不仅是脱下衣服接受检查这件事费了很大周折，甚至于不肯将自己的身体置放于检查台上。好不容易使她躺在了检查台上，我又发现很难将窥器放到她的阴道中，因为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肌肉一直都在颤抖。从那以后，我的病人——包括任何一位病人——都使我愈来愈看到一幅更宏阔的画面。我承认，即使认识不到身心之间的联系，你也可以‘治好’许多病人，但我更知道，你只能‘调理好’很少的几个。”　　我的一个病人曾经做过腹部巴氏涂片试验。她已经获知，仅仅切除宫颈上的畸变细胞（即“治好”）并不能使失调的生理机能重新获得平衡，而这才是致病的真正原因。于是她开始在每天早上记日记，以获取有助于调理疾病的一切信息。她完全依照这些症状的引导立身行事。这种内在的调理坚持了几周以后，她改变了一个在她看来至关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她向来认为宫颈细胞畸变是对性行为的惩罚。在发现并命名了这一观念以后，她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常规的药物治疗，以使“调理”和“治疗”相得益彰。在去做激光治疗的路上，她感到自己从有关自身以及性行为的观念中超脱了出来，这使她感受到一段情感的波浪，她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她到诊所接受检查时，发现所有的病变迹象已经全部消除了，她也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她非常感谢她所接受的生理治疗，当然还有心理和情感方面的调理。　　在我们的社会中，当一个心理学家承认女性有内在的调理能力时，他们似乎同时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女性自己引发了疾病。但事实上我们的疾病并不基于某个单一的原因或某种单一的影响。认为女性有意识地、理智地创造了疾病以及其他痛苦的生活情境，这种看法太过片面而具有极大的危害。只有当疾病发作时，我们才予以关注，而致病的原因我们却往往不得而知。认为我们应该为我们疾病而受到谴责，这无异于是在为我们童年时所受的伤害开脱罪责，而且这和调理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负罪感会使我们心存困惑并阻碍我们的调理。我们所说的“生病”并非指已经感受到疾病的痛苦，而是指潜在我们无意识之中的“疾病”。但是一旦我们采用了调理疗法，我们的意识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　　然而，许多医生却把对疾病负责等同于对其进行责难。在依赖体制之中，我们总是把对某物负责等同于对其进行责难。相反，另外一些医生则认为，既然疾病并不是由病人引发的，那么他们的治疗也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有一个私人医生或保健护士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意见有助于你的调理。最近的研究材料表明医生对病人调理潜力的期盼会潜移默化地为病人所吸纳并对他们的康复产生影响。　　当我们不再为我们的身体有负罪感，转而开始认可我们的身体并尊重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时，我们可以说已经从最深层开始了调理的过程。在一个不承认心灵和身体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中，相信身体的智慧可以说是信念上的一次飞跃。所谓“身体的智慧”，我指的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相信身体的症状乃是精神借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唯一渠道。用外部的“治疗”来遮蔽身体症状会阻碍我们去调理身体中需要引起关注并加以改变的部分。　　当我建议病人参与到自己的健康治疗中时，常常会碰到我所谓的“责难之墙”。比如，有一次，当我向一位妇女解释说，她的子宫肌瘤（一种良性纤维瘤）可能与她的性爱方式有关。她非常生气，以为我是在责备她。“你的意思是说是我引发了疾病？”她说。我告诉她，她必须要超越这种责备性的思维，必须要超越原因——结果的线性思维。要调理她的子宫肌瘤，首先需要她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子宫肌瘤并非一个有待“医治”的敌人，而是她的内在引导系统的一个方面，为了使她的生命更加健康，它正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回应并受益于一种疾病乃是我们反抗依赖体制的一种有效途径。要调理疾病，首先要明白我们用不着为自己的疾病负有太多的责任，正如疾病不需要我们负太多的责任一样。我所认识的许多非常健壮的人都不把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他们很少自责，很少认为是自己引发了疾病，他们也很少指责环境或其他事物。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理解为时间长河中的一天，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铺展开来。一个年轻的女性非常生动地阐明了上述态度，她写道：“首先，我既不会因为患了病也不会因为深受其苦而自责，我只考虑如何回应体内的这一点点混乱无序传到我生命中的信息。”　　玛莎是我家的一位至交，她的故事为疾病和身体症状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尽管她的故事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有些离奇，但的确向我们证明了：只要我们对调理持一种应有的开放心态，我们的经验范围就将被极大地拓宽。　　将近60岁的时候，玛莎不由自主地对一系列童年往事恢复了记忆。她尽可能地去重新体验童年时的苦痛。在差不多一周的空闲时间里，有那么几天，玛莎会有连续几小时不停地呜咽抽泣，以此来表达并减轻她的痛苦感受。这使得她清楚地记起了小时候被诡秘的父亲带到肮脏的酒吧里的种种细节。在那里，她经常看到父亲和陌生的女子接吻。她还回想起她母亲设法从监狱里保释她父亲，她被留在家里与一位阿姨共同度过的那几天。这位只有一只眼睛的阿姨，把她和妹妹关在一间蟑螂横行、只有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昏黄灯泡的屋子里，整天只能吃饼干。当玛莎回忆起诸如此类早在55年前就被掩埋在记忆深处的童年往事时，她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大喊大叫并且放声恸哭了，就好像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在陪伴着她一样。这种宣泄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天。最后，她说：“我认识到，我的童年生活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更糟的是我居然记住了这些事情。”　　玛莎常年患有颈椎和肩周疼痛，据说这是由于“脊椎衰老引起的”。然而当她对童年生活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且宣泄出了郁结的情绪后，这些病全都好了，而且再也没有犯过。　　有一年的春天，玛莎打电话给我，说她突然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亡之恐惧。由于有了对自己的症状持信任态度的经验，她没有回避这种恐惧，也没有试图用药物去“治疗”这种恐惧，她决定停留在这种体验之中，看一看这种体验究竟要对她做何教导。　　玛莎对死亡并不陌生，她曾经有两个至亲死亡，一个是她的孩子，一个是她的丈夫——两次死亡事件发生在同一年之中。至于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她告诉我——则总是出现在晚上上床睡觉前和早上，而且伴有左腹上方的隐隐疼痛。一开始，她误认为这种疼痛是和为冶疗牙齿感染而服用的盘尼西林有关。这种恐惧太可怕了，以至于有好长时间，她甚至不敢谈起这件事。　　她的恐惧越来越深，而腹部疼痛也与日俱增。直觉告诉她，她应该从新英格兰驱车横跨整个国家，到新墨西哥的道斯城去，她的一个女儿住在那里。她希望独处，而驱车跨越这么长的距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如此忧心忡忡，但我并不担心。我相信正在发生着某件事情，并希望不久以后她会在合适的时候告诉我。几天以后她打来了电话，仍然是心惊胆战：“一切都发生在大草原上，”她说，“我已经开了200多里，现在我的情感和身体都承载着巨大的痛苦。我正驱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牧场，到处都是牲畜，它们正踏着自己的粪便吃草。这使我联想到，其实我们也都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中，只不过我们会用散发着香味的卫生纸掩盖污秽罢了。我为世界的现状，为一切环境问题而感到悲哀。我想到了我们经常会有的一切恐惧。我发现自己像一个女英雄一样，在草原上跋涉。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妇女——包括各种种族、各种年龄的妇女正在草原中艰难地跋涉，她们用自己的劳动支撑起了世界。我为这些妇女、为她们无休无止的劳动感到恐惧、感到痛苦。”（由于正处于想象之中，她的肚子越来越疼，她不得不用腿顶住胸部。她感觉到有血涌到了嘴中，但当她吐到容器里后，却发现痰里并没有血丝）。　　“接着幻觉出现了。我变成了一个海盗、一个女海盗，我有一柄硕大无比的长剑。我杀死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我用这柄长剑将母亲和婴儿全都杀死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惊恐不安。我只能不停地飞奔，带着眼泪和创痛。想到我居然也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对男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为他们不过是要被训练成如此而已!肚子越来越痛，眼泪不停地流着，心情非常痛苦——这种情况延续了大约四个小时。穿越落基山脉的山口时，太阳出来了。我想这一切都该过去了。但是恐惧仍未散去，就像一些虽然终究虚假却又非常逼真的梦魇一般。　　“我必须在一个不是‘家’的环境中单独完成这些活动。我离开的那天是星期五，整个晚上，疼痛都出现在左边，而且有消退的迹象。但是到了星期六，当我继续前行时，我的左腹又感觉到了这种恐怖的痛感。这正是我（海盗）的长剑插入之所。　　“到了道斯以后，我见到了玛丽，一个有着天才的直觉能力的女人。她阅读了一些材料，认为我没有必要走得更远了。女英雄的幻觉以及化为海盗杀死孕妇的幻觉已经帮助我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知道我需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结。我需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并结束它。也许那位妇女应该被杀死。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我试图向上帝和我自己隐瞒它。我认识到的第二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干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全都杀过或谋杀过别人。我感到自己正在另外一段时间中死去。现在我正给自己以新生。我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我很少有精力充沛的时候。我经常感觉到筋疲力尽。这使我获得了对死亡的认识。环境、地球，以及我们为之工作的一切，都深存在我的体内。我想我现在已经将走出死亡阴影的绳索，成功地抛给了我的女儿，我可以继续前进了。”　　玛莎认识到，完全理性地解释所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她的调理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她用不着为了调理自己，而去解释“海盗”幻觉，“海盗”体验究竟源自过去的哪一段经历或哪一件事物。最重要的是，她感受到了所有这一切体验都来自于她身体的深处。承认了凶杀行为后，她从精神重负中解脱了出来，获得了新生。她同时认识到，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必须停止与朋友们一起浪费时间，这些朋友对她的生命毫无裨益。她们的友谊只不过是习惯使然，并不能促进相互之间的丰富和提高。　　玛莎一个星期之后回来时，仍然心有余悸，有时还会做同样的梦，她希望自己能够彻底解脱出来。她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写了下来，然后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来到后院，掘了一个洞，然后在洞中把上述记录烧成了灰烬。当她掩埋完这些灰烬站起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在经历了几周的恐怖之后，她完全地解脱了。　　大约三星期以后，她去俄亥俄州拜访她的叔叔和婶婶。她的叔叔罗伊告诉她，他感到自己去日无多，因此想要送给她一件东西。他将她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然后爬到架子上，俯身递给她一个铜像。这座铜像正是腰悬长剑的海盗。　　我们都惊异于这种偶然性。（“偶然性是上帝用以证明其神秘性的方法，”伯尔尼·西格尔博士说。）玛莎说：“我现在可以将这个雕像放到我的房间里了，它是我整个调理过程的一个象征。我知道，假如我不去体验这些记忆、梦魇或别的一些事情的话，我的肚痛将会恶化成一种致命的疾病。这是一定的。”　　玛莎的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按照传统观念去责难我们的疾病根本于事无补，而且非常褊狭。从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理智并非发号施令者。我们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更高的力量、灵魂，或者说内在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发号施令者。“自我”的概念必须要扩展。研究结果已经证明了隔着相当距离的祈祷者对被调理者所产生的即时效力。时间和空间都不是绝对的。我们的行动完全为一种意识之外的力量所支配。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去学习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内在自我以及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事物所教导给我们的东西。　　除非我们能把身体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否则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真正拥有了我们的身体。斯蒂芬·温德曾经说过，眼睛的失明使他比常人更加真切地体验到了围拥着他的爱。倘若他像常人一样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或许反倒不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伊丽莎白·昆伯勒·罗丝指出，如果我们的身体患了疾病或功能失调，那么我们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常常会超越正常的极致。她举例说，患白血病的孩子普遍比同年龄的孩子聪明。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决不要指望哪个逻辑的、理智的自我能够肩此重任，我们必须挣脱哲学传统的羁绊，到天空和大地中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你的身体及其症状传递给你的信息和神谕，在妄下断语之前，请仔细聆听。你的所获必将使你的生命获得拯救。3 内在引导玛丽·卢被确诊为乳腺癌之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讨论如何选择治疗方案。我告诉她，她的康复过程包括在听取各方专家的意见之后由自己决定治疗方法。她后来写信给我：“当你确切告诉我在恢复过程中我必须学会自己对付癌症时，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害怕。我当时想这些都是生死抉择，与决定如何度周末是无论如何都不同的。然后，一个想法突然闪现，那就是我的灵魂这些年来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安最早提醒我与她一起参加有关我的健康会诊还是在1981年。那是在我被确诊为结肠溃疡之后，我担心会害了自己。我真的相信意志——身体——精神是相连的，为自己的癌症疗法进行选择，我感觉到这一次我真的有机会信任自己的内在引导系统。在这样深的层次上相信自己确实让我害怕，不过，几个月之后的现在，我非常感激，这‘玩意儿’还真有用，我的大部分调理过程都是靠了它。每次我依靠自己来进行恢复治疗的时候，它都鼓励我继续相信自己。”　　心灵之声引导我们更真实、更充实地生活。玛丽学会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医生来合作，选择最佳医疗方案，即使面对的是乳腺癌的考验。不仅如此，她认识到同时她仍然能够享受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无时无刻不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每行一步，她都选择自己最为满意的决定。如果你的选择能令你的生活充实和实在，那么恢复健康便指日可待，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内部引导系统的运作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情感、梦境和身体感觉来进行的。我们的身体是能量和信息的接受、传送站。生活同内部引导系统紧密相连意味着通过自我的各个方面来体验生活：意志、身体、情感和精神。我在书中提到的这个过程，意思都是倾听并运用内部引导系统在生活、行为、人际关系以及健康方面来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倾听你的身体与它的需求我们对人或物的“内在感觉”可以认为是准确的信息。这是因为太阳神经丛(一个能感觉到内心反应的身体部位)其实是一个原始大脑，也是一个直觉中心。身体这一部位可以告诉我们自己是否安全，听到的话是不是谎话。　　每个人必须找到倾听身体需要的途径。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开始。累了就休息。想上洗手间便去。如果书中的一段让你伤心，你尽可以哭。读不懂的地方由它去——它的内容可能让你难受。注意你的反应。阅读的时候注意你的呼吸：阅读材料时你的呼吸急促还是平缓?你的心在干什么？是心跳加速或心跳减慢?阅读有关子宫或月经的内容会勾起旧时记忆或身体感受吗？　　我经常要求妇女注意每一刻的身体感受。为了调理好身体，我们必须重新进入身体，体验它。　　我们必须赞扬我们的身体智慧。我们无需确切知晓体内发生了什么而引起我们的反应。你无需了解你为什么心跳加快或你为什么想哭。当你允许自己经历了这种感觉之后你就会明白。恢复过程是发生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有机过程。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或“不平衡”，不要回避它，让它发展。体验这种感觉后，用一段时间来回想过去几个小时或几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或出现症状，回忆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许你会发现症状发生的直接原因。　　以下是我的亲身体验。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幻觉，手和脸感觉麻木，这是周期性偏头痛的先兆。我在12岁的时候就有了此病，大约每月犯一两次，直到大学二年级，后来的20年里再没犯过。成人之后，我是典型的周期性偏头痛人，在学校和参加各项活动时对自己要求过严。压力经常使我们身体的电磁系统“短路”。　　因此当重新有了这种令人熟悉的、令人恶心的感觉后，我立刻把它作为一个学习良机。我把冰袋放在脖子下面，躺下来，保持室内安静，努力使双手保持温暖。(我从一位生理反馈治疗专家处得知，完全放松并使双手温暖，周期性头痛就可以消失。)这样做之后我免受了头痛之苦，它若是真的发作起来，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恶心乏力。一小时之后我又活动自如，但心情沮丧。我开始回想前三天发生的一切。　　我试图在两天之内将几年不收拾的房间整理好。到周末的时候，我的脾气变坏，几乎没有时间吃饭或上洗手间，弯腰擦洗几个小时也不休息。上床睡觉时头痛难耐。次日早上起床时出现周期性偏头痛的症状。显然，我对休息、娱乐、补充消耗等身体需要置之不理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这一次我的身体不再对我听之任之。周期性偏头痛发生了。我把它当做一次警告。　　这次经历总结成治疗原则是：如果信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不去注意它，再次出现时它就会给你沉重的一击。　　无论什么情感都能帮助我们体会并完全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来。若想了解内在引导系统，我们必须学会相信情感。这?不简单，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总是想：“哦，痛苦的情感以后再去品尝，现在我必须完成那篇报告，或是做饭，或者别的事情。”这样拖延或不理睬使得我们身体反应越来越强烈，以此来引起我们的重视。下一次如果被感动得哭泣或大笑，记住停下手中的活儿，去感受那真实的情感。人们教导妇女去“认为”——而不是体验——我们必须永远乐观向上。其实悲伤或痛苦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它们是更伟大的导师。没有谁的生活离得开悲伤或痛苦。可是我们的文化却教导我们，痛苦是错误的，它必须被用药根除，被视而不见，或以一切代价来避免。然而，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没有人告诉我们，处理痛苦的能力天生就有，我们的身体知道该怎样做。哭泣是身体排毒的一种方法。哭泣让我们在体内转移能量。有时候是重新分配能量，或是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认识身体。当我们不让自己体验情感，而是通过跑步或镇静剂等自我麻醉的方式来“精神焕发”，我们实际上是在产生抑制眼泪的激素。眼泪里含有身体需要排出的毒素。高兴的泪水或伤心的泪水化学成分不同并且受激素分泌的影响，它们的功能也不同。当我们充分释放情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精神便得到了净化，得到了解放。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何种措施，这种洞察力是只有在体验了对这种情况的感情反应，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流泪之后才具有的。有意思的是，虽然幸福与痛苦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幸福之泪与痛苦之泪在物理和化学成分上截然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体验深刻的痛苦，我们也就无法享受无上的欢乐。虽然欢乐与痛苦表达了不同的情感，二者均为身体加工和“消化”感情的自然部分。　　许多疾病都是由于情感被长年压抑而从未被体会和被承认。我的一位病人长期患有周期性偏头痛，她最近告诉我：“当神经科医生要用锂来为我治疗时，我觉得自己的头痛病可以说是无可救药了。我知道我无法承受那种药的副作用。于是我开始了生理反馈疗法，学习放松自己。我的童年生活不堪回首，我只有接受痛苦。现在我意识到我不再头痛。我注意到只要我不注意照顾自己，头痛就会开始。如果我休息不好或睡眠不足，或是在家中不愉快，头痛就会发作。我知道头痛总是在向我表示些什么。”情感净化：走出过去的阴影只有当我们让自己体会、表达并释放我们过去被压抑或试图忘却的情感时，恢复才会开始。我把它叫做情感剖腹术或排放术。我经常将这种深层次的过程比做治疗脓肿。任何一位外科医生都知道治疗脓肿就是把它切开，让脓排尽。手术之后，疼痛很快消失，新的健康的组织会在脓肿处长出。感情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去体会和释放，感情也会越来越顽固，造成疼痛，耗尽你的能量。　　孩子们释放感情迅速而自然，这种能力与生俱来。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对情感控制十分崇拜，我们很早就学会压抑情感的释放。当一位妇女因为恐慌症或不由自主的大哭来找我时，我知道她有一些情感的材料有待处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情感体验的旁观者来说，她也许是“不知所措”，“失去控制”。不过，她不是“失去控制”，她只是听任体内自主进行的治疗过程。失去控制的只是理智——它让位于与生俱来的身体智慧。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工作者都会开些药。结果是这位妇女天生的恢复过程长时间受阻。即使不开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释放情感时都会感到别扭，因为那正是他们压抑的情感。因此他们赶紧去安慰那个开始哭泣或“失去控制”的人。这就打断了那个人情感体验的过程，同时也“保护”了安慰者，使他们免于体验自己的情感。双方的情感治疗进程都因此中断。　　但是，如果一位妇女被鼓励去体验情感，真正地体会它，发出想发的声音，尽情地大哭大叫，完全沉浸于内心，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天生就会治愈过去的创伤。当我们直面情感而不是一味逃避，我们经常会体验沉寂多年、消耗着我们精力的痛苦经历。斯蒂芬·列文把这种经历称为“结束痛苦的痛苦”。　　当我们让自己心情释放情感的时候，身体、思想和精神都会得到净化，从而获得了自由。敏锐的观察力形成之后，尘封多年的自我理解也就会再次降临。我目睹人们在经历内心体验之后会原谅自己和别人，因为他们最终不再为过去的痛苦经历所烦恼。多年来用理智无法解除的痛苦通过内心体验可以奏效。　　内心体验的一个最动人的例子来自一位名叫卡洛尔的治疗不育的医生。卡洛尔非常痛苦，因为尽管动用了众多的最新技术，她还是无法帮助自己的女患者怀孕。虽然治疗不孕还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她还是将参加治疗的夫妇的不孕看做是自己个人的失败。这使得她的职业感情充满了痛苦。　　在我主持的一项集体治疗活动中，讨论转向了母亲这个话题，许多参加者都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卡洛尔倒在地毯上放声大哭大叫，她不断重复：“我没有必要创造许多妈妈；我没必要创造许多妈妈。”喊完之后，她意识到她从未在情感上有过母亲。小时候她经常挨母亲的打。她之所以选择治疗不育为职业，部分原因是积郁在胸的童年苦痛：潜意识里，她试图通过“创造妈妈”来创造自己情感上的母亲。认识到这一点后，她又精神抖擞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不再为病人的不孕而自责了。梦：了解潜意识的途径梦是内在引导机制的另一部分。科学证据显示，我们做梦时的大脑活动量同醒着的时候一样多。做梦的过程中，内在引导机制同大脑一起勾勒一幅图画，为健康平衡的将来规划我们的行为或目标。梦境也指引着我们努力的方向，指出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无益的，以及哪里需要做出调整，怎样做出调整。　　我的一位病人正在从慢性骨盆疼痛中恢复过来，她告诉我，由于得到了调理，她在梦中越来越有力量。她说每晚睡觉是为了看看自己还会什么，这真是很有趣。　　另一位病人从乱伦中解脱了出来，她说：“我最近梦到一个四岁小女孩告诉我，有人伤害了她。我知道那是我——我需要在梦中听她的倾诉。”　　还有一位一直受慢性阴道炎困扰的妇女转向梦中寻求启示，因为我们的物理疗法对她没有用。一星期后她回来说：“我做了个梦。什么都是黑色的，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蹬了拉里，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她最后在个人关系上采取了行动，情况开始变好。　　注意梦境意味着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睡觉之前再记住它。床边要准备好笔记本。直觉和直觉的引导　　　　直觉是对真理或事实的直接感悟，不依赖任何推理过程。直觉的最好例子就是你走进一间漆黑的屋子，不知为何你知道里面有人，虽然你什么都看不见，也没人事先告知。这种能力与生俱来，小时候我们的这种能力都非常强。可是大多数人受教育之后便丧失了这种直觉的能力，可以这样认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我们所受的教育越多，就越发不相信天生的直觉。我们的社会推崇的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左脑思维，其他的认识方式均被视为原始和无知。　　所以，我们的直觉能力受到怀疑，并且未被充分利用。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学习这种技能。因为它是非常自然的认知方式。虽然各种诱惑让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真实感觉，虽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疏远直觉，但是当我们开始注重内心体验，接受内在引导系统的指导时，我们就能自动地进入直觉。我们的社会承认即使是我们中的天才也只是运用了脑力的25％，动用直觉则是比习惯上更多地运用我们的智力。　　直觉引导是阅读我们自己(或别人的)能量场的能力。直觉引导历经了许多世纪，是许多古代治疗系统的一部分。每位传统的东亚巫医都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治疗，魏加传统中的医士也是这样。直觉指引能够帮助我们在能量滞阻成为症状之前发现它们。我们可以以此为行动指南，并保持身体健康。内在引导系统的工作方式我的一位医学院的同学注意到，每当她违背自己意愿行事的时候就会背痛。现在她正在考虑写一篇研究论文。每当她想到此事以及牵涉到的同事，她就会脖子痛，胃里恶心。她所受的训练告诉她为了事业她必须发表这篇论文。但是她的内在引导系统正在通过身体感觉向她表明别的事情。她知道为了身体健康她必须在内在引导机制和社会要求之间进行选择。　　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就会运转得最好。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做的是深入了解我们的天赋与才能——上帝的意愿就在那儿。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妇女身体就健康。如果一位妇女想要了解自己的天赋与才能，她可以回想一下9至11岁时的情形，也就是我们的文明为她彻底洗脑之前。那时她最爱干什么？想干什么？认为自己是谁？　　另外一个了解个人禀赋与才能的方式是问问自己，如果生命只剩下半年，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会继续目前的工作吗？会继续同现在的搭档共事吗？　　我们总是向往满足、个人发展和自由。我们生来就知道哪些行为、事物、想法和感受同这些品质相连。我们必须学会相信自己，自然而然地踏上健康与满足之路。　　许多人都受到这样的教导，那就是他们的需要不会得到满足，充满矛盾的生活比充满快乐的生活更高尚。我们还受到这样的教育，让我们有太多满足感或太多欢乐的东西是不可信的。这种信条在我们的身体上会有反映。一位杰出的催眠研究者注意到，这些信条引起消极作用比引起积极作用要容易两倍。不过当我们能够清晰地说出我们需要什么和为什么时，我们马上就能同心灵沟通。这是因为考虑我们的需要及其原因会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这些想法和感受让我们兴奋并自动地激发我们，这反过来又让我们了解内心感受和精神能量，其结果是热情和欢乐。　　我们的文化总是告诫我们，拥有自己的需求、梦想和欢乐是自私的。许多女孩，当她们体验到内在的力量时，别人就会告诉她， “你以为你是谁，是希巴女王?”当我们做了一件引以为傲的事情，或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就会说：“别乐极生悲。”生活中的这种声音总是让我们裹足不前。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和兴趣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总被斥责为自私。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下自私的名声。　　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要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认为女人的日常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做饭做菜等等。即使养育孩子和家务确实是女人最想做的，她会发现这些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报酬极低。不要指望她的外部环境会有所变化，她必须学会尊重自己的才赋和生命，正如她被教导去尊重和哺育别人的生命一样。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幸运儿，你必须选择自己!”　　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位妇女都在社会的调教下认为将别人置于自己之前是正确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给自己以关爱。当娜·约翰逊是我的一位搞研究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职业护士。她通过学习尊重身体的每一方面，竟从格里格氏病中解脱出来。患上该病几年之后，她无法控制呼吸、肌肉以及全身其他部分。呼吸困难让她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个时候她想在生命最后时刻给自己以无条件的关爱。那时候她形容自己是“坐在轮?上的一堆朽物”。她每天在镜子面前花上15分钟，选择自己身体不同部分进行关爱。她从双手开始，因为那时候手是她身体中唯一可以无条件欣赏的部分。一天又一天，她欣赏着自己身体的不同部分。她的整个身体也在她的欣赏之中一天一天变好。她还把这个过程中她形成的有深度的看法写成文章并发表在杂志上。她从小认为，为了对别人有用，为别人接受，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人，她必须牺牲自己的要求。她终于明白，通过自我牺牲来服务他人是死路一条，这差点要了她的命。虽然不带任何其他目的的服务他人可以增强健康，但是太多的妇女烘制饼干、煮咖啡、打扫卫生仅仅因为这是她们的任务，如果不做她们会有负罪感。被迫去服务他人会产生疲劳和厌倦。了解我们不愿做的事除了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也要有知道不愿为的事情的能力。知道哪些是我们所不愿做的事情，这种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每个婴儿都知道哪些让他们感觉舒服，哪些不是，一直到六岁。孩子会自动亲近他们感觉好的事物而远离那些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的东西。从一个刚刚学会说“不”的两岁孩子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种能力的最真诚的显示。　　l 对那些于我们无益的东西说“不”是内在引导系统的最重要部分。对那些让你精疲力竭的事情说“不”，对那些让你充满活力的东西说“是”，从来都不会晚。　　l 朋友来电话求助，停顿下来问问自己，“现在我真的想马上就给予帮助，还是愿意做点别的？”　　l 有人让你帮忙的时候注意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些感觉紧张?有没有内部的反应?你的身体在说：“是的，这很有趣，”或者说：“不，这样做会让你疲惫”吗？　　l 如果一天下来感觉疲劳、易怒，问问自己这一天有哪些想法、行动或人耗尽了你的精力。　　l 感觉好的日子里，问问自己哪些想法、行为、或人使自己精力充沛。　　l 坚持做日记，注意并记下让你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的事情，留意它们会使你的生活生机勃勃。　　我的一位病人是社会工作者。她最初来找我是因为她患有经期前综合征和轻微的焦虑症。了解经历之后，我发现由于全身心照顾他人的需要而忽视了自己，她的生命已经透支。我告诉她必须学着去注意哪些事情使自己精力充沛，哪些对自己会造成消耗。然后，我又告诉她，为了摆脱病症，她每天至少抽出一个小时休息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此来给自己“充电”。她听从了我的建议，一个月后所有的症状都没了。她告诉我，她明白了她是如何消耗自己的。她说：“当我躺下或坐着记日记，我真的能感觉能量又回到了体内，明白了这对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真是一次顿悟。”　　我们的身体定期向我们传达信息，告诉我们哪些对健康有利，哪些有害。当我们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只要想到它，我们的身体马上就有感觉。我的一位朋友一想到看望父母就会得痢疾和胃痉挛。整个童年时代她都遭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这种虐待还持续到成人时期。她的身体知道看望父母对她无益，表现出的症状提醒她远离父母。她答应不看父母后，胃部症状马上消失。　　为了每天增进健康，我们需要在疾病远未到来之时留意我们身体的感觉。思维不清、头晕、心悸、疼痛、头痛，以及背部、胃部和骨盆疼痛是常见而微妙的部分症状，这些症状向我们表明是该放弃我们不愿做的事情的时候了。以下是我生活中的一例。　　80年代我有两个孩子，工作时间又长，同时还感觉到自己的工作不为同事所尊重。我的脸上总是出现大块斑点，这在青春期和其他时候是没有过的。我试着服用维生素，改变饮食结构，用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霜。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半年之后问题消失，并再未犯过。　　显然，在那些年里，我的脸是健康的晴雨表。身体通过皮肤状况告诉我工作环境于己不利。我的皮肤记录的是不为同事所接受的敏感与愤怒。所有这些情感都埋在表面之下，虽然那时我还无法知道这些。一旦我面对内心深处的需要，离开对自己不利的境地，皮肤自然就变好了。生活爽快了，皮肤也亮丽起来。　　负面情感的存在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选的道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我们的身体以及它的症状——感情——是我们的同盟军，它们能指明哪些对我们最有利，哪些不是，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是自由的。每当你生气、头疼或有其他症状时，考虑一下这些身体反应想要传递给你什么信息。当我在消极情绪里越陷越深时，我马上就会明白自己与内在引导机制失去了联系，而且太过关注不想做的事情。我已学会了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停下来作些思考。如果坏情绪开始我就能发现，以下这套程序会帮助我的能量积极流动：　　1．我承认这种情绪的存在但不作评价。避免沉湎于消极情绪之中将其延后，但是我当然要充分感受它。我“与情感同住”。　　2．我承认出现这样的感觉是有原因的。　　3．我花上二三秒左右的时间找到产生负面情感的原因。例如，昨天我非常生气是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将一条重要信息通知我，致使我未能及时回电话。　　4．找到负面情感的原因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最想做的。我想的通常与感觉不好时所为相反。询问自己想干什么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积极的想法上，把精力放到我想做的事情上。　　5．然后我确认愿为之事。将意愿说出来意义很大，因为它可以目标明确，并将我们的创造力投入其中。因此，在第三步的例子中，我会说：“我想要及时接收电话传?，这样就可以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这句话反映了积极的、以自己目标为方向的能量流动。因为这句话里只有积极的能量，它有助于将自己的意愿带入我的体验。当我思考或谈论自己的意愿，消极情感便自然消失。　　6．最后，我坚信我能通过内在引导机制、意志力，我有力量完成自己的意愿。　　采取以上过程并不意味着否定自我情感或将它们推开。不仅如此，此过程还有助于我承认它们，充分感受它们，运用它们来了解自己的意愿。我经常坐下来将自己在特定情形下的意愿逐条记在本子上。这就将我的想法同内在引导机制联系在一起，而且感觉很好。灵感随之而来，告诉我将如何行动。请注意，我是直到完全了解了自己的意愿之后才计划处理某种情况的具体方法。原因是，目标明确的想法能产生共鸣，而共鸣又引起灵感。我提醒自己每当我反感某件事的时候，应反其道而行之，我的行为根据是我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例如，以前，我的丈夫常在医院长时间工作，不愿按时回家吃饭。我却向窗外张望，焦急地等他回来，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还不见人回来，我很生他的气，也替自己难过。我越是要求他按时回家，我们之间就越有问题。有一次，我决定自己先吃，然后干自己的事情，自得其乐。以后每当他该在家而不在时我就这么做。最后，他开始自动按时回家，从那以后这不再成问题了。　　不幸的是，我们被教导要害怕或否认消极的情感或认为那是不好的，而不是将它当做内在的引导。人们教育我们，能够控制自己和情感是值得称道的，是一种成就。肯尼迪被刺杀后，杰奎琳·肯尼迪头戴面纱，异常高贵地走在送葬队伍里，不流眼泪，没有表情。我的母亲认为杰奎琳激励着整个国家，是行为的楷模。虽然压力之下保持镇静和从容是值得钦佩的，但过度控制却不是好习惯，因为承认和释放情感是安全的，可帮助恢复健康。男人比女人更多地压抑情感，因为他们自小就受到“男孩不哭”的教育。我的一位朋友受到的教育是实在想哭的时候把头埋在枕头里，这样家里人就听不到了，流泪和大声地哭都是情感“消化系统”的一部分，也是保证能量在体内畅通的方法。　　安·威尔逊·莎芙指出，依赖机制有“非生活”倾向。这种倾向鼓励我们“给情感盖上盖子”。小时候我们便学会了情感是不好的或可耻的，我们也学会了不相信心灵内在的引导系统或自己的身体。当我们被教化得对自己所感知的东西不以为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接受系统的训练，它让我们不去实现自己的内心愿望，或不敢说“不”。甚至宗教也告诫我们要压抑内心的欢乐和创造力，感觉良好即是罪过。正如马休·福克斯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文明对称作高兴与欢乐的能量处理得不好。”我们需要知道，建立在内在引导系统上的生命的本质是无尽的欢乐!　　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的欢笑声都折射出我们与生俱来的真正欢乐的本质。阿什力·蒙太古指出大部分的成人只不过是“分裂的孩童”。幸运的是，内在引导系统是启示我们走向充实。与内在引导系统携起手来，不再将身体反馈给我们的信息视为坏的东西，我们就迈向了一个充满发展与快乐的生活。 女性能量系统　　了解能量在女性身体中的作用有助于破译每个个体的独特　　 语言。疾病在身体中的部位——它发生的地方——有心理及情感的意义。特定的身体部位同特定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相联系。我们的想法、感情和行为同时反应或形成于大脑、脊柱、各种器官、血液、淋巴组织，以及围绕或穿透这些区域的电磁场之中。了解产生于体内又作用于体内的能量形态有助于了解体内能够产生出哪些积极的或消极的能量。　　　　物质、能量连续体　　　　体内能量系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潜在的病随时存在。例如，前期癌细胞会定期出现在我们体内，只有当我们的内部控制系统失控时它们才会形成癌症。精神和意志的能量有规律地在物质形式中进出，在能量与物质、分子和电波之间的连续统一体中碰撞。精神和意志的能量非常容易地在我们体内转化为物质形式。　　当我们在生命特定的区域内有无法解决的长期感情压力时，这种压力会造成我们的能量场出现失衡，最终表现为生理病症。以下为发生过程：当我们为某人或某事所困扰时，我们的生命能量会从体内流失。当我们有所困扰时，我们体内的能量(即气)会被卷入一个消极的过程中，会从细胞中分流，细胞的活力会因此被降低。当我们在愤怒或恐惧的主宰下无法前行时，能量便流失了。虽然大部分医生不以能量流失作为疾病的开始，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许多医学研究报告都赞成这种看法。例如，在一篇论文中，癌细胞被显示从邻近的正常组织中“窃取”能量。　　无论如何，考虑到能量场和能量流失会帮助我们理解疾病并开始恢复治疗。例如，当我们对伤害自己的人一直耿耿于怀时，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就被那个人占据而无法参与到恢复过程来。当一个人遭受严重虐待时，东方的巫医认为他的一部分精神会因躲避虐待而逃走，他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叫“招”魂，在此过程中逃走的灵魂被召唤回来。许多在孩童时期遭受过虐待的妇女说她们在遭受虐待的过程中“离开自己的身体”。一些人记得自体的一部分确实游离到天花板上“观看”。游离出去的精神无法参与恢复过程。　　多数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能量的流失。但是如果它们不被制止，结果会造成身体不适。身体症状能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至该部位，这样恢复的过程才会开始。我的一位绝经的病人因失眠和忧郁来就诊，她告诉我，孩提时期她遭受过性虐待，她从未意识此事，直到她就诊一个星期之后。她40岁时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离婚，最近又同相处七年的情人分手。她说：“现在我意识到我在用一生的时间试图忘记曾遭受过性虐待。现在我知道它发生过，也意识到为什么无法同别人正常相处。我总是将别人推开。我曾经不知道与人相处时如何完全投入，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现在为早年的生活感到难过，为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记起过去并宣释过去而难过。不过，我心中的一个死结被打开了，我得到了解放，我非常轻松。”当她记起过去并将它从能量场中释放的时候，她的睡眠问题和忧郁症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