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

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北京市京源学校副校长　曹彦彦作为一名教师，我天天和花季年龄的学生们在一起，我知道王宏甲先生所描述的中学生活是那样真实。例如，初三孩子考试后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因为他无法面对无微不至的母亲；孩子们早已不盼望假期，因为更加枯燥的补课生活在等待着他们．．．．．．我不忍看王先生描述的他们的痛苦、不忍看他们的困惑，但我知道：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回避孩子求助的心灵。我有自己的教育梦想，但正像书里描述的那样，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常常使我痛苦地从梦中醒来。我喜欢看着青年学生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不想用现实的功利之心打搅他们的壮志豪情，因为我知道：祖国的振兴最早来源于青年的理想。我喜欢看孩子们汗流浃背地尽情玩耍，不想用多如牛毛的练习题打断他们球场上的呐喊与奔跑，因为我知道：健康才是他生存最基本的前提。我喜欢看他们单纯、坦率的明眸，喜欢原谅他们的无忌童言，不想过早地告诉他们竞争的无情与残酷，因为我知道：诚实的品德将筑起未来的文明社会。我想保护弱势学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不够聪明而没能学好功课，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家境清苦而少了很多机会，我想让别人允许我慢慢教他，哪怕他只学会了一点点。我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学校、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老师、每一个孩子都喜欢上学。作为一名教学管理者，我喜欢看到各种教法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我喜欢老师们听专业讲座、看专业书籍，积极了解科学研究的前沿，不想让他们陷在习题集里，整日揣摸着题型变换的伎俩。我喜欢老师们平心静气地观察孩子，帮不同的孩子制订不同的目标，不想用一条录取分数线来拴住所有师生的脖子。我喜欢老师们去曲阜、进沙漠，在广阔的视野中培养宽广的胸怀。我喜欢看见老师们家庭和睦，儿女成才，不想用愁苦的晚自习剥夺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我不想用本科率来与其他学校较量，不想逼迫教师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放弃仁爱。我深深地感谢王宏甲先生能够理解教师的重负与奉献，因为他看到了教师心中那柔美圣洁的光环。作为一个母亲，我对儿子的未来有万花筒般的憧憬。我怕学习压垮他的健康，我怕分数压垮他的自信，我怕课程限制他的爱好，我怕教学限制他的创造。我盼望着王宏甲先生呼唤的新教育时代尽快来临，让我的儿子享受到科学本身的魅力，而不是分数的诱惑。作为一名地理教师，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我在课堂里讲过，但没有去过，当我看到王宏甲先生带着心脏药，穿着旧皮靴到那里采访的照片时，敬意油然而生。从湿润区到干旱区，从平原到世界之巅，从经济特区到不毛之地，从教育高官到无知孩童，从远古到未来，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王宏甲先生积极而负责地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您看到过他一本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吗？最初，我发现他不看别人写的关于王能智老师的文字时，我以为他傲气十足，最终，我理解了他信奉眼见为实的高洁文品。您听过他向您讲述青藏铁路筑路官兵后代的教育现状吗？一个个小故事串起的是一位作家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请允许我向王宏甲先生表示真诚的祝贺、感谢和祝福！让我们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和一生幸福而努力工作！写于2004年教师节前夕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北京上空AM747掀起新教育风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长篇连播节目资深编辑 叶咏梅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次与作家王宏甲的又一次电波合作，我更难描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此次举措对我心中的震撼，而这一切的一切恐怕缘于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本身。作为王宏甲历经9年的采访与积淀，拿出了令全国千家万户都关注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时，在我看来应该是始料之中的，大约也唯有他才肯花这样的气力，从他的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起，王宏甲便是这样的人。15年后，王宏甲从农村题材的《无极之路》到科技题材的《现在出发》，又从新经济题材的《智慧风暴》到如今的教育题材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我是一次次为王宏甲掀起的“风暴”所感动、所钦佩、所震撼！我同王宏甲平日来往不多，每每都是在他的作品里，在我的广播里相遇，称得上是一种神交。记得我在王宏甲《现在出发》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说，王宏甲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认识了刘日，认识了周国泰，而我们广播媒体就应该把他的认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刘日、周国泰，因为像刘日、周国泰己经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属于社会与大众。可以说，我与王宏甲15年来的作品神交，对他本人更深的认识是在这次《中国新教育风暴》中才有的。我曾去无极暗访过他采访过的人，为的是审核 《无极之路》作品是否真实，我信服了。我也亲眼目睹过他执著的采访态度，那是我们一起随中国民族乐团出访欧洲时。但在这部《中国新教育风暴》里，我不仅仅看到他历时9年的时间、3万里的足迹、纵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面积，还从他笔下的无数故事里，我感悟到王宏甲的那颗不同寻常的赤诚写作的心——不媚俗、不张扬、不停顿，为我们奉献一部比一部更精彩的好作品。这次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问世，我以为是他四部力作中方方面面做得最顺利最成功的一部，是不是“水到渠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使我看到了责任编辑隋丽君大姐的慧眼、慧心与魄力！这部作品从它的质量 (直到印刷前还在校正修改，我们已是三校稿录音的，可与出版的书仍有许多细微处的改动)、它的装帧是上乘的，它的发行——新华书店总店能一次性印数达12万——在当今也属罕见。这次广播能这么快就推出来，我要特别地感谢方明、雅坤两位老师。他们两位演播艺术家在录播节目时也很激动，那种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是广大听众看不到的。他们都说这书出得太及时了，因为自己也“家有学生”，书中讲的非常实用。由于他们的鼎立相助，这部作品才有可能在出版 (8月27日出版)的第三天 (8月29日)，我们中央台的文艺之声就与听众朋友见面了，每天播出时间:14:00—15:00、19:00—20:00、00:00—01:00。我们相信它会掀起全国的新教育风暴!因时间关系，匆匆几言。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一堂“经典教学”课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铃声响了。下课。整堂课无懈可击。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同学们都很高兴。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我们问：为什么不理解？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带着一个谜出发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新西兰的阳光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我很惊讶！”他说。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展望碧海、蓝天、冲浪、沙滩，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看了海湾，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点缀园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鸭，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那为什么？”“为了孩子。”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秋安，你怎么不会笑？”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你的另一个女儿呢？”“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打算移民吗？”“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 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有啊！”我说。“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两种世界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他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谈何容易。”他笑道。“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又一个“为了孩子”！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时而留步，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海天一色，沙滩金黄，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鸥云集，游客以食物相邀。观鲸处，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逆戟鲸破浪摆尾，那景色，美是真美。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也好。”“怎么好？”“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台湾也窝里斗吗？”“有啊！”“就因为这些因素？”“还有教育好。”又谈到了教育。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何以见得？”“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张院长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在外面等啊！”“你一直在外面等？”“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还上数学和英语。”“上到几点？”“2点到5点。”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还有呢！”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一百元。”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他才读小学五年级。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她说改是在改，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我问，哪三张门票？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正螺旋？负螺旋？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他们说，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最后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突然去世了，是遭遇车祸。我们许多同学都哭了。一个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接下来我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我们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此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的快乐的教学中，专心致志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我与儿子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若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所启示，也算是有点益处吧。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和妻子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大脑。他哭了，我们打开收录机放音乐，发现他停下哭泣，转过头来寻找声音……SONY收录机的音量指示灯五颜六色，很有节奏地闪烁着，像在跳舞。孩子爬向收录机，去摸那平面的闪烁的灯光，在那里又看又听，眼睛黑亮黑亮，忘记了哭。我们很高兴，孩子对音乐、对灯光的色彩都有感觉。我们很在意他周岁之前是不是能说话，总是充满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简洁的语言跟他说话。孩子不满一岁，果然会叫“妈妈”、“爸爸”，会说简单的话了，说明他“天资”不差，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中国许多家长头脑里都有过“神童梦”。那“神童”是什么概念？就是前人一再说过的，谁谁四岁能背诗，七八岁能赋诗云云。我们也加入了让孩子学背诗、学数数的行列。孩子三岁去看外婆，就能给外婆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窃喜，这不是比前人说的谁四岁能背诗还早吗？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第一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落了一个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落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我说，那还怎么听课？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他说，我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扫地。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他说，黑板上的作业还没抄完。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给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那些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可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就在我这次回家的几天时间，他仍因上课说话被罚面壁，放学也不马上回家，跟几个学习不好的同学到学校的后山上去玩，玩到星星满天了才回家。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用家乡竹子上掰下来很细的分枝，打了不伤筋骨会伤皮肉。我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他伸出来了，我抽下去，他疼得把手缩回去。我粗暴地喊：伸出来！他再伸出来，我再抽下去……我是使劲抽，他再缩回去，我再喊，再抽，鲜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他哭得发抖……我停止了。这时，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对，但我仍对他怒道：“今天你也不要做作业了，玩吧！你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来，看电视！”这时不让他做作业，也是一种惩罚。我把他扯到沙发上一扔，“你就坐这里看！”孩子不敢不听，也不敢哭，就坐那里。我们真看电视。他母亲也不说话。这天电视上播个什么电视剧我记不得，但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而且经常被人欺负，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真窝囊！”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惭愧、后悔、心的疼痛，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我对儿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任何时候，想起他那句“真窝囊”，我都会闭上眼睛……那天夜里，儿子冒出那句“真窝囊”时，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不，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也没有“原谅”这样的意识，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意识到了所谓“家长式”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等现象的家庭基础，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今天我已能认识到，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哈利·波特》，快攒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利·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谢，而是说：“没劲透了！”从此拒绝看《哈利·波特》。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这多合适呀！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这是他的童年。“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都说：我们的孩子。不是吗？每天清晨，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儿子说：“爸，我会！”这一年，他15岁了。我知道，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在孩子成长的岁月，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来的岁月，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很难弥补给他了。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我与他告别。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新西兰的孩子，你看看，不论在教室、在街头，总是笑得阳光灿烂。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我说，那我就背回去看了。他说，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听听他们怎么说。我说，好吧！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相关思索——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是赞扬和鼓励吗？”有位当编辑的母亲说，“不是没有鼓励和表扬，常常有一点进步就使劲表扬了，有时孩子也会保持一段，但转眼间还是厌学，要不说说他，他马上就不行了，怎么办呀？”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已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当你用一个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时，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过早地把孩子送进学校（至今是许多父母的做法），目的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去获取知识，以为“先下手为强”，其实让自己的孩子小别的孩子一岁甚至两岁去上学，并非优势而是劣势，让孩子处于劣势就难有自信，此后会一直处于艰难中成长。缺乏自信，世上万种信息、千种机会就在眼前也会不知获取，所以仅因“过早上学”这一步之错，也可能贻误终生。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分数”重要。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孩子一旦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压力，压力，还是压力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母亲也是教师。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她说，好呀！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回答都说：“没看见。”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11点了。家里就留个奶奶守电话。电话铃响，奶奶跳起来，接听，是儿子的声音：“妈，有消息吗？”老母亲反问：“你那儿有消息吗？”“有消息我还问您吗？”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爸，是我。”女儿的声音。“你在哪儿？”“在家，你们干吗呀！”“你没事吧？”“还活着。”“没事吧？”“没事！”“你上哪儿去了？”“跟同学聊天。”“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跟小学同学聊天。”“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吃了。在哪儿吃的？麦当劳。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