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5

纠正扭曲了的价格是经济改革中的几个最主要任务之一。不论起始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如果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市场制度，价格调整是绕不过去必须克服的一关。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内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产出，而与物价、工资等无关。然而从微观上看，相对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从而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总产出的多少，最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所以价格的改变会改变资源流向并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如果价格朝合理的方向调整，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使一切人都能得益，这也正是价格调整的目的。然而在调整过程中，难免有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受损。这部分受损的人会抵制价格调整。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价格调整要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由于利益冲突使这一调整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按照一般的经济分析，如果价格朝上调整，会使生产者得益而消费者受损，因此反对应该来自消费者。价格朝下调整则相反。可是这种分析却往往不符合事实。记得1984年煤价上调之后，过了一年由于物价水平上升，煤的相对价格又显得过低，因而酝酿煤的再次调价，可是遭到了煤炭部的强烈抵制。提出的理由是煤提价后引起物价普遍上升，结果煤的相对价格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提价还不如不提。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应降低煤价才能提高煤的相对价格。1989年由于运价太低铁路运输严重供不应求，各方面都呼吁运价要调整。但铁道部却提出了“为人民分担困难，坚决不涨价”的口号，还把个别区段按供需均衡原则调价的措施批评为乱涨价，据说还给有关人员处分。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粮食、电力、汽油、柴油，化肥等行业，可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涨价受到生产方的抵制？为什么经济分析在此失去了效力？这里要应用比经济分析更深层次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利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利益动机的具体过程。在上面这些例子，由于价格过低必然造成供不应求。因而煤炭、铁路运输等成为稀缺商品。这种商品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来分配，因为市场无法满足愿意按规定价格付款购买的顾客，势必辅以其他的条件来实现分配。例如买铁路客票要排长队，申请铁路车皮要走后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人便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完全是因为人为地将价格定得过低而制造出来的。如果将价格调整到了供需均衡水平，特权便消失了。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消费者并未享受到低价格的利益，反而吃足了供不应求的苦头。买一张火车卧铺票要排上十几个小时的队，或者从票贩子手里用高出一两倍的价格去买，所以提高价格非但消费者不反对，甚至还主动呼吁。反对提价的恰好是因供不应求而享有特权的生产者一方。当然，这样的分析未必适用于一切生产者反对提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者确实出于照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反对提价的。把他们统统说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才反对提价，就冤枉了好人，然而制度分析也揭露出在市场被扭曲之后人们的行为如何随之扭曲，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分析方法。1994年8月18日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利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公安部发的通知“不准强制安装汽车防盗等非法定安全装置”。通知指出，强制安装是一种乱收费行为，对一些新的防盗手段的采用，只能通过宣传，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使用，不得强制推广。对这条通知我举双手赞成。这条通知立刻引起我对汽车前排安装安全带的回忆。大约在1994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命令，大小汽车前排座位强制加装安全带，而且安全带必须到指定厂家去安装。那么安全带和“防盗及其他安全装置”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学问题，即消费者有无选择权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规定强制加装安全带是说明消费者无权选择，只有屈从的份儿。那么关于防盗等安全装置则说明消费者有权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有权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某种商品的购买或享受某种服务。如果安全带确实有助于安全，驾车人会自动购置，用不着用法律强制，相反，如果驾车人特别谨慎小心，有把握不会出事故，或权衡安全带造成的麻烦和不舒服不足以抵消其可能的安全性改进，他会拒绝购置。但另一派人认为驾车人可能对安全带的重要作用估计不够，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因此通过法律强制一下对驾车人并无害处，由于这两派人各有各的理由，在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州法律规定必须安装并佩带，否则要罚款；有的州则没有这种规定。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规定都是合理的。例如在超级公路上行车限速应是每小时60里还是55里，在美国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正确答案，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试验和调研。单从安全看，无疑55里比60里更安全，但车速慢降低了效率，总体上未必有利。加装安全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加装和使用安全带都有其成本，有的不能用钱表示（例如不舒适感，麻烦，费时间），但终究也是一种代价。拿北京的情况看，规定颁布半年多以来几乎没有认真执行过，现在已基本流于形式，出租汽车司机多半只把带子放在胸前，并不真的系牢。在北京驾车和美国不同，北京的车子多半在市内跑，速度快不起来。在美国，汽车的行驶大多是在城市间，速度也高，此时万一出事安全带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市内几十万辆车，为了加装安全带至少花掉了上亿元直接成本。现在看来这一亿元是花了冤枉钱。公安部后来发的通知似乎已经总结了安全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钦佩。但原先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是否应该明令废止？我认为明令废止比这含糊其辞要好，一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装置的规定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证规定的严肃性。我国当前推行法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执法不严。如果法律可以任意执行或不执行，法律再多，除了观赏又有何用？　1994年7月28日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作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而1994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到本世纪中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逢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1994年10月21日人类进化与经济学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进化论的主要贡献是弄清楚了整个生物圈是如何演化的，特别是人类自己是如何发生的。进化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不仅了解了生命物质的演化法则，而且提示了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进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然而很少有人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推测一下，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描写人类将变得头脑发达，四肢萎缩。这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他并未说明当前的进化法则是什么，它又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主要是淘汰了体力弱的，反应迟钝的，追逐异性失败的个体。但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以后，淘汰规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代繁殖占优势的是哪些个体？是体力强弱在起作用？显然不是。是智力高低在起作用？也未必。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了优势？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似乎是精英分子后代的比例在减少，劳苦大众的后代在增多。但这种规律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没有人能知道。也许有人会嘲笑说，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万年未必能看出分晓，现在费这种神委实是多余。可是要知道，进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它却是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的。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事情已经发生，追悔已经来不及。不少人谈先人类的未来，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历史，大概再存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也是可能的。确实，从太阳的寿命来看，再过一亿年地球吸收太阳热量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变化。可是人类进化的后果要紧追得多，因为几十万年甚至几万年之后，它就会让人们感觉到。人类进化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能生存几万年之久吗？当然我们决无将现在的经济学传诸万世的奢望。但有些前景却是相当有把握可以推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我们假定稀缺性将待续存在，换言之，人类较质欲望永无止境，那么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能保证科学技术朝这个方向演化。今天伪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而发生的。不论经济学的内容会如何演化，它的基本任务在可以想锡的未来却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将与人类进化相联系的依据。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也存在稀缺性，人们靠了体力、敏捷和勇敢竞服稀缺姓；可是人类找了市场制度以后，靠的是市场规则来克服稀缺牲。所以，人类进化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的影响。　1994年11月20日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块神秘的大陆。它的面积是中国的3．2倍，人口是中国的40％，地广人稀是非洲的特点。由于它交通不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部纷争，反复发生的干旱，国际市场上非洲出口货的价格猛跌，将非洲的经济推入了灾难，它几乎被国际大家庭所遗忘。我由于工作关系近七年来曾去过非洲十多次，那里的人民有不少是我的朋友。1995年初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我的朋友卡仑兹教授夫妇就死在那场灾害之中。那里发生的每件大事都牵动我的心，1994年底我再一次应邀去肯尼亚出差，而且工作地点在首都内罗毕以西150公里的乡下，使我有机会走得更近地去观察非洲大地和人民。出访的头一件事是选择航程，肯尼亚在北京之西南，最近的路线应是从北京出发之后朝西南方向走，例如经过印度或中东诸国。但是经由这些地方的航班，多半每星期只开两三班，时间都不合适，结果只好绕道朝西北。先飞到巴黎，再向东南飞到内罗毕。由北京到欧洲国家的航班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班。到内罗毕可以在巴黎转机，也可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或者在伦敦转机。可是这样的路线安排因为绕了一个大三角。费钱费时，而且增加了旅途的劳顿，过去每次去非洲多半要碰到绕道走远路的曲折安排，在北半球旅行就不会发生绕道的问题。这个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南半球经济落后，它的交通要依靠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解决，而不能直接选择最短路径。离开北京是中午12点。由于飞机朝北朝西飞，太阳也是由东往西，所以飞了11个小时到达巴黎时还只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共分A、B、C、D四个区，其中A区是新落成的现代化建筑。我们的飞机停靠在A区，而且下一航程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也从A区登机，所以我可以充分利用8小时的中转候机时间欣赏一下新落成的A区大厅、许多登机口、餐厅、休息区、商店和各种设施。由于建筑是新的，到处闪着亮光，使这现代化的设计格外神气。各个登机口之间没有隔墙，一览无遗，没有拘束，让人感到宽敞。每个登机口都有电子显示牌，标明航班号，起飞时刻，飞往城市，非常醒目。登机口旁边就是免税商店，这儿和过去的布置不同。过去，商店集中在离登机口五六十米远之外。由于建筑落成不久，有的商店货架上的货还没有摆好，但可以看出设计精巧，广告布置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相比之下，北京机场就大大地落后了。据说新的候机楼已在酝酿之中。因为我在巴黎候机8小时，法国航空公司给我免费提供一顿正餐。机场内餐厅的伙食谈不上考究，正餐包括面包、奶油、生菜冷盘、热菜（鸡，牛肉、鱼、蛋任选一种）、甜点及水果，体现出干净、快速的机场服务特点。我因没有办理法国的入境签证，所以不能离开机场，否则法国航空公司还可免费提供旅馆让我休息。我在侯机楼转了一会就进到商务舱专用休息室去休息。现在国际航班都有三个等级的舱位，即头等舱、商务舱（我国称为公务舱，相当于二等舱）和经济舱（相当于三等舱）。由于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服务水平和项目相差不大，所以有的航空公司己取消了头等舱。看来这一趋势正在发展。商务舱休息室要凭商务舱机票登机方可进入。里面布置高雅，杂志、报刊一应俱全，饮料和点心任意取用。这方面法航比之其他航空公司还略逊一筹，其他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休息室还提供酒类饮料，有时还能喝到X．O．人头马酒；有的还提供全套办公室设备，有电脑、打印机等，都是免费使用。从巴黎到内罗毕的路途飞行7个半小时，正常飞行时速为900公里上下，飞机的高度为11到12公里（11000～12000米）之间。在这样的高度下，外面的气温为零下45℃。从北京途径西伯利亚到巴黎时，机外气温是零下65℃。可见不但在地面上，在高空中南北的气温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飞行速度、高度、温度等数字，以及离开目的地还要飞多少时间，都标明在映电影的大屏幕上，而且屏幕上还轮换着显示不同比例的地图，上面有飞机当前的位置以及正在哪个方向飞行，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处在整个航程的哪一段，下面的地面是什么城市。这一套用电子控制的旅程显示设备，我在1990年坐澳大利亚快达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第一次见到，现在则已在各大航线上普遍使用了。我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也己采用了这套设备。坐在我旁边位置的一位女士担心飞机晚点，来接的人会接不上。我告诉她，飞机一旦起飞，就不可能晚点到达，因为机上的燃料有限。半路上摔下来的可能倒是有的。她听了我前一句话似乎感到大为放心，再听说还有可能摔下来，又忧愁起来。其实，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全世界每天飞行的航班估计有一万次，一年有三四百万个航班飞行，出事故的大约只有10次上下。所以平均起来要坐上三四十万次飞机，或者一个人一生中每天都坐10次飞机，才有可能碰上一次事故。如果一人天天坐在汽车上，一辈子要死上好几十次。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百倍。南半球的季节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当我们春天时他们是秋季。现在北京是冬天，南半球则是夏天。当然，太阳同样是由东移向西面，但在南半球是从东北移向西北，而不像在中国是从东南移向西南。在南半球太阳总是偏在北方，所以朝北的房子冬暖夏凉，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在我国越是北方，房间更需要朝阳，也就是朝南。南半球的天象也不同，北斗星不可能被观察到。但是内罗毕恰好位于赤道，既非北半球，又非南半球。在任何一个时刻，那里既不可能是夏天，又不可能是冬天，同样也没有春秋之分，一年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现在正好是他们雨季的开始。照想，位于赤道的国家一定是终年炎热难熬，扇子空调须臾离开不得，可是内罗毕却极其凉爽。我们住的别墅里还装有电热采暖器，而且我也用了它。天气凉爽的原因是地势高，内罗毕海拔2500米。同样的道理，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外界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内罗毕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成为一个城市的，现在联合国许多机构设在此地，再加络绎不断的外国游客，所以内罗毕比之一般城市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特点是树、花、草和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拿该城市的建筑和汽车来看，非洲的穷困在内罗毕城区里不大能感觉到。但以内罗毕商店里商品的档次看，仍旧反映了一个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可说是一种规律。商店里商品的档次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人民的收入水平。拿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看，商品档次上了几个台阶。如果百姓的收入不增加，这些上了档次的商品去卖给谁呢？但内罗毕有不少高等级的豪华商店，里面的东西价钱极高，这也说明这个国家人民收入水平高的和低的相差悬殊。离开内罗毕进入农乡之后，可以看到农民居住的房子相当破旧，据说这些地方在整个肯尼亚的农村中还算比较好的。内罗毕市区内小汽车极多，而且也有堵车的现象，但堵的时间不长，而且我观察十字路口汽车通过的速度可以得出结论，内罗毕的堵车纯粹是道路容量不足造成的。因为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时非但不减速，还比正常速度更快一些。不像北京及我国其他大城市，汽车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速度不及正常速度的一半，道路容量大大地损失了。所以我国城市的堵车现象极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大家不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规则本身也有重大缺陷的结果。一般而言，非但内罗毕的交通秩序良好，我到过的其他几个非洲大城市哈拉雷、哈勃罗内，交通也极有秩序。说到这一点使我想起了我国从汉以下，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时，无不钦佩中国的制度优越，人民有教养，简直是世界上的理想之国。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国才在世界上表现出经济上的落后，制度上的僵化。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非洲，竟发现有许多地方非洲比中国先进得多，怎不叫人感叹呢！当然，内罗毕也不是一切都好，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治安。我住的两所旅馆里在房间内、在接待处，到处都提醒你注意安全，晚上不要独自出门，不要露白，叫人感觉有点草木皆兵。当地的主人告诉我，近两年来治安恶化与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的内战，大批难民拥进肯尼亚有关。我们开会和工作的地点在离内罗毕150公里的纳依瓦萨镇。汽车驶出内罗毕，就进入了肯尼亚的主要农业区，那里种植蔬菜和花木。花木主要是出口到荷兰。这里由于肯尼亚地处赤道，得天独厚，航空交通又十分便利。但农村的经济发达水平比之内罗毕差多了。公路两旁有些农产品的小摊，摊上的货物很少，一个人站一天能卖出多少钱，真是可怜得很。公路上有大小公共汽车行驶，车内挤满了人，车子很老，吃力地在路上爬着，后面的排气管冒着黑烟。同行的非洲朋友告诉我，非但汽车冒黑烟，一切现代化设备的维修状态都很差，只会花钱买而不懂得良好保养的重要性成了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我国。尤其在公有制条件下买设备是花公家的钱，维修却要自己花精力，所以不少昂贵的进口设备因缺乏维修而不能正常使用。路上我们经过了东非大峡谷，这是一处有名的地理景观，它从北向南绵延几千公里，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下到峡谷之前我们停下车来在一处专供游人眺望的平台上向下望去。当地的垂直高差估计有三四百米，下面的房舍、湖泊、牛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不少峡谷，有的垂直高差达千米，但长度则远不及东非峡谷。站在平台上向两边一望无际的峭壁望去，使人终生难忘。我们住的旅馆称“野外俱乐部”，占地百余亩，一间间别墅式的独立房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地上，其间点缀着一些极高大的热带乔木。客房总数共有六十多间，可是占了如此大的一块地面，只有在地广人稀的非洲才办得到。我的窗户外面是翠绿的世界，是草地，树木，湖泊和远山。除了各种鸟叫声，这里宁静得出奇，每次我朝外眺望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旅馆的野地上还有许多动物，我不知道是人们喂养的还是野生的。各种只有在动物园内才能见到的美丽的鸟，这里却随便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几对孔雀也不躲人，我走到离它只有3米的距离给她拍了照。旅馆告示牌上警告旅客说，入夜之后不要走到黑夜里去，以防野兽伤人。有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工作结束走回房间的约150米路上就见到三四十米开外的一只大河马，在草地上吃草。因为旅馆的野地和纳依瓦萨湖相连，旅馆的草长得又嫩又绿，所以吸引河马光临。当时我真想走近一些看个仔细，忽然想起旅馆的公告，警惕地缩了回来，据说河马胆子极小，它的视觉迟钝但嗅觉特灵，千米以外的人，只要在上风头，它就能觉察到，现在河马既然敢走到人烟复杂的旅馆别墅周围来吃草，证明人和动物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肯尼亚，以至于整个非洲还保留着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旅游业是肯尼亚的第一创汇行业。我们往的旅馆别墅包括三顿伙食，每天65美元，比之中国大城市里的星级宾馆的价格可说是极便宜的。如果社会治安能进一步改善，非洲的旅游业具有极光明的发展前景。我在旅馆里就见到一拨一拨的游客，但其中几乎全都是白种人。也许因为非洲当地人已习惯于自己周围的环境，觉得没有任何旅游价值，也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低，支付不起这样的费用（肯尼亚普通劳动力的月工资约为60美元）。在国际航线的飞机上，大都是白种人，黑人和黄种人都比较少，尽管在全球的总人口中白种人还没有黄种人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还在继续迷恋非洲大地的美丽时，已经到了回国的时候。回国的路线和去时相同。所不同的是同样从北京到巴黎，去时飞行11个小时，回来时只飞9个小时，因为在中纬度的地球高空存在一股恒定的由西向东的大气环流，所以去时为逆风，返程是顺风。这股环流在每天电视的天气预报中可以看到。坐进了返程的机舱，脑子已被回到北京之后要办的事所挤占，但是非洲翠绿的世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着。1994年12月5日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守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1995年2月2日法官的难题天津市发生一起丢包悬赏讼案。丢包人将装有票据现金共值80万元的包丢失，于是在《今晚报》连续三天刊登寻包启事，表示将对拾包人重奖。拾包人用匿名电话与丢包人谈判，几经商量双方谈妥奖金1．5万元。并公开在报纸上。最后两人见面时，丢包人反悔，不愿按约定的奖金付给，于是拾包人诉诸法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1．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拾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己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　1994年12月18日损人不利己人与人打交道，从经济上看，有四种可能的后果，即利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这四种后果从道德标准来衡量，损己利人是最高尚的，而损人利己则是最卑劣的。但从经济后果看，利人利己是最有利的，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则是最恶劣的。这种简单的分类平凡而且普通极了，然而里面却可以引导出大学问、大文章。利人利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双方都要得利，这有可能吗？两个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净的利益发生，就不可能双方都得利，而只能是一方获利另一方遭损，在对策论中就称为“零和对策”。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是一种零和对策的格局，有一部分人变富必有另一部分人变穷，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在政治上用现代术语说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关系建立在人和人平等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任一方都不能强制另一方。在这种条件下，上述四种可能中仅仅利人利己的情况才会发生，因为其他三种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人受损。如果不被人强制，这种结果一定会被当事人否定掉，所以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开辟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切买卖都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国际贸易中买方赚钱，卖方同样赚钱；其实国内贸易又何尝不如此。交易能使双方都得利的原因，是各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避免了劣势。我们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一盒火柴，正是利用了火柴生产厂的优势，避免了自己去生产的劣势。所以交换是不等价的，妙就妙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相反，回顾过去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是强制人们参加，结果都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好好总结一下在经济活动中强制一方参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很难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不再发生。其实，损人不利己的事还多得很，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此，见怪不怪了。下面试举一些例子：到邮局寄印刷品，当局规定印刷品内不许夹寄信函，因为印刷品的邮资较低，怕寄件人在书籍内夹寄信函，揩了国家的油。有了这项规定，寄印刷品时不能事先包装好，包好了的到窗口检查时，还要拆开。这增加了许多不便，甚至经常引起口角。有时寄书的同时确有必要同时寄一封信，因为有此项规定，只好另外写个信封贴上邮票，与书分别投邮，但印刷品投递速度慢，对方先收到信，若干天后才收到书，有时弄不清二者有何关系，误了事。这样的规定对邮局并元任何利益。如果信放在书里一起寄走，分拣、投递都一次完成；如果书和信分别寄，分拣、投递工作要加一倍。所以此项规定可以归之为损人不利己，更恰当他说应该是以损人为目的，以损己为手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此项规定的利弊，因为这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每年可能上千万元。过去发放票证（粮票、布票等）时，票证是不许可交换的。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想卖，一个想买，他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影响任何人，禁止他们交换就是损人不利己。推而广之，一切个人之间或法人之间的正常商业买卖，如果第三方出面禁止，都属于这一类。两年以前报纸上曾报道过上海向广东购买一批家用电冰箱，因为成交的价格高于国家限价，上海的物价局禁止他们成交。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反对商业活动中牟取暴利，但采取的措施却不可以禁止别人交易，而只能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引导消费者有寻觅合理成交价格的机会，例如公布各个卖方的索价水平。只有对欺行霸市的行为，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制裁，因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过去限制公民出国，办护照时要通过十八道关卡，每一道关都有被否定的可能（说得难听点，都有被刁难的可能）。其实，别人要去国外。他又碍着了谁呢？不让人出国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按“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仅有未了法律案件的人及极个别出国将有损国家安全的人不许出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申办护照的手续比过去大大简便了，但小城市仍旧不容易，而且办护照仅是一例，好的是现在有法可依了。其他许多规定仍无法可依，经办人受刁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的经验，只是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行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穷，这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几年变得富了一点正是这种事情逐渐在减少。更不容易认识的是自己有时受别人的刁难，生出一肚子怨气，可是遇到机会，自己又成了刁难别人的人。1995年2月20日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五)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五)科技成果的市场选择和商品化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成为生产力，束之高阁成为无用之物。此中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这些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回答，为什么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有不少很巧妙的新发明，因为不能商业化而不能采用，岂不可惜？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承认并接受科技发明必须能商业化这个事实，并不明白这个事实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做是有利于社会还是不利于社会。人们无不希望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可是人们所能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稀缺的概念。由于人的物质欲望无限，稀缺就永远存在。各人努力用各种方式在市场上赚钱，就是为了丰富物质享受，减少自己的稀缺。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要从根本上缓解稀缺的问题，还得依靠科学技术。所以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说。确实，近一二百年以来物质文化的进步都是靠的新科技。如果没有新科技，我们非但不可能享用汽车、电视、电话、音响，恐怕连能否吃饱肚皮活下去都是问题，因为粮食增产是靠了化肥和绿色革命，这都是科技成果。对于未来，我们仍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它不断帮助我们克服稀缺，使物质享受越加容易获得。是不是一切新发明新工艺都能够克服稀缺增加物质财富呢？并非如此。有些新发明，构思虽然巧妙，可是成本太高。换句话说，它消耗的稀缺物品比之它能提供的稀缺的物品更多。如果社会接纳了这种新发明，社会不是变得更富足而是更穷困。所以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经受市场的淘汰。能否为市场接受的标准是此项新技术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或者说收入减去成本是正还是负。如果是正，说明此技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否则则是消耗了社会的财富。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钱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正确地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价格必须正确地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谈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了什么是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又发生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以及如何度量价值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不要说科技工作者，连许多经济学家碰到这些问题也感到棘手。有的经济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试图搞清楚它，有时他们自己感到似乎弄清楚了，可是未能向他的学生说明白，更谈不上让广大公众去理解。好在现在独辟溪径，找到了一条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的简捷明了的解决办法。在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内，商品供不应求时会引起价格上升，于是生产被激励而消费受压制。如果供过于求则发生相反的过程。所以通过价格的调整可以实现供需均衡。此时出现的一个特点是按照均衡价格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而且也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一切商品。于是任何甲商品可以交换任意乙商品，只要先将甲商品卖掉，再将所得的钱去买乙商品。他们的交换比例反比于它们的价格比，即价格高的商品用较少的量可以交换较多的价格低的商品，当一切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自由买卖，且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时，钱在客观上成为度量价值的单位。这是一个事实，用不着任何理论去证明。相反，如果我们提出不同于均衡价格的另一种价格理论，不论这个理论如何雄辩，在事实上它不能用来实现商品之间按这种价格来交换，这种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有何用处！我国目前的价格比之过去已经更接近于上面提到的均衡价格，因为绝大多数商品已经由市场来调节价格。但仍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黄金、外汇都还不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还对住房、交通、邮政（指1996年12月邮资调整之前）等进行巨大补贴，银行利率还在国家管制之下，这些价格扭曲将波及到一大批商品的价格，使得衡量一商品的价值发生困难。在一些重要的经济评价中要用到所谓“影子价格”，即设想在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之后的均衡价格。有了均衡价格理论作基础，从事科技开发的同志就会运用价格来测定自己成果的价值，并进一步自觉用市场和价格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向，使之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应该承认，我国有一大批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成果本身缺乏市场价值。换言之，它本来就不是生产力。相反，凡是经济价值高的成果一般都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投资的一方，帮助它投入生产。当然，市场不健全，信息沟通不够，资金渠道不畅，缺乏企业家人才，也都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成果本身通不过市场检验也是原因之一。市场是多变的，价格也经常在变化。一项成果是否真正是生产力要经受一个变化中的市场的检验，似乎缺乏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规律也与自然规律不同。科技成果是否是生产力确实会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由于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竞争性产品的出现，当地资源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价格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成果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动。今天有利的成果若干年之后可能变得不利。长江三峡有一千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一项主要经济产出。但三五十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新能源，电力价格对于其他价格降低的话，三峡的经济性将随着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对一项成果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像三峡工程这类将继续发生作用几十年上百年的大项目更是如此。这里讲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使得成果的价值发生变化。空间不同，成果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一项在美国能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新技术，搬到中国来用就未必适用，因为两国的价格结构不同。譬如说，美国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比，比之中国的来得高。因此多投资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在美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在中国就未必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少企业见到外国技术先进就引进到中国来，结果却并不好，成为盲目引进，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一项技术的成败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价格结构有关。过去我国的价格严重扭曲，许多经济评价失去了客观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迷失方向。可见价格的重要性。科学技术依赖于市场，不仅是它的商业化必须靠市场的作用，它是否确是潜在的生产力，也必须由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来判断。而且大量科学技术是受利润机制所驱动的。失掉了市场，科学技术将失去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有必要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便能更自觉地用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防止劳而无功。　1995年5月25日理性的谬误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步扩大到棉、油、肉、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这一正一反的制度改变，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纳，叫“理性的谬误”。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学科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但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热心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法，它将和生产方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学课程之中。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那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那克的学问，他还写了相当于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念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像没有人能预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们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渺茫。1995年6月3日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1995年6月，我到南方出差，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住旅店时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退房结算时忽然冒出一笔保险费。钱数虽然不大（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深究），却完全违背了商业规则。因为保险是顾客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怕因风险发生某种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交易，万一风险成为事实时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决不会有任何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因为庆幸自己没有出事而向保险公司纳贡的。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正是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保了险，事后却要求顾客支付保险费。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事先不声明保险，万一出事保险公司可以赖帐不赔。而我们手中又没有任何凭证可以作为索赔的法律依据。所以这笔“保险费”就成为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的“乱收费”。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顾客有权利投保，也有权利选择不投保。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本无权强制顾客保险。（养老保险是例外，因为除非夭折每个人都会变老）即使顾客自愿投保，保险公司也应先将保险的条款交代清楚，特别是发生损失时的赔偿金额，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将附有公司签章，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书交给顾客保管，作为万一出事时索赔的根据。而这一切在我们住过的旅馆统统都没有。所以保险费成为乱收费的一种借口，附带说一句，现在坐飞机保险时的保险合同往往和客票用订书机订在一起，旅客乘飞机时带上了飞机。万一飞机摔下来，保险合同一样粉身碎骨，罹难者的亲属根本无法证明他曾保过险。在我们所到之处，乱收费借保险费的名义能够畅通无阻不受抵制，说明了广大群众作为消费者对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不甚了了。有人说要交钱，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把钱交了。这次出门还看到了一个孰视而无睹的现象。即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全程对号人座的火车，旅客上车登机时无不带着紧张恐慌的表情争先恐后。这一现象不但在国内，而且同胞们还把它带到了国外。只要看中国民航的航班办理登机时，总是挤挤攘攘，和其他航班的秩序井然相比，显得非常乍眼。但中国人在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办理登机时，并没有这种紧张惊慌的表情。我曾注意这一现象，并试图探究其原因，但一直不得其要领。现在联系到保险费变成乱收费的事，我忽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中国人在市场上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倒是垄断企业或大企业（往往是国家办的）随时随地可以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欺侮消费者。百姓们有了这个经验，虽然车票机票上有对号人座的说明，上去之后有没有位子心里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出门旅行时往往处于情神紧张的不正常状态。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是神经过敏，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扯到了一块，甚至说故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脸上抹黑。为了对应这种可能的指责，下面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1994年5月我出差去广西北海，在坐飞机回北京登机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调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里装的一瓶茅台酒却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机。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都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虽然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VIP（十分重要人物Very imporortant person）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酒也一起通过了。事后我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民航管理局反映。焦点是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VIP 却可以带？最后我居然得到了回答，可是这个答复令人啼笑皆非。说是因为人员水平低，业务不熟悉。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而且一旦被告发，还有横顾左右而言他的本事，如果认为这个事例并非典型不足为凭，让我再举一例，那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铁道部规定托运货物如果运费不按时交纳，要支付迟纳金。其罚则是每天罚欠交金额的1％。（见铁道部货物运价规则第35条，1993年119号文）迟纳金是应该交的，因为客户耽误了铁路的资金周转，理应负担利息损失。但每天罚欠款的l％，三个月下来付款就要加倍，这大概是现代社会中利息最高的高利贷了。作为对比，信用卡透支一般认为是利率最高的借款，其利率很少超过每天1‰。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每天0．5％。在高通货膨胀的我国，国家银行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没有超过每天0．5‰。而铁道规定的利率为此数的20倍。许多同家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允许商业银行上下浮动一个百分数，顶多不会超过50％，而铁道部的利率比规定值高出2000％。我知道有一个3000人的工厂，去年被铁路系统一次罚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名员工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中被罚了700元，而铁路方面却不费吹灰之力，白捞了二百多万。这种事有地方告状去吗？工厂领导连想都不敢想。他安慰自己说，幸亏铁道部没有规定每天罚10％。　1995年7月10日远虑和近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人们从多少年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金科玉律。什么样的是远虑？我们考虑明天的事，明年的事，甚至下个世纪的事，但很少人考虑几代人以后的事。而且对下一代的关心多半只限于自己的儿孙。这样的远虑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长远的，范围更大的事。但是有两点原因妨碍了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弄不清今天的行为对几代人以后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影响，做什么事会有利于后人，哪些事将不利于后人。二是缺乏对后人的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身后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干。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们确实没有将大范围、几代人以后的远虑，变成为今后自己的行动指南。就上面谈到的第一点原因来说，近几十年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使我们对事物的长远后果有了丰富得多的知识。例如人口增加与地球环境容量的矛盾。现在我们懂得，森林的消失，地下水的枯竭，渔业资源的减退，生活的拥挤等都与人口增加有关，控制人口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方针，30年以前这在我国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又如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全球的气温的确在缓慢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研究说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燃烧大量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石油和煤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4（从万分之2．7增加到了万分之3．5）。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中叶，浓度将增加一倍，同时气温将比现在上升2到4度。照外行人看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微小含量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科学计算证明，正是由于这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更微量的所谓温室气体保持了我们周围的气温，没有它们的话，大气平均温度将是零下20度左右，大多数人以为气温上升三五度完全在人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科学家们却不这样粗心大意，他们研究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气温升降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发现气温上升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片死亡，降雨的分布变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布随之改变，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其经济后果究竟有多大，各人的估算差别很大，究竟如何还很难说。有人以为气温上升如果是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等到真正发生了灾害再来采取措施也不算晚。这种想法是由于不了解各种成分的气体在大气中循环的性质而形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分子在大气中的寿命估计平均为500年左右，即要大约500年才有机会溶入海水或重新被植物吸收。容纳二氧化碳的主要介质是海水，表层海水吸饱了二氧化碳之后，要流到海洋深处，腾出地方让深层海水浮到表层来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要等深层海水循环到表层。而海水的垂直方向的循环要800到1000年才完成。这些现象决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正好像50万吨的巨型油轮，船长发出停止的命令之后，轮船还要向前滑行好几海里才能真正停下，大气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惯性。等到我们确认事情出了毛病再停车，根本来不及了。除了大气成分造成的危险，还有更为根本、更隐蔽、惯性更大的变化也可能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据考古研究，我们知道人是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而成的，这个进化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至少要几万年才能看到一些端倪，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过去生物进化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能不能适应环境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几乎与自然环境无关。过去的淘汰规律是体力强壮，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并在争夺异性中取得胜利的有机会繁殖后代。现在仍旧是食物和异性在决定繁殖过程，但靠的完全不是体力强壮，是什么因素代替了体力强壮？是聪明才智？是诡计多端？是光明磊落？我们根本不知道。因此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我们全然无知。如果诡计多端的人有繁殖优势并成为淘汰规则的活，将来人类成为一群彼此阴谋计算别人的可怕生物，到那时再来纠正就太晚了。这些事情确实是很遥远的事。虽然其起因都是我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事，但人们事实上对其进程毫无控制能力。另外有些事其后果已确实发生了的。例如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化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50年代京津一带年降水量为650毫米左右，现在已逐渐降到四百多毫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但京津地区缺水的问题越加严重，华北整个地区退化为沙漠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拿中华民族三千多年前的华北和中原的环境和今天作一对比，或许可以发现造成华北的缺水的直接原因是毁林。那时全国有多少森林虽然没有测量的记录保持下来，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大大地不同于现在。譬如周代诸侯各国交换礼物的清单中就有犀牛和大象。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可见秦始皇为了造阿房宫把四川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100年前瑞典地理学家考察罗布泊时还记下了当时百姓巧妙地捕捉老虎的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在下去。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千岛之国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的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八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八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1995年6月8日摊派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被北京西城区税务局的一个税务所摊派订购《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两种报刊。为此我曾向西城税务局反映，局里还派了三名干部到我处向我解释。以后我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得到的答复简单说来，同意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正之风，但现在己成了风气，牵涉的面相当广，一时难以扭转。最近我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发现摊派订刊物远远不止税务系统。农村工作系统、民政系统、环保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全都有自己的摊派任务。它已泛滥成为一种灾难，它的间接影响非常恶劣。摊派不同于贪污，它不可能被起诉。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对摊派者治罪，所以从事摊派是绝对安全的。摊派订阅报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督促学习。这样看来它非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可是摊派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是利用职务上的权威牟取私利；是一种不作贡献就能获得报酬的最便捷的谋利之道。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不二价”和超级市场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打主意。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它把漫天要价赚取欺骗性利润的恶劣行径赶出了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价格接近成本，消除超额利润是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要用到稍为复杂一点的推理。包含超额利润的价格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它会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改革之前手表的利润高得惊人，而粮食的价格则比成本还低。这种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减少手表的购买而增加粮食的消费，使本来就供不应求的粮食格外紧张，而手表的生产潜力则因需求不足而不能发挥。再如目前（指1996年底之前）邮资是国家补贴的，本市信函一角钱大大地低于成本。由于信函比打电话还便宜，消费者为了传递一个信息，可能选择寄信而不去打电话，结果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因为电话的真实成本可能比寄一封信低。换句话说，由于价格扭曲，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消费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由于超级市场的空前成功，全世界出现了一种试图将超级市场的规则推广到其他行业的趋势。现在大批出现的批发超市，电子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则是另一些例子。本来银行是最需要信用的行业，过去银行的信用主要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用自动电子银行能否获取顾客信任似乎是有问题的，但美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电子银行得到迅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国界。现在凭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世界各地付款甚至提现。对我国而言，推广超级市场这种不二价的规则更具有迫切性。去年我国政府规定了一切商品均需明码标价。这一规定虽然和真正的“不二价”还有差距，但出售商品的一方在给商品标价时必定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如果标低了将失去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标高了会被竞争者抢去市场。所以明码标价加上充分的竞争可以便商品的价格降到成本点上这种政策比之几百个物价检查员更有效，也更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　1995年10月11日何必较这个真1995年9月6日《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一位女记者写的题为“我偏要较这个真”的文章。文章讲了她经历的几件事情，由于别人办事不讲原则，违反了“文明”，她不怕麻烦费事，不惜代价地“较真”，教训了那些无原则的人。第一件事是面的司机推说没有带发票所以不给开，她坚持了20分钟，这位司机终于屈服，从小抽屉里拿出发票给开了。但又为了要找5角钱，双方都没有零钱，她又坚持了10分钟之后，司机再次屈服，从小贩那里换了零钱结束了这番争论。第二次也是坐面的，司机未经她同意，在中途又拉了两位顺路的乘客，她虽然同情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但这次拉客侵犯了她的权利，最后逼得那位司机把两位乘客赶下了车。第三次是她用一张破旧但完整的1元人民币买晚报，摆摊的嫌钞票太破不愿接受，她据理力争。摆摊的一时性起，宁可白送她5角钱的晚报也不愿接这张破票子。她却揪住不放，非要用这1元破币并要找还其余的5角钱，最后摆摊的也屈服了。这三次较量都以她坚持原则，不怕耗时费事，取得了成功，所以她用“偏要较真”这四个字不无得意地写了这篇文章。这位记者的行为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她的亲友也赞赏她的勇气。她最后说，作为记者，要用手中的笔传播文明，维护文明。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对文明的解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立的。那么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大家也许立刻会在脑海里出现两种人的鲜明对比。野蛮人是无理可讲，随时准备动武的人；文明人是彬彬有礼，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所以盛洪先生曾归结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合作中求利益。这个历史是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张曙光先生也说，制度创新就是寻求如何均分合作剩余利益的规则，人类制度创新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求从合作中获取剩余利益的机会。市场经济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其他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从制度上分析，就是市场经济允许乃至鼓励每一个人与别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只要这种行为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市场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特色，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享受方面辉煌的胜利。附带说一句，不少人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进步是因为市场制度的鼓励，发明人会从市场安排中得到回报。相反，如果谁发明了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就要被杀头，科技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道理是十分明显的。与利人利己相反的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记者所做的三件事，确实都是损人不利己。第一件事双方为了11．5元钱的发票相持半个小时，如果让司机去拉别的客人，半小时可以赚上20元。记者自己也白搭了半小时进去。第二件事硬是把顺路搭车的人赶了下去，对任何人（司机、中途上车的人）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第三件事，摆摊的已经同意白送她一张晚报，但她并不罢休，非要对方认错。这三件事都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这些事并不符合文明的要求。我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经济学的人，使我最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穷”。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十几年得到的结论竟是简单得出奇：因为损人不利己。损人不利己看来似乎是小事，而我却以为这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是违背了文明发展方向的大事。老太太养几只鸡，等鸡下了蛋卖给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这又碍着了谁呢？可是文革中把这一类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青年人想读书，老师、学校都是现成的，可偏不让人读书，统统赶去上山下乡。这一类的事写上一本书也说不完，这全都属于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这并不是疯子做的事，而是成千上万正常人认为理有所据而做出来的事。现在当然好多了。可是损人不利己的习惯还在，理论还在，法规还在。否则为什么有这位记者的这三件事，为什么有她的亲友支持她，也许还有不少读者看了她的较真精神感到钦佩，值得同情。确实，这里存在着对文明的不同看法。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原则是交易的双方本着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妥协、协商，寻求合作的剩余利益，所以做买卖时双方都能赚钱。交易是平等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赔钱的生意可以不做，所以交易都能利人利己。计划经济则不同，它是按照某种理论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原则性规定来运行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理论”和“原则”，在计划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按照原则办事并没有错，可是别人也可能有别人不同的原则。你有权按原则办事，别人也有权按原则办事，难道世界上只有你的原则才对，其他不同的原则统统都错了？而且即使是同样的原则，双方理解不同，冲突照样难免。文革中武斗的双方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则不同，他尊重每个人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去解决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共同的原则了，自己可以坚持原则，但要承认别人也可以坚持原则；自己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别人追求利益。所以平等倒是市场经济中共同的原则。现在我们看到在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丑恶现象，并不是因为市场运作缺乏原则，而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市场经济共同的原则，即追求自利时不得妨碍别人追求自利。或者说，利人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我国推行市场经济若干年，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原则逐渐被人们接受。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物质生活忽然地变得丰富起来。这是市场环境在实践中教育了我们，并不是我们从理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在潜意识中恐怕还是老的一套，被某种“原则”主宰的行为规则在起作用。所以损人不利己的现象还大量地存在。仅举邮政局的一些规定为例来作一些分析。邮局规定寄信要写邮政编码，以便于机械分拣，加速投递，这原来是好事，但如果寄信人不知道收信人的邮码，为了写邮码还得费大事到处打听寻查，这就还不如让邮局的专职人员去代查邮码或干脆改为手工分拣节省时间。可是我就收到过从邮局退回来的信，说是因为未写邮码，或因为邮码有误。（也许邮政系统的规定并非如此）邮局退还这封信，对邮局并无任何利益可言，但对寄信人却会造成不便。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我国邮局还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寄信件，因此需要同时寄印刷品和信件的人就要分两次寄，邮局要分拣两次，投递两次。这岂不是以损人为目的，以害己为手段吗？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多半也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范畴。一方愿卖，一方愿买，双方从买卖中都得了利，它不损及任何第三者的正当利益（对那些想通过压价或抬价，损害对方利益自己得利的人是例外）。可是政府出面干涉，非得按政府规定的条款做买卖不可，这就是损人不利己。听说现在压价收购农产品政府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也许这种做法有复杂的政策设计为基础，但他破坏了市场原则。我估计这种政策考虑很可能带有某种成分的片面性。前文提到的喜欢较真的那位记者，只是以她的平等地位在和面的司机和摆摊卖报的小贩较真。如果这是一位政府官员，并且以同样的较真精神去执行公仆的任务，百姓可要受大罪了。我们每个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是简单容易的事，偏要坚持原则，弄得极其复杂，光以盖图章来说，这里就有无穷的学问。该盖人事章的，行政章就通不过，该盖处级章的局级章也不管用。在支票上盖章更得小心,位置偏了、歪了，都可能被顶回来重办。支票上写“壹仟元正”有的银行要求将“正”字改为“整”，可有的银行正相反。写“整”字不行，非要改成“正”不可。当然，银行不是政府，可他们都有权管着你。条款严密，执行细致，都不能说是错了，可是百姓和这些部门打交道并不是平等谈判，而是只有屈从的份，严密和细致再加不能通融，简单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因此在制定条款时有权威的一方更不能和百姓较真，而是应有充分的体谅和同情心去处理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这个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市场经济，最最不能适应的恐怕就是从政府到百性，每个人都要从整人、教育人转变成体谅人、爱护人。摒弃那种只有我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傲慢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看成是乐趣，窝外斗，窝里斗，没事找事斗。尊重别人，不较真，双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精神准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说起来似乎简单，其实是需要培养的，损和利都是说的物质方面的，但同样重要是精神方面，或文化方面的。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容易相处，和谐协调的环境中，谁也不愿意整天惹麻烦，或者是自己找别人的麻烦，或者是被别人找麻烦。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这种文化环境的。但过去似乎更着重在家庭邻里之间，顶多再延伸到同事之间，而很少应用到陌生人之间，更谈不上政府和百姓之间。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一下，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我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现在在礼貌和尊重别人方面却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到像上面提到的那位记者所经历的事，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而在发达国家,马路上吵架的事确实非常稀少。在那里生活,别的话不会说不要紧，“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这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我国在文革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更不会说“请原谅”，似乎说了这三个字就降了身份丢了面子。尽管也有感到对不起人的时候，而且也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可是这三个字硬是硬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憋得满面通红。相反，要在大众面前逞英雄倒是劲头十足（不是做救死扶伤、仗义直言的英雄，而是做一个具有野蛮人气质的英雄）。较真的态度并非永远都是错的。科学研究就要有较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日常生活中认真和细致也都是良好的习惯。我们反对的是那种缺乏设身处地、与人为善的同情心，制造出各种麻烦来的较真。这种较真，说到底和对人的尊重有关。我们很少看到下级和上级去较真，更多的倒是体会上级精神，甚至唯唯诺诺。我们经常受困扰的是管你的政府官员忽然和你较起真来，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跑断了腿也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不是官员的普通百姓一旦有了一点权利，便得理不让人，把权利扩大膨胀，给别人制造种种麻烦，形成生活中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摩擦。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至少上千亿元还是小事，更叫人弄得垂头丧气，生活失去了情趣，对社会产生出怨恨情绪，对谁有益处呢？1995年9月17日市场制度的利和弊法国经济学家阿兰·科达教授于1995年12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作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的报告。我因事先不知道而未能参加。次日改革开放论坛组织我们与阿兰·科达教授座谈，他的谈话中多处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正确认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经常和我接触的人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对改革以后出现的各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因而对市场经济持有保留态度。另一类是少数，对社会风气的恶化看得较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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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认为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如果不立即刹车迟早会出现重大变故。这两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分清楚哪些是市场制度带来的利益，哪些是它带来的毛病，因而也说不清不搞市场经济是否就可避免这些毛病。确实，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市场制度预期过高，以为一切依靠市场都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是对市场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毛病都是市场制度带来的，要纠正这些毛病非得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停下来不可。应该承认，和其他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这不仅是理论得到证明了的，也是当今一切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制度的事实所证明的。当然，并非一切试图实行市场制度的国家都能做到资源分配的优化并实现繁荣。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写上一篇大论文。但用简单的道理一句话就够了。市场制度只能用于可交换的商品上，如果把市场制度推广到可交换的商品之外，非出毛病不可。什么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切物质财富，可以在公开和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可交换的。什么是不可交换的？人的生命和人格，人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授予的各种行政权利，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对道德的评价，这些都是不可交换的。凡是实施市场经济有保留的，收收放放，三心二意，都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把市场原则用过了头，把不可交换的权利和信仰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同样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市场经济不同于平均主义。由于个人的天赋、机遇、努力的不同，肯定有一部分富人，也有一部分穷人。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就得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其实人与人的不平等任何社会都在所难免，人类还没有发明能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制度。相反，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贫富差别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并非消除贫富差异。然而人的欲壑难填。富起来的人不但吃好穿好用好，还想用钱去奴役别人，获取权力，骗得名声，从而弄来更多的钱。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权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在所难免。如果权钱交易的篱笆一开，社会的安定将受威胁。所以一切政府都要致力于既限制金钱的作用又限制权力的作用，更要限制二者互相勾结。用钱购买选票就是一例。本来选举权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但富人向穷人贿选，选出更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家当权，穷人就更进一步受穷。更多的是有钱人向政府机关行贿，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去与金钱交换，牺牲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更不用说政府不提供服务就凭他的权威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收费，借以中饱官员。我们反对娼妓，就因为这种交换己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更不用说贩卖妇女和儿童。个别新闻界人士搞什么有偿新闻（不是广告），就是拿舆论与金钱交换，愚弄群众，欺骗百姓。一个健康的市场制度必须对以上这类行为有严厉的制约，这个功能就是法院和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所说的扶贫是对已经成为贫困的人给予帮助，限制富人滥用金钱的行为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因为社会不公而形成的穷人。应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当公平的制度，只有一些抱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分子才会反对它（这种极端分子将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社会贴现率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2．改革的过程。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3．改革的目标经济目标：建立市场制度，这是唯一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制度。在市场制度中公民有明确的所有权，供需双方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价格。均衡价格是唯一能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信号。正是由于这一点，供需一体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产生价格信号。政治目标：基于自发的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似乎是一种最自然的安排，然而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才出现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时，不会产生自由交换，代替它的是掠夺和剥削。人权得到较好的尊重的社会，市场才能出现和巩固。历史如此，现今社会仍如此。当然，当今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制度和确立人权观念的顺序和欧洲诸国出现市场制度时的顺序是相反的。在欧洲，是政治演变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反，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人权观念。然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始终存在着由于人权观念不能最终被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建设半途而废的可能。可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维持市场秩序。4．什么是民主？许多人误以为民主的内容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以为民主包括两条原则：即①保护少数人，即使是死囚除了将被执行死刑，他仍受到保护，不容对他污辱和折磨；②容许不断地寻求能较好地作出与公众有关的决定的途径。选举领导人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如果某种选举办法不符合此原则，则不能认为是民主的，选举如果不能保护少数人也不是民主的。上述二原则只有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时，民主制度才能牢固地建立。只有社会上出现庞大的中产阶级时，此原则才可能被普遍接受。幸而在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有可能壮大起来，因而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存在的。然而这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5．什么是人权？人权是一组权利，当每个人都拥有它时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与特权相反，特权只可能一部分人拥有，如果人人都拥有，就会发生人与人的冲突。人权并无与之相应的义务，人自出生之时起即拥有人权，故曰“天赋人权”。人权是不可交换的，因为人无法放弃人权。一般来说，言论自由属于人权，因为它不会引起人际冲突。然而如果某一言论能导致人际冲突（如教唆杀人），则它并不享受言论自由。财产所有权属于人权。每个人都可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因为明确地界定了财产权，才避免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如何分配财产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制度中人从要素市场得到财富，在封建制度中人从社会地位（或特权）得到财富。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人权，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以人权作借口对贸易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本身即违反人权原则。人有行动的权利，也有不行动的权利，只要这行动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人有生存的权利，也有自杀的权利，正如人有吃饭的权利，也有不吃饭的权利。如果人人都尊重人权，将出现一个和谐没有冲突的社会，所以对于人权的种种争论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对特权的留恋。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付之实施，未必符合人权，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原则。相反，妥协退让却符合人权原则。但退让有其限度，此限度存在于双方的相同的退让之中。无限制的退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恰好为特权施虐创造了条件。6．道德观念的调整建立市场制度是制度建设，其中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的重建。制度是规定的和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的总称。传统道德与市场道德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正因为有区别所以才需要调整，而且这一调整不进行下去的话，市场制度的建设终将失败。一切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艰巨的任务。幸而儒家信仰比之伊斯兰、印度教等，和市场原则的抵触较小，所以台湾、新加坡等地才有高速经济增长。传统道德和市场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甚至认为物质欲望是万恶之源。而市场道德肯定个人权利，承认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内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秩序维持又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约束，即市场道德，它包括：负责、敬业、守信、尊重别人。传统道德是依靠等级结构来维持社会安定的，故有父子君臣的尊卑关系。而市场道德则否认人与人的不平等，它依靠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的观念来维系社会安定。例如市场道德承认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但其限度是不得影响社会上其他人同样的权利。7．经济改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激励和信息两方面造成的低效率。解决激励的低效率要改变所有制结构，使得人们的收入从要素市场上取得。解决信息低效率，必须使价格在竞争的买卖中形成，二者都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才可能维持价格扭曲，低价格是消费者的特权，高价格是生产者的特权。因此建立市场并由它决定价格受到两方面的抵制。突破既得利益阶层反对的方法是设立双轨价格制，即在原交易量的范围内仍按计划价格分配，更多的生产和消费则按竞争的市场价格分配。换言之，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保持计划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使黑市合法化。对中国经济起了巨大作用的乡镇企业就是靠了双轨价格发展起来的。逐渐地双轨价格制发展成为双轨经济，即计划经济之外又生长出一块市场经济。在那里，活动的是个体户和假集体。由于市场机制比较能起作用，经济效率高，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快上升，最后计划经济被淹没在市场经济之中。当从经理到工人都可以在两个经济之间流动时，计划经济中人的行为规则逐渐向市场规则靠拢，最后国有制计划经济部分也可以运转得像私营市场经济那样有效率。至此，经济改革已经完全完成。8．经济改革对政治结构的影响由于所有制出现了多元化结构，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人们可以辞去政府控制下的工作，到市场上谋职。在非国营企业中职工没有政治学习，职工评级与政治表现无关，政府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这些企业上。主宰他们成败的是市场，他们尊重市场规则，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意识形成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不可逆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