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作者：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总序总序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二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胯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在12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 9％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几亿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成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订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作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有把握他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轼1998年11月16日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一)第一编　微观经济(一)非洲与中国能源政策的通病本人从1987年起应邀参加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工作。主要责任是协助研究人员制定研究计划，帮助收集有关的信息，审定研究报告。6年中我看过他们作的十几篇研究报告，对其中的主要观点曾作过仔细的推敲。非洲的许多国家原先都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从事研究的人员多半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有的是政府官员，也有私人企业的职员和教授。这些背景与我国当初研究能源政策的情况很相似，因此研究报告中的不少观点以及其产生的根据，也和我国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他们维持国家的利益，深感计划经济的弊端，积极从事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论点。看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深感有不少观点值得进一步澄清。有些问题在国内至今还在争论，下面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各位能源政策专家。1．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这一提法一般而言似乎并不错。但问题在什么是“最大限度”，如果是在成本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字面来看，如果不加任何限制，最大限度意味着不计代价地扩大其利用，这就完全错了。本地能源资源是否应该利用，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来源的能源相比是否更低廉，换言之，我们决没有理由放着廉价的进口能源不用而非要利用本地能源不可。也可以说，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口能源资源的提法同样正确。与这一想法有连带关系的提法是能源供应尽量做到自力更生，任何对外未能源的依赖都有损于独立自主，甚至是一种屈辱。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仍避讳石油进口问题。对非洲国家而言，这种“自力更生”的想法更为有害，因为它们多数是一两千万人口的小国，不可能样样资源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每种产品的生产都达到有利的规模。但由于“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同与国之间的贸易很不发达，各国外汇管制都很严，进口税很高，造成商品流通的种种障碍，弄得百姓很穷。其实，即使是大国也很难做到资源的自给自足。美国是大国，但所用的石油约有一半依靠进口，过去同际油价高的时候美国的进口石油降到了35％。说明利用本同资源还是外国资源取决于二者的相对价格，在国际价格有利时应充分利用进口。2．进口石油当然是国际收支中的一笔大的支出，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外汇收支平衡的困难，因此传统上一直以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外汇是能源政策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从经济学来分析，实现外汇平衡，既可用节约开支的方法，也可以用增加创汇的办法。究竟何者更为可取，取决于何者能用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同样的目标，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都支付大量外汇进口能源，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变穷。"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相反，如果不进口能源，哪怕是减少一些进口量，都会使它们发生困难。花钱进口能源反而变得更富的原因，是能源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以较低的成本出口加工品，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外汇。非洲的毛里求斯是一个进出口都很发达、经济增长迅速的小国。按理说应该明白出口创汇、进门能源是最佳政策选择。但由于盲目信奉节约外汇的教条，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仍对能源进口设置了限制。虽然我多次提出修改这些观点，但先入为主的信念很难纠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旧观念很有参考价值。3．制定能源政策的人往往突出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而忽视节约其他资源的重要性非洲地广人稀，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能源政策强调充分利用再生能源以节约常规能源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节约一切资源，土地、淡水、钢铁、木料等等。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用法律手段节能，把节能当成了法律，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达到节能目的，结果很可能是浪费其他资源。如果同时又制定节约钢材法，则两种法律必然互相打架。再生能源的开发必定需要耗用其他资源，因此它未必永远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那么如何正确评价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不同要求呢？仍旧是那个答案：看哪一个方案的成本更低。因为用货币表示的成本是资源消耗的度量，更低的成本表示消耗的资源更少。在一个交换充分自由的社会内，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供需均衡时，节省一元钱的某种资源可以购买一元钱的另一种资源。所以最省钱的方案也是最节约一切资源的方案。非洲国家和我国一样，存在着物价扭曲的情况。换言之，光有钱未必能买到东西。因此钱就失去了度量资源消耗的能力。一个补救的办法是用“影子价格”，即假想供需均衡时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黑市价格是影子价格的一种参考，但仍偏离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纠正价格扭曲，提供真正的价值信息，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4．为了突出节能，能源政策中往往加进了干预消费者选择权利的条款例如博茨瓦纳为了节约小汽车用油，要求减少车主不必要的驾车出行。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国为了节约粮食，曾提出减少啤酒生产的计划。其实，什么是最佳选择，消费者本人最清楚。他是愿意多吃一口馒头还是多喝一口啤酒，他本人会作出决定。制定政策的人决没有理由在他愿意喝啤酒的时候，强制用馒头来代替。什么是必要的驾车出行，也只有车主最清楚。如果政府当局要对每次驾车出行是否必要进行检查，可以想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必将引起大量纠纷，大大提高社会运转的成本。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违反。5．关于产品定价非洲流行的观点是按成本加利润定价，这本来似乎并不错。但是当一个企业同时生产几种产品，而企业只有总成本时，如何将总成本分摊到每一种产品上去，就成了难题。津巴布韦露天煤矿同时生产炼焦煤、动力煤、洗精煤和洗中煤。这些煤都是剥离地表之后才能生产，它们埋藏的深度不同，要正确地分摊成本非常困难。尤其是洗精煤和洗中煤是同一道工序得到的两种产品，要分摊成本根本不可能，用户和煤矿定价问题的纠纷闹到政府当局，政府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一词，无法仲裁。事实上，普遍的定价原则是供需均衡。成本定价是指满足（该定价下的）需求的价格，只是供需均衡定价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产量是100万吨，成本定价是每吨100元，而在这样的价格下正好有100万吨的需求，那么成本定价是行得通的。如果每吨100元的价格大家嫌贵，需求只有80万吨，则价格将降到只生产80万吨的成本水平。可见所谓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按供需定价，如何对各种煤定价的问题自然便解决了，只要将各种煤拿到市场上去让市场决定价格。如果此时煤矿的总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则煤矿应减少产量，只在地质条件好的地段生产，使成本降低。反之，则增加生产，哪怕提高了煤矿的单位成本。不仅煤矿有这个问题，石化工厂也有类似的问题。同一个工艺流程同时生产出几种不同的产品。它们如何定价，不是分摊成本，而是让市场去决定。有了供需定价的原则，对工厂三废利用是否该收费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例如有些电厂的灰碴用于制砖，只要灰碴供过于求，即使灰碴制砖能获高利，也不应收费。相反，废碴供不应求就应收费，而不在乎废碴利用赚了多少钱。我国三废利用条例规定利用废碴一律不得收费，这一条例有时行不通。所以应该改为供需均衡定价。这种定价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利用。对比非洲国家和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知识。这就是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1993年外汇的自由交换保证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前我提到过，汇率并不是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因为这一比例取决于买什么东西。尤其是对于不能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的商品。如地铁车票、房地产，它们的价格与汇率无关。能够影响汇率的只有能贸易的商品，如石油、黄金、衣服。但他们的价格又如何决定汇率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汇率理论。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平均换汇成本说。此说认为汇率由出口商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决定。举例说，某年出口了几千种商品创汇美元100亿，这些商品在国内花了800亿人民币购买，因此平均换汇成本是8元人民币换得一美元，这也应该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此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深入人心，因为管外贸的官员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的。可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外贸工作的巨大混乱。一些换汇成本很高的商品也在大量出口，甚至发生了同一种商品既出口又进口的怪现象。价格，包括外国货币的价格，本来是引导资源流向的基础信号。根据上述“平均换汇成本说”，事情颠倒过来了，不是汇率决定什么该进口什么该出口；而是先决定了出口什么东西，然后再依据出口商品的成本计算出汇率。而今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变为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更行不通了。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外汇市场上形成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必定是保证外汇的供应和需求是均衡的，否则汇率就会上下波动。当外汇市场上存在着均衡汇率的情况下，进出口商都会以这个汇率未检验进出口交易是否能获利。对于出口商品而言，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出口；对于进口商，用汇效益（使用每一美元购买进口货在同内出售所得的人民币数）低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进口。因此在以均衡汇率指导进出口业务时，一个国家所挣的每一块美元其换汇成本全部低于汇率；而他所用掉的每一块美元所创的经济效益全部大于汇率。从而均衡汇率从整体上保证了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均衡汇率为指导，决不可能发生同一种商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笑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要逐步过渡到自由交换，外贸体制则要过渡到取消补贴和高关税的道理。市场经济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此。我国的外汇体制朝自由交换的方面已经在政策上作了许多修改，经济效益也大大地提高了。但恢复外汇管制，用官价取代调剂价的意图始终没有休息。我们不难设想，如果用一法定价格取代由自由交换形成的市场价格会造成什么结果。当进出口商都以这个法定价格指导自己的业务时，出口商会产生一定量的外汇供应，而进口商则会产生相应的外汇需求，而此供应和需求未必一定相等，结果不是供不应求就是供过于求。多半情况是法定价低了市场价，因此结果是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对“稀缺”的外汇进行分配，主管分配的官员手中握有巨大的经济权力，此权力可以与金钱交换，腐化的机会就这样发生了。今年一季度曾对外汇调剂市场设置最高限价，结果因供不应求，有价无汇。各用汇企业叫苦不迭，只好求助于场外交易，实际上就是黑市外汇。企业承担非法经营的风险，外汇倒爷扩大买卖价差，赚取大量不义之财。计划经济的弊端再次死灰复燃。对这些教训我们切不要患了健忘症。　1993年12月30日投机能否创造价值？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可见价格的重要性。按此计算方法，只要投机活动赚了钱，它就创造出了价值，因为这属于利润的一种。我们常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或顶多再加上服务活动可以创造出价值，为什么投机活动也能创造价值？要问答这个问题，先要对投机活动下一个定义。可以认为，不因为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这包括贩运、屯积、买卖期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外汇贵金属等。可以肯定，仅当存在着价格差别时，投机买卖才有时能赚钱。例如商贩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商品到价格高的地方；股票投机商在价格低时买进价格高时卖出。同样一种商品，由于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投机赚钱存在的前提。否则作为一个集团而言，投机商是不可能赚钱的。如果市场的条件没有变化，价格是稳定的。仅仅由于投机集团制造出价格的波动，那么投机集团内部赚的钱将等于赔的钱。他们不可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但如果由于投机造成价格混乱而且集团之外的人受价格混乱的影响而在高价时参与抢购，则投机分干将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正常集团乘价格暴跌的机会超额购进，则投机集团将因之而赔钱。我国在80年代之前认为贩运是应当禁止的投机活动，到80年代初还认为长途贩运属于非法，使得地区之间不能货畅其流，各地的生产优势不能发挥。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非但不应禁止，反而是应该大加鼓励的。懂得了空间上调剂余缺能真正地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创造出价值，也就不难了解在时间上调剂余缺同样能节约生产成本并创造价值。一个例子是农产品收割季节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者；青黄不接时价格偏高，不利于消费含。如果有人在价格低时购进，防止价格进一步降低，在价格高时售出，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再一个例子就是电力在白天时供不应求，到了半夜供过于求。于是就有抽水蓄能电站，在半夜时收购电力，用提高水的位能的方法蓄存电力，到白天高峰负荷时出售电力，利用不同时间电价差别来赚钱。从长远来讲，投机要能赚钱，非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价格差，还必须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因此它必须能缓和价格的波动。因为低价时多了一个投机需求，可以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高价时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如果投机集团赔钱，必定是高价时购进，低价时售出，加剧了价格波动。从这方面看，投机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差别，只要赚钱，都是对经济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活动合法存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于短期股票买卖赚的钱要征较高比例的所得税，其隐含的根据是只有长期股票买卖才算是投资，才算是有利的。但这规定现在已经取消。意思是承认投机活动也有利于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当然投机买卖必须是公平自由的，不允许有欺诈存在，这和其他买卖也是一样的。股票和房地产买卖赚了钱，究竟他们对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呢？这种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得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可以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市场，许多土地的价格将偏低，结果可能造成一些占地很大的生产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由于土地投机，揭示了未来土地的价格，可以防止当初的错误决策。但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则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投机商最后自己也会蚀本，这一点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会形成泡沫经济。日本已大大地吃了亏。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香港近几年物价急剧上升也与这一点有关，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　1994年1月27日偏导数和经济学十多年前甚嚣尘上的能源危机论调，自从市场机制逐渐被引进之后，已逐渐销声匿迹。1994年时全国煤炭库存积压一度达2亿吨，约为年产量的2/10；有几家年产百万吨级的大煤矿因煤场堆满而不得不停产。市场的变幻莫测，真叫人难以相信。因缺煤而影响到发电的那几年里，曾经流行一种分析方法。其论点大体如下：某地区发电用煤100万吨，产出产值4亿元，所以每吨煤通过发电可以得到产值400元。现因缺煤10万吨，所以损失的产值为4000万元。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每吨煤的产值为400元一说能不能成立？类似的论点，还可以在许多别的场合遇到。企业以100万元投资每年产出了50万元产值，是不是每投入2元就可以获得1元产值？经济现象中许多指标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在上二例中产值除了能源、资金还有场地、劳动、材料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研究单一因素的作用时，能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用简单除法找出二者的确切关系？答复是清楚而明确的：不可以。这里要用到偏导数的概念。它的通俗解释很简单，当一个复杂变量由众多个因素决定时，要研究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必须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前例中研究增加煤炭对增加产值的作用，就是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它必须假定发电的其他一切条件，如电厂、劳动、资金均已具备，缺的仅仅是煤炭，投入煤炭，电就可以发出来。而且从事生产的各个电力用户也具备了一切增加产出的条件，如设备、工人、销售市场等。一旦有了电，产品就可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出，那么每吨煤可以增加产值400元的说法才可以成立。然而经济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其他一切因素都固定不变”的条件实际上不可能严格被遵守。就拿上面提到万事俱备只欠煤炭的情况而言，当煤炭运到之后，至少还要有劳动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才可以卸车，才可以运送到发电厂，同时还要有电厂的锅炉、汽轮机等投入运转等等。研究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时比较接近于“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的情况是直接将煤炭销售出口。此时得到产值的增加正好是煤炭的市场价格。所以一切商品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偏导数就是商品本身的价格。这个道理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论证。假定用煤发电，将电力在市场上出售，当市场有充分竞争时，电力的价格将等于其成本，而电力成本是各种投入因素的成本构成的。煤对于产出电力价值的偏导数是假定其他投入不变时，每耗1吨煤所产出的电力价值。然而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无法满足，作为近似计算可以将其他投入所提供的价值扣除。因此将电力成本扣除其他投入的成本之后，剩下的正好是1吨煤的价格，它就是煤炭对于所产电力价值的偏导数。偏导数的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在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重要的功用。所以经济系的大学生不但要学微积分，尤其要学偏微分。可是事实上我国不少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学生只学到常微分为止，课程里面多半没有偏微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了工程教育的影响。在工程教育中微积分当然是必修课，但多半也只学到常微分，因为偏微分只有在流体力学、弹性力学、传热学、电磁场等理论中用到，所以许多工科院校将微积分重点放在常微分上。一般认为经济系学生所用的数学不及工科学生所用的多，工科学生尚且不学偏微分，经济系学生就更不必了。由于对经济学如何依赖数字不甚了了，所以才有这种想当然的推论。要提高我国经济学教育水准，纠正这个误解是当务之急。1994年3月17日注意平均值和边际值的区别某铁路区段过去一年内运货10万吨，耗去包括折旧、投资贷款利息等在内的全部成本100万元。于是我们得出每运一吨货的成本为10元，这就是平均值分析法。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中。在100年以前的马克思时代，正是平均值十分流行的时代。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也广泛地采用了平均值分析法。大约就是在这一时代，微积分的思考方法被引进了经济学，使经济学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新方法的基本理由可以极通俗地解释如下：推测将来事物的重要依据是过去的事物。但遥远的过去较之最近的过去显然偏离将未更远，因此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刚才过去的数字来推测。拿方才所举的铁路运输成本为例，一年内的货运成本为每吨10元，请问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内运货的成本是多少？这就是边际值。注意，此时对成本的计算不是再拿过去几小时和过去一年加在一起总平均，而是仅仅指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发生的成本。例如折旧和贷款利息，并非发生在刚才的过去，而是早已发生的。换言之，它与过去几小时运不运那几吨货无关。所以边际成本只包括直接与运量有关的成本，如工资、材料、电力。根据数学中的连续性定律，刚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大体上等于未来一小段时间内将要发生的事，所以边际分析用于预测未来比之平均分析可靠得多。由于边际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用边际分析的概念，再加上目前形势下的某些特点可以更科学地对未来加以推测。上例中如果该区段铁路的运输能力已达饱和，再增加运量已无可能，除非要进行一些重大的技术改造，例如改用大马力的机车、加装自动信号、铺设复线等。这些技术措施投资都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铁道运输的边际成本已经变得很高。这个例子说明，边际分析概念的推广已经把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指标，加上对形势的判断，进而推测到指标将要发生的变化。这是平均值分析方法不可能提供的新概念。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一大任务是对目前形势作出判断，从而制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边际分析是实时分析，比之回顾过去的平均分析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运用边际成本的分析方法对工矿企业的产量决定有重要意义。当产量很低时，再多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呈下降趋势；当产量逐渐增加，边际成本将由降变升；当产量超过设计能力时，边际成本急剧上升。例如上面提到的铁路运输的边际成本就服从这一规律。如果某项产品有一市场价格,那么工厂一企业的最佳产量应由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那一点来决定。因为此时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再多生产一件，其成本比市场价格为高，企业将因此而蒙受亏损，如果产量低于这一点，再多生产一件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所以企业还应增加产量，获取更大的利润，直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为止。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总要求企业生产越多越好，完全不考虑企业产量如何随市场价格而变。不论煤矿、铁路都是这种政策，结果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和会计师还不懂边际成本的意义，更谈不上对本企业边际成本曲线有什么研究。如果能改变这一局面，全国每年多创造几十亿利润是毫不费劲的事。传统经济学中常说的所谓“平均资金利润率趋于均等”的命题，实际上是边际资金利润率的误用，因为平均利润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改变了。只有将要发生的利润率，它取决于投资者对哪一个具体项目进行投资，那是可以改变的。当成百上千个项目投资的利润率完全透明，且投资者有充分选择的自由时，边际利润将趋于均等。因为利润率特别高的项目必定己被利用，利润率特别低的项目则投资者不会去利用（假定满足透明性和自由选择两个条件时），所以由于竞争的原因在边际上各个项目的利润率有均一化的趋势。在数学规划理论的帮助下还可进一步论证，边际利润率的均一化是资金分配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市场机制的透明性和自由选择又保证了边际利润率必将趋于一致。所以市场机制是最能保证资金合理利用的一种经济制度。不仅资金的利用如此，一切物资的利用均如此。但此时利润率换成了物资的价格。所以价格的划一是物资最优利用的必要条件。重新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的引力场之中，我们见到的一切物体的运动莫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我们自身的运动，四肢、躯干、内脏每时每刻都受到强大的地心引力的控制。可是直到三百多年前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为止，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若干亿人，竟没有一个觉察到了地球存在着引力场。到了科学昌盛的今天，要把引力场的存在讲清楚仍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事实说明，当一个无所不在的客观规律控制着我们，我们自身已经发展出与之相适心的身体和头脑时，这个规律就不再是陌生的，它再也引不起人家的兴趣，变为视而不见而又无所不在的现象。在经济学中存在着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价格系统（不是单个商品的价格）。虽然价格系统的存在不像万有引力从开天辟地时就有，而是商品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但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周围的价格系统，以至于忘记了这个系统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以为没有它我们仍能很好地活下去。价格起源于交换。当两件物品交换时，如果两件甲物可以交换一件乙物，则甲物的价格为乙物的一半。当交换反复进行时，人们产生了物与物相对稀缺程度的概念。交换中价格高的，也就是交换能力强的，必定是更稀缺的。由于交换被推广到更多的商品，各种商品的相对稀缺性通过相对价格表现出来。为了使自己在交换中得利，人们愿意生产交换价值高的物品，但这些物品无例外地需要更多的劳动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生产出来。于是稀缺性通过自身的劳动代价进一步地被体现。当交换进一步发展之后，出现了货币。它成为一切交换的中介。这时人们懂得了用货币可以度量一切商品的价值，价格或比价的观念上升为价值的观念，东西的价值高，我们就说它“值钱”。此时价值观才能与价格相分离，价值才能成为独立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交换，人们不会产生价值的观念。当建立起独立于价格的价值观之后，人们用它来判断不可以交换的事物的稀缺性。健康、友谊、自由等都不是商品，无法用价格来表示他们的稀缺，但他们却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说“友谊比黄金更可贵”，这里用不着说明友谊比一两黄金更可贵还是比一斤黄金更可贵。但这样说并不算错，因为友谊是不可交换的。这说明了价值观已经从价格独立出来。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决定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同样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的人面前时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是道德更重要还是物质享受更重要，当两者互相冲突时，有的人选择道德，而有的人选择享受。我们探讨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时，常常归因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价格系统的无所不在，培养了我们从事生产的选择方式。当生产同一种产品而有两种不同的工艺路线时，我们会选择成本低的路线，而成本的计算完全取决于相对价格体系。银的导电性优于铜，但我们不用银做寻线；飞机的速度比火车快，但我们从来不用飞机运煤炭。为什么？因为前者的成本太高，相对于得益来说不值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受到价格系统的限制，为什么大多数人宁可坐拥挤且速度较慢的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成本太高，个人负担不起。整个社会也负担不起。而这一切生产和消费的抉择，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已经成为人们的生存习惯，反而忘记了这一切的根本是价格系统。如果没有了价格系统，这一切都要发生严重的混乱。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通过节约的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这里所指的节约是节约什么呢？就是节约“稀缺性”，节约“价值”,也就是节约“钱”。钱可表示稀缺性,正因为存在着价格系统，它表示一切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如果价格系统混乱，节约钱不等于节约稀缺性，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就失去了方向。有人幻想人类社会将发展到没有商品，没有交换的阶段；认为只要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无限地丰富，稀缺性就不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用黄金去造厕所。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果真用黄金去造了厕所，说明这个社会的稀缺性标志陷入严重的混乱，它必定是一个穷困的社会，逞论物质的无限丰富。可见科学技术要成为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作为决策背景。如果价格系统出现了混乱，银的价格比铜低，科研成果不但不能缓解稀缺性的制约，反而浪费了资源，加剧了稀缺性制约。或者科研人员无视价格系统的导向作用，独出心裁地从兴趣出发，或从他自以为是的价格系统出发，费了时间、精力和物耗，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商业化，也就是不能从节约资源中赚钱，这些成果事实上是毫无价值的。技术确实可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众多新的可能方式，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之是否有价值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判断，判断的结果是由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作出的。我国不少科研成果之所以不能商品化，一方面固然有体制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成果本身是否有市场价值往往也存在着问题，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观，在确定科研目标时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工厂从事生产活动，但生产活动并不是生产物质，出为物质既不能被生产，又不能被消灭。经济学中的生产是指生产价值。消费也不是消费物质，而是消费价值。所谓生产价值是指产品的价格高于其成本，差数就是工厂的利润，也就是工厂为社会新增的价值。一个工厂如果亏损，说明它生产出来的价值比消耗掉的价值还少，工厂实际上是在消费而不是在生产。究竟工厂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完全取决于它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动，一家工厂可能从盈利变为亏损，或者从亏损变为盈利，尽管它的生产过程并无任何变动。价格可以用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否创造了价值，使得一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判断变得一目了然。买空卖空的证券市场是否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只要看它是否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赚到了钱。如果赚钱，这部分钱就是证券市场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它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国家就应该取消证券市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能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缺乏这些条件价格必然陷入混乱。在原体制下，由国家办企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低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赔了钱，可人民得了便宜，这本来就是人民企业的目标；企业以高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得了利润，而这利润最终还会返回给人民。所以原体制下价格高价格低不造成任何区别。原体制下利益主体的合并，是不能产生正确价格系统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一致，可以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大同世界。可是由于价格系统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非凡作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有竞争和讨价还价。否则价格一旦陷入了混乱，计划人员不可能从几个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他更不可能扭转由于歪曲的价格导致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错误选择。何况什么是正确选择的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长线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去，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必然走向贫困，从这个教训中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稀缺性问题，价格系统就是必不可缺的。而一切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消费欲望而言永远是稀缺的。由于人口增加，矿产资源的不断被消耗，资源的绝对稀缺性必定会加剧，每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断在变化，为了克服资源的限制，保证人类物质生活程度能提高，则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永远是需要的。所以价格的存在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久远得多。市场风险可以投保吗？保险业的兴起对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火灾、车祸、运输事故，一直到医疗和人寿都可以保险。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保险。单纯从概率理论来分析，人们是不会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根据发生事故的概率和损失额的大小精确计算出保险费该是多少。假定保险公司不赚钱，并假定保险公司本身的业务开销等于零，保险费应恰好等于事故损失的期望值。如果计入保险公司的利润和业务开销，保险费就比损失的期望更大，所以从经济上看花钱投保是不合算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参加保险呢？这可以用经济上的效用理论来解释。效用理论确认，当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时，每一元钱的效用值越低，所以只有富人才会买各种豪华型消费品。这些豪华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普通消费品是差不多的，它们提供的额外效用非常有限，可是价格却贵多了，手表能说明这一现象。豪华手表比普通手表贵上百倍，它们计时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基于这一现象，人们愿意在富有的时候拿出一部分钱放在万一变穷时来使用，哪怕因此而额外花些钱也合算。由于所花每一块钱的保险费比之万一出事故所获得每一块钱赔偿费的效用小，所以虽然从钱的绝对数量来看，花钱买保险并不合算，但从钱所提供的效用来看却有所增加，这就是人们愿意花钱买保险的原因。和保险相反的活动是赌博。一般而言，赌博赢钱的期望值小于所花掉的赌本，其差数用于赌场的开销，赌场还要赚钱。而且万一赢了一大笔钱，其效用值也很低，赢钱的赌客常常大笔花钱用于购买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美国的赌城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商店里出售几千元一套的西装，几万元的钻戒。从效用理论看，即使赌博赢钱的期望值正好等于所花掉的赌本，人们仍失掉了钱所提供的效用。所以赢了钱挥霍享受，输了钱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有兴趣参与赌博呢？答案是花钱为了买刺激。赌博本身成为一种娱乐，花钱就是为了购买赢钱时的兴奋和输钱的懊丧。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既花钱买保险，又花钱上赌博，有时想躲避风险，有时想铤而走险。但是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来分析，这一现象仍是不难解释的。花钱买保险是防止大的灾难造成无力重新站起来的后果，花钱去赌博是花小钱去买刺激。如果想靠赌搏发财，那就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很多经济活动都涉及到风险，特别是投资。在决策时所作的种种预测，例如对市场的估计，对竞争对手的估计等都可能失算，人们希望能避免风险，于是想起了保险。可是世界各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能承保市场风险的。原因何在呢？设想如果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办中场风险，它应收取多少保险费呢？按照保险业的一般原理。保险公司应该先调查投资失败的概率，然后乘以万一失败遭受的经济损失，加上经营成本及利润，就可得出保险费。可是一旦享受了保险赔偿，投保的企业就会漫不经心地从事经营或投资，结果早先调查得出的失败概率就不适用了。这一分析说明，保险只能对付客观上具有稳定概率的事件，而不能对付失败概率主要由主观努力决定的事件。市场风险如果可以投保，结果会使风险所造成的盈亏相抵。因为企业交的保险费将吸干他们的风险利润，这笔钱正好用于赔偿遭受风险损失的企业。保险的结果将使风云多变的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也不再有兴趣去从事经营了。但是以上的分析有一个例外，即美国法律要求银行对存户的存款保险。万一银行因管理不善而破产，存户的存款不致遭受损失。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闲之一就是银行出存户听信谣言纷纷去银行挤兑，挤跨了几家大的银行，造成金融混乱。存款保了险，存户就不会去挤兑了。可是，任何措施都是有利又有弊。前两年，美国大批储蓄贷款所因投机亏损和经营漏洞而倒闭。国家为了给存户的存款保值，不得不拿出近千亿美元来作保险赔偿，结果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厂保险费（相当于减少了存款利息），而且那些经营不善的人逃脱厂市场的惩罚。这一政策究竟得失如何，又在美国国内引起一场争论。价格扭曲如何导致资源浪费——看北京出租车行业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叫它“面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1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不称赞说“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时至今日，“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订出了严格管理办法，可是不见其效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价格问题。1993年至1995年的3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定价未变，司机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将近一半，现在“面的”司机如果不拒载，有活就拉，每天上作8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够支付成本开销。司机是靠着挑活，一天十上12小时才能挣上大约2000元一月。这样的收入水平算是很高的，但如果自己要按市场价格租房子住，没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这样的收入和吃大锅饭的人相比优越性并不大。他们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每天名义上工作8个小时，实际上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没有被解雇的危险，每个月能拿上500元也可以活得蛮舒服。所以现在不像两年以前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司机辞职干出租车，倒是不少司机又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些配偶一方有大锅饭优越性，住着低价房租的司机还能安心干下去。“面的”拒载的主要原因是在红灯前停车不计费，近两年来北京交通条件在恶化，在市区内堵车是每刻都存在的事实。所以名义上“面的”比之夏利出租车（每公里1．4元）的每公里定价只差1/3，可是实际上同一行程夏利车比“面的”高出将近一倍。过去“面的”不拒载，夏利车的生意全被面的抢走。现在“面的”在城区拒载，夏利车夺回了一部分市场。我们在城区看到的大部分是夏利出租车。至于每公里2元的豪华出租车，市场被“面的”和夏利挤占，情况就更惨了。他们只能靠在宾馆和机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争来拉一趟活，别人靠努力工作赚钱，他们靠耐心等待赚钱。这样的价格结构不是鼓励人多干活，而是多等待。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了一批专靠等待赚钱的行业，票贩靠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更有人行贿走后门，或干脆伪造车票），医院里也有靠占号得到收入过日子的。计划经济的时代更是样样离不开排队，买一样东西排队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生产这东西的时间。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也不会这样挤了。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小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人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太高。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来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对农业的忱虑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里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乡镇工业，造成大片肥沃土地撂荒的严重浪费。近几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地农民不仅去沿海省份打工，而且也去务农，从而减少了土地撂荒，这是一个好现象。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应该相应较高，地租收入应属于土地的所有者。在我国，农业用地是属于生产队的，因此地租应当成为农业的收入并继续用于改善土地质量，扩大对耕地等的投资。但我国没有明确地征收地租，农业收入中也没有地租这一项。其结果是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价低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粮食的相对劣势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格，将会有大量粮食进口，这将迫使我国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或者发展花卉、药材、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这虽然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但这样引起的结构大变动我们似乎缺乏必要的准备。农民受业培训，城市就业开拓，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来实现这种调整。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当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基本上靠计划保证，播种面积、抢种抢收、催交公余粮都是在计划安排下完成的。现在把生产、收购逐步交给了市场，价格就起了关键作用。压抑粮价就是向农民发出减少生产的信号。可是我国粮食并不充裕，粮食减产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强调要增加农业的投入，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办好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险，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违背市场规则去压抑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这种互相打架的政策实在叫人费解。1994年7月7日在这篇文章结稿时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决定提高粮食的购销价格。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叫人不解的是今年年初就已宣布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价格随行就市，为什么现在又要通过中央文件通知粮食涨价呢？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东西都涨了价，这些涨价并没有中央文件通知，为什么粮价变动还要中央发文件呢？文件中还提到不许搭车涨价，不知这是指的什么，如果粮食涨了价，食堂里的慢头，食品店里的点心等等却不许涨价，这又将造成新的价格扭曲。一物的价格应该包含一切直接间接的与价格有关的信息。害怕价格连锁反应，说到底，还是“消费者偏见”在起作用。平抑物价确实是政府的职责，但其方法首先是控制货币发行，其次是鼓励和保证公平竞争，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涨价。颠倒的收费标准最近报上热烈地讨论买东西时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从前到杂货铺买白糖，多半用一张粗牛皮纸作包装，有时候用报纸作包装。确实，废品回收公司收购的报纸很大一部分都用作包装了。至今一些小城镇还继续用报纸，但大城市几乎全都用了塑料袋来代替粗牛皮纸。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反对收费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位男顾客说，“一两角钱，说起来不是什么大钱，可是现在涨价、收费的名目多了,这也要收费,那也要交钱。”(《人民日报》1994年5月18日第二版）。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免费，那也低价，现在忽然要收费了，连汽车上公路也要交钱。而且锱铢必较，感到似乎吃了大亏，因而喷有烦言，喜欢占小便宜是常人的心理，大骗子、小骗子都利用这一点心理赚了别人。从个人来看，占便宜就是实惠。大便宜是大实惠，小便宜是小实惠。可是从整体来看，此人占了便宜，必有另一人吃了亏，因为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让人们占一点便宜，实际上必定暗中伤害了另一些人。国家不可能靠着大家占便宜而变得富强起来。包装袋收不收费是一种制度，表面上不收费比收费好，可是再往深里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塑料袋是制造塑料袋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他们通过生产塑料袋创造了财富，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补偿。上面反对收费的那位男顾客也不会主张叫做塑料袋的工人们义务劳动。主张不收费的人大概希望塑料的成本由杂货铺去承担，换句话说，用他们的利润来支付塑料袋的成本，可是第一，杂货铺未必都有利润，有不少铺子还亏钱。第二，如果有利润的话，也是杂货铺的职工创造的，凭什么理由他们要送塑料袋给顾客？别的行业的职工创造了利润是否也要送东西给他们的顾客？为什么要特殊亏待杂货行业的职工？问到这里，赞成不收费的人也许感到有点理屈同穷了。但他们还可以反驳说：不收费不一定要揩杂货铺的油，他们满可以把塑料袋的成本打入商品价格之内。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文章介绍说，蓝岛大厦的食品部提供六种大小不同的包袋，全部免费。还有许多豪华商场专门为顾客提供奢侈性包袋，也不收费。他们的利润未必低，不收包装费正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是让利给顾客，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顾客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表面上是顾客占了便宜，实质上恰好被别人赚了。我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再用。可是消耗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家里的塑料袋已经上了百，商店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最后这些塑料袋或者当垃圾扔掉，去制造“白色污染”(大风把袋子吹得漫山遍野，几十年也不会腐烂)，或者当废品回收利用。后一种情况当然很好，但精心收集它到废品回收部去出售都要消耗劳动。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发生可能的浪费。其办法就是塑料袋收费。这一政策有利于充分利用塑料袋。事实上，注意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不少超级市场已从免费提供塑料袋改为收费提供，上年我去维也纳开会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说到这里，把深奥的经济学中一条根本道理引了出来，即一切商品都要收费，不但要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要恰能反映其成本，使顾客能根据其价格决定是否消费它。按照这个道理，行人和汽车使用公路就应交“租路钱”。因为一条马路代价极高，这个代价只能由用路的人去负担。但收钱会增加巨大的不便，浪费大家许多时间。所以城市道路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收费的。这笔造马路的费用只能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负担，但长距离的超级公路则多数国家都要收费，那些没有收费的超级公路继续用吃大碗饭的方法在维持，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造成的弊端极多。要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论文。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收费问题是标准颠倒，一类是该收费的没有收，如塑料袋；或收费太低，如许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还有邮资（指邮资调整以前），公家的住房。另一类是不该收费的，没有提供服务或并不增加成本的却收了费，或者收费大大超出了成本，成了变相敲诈。电话局对用户设置传真机要收数倍于电话机的费用，其实用传真和用电话所引起的成本是相同的。发达国家中对用户传真机和电话机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又如出国和回国的健康检查，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项目，而且收费大大超过成本。犹有甚者，邮政局严禁信封中夹寄别的东西，而发达国家的信件中可以夹寄钥匙、胶卷，甚至衬衫、领带。与人方便而于己无损（或损害极小）的事为什么要严格禁止呢？从塑料袋收费的小问题引出了一批大问题。如果把这些大问题再抽象提高到道德伦理，那么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要存心占便宜，但要捍卫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1994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收益递减是一个普遍规律，在生产领域和在消费领域它都起作用。它的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投入增加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的产出成比例增加，而呈递减规律。譬如在一块土地上增加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到最后，终会达到一点，由于施肥太多，化肥非但不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这显然是荒谬的，上面说的是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这样。肚子饿了吃一口馒头得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将减退，这也是产出不可能始终与增加的投入成正比的规律在起作用。设想如果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这将出现什么现象？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因为毒吸得越多越上瘾。换言之，与其他消费相比较，益发觉得毒品给人的享受超过了其他的各种享受。所以吸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吸毒，一切的人都将忙于种毒品，收毒品，运输毒品，加工毒品，分配毒品，不会有任何人士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这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说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了何以经济发展要有适当比例。从理论上分析，说到底，是收益递减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收益不递减，而是永远成比例，甚至还递增，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疯狂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醉心于单一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由一种极端畸型的方式在生产，譬如全世界只种一块地。然而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似乎坚持了经济发展要有比例的理论，然而又否定了收益递减律。从表面上看，这种立场并无什么矛盾，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立场是荒唐的。1994年8月25日贴现率之争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举例说，今天投资100万元的项目，将来如能收回200万，也不能证明此项投资一定有效。因为如果这回收的200万要等50年之后，今天衡量的价值就远低于100万。这是由于如果利率是3％，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涉及到贴现率的确定。一座寿命为30年的核电站，报废之后堆址清理及核废料处理涉及到巨额开销。但因为这是30年后的事，贴现体现值的数额就很有限。所以贴现的概念使核电站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认为可行。再如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寿命可能是100年，现在几乎没有人去想一想三峡大坝报废之后的清理费用有多大，其原因也是贴现概念使遥远的事今天不必认真考虑。更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温上升，其后果十分严重，但因为这是100年以后的事，今天大家都不着急。于是许多学者提出是否应当修改贴现率的概念。可是反对降低贴现率的理由同样是坚实的。从理论上看，贴现率为正是微观经济学必然的结论，要推翻它将使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生动摇；从实践上看，降低贴现率将使资金供应紧张，降低资金运用效率，而且在市场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英国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专列了一章讨论环境问题中的贴现率；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观察》（1991年7月号）开篇文章就是讲贴现率与环境及发展关系。可是这些讨论从根本上井未能解决上述逻辑矛盾，只是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补救办法。贴现率为上的理论看起来完全正确，但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碰了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当理论和实际矛盾的时候，99％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但当经过仔细的核对，确认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种幸运的机会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为什么经济学中确认贴现率为正？我认为这个概念之正确，正如“人一定会死”一样，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人永远不死，贴现率就会变成零。设想一个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死因，他的贴现率接近于无穷大，因为一切发生在第二天以后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的道理，青年人的贴现率就不同于老年人的。市场上能观察别的贴现率是资金的边际供求决定的，它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也不一定是青年人的。愿意出更高代价获得贷款的人理应都能得到；愿意以低于此贴现率的利息而贷出的人理应都能找到借款人而将自己的资金贷出。有人反对说，即使人永远不死，明天的消费仍不如眼前的消费更吸引人。因此从需求节米看，贴现率应大于零。刨根究底来看，这一判断的前提仍是人的寿命有限。由于人都要死，这个事实是铁定不移的，它无形地左右着人的一切判断。由于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哪天会死完全不能预测，因此一件事发生的早晚便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人竟然可以永恒不死，不论是年老、疾病，交通事故、地震、火山爆发都不能致人于死，那么时间的参考便失去了实际意义，一件事不论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坐标的点上都无关紧要，于是贴现率便化为了零。人当然要死的，贴现率便应当大于零。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虽然人类也有最后消亡的一天，但那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的事。实际上就可以认为人类将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贴现率便应当趋于零，其推论是我们应当关心子孙后代和关心我们自己一样。三峡报废，大气变暖等等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从贴现率应否为正的讨论，使我们回忆起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它假定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极大化，后者的目标是个人（或家庭的）效用函数极大化，于是均衡的价格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样的结论逻辑上是一贯，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当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不是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便完全不适用了。在一个市场环境中想叫贴现率等于零是根本行不通的。整个人类的利益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这就要有政府出来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在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参与下，排除市场干扰，在认准了事实依据和科学推论的条件下，制定对人类前途负责的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因此，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环境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严肃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任务，我们将不能回避它们。歧视性定价的利弊歧视性定价是指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对个同的人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早先只对在华的外国人实施，现在则日益泛滥，连公共交通都分本地人外地人而有不同的票价（见1994年7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五版《厦门巴士季票卖“歧视”》一文）。首先，歧视性定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行得通，一种是顾客处于分隔的市场中，他们无法互相沟通，例如，本国顾客和外同顾客，同一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价格；第二种情况是垄断性商品，顾客只能从唯一的供应方得到商品，他们不能逃避垄断者对他们的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都是竞争不充分引起的。根据择优分配原理，商品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必须达到均一的边际产出，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均价格。所以歧视性定价将破坏资源的最佳配置，降低社会的经济效率。在我国，歧视性定价几乎都发生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中，他们的目的，或者是减少亏损，或者是增加利润。在减少亏损的情况下又往往和价格管制，定价低于成本并造成供不应求的现实有关。当然也有许多情况单纯就是为了牟利，例如医院收费（以及出国体检等等）分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他们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政府的歧视性定价给他们的印象是政府为了赚钱而勒索他们，从而产生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以上各种区别定价，不论是歧视性或优惠性，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行为有示范作用，区别定价会诱发不法商人利用顾客信息不灵来宰人的行为。因为公平有效的定价是“长期边际成本”，这种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不能随人而异。政府定价的任意性，破坏了市场规则，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在什么情况下区别定价是有利的呢？如果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边际成本线，换言之，由于扩大市场，使生产者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在满足了付高价的消费者之后，可以降价再满足一部分只能出低价的消费者，从而使整个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一政策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因为低收入的人可以付较低的价格，例如我国的铁路票价在提高到可以抵偿全部成本并保证服务质量之后，不妨对内地的打工民工降低一点票价。我相信这样的票价政策将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公平。但就目的而言，当务之急（指铁路1994年9月调整旅客票价之前）是大幅度提高运价，缓解供需矛盾，改善服务，保证安全，还谈不上降价优惠的可能。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借钱必须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贷出方的利益，也是为了借入方的利益。因为如果借了钱可以不还，就不再有人愿意贷款给别人，想借钱的人再也借不到钱，所以对借人方同样也是不利的。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钱不但要还，还要付利息，也是同样的道理。借贷关系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如果破坏了借了钱必须付息还本的规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陷入混乱，不但基本建设无从进行，连正常的生活生产都难于维持。但借钱不还实际上是难免的，主观上赖帐或许可以通过法律等惩治手段来对付，客观上没有偿还能力事实上完全可能发生。到那时，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是即使把人杀了也无法将债讨还。古代对借了债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规定：[奇Qisuu.ｃom书]债权人可以将他收作奴隶。这种规定普遍存在于古代各种文明的国家里，可见不是一种巧合，它是维护严肃的借贷关系的产物。然而奴隶违反了人格。当西方人权思想兴起之后，役奴抵愤的办法难于行得通，于是产生了破产保护的砚定。这是对于确实无力偿债的人的一种保护，让他的人身不受侵犯，并且还能维持自己起码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必须用于清偿债务。当一个人宣布破产之后，他的全部财产都要通过拍卖变成可以流通的现金资财，以便在几个债务人之间分配。所以拍卖和破产常常连在一起。我参加的一次破产拍卖是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破产者是一名医生，他住在富人区，有漂亮的住宅、高级轿车、钢琴、奢侈的用具和衣服。可见破产并非穷人的专利，“富人”也会破产的。但破产之后则无例外地都要变成穷人。有些人在宣布破产之前将自己的财产转移藏匿，用破产来逃避债务。这就会犯法，会蹲监狱。这种行为可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破产不同于故意的逃避债务，而被认为是个人力所不及的受命运安排的结果。那天，当我来到拍卖现场时，前后己停满了汽车，还有不少中型卡车，那是准备来买大件家具的。参加拍卖的人先要凭身份证（在美国通常用驾驶执照）去登记，说明自己的住址及电话号码，这才能得到一个代号。当你喊价时就举起自己的代号。凭身份证才能登记的原因是防止有人当场喊了价，事后又不认帐，特别是防止托人哄抬价格，使参与拍卖的人上当吃亏。当规定的时间到达时，主持拍卖的人宣布拍卖的法律依据，拍卖规则，特别强调所有财产全部要在当天拍卖完结。然后就开始逐件物品喊价。主持人先介绍物品的规格、状态、产地等，然后从高价开始向下喊价，待降到某一价格有人举牌认购时，再向上喊价，这样才能保证卖方的利益。据我观察，最后成交的价格要比开始有人举牌认购的价格高出一倍左右。这使我回想起拍卖理论中的一条规律，即单方向的喊价（单方向下降或向上升）会使成交价格低于有人愿意出的真正最高价。所以先降后升的喊价办法是较公平合理的。在美国，旧货是不值钱的，一件衣服即使只穿过一两次，也不能卖得原值的1/10乃至1/20。所以拍卖时成交的价格部相当低，比如一双八成新的皮鞋只卖3美元（原价估计在60美元左右），两个电熨斗只卖1美元（新品要卖30美元左右）。但拍卖的价格总的说来比之一般家庭“后院甩卖”（Yard sell或Garage Sell）的价格似乎略高一些。我在那次拍卖中买了一盒500页的打字纸，35个信封和一个称邮件用的磅秤，一共4美元。我认为是捡了便宜，如果买新的大概要18～20美元。每次拍卖，前去参加的人很不少。美国人参加拍卖，固然是想买便宜货，但我觉得更多的目的是去消遣。因为一家的财产少说也有几百件，拍卖要持续一整天。所以拍卖时还有卖小吃、饮料的小贩前来服务。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捡不了几块钱的便宜，从经济上看颇不合算，所以我猜多数人是来消磨时间的。拍卖主持人用一种特别有的味的声调，以高超快速吐问的特技，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每次叫价之后要记住以前最后一位的报价人及报价数目）。听他主持拍卖确实觉得很好玩。拍卖不但用于破产时清理债务人的财产，也用于其他场合。例如报上刊登一位老人因健康原因迁入养老院，要将他一生收集的贝壳以及全部财产拍卖；有一家餐馆因为多年来逃税欠款几十万元，被法院宣布强行怕卖。另一则广告宣称老人亡故，依遗嘱将其财产拍卖。他生前驾的一辆汽车是1987年买的，至今己用了七年，但里程表上只走了4200哩，平均一年只走了600哩，比之一般美国家庭每辆车大约要跑1．2万哩，确实是少多了。可以看出此老人大概因健康原因，这几年内很少出门。参加拍卖可以观察到许多书本和报纸上从来不涉及的有趣的现象。邮资补贴——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烈的争论之中。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邮政系统为什么要补贴邮资？我曾问过邮电部的领导。答复是有助于稳定物价。可是物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恰恰是因为经济效率低，国家要拿钱搞补贴而造成的。靠国家补贴来稳定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这一点不想通，物价将无望稳定下来。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脱离边际成本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出租车定价脱离边际成本，表现为起价高，短距离乘客就不愿叫车；停车时间不计价，造成拒载增加，乘客叫车的时间加长；不允许豪华车降价，只能靠不公平竞争来维持生意，结果增加了空驶里程（“面的”到首都机场不允许返程拉客，要把生意让给豪华车），10公里以上加价50％，造成司机挑活，乘客中途下车，结果都是时间、精力、汽油的损失。现在北京出租车一年的营业额在50亿元以上，如果定价不当造成的损失为5％，拖延一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损失就是2．5亿。主管价格的部门100年发的工资也抵不上这个零数。定价政策不能不慎。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服务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他们的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理发、医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是最终产品；而货物运输和保险、各种批发中间商、大量计划、秘书、公关工作、股票和期货市场，银行业务中的大部分则属于中间产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为人们服务，而是为生产服务。过去，我们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他们还从物质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近乎社会的寄生阶层，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以后认识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否则生活将感到不方便，或降低生活的质量，而且服务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于是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服务业之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为人们服务的行业。对于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亨了别人的成果，我们经常说的“流通费用高，中间环节多，导致了生产者消费者两头受损”就是这种见解的反映。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目的在减少中间环节，让产销直接见面，甚至限制参与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必将极大地有损于整个经济的效率。我并不打算从中间环节越少越好一脚跨到中间环节越多越好。多少环节算正好，由市场通过竞争和选择来决定，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一眼识破哪些环节是多余的。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根据很简单，我国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蔬菜的城中销价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有人认为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试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蔬菜批发业，可以发现二者效率的巨大差别。美国各大城中一年四季蔬菜价格的变化远比中国的小，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桔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距离运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同蔬菜水果的贩运，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太薄弱。我国学者杨小凯提出的分工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越细交换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我国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所以分工难以发达起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都大大超过2/3，而我同则仅27％（1993）。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形象地说，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一元饯的肉，肉的直接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这种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如何看待价格价格可以说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对价格问题发表意见。但粗分起来主要是四方面的人：一是生产一方，二是消费一方，三是政府，还有第四方，即投机分子，他们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可是对价格的关心却超过任何其他人。政府是代表百姓的，百姓中的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既是生产音又是消费者。但家庭在对价格作判断时却总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讲话。这就是我过去提到过的“消费者偏见”，现在政府又站在了家庭一方，所以对价格的议论可以说几乎被消费方所垄断。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关于价格的议论都嫌价格太高，粮食、蔬菜，最近又有化肥，都是如此。价格低似乎有益于消费者，可是如果生产者受损，没有人愿生产，到最后还是消费者倒霉。因为价格高了没有足够的人买，生产出来之后成为积压库存，既不利于生产者又不利于消费者。可见价格高了不好，低了也不好，要恰当才好。可是这样的论断过于模糊，它没有说清楚价格多少算正好。单纯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利益格局来讨论，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为利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经济学中对价格的讨论，虽然它同样承认价格在分配财富中的作用，但价格的高低是非之争却不是从公平出发而是从效率出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向何处流动，并证明在供需双方都关心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竞争性的产品（如上面提到的粮食蔬菜化肥），如果没有外部性（如产生污染）则能使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价格是最有效率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达到极大。这个结论虽然200年前的斯密已经感觉到，100年前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但证明的严格性和清晰性，以及深入探讨这一命题还有什么隐含的假定，却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本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上要成就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充实，并且还有所突破。正因为这理论的论证相当复杂，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在供应方和需求方之外，有第三方面来制定价格。可是这种价格必定是偏离供需均衡点的，因而必然会造成浪费。事实上中外古今企图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来代替供需均衡的“不合理”（这种判断全都是从利益格局的分析出发，而且往往掺进了消费者偏见）价格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莫不以失败告终。所以普及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应该说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70年代末，王国乡教授和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择优分配的价格理论。这一理论使得均衡价格为最优的论证稍为容易一些。下面我仍用化肥作例子，作一个极简化了的说明。首先，一定数量的化肥的分配应使它能增产最多的粮食（暂且假定化肥仅用于粮食生产）为目标。所以价格的是否合理，应以能否使粮食增产极大为判据，而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等别的目标。其次，我们知道，同样一公斤化肥在不同土壤、季节以及众多其他条件下（如病虫害、杂草多少等），其增产的效果是不同的。特别是化肥施用的多少会影响它的效能。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化肥用量越多则其增产效能越低（将作物种在化肥堆上不会有收成）。第三，我们要想清楚，如何才能做到“一定数量的化肥发挥了最大的增产效能”。它的答案是制定一个标准,使任何一公斤化肥所增产的粮食都不低于这一标准,只要这个标准制定得适当，上述目的就可达到。这个标准是否适当的关键，是与它可供应的化肥总量有关，总量越少，这个标准越高。假定现在一定化肥总量的条件下，我们找到了这个标准是每公斤化肥至少要能增产两公斤粮食。使化肥分配最优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的方法。此法先要搜集全国每块土地上化肥增产效能的信息，然后用电子计算机算出各块土地上应该用多少化肥，最后将分配计划下达到化肥工厂和农户。这一思路虽然非常精确和理想，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执行起来花钱费时。二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只要规定农民用两公斤粮食去换一公斤化肥，就可以自动做到化肥的最优分配。因为农民决不会愿花两公斤粮食的价格买化肥，结果增产的粮食还少于两公斤。农民对化肥在自己土地上增产效果的判断比任何别的人都了解得更准确。事实上有钞票做交易媒介时，农民可以用两公斤粮食的钱去买一公斤化肥，用不着用笨拙的以货易货的办法。由此我们彻底解决了化肥最优定价的问题。这里要注意，化肥的价格取决于粮食的价格，我们只是解决了化肥与粮食的比价应该是多少，绝对价格则与粮食价格有关。这一理论强调了正确的价格是指比价，而不是绝对价，或者强调价格是彼此相关的。如果粮食价格扭曲，它会影响化肥价格。现在再回过头未看，每公斤化肥至少要增产两公斤粮食的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显然，如果化肥的数量少，则应制定个更高增产标准，譬如说，这个标准应该定为增产2．5公斤粮食。同样，如果化肥数量充足，则可以降低这个标准。所以标准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农民买走的化肥是否正好和化肥生产的数量相等。换句话说，供需均衡的定价可以保证化肥的最优分配。其实，不仅化肥如此，一切商品都如此。供需均衡价格是最优利用一切资源的价格。上面的论证还没有解决化肥用于棉花、甘蔗等一切作物时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化肥应该生产多少的问题。这些复杂问题不是一篇随笔所能讲得清的。但是上面这一极其简化了的论证应该使当前关于化肥定价的争论有个结束，或者至少将定价原则从利益格局的争论转移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着眼点上来。　1995年4月11日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三)第一编　微观经济(三)在国外选购商品改革之前物资匮缺，寻找买东西的机会是生活中一项大事。出差旅行时背着大包小包，或者是带些东西给远地的亲友，或者买些本地难买和价钱贵的东西。改革十几年后的今天，除掉跑单帮的很少有人背着大包小包出门了。"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许多人利用各地商品价格的差别从事长途贩运，使各地的价格差别减小。过去一直以为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大约十年以前对此项禁令取消。现在执行的是一项相反的政策，是鼓励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反对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长途贩运的结果是产地的价格上升，生产者有更大的产量供应，而销地的价格则降低，有利于消费者享用低价产品。货畅其流本来是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之道。改革之前中国人不知为什么鬼迷了心窍，竟然禁止长途贩运。其实国际贸易同样是长途贩运，为什么不禁止反而鼓励呢？有的同志解释说，禁止的是个人长途贩运，因为怕人因此发了财。但贩运者发财并未损害任何人，反而是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家都得益的事为什么要禁止呢？国内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因长途贩运而缩小，但国际间的价格差别还很大，如果有机会出国，应该买些什么东西呢？如果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走一走，我们会发现各国价格的差别是很大的。拿公共交通为例，北京的票价从1角起价（指调价以前），但纽约要一个多美元，合10元人民币；柏林要3．7马克，合22元人民币。虽然纽约和柏林的票允许换车不需另外再买票，但即使换上三次车，票价的差别仍达20倍左右。可惜公共汽车服务不能出口，否则可以赚上惊人的利润。当然，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扭曲得惊人，公交公司每年补贴八个多亿，相当于1000万北京人每人享受了80元的补贴。如果出口公共汽车服务相当于补贴了外国人。现在幸亏没有出口，但终归是补贴了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我们怀着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伟大志气，补贴外国穷人还讲得通，可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绝大多数并非穷人。不过话也说回来，有钱的外国人在北京并不坐公共汽车。这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平衡了一点。使用北京公共交通的主要是每天上下班的人和外地人，特别是外地来京打工的民工。这部分人都是收入不高的人。这项补贴能继续到今天而不调整。恐怕补贴了低收入的人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国补贴高收入人的政策也没有调整。低邮资就是一个例子，私人小汽车又是一个例子。寄信多的人不是穷人，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是商业目的，补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私人汽车本身的价格并无补贴，但道路建设花的钱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间接补贴了用小汽车的人。北京一年花在公路建设和立交桥的钱好几亿，仅仅考虑投资利息平均每辆小车每年大概享受了几千元的补贴。新修的道路和立交桥都不允许自行车和步行人使用。有些路连大轿车都不许走。在国外则相反，公共汽车和大轿车享有交通的优先权。小汽车，尤其是只载一个人的小汽车，要受种种限制。为的是鼓励大家多用公共交通，减少道路拥挤和排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在外国应该买什么，只要看中国进口什么东西，我国进口粮食，近几年开始进口石油。这些东西国外的价格虽比中国低，但并不是个人旅行时可以顺便带的。同样我国进口飞机、成套发电设备等，也不是个人可以买的。一些进口的小东西，如彩卷、录像带、普通化妆品，国外产地价格理应比国内低，可是事实井非如此。这一现象叫人感到迷惑不解。究其原因是外国的人工贵，零售环节上的加价比国内的加价高许多。所以只有价值高的商品，零售加价在商品总价格中占的比例小的，才可能比国内的零售价低。例如摄像机、高级相机。但如果加上进口关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国内外价格差别与汇率有关。以目前的汇率作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比国内价高，例如出租车国外大约合到每公里8～10元；吃一顿麦当劳，大约合40～50元；自行车内胎要合40元；至于衣服、皮鞋、箱包等国外价都要高出好几倍。但是也应该承认，国外东西价钱虽然贵，质量普遍比国内产品好得多。我曾在德国买过一把文具剪刀，至今用了7年，仍旧锋利如新；外国的自行车骑上半年也不需要打气；一只灯泡的寿命长达十几年；自来水龙头从来不漏水。这些都不是指名牌产品，而是随便在超级市场里买的。考虑到这些质量上的差别，在外国买日用商品确实是合算的。但要注意到电气用品的电压是否是220伏，灯泡、水龙头的直径和螺纹是否与国内一样，买录像带则要注意制式。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里的价格没有政府的干预，既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总的来说也没有政府补贴。但个别的例子也是有的。像美国和欧洲的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多数发达国家的食品交易不征税（一般商品都要征4％～6％的流转税，加在你付款的帐单上），所以如果你出国买食品很可能会享受外国政府的补贴。事实上许多食品的价格确实比国内便宜。例如食糖、奶油、植物油、虾，乃至方便面和西瓜。而且食品进口不征关税。但是果菜、肉类因受检疫限制不允许进口，加工好的食品是可以进口的。按国际惯例一般国家都允许旅客入境时免税带两条香烟和两公升酒。有的国家烟酒的税极高，两条烟的价差达30～50美元。我国烟酒的关税也很高。可是走私猖狂，国内销的进口烟几乎全部是不交关税的走私烟，所以国内外的烟价相差有限。在各机场的国际航班候机区都有免税商店，那里主要出售烟酒、香水。其他商品价格并不比普通商店里便宜。各地免税商店里的价格相差也很大。譬如有一种爱尔兰出的Baileys牌奶油酒，贵的（像法兰克福机场）要卖19美元一瓶（一公升），在伊斯但布尔机场只卖7美元，我国首都机场卖12美元，在北京市内商场里卖200元人民币，可见相差之大。所以出国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1995年12月4日为什么补贴弊多利少？政府补贴是一个诱人的名词，政府手中有很多钱，拿来给大家补贴，不论是低价粮食、副食、交通、燃料、电价，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所以补贴是最受欢迎的。有的政府用补贴来安抚百姓，甚至笼络人心。既然是政府给的，光明正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般百姓受之心安理得。有时百姓还要向政府争取补贴，甚至闹到静坐示威。但是从全社会的利益考虑，它是弊多利少，非常失策的。首先要清楚，一个国家百姓生活的好坏并不取决于物价，而取决于生产多少和浪费多少。补贴无助于增加生产，反而会造成浪费。公交票价补贴，使人们不必要地乘坐公共汽车，可以步行或骑车的也选择公共交通。结果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汽油消费和汽车磨损。其次，政府自己不创造财富，他所拥有的钱，或由钱代表的财富，都是由百姓创造，通过税收或其他渠道收集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所谓补贴实质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用去补贴另一部分人，是一种合法的财富转移。偷、抢、骗都是非法的财富转移。现在由政府出面来组织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表面上看是合法合理的，但其实质都是强制性的财富转移，因为逃税，偷税要判罪，所以是强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一般情况下补贴至少是不公平的，除非补贴的对象确实是因贫困而需要帮助的人群。有时政府可以印刷钞票，用新印的钞票来补贴。表面上看，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受损。但大家都知道，印钞票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结果是一切手中持有钞票的人或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损失了购买力。所以实质上仍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转移，不过形式上更隐蔽一点罢了。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的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用中国人常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意思是说，任何一种财富的消费都有某些人在承担其损失。北京的公共交通是否都是贫穷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在使用，因而补贴成为必要？当然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人穷的富的都有，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每天上下班的工薪族，也有不少外地来京打工或办事的，其中多半也是工薪阶层。他们谈不上是大款，因为大款多半去坐出租车或有自备汽车，但他们也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解决交通问题更节约的办法是骑自行车。现在他们选择坐公共汽车而不骑车，说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所以从公平的角度看，公交的政府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必要。补贴不只是造成了分配中的不公平，还破坏了一个社会应有的经济效率，导致财富或福利的损失。举例说，如果政府将补贴的钱发给每一位乘公共汽车的人，而车票不给补贴。这样做对政府而言支出并未增加。但对乘车的人而言，他可减少一点乘车次数，而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他更迫切的花销。这就说明了同样花这点钱，补贴公交行业并非是最合于每个人心愿的一种花钱方式。换一种方式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虽然这一设想事实上执行起来有许多困难，但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补贴并不是最有效的花钱方式，我们应该寻求使百姓获得更多实惠的方式去花同样多的钱。总之，由于票价过低使达到同一目的而作了错误的选择。造成资源的误用。在经济学中称为资源配置错误。拿其他国家公交收费的标准看，大多数是朝取消补贴的方向发展。纽约中的公共交通票价在1985年时是0．9美元，现在调整到1．3美元，涨了近一半，而同时期内物价上涨不到30％。德国柏林的票价分两种，一种是一性短程票，可坐6站地铁，票价2．5马克（合14．5无人民币），另一种是2．5小时票，可在两个十小时内任意乘地铁或公共汽车，票价3．7马克（合21．5元人民币）。这些票价基本上不包含政府补贴。有的城市政府给公交补贴，目的是减少私人小汽车，鼓励利用公共交通以减少空气污染。但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想减少城市交通拥挤和污染，应该对私人小汽车收高税，因为这个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而且道路建设花了大笔资金，基本上应该由私人车主负担。在各种政府补贴中最没有道理的是邮资补贴。现在（指邮资调整以前）本地平信邮资0．1元，外地0．2元，而实际投递成本数倍于此，政府每年拿出几十亿的补贴。这笔补贴主要是富人受惠，因为穷苦人与富人相比通信量少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信件是商业目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商人是毫无道理的。而且邮资过低造成严重的资源配置失当。这种既不利于公平又有损于效率的政策应该立即纠正。迟一天纠正造成的损失可能上千万元。我们还要等待什么呢？1995年12月30日南部非洲的商业机会1987年我因工作有机会去南部非洲，以后的7年中去了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等国十多次。从第一次开始我就注意到南部非洲是我国产品的巨大潜在市场，当地资源非常丰富，许多是我国稀缺的。彼此贸易有极大的机会。南部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也称黑非洲，因为那里的人种是纯粹的黑人。近十年来该地区战乱不断，经济倒退，民不聊生，然而奇怪的是连续十几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全世界各列前茅的博茨瓦纳也正在这一部位。可见一般中有个别，商业机会往往就存在于个别之中。去年开始，由于南非实现了民族和解，出现了曼德拉为总统的民选政府，和解之风吹拂了一大片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内战己逐渐停竭，该地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奄奄一息。有眼光的投资者和商人应该看到该地的发展前途，捕捉良机。事实上我国前往该地区从事建筑、经商、自由职业、打工、餐馆、农业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但多半是个别参与，没有大的资金集团插足。政府也还未积极组织并有意支持开发这方面的机会。该地区最丰富的资源是土地。由于地广人稀，土地不值钱。即使在大城市，两个住宅之间往往空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旷地，因此农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津巴布韦有大量的白人地主，他们自己从事劳动，同时又雇佣许多当地人劳动。津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我国每年从津进口几千万美元的烟叶。我在博茨瓦纳的中国大使馆访问时见到一位妇女华侨农民开着客货两用汽车给大使馆赠送一车蔬菜。这位华侨是从台湾来的，多年以前跟随她丈夫受政府派遣来博工作，任务结束后就留下在当地种菜。博国的蔬菜绝大部分从南非进口。虽然两国有互免关税协定，加上运费总比当地生产的成本高。当地人又不会种菜。甚至也不会种粮，所以这位华侨一家已靠种菜致了富，买了房子。第二天，使馆餐桌上放上她送的蔬菜，还有从水库里钓来的鱼。当地百姓不喜欢吃鱼，所以领事馆工作人员常去水库钓鱼玩。和我一起的一位来自四川农民家庭的同志看到当地广阔的肥沃土地感叹地说，如果我家乡的农民能到此地来种地，永远也不会愁生活了。我第一次去时该地只有一家中菜馆，老板姓袁，是从山东去的。我在他的餐馆请朋友吃饭，他非常热情，给我八折优待，而且陪我们聊天。过了几年再去，他已经扩大了门面。搬到了繁华地区去。他向我诉苦说当地医疗条件如何差，他的爱人生病不得不到百多公里以外的南非去看。其实当地有全民免费的医院，边远地区有用直升飞机运送的巡回医疗队，医疗条件比国内一般的好得多。袁老板还觉得医疗条件差，说明他的生活已远远超过当地一般水平，说起医院，我国政府派有医疗队在当地工作。医疗队并非义务服务，而是当地政府聘请的。工资按国际标准支付，但医生们拿到的只是一个零头。有的医生在合同期满之后留下来开业行医，收入当然丰厚。但医生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有一次我被恶狗咬伤，到医院去打针，替我看病的郭医生是中国来的。他刚刚为病人做过手术。不巧手术中被手术刀刺破了手指。他非常担心会染上爱滋病。我也非常为他担忧。他是一位石头爱好者，收藏了大量美丽的大然石子，尤其是纳米比亚（东部的邻国）盛产各种彩石，见了令人爱不释手。我虽然不是收藏石子的专家，忍不住也买了几块。当地的一个朋友甚至委托我为他做一市场调查，看看运彩石到北京来卖能不能赚钱。读者也许会关心这个市场调查的结果。坦率说，我无法估计这些彩石在中国能卖多少钱，除非能运一批实践一下才有把握说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