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无常-斯蒂芬 - 天天读书网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斯蒂芬·金--世事无常目　　录我把一副扑克牌中所有的黑桃都抽出来，再抽出一张鬼， A － K ＝１－１３，鬼＝１４。我把这些牌洗一遍再发出来，以出版社发给我的小说名单为基础，发牌的次序就成了这部集子中各篇小说的顺序。实际上，这非常好地定下了文学故事和恐怖故事之间的平衡点。我还在每个故事的前面或后面加了注解，主要看哪个位置更适合。下一部短篇小说集将用算命的塔罗纸牌来定顺序。引言：实践（几乎）失去的艺术四号验尸间黑衣人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杰克·汉弥尔顿之死死亡之屋伊鲁利亚的小修女世事无常宠物理论公路病毒向北进发午餐惊魂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１４０８惊魂过山车幸运的角币引言：实践（几乎）失去的艺术我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写作乐趣的文章，此时不必再炒冷饭，但令我困惑的是：我怎么也会因作品获得名利而产生那种像业余作家发表作品后的狂喜。我以写作为乐，喜欢在不同的媒体上搞点创作，投投稿。我尝试过写剧本（《世纪风暴》、《红玫瑰大厦》）、连载小说（《绿里奇迹》）和互联网连载小说（《魔藤》），这么做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也不是开拓新市场，而是想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不同的体裁，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和写作技巧，借此来使写作的工艺流程常新，尽可能让创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换而言之就是故事）有光明的前景。一开始我写了“保持（故事的）新颖性” ，但考虑到做人要诚实，就删去了这个短语。我是说，算了吧，女士们先生们，这年头除了我自己，我还骗得了谁！在我２１岁、还是大学低年级的学生时，我出售了我的第一个故事。现在我５４岁。在我红袜棒球队的帽子下面，重１千克的有机电脑和文字处理程序里已经运作了很多文字。长期以来，创作故事对我来说不再是新东西了，但那并不意味着它已失去吸引力。如果我找不到使它保持新鲜而有趣的方法，那它很快就会变得老旧陈腐。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因为我不想欺骗读我写的故事的人（那可能就是你，忠实的读者），同时我也不想骗自己。毕竟我们是同舟共济的。我们需要阅读的乐趣，我们应该为之手舞足蹈。我会记住这一点的。我在这儿还有一个故事要讲。我和妻子共同拥有两个广播电台： WZON 调幅台，这是一个体育台； WKIT 调频台，是播放古典摇滚的（我们称之为“班格的摇滚”）。如今，广播电台的经营很困难，特别是在班格地区，电台太多而听众不足。我们播放现代乡村音乐、古典乡村音乐、老歌、怀旧歌曲、拉史·林鲍夫的歌、保罗·亨利的歌、凯西·卡森的歌。我们的电台亏损了很多年——— 亏得不多，但让我相当苦恼。你知道，我喜欢当赢家。我们在阿比特若公司（专业的广播电台收听率公司）收听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那年还是亏损（阿比特若公司收听率调查就如电视节目的尼尔森调查），财务人员告诉我，在班格市场上的广告收入不足以达到收支平衡，这块比萨饼被切成了太多份。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可以写一个广播剧剧本，有点像我小时候在缅因州的德汉和外公（他“老时候”）一起听的那些广播剧。对，是那些万圣节的广播剧。当然，此前我已对奥森·威尔斯演播的著名的（或对有的人来说不著名）万圣节广播剧《大战火星人》耳熟能详，那是在广播节目《水星剧场》里播放的，是H ．G ．威尔斯（小说《大战火星人》的作者）的天才之作（绝妙之作）。它以新闻简报报道的方式精彩逼真地演绎出经典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这种方法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广播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引起全国恐慌，这使得威尔斯（是奥森，不是H ． G ．）在第二个星期的《水星剧场》节目中公开道歉（我敢打赌他是面带笑容地道歉——— 我知道如果我能构思出一个这么有破坏力和信服力的谎言，我也会笑的）。我认为奥森·威尔斯能写这样的剧本我也能。不像威尔斯的剧本那样以伴舞乐队的音乐开头，我的剧本以歌星特德·南格特哀唱的《猫抓热》开场，接着一个播音员的声音插入，他是WKIT 电台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没有人再叫他们DJ 了）。“我是JJ·维斯特，WKIT 新闻。” 他说， “我现在处于班格市中心，大约有１０００多人挤进皮可林广场观看一个银色的碟状物降落下来稍等，我把麦克风举高，你也许能听见它的声音。”就像那样，我们开始投入营运。我用遍自己所有的道具来创造音效，请当地社区戏院的演员们来扮演角色，做得最好的那部分是什么？我们录了音，经由电台联合组织安排在全国电台播放，这正是我们能做得最好的部分。随之而来的收入，我想（我的会计也同意）应该是“电台收入” 而不是“写作收入” 。这是弥补广告收入不足的一条途径，到年底时电台可能真的会赢利！在电台播放广播剧——— 这个想法令人振奋！用我的写作技巧以雇佣作家的方式帮助电台赢利也是令人激动的。那么后来呢？我写不出剧本！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断地尝试，所写出来的东西听起来更像叙述，而不是剧本。你看到我写的东西后就能感觉出没有起伏，太平铺直叙（记得那些如《悬念》和《硝烟》之类的广播节目的人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像是一本录在磁带上的书。我肯定我们还是要走电台联合组织的路线并以此赚钱，但我知道我写的剧本不可能成功，因为它枯燥无味。它可能会欺骗观众，会破坏节目的质量，而我却不知道如何补救。写广播剧对我来讲似乎是一种失去的艺术。我们失去了用耳朵看的能力，虽然我们曾经有过。我记得以前听见收音机里福里声效的制作者用指关节轻敲一根树干仿佛看见玛特·狄龙穿着土灰色的靴子走近长枝酒吧的柜台，效果逼真。然而那些日子已逝去，不再回来了。以莎士比亚的风格进行剧本创作——— 用无韵诗表现出来的悲剧和喜剧，这又是另一种失去的艺术。人们仍会去看大学生们演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但让我们扪心自问：你认为其中的一个剧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能比得过《最微弱的连接》和《五号幸运者：搁浅月球》吗？即使让布拉得·皮特演哈姆雷特，让杰克·尼克尔森演波洛尼厄斯（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尽管人们仍会去看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华剧，如《李尔王》或《麦克白》，但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欣赏，与创造这种艺术的新样板的能力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人想让无韵诗的作品登上百老汇的舞台或想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注定失败！诗歌不是失去的艺术。诗歌的情况比前两种艺术形式好。当然，在诗歌界你能发现，一帮白痴（《疯狂》杂志的特约作家过去常常这样称呼他们自己）常常从幕后跳出来说三道四，你常分不清自命不凡者和天才，但也有许多颇有才华的诗歌艺术实践者脱颖而出。如果你不相信，就看看当地的文学杂志。在每六首蹩脚的诗歌中，你其实可以发现一两首不错的。相信我，在鱼目混珠之中，这已是不错的好作品出现率。短篇小说也不是失去的艺术，但我敢说它比诗歌更接近灭绝的边缘。在远久而快乐的１９６８年，我出售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那时我已经在悲叹市场的缩小——— 短篇小说的书籍不出版了，文摘正在减少，周刊（比如《周六晚邮报》）正在垂死挣扎。从那时起，我一直看着短篇小说市场的缩减。愿上帝保佑那些小杂志，使年轻的作家能以投稿的方式在上面发表作品；愿上帝保佑那些仍在读内容庸俗的稿件的编辑（特别是在２００１年炭疽病毒恐慌之后）；愿上帝保佑仍偶尔给原创短篇小说作品集开绿灯的出版社，其实上帝不必花一整天时间去保佑这些人——— 甚至下午茶那么长的时间都不用，只要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这类杂志数量不多，每年都有一两个杂志停刊。《故事》杂志，年轻的作家以在它上面发表作品为荣（包括我自己，虽然我从未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现在已经消失了；《奇幻故事》停刊了，尽管有人不断努力去恢复。有趣的科幻杂志，比如《顶点》，现在也停刊了，当然惊恐故事的杂志《悚然》和《恐惧》也是如此。这些精彩的期刊已经消失很久了，现在有人不时地想让其中一种复刊。我在写这篇序言时，《离奇故事》正准备复刊，多半无望成功。就像那些以无韵诗写的剧本，在剧本的诗句中开音节和闭音节交替着，一开一闭的样子好比一只眼睛在眨。当它消失时，你无法挽回。失去的东西总是无法挽回。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写短篇小说，部分原因是不时地冒出的灵感——— 浓缩而精妙的灵感哭喊着要你用三千个单词表达出来，也许五千，至多一万五千个；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要确认我还没有江郎才尽，我要用这个方法来确认，无论那些刻薄的评论家怎么认为。写短篇小说仍是一个按件计酬的工作，就如同那种在手工艺人的店里买的单独定制的艺术品。如果是这样，当艺人在后面的作坊中制作时，你是愿意耐心等待的。但没有理由以同样老套的方式去推销短篇小说，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以那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也没有理由去假设一篇小说的售出方式一定会玷污或贬低作品本身（评论媒体上很多庸才似乎都这么做）。在这儿我要说说《惊魂过山车》，这篇小说确实让我获得了在市场上推销作品的最奇特的经验，这个事例阐明了我一直想说的主要观点：失去的东西要重新得到并不容易，一旦时机错过，灭绝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创作方面的新视角——— 商业上的——— 有时能重新照亮整个创作前景。《惊魂过山车》是在我的自传《抚摸恐怖》之后写成的，当时我正从一场差点让我终生残废的车祸中恢复。写作让我从最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这是我有限的药品库中最好的止痛药。我所写的那个故事本身很简单，确实和篝火鬼故事差不多，是有关一个搭便车的人坐上了死人的车的故事。我陷入想像中的虚拟世界进行创作时，网络泡沫也同样在电子商务的虚拟世界里冒了出来。其中有一种电子商务形式叫电子图书。根据某些人的说法，电子书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的毁灭咒语，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就是那种用胶水和纸张装订的产物，你看的时候要用手去翻页（如果胶水粘力不强或时间一长，书页就会掉出来）。２００２年初，一篇由阿瑟·克拉克写的散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它只在互联网上发表。那散文很短（我第一次读的感受就像是亲吻自己的姐姐），而我的故事完成后却相当长，苏珊·莫尔多，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编辑（也是《X －档案》的影迷，我称她为“代理人莫尔多” ① 你想得出是什么意思），在我以前的代理人拉尔法·维西那扎的提醒下，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电子出版物市场试试水。我就把《惊魂过山车》发给她，我、苏珊和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共同书写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小篇章——— 几十万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个故事。最后一算，我赚了一笔令人尴尬的小钱（说赚了一笔小钱是假话，我一点也没觉得尴尬）。连有声读物的版权都让我赚了十多万美元，一个令人好笑的大价钱。我在这里吹牛吗？吹得天花乱坠吗？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要告诉你，《惊魂过山车》的确让我感到惊喜。通常情况下，在富丽堂皇的机场候机厅等飞机时，那些忙着打电话或在柜台前买东西的旅客都没有认出我，这对我来讲很好。不时有一两个旅客过来请我在鸡尾酒餐巾上为他们的妻子签字，而衣着得体、提着公文包的妻子常常告诉我她读过我所有的书。另一方面，那些旅客也会让我知道因为太忙，他们自己一本也没有读过，还问我是否读过《成功要人的七个习惯》、《谁动了我的奶酪》、《杰贝兹的祈祷者》等等。我赶紧闪开，我年纪大了，今后四年里可能会得心脏病，可我现在不想让自己受刺激，要保证自己老时能很好地领养老金。《惊魂过山车》作为电子书出版后（封面、斯克里伯纳出版社① 原文为Agent Moldow ，《X －档案》中男主角也被称为Agent Moldow ，意为莫尔多探员。——— 译注的版本记录等都有），情况就变得大不一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被人围住，在波士顿火车站候车厅被人围住，也曾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并挡住问这问那。这样的情况持续一小段时间后，我就拒绝在一个令人心神疲惫的、一天播出三次的脱口秀中露面了（我一直在等待，想上杰里·斯普林的节目，但他从未邀请我）。我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纽约时报》的作者权威地预测，并相当仔细地觉察到《惊魂过山车》的后继者《魔藤》的失败。我的天，我还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我无意中变成了显要人物。是什么让我感到发疯？是什么让这巨大的名利变得毫无意义？那就是为什么没人关心故事本身？该死的是甚至没有人提到故事的内容。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故事吗？是相当好的故事，如果我自己确实这么说过，那事情就变得简单而有趣，让作品自己说话吧。就我而言，如果小说能让你关掉电视去读它（或是本书中的任何一篇小说能让你关掉电视），它就算是完全成功了。但是《惊魂过山车》之后，有关的人想知道的都是“卖得如何？情况如何？” 。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才不在乎它在市场上的反响，我所关心的是它在读者心中的反应如何。是成功还是失败？能触动读者的神经吗？能让他们因恐惧而兴奋吗？这是这个鬼故事存在的真正原因。我渐渐意识到我正看到创作衰落的另一个例子，另一种艺术在前进中所迈出的一步其实最终都将走向毁灭。只是因为你用了另一种方式进入市场而能出现在主流杂志的封面上，这本身就是不正常和衰退的表现。还有更不正常的是，我发现那些读者对小说的电子包装比对小说本身的内容感兴趣得多。我想不想知道多少下载了《惊魂过山车》的读者读了它？我不想，我认为如果知道了我会非常失望。电子出版也许是未来的趋势，也许不是，对此我一点也不关心，真的。对我来讲，走这条路线只是因为要用另一种方式让我自己完全投入到故事创作的过程中去，然后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我的作品。这本书可能最终会在畅销书排行榜中待上一段时间。我一直很幸运能做到这一点。但你看到它在榜上时，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在过去，有多少其他短篇小说集能上畅销书排行榜？预计出版社多长时间出一本那种并不十分引起读者兴趣的书？对我来说，在一个寒夜冲上一杯热茶听着风在屋外呼啸，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一口气看完一个精彩的故事，没有比这更有乐趣的了。创作这些小说并没有这样的乐趣，本集中我只能想起两篇———《宠物理论》和以此为书名的《世事无常》，就它们的篇幅和较好的故事内容来说，我在写作时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我仍一直成功地保持着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要求的，因为我在一年内总得写一两篇，不是为了钱，甚至不完全是为了爱好，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偿债行为。因为如果要写短篇小说，你就要考虑到写作之外的东西，这不像骑自行车，更像是在健身馆里锻炼：你的选择只有练还是不练。看着这些短篇小说被收集在此书中，我感到莫大的快乐，我希望也能给你带去快乐。你可以通过我的网站（www畅stephenking畅com）告诉我你的感想，也可以为我做点事（也为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这些故事不错，就去买其他的短篇故事集，例如马修·卡兰的《山姆猫》或是朗·卡尔森的《伊甸旅馆》。在众多优秀的作家中只有这两位的短篇小说写得好。尽管现在正式进入２１世纪了，可他们仍用同样古老的方式来创作。如果你觉得要支持他们，那么最好的支持方式也没有改变多少：阅读他们的小说。我想要感谢几个已经读过这些小说的人：《纽约客》杂志的比尔·布福得、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苏珊·莫多尔、在这几年中编辑了我大量作品的唐克·威里尔、法尔法·威西那扎、阿瑟·格林尼、哥登·凡·戈尔得、《奇幻和科幻小说》杂志的爱德·冯曼、《骑士》杂志的耐依·威尔登，最后是罗伯特·罗德斯，他在１９６８年就采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还有最重要的人物——— 我妻子塔比莎，她一直是我忠实的读者，还要感谢那些曾经和正在为使短篇小说不致沦为一种失去的艺术而工作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个。通过购买短篇小说的书刊（以此资助）并阅读它们，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忠实的读者，你们才是最要感谢的人，你们总是在支持我。斯蒂芬·金　班格，缅因州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四号验尸间这一刻如此黑暗，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想自己仍在昏迷之中，接着我渐渐意识到，失去知觉的人在黑暗中是没有运动感的，可我却感到微弱而有节奏的声音伴随着我，这种声音只可能从吱吱作响的小轮子上传出，而且我从头到脚都有触觉。我能闻到气味，可能是橡胶或树脂的气味。我没有失去知觉，并且有种很那个的感觉，很什么？很真实的感觉，因为是梦。我这是怎么啦？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那吱吱作响的轮子不再发出单调的节奏，我也停了下来，我周围一阵劈劈噗噗的声音从橡胶味的东西上传出来。一个声音： “他们说的是哪一间？”一会儿后，另一个声音： “我记得是４号，对，４号。”我们又开始移动，比先前更慢了。我现在能听到微弱的脚步声，也许是穿着软底鞋的脚步声。说话的人就是走路的人，他们又停了下来，在吱的一声后又砰的一声，我想这是充气铰链门被打开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我喊了出来，但这喊叫只是在我的脑袋里，我的唇动不了。我能感觉到嘴唇和舌头的存在，而舌头像只受惊的鼹鼠伏在口腔底部，可是我就是动不了它。我躺着的东西又开始移动，是移动的床吗？是的，换而言之就是轮床，我对这东西有一定的了解，很久以前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愚蠢的亚洲冒险——— 越战中见过，我突然悟出自己在医院里———我发生了不幸的事，就像２３年前那场差点要了我命的爆炸——— 还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术。对这个念头，我头脑里有很多解释，但我没有什么部位受伤，很多部位都有感觉。除了对这突发的事件有点不知所措外，我感觉良好。如果这些男性工作人员正把我推到手术室里，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我不能说话？第三个声音： “这里，小伙子们。”轮床转了个方向被继续往前推着。有个问题令我百思不解，我到底怎么啦？我问自己：不是想知道你是谁吗？至少这是我能想到的事。我确实想起自己的身份了：我是霍华德·考特雷尔，是股票经济人，同事们叫我征服者霍华德。第二个声音（就在我头上发出）： “医师，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第四个声音（女性的，很冷漠）： “受到你的恭维总是让人很高兴，拉斯蒂。麻烦你动作快点，保姆希望我在７点之前能回去，她已经答应和她的父母一起吃晚饭。”７点前回去？那现在应该还是下午，也许是早晨。但这里一片漆黑，像你的礼帽一样漆黑，像土拨鼠的屁股一样漆黑，像波斯的午夜一样漆黑，发生了什么事？来医院之前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没带手机？因为是星期六，一个遥远的声音在低语，你在，你在…呼的一声，这是我喜欢的声音，是我多多少少为之而活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当然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挥杆声，把球击离球座后，我站在那里看着小球飞向蓝天…我的肩膀、小腿被人抓住抬了起来，这让我大吃一惊，想要大叫出来。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或许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声音，比我身下轮子发出的吱吱声还小得多，或许甚至根本没有发出，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在黑色袋子里的我在空中被晃荡着。喂，别把我丢下去，我的背有伤，我想对他们说，可是我的嘴唇和牙齿还是没有动；舌头仍旧躺在我的口腔底部位，这只鼹鼠也许不是昏过去了而是死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他们把我放下时我的舌头向后堵住气管该怎么办？我就不能呼吸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某人“吞下了他的舌头” ，不是吗？这想法使我从害怕转为恐惧。第二个声音（拉斯蒂）： “医师，你会喜欢这个的，他像米歇尔·博尔顿。”女性的声音： “那是什么人？”第三个声音，听起来像年轻人，顶多２０出头， “是个想要变成黑人的白人酒吧歌手，我认为他不像。”大家都笑起来，女性的声音也笑了起来（带着点怀疑）。我被放到了感觉是铺着软垫的台面上，拉斯蒂开始讲些新的笑话，讲单口相声似乎是他的例行公事。可我听他讲笑话所产生的一点高兴全都消失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中。如果我的舌头堵住了气管，我就不能呼吸了。这就是刚闪过我脑海的念头。如果现在不能呼吸怎么办？如果我死了怎么办？要是死亡就像这样我该怎么办？只好适应，适应这里可怕却能防病的温暖舒适的环境。那黑暗，那橡胶味。我现在知道自己是征服者霍华德，非同寻常的股票经纪人，德比市乡村俱乐部里难伺候的主，高尔夫球场上第１９洞的常客。但１９７１年在湄公河三角洲，我是医疗救助队的一员，一个受惊的年轻人，有时会梦见家里的小狗而哭着醒来。我一下子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这种气味。上帝，我躺在尸袋里！第一个声音： “医师，在这里签字吧？记住用力些，一式三份。”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我想像第一个声音的发出者对着女医师，托着一个笔记板。噢，耶稣，别让我死，我想喊，但却没有声音发出。我在呼吸呢不是吗？我是说我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但我的肺好像没问题，我的肺不像在潜入深水中时那样悸动和压迫，所以我一定没问题，对吗？除非你死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喃喃说，你的肺不再需要空气，是吗？不需要，因为死人的肺不需要呼吸了，死人的肺只是一种别紧张。拉斯蒂： “下周六晚上干什么呢？医师？”但如果我死了，怎么感觉得到？我怎么能嗅到装我的袋子的气味？我怎么能听得到这些声音？那医师说下周六晚上她打算给她家那只叫拉斯蒂的狗洗澡，说得多妙啊。大家都笑了起来。如果我死了，为什么我的意识还没有消失，或像人们在电视脱口秀《欧普拉》中谈到的那样被罩在白光中？随着一道粗涩的撕扯声，我一下子就暴露在白光中，令人目眩，像冬日里的阳光穿过一帘厚厚的云层，我想要眯起眼遮住强光，但动不了，我的眼皮如同卷轴坏了的百叶窗。一张脸凑到我的上方，挡住了部分强光，这强光不是来自天窗而是来自天花板上的一排日光灯。这是一张年轻的脸，按常规来看是一张２５岁左右的英俊的脸。他看起来像电视剧《海滩救生员》或《梅尔罗兹广场》中的海滩帅哥，不过他更书卷气。在漫不经心戴着的外科医生浅绿色帽子下面，是一头暗黑的头发，眼睛是深蓝色的，是那种女孩为之疯狂的眼睛；灰色的雀斑长到了颧骨那里。他也穿着大褂。“嘿！哇！” 他叫了起来，这是第三个声音， “这家伙看起来像米歇尔·博尔顿！只是老了点，也许” 他靠得更近了。绿色大褂的一条绑带垂到我前额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像，嘿，米歇尔，唱歌啊。”救我！我是想要唱出来的，但是，我只能用死人般不能动弹的目光盯着他那深蓝色的眼睛。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死人，如果是，我是怎么死的？在心脏停止跳动后每个人都要经历什么场景？如果我仍活着，当光照到我的瞳孔时，它们会收缩，他怎么没看见？我知道为什么或者我想是这样：我的瞳孔不收缩，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光灯的强光照进来时，眼睛这么痛。那绑带像根羽毛似的，轻轻搔过我的额头。救我！我冲着《海滩救生员》中的海滩帅哥喊。他可能只是实习医生，也许只是医科学校的小鬼，请救救我！我的嘴唇甚至连抖都不抖。那张脸退回去了，绑带也不搔我的头了，只剩下白光不断地从我无法旁顾的眼睛穿入脑海中，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是一种强奸。如果我一直长时间盯着日光灯，我一定会瞎掉的，但瞎了将会是一种解脱。啪！高尔夫球杆击球的声音，但这次却不那么响。球杆的感觉不妙，小球飞起，却偏离了方向，偏离了偏向…妈的！我还在打球呢。此时，另一张脸进入了我的视野，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的大褂而不是绿色的，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像拖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低智商。他一定是拉斯蒂，面带无言的傻笑，在我看来像高中生那样的傻笑，是那种小孩的傻笑，在他们不是用来干活的二头肌上纹着“天生就能扯断奶罩” 的刺青。“米歇尔！” 拉斯蒂大声叫唤， “啧啧，您看来不错！真是荣幸啊，为我们唱唱歌，大腕，唱到你他妈的死为止。”从我身后某处传来医师的声音，冷酷但不像先前那样假装对这些丑角的表演发笑了。“够了，拉斯蒂。” 接着从偏一点的方向再传来她的声音： “怎么回事，迈克？”迈克的声音是第一个声音——— 拉斯蒂的同伙。和一个长大后想成为安德鲁·戴斯克雷的家伙一起工作，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尴尬。“在德里高尔夫球场的第１４洞边发现他，偏离了球路，实际上还没有打完球。如果不是一个４人对抗赛正在进行，如果那些参赛者没有发现他的一只脚露在灌木丛外面，他现在可能被蚂蚁吃了。”我脑袋里听到那声音——— 啪——— 只有这次从我脑里传出另一个淡淡惊喜的声音：我高尔夫球杆扫过时，灌木沙沙作响。可能是第１４洞的位置，据说那里有野葛① ，野葛和…拉斯蒂低头瞪着我，表情愚蠢而热切，并不是我的死让他感兴趣，而是我长得像米歇尔·博尔顿。哦，对了，我知道了，这些玩笑不可对某些女性开，否则很快就不好笑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唉…“主治医生是卡萨廉吗？” 女医师问。“不。” 迈克说。他低头看了我一会儿，他比拉斯蒂至少大１０岁。黑色的头发中夹着几缕灰白色的头发，戴着眼镜。怎么没有一个人看出我没死呢？ “其实是参加４人对抗赛的一个医生发现了他，第一页上有他的签字，要看看吗？”一阵翻阅纸张的声音后， “天哪，詹宁斯，我认识他，诺亚方舟在阿勒山着陆后，他把肉体给了诺亚。”拉斯蒂好像不是在说笑话，但他发出的笑声却直冲到我脸上。① 一种北美攀爬植物，皮肤接触到这种植物后，接触点会很疼。我能闻到他呼吸中的洋葱味，我一定在呼吸我一定在呼吸，对吗？只要———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时，拉斯蒂弯得更下来了，我感觉非常有希望被发现我没有死。他见到了某些活着的迹象。他看到了并想给我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上帝保佑你，拉斯蒂，上帝保佑你和你那洋葱味！但他愚蠢的傻笑仍没变。他并没有把嘴对着我的嘴，而是用手揽住我的下腭，接着用拇指紧扣住我下巴的一边，其余的手指扣住下巴另一边。“他还活着！” 拉斯蒂大喊大叫， “他还活着，他将向米歇尔·博尔顿歌迷俱乐部４号房间的人唱歌！”他的手指抓得更紧了——— 痛感从我奴佛卡因麻醉似的状态中传出来——— 并开始上下掰动我的下腭。我的牙齿咔哒、咔哒地响起来。“如果她讨厌，他却看不见。” 他用令人讨厌的不成调的声音唱着，这样的歌声可能会使帕西·斯兰杰的头炸开。“她不再” 在他的手粗鲁地掰动下我的嘴开开合合。我的舌头起起落落，像条趴在动荡的水床上面的死狗。“住手！” 女医师喝住他。她真的被激怒了。拉斯蒂也许感觉到了，但并没有停下而是幸灾乐祸地继续着，他的手指现在掐入我的脸颊中。我不能动弹的双眼茫然地向上看着。“如果她让他他会背弃好友。” 他继续唱。她站在那里，穿着绿色的长大衣，绑在喉部向后的帽子垂着，像鲑鱼小子的墨西哥帽，棕色肤色，一张漂亮的脸，但严格来说是有风韵而不是漂亮。她用一只剪短了指甲的手抓住拉斯蒂，把他从我旁边拉开。“喂！” 拉斯蒂感到愤怒，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你先把手从他身上拿开！” 她说，声音里确实含着愤怒。“拉斯蒂，我对你这种低级的小聪明感到厌烦，下次你再这样，我就向院里汇报。”“喂喂，大家冷静下来！” 医师的助手——— 海湾救生员帅哥说。他的声音有警告的意思，好像认为拉斯蒂和他的上司会在这里打起来似的。“我们就此打住。”“为什么她像婊子一样对我？” 拉斯蒂说，他仍想做出愤怒的样子，但实际上是在发牢骚。接着，从稍微不同的方向又传来拉斯蒂的声音： “为什么你像婊子一样对我？你来例假了吗？”医师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讨厌他： “叫他出去！”迈克： “来吧，拉斯蒂，让我们去查记录。”拉斯蒂： “好，去吸些新鲜空气。”对我来讲像在听广播。他们的脚步声朝门口走去。拉斯蒂仍充满愤懑和伤心，问她为什么不戴个情绪环或其他东西，让人们都知道她心情不好。软鞋底吱吱地踩着地砖，突然这声音被我挥动高尔夫杆的声音代替了，敲打着灌木丛寻找我的球，在哪里呢？一定在附近，我肯定。一定在附近，天啊，我讨厌第１４洞，听说那里有野葛，全在这灌木丛里，所以很容易被…有东西咬我，是不是？是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咬了，在左小腿白色运动袜上面。我感到一阵针扎进去似的热辣辣的痛，先是集中在这点，然后扩散开…接着就昏天暗地，直到躺在轮床上，舒舒服服地躺在拉链封住的尸袋里，听到迈克和拉斯蒂的声音（ “他们说的是哪一间？”“我记得是４号，对，４号。”）。我想可能是某种蛇，因为我在找球时就这么想，也可能是一种虫子。我只能回忆起一种线状的疼痛，而这有用吗？重要的是我仍活着，而他们却都不知道。当然首先是我运气不好——— 我认识詹宁斯医生，记得在穿过他们的４人对抗赛打第１１洞时，我还和他说话呢。一个相当好的人，但心不在焉，是老古董。那老古董已经宣告我死了。随后拉斯蒂用他那蠢笨的绿眼睛和那像不良少年般的傻笑也宣布我死了。那女医师，鲑鱼夫人还没看我，没正眼看过我。她看了之后也许…“我讨厌那蠢货。” 门关上后她说。现在就我们３个了。当然鲑鱼夫人只认为是他们２个。“彼得，为什么我总和这些蠢货合不来？”“我不知道，” 梅尔罗兹广场先生说， “但拉斯蒂是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即使是在著名蠢货年谱上，他也是个死脑筋。”她笑了，有东西发出了丁当声。那是不锈钢手术刀具碰撞产生的。这把我吓坏了。他们走开了，只剩下了我，尽管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准备做什么：验尸！他们要剖开我！他们要取出霍华德·考特雷尔的心脏，看看它是否中毒或是心脏破裂。我的腿！我在心里尖叫，看看我的左腿，问题在那里，不是我的心脏！也许我现在能动弹一些了。我现在勉强能看见一个不锈钢器具，看起来像一副巨大的牙科设备，除了那东西的底端不是钻子外。是电锯！在脑中所藏的某些微小的知识，只有在你遇到危险而需要时才出现，我曾在电视上见过它的名字，叫“吉割利锯” 。他们用它来切开你的头骨顶部，但先要把你的脸蒙住，像万圣节中孩子们的面具。当然还要剃去所有头发。然后他们就取下你的脑组织。喀哒、喀哒、咔当，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咔当一声，非常响，吓我一跳，如果我能跳的话。“你要做心囊解剖吗？” 她问。彼得感到好奇： “你要我做吗？”鲑鱼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像是给人帮助和任务的人：“对，我想。”“好吧，” 他说， “你会帮我吗？”“我是你可靠的副驾驶员。” 她笑着说，特地拿剪刀发出嚓嚓的声音来助兴。此时，我脑中的痛苦和惊慌像一群被关在阁楼里的惊鸟。越南已经离我很远了，在那里我也见过五六次战地验尸，那时医生称之为“帐篷验尸秀” 。我知道鲑鱼和帅哥想干什么。剪刀的刀锋又长又利，非常利，还有巨大的指洞，要有足够的力气才能用起来。剪刀的尖端可以像切黄油般滑进内脏，然后喀嚓，向上穿过胃部神经束，剪入上面的肌肉和肌腱，再剪到胸骨的位置。在沉重的吱嘎声后，剪刀合起来了，胸骨就被剪开了。原来由骨结连在一起的肋骨被分开，像两排枪管似的。这之后再用像超市里屠夫用来剪家禽的大剪刀——— 喀嚓、嘎吱，喀嚓、嘎吱，分开骨头，剪断肌肉，取出连着气管的肺，把我征服者霍华德变成没人吃的感恩节大餐。一阵细小连续的呜呜声——— 听起来确实像牙医的电钻。彼得： “我能——— “鲑鱼医师的声音其实还带点母性： “不，是这样。” 咔嚓、咔嚓地示范给他看。他们不能这么干！我想，不能把我切开，我还有感觉！“为什么？” 他问。“因为那是我要的方法。” 她说，声音里的母性少了很多。“当你能自己干时，小彼得，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但在凯蒂·亚伦的验尸间里，你就得从剪心囊开始。”验尸间！这下完了。我全身要起鸡皮疙瘩了，可是当然不会起。我的肉平滑如故。“记住，” 亚伦医师说（她实际上是在讲课）， “任何傻瓜都能学会用挤奶机但手挤仍是最好的。” 她的声调里有某种暗示。“行吗？”“行。” 他说。他们要开始干了。我必须发出点声响或做出动作，否则就真的开始了。如果第一剪下去有血流出来或喷出来，他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但那时很可能就太晚了。第一下咔嚓嘎吱后，我的肋骨会靠在我的上臂上，我的心脏在冰凉雪白的日光灯下，在血淋淋的心囊里狂乱地跳动。我集中注意力于我的胸膛，我推，想要终于！响声！我发出了响声！几乎是在靠近我嘴唇那里，但我也能听见，并感觉到那响声在我的鼻子里——— 一声低哼。集中意识，使出所有力气，我又哼了一下，这次声响稍大一些，从我的鼻孔里泄出来，像吸烟时释放出来的烟，呃这使我想起很久前看过的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剧，剧中约瑟夫·康特在一次车祸中瘫痪了，最终以流了一滴泪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如果没有其他的，这蚊子般微弱的哼声已证明我仍活着，我并不是雕像般的死尸里的游魂。集中所有的意志，我可以感觉到鼻子里的呼吸，气一直到喉咙里，不只是呼吸，我现在要深呼吸，再把气送出来，比我少年时在雷穆建筑公司打工时还要努力，要比我此生中的任何工作都努力，因为此时我是为我的生命而工作。他们必须听到我的声音，主耶稣，他们必须听到！哼———“你要来点音乐吗？” 那女医师问， “我有玛蒂·斯图亚特的，托尼·本尼特的——— “他的回答声令人失望，我几乎听不到，他没有立刻明白她所说的，这对我也许是个侥幸。“好吧，” 她笑了起来， “我也有滚石乐队的。”“你？”“我，我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古板，彼得。”“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有点不好意思。听着！我在心里尖叫而我的双眼仍盯着那冰冷的白光，别像鹊儿那样叽叽喳喳的，听我说！我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空气渗入我的喉咙，并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都将过去。但这个念头只在我脑海里微微一闪。也许我正开始恢复，但很快我就没有机会选择复原了。我所有的能量要用于让他们听见我，这次他们一定听得见，我肯定。“那么就听滚石吧，” 她说， “除非你要我跑出去买一盘米歇尔·博尔顿的唱片来纪念你的第一次心囊解剖。”“哦，不用！” 他叫道，然后他们开始大笑。我开始发出声音了，这次更大，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大，但也够了，可以肯定是够大了。他们会听见的，他们一定会。就在我开始迫使声音像快速固化的液体那样冲出我的鼻子时，房间里却充满了低音吉他的弹奏声，米克·吉格的声音从墙上蹦出来： “啊——— 不，只是摇滚，我喜欢““拒绝它。” 鲑鱼医师唱道，非常大声。在这些噪音中我的鼻音拼命从鼻孔里哼出，比玻璃作坊里吹玻璃的声音大不了多少。此时她低头看我。看到她戴着派雷克西护眼罩和金属网面罩时，我感到了新的恐惧。她回头对彼得说： “我帮你把他的衣裤脱了。” 她转过头来朝着我，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解剖刀，在充满滚石乐队的吉他声中弯下腰来。我拼命地哼着，但没有用，甚至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解剖刀比划着，扎了下去。我在脑海里尖叫起来，但却没感到痛，只有我的POLO 牌衬衣分成两半，散落在两侧。待会儿彼得在活人身上一知半解地做完他第一次心囊解剖之后，我的肋骨架也就像这样了。我被托起，头向后垂。过了一会儿，我倒着看到彼得戴着派雷克西护眼罩站在钢柜旁边，清点着一排可怕的刀具，这其中主要是超大型的剪刀。我刚好瞥见了，刀锋白晃晃的，像冷酷无情的绸缎。接着我又被放平，而我的衬衣已被剥去，现在我腰部以上裸露着，房间里很冷。看着我的胸膛！我冲她大喊。你会看到它在起伏，无论我的呼吸多么微弱！你这该死的专家，看在基督的份儿上。她并没下手，而是转头看，提高了嗓门压过音乐。（ “我喜欢它，我喜欢它，对，我喜欢。” 滚石乐队唱着。我想我会在地狱的大厅里听到鼻音白痴合唱，永远听着） “你选什么？平脚裤还是三角裤？”我又惊又怒，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当然是平脚裤。” 他回答， “看看那家伙，就知道了。”混蛋！我想骂人，你以为每个年过４０的人都穿平脚裤？你可能想你过了４０就———她扯开我的沙滩裤，拉下拉链。在其他环境里让一个漂亮女人（严格说不算，但仍可以称得上漂亮）这么做，我会乐坏的，可是今天———“你输了，小彼得。” 她说， “三角裤，掏钱吧。”“发薪水那天吧。” 他说着走过来，把脸凑到她的脸旁边，一起透过派雷克西面罩看着我，像一对外星人审视被绑架的地球人。我想使他们看我的眼睛，使他们看到我正在看他们，但这两个傻瓜却看着我的内裤。“噢，红色的，” 彼得说， “男女通用。”“我更喜欢说是紫红色的。” 她说， “替我抬起来，彼得，他有１吨重，难怪心脏病发作，这也给你一个教训。”我的体形正常！我冲她嚷，可能比你的体形还好！婊子！我的臂部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提起，我的背发出吧嗒的脆响，这声音使我吓一跳。“对不起了，老兄。” 彼得说。我的短裤和内裤被扯下去后，我感到更冷了。“提——— 啊——— 一次，” 她说着提起我的一只脚， “提——— 啊——— 两次。” 提起我的另一只脚， “脱了平底鞋，脱了袜子——— “她突然停了下来。这又一次给了我希望。“嘿，彼得。”“什么？”“男人们通常都穿沙滩裤和平底鞋打高尔夫球吗？”她身后（那是惟一的声源，可实际上声音是环绕着我们的），滚石乐队已经转到唱《情感的挽救》。“穿着闪亮的盔甲，我将是你的骑士” 米克·杰格唱着。我想到米克皮包骨的屁股后面塞着三排重磅炸弹跳舞而我却没有骑士救助时是多么令人讨厌啊！“如果你问我，我说这家伙就是自找麻烦。” 她接着说。“我想他们穿一种特殊的鞋子，非常专业，但非常难看。鞋底有小结——— ““对，但并不是非穿不可。” 彼得说，他伸出带着手套的双手在我脸上方，合在一起，把手指后压。当指关节吧嗒吧嗒响时，滑石粉像大雪般纷纷落下。“至少现在不是。不像保龄球鞋，如果你打保龄球时没穿保龄球鞋，他们就把你送到州监狱。”“真的吗？”“真的。”“你要做全身检查吗？”不！我尖叫起来，不，他只是个小鬼，你要干什么？他看着她，似乎脑子里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呃——— 不大合适，好吧，凯蒂，我是说“当他说着这些话时，她故作诙谐地审视这个房间。我开始感到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无论严不严重，我认为鲑鱼，也就是凯蒂·亚伦医生，已经为有着深蓝眼睛的彼得燃起了强烈的性欲。天啊，他们把瘫倒的我从高尔夫球场拉进了医院的恋爱剧里！这个星期的陪衬情节的标题是：爱在４号验尸间盛开。“啧，” 她故意自言自语地说， “除了你我，这里没有什么其他人了。”“那磁带——— ““还没开始录呢！” 她说， “开始录之后，我会在你身边指导每一步大家将知道的就这些。我多半只想抛开那些图表和幻灯片。如果你确实觉得尴尬——— “对！我用无法动弹的嘴朝他大喊：觉得尴尬，非常尴尬，太尴尬了！但至多２４岁的他，想对这站在一起、用一种寓意复杂的方式干扰自己的、漂亮严肃的女医生说什么？不，妈妈，我害怕？何况，他想做。我能看见那种欲望涌动跳跃着透过眼罩，像一群愤怒的庞克摇滚爱好者，跳跃着涌向滚石乐队。“嘿，只要你罩着我，如果——— ““当然，” 她说， “有时你要亲自体验一下。彼得，如果你真的要我帮助，我可以倒磁带。”“你能那样做吗？”她微微一笑，用德国腔说： “在４号验尸室我们有许多秘密，我的先生。”“我肯定你会的。” 他说，报以微笑，接着走出我无法移动的视野。当他的手又出现时，手里缠着一个麦克风，连着一根黑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看起来像个钢铁耳饰，看着它吊在那，使我感觉不像起先那样恐惧了。他们肯定不是真的想把我切开，对吗？彼得是生手，但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一定会看见有什么东西在我找球的时候咬过我的痕迹，而他们至少会怀疑，他们必须怀疑。我仍看见那剪刀闪着残酷而柔滑的光——— 像一只杀气逼人的家禽剪。我想知道，当他们把我的心从胸腔内掏出来，拿着它，滴着血，在我无法动弹的目光里晃一晃，再扑通一声放在天平的秤盘上时，我是否还活着？我想我大概还能活，确实能活下来。不是说心脏停止跳动后大脑还能维持三分钟的意识吗？“准备好了，医师。” 彼得说，此时他的声音恢复了正经，磁带正在某处转动。验尸程序开始。“我们把这块煎饼翻过来。” 她欢快地说。我就这么被飞快地翻了过去。我的右臂摔向一边，然后又砰地一声落到台边，二头肌撞在突出的金属边上，很痛，只是短时间的剧痛，我并不在意。我希望那金属边撞破了皮肤，希望流血。这是那些真正的尸体所不能做到的。“摆这边。” 亚伦医师说。她抬起我的右臂在我身边重重地放下。我这时才注意到鼻子受难了。鼻子重重地砸在验尸台上。我的肺第一次发出痛苦的信息——— 一种漫无边际的压迫感。我的嘴是闭着的，鼻子被压得有点不能呼吸（我说不出有多大程度不能，甚至感觉不到在呼吸，真是这样）。如果我就这样窒息而死，怎么办？另一件事让我的注意力完全离开了鼻子。一个巨大的如玻璃球棒的物体粗鲁地顶进我的直肠。我再次尖叫起来，可是我只能发出微弱可怜的哼声。“插入体温计。” 彼得说， “我已经设置好定时器了。”“好主意。” 她给他腾出空间，让他试操作，让他用我试刀。音乐稍微减低了音量。“对象是白种人，年龄４４，” 彼得对着麦克风说，他是为后人记录， “他的名字是霍华德·朗多夫·考特雷尔，住在德里月桂冠巷１５６６号。”亚伦医师在不远处说： “玛丽密德。”彼得顿了一下接着说，声音有点兴奋： “亚伦医师告诉我，对象实际上是住在玛丽密德，已从德里划分出去——— ““彼得，够了，别上历史课。”老天，他们把什么插入我的肛门？是某种牲口用体温计？我想如果再长点就是了。我能感触到顶端是泡状的。他不会用些润滑油吗？但为什么要用呢？我根本是死人啊。死人。“对不起。” 彼得说。他神情紧张地寻找感觉，最终镇定下来。“本信息来自救护表，原先是从缅因州驾驶执照中收集到的。确诊医生是，呃法兰克·詹宁斯，对象在现场就被确诊死亡。”现在我希望鼻子流血，快，我请求鼻子流血，别只是流，喷出来。鼻子无动于衷。“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彼得说。手轻轻地从我裸露的背部拂到我的股间。我祈祷他能拔出那体温计，但没有。“脊椎完整，没有可疑现象。”可疑现象？可疑现象？他妈的把我看成什么了，诱蚊灯吗？他抬起我的头，把手指垫在我的颧骨上。我拼命地哼着，哼——— 知道在凯恩·理查德尖锐的吉他声里他不可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我希望他能感觉到我鼻道中有声音震动。他没有感觉到，反而把我的头扭到一边。“颈部在外观上没有受伤，不僵硬。” 他记录道。我只希望他把我的头扔下，使我的脸啪地砸在验尸台上，这会使我的鼻子流血，除非我真的死了。但是他却温柔体贴地把我的头放下，鼻尖又一次被压住，再次使我有窒息而亡的明显可能。“背部和臀部没有明显的伤。” 他说， “尽管大腿上有个明显的旧疤痕，看起来像某种伤，也许是榴弹片造成的，是个难看的疤。”是难看，是榴弹片造成的。在那场战争快结束时，一发迫击炮落到了供给区，造成两个死亡；还有一个人，就是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大腿正面和更敏感的部位还有难看得多的伤痕，但所有器官都能正常直到现在。起初在这个疤痕向左６毫米的地方，医生提供了一个手泵和二氧化碳罐供亲热时用。他终于拔出了体温计，噢，老天，终于松了一口气。我看见他拿着体温计的影子映在墙上。“３４畅６度。” 他说， “啧，不算太糟糕，这家伙可能还没死，凯蒂亚伦医师。”“别忘了是在哪里发现他的。” 她在房间的另一头说。他们正在听的磁带处于停顿处，使我能清楚地听到她以讲课式的声音说：“高尔夫球场夏天的下午，如果你读到３７度，我都不奇怪。”“对对，” 他附和着，听起来像是在纠错，接着又说， “这些在磁带上听起来很好笑吗？” 意思是：在磁带上我听起来很傻吗？“这听起来像在上课，” 她说， “就是这样。”“好，好，太好了。”他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掰开我的臀部，随后一路掰下来，一直到大腿。我此时紧张起来，如果能紧张的话。左腿，我要告诉他：左腿，小彼得，左小腿，看见了吗？他肯定会看见，肯定会，因为我能感到那地方像被蜂蜇一样火辣辣的，或是像被一个笨手笨脚的护士扎了一针，她把注射液打到了肌肉里而不是血管里。“穿短裤打高尔夫球确实是很糟糕的做法，而对象是这个糟糕做法的好榜样。” 他说。我发现自己在希望他是瞎子，妈的，天生的瞎子，这样他就得靠触觉。“我正看见各种虫子咬的伤口，沙虱咬的，抓的““迈克说他们是在草丛区发现他的。” 亚伦回忆，她正劈里啪啦地在记录，听起来好像在餐馆的厨房里而不是在记录档案。“我想他一定是在找球时心脏病发作。”“嗯哼。”“继续，彼得，你做得很好。”我却觉得他所说的很令人怀疑。“好。”他继续查看，动作温柔，也许太温柔了。“在左小腿上有蚊子咬的痕迹，看起来像感染了。” 他说道。尽管他的触摸仍然温柔，但这次伤口却非常痛，如果我能发出比这个低哼声大的声音，我会尖叫起来。我突然想到我的命运可能取决于他们正在听的滚石乐队的磁带的长度。一直就认为它是磁带，而不是能直接放完的光盘。如果在他们剖开我之前它就放完如果在他们中的一个把磁带换一面之前我能哼得够大声使他们听见。“在总体检验后，我还想看看那虫咬的伤口。” 她说， “如果我们对他的心脏判断是正确的，那就不必看了。你要我现在就看吗？你觉得伤口有什么不妥吗？”“不，很清楚是蚊子叮的。” 这个吉佩尔傻瓜说， “伤口肿大四周蔓延，他被叮了５、７、８下，啧啧，单左腿就几乎有一打了。”“他忘了用驱虫剂。”“别说驱虫剂，他连心脏病的药都忘了。” 他说。两人一起欢快地笑起来，验尸室里充满幽默。这次，他独自——— 也许他喜欢用他在健身房练出来的肌肉———把我的身体翻过来，这样他们再也看不见蛇咬的和蚊子叮的伤，伤口被遮住了。彼得向后退，退出了我的视野，我又在盯着那排日光灯。一阵嗡嗡的声响后，验尸台开始倾斜了。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把我剖开时，血就会向下流到在台基部的收集点。当他查看我的脸时，我想聚集所有意志来闭上眼睛，然而连一丝抽搐我都做不到。在周六下午，我要的是打到第１８洞，而不是变成有胸毛的白雪公主躺在这里。我一直在想，当那家禽剪插入我的肉体时感觉将会如何？彼得一只手上拿着笔记板，看完后就放在了一边，然后就对着麦克风说话。他的声音现在低了很多，他已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可怕的误诊，但他却浑然不知，还开始动手了。“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日星期六下午５点４９分，我开始验尸。” 他说。他分开我的唇，查看我的牙齿，像个要买马的人，随后又把我的下颚拉下。“颜色正常。” 他说， “脸颊没有淤斑。” 余音在麦克风淡出时，我听到喀哒一声，他踩了一下脚踏板暂停录音。“老兄，这家伙真的可能活着！”我疯狂地哼着，这时候亚伦医生碰落了什么东西，听起来像便盒落地的声音。“他肯定不想死！” 她笑着说。他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我希望他们得癌症，那种没法治又能拖得很久的癌症！很快地，他就检查到了我的躯干，摸着我的胸部（ “没有淤血和伤肿或心搏停止的外在迹象。” 他说，真他妈的让他大吃一惊），接着就按我的肚子。我打嗝。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微微张开了嘴。我想再次拼命地哼，明知道他在听滚石乐队的《让我动起来》而无法听到，但还是希望他终于愿意看看他面前的对象是否真的死了———“霍伊（霍华德的昵称），你为自己找了个活着的借口。” 亚伦医师说。那婊子在我后面咯咯地笑。“最好谨慎点，彼得，这些尸嗝最能迷惑人的。”他夸张地在鼻子前扇了扇，然后继续检查。他几乎没有碰我的裆部，尽管他说我右大腿背面的疤痕延伸到了前面。我心想：你漏了一处，可能是因为在稍高出你视线的地方。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小帅哥，但你也没有发现我仍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继续对着麦克风念念有词，听起来越来越随意了（实际上听起来有点像小说《昆西》中的杰克·克拉曼）。我知道他的同伴在我后面不远处，这个医疗委员会的盲目乐观的家伙并不认为她得把这段验尸磁带倒回去。除了彼得没发现他的第一个心囊解剖对象是活人之外，这孩子干得不错。最后他说： “我想我已经准备就绪了，医师。” 尽管声音还不那么肯定。她走过来，瞥了我一眼，然后捏了捏彼得的肩膀说： “好吧，开始表演。”我现在想把舌头伸出来，就像天真的孩子做出的粗鲁动作。但这可够难的我好像感觉到嘴深处有微弱的刺痛感，那是从一个大剂量的奴佛卡因麻醉中恢复过来时才感受到的刺痛。我能感觉到抽搐吗？不，那只是一厢情愿。对了，对了，但一个抽搐就意味着一切，我再试一次。还是不能。当彼得拿起剪刀时，滚石乐队正在唱《悬火》。拿面镜子放在我鼻子前面！我冲他们大叫，看看那雾气！你们至少也该试一下！剪，剪，再剪。彼得把剪刀转了个角度，这样光线就照到了刀锋上。我一下子就肯定，真的肯定这个疯狂的哑谜会一直持续到结束。主持人没有限定范围，裁判不会在十回合后结束战斗。我们不会停下来听发起人讲一个字的。小彼得将用那些剪刀插入我的内脏，而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这里，接着他将像打开从豪周饰品店寄来的邮购包裹那样带着惊喜打开我的胸膛。他犹豫地看着亚伦医师。不！我哀号着，我的声音在我的头骨里回荡着，但根本不从我嘴里蹦出来，不，请别！她点点头， “继续，你做得很好！”“呃你要把音乐关掉吗？”对对！把它关掉。“是不是干扰你了？”对，当然干扰他了，他真他妈的完全认为他的病人已经死了。“嗯““好吧。” 她说着从我视野消失了。过了一会儿，米克和凯恩的声音终于消失了。我想发出哼声却发现一个可怕的情况：我现在甚至连哼都哼不出来了，因为我吓傻了！惊吓已锁住了我的声带。当她过来和他一起解剖时，我只能瞪眼。这两个人注视着我，就像送葬者注视着还没覆土的坟墓。“谢谢。” 他说，接着深吸了一口气并拿起剪刀， “开始心囊解剖。”他缓缓地移动剪刀，我看见了！看见了！接着剪刀又从我视野里消失。好一阵子后，我感觉到冰冷的钢具放在了我裸露的上腹上。他疑惑地看着她。“你能肯定你不——— ““你想不想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彼得？” 她带着些粗暴打断他的话。“你知道我想，但——— ““那就动手。”他点点头，抿着嘴。如果我能，我会闭上眼睛，然而我不能。我只能使自己坚强起来面对一两秒后的痛苦，刚强地面对钢剪。“开剪了！” 他说着弯下了腰。“等等！” 她叫了起来。我太阳丛神经下的紧张减缓了点。他惊奇而不解地看着她，也许松了口气——— 关键的时刻被推迟了。我感到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握住了我的阴茎，似乎她想为我进行非同寻常的手淫，和死人的安全性爱。她说： “彼得，你还没有检查这里。”他凑过去，看看她发现了什么——— 我裆部的疤痕，右大腿根部，光滑没有毛孔的碗状疤痕。她的手仍扶着我的阴茎，把它拉起来，这就是她所做的。对她来讲好像是掀起沙发垫让其他人看看她在垫子底下发现了什么宝物——— 硬币，丢失的钱包，也许还有你一直没有找到的樟脑丸——— 但有件事正悄悄发生。亲爱的基督终于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来了。“看。” 她说，手指轻轻划了条记号线一直到我的睾丸。“看看这些线状的疤痕，他的睾丸过去一定肿得像葡萄柚那么大。”“他很幸运没丢掉睾丸。”“你猜对了！” 她又带着点挑逗性地笑了起来。她带着手套的手松开，移到上方把我的阴茎用力压下去，想看清这个部位。她无意中做了你可能得花２５或３０美元特地去做的事，当然是在别的环境里。“我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伤。彼得，把放大镜给我。”“可是不是应该由我““等几秒，他不会跑掉的。” 她说，完全沉浸在她的发现中，手仍然在我阴茎上压着，好像要一直这么压着，它已经有变化了，好像仍在变化。但也许我错了，我一定错了，要不然他应该会看见它的变化，而她应该能感觉到。她弯下腰来，我只能看见她绿色大褂的背部。两条带子从她的帽子上垂下来，像两条古怪的辫子。现在，天哪，我那儿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注意那个向外的辐射状伤疤。” 她说， “是某种炸伤，可能至少有１０年了，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服役记录——— “门猛地被推开，彼得惊叫起来。亚伦医师没有叫，但手却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她紧抓着，就像过去的淘气护士奇幻故事的另一个该死版本。“别动刀！” 有人尖叫着，音调又高又激昂，还带着惊吓，我差点听不出是拉斯蒂。“别动刀，他的高尔夫球袋里有条蛇，还咬了迈克！”他们吃惊地转向他，瞪大眼，张着嘴。她的手仍抓着我，但她根本没意识到，至少从那一刻起；而小彼得也不再注意，他的一只手紧抓在手术大褂的左胸位置，他看起来像一个用尽燃料的抽水机。“什么你说什么” 彼得老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昏过去了！” 拉斯蒂急急忙忙地说， “我猜他会恢复过来，但现在几乎不能说话。棕色小蛇，我从没见过，它跑到装货间下面去了，现在就在下面，但这不重要了。我想它还咬了我们推进来的那家伙，我想哇！医师你想干什么？抚摩他使他苏醒？”她茫然四顾，一开始还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直到意识到自己正抓着一支几乎勃起的阴茎时，才突然尖叫起来，从彼得下垂的、戴着手套的手里夺过剪刀——— 我发现自己又在回忆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古老电视剧了。可怜的约瑟夫·康顿，他只会哭。后　记从我在４号验尸室的经历到现在已经１年半了，尽管瘫痪既顽固又可怕，我总算康复过来了。整整过了１个月，我的手指和脚趾才能活动自如。现在我仍不会弹钢琴，不过我本来就不会。这只是个玩笑，我不会对此道歉。我想，在我遭遇不幸的头３个月里，我能享受的玩笑只能靠微弱却有生命、界于健全和神经破坏之间的身体来体会。除非你真的体验了那种验尸剪的尖头刺入你胃里的感觉，否则你无法体会我所说的。大约在我出事的２个星期后，住在杜蓬特街的一个妇女打电话给德里警察局，抱怨隔壁房子里传出恶臭。那幢房子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叫瓦尔特·柯尔的单身汉的。警察发现房子里没人住，在地下室发现６０多种不同种类的蛇。其中约有一半已经死了——— 饿死和脱水而死，但很多蛇仍非常有生命力，很危险。有几条还是珍稀品种。在咨询蛇类专家后发现其中有一种在中世纪就灭绝了。８月２２日柯尔没去德里社区银行上班，就是我被咬之后两天，我的遭遇被报道之后一天（报纸上的标题是：瘫痪的男人逃过死亡验尸。有一处引用了我的话：我已经“被吓呆了”）。柯尔地下室的蛇展里，每只笼子里都装了一条蛇，除了一个空笼子之外。那个空的笼子没有标记。那条从我高尔夫球杆袋里冒出来的蛇一直没找到（救护人员把球杆袋和我的尸体一起收走，并一直用我的球杆在停车场练习削球）。我血液里的毒素和救护人员迈克·霍普血液里的毒素基本相同，这已被记录但从没进行鉴定。在那年随后的日子里，我翻阅了大量有关蛇类的书籍。据书上记载，至少有一种蛇能使人类全身瘫痪，叫秘鲁树蛇——— 非常危险的毒蛇。人们认为它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灭绝了。杜蓬特街离德里市的高尔夫球场不到１公里。两者之间大多是低矮的灌木和空地。最后要说的是，凯蒂·亚伦和我谈了４个月恋爱，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９５年２月。我们因为相互抱怨对方而分手，原因是在性方面不和谐。除非她戴着橡胶手套，否则我勃不起来。我认为每个恐怖故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必须涉及早逝这个情节，因为似乎只有这个主题能如此广泛地令人生畏。当我还是７岁左右的孩子时，最恐怖的电视节目是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剧。在这些电视剧中，最让人恐怖的——— 我和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是主角约瑟夫·康顿在车祸中受伤，伤得很厉害，人们甚至无法发现他的心跳，就认为他已死了。医生准备给他验尸——— 把他切开，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心里十分害怕，换句话说就是，他害怕得流出了一滴眼泪，以此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这是一个感人的情节，但感人不是我的剧本常备的要素。在构思这个情节时，我用了一种更——— 是否可以说现代——— 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讲述的。最后想说的是关于那条蛇，我不大相信有秘鲁树蛇这样的蛇，但在戴姆·阿格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马普尔小姐号》的一个故事中提到非洲树蛇，我只是很喜欢这个名称（树蛇，不是非洲），就把它用在这里了。黑衣人我现在已经很老了，而这事是我年少时经历的，当时只有九岁。那是１９１４年夏天，美国参加一战的前三年，我哥哥死于我家西边的田地里的第二年。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发生在小溪分叉处的事，也不愿意说至少不想口述。可是，我决定把它写到我床头的笔记本里。我不能长时间写字，因为近来手抖得厉害，而且也几乎没力气写，但我想这不会花太多时间。以后会有人发现我写的东西。我觉得，人类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翻看别人死后留下的日记，所以我肯定我所写的东西会有人去看。我只是怀疑人们是否相信我所写的。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但没关系，我在乎的不是别人相信与否，而是我的情感能得到释放。我发现写作能让我体验自由。我为《卡斯尔罗克号角报》写了２０年“往事迢迢” 专栏，我知道写作有时有一种神奇作用——— 那些事你写出来后就会永远忘却，就像古老的照片长期置于强烈的阳光下，会渐渐褪去色彩，留下一片空白。我祈求那种解脱感。一个９０多岁的人，应该早就把童年的恐惧遗忘了，但我的脆弱却慢慢滋长，像海浪越来越近地舔蚀沙滩上随意堆筑的城堡一样。在我脑中，那张可怕的脸越来越清晰，它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团阴影。昨天做过什么？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我见过谁？我和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和我说过什么？这些全忘了，但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脸却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越来越近。我还记得他所说的每句话。我不愿提起他，可是又忍不住。有时在夜里，我衰老的心脏跳得那么快，那么激烈，我总觉得它会在我胸膛里破裂。于是，我旋开钢笔，强迫年老而颤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这毫无意义的轶事。这日记本是我的一个曾孙女去年送的圣诞礼物，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她的名字，至少无法马上记起，但我知道她是以“S” 开头。现在我要用它把故事写下来，写我如何在１９１４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卡斯特尔溪边遇到了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莫顿镇在那时可不是今天这样，我也无法一下子说清楚那时候的景象。那是没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的世界，那是没有轿车和卡车的世界，那是天空没有被电线割成条状的世界。那时，整个镇没有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商业区，只有考森杂货店、撒特玛车行和五金店，坐落于基督小区的卫理公会教堂，学校，镇政府和近一公里外的哈里饭店——— 我母亲一直用鄙视的口吻称它为“酒馆” 。那时和现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我不敢肯定２０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是否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虽然人们可能会说相信——— 那只是出于对像我这样的老人的礼貌。那时在缅因西部还没有电话，５年后才装了第一部电话，我们家也装了一部。我那时１９岁，在位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读书。在我们所住的城镇里，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还不到１２座，最近的医生住在卡斯科。人们没有邻居（我甚至不敢肯定我们是否知道“邻居” 这个词，尽管我们用动词“相邻” 来描述教会仪式举行地和举行谷仓舞场所的位置），城镇里很少有开阔地，城镇外的房子是农民的，每座都是独立的。从１１月到来年的３月中旬，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有炉火的、被称为家庭的小窝里。我们静静地听着寒风灌进烟囱里的声音，希望不要有人生病、摔断腿或生出一脑子坏主意。４年前的冬天，远在卡斯特尔罗克的一个农民用斧头砍了他的老婆孩子，却在法庭上说自己中邪了。一战前，莫顿大部分地方都是森林和沼泽，那幽深而广阔的地方有很多麋鹿、蚊子、虫蛇和神秘的东西，那年头到处都有鬼。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六。我父亲让我干一大堆家务活，包括原本是哥哥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做的一些家务。丹是被蜜蜂蜇死的，尽管都有一年多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再提这事。去年冬天在教堂的聚会晚餐上，卫理公会教妇女互助会中最老的成员——— 甜甜嬷嬷告诉我母亲，她最喜爱的叔叔在１８７３年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我母亲扇了她一大耳刮子，站起来离开了教堂的地下室。她从此再也不去教堂了，如果再遇到海伦·若比考特（甜甜嬷嬷的真名），她会把她的眼珠都扇出来。她说自己会忍不住。那天我爸爸要我把柴火、豆子、黄瓜、干草从柴房里搬出来，提两罐水放到冰冷的厨房里，尽可能把地下室墙上的旧漆刮下来。他说做完这些事我就可以去钓鱼。如果我不介意自己干这活儿的话，他就去比尔·爱文肖姆家看看奶牛。我说当然不介意。爸爸笑了笑，像是说他对此并不感到非常吃惊。一周前，他给了我一根竹竿，并不是因为我生日或什么的，只是他有时喜欢给我一些东西。我急着想在卡斯特尔溪上试试杆，那是我曾钓过最多鳟鱼的一条溪流。“但你不要在林子里跑太远。” 他告诫我， “不要超过那个分叉处。”“不会的，先生。”“要保证。”“好，我保证，先生。”“现在向你妈妈保证。”我们站在后门的台阶上，我拎着水罐准备去井房提水时，爸爸拦住了我。他让我转过来面向妈妈——— 她正站在大理石的桌台边，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水槽上的窗户撒满整个房间，一缕鬈发横过她前额伸到眉毛上，明亮的光线把她的鬈发染成金色，我记得多清楚啊！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脖子，那一刻我把她看成女人，就像爸爸看她那样。她穿着缀着小小的红玫瑰的便服，正在做面包。康迪·比尔——— 我们家的黑色小苏格兰犬，正机警地站在她脚边，抬头望着她，等待有什么东西落下来。妈妈看着我。“我保证。” 我说。她微笑着。自从爸爸抱着丹从西边地里回来后，她似乎总是做出那种忧虑的微笑。爸爸是抽噎着光着胸脯回来的。他把衬衣盖在了丹肿大的脸上。“我的孩子！” 他一直在哭泣， “噢，看看我的孩子吧，耶稣基督，看看吧！” 这是我惟一一次听到爸爸无助地喊着主的名字。那情景宛如昨天。“你保证什么？加利。” 她问。“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一点儿也不？”“一点儿也不。”她用许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揉面团。面团此时已变光滑了。“我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好，加利，” 她说， “要像记住学校里教的语法规则那样记住这世界的规则。”“是的，夫人。”康迪·比尔在我干活时跟着我，在我大口大口地吃午饭时，它坐在我双腿间，像看我妈妈做面团时那样专注地看着我。可是，我拿着新竹竿和粗糙破旧的鱼篓望着门外时，它却不来了，大声吠了一两下，好像告诉我早点回来，就不动了。“那你就呆在家里。” 我对它说，想假装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康迪·比尔以前总喜欢和我去钓鱼。妈妈走到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凝神看着我，像在看某个遭遇不幸或暴亡的人的相片。“记住你爸爸说的话，加利。”“是的，夫人，我会的。”她挥挥手，我也挥挥手，然后转身走了。阳光刺在我脖子上，又热又痒。走了约一公里，我就进入了树林，重重的树阴挡住了路上的阳光，凉爽的林间充满了枞树的香味。我还听到习习凉风穿过密密树丛的簌簌声。我跟那时别的男孩一样扛着鱼竿走，另一只手提着鱼篓，像提着手提箱或推销员的样品箱。路上静悄悄的。树林中有两条车辙，中间长满了草，如同一条绿色的带子。在林子里大约走了三公里，我开始听见卡斯特尔溪的流水声，想到那斑背白肚的鳟鱼，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似的。溪水流过一座小木桥，陡峭的岸边长满了灌木。我小心翼翼地踩稳脚跟走下去，凉气从溪面缓缓升起，迎面扑来的是像苔藓般清新的气味，仿佛走出夏天回到了阳春３月。我站在水边，先深吸了一口苔藓般清新的空气，看着蜻蜓在盘旋，水蜘蛛在水面滑行。在更远处，我看见一条鳟鱼跃起捕食一只蝴蝶——— 好大一条！可能有一尺长，这才使我想起不只是来这里看风景的。我沿岸顺着溪流往下走，第一次下钩的地方离上游的小桥不远，还能看见小桥。水里有东西扯了我的杆一两下，半只蚯蚓就被咬掉了。九岁的我不够老练，或是鱼儿不够饿，使我无法把握时机，我只好换个地方。在到达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前，我已经换了两三个地方了。溪水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流到卡斯特尔罗克；另一支向东南，流到卡撒卡马克镇。在一条分流上，我钓到了这辈子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用鱼篓上的小尺子量了量，足有一尺半，一条很漂亮的鳟鱼，在那时也算是溪鳟中的极品。如果我认为这一天有这条鱼就足够了，马上回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写这个故事了（我已发现写作的时间要比我想像的长），但我没有就此罢休。看到那条鱼，我没有按爸爸教我的去做，先洗净鱼，把它放在底下铺着干草的鱼篓里，然后用湿草盖上再继续钓——— 我没这么做。九岁的我认为钓到一条一尺半长的鳟鱼非常了不起，尽管我对渔线没有被扯断而感到惊奇，而且我没有用捞网，也不懂如何巧妙地拖上来，只是硬从水里拉出来，划了一条笨拙的弧线把鱼甩向我。１０分钟后，我来到了溪流的分叉处（现在早已不见了，卡斯特尔溪过去的河道上现在是双层公寓和一座区办小学，如果溪还在，一定是暗河）。河水被一块巨大的灰色石头分开，那石头足有我家的茅房那么大。这地方有块令人心旷神怡的平地，长着绿油油的柔软的草，在这里可以俯视爸爸所说的南溪。我蹲着，把渔线投入水中，马上就钓到一条好看的彩虹鳟。没有我刚才钓的大，只有一尺左右，但同样是条好鱼。趁它还活着我把它洗了放入鱼篓，再把渔线投入水里。这次，鱼儿没有立刻咬钩，于是，我向后一靠，仰望着倒映在水面上的那片蓝天。白云从西向东飘过，我想像着它们的形状。我先是想像成独角兽，接着是公鸡，然后变成看起来有点像康迪·比尔的狗。看着看着，我就打瞌睡了。也许睡着了，我不能肯定。我只感觉到渔线被猛地一拉，鱼竿几乎脱手，我醒了过来，发现已是下午了。我坐起来握紧鱼竿，突然发现有东西在我鼻尖上，我定睛一看，是蜜蜂！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吓得快尿裤子了。渔线又一次被拉动了，这次更有力。尽管我一直握住竿的一端，使竿不至于被拉进水里或是脱手，但我并没有用力去拖鱼。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只可怕的、黄黑相间的东西上——— 它把我的鼻尖当成了休息站。我慢慢地伸出下巴，向上吹气，那蜜蜂嗡嗡一下还是停在原处。我又吹，它又嗡嗡现在它停的地方离眼睛太近，无法看清楚它在做什么。可是不难想像，它会把刺扎入我的一只鼻孔里，把毒液注入我的眼睛和大脑。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蜇死我哥哥的正是这只蜜蜂——— 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蜜蜂不可能活一年多（也许蜂后可以，但对蜜蜂我不敢确定），还因为蜜蜂蜇人后就会死掉。在九岁时，我已经知道这些知识。蜜蜂的刺有倒钩，它蜇完后想飞走就会把身体扯断。但那念头仍在我脑中——— 这是一只特别的蜂，一只魔蜂，它回来取阿尔堡和罗伦塔的两个孩子中剩下的那个的性命。还有，我以前被蜜蜂蜇过，尽管肿得比平常大（我真的不能肯定是否如此），但我还没被蜇死。那只是我哥哥的不幸，在他干每件事情时都有可怕的陷阱等着他，而我却能避过这个陷阱。当时我支着斗鸡眼盯着那只蜜蜂，脑子里没有逻辑，只有这只蜜蜂，这只蜇死了我哥哥的蜜蜂，他死得那么惨，以至于爸爸不得不脱下自己背带裤里的衬衫盖住丹充血肿胀的脸。他满怀悲痛，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不愿妻子看到大儿子所遭遇的不幸。现在这只蜜蜂飞回来了，它要蜇死我，蜇得我在河岸边抽搐着死去——— 就像把鱼钩从鱼嘴里取出后鳟鱼的抽搐。我坐在那里，颤抖着，处于极度惊恐中，这惊恐正从脚开始向全身扩散。突然一个爆劈声从我身后传来，如手枪的枪声一样尖锐响亮，但我知道不是枪声，是有人在击掌。随着这个击掌声，那只蜜蜂从我的鼻子上滚落到了大腿上。它脚朝天躺在我的灯心绒裤子上，它的刺如同黑线般无力地抵在灯心绒磨损处。我看见它立刻就一动不动地死了。就在此时，鱼竿又被拉了一下，比前两次更有力，我几乎脱手。我双手握杆用力猛拉，如果爸爸看见我这么拉，一定会失望得直摇头。一条彩虹鳟，比前面我钓的那条大，湿淋淋地被从水里拉上来，闪闪发光地扭着，它的尾鳍甩出大颗水珠。这情形就像男性杂志封面上的浪漫垂钓照片，比如四五十年代的《真实》、《男人的探险》。我没有想到此时会拖上来一条鱼，而当渔线断掉，鱼又重新落回溪里时，我也没注意到，因为我转头去看谁在击掌。那人站在我背后上方的树林边上，他的脸很长，脸色灰白，黑色的头发紧贴着头皮，在狭窄头部的左侧仔细地一丝不乱地左右分开。他非常高，穿着一套黑色的三件套西服，我一看就明白他不是人。因为他的眼睛是橙红色的，像火炉里的火焰那样。我并不是指虹膜，因为他没有虹膜，也没有瞳孔，当然也没有眼白。他的眼睛全是橙红色的，闪动着的橙红色（我居然还能一下子准确地说出他的外表）。他的体内在燃烧，他的眼睛像点着的炉子上的窥孔。我的膀胱放水了，蜜蜂躺着的磨损处，颜色变得更深了。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把视线从站在岸边一直盯着我的那人身上移开。那人从荒无人烟的缅因州西部树林里走了４８公里到这里，仍然衣冠整洁，脚上狭长的皮鞋仍旧发亮。我看见他的怀表链垂在马甲前，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身上没有一根松针。他正朝我微笑。“哦，是个小渔童！” 他用慈祥悦耳的声音叫我， “看看，我们有缘相遇啊，是吗？小渔童！”“嗨，先生。” 我向他打招呼，声音并没有发抖，但也不像我的声音，听起来更成熟，也许像丹的，甚至是我爸爸的。我想到的是，如果我假装没看出他不是人，如果我假装没看见他眼里飞舞的火焰，也许他会放我走。“我可能已经使你免受蜂蜇的危险了。” 他说，接着，使我感到恐惧的是，他从岸上走下来，走到我坐的地方。那只死掉的蜜蜂还在我尿湿的裤腿上，鱼竿还在我没了知觉的手里。油光发亮的皮鞋应该会在长在陡峭的岸上又绿又短的野草上打滑，但他的皮鞋却没有，我看见他身后也没有留下皮鞋踩过的痕迹。他的脚踩过或者说好像踩过的地方，没有嫩叶被踩坏，没有一根嫩枝被踩断，也没有鞋印。他一到我面前，我就闻到了从西装里散发出来的焦味——— 那是火柴划着的气味，是硫磺味。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是魔鬼！他是从位于莫顿河与卡撒卡马克之间的密林深处走出来的，此时他正站在我面前。我的眼角瞥见他的一只手，颜色像商店橱窗里的人体彩绘一样白，手指长得可怕。他在我旁边蹲下来，臀部贴着脚跟，膝盖像常人一样发出啪嗒声。当他把手搁在膝盖旁时，我看见这些长长的手指顶端不是指甲，而是又长又尖的爪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小渔童。” 他用那温和的声音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像多年以后，我在大型乐队演唱会上听到的一个报幕员的声音，也像卖饮料人的叫卖声，也像古拉博先生的笛声。“我们是不是有缘相遇？”“请别伤害我。” 我小声说，声音小得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恐惧是无法用笔墨描述的，是不愿意载入记忆的，但我记住了也写了。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梦，虽然我想如果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做这样的梦。而当时我才９岁，他就蹲在我身边，这不是梦。正如爸爸说的，我还是有辨别能力的。盛夏周六的中午，这个从树丛里跑出来的家伙是魔鬼，火在他空洞的眼睛里、脑袋里燃烧着。“哦，我闻到什么了？” 他问，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尽管我知道他听见了。“我闻到了什么？尿味？”他探过头凑近我，像要闻花香的人。我注意到一个恐怖的现象：当他头部的阴影在地上移动时，所过之处的草就变黄枯死。他凑到我的裤子上嗅，发光的眼睛半闭着，像吸入神圣的香气似的专心地嗅。“嗷，糟糕！” 他叫了起来， “真糟糕！” 接着他念叨： “猫眼石，钻石，蓝宝石、玉石！我闻到了加利的尿湿！” 然后，他向后退到稍微平坦的地方放声大笑——— 那是疯狂的笑声。我想逃走，但我的腿根本就迈不动。但是我没哭；我已经像婴儿那样尿裤子了，但我还是没哭——— 我吓呆了，连哭都忘了。我突然觉得我会被害死，也许是痛苦地死去。但更糟糕的还不是死。更糟的是在我死后。他突然坐直，那火柴烧着的味道从他的西装里溢出来，使我觉得喉咙发堵。他狭长苍白的脸对着我，燃烧的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但他带着笑意，他总是带着笑意。“坏消息，小渔童。” 他说， “我带来了坏消息。”我只能看着他，那黑色的西装，发亮的皮鞋，又长又白的手指——— 指尖没有指甲而是爪子。“你妈妈死了。”“不！” 我大声说。我想起了早晨站在明亮的阳光中、一缕头发斜搭在眉毛上、正在做面包的妈妈。恐怖又袭上我心头，但这次不是为我自己感到恐惧。我在回忆当我拿着鱼竿离开家时她是什么样子。她站在厨房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她看我的那种神态多么像在看她希望见到但却不能再见到的那个人的照片。“你骗我！” 我大叫。他笑着，带着那种经常被冤枉的人的非常耐心的笑容。“我没有，” 他说， “和你哥哥一样，加利，是蜜蜂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