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学术工作者，我很希望对你表明，对自己的见解情有独钟这种倾向在纯粹、客观的科学领域绝不存在。说到底，我们愿意把科学家想象成只注重证据和数据的人，他们摒弃一切傲慢与偏见，以知识进步为己任，为了共同目标而齐心协力。如果真是这样当然再好不过，不过现实并非如此，从事科学研究的是你我一样的凡人，他们也受到那个每小时20瓦的装置(大脑)和各种偏见(诸如对自己创造的偏爱)的局限。在科学领域里，“孩子是自己的好”这个偏见被戏称为牙刷理论——就是说人人都想要牙刷，人人都需要牙刷，人人都有牙刷，但谁也不想用别人的牙刷。“别忙，”你可能争辩说，“科学家高度依恋自己的理论绝不是坏事。不管怎么样，这可以激励他们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和地下室里，夜以继日、成年累月地进行单调乏味的艰苦工作。”不错，“孩子是自己的好”能产生高度的参与意识，并引导人们无怨无悔地坚持自己的(或者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信念和创意。你可能也会猜到，“孩子是自己的好”也会有黑暗的一面。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关于一位名人如何沉湎于自己的见解不能自拔，由此所付出的代价。查克里?肖尔在《聪明人为什么干傻事》——书里描述了电灯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在直流电问题上跌的大跟头。一个叫尼古椅死刑的人叫威廉?克姆勒，他被活活地绑在电椅上慢慢烤熟。这当然不是爱迪生最荣耀的一刻，但作为交流电危险的可怕展示却很有成效。尽管爱迪生费尽心机加以阻挠，交流电最终还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爱迪生所犯的愚蠢错误还表明，如果人们过度沉湎于自己的见解会导致多么不幸的后果，因为，尽管交流电有危险，但它同时拥有巨大的潜力，会给世界提供动力。幸运的是，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对自己见解的非理性依恋很少能发展到如爱迪生那么严重。当然，“孩子是自己的好”的负面后果绝不仅限于几个人。企业一般都倾向于围绕自己的理念、语言、决策程序，以及产品创建创业文化。企业人员为这种文化力量所包容，自然地接受并认为本单位产生的创意比外人的，或外单位的更有用、更重要。如果我们考虑到团队文化是“孩子是自己的好”心态的重要成分，就可以从各行各业，各个公司内部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流行的缩略语追溯到这种倾向(例如，ICGM代表“创新客户关系管理”，KPI代表“重要性能指标”，OPR代表“他人资源”，QSC代表“质量、服务、清洁”，GAAP代表“公认会计原则”，SAAS代表“软件即服务”，TCO代表“总体拥有成本”，等等)。缩略语赋予的是某种秘密、内部文化，它是人们交流观念的简捷方式。缩略语增加了人们对观念的重要程度的认识，同时又可以把外来的观念排斥在圈内人士之外。缩略语倒不是特别有害，但是，如果企业沉湎于自己的神话，只是陕隘地以自我为中心，问题就来了。例如索尼公司，它保持着一连串的非常成功的发明纪录——半导体收音机、随身听、三枪显像管等。经历了长时间的成功，索尼喝下了自己“酷爱”的饮料；“如果不是索尼公司自己的发明，他们根本不屑一顾。”詹姆斯?索罗斯基写道。索尼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特林格爵士本人曾承认，索尼的工程技术人员患有严重的、极其有害的“孩子是自己的好”综合征。甚至竞争对手引入了下一代产品，诸如苹果iPod播放器和微软Xbox游戏机，这些产品销售火暴，索尼的技术人员还是不相信这些外来的创意比自己的好。他们失去了发展MP3播放器和平板电视的机会，却投入很大的力量开发一些不对路的产品，例如索尼照相机，最终由于与人们普遍使用的电脑存储器不兼容而难以打开销路。非理性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我们有关宜家效应的实验表明人们制作有形物品时，会高估它的价值。有关“孩子是自己的好”的实验表明创意产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管我们制作的是什么——玩具盒、新电源、新数学原理——至关重要的是，它是否为我们的产品。只要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就很容易自信地以为它一定比别人的类似主意更有用、更重要。就像行为经济学的很多发现一样，上面的实验结果同样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从正面来看，如果你理解在工作和思想上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可以引发专属感和自豪感，你就能鼓励自己和他人怀着更大的兴趣投身到目前的工作中。加强专属感并不困难。下一次，你打开产品包装盒时，注意一下产品合格标签——某某人的大名就骄傲地印在上面。或者想象一下你帮助孩子们在园子里种蔬菜。如果莴笋、西红柿以及黄瓜是他们种的，而且被做成了晚餐沙拉，十有八九他们会多吃(而且喜欢)“他们的”蔬菜沙拉。同样的，如果我给银行家们作陈述时，形式不像讲座，而像研讨会，我只给他们提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让他们觉得创意是他们想出来的，他们就可能全心全意地采纳。当然了，这种想法也存在负面因素。如果有人懂得操纵别人的专属欲，就可以让别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假如我想让我的博士生替我完成某个研究项目，只需要引导他们相信主意是他们想出来的，让他们进行个小实验，分析一下结果——哇，行了——他们就上钩了。而且，就像爱迪生的例子，痴恋自己主意的过程可能导致僵化。一旦我们迷恋于自己的见解，需要灵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随机应变了(“坚持到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可取)。我们很可能拒绝接受别人提出的主意，尽管它实际上比我们的高明。人的本性既有趣又神奇，人们易于过高地评估自己的作品，这和人性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个装有好坏两种东西的袋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发掘自己的优点，避免缺点。如果你不介意，请把下面的单词组成一个句子，然后标出你认为这个观点的重要程度。我们 是 重要的 组成 基本的 部分非理性和人类(非理性是我们人类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二个0～10的重要程度标尺上，我认为这一观点的重要程度为——。第五章 报复的本能：为什么我们寻求正义和公平的对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人类的本能在大仲马1844年写的《基督山伯爵》—书中，主人公爱德蒙?唐泰靳受诬陷入狱，沉冤十余载。他最终逃出监狱并找到了狱友留赠的财富，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更换了身份和姓吕，成为基督山伯爵，倾尽自己的财富和智慧。操纵那些背叛自己的人，并使其逐一陷入圈套，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实施无情的报复。目睹他的报复计划压榨出的人性残骸，伯爵最后意识到复仇的欲望已经使自己走得太远了。只要有机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报复，尽管很少人能够像泰斯那样极端。报复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从古到今，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无数生灵消逝在报复的争斗中和战场上——纵然是玉石俱碎也在所不惜。我们假设这样的场景：你和我生活在2 000年前的一片荒漠中，我的一头小驴非常可爱，引得你生出觊觎之心。如果你认为我是个理性的决策者，可能会这样考虑：“丹?艾瑞里给人挖10天井才能挣够买这头驴的钱，如果我哪天晚上把它偷来，跑得远远的，他可能会算计一下，觉得花时间追我不合算，还不如把它列为经营损失。这样他就会再去给人打井，挣够了钱再去买一头驴。”不过你还应该想到，我未必一贯理性，而且我实际上是个睚眦必报、心黑手辣的家伙，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不但要拿回我的驴子，牵走你所有的羊，还会打得你满地找牙——如果这样，你还会放心大胆地来偷我的驴吗？我猜你不会。尽管报复会带来许多伤害(经历过反目成仇或者艰难离婚的人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还是要说报复的威胁——即使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能够成为维护和支撑社会秩序有效的强制机制。我并不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猜测，报复的威胁总的说来是具有一定功效的。一旦人类进入法治社会，人们就不需要自己充当执法者了。但是，仅仅有了法律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很容易就改变了。于是，我们现在的法律明确规定，不准人们自行解决某些争端。确切地说，在这种原始情绪背后隐含着什么机制与激励因素呢？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寻求报复呢？是什么力量驱使人们不惜花费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非使对方痛苦不可？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市场条件下想一想，客户对某些公司感到愤怒，他们会怎么做？公司方面又该怎么办？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信任和报复为了初步了解人类的报复欲望是何等的根深蒂固，我请你看一看由恩斯特?菲尔带领的一个瑞士研究小组进行的研究，他们通过一个叫做“信任游戏”的实验详细观察了报复现象。游戏规则如下，这些规则都已经向参与者作了详细说明。你和另一个实验参与者被分为一组。你们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里，而且永远不会知道对方的身份。实验主持人给你们每人10美元。你必须走第一步，决定把你手中的钱送给游戏对家，还是自己留下。如果你决定把钱留下，游戏到此结束，你们俩都可以拿着各自的10美元回家。但是，你如果送出10美元，主持人会把你送的钱数乘以4给对家——对家手里不仅有原来的10美元，还会再加上40美元(10美元×4=40美元)。对家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把钱都留下，就是说他(她)可以拿到50美元，而你一分也拿不到；二是把1／2的钱退给你，也就是说你们俩各得到25美元。当然了，问题在于你是否信任对家。你会把钱送给他(她)——到头来有可能失掉你到手的钱吗？对家是否值得你信任，可以把赢到的钱分给你？理性经济学对此预测得非常简单：人们绝不会退回50美元的1／2，而且，既然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一开始也绝不会有人把10美元送出去。但是在这一个案例中，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不准确的：令人高兴的是，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学教导的那样，他们更信任别人。结果是很多人送出了自己的10美元，并且他们的游戏对家也相应地退还了25美元。这是信任游戏的基本形式，但瑞士研究小组进行的实验还包括另一个有趣的步骤：如果你的对家决定把50美元独吞，你可以用自己的钱惩罚这个混蛋。你从自己来之不易的辛苦钱中每拿出1美元，实验主持人就相应扣掉贪婪的对家手中的2美元。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自己拿出2美元，你的对家就要损失4美元，如果你咬紧牙关花上25美元，对家赢的钱就一分?不剩了。如果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对方背叛了你的信任，你愿意花这样的代价来实施报复吗？你愿意自己掏腰包让对方吃苦头吗？实验表明如果有机会，多数人一定会向对家实施报复，而且会严加惩罚。但是，这还不是研究最精彩的部分。在游戏参与者决定实施惩罚时，他们的大脑处于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探测系统(PET)的扫描之中。这样，实验主持人就可以同时观察到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状态。结果表明大脑纹状体活动加强，而大脑的一部分活动与人们体验奖励相关联。换言之，根据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探测系统的扫描结果，惩罚别人的决定似乎与快感有关联。还有，实验证明那些大脑纹状体激活程度越高的人，对对方实施的惩罚就越重。这一切说明实行报复——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要报复，这种欲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而且这种行为事实上能获得快感(或者起码引发类似快感的反应)。惩罚冲动在动物中同样存在。德国莱比锡进化人类学院研究所的凯特?詹森、约瑟夫?考尔和迈克尔?托马塞洛在一次实验中，想弄清楚黑猩猩是否有正义感。他们的实验设计是把两只黑猩猩分别关进两个相邻的笼子里，笼子外面放一张堆满食物的桌子，这两只猩猩都能够得到。桌子装有脚轮，两头分别拴一根绳子。两只猩猩都能将桌子拉近自己或者推出去。绳子连在桌子底部。如果任何一只猩猩拉动绳子，桌子就会翻倒，食物就会散落在地，它们都够不到了。当他们在笼子里只放一只猩猩，另一个笼子空着的时候，猩猩会把桌子拉过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它不会拉绳子。但是临近的笼子里再关一只猩猩后情况就变了。只要两只猩猩都能吃到食物，它们会相安无事；但如果其中一只有意无意地把桌子拉到自己这边，另一只一旦够不到食物，它会发怒拉动“报复”的绳子把桌子掀倒。不仅如此，恼火的猩猩还会暴跳如雷，狂叫不休。人类与黑猩猩相似，这表明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同时这也表明即使要付出代价，在灵长类和人类的社会秩序中，报复都具有深层次的作用。报复绝不仅仅满足个人欲望，从别人那里讨回公道。报复与信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我们在信任游戏中看到的，人们总说愿意相信别人，即使是从未见面，甚至以后也无缘相逢的人(这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过于轻信)。这一信任的基本因素也揭示出为什么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非常愤怒——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有时还冒着人身伤害的危险，也要使违约者受到惩罚。诚信社会的好处比非诚信社会多太多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保持我们社会中的高度诚信。向银行家扔烂西红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数美国人动了报复之心，这毫不奇怪。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股票市场土崩瓦解，导致商业银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2008年，摩根大通银行收购了贝尔斯登公司。9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介入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一个星期后——9月14日——美林证券公司被美洲银行收购。第二天，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又过了一天(9月16日)，美联储给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提供借款以避免其垮台。9月25日，华盛顿互助银行把旗下的分支银行卖给了摩根大通，再过一天，该银行的控股公司和剩余分支机构根据《破产法》第11条申请破产保护。9月29日，时值星期一，美国国会投票否决了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紧急援助一揽子方案，导致股市暴跌778点。就在美国政府忙于制定另一方案谋求获得通过的时候，正在与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举行收购谈判的美联银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最终被富国银行收购)。我看到周围愤怒的公众对7 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的反应，他们的投资基金被那些银行家冲进了下水道，他们真想把那些家伙揍个鼻青脸肿。我的一个朋友气得几乎发疯，他建议使用老式的刑罚。“美国国会不但不应该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来救助那些骗子，”他嚷道，“还应该把他们关进木笼子，把脑袋和手脚露出来。我敢打赌，所有的美国人都愿意出大钱来向他们扔烂西红柿解恨!”从信任游戏的角度能看出点蛛丝马迹吗？我们把自己的退休基金、储蓄和抵押物都委托给了这些银行。到头来，他们把50(你可能想在这个数后面加几个零)美元全都拿走了。结果，我们觉得被出卖了，感到气愤，想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为何无效？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一位匿名的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摘录出来的，全文发表在一家激进的政治网站“公开左派”上，它生动地表达出许多美国人对于救市法案的愤怒：保尔森和美国国会里的共和党议员们，或者说那一小部分想投票赞成这一法案的人(他们多数都不愿意为他们的政策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宣称不准对法案“加尾巴”，也就是附加条款。我确实不想引发全球性的大萧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完全可能)，但是我绝不会同意把一张7 000亿美元的空白支票交给那些浑蛋。南希(佩洛西)说她原想在法案里加进被美国布什政府封杀掉的第二个一揽子“刺激”方案。我不想为了那该死的几座桥拱手送上7 000亿美元，并与世界上最没良心的人物进行交易。我想对整个行业实行改革，越彻底越好。亨利，?韦克斯曼建议政府主导公司改革，包括CEO薪酬，以此作为拨款的代价。有些议员建议对《破产法》的抵押条款进行修订，而且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也很想这样做。这完全可能做到。我们可以把2007年11月众议院通过的《反掠夺性贷款法案》中已经给了该行业的那些条款剥离出来， 因为该法案尚未进入美国参议院的预算，把它融进现在的法案里。提交讨论的建议还有很多，不过要在下周前拿出结果可就太困难了。我不禁为法案中其他一些条款所吸引，诸如那些向美国财政部出售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股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和董事长们，要求他们提供证明，证实他们完成了信用审核，并且合格等，这样的条款除了使这一行业蒙受耻辱之外，没有丝毫实际作用。现在对宣告破产的消费者实行这种审核，以确认他们债台高筑的窘境，确实让他们饱受羞辱，尽管他们深陷债务危机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家中有人重病缠身。我认为美国国会的这种条款简直是毛毛雨、幼稚、名副其实的小孩子把戏。我倒想听听别的意见，看看谁愿意站出来，把那些坏蛋抓住，我要把他们打个鼻青脸肿。为了挽救经济，中央银行千方百计地注入资金，给银行提供短期贷款，增加流动性，回购具有抵押贷款性质的股票，动用可能想到的一切招数。这些极端的措施对经济复苏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特别是这样巨额的资金投入对恢复经济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公众仍然愤愤不平，重建信任这一中心问题无人理睬。事实上，我猜测由于5个原因，公众信任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救助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只增加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减税条款)，金融业发放巨额奖金，华尔街按部就班、一切照旧。被劣质的售后服务严重激怒的客户我的儿子爱米特3岁时，我和苏米正等待第二个孩子(内塔)的降生。我们决定买一辆家庭轿车，最后却买了辆小型奥迪，不是厢式多用车，而是红色的(最安全的颜色)舱盖式(多功能)车。不仅如此，这家公司以售后服务优良著称，还有4年免费更换机油的优惠。这辆小型奥迪真是太棒了——动力强劲、设计时新、操控自如，我们简直喜欢得一刻也不愿离开。那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从我们住的高级研究学院公寓到爱米特的日托中心只有180米的距离，到我办公室也不过360米，只有偶尔去食品杂货店购物和两个月一次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才有机会用车。为了避免交通拥堵，我总是在去波土顿前一天晚上大约8点钟从家里动身，后半夜早些时候到达，回普林斯顿的路程安排也差不多。就在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晚上8点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车上同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伦纳德?李，他碰巧也要去波士顿。我和伦纳德—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聊了，我们都很想借这个机会交流一下。上路大约一个小时，车子正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马萨诸塞州繁忙的收费路段上，突然间，我感觉发动机不听使唤，与油门踏板之间失去了联动。我松开油门，重新踩下。发动机加速转动，但车速不变，我们好像在空挡滑行。奥迪车的速度很快降下来，我打开右转指示灯，向右后方转头望去。两辆黑压压的18轮重型卡车呼啸而过，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我的信号。我根本没法往边土靠。卡车过去以后，我尽力往右侧车道靠，但是，波士顿司机开车时习惯于把车距保持得很近，车与车的距离只有用高倍显微镜才能测出来。这时，平时一贯笑眯眯又健谈的同事突然把话匣子关了，而且神情凝重起来。车速降到每小时48公里时，我终于设法靠进右边道里，再开上了路肩，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里。车子没完全靠边就已经停住，一动也不能动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离开了行车道。我把车熄了火，停了几分钟，再点火起动，看传动系统是否能恢复正常。没有用。我打开车前盖仔细看着发动机。我小的时候能大体看懂发动机的构造，你能看到化油器、活塞、火花塞，还有一些软管和皮带；可是眼前这辆奥迪，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一个金属块，什么零件也看不到。我不再白费力气了，按照每辆奥迪车都提供的紧急求助号码打了电话，过了一个小时，拖车来把我们拉回波士顿。第二天一早，我给奥迪客户服务部打电话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向他们的客户服务代表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在我的车边呼啸而过的大卡车，我如何害怕无法驶离高速车道，我手上还握着另一个人的性命，车子失去了动力，空挡滑行多么困难。电话另一端的女人好像在照本宣读，“给你造成不便，我很抱歉”，声音好像是她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她说话的语气简直让我想越过电话线掐住她的脖子。像我这样，感到几乎是经历了九死一生——且不说刚买了5个月的新车就会出这样的毛病——我费尽力气把我的危险经历向她作了最生动、最细致的叙述，最后换来的却是轻描淡写的“不便”。我似乎看到她就坐在我的面前，拿着小锉刀在锉着指甲。后来的对话大概是这样进行的：她：你目前住在原来的地址吗？我：不是，我现在住在新泽西，车子是在马萨诸塞出事的。她：这就奇怪了，我们的记录显示你住在马萨诸塞。我：我一直住在马萨诸塞，但是我目前在新泽西暂住两年。而且，我的车是在新泽西买的。她：对于在外地发生的故障，我们有个补偿政策，可以报销回程的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以便帮助事主回家。不过，我们的记录显示你就住在马萨诸塞州，你不能享受这一待遇。我：(声音大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记录错了，要我负责？我现在就住在新泽西，你们需要什么证据，我都可以提供。她：对不起，我们只能以我们的记录为准。我：(为了尽快修好我的车不再继续往下争论)我的车怎么办？她：我会给车行打电话，之后再通知你。那天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起码要等上4天，车行才会简单地检测一下我的车。我租了一辆车和伦纳德再次出发——这一次总算顺利。其后的一个月，我每周给奥迪客户服务部打两三次电话，找了好几个客服代表，还有各个级别的负责人，每次都向他们询问我的车到底修得怎么样了，但是毫无结果。每打一次电话，我的情绪就变坏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有3点认识：我的车一定有严重问题；奥迪客户服务部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推脱责任；从那以后，开这辆奥迪时我再也不会有原来那种享受的感觉，因为我的感受已经受到负面情绪的损伤了。我有个朋友在马萨诸塞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他给我提供了《柠檬法案》的一些规定条文。”于是，我以此为依据给奥迪客户服务部打了电话。’电话另一端的客户服务人员很惊讶，她还没听说有《柠檬法案》这样的法律。她提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想象得出她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想：“我们的律师正等着和你的律师打一场昂贵持久的官司呢。”)经过这次电话交涉，我很清楚自己毫无胜算。请律师打官司花的钱比把车卖掉自认损失还要多。就在奥迪出问题大概一个月以后，车修好了。我租了辆车开到波士顿，领回我的奥迪，把它开回普林斯顿，原来的那种享受感几乎荡然无存了。我对整个经历感到沮丧、无助。当然，让我失望的首先是车子抛锚，但我了解汽车是机械产品免不了出毛病——这点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我不过是运气不好，买了辆有毛病的车。真正让我气恼的是客服人员对待我的态度，他们表示出明显的漠不关心，和我一推二磨三拖，“玩太极拳”，这才是惹我上火的缘由。我也想让奥迪公司的那些人不舒服。一个12秒电话引发的两种行为表现后来，我和我的好朋友阿耶莱特?格尼齐(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进行了——次长谈，我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她理解我报复奥迪公司的欲望，就建议和我———起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决定进行有关消费者报复的实验，希望通过研究对自己的报复感受和行为能够有更好的了解。我们要设计出实验的条件，让参与者想对我们实行报复：这似乎不是好事，但是为了测试报复行为的轻重程度，我们必须这样做。理想的实验情境是设置一个严重激怒消费者的事件——与我的奥迪车售后服务问题类似。奥迪客服人员惹我恼怒而自鸣得意，但我们怀疑他们是否愿意激怒1／2打电话给他们求助的人(同时不得罪另外1／2)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实验。于是，我们需要另外设计出与此类似的情况。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实验的目的——制造点意外刺激，惹恼实验参与者好像也挺有趣，但我们可不想把人弄到监狱里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特别是我本人)。从实验出发，我们希望实验使得顾客感到轻微的恼怒就够了。为什么？如果我们能证明较低程度的恼怒就足以使人们感到愤怒并且实行报复，我们就可以推断现实世界中惹人恼怒的行为更加严重，因而报复的可能性就更大、更强烈。(为了研究报复把参与者置于强烈的情绪桎梏之下，这样做有点儿不道德。)寻找并确定惹人愤怒的方法是件有趣的工作。我们想过让实验主持人吃大蒜，实验过程中大蒜的臭气可以把参与者熏得够呛，还有往他们身上洒东西，或者踩他们的脚趾。最后，我们确定的方法是主持人给参与者解释问题的过程中拿出手机打电话，和别人通几秒钟话再挂掉，然后若无其事地接着讲。我们觉得这样做与其他方法相比，避免了身体接触，也更讲卫生。这样，我们决定了用什么方式激怒别人，但是我们需要给参与者什么样的机会实施报复，如何对报复进行检测呢？我们可以按传导的方式把报复确定为轻微与强烈的两种。轻微报复行为一般是在公认的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就像我向邻居和朋友们(还有你，亲爱的读者)高声抱怨奥迪客服糟糕透顶。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可以的，而且没有人认为我超越了正常行为规范。如果受害一方超越公认规范向对方施行报复那就是“强烈”报复，例如，采取打碎人家的窗户玻璃、造成身体伤害，或者偷窃对方的东西等方式。我们决定让参与者的报复达到“强烈”程度，下面是我们想出的办法。丹尼尔?伯格尔—琼斯今年20岁，是个聪明而且有才华的小伙子，长得也很帅(高个子，黑头发，宽肩膀，左腮上有块伤疤更衬托出他的粗犷豪放)。他是波士顿大学表演专业的学生，现在没有工作，正是我们要找的合适人选。我和阿耶莱特雇用他整个夏季，让他在波士顿随处可见的咖啡馆中找一家专门负责惹火顾客。丹尼尔是个很好的演员，他能轻松地惹恼别人，而自己还保持一脸正经，和颜悦色；他还能把同样的内容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重复表演，而且毫不走样。丹尼尔找了一家咖啡馆，接着开始寻找单独进来的顾客。等他们坐下来，饮料也端上来，他就上前问道：“对不起，打扰一下。你愿意做一个5分钟的小活儿赚上5美元吗？”有这样的机会，多数人感到高兴，5美元付咖啡钱绰绰有余。他们表示同意后，丹尼尔就递上10张纸，上面布满不按顺序排列的字母，而且这些字母没有意义(就像本书第二章里寻找相连字母实验那种)。“我想请你做这个，”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讲解，“从每一张纸上找出所有两个字母‘s’相连的地方，在那里画个圈。找完第一张，再找第二张。5分钟时间一到，我就会过来，取回试卷，付给你5美元。有问题吗？”过了5分钟，丹尼尔就会回到桌子旁边，收回试卷，递给参与者一小沓一美元的纸币，附带这一张事先写好的收据，内容如下：本人， (姓名)，兹收到参与实验而获取的报酬5美元整。签字： 日期：“请把钱点一下，把收据填好留在桌子上。我一会儿回来取。”丹尼尔说。然后他转过身去，那边还有人在等他，急于参加实验。他们是对照条件下，“非激怒”一组。另一组顾客——处在“激怒”条件下——他们面前是一个稍微不同的丹尼尔。他给顾客讲解实验要求的过程中，假装感觉到手机震动，来电话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手机假装讲话：“你好，麦克。有事吗？”停了一会儿，他又兴高采烈地说： “晚上8点30分，有比萨。到我那里，还是去你那里？”然后说完“一会儿见”，挂断电话。整个假电话的过程大约用了12秒钟。丹尼尔把手机塞回口袋，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解实验要求。从这时开始，一切与“对照条件下”的那一组完全相同。我们预期被电话打断过的那组人会被激怒进行报复，不过我们怎样衡量他们的报复程度呢？丹尼尔给他们送上一沓钞票时，还对他们说：“这是你的5美元，请点一点，然后填一张收据。”事实上，他常常多给他们钱，假装给错了。有时给6美元，有时7美元，有时还给9美元。我们想弄清参与者发现丹尼尔无意中多给了钱，是否会出于对他的无礼行为进行报复，而故意强烈地违反社会规范(在这个案例中就是把多给的钱据为已有)，是否会把多给的钱退回来。我们特别想测试一下经历了12秒钟被电话打断的这组人，他们中有多少人把多出的钱留下不还——我们可以据此对报复的程度进行衡量。?(我们选定这种方法是因为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报复机会相似。你到饭馆就餐时，发现服务员给你的账单上多算了钱——你会给他指出来，还是听任他把那部分据为已有？如果服务员拒不认账惹你发火怎么办？你还会继续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吗？)面对这种两难的选择，参与者们表现如何？对多给的钱视而不见，人们这种倾向与金额(1美元、2美元或者4美元)的多少没有关系，不过，丹尼尔讲解过程中插入12秒钟的电话起的作用可太大了。经历过丹尼尔无礼行为的参与者仅仅有14%的人退还了多给的钱，而“非激怒”一组的这一比例却有45%。当然，即使“非激怒”条件下也只有45%的人退还多出的钱，这一事实令人悲哀。但是，仅仅接了12秒钟的电话就把参与者退还余款的可能性降低到如此地步，作出诚实选择的人居然寥寥无几，这种结果真令人沮丧。报复的口口相传和恶性循环真是不可思议，我发现因为受到客户服务代表的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气恼的不只我一个。例如；汤姆?法默和肖恩?艾奇逊这两位商人，如果你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个《你们这家旅馆太差劲》的有趣文件，是一系列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得很漂亮的图文展示，义正词严地揭露休斯敦两棵树旅馆的管理问题。2001年一个寒冷的夜晚，这两位商人来到这家旅馆，他们首先得到有空房间的保证并预订了房间。不过很不幸，他们到达时被告知房间已经住满，只剩下一个房间，但是由于空调和下水管的问题，不能人住。这种情形已经使得法默和艾奇逊有些生气，更让他们气愤的是夜间值班员麦克冷漠、麻木的态度。麦克根本没有设法为他们另外安排住处或者提供别的任何帮助。事实上，他的粗鄙无礼、毫无歉意、目中无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房间的问题本身，使得法默和艾奇逊更加愤怒。他们认为，既然麦克是服务代表，对客人的这种遭遇表示同情也是他的本分，但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这让他们无比恼怒，并且想要报复。他们都是优秀的商业咨询师，制作了PowerPoint文件，把整个事件从始至终用图文形式逐一展示，配上他们幽默剪辑过的“夜间值班员麦克”的旁白。文件中，他们还计算了由于麦克行为不当可能给整个连锁旅馆减少的营业收入，以及他们再次入住两棵树旅馆的概率。例如，15号幻灯图片的标题为“我们不可能再次入住休斯敦两棵树旅馆”，汤姆和肖恩这样描述了他们再次入住该旅馆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再次入住休斯敦两棵树旅馆?一生之中死在浴盆里的概率：10455：1(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地球被路过星体引力拉出太阳系的概率：2 200000：1(密歇根大学)?中英国乐透大奖的概率：13 983 816：1(英国博彩管理委员会)?我们再次入住休斯敦两棵树旅馆的概率：小于上述一切(你为我们保留房间的概率到底又是多少呢？)两位商人把PowerPoint幻灯片文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两棵树旅馆总经理和这两位商人在休斯敦的客户。从那以后，这一系列展示文件在网上声名鹊起。到头来，两棵树旅馆主动提出向法尔默和艾奇逊支付赔偿。 他们俩只要求两棵树旅馆切实改进客户服务方面的问题，据报道现在这家旅馆已经作了改进。另一个有关报复的故事也有个比较好的结局，内斯达特兄弟二人制作了一部录像片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与苹果公司客户服务部交涉的经历。两兄弟中的一个拥有的苹果智能播放器(iPod)电池坏了，他们打电话给苹果公司要求更换，苹果的客户服务代表告诉他们说：“对不起，你的播放器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保修期，你只能付200美元，额外再加上邮费买块新电池。如果这样，你还不如干脆买部新的播放器更划算。”作为回应，两兄弟走遍纽约大街小巷，只要找到苹果播放器的彩色广告牌就在上面涂上“苹果播放器一次性电池只用18个月”。他们还把自己的经历制成《苹果播放器的肮脏秘密》录像片发到了YouTube视频网站和其他网站上。他们的做法迫使苹果公司改变了电池更换规定。(不幸的是，苹果公司生产的播放器和智能手机电池一直还是很难更换。)当然了，在公众意识中客户服务最糟糕，名声最恶劣的行业当属航空业。乘飞机出行的种种环节很容易使人产生敌意。从安全方面看，某些安检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包括对更换股骨头的老妇人搜身检查)。人们必须脱掉鞋子，携带的牙膏、润肤霜以及其他液体制品必须限制在每件3盎司的容量以内，还必须放入1夸特大小的透明密封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令人心烦沮丧的事情，包括排长队、座位不舒适、起飞延误等。多年以来，航空公司的一切都在改变，座位越来越小，同样的机舱塞进的人越来越多，两排座椅间的距离只有小孩子才能伸得开腿。托运行李、飞行期间饮料快餐都要收费。航空公司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飞机的飞行时间，减少飞机在地面的停留时间，结果是(你猜一下)如果一个航班延误会发生什么？你猜对了——后面一连串的航班也跟着延误，而且它们会把原因都归结为某地的天气不好(航空公司说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由于这些伤害和无礼对待，旅客们经常感到愤怒，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报复。有一次，我乘飞机从芝加哥飞往波士顿，在飞机上就遇到了这样的报复行为，使我吃到苦头。上了飞机，我发现自己有幸被分配到一个中间座位17B，夹在两个大块头中间，他们的身体已经挤占到我的坐椅。飞机起飞后不久，我伸手到前面坐椅背后的袋子里取航空杂志，我的手并没有摸到纸张的触感，而是摸到了湿乎乎冰凉的一团，姑且礼貌地称之为“废弃物”的东西。我赶紧把手抽回来，并从座位上挤出去，到卫生间洗手。结果到卫生间一看，坐便器上盖满手纸，地板上到处是尿液，洗手液的盒子是空的。上一班乘这架飞机的旅客，和刚才坐在我座位上的那一位，看来一定是愤怒异常(他们的怒气一定感染了飞机维护和清扫人员)。我猜刚才在靠背袋里给我留下又湿又凉礼物的人，还有把卫生间搞得一团糟的旅客，他们肯定不是和我有什么个人恩怨。但是，他们企图向航空公司表达愤怒情绪，却把怒气发泄到了后来乘机的旅客头上，而现在这些旅客则有可能进一步实行报复。放眼四周，你是否注意到公众对公司团体日益增多的不良对待普遍会用报复作为反击？你是否在商店里、飞机上、租车柜台前等场所遭遇到粗暴、无知、冷漠，有时是带有敌意的对待，而且这些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说不清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是谁先造成的，但是作为顾客，接受服务并受到伤害，会更感到气愤，而且容易把怒火燃向—下一个向你提供服务的人或单位——不管他们与我们的不愉快经历是否有关。遭受到我们不良情绪发泄的那些人还要给另外的顾客提供服务，他们自己的情绪已经非常低落，当然很难做到热情礼貌。因此就造成了这种走马灯式的——态度恶劣、激怒顾客、实行报复——变本加厉的恶性循环。你想报复的到底是谁？一天，我和阿耶莱特共进午餐，谈话有关丹尼尔用手机进行的那个实验。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看上去不到20岁——似乎心不在焉地为我们点菜。阿耶莱特点的是金枪鱼三明治，我要的是希腊沙拉。过了几分钟她把菜端了上来，我们一看，一份是恺撒沙拉，另一份是火鸡三明治。我和阿耶莱特面面相觑，又一齐把目光转向她。“我们没点这些。”我说。“哦，对不起。我这就拿回去……”阿耶莱特真是饿了，她看了看我，我耸了耸肩膀。“不用了，”阿耶莱特说，“就这样吧。”“对不起，”服务员说完转眼就不见了。“如果她把账单搞错了，少算我们的钱怎么办？”阿耶莱特问我，“我们是告诉她呢，还是默不作声作为报复？”这个问题与我们的第一个实验有关，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如果是小费给多少，问题很简单：她是对我们稍有得罪的人(用经济学术话说就是“主体”)，我们就会少给她一些小费。但是，账单少算了却会减少饭馆的营业收入，而不是服务员的：服务员实质上是“代理”，而饭馆才是“主体”。如果我们发现账单有误却因为服务员的过错不加以提醒更正，主体就会替代理受过。明知是代理犯了错误，我们是否还要向主体实施报复呢？还有，我们自己又设想：“假如饭馆就是这个服务员开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此一来，她既是主体又是代理，这种情况是否让我们更可能对她进行报复呢？我们猜测如果服务员只是代理的话，我们不大可能对饭馆——即主体——实施报复，如果她是主体的话，我们很可能不指出账单出现的错误。(到头来，账单没算错，尽管我们对服务员的行为感到不满意，还是给了她15%的小费。)代理与主体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实行报复的倾向，我们觉得这一概念有道理。我们决定把这一直觉付诸实验，对这一问题作更详细的研究。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做的，结果又是如何之前，先假设有一天你去了家股份制服装商店，遇到了个让你气愤的人。她站在柜台后面，滔滔不绝地和同事们谈论着某一美国偶像的最新趣闻，你示意让她招呼你，她却装做没看见，根本不理睬，这使你更加恼火。你真想一走了之，怛又舍不得刚选中的衬衫和毛衣，最后忍无可忍地把信用卡朝她扔了过去。你注意到这个售货员忘了扫描毛衣上的价格标签，同时你?也意识到如果少付钱等于惩罚了商店的主人(主体)，而不是售货员(代理)。你是保持沉默，还是提醒她呢？我们再考虑个稍微不同的例子：你去的是一家私人所有的服装店，你同样遇上了惹你气愤的售货员，正巧她又是店主。同样，你也有机会“免费”得到毛衣。在这种情况下，土体与代理是同一个人，不告诉她少收款的事对二者来说都是惩罚。你会怎样做？你所报复的人同时又是惹你生气的人，你的行为会与上一个例子不同吗？我们下一个实验的设计和前面咖啡馆的那个大致相同，不过丹尼尔的自我介绍不同，他对一部分客人说：“你好，我是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雇用来完成实验项目的。”这样一来他就是代理，相当于拿微薄工资的服务员或者售货员。如果受他气的人留下了多给的钱，他们伤害到的是我(主体)。对另外一些人，丹尼尔对他们说：“你好，我在这里是想完成毕业论文项目的，费用由我自己支付。”这样一说他就成为主体，相当于饭馆或者服装店主人。这种情况下，那些想实行报复的客人会因为他是主体而惩罚他本人呢？还是不管受伤害的是谁而一律对待呢？实验结果真令人沮丧。正如我们在第一个实验中发现的那样，那些听讲解时受到电话干扰还能退还多付的钱的人比未受干扰的那一组少得多。不仅如此，我们发现报复倾向并不是依据受害人是丹尼尔(代理)还是我(主体)而有所不同。这让我们想起了汤姆?法默和肖恩?艾奇逊。在他们那个案例中惹他们生气的是麦克，夜间值班员(代理)，但他们的PowerPoint展示文件却大部分指向了两棵树旅馆(主体)。在觉得需要报复的那一刻里，我们似乎并不在意要惩罚的是谁——我们只是想让某人付出代价，而不管他是代理还是主体。尽管市场上有着一定数量的代理—主体双重身份，以及日益增多的外包方式经营(这进一步增加了双重身份)，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确实还是令人担忧。企业应该如何对待客户的报复？我们知道，即使相对轻微的侵害也可能引发人们报复的本能。一旦人们感觉需要采取行动进行反击，通常不会仔细辨别到底谁惹恼了他们，反击的后果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这对那些在售后支持与服务方面口惠而实不至(果真如此的话)的公司绝不是好消息。高高在上的公司总裁是很难观察到报复行为的。(如果顾客实施强烈的报复行为，他们会竭力把行为掩盖起来。)我怀疑像奥迪、两棵树旅馆、苹果这样的公司，以及很多航空公司对于冒犯顾客的行为与顾客的报复冲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无所知。我应该怎样报复奥迪公司？我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很多有趣的视频，人们用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烦恼，但这种方式对我并不合适。与此不同，我决定为自命不凡的《哈佛商业周刊》写一篇虚构的案例研究。故事写的是汤姆?扎奇瑞里和他新买的艾提达轿车的一段不愉快经历(“艾提达”是我杜撰的，文章中用了汤姆?法默的名字；注意，姓氏中“艾瑞里”与“扎奇瑞里”也相似)。下面，就是郁闷的顾客写给艾提达公司总裁的信：尊敬的特尔姆先生：本人是贵公司的长期客户，而且一度是艾提达轿车的疯狂追捧者。很遗憾，给你写这封信时我的精神却几近崩溃。几个月以前，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安德罗米达XL型号汽车。这辆车动力强劲，设计新颖，操控自如，我非常喜欢。2007年9月20日，我驾驶它回洛杉矶的途中，发现汽车油门失控，车子好像在空挡滑行。我试图将车靠右停下，正在这时，我发现两辆大型卡车呼啸开来，几乎擦着我的车疾驰而过。我真是捡了一条命，好不容易才靠上了公路右侧的路肩。我一生中从来没经历过这样危险可怕的情形。由于贵公司客户月良务人员的原因，后来的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傲慢无礼，不提供任何帮助，拒绝偿付我的有关费用。过了整整一个月，我才把修过的车提回来，但是我现在还是感到气愤，耿耿于怀，我想请你分担我的痛苦。我觉得有必要实行报复。我现在正认真考虑把贵公司客户服务人员的所作所为制成一段短小精悍，构思巧妙而又让某些人厌恶的视频，并想把它发到Youtube网站上。我保证你看到后一定不会高兴。汤姆?扎奇瑞里谨启我在《哈佛商业周刊》发表的案例提出的问题是：艾提达公司对汤姆的愤怒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回应？生产商对汤姆应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并不那么清楚，公司的经理们也不知道应该不予理睬还是进行安抚。归根结底，他们会问这个人为什么还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制作有损艾提达汽车公司形象的视频影像呢？他处理汽车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够吗？他难道想没事找事吗？艾提达公司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不会对他进行任何安抚，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想浪费时间寻求报复呢？郴合佛商业周刊》的编辑布朗温?弗赖尔请了4位专家对这一案例进行评论。其中之一正是以《你们这家旅馆太差劲》而闻名的汤姆?法默，毫不奇怪，他站在汤姆?扎奇瑞里一边谴责艾提达公司。他开门见山地宣称：“不管艾提达公司是否认识到，首先在它销售汽车的同时，也需要提供服务，汽车制造企业并非不需要提供服务。”到头来，所有4位评论员都认为汤姆受到艾提达公司的不公对待，他扬言要制作报复录像片会给对方造成很大损失。他们还指出与蒙受委屈而不满的顾客实行和解，这样做明显利大于弊。这篇案例研究于2007年12月发表以后，我给奥迪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寄送了一本杂志，并告诉他这篇文章就是基于我在该公司的经历写成的。这件事好像石沉大海，不过我现在对整个事情的感觉好多了——虽然我无法肯定到底是因为我已经实施了报复，还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对不起”三个字的魔力我最终取回了我的车，首席机械师把钥匙交给我。我们告别时，这位机械师说，“抱歉，汽车难免出毛病。”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我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安抚作用。“不错，”我想，“汽车难免出毛病。这不奇怪，没有理由生这么大的气，就像打印机卡住了一样，不值得这么生气。”不过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猜假如当时客户服务代表说的是“对不起，汽车难免出毛病。”然后向我表示出一点儿同情，事情的整个经过就会完全不同。道歉在生意和人际交往中是否能改善局面，并且平息报复冲动？鉴于我个人经常向我的爱妻苏米道歉的经验，道歉总是非常有效(阿耶莱特完全是位圣人，她从来不需要别人道歉，永远不需要)，我们决定在下一步的实验中检验“对不起”这个词的威力。我本人使用“对不起”的经验相当成功，不过我们还想弄清楚在商业交往中实行和解能起哪些作用。我们的实验设计和原来的没有多大区别。我们还是让丹尼尔去问顾客是否愿意做我们的字母配对工作，并以此换取5美元。不过，这一次我们设置了3种条件。在对照(非激怒)条件下，丹尼尔询问咖啡馆里的顾客是否愿意参加一个5分钟的工作，并且挣5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绝大多数都同意)，丹尼尔就发给他们前面说的那种试卷并且进行讲解。过了5分钟，丹尼尔回到桌子旁边，收回试卷，多给了参与者们4美元(4张1美元，1张5美元纸币)，请他们填写一张5美元的收据。对“激怒”条件那一组，前后经过基本相同，除了丹尼尔讲解过程中会假装打个电话以外。第三组与“激怒”条件那一组基本相同，但我们在其中加了个小花样。这一次，他把钱交给参与者并且请他们签收据，随后还加上一句道歉的话：“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接那个电话。”根据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我们预料到被激怒的那些人不大可能退还多给的钱，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但是，第三组情况如何？出入意料!道歉完全化解了顾客的不满。“道歉”条件那组人中退还多给钱的人数与没有被激怒那一组人同样多。一点儿不错，我们发现一句“对不起”就完全消除了顾客的怒气。(将来有类似情况，请记住这一魔法公式：1份怒气+1份道歉=0份怒气)这向我们表明道歉确实起作用，起码暂时起作用。你先别急着认为得罪了人就立即像个傻子似的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就行了，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的实验是丹尼尔与咖啡店顾客的一次性互动过程。如果丹尼尔与顾客们一连很多天都在进行这个实验并且一直道歉，结果会怎么样还不清楚。正如我们在《狼来了》这个故事里学到的，某句话可能被过度使用——“对不起”如果被反复滥用——很可能会失去它的作用。我们还发现了平息或减弱顾客对我们施行报复的另一种方法。我们发现，延长丹尼尔的惹人心烦的电话与客户报复机会(他付给他们报酬，并请他们填写收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哪怕延长15分钟，就能平复他们的一部分报复情绪，将多余的钱退还给我们。(这里也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提醒：如果激怒的程度非常严重，我不敢肯定单纯延长时间就足以消除报复冲动。)医疗事故的处理之道尽管很多人不这样认为，但医生实际上也是凡人，有时也会犯错误。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该怎么办？医生承认医疗中的失误并且道歉，还是拒绝承认错误？选择后者是出于一种很明确的推理：在一个诉讼成风的社会里，处世清白、不会说谎的医生如果成为被告，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输掉官司。但是从另一面来说，你可能会争辩说医生道歉能够息事宁人，因而从根本上减少被告上法庭的可能。实际上，一种方式是谦恭平和地对待病人、 良好的临床态度，另一种是斤斤计较利害关系，而走法律程序解决争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对比——说声“对不起”常常更有优越性。例如，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向人们放映关于医生对医疗失误反应的录像，参与者们对那些表示道歉并承担责任的医生的评价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不仅如此，凯瑟琳?马扎尔和同事们发现，对于那些承担责任、表达道歉，并采取措施避免失误的医生，人们并不是真想和他们打官司。如果你是一位外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右膝手术时却用刀割到左膝，或者把手术器械忘到了病人体内，道歉是必须且明智的。病人不大可能怒气冲天，想闯进你的办公室，用那条好腿踢你，把你心爱的镇纸扔到窗外。你可能看起来更有人性，同时也降低了被告上法庭的机会。与这些实验成果一致，医学界很多人呼吁，医生犯了错误应该鼓励他们勇于承认和道歉。不过，拒绝认错、推诿过失是人性的一部分——即使这样做会演变成愤怒与报复的恶性循环。报复是痛苦，而非愉悦许多智者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报复的所谓好处。马克?吐温说：“报复的害处在于：它只是出于一种预期；它本身是痛苦，而非愉悦；最起码痛苦的成分更大。”沃尔特?维克勒进一步地观察到：“用报复浇灭怒火无异于用盐水止渴。”艾伯特?史怀哲写道，“报复……就像滚动的巨石，有人奋力把它推上山，它以更大的力量落下来，砸断推它上山的那个人的骨头。”有了这些劝诫人们不要实行报复的忠告，报复就真的可以避免吗？依我看来，报复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反应；它与我们信任别人这种难以解释的能力相关联，既然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它就属于难以克服的本能。或许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禅宗那样的生活方式。或许我们可以放眼长远。或许我们可以从1数到10——数到1 000万——让时间帮助我们。但更可能的是，对于我们不幸而且司空见惯的感情来说，这些做法无异于杯水车薪，隔靴搔痒。(关于人类情绪阴暗的另一面，请参阅第十章。)除了压制我们的报复情绪，或许我们还可以想出别的方法使怒气得到发泄，又不至于引起负面后果。或许我们可以准备一块纸板，一面用大字写上“祝你愉快”，另一面用很小的字写上“滚开”，然后把它放到汽车仪表盘旁边的储藏格里。如果有人开快车突然闯入我们的车道，或者作出别的危及到我们的举动，我们可以把纸板拿出来，把带有“祝你愉快”的一面给他看；或者我们可以编写一些描写对方无礼举止的报复性笑话匿名发到网上去；或者我们可以找朋友诉说发泄怨气；或者我们可以把事情经过用PowerPoint软件编成图文演示，也可以当成案例研究向《哈佛商业周刊》投稿。因报复而成功的企业家我要说的是，除了在高速公路上九死一生的那一幕，我与奥迪之间的纠葛总的来说还是收获颇多。我由此而对报复现象进行反思，进行了几个实验，使我的观点见诸文字，并写了你现在正在读的这一章。的确，很多成功的故事都基于报复的激励。这些故事常常与企业家和商人有关，他们的自我价值与事业密切相关。当他们被别人从首席执行官或者总裁的位置上拉下来，就把报复当做终生的使命。有时他们成功地夺回原来的职位，或者成功地创建一个新企业与原来的雇主展开竞争。例如，19世纪末叶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拥有一家名为配件运输公司的船务公司。公司运行一切顺利，直到有一次他决定乘自己的游艇去欧洲度假。度假归来，他发现自己指定的负责公司运作的两名合伙人已经把他的股份全部买断并且瓜分了。“先生们，你们合伙欺骗了我。我不会去告你们，法律程序太慢。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范德比尔特这样说。然后，他卖掉了游艇换成一艘客船，成立了另一家公司，恰如其分地命名为“针锋相对’’公司。一点儿不错，新公司迅速成长壮大，范德比尔特最终重新控制了他原来所拥有的公司。他的公司比原来更大了，不过范德比尔特至少裁掉了两名有问题的雇员。下面还有一个因报复而成功的故事：杰弗瑞?卡森伯格被迪士尼公司解雇后，不仅拿到了2 800万美元的补偿，还与人合伙成立了梦工厂，成为迪土尼的竞争对手并推出了风靡一时的电影《怪物史莱克》。该电影不仅拿迪土尼的童话故事开玩笑，电影中的反派角色也明显地影射迪士尼的老板(卡森伯格的前老板)迈克尔?艾斯纳。你既然知道了史莱克的背景，我建议你再看一遍这部电影，了解一下报复是多么的有创意(同时多么有趣)。第二部分 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挑战生活中的常规第六章 适应的法则：如何提高我们的幸福生活指数？“人是有适应能力的动物，能习惯于一切事物。”——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体拥有奇异的适应能力19世纪末叶，对青蛙、昆虫以及许多生物来说都是灾难深重的年代。心理学研究在欧洲和美国蓬勃发展(这部分归功于查尔斯?达尔文)，科学家们如痴似狂地对不幸的研究对象进行分割、肢解、重新组装。科学传记记载，他们曾把上述某些动物慢慢加热，以测定它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这类研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无从考证的故事——温水煮青蛙。假如你把一只青蛙放到一锅开水中，它会拼命挣扎，并且很快地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与室温相同的水里，它会安稳地待在里面。接着，水慢慢加热，青蛙会渐渐适应水温，停在原处不动。如果你继续不断地加温，到头来就会把青蛙煮死在锅里。我无法肯定地说温水煮青蛙这个实验是否能成立，因为我没有做过，但是这个故事却道出了适应法则的精髓。普遍接受的假设是，一切动物，包括人类，经过一定时间就几乎可以适应一切。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一般是作为贬义使用。阿尔?戈尔发现这个典故可以很方便地用来比喻那些对全球变暖效应熟视无睹的人，还有人用它警示对于人权的逐渐侵蚀，商业人士和销售人员用它来证明这样的观点，即产品、服务、政策——例如价格——的变化必须通过渐进方式，这样顾客才会有时间来适应(最好是察觉不到)。对于适应性的上述比喻，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罗斯在一家叫做“温水煮青蛙文档”的网上专栏中声称：“由于湿地缩小，水质污染，青蛙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政客们的陈词滥调也越来越没人听。我求大家可怜一下青蛙，让政客们的愚蠢说教也提高点层次，别再使用‘温水煮青蛙’这个愚蠢的杜撰了。”事实上，青蛙的适应能力确实了不起。它们能在水中和陆地上生活，它们能把自己的颜色变得与周围环境相似，有的甚至可以模仿它们有毒的“远亲”吓退敌人。人类也一样，人的身体对环境有奇异的适应能力，从严寒贫瘠的北极到炽热干旱的沙漠。身体适应能力是人类特性中最值得夸耀的技能。为了更好地观察人类奇妙的适应能力，我们来考虑一下人的视觉系统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看完日场电影，从昏暗的电影院走到阳光下的停车场，猛然暴露在耀眼的阳光下，你的眼睛却很快就会调整过来。从昏暗的影院转移到明亮的阳光下，显示出适应的两种方式。第一，我们能很好地适应范围很宽的光谱，光照度从光天化日之下(照度最强可以达到100 000勒克斯)到黄昏日落(照度最弱达到1勒克斯)。即使在星光下(照度最弱达到0．001勒克斯)，我们也能分辨出某些东西。第二，眼睛的调整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刚从暗处来到亮处，眼睛不能完全睁开，但是过了几分钟，我们就习惯了新的环境，视觉系统就会正常运作。我们适应得非常轻松，以至于几乎感觉不出外面的实际亮度。对光的适应能力只不过是人类总体适应能力中的一个例子。人们遇到新的气味、物体表面、温度、环境噪音等，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一开始，大家都有明显的感觉，但时间一长，人们就逐渐不再注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习以为常了。说到底，人们对于周围世界进行观察与学习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适应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事物过滤器”，它能够帮助人们把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正在发生的变化上，预见到可能带来的机会或招致的危险。适应能力让人们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发现重要的变化并加以处理，同时忽略那些非重要变化。如果空气的味道5个小时以来一直相同，你不会有异样感觉。如果你在沙发上看书，闻到煤气的味道，就会立刻注意到并马上离开，到室外给煤气公司打电话。我仃]应该庆幸，人体能够熟练地适应许多不同层次的变化。疼痛耐量取决于痊愈的希望还有一种适应叫做“快感适应”。它与我们对痛苦和愉悦经历的反应有关。举个例子，我们通过假想来进行一个实验：闭上眼睛，假想你在汽车事故中受了重伤，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你会怎么样。假想你坐在轮椅上，再也不能站起来走路、跑步了。假想你天天要面对残疾的心理折磨与肉体痛苦，许多活动的乐趣再也享受不到了，你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已经化为泡影。想到这些，你可能认为失去双腿就会使你痛苦终生，永无出头之日。实际上，我们很善于观察未来，却预见不到我们如何适应它。很难想象，过上一段时间，你可能习惯了生活方式的改变，适应了你的残疾，并且发现一切并不像你原来想的那么可怕。你更难想象到，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发现新的预想不到的快乐。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人们适应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问题是：适应是怎样进行的，它到底能否提高人们的满足感，如果能，会提高到什么程度？我上特拉维夫大学的第一年，有机会对疼痛适应的概念进行反思，后来又进行了实证检验。我最早学习的一门课程是大脑生理机能。这门课的目的是了解大脑不同部分，以及它们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哈南?弗伦克教授问我们，饥饿、癫痫，以及记忆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语言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我对生理学专业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实际上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是非同寻常的一门课——包括弗伦克教授通过亲身经历指引自己的研究兴趣。弗伦克教授出生在荷兰，1968年移居到以色列时还不满18岁。他参加以色列国防军不久，乘坐的装甲车压到了地雷，装甲车被炸，造成他双腿截肢。鉴于这样的经历，弗伦克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毫不奇怪——就是疼痛，我们在课堂上对这一课题作了某些详细探讨。我本人对这一课题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到弗伦克教授的办公室对此进行深入讨论。由于我们俩经历相似，我们对痛苦的讨论既有个人因素，又属专业研究。不久，我们发现我们在痛苦、痊愈、克服伤残方面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还在同一康复中心治疗过，尽管前后间隔了好多年，我们接受过相同医生、护士，以及理疗师的治疗。有一次到弗伦克教授那里去，我对他说刚去看过牙，钻牙时我没使用普鲁卡因或其他止疼剂。“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说，“钻牙很疼，我能感觉到钻头打在神经上，但我还能忍得住。”奇怪，弗伦克教授告诉我，他自从受伤以后看牙科也从来不用普鲁卡因。我们开始琢磨，这到底是因为我们俩碰巧都是以疼为乐的怪人，还是由于我们长期经受疼痛，因此钻牙似乎就成了小菜一碟，对我们影响不大。从直觉上，或许我们都比较自信，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后者。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弗伦克教授让我顺便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一直在考虑我们俩的谈话，建议我们用实验证明这一假设，即假定我们俩别的方面都正常，对疼痛不太在乎只是由于我们的经历造成的。于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此开始。我们找了一家专门为在战争中负伤的军人服务的乡村俱乐部，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那家俱乐部非常棒，有坐轮椅的人玩的篮球。给失去上肢或下肢的人开的游泳课，甚至还有盲人玩的篮球。(盲人篮球与手球相似，两边的边线就是墙，球里面有个铃，可以发出声音。)康复中心为我进行理疗的理疗师摩西是个盲人，他就是一支盲人篮球队的队员，我非常喜欢看他打球。我们在乡村俱乐部周围贴了告示：“诚招志愿者参加简短、有趣的实验研究。”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伤，他们急切地来到小实验室，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配有加热装置的水池，里面是热水，还有支温度计。我们已经把水加热到48摄氏度，并请他们先伸进一只手臂。参与者的手一放进热水，我们马上按下计时器并且对他们说，如果发烫的感觉上升到疼痛(我们称之为“疼痛门槛”)马上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让参与者继续把手臂放在水中，直到他们觉得忍受不住了(这叫做“疼痛耐量”)就把手臂拿出来。做完一只换另外一只。一旦参与者结束了实验，我们就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受伤的时间与经过，第一次住院期间的疼痛情况(平均来看，这些人的受伤时间在参加我们实验之前的15年)，还有最近几个星期的情况。这样做挺费时间，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收集了大约40个参与者的数据。下一步，我们想弄清参与者受伤的经历是否可以提高他们忍受疼痛的能力。如果想这样做，我们就需要找另外一组人作为参照，对不同组的“疼痛门槛”和“疼痛耐量”进行对比。我们原想征召一些根本没有受过伤的人——学生或者购物中心的顾客。但仔细考虑以后，与这些人比较，可能牵涉进许多别的因素。学生们比参与者年轻太多，到购物中心随机找来的人在个人经历、受伤与否、生活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具备可比性。我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我们把40份参与者的医疗档案拿到我和弗伦克教授曾经住过很长时间的那家康复医院，找到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还有一个理疗师。我们请这些专业医学人士把这些人分成两组——轻伤组和重伤组。这样分开之后，我和弗伦克教授就有了两组人，除了受伤程度不同，相对来说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参与者们都参过军，受过伤，住过院，都是同一个老兵乡村俱乐部的成员等)。对这两组人进行对比，我们希望弄清楚参与者们当年受伤程度是否影响到多年以后他们对于疼痛的感受。重伤组由诺姆这样一些人组成，诺姆在军队里担任拆卸地雷的工作。很不幸，在一次工作过程中，地雷在手中爆炸，好几块地雷碎片穿透他的身体，使他失掉了一条腿，一只眼睛失明。轻伤组的人中有耶胡达，他在执勤时摔断了胳膊。他接受了手术，加了个钛合金托盘修复肘关节，除此之外，他身体各方面都很健康。轻伤组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手臂放进热水后大约4．5秒钟就会感到疼痛(疼痛门槛)，而重伤组的人大约10秒钟才感到疼痛。更有意思的是，轻伤组的人把手臂放进热水中大约27秒钟拿出来(疼痛耐量)，而重伤组的人把手臂放进热水中可以持续58秒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参与者烫伤，我们设置了一个最长时限，不允许他们的手臂在水中超过60秒钟。我们事先没有把这个60秒规则告诉参与者，不过一旦他们到达60秒时限，我们就要求他们将手臂拿出来。在轻伤组，我们的这条规则派不上用场；在重伤组，除了一个人以外，剩下的参与者都需要我们提醒，才会将手臂从热水中拿出来。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吗？我和弗伦克教授发现我们的推测并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只是突发奇想——起码在疼痛反应这方面。更何况，：我们发现这一感知痛苦的实验，似乎牵涉到更普遍意义上的适应问题。尽管实验的参与者是许多年前受的伤，但他们忍受疼痛的方式和能力似乎都发生了全面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很长时间。为什么过去的疼痛经历能够使参与者的反应有这样大的改变？我们从参与实验的两个人身上得到了暗示。与参加实验的其他外伤患者不同，他们一个患的是癌症，另一个患的是严重的肠道病，更不幸的是，他们都是晚期患者。我们当时写告示并没有明确参与者的条件，这两个没负过伤的人来应征我们的实验，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处理。我不想让他们的白受罪，但又不想挫伤他们的热情，于是就让他们参加了实验，但是，我没有把他们的材料列入研究范围。研究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下他们的数据，发现里面有些内容非常引入注意。他们对疼痛的忍受能力不但比重伤组低(他们的手臂在热水中停留的时间更短)，而且比轻伤组的人也低。尽管不可能仅凭两个人的数据作出有实质意义的判断，但我仍然猜测，把他们两个人的病痛与其他参与者(还有我本人)受伤状况进行对比就有可能得到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受过重伤的经历能导致人们对疼痛不那么在乎。我住院时，经受的疼痛都与痊愈康复相关。手术、理疗、浸泡疗法都非常痛苦，但我忍受住了，期待它们能使我好起来。即使某些治疗效果不明显或者没有作用，但我依然认为这些做法原本就是为我的康复而作出的努力。例如，在我受伤后最初几年，使我备受折磨的一种做法是皮肤牵引治疗。每次治疗都需要我坐下，弯曲肘部或膝部长达1个小时，此时伤疤部位只能缩小一点点，但已经长好的皮肤却绷得很紧，手臂或者腿部又不能完全伸直。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我需要自己进行皮肤拉伸，有时需要用理疗方法协助——用力推挤绷紧的皮肤，还不能撕裂伤疤，尽管我已经感觉伤口仿佛已被撕开。如果一天之内不对缩紧的伤疤进行多次拉伸，它就会进一步紧缩以至于我无法完全行动。到了这一步，医生就需要重新安排皮肤移植手术，再向伤疤部分植皮，整个皮肤牵引的过程又要重来。在与皮肤收缩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脖子前部的伤疤。每当我低头俯视或者放松肩部，皮肤的压力就会减小，伤疤部分就会收缩。为了伸展这些伤疤，理疗师让我整夜完全平躺着睡觉，头部伸出床垫下垂。这样，颈前部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展(这一睡姿留下的纪念是我至今还天天感到颈部疼痛)。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些治疗方法尽管不舒服甚至痛苦，但目标都是减少行动，限制增大活动幅度。我猜测像我这样受伤的人学会了把疼痛与良好结果的希望相关联——这种痛苦与希望的关联克服了某些对疼痛的天生恐惧。从另一方面看，这两名参与实验的长期病患无法建立疼痛与康复希望之间的关联，相反，他们更可能把疼痛与病情加重或者死亡联系起来。缺少了正面的关联，疼痛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更可怕了。这些想法与最早对疼痛做过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不谋而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叫比彻的医生被分配到意大利的安齐奥滩头阵地，他在那里救治了201名伤员。根据他的记录，他观察到尽管伤兵受的都是“穿透伤”和“大面积软组织损伤”的重伤，只有3／4的人要求使用止痛剂。比做把这些医疗记录与各种事故中受伤的平民相对照，发现与战争中受伤的士兵相比，受伤的平民要求止痛剂的人数更多。比彻的观察结果表明，疼痛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感受。他的结论是，人们感受到的疼痛总量不仅是伤情在起作用，还取决于感受疼痛的背景环境，以及人们对受伤意义的诠释。如果让比对来解释，他会认为是我受伤的经历使我对疼痛不太在乎。我和平常人一样，并不是以疼痛为快乐或者是不存在疼痛感。我的例子表明：适应能力，以及我建立的疼痛与痊愈的关联，帮助我克服了某些伴随疼痛而来的负面情绪。烧伤与分娩，哪种更疼？回到学校，伊娜?维纳教授(她教的是心理学)对我们说，女人对疼痛的耐受力比男人高， 因为她们需要经历分娩的过程。这种理论虽然听上去不无道理，却与我在医院烧伤科的个人经历不相符。我在那里遇到戴利亚——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她在做饭时突然晕倒，被送进医院。她倒在燃烧的火炉上，左臂大面积烧伤，需要2%的全身面积植皮(与其他很多同类病人相比，她的伤是很轻的)。戴利和我们一样厌恶浸泡疗法和拆除绷带的过程，她告诉我，她认为与烧伤及其治疗过程相比，分娩的疼痛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把这件事告诉维纳教授，但是她丝毫不为之所动。我那时的课余时间多用于打工，于是，我到正在进行实验规划设计的计算机实验室去，在那里安装了水加热设置，开展了一个小型实验。我邀请路过的学生把手伸进热水，直到他们无法忍受，以此来测定他们的疼痛耐量。我对每一个人的性别作了记录。结果很明显， 男生的手在热水中停留的时间比女生要长得多。第二次上课之前，我迫不及待地举手，向维纳教授和全班同学讲述了我的实验结果。她毫不迟疑，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实验只能证明男人都是白痴。“那些人，”她嘲笑说，“怎么会把子放到热水里供你实验？如果疼痛真的有意义，你就会看到女人到底能忍受到什么程度了。”那一天，我学到了有关科学，同时也有关女人的重要一课。我同时学到，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坚信不疑，要说服他(她)改变信念是非常困难的。”幸福感会持续多久？亲爱的读者，现在你对体能适应(比如，视觉系统)和疼痛适应的运行有了大致了解，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快感适应——习惯于我们的住处、家园、浪漫伴侣，和其他几乎所有事物的过程。我们刚搬进一幢新房子，可能会为光亮的硬木地板而感到兴奋不已，或者为厨房里俗艳的柠檬色橱柜感到格格不入。过了几个星期，这些因素逐步淡化为背景。又过了几个月，橱柜的颜色不再显得那么刺眼。但是同时，美观的地板也失去了原来的魅力。这种情绪上的逐渐稳固现象——原有的正面感觉淡化：，负面感觉也减弱——我们把这一过程称做快感适应。如同我们的眼睛很快可以适应光线和环境变化，人类能够适应期望与体验的变化。例如，安德鲁?克拉克描述英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与工资的相对水平密切相关，而不是与工资的绝对水平有关。换句话说，人们逐渐习惯于他们目前的工资水平(无论多高或多低)。不管他们实际能拿到手的工资总额是多少，能加薪真是再好不过，不过如果工资金额下降，人们就会痛苦不堪。在快感适应的最早研究中，菲利普?布里克曼、丹尼尔?科茨还有罗尼?雅诺夫—布尔曼比较了三组人的总体幸福感：截瘫患者、乐透大奖获得者，还有既不是残障也不是特别幸运的普通人。如果数据采集时间是导致截瘫或者中大奖的隔天，人们会预测到截瘫患者要比普通人痛苦得多，而中大奖者会比普通人幸福得多。但是，实际数据是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采集的。数据表明，虽然三组人的幸福水平还存在差别，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尽管截瘫患者的生活满足感不如普通人，中大奖者的生活满足感比普通人要高，但截瘫患者和中大奖者的生活满意度都与普通人接近，而且接近的程度令人吃惊。换言之，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例如受重伤或者中大奖——会对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消磨减弱。失恋的伤痛罗密欧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罗莎莉分手后，你想象得到他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彻夜不眠。他的父母焦急万分，表弟问他近来如何，罗密欧似乎因为受到心爱女友的拒绝而悲伤不已。“她已经立誓割舍爱情。”他悲叹道，“我现在活着也就等于死去一般。”可是，当天夜里当罗密欧遇到朱丽叶时，立刻就把罗莎莉忘到九霄云外。尽管我们多数人不会像罗密欧那样喜新厌旧，但我们遭遇失恋那种肝肠寸断时的应变能力比预想要强得多。保罗?伊斯特威克、伊莱?芬克尔、塔玛?克里希那穆提，还有乔治?勒文斯坦对一些大学生进行了38个星期的跟踪调查，对他们恋爱的直觉和现实状况进行了仔细研究。研究人员首先询问热恋中的学生：如果和恋人分子，他们的感受会怎样(他们都预料自己会成为被罗莎莉拒绝的罗密欧)，然后开始等待。因为研究的时间比较长，这期间肯定会有恋人分手，也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观察他们跌落浪漫悬崖以后真实感受的机会。然后，研究人员把参与者们原来的预期与实际感受进行对比。事实表明，劳燕分飞并不像学生们预想的那样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他们分手后感觉忧伤郁闷的时间也比原来预想的短得多。这并不是说恋人分手不会导致情绪低落，而是说它的严重程度一般比人们的预想要轻得多。大学生们的想法反复无常(尤其是在恋爱上)，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一类现象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里都存在。总的来说，人们不善于预测自己的幸福。问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离婚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一定觉得到那时将会痛不欲生。这种预期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但离婚对于夫妻任何一方的伤痛却并非像原来想象的那么深重。我无法肯定这一结论能否导致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离婚忧心忡忡。到头来，我们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而且还将继续生活，直至将来某一天重新得到爱情。过去10年里，大量的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内在幸福感会对重大生活事件作出反应，并且打乱“常态”，但它在一定时间内会恢复到基本状态。我们的快感适应力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在多数情况下，很大程度上都会发生作用——不管是适应新家、新车、新人际关系、新受的伤还是新工作，甚至是囚禁生活。总而言之，适应性似乎是人类随时都会用到的内在品质。但是，快感适应会给有效决策造成麻烦，因为我们经常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真正能适应到什么程度——起码与我们实际可以做到的还有一段距离。再想一想截瘫患者和中大奖者的例子，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都无法估计到他们对新境遇的适应程度。当然，这一例子对其他很多环境同样适用——恋人分手、失去职务晋升机会?、自己喜欢的候选人落选。所有这一切的情况，我们都可以预测到，如果事与愿违我们将痛苦不已；我们还以为，只要如愿以偿我们就会幸福无比。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期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不住的。说到底，我们能够准确预料，从昏暗的电影院走到阳光照耀下的停车场会发生什么，但是让我们预测快感适应的速度和程度，我们却很难预测得出。无论好事坏事，我们都预料不到——从长远来看，我们遇到了好事，最终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幸福；发生了坏事，我们也不会像原来料想的那么悲伤。预测快感适应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进行预测时，常常忘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活会继续，假以时日其他事件(正面的和负面的)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假设你是个职业大提琴演奏者，对巴赫的作品非常精通。音乐是你的生活与快乐的源泉。不幸的是，在交通事故中你失去了左手，永别了心爱的大提琴。事故过后，你很可能极端沮丧，并且预料自己将痛苦终生。无论如何，音乐曾经是你的生命，现在却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在你的不幸与悲伤之中，你不了解自己到底具有多么非凡的适应性。我们来看一下安德鲁?波托克的故事，他是佛蒙特州蒙特利埃的一位盲人作家。早年的安德鲁?波托克是个有天赋的画家，后因先天性色素性视网膜炎而逐渐失明。他失明后，发生了一件事：波托克发现自己能够用词语来作画，就像他过去使用颜料一样，他写了一本书描述了自己整个失明的过程。他说：“我原以为会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永无出头之日，但是突然间神奇般地得到解脱。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词句从我口中喷薄而出，就像庆祝会上无数的装饰品迎面吱吱作响，一一展开。那些语句五彩缤纷，我从梦中醒来，并且意识到我还能做些别的。欢快的词句从我口中喷涌出来，我的内心一片光明。让我惊奇的是，别人也受到这些词句的感染。我把它们写成书出版，同时我觉得上天重新赋予我以神奇的力量。”“失明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迟缓，”波托克补充说，“在行动过程中要时刻估计出你的位置，时时刻刻不能松懈。人们好像都和你擦身而过。不过有一天，你会发觉行动迟缓并没有那么糟糕，保持警觉也有回报，你会打算写本书，书名就叫《慢活》。”当然，波托克也总是为失明而感到遗憾，这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数不清的困难。但失明也好像给了他一本护照，让他有机会访问一个原来不曾想象过的国度。请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位大提琴演奏家。到头来，你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加入新的事物。你可能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你所爱的人度过更多时间，从事音乐历史一类的职业，或者去塔希提岛旅游。所有这一切都会对你的精神状态产生巨大影响，吸引你的全部情感。你会永远对事故感到遗憾——身体上如此，同时还会提醒你生活本该如此——但它的影响不会像原来你想象的那样历历在目、魂牵梦绕。“时间会医治一切创伤”，此话千真万确，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你会部分地适应你的状态和环境。“快乐水车”与幸福指数由于无法预测快感适应可能达到的程度，作为消费者，我们逐渐增加消费，希望买来的新玩意能让我们更幸福。的确如此，新买的汽车能让我们感觉非常神气，不过很遗憾，这种感觉也只能保持几个月。新车开惯了，新鲜劲儿渐渐就没了。我们又去寻找新的事物，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新太阳镜、新电脑，或者再买辆新车。这个推动“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怪圈又称做“快乐水车”。我们期待到手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幸福感只是暂时性的，结果一旦适应了又去追寻别的。我们会想：“这一次，它会让我幸福很长一段时间。”快乐水车现象的荒谬就像下面这组漫画描写的。漫画中的女人有辆可爱的汽车，她可以装修一个新厨房，不过，从长远看，她的幸福水平并不会有多少变化。就像俗话说的：“站在高山顶，还有更高山。”对上述规律进行实例研究的是戴维?施卡德和丹尼尔?卡恩曼。他们决定对一种公认的信念进行检验，即加利福尼亚人的幸福指数更高——说到底，他们也住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气候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结果并不值得惊讶，他们发现中西部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人生活在温暖适宜的气候里，总的来说，具有相当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加利福尼亚入认为中西部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当低，因为他们不得不忍受摄氏零度以下气温的漫长冬季。两个地区的人因此都预料如果芝加哥人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会感到生活方式有非常大的改善，而洛杉矶人如果搬到中西部居住，会感到幸福度大幅降低。这些预测准确到什么程度？事实表明它们还算准确。新搬家的人确实因为气候不同而分别体验到预料中的生活质量的改变。但是与其他情况相似，一旦适应性出现，他们习惯了新城市的环境，生活质量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搬家前的水平。最重要的是：即使你短期内对某件事物怀有强烈的感情，从长远看，这也未必使你像原来预料的那样欣喜若狂或者痛苦不堪。幸福感和厌恶感的“中断测试”鉴于快感适应利弊兼备，那么你可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对它的了解，让它为我所用呢？当适应对我们有利(例如，我们习惯于受伤后的生活)，我们就让它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是我们不想适应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们是否有办法延伸对于新车、新城市、新人际关系等的满足感呢？延缓适应的关键是中断适应过程。利夫?纳尔逊和汤姆?梅伊韦斯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测量了短时间中断——他们称之为快感中断——分别对人们愉悦和痛苦体验产生的总体幸福感或者厌恶感有什么影响。从本质上说，他们想弄明白对愉悦体验进行中断是否会增加愉悦感，对负面体验进行中断是否会使该体验加重。我详细描述他们的实验和结果之前，先想一件你不情愿做的事情。可能是准备报税单，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清洗家里所有的窗子，或者是度假归来给你敬畏的苔丝姑妈，还有那一大家子的每个人写感谢信。你安排了相当一段时间想要把这头疼的任务用一天统统完成，你面临这样的问题：是把这些活儿一鼓作气干完呢，还是中间休息一下？换一种方式，假如你舒服地躺在水池里泡热水澡，手中端着一杯冰爽可口的山莓冰茶，品尝着面前一盘新采的草莓，或者正在尽情享受热石按摩。你是想把愉悦的体验一下子享受到底呢，还是中间休息一会儿做点什么别的？利夫和汤姆发现，总的来说，如果问人们愿意中断哪一种体验，他们更愿意中断厌烦感体验，而想把愉悦体验不加中断一直享受到底。但是根据适应的基本法则，利夫和汤姆怀疑实际情况应该相反。他们猜测，中断会暂时停止任何适应过程，也就是说，中断厌恶感的体验过程是有害的，而中断愉悦感的体验过程是有益的。为了试验他们假设中的痛苦一面，利夫和汤姆把耳机绑到一些参与者的耳朵上，给他们播放真空吸尘器的噪声。这不是手提吸尘器的嗡嗡声，而是长度为5秒钟的大功率机器的轰鸣声。第二组参与者更不走运，他们听到的声音和第一组相同，但时间却持续了40秒钟。可以想象出这些倒霉蛋紧抓着椅子扶手紧咬牙关的样子。最后一组人经历了同样令人不快的40秒钟的真空吸尘器轰鸣，接下去是几秒钟的空白，最后又是5秒钟的相同噪音。客观地说，最后一组经历的噪音量比前两组都大。但是，他们的厌恶感也比前两组大吗？ (你可以回家试一下：趴在地板上，耳朵紧挨着吸尘器，让你朋友把吸尘器打开再关上——考虑一下分别在几种条件下，最后5秒钟你的烦躁感觉。)要求参与者听的是 (A)长度为5秒钟的真空吸尘器噪声；(B)长度为40秒钟的真空吸尘器噪声；(C)长度为40秒钟的真空吸尘器噪声，接着有几秒钟的中断，最后又是长度为5秒钟的真空吸尘器噪声。在这3种条件下，要求参与者各自对最后5秒钟感受到的厌恶情绪作出评价。听过噪声以后，参与者对最后5秒钟经历的噪音厌恶程度作出了评价。利夫和汤姆发现最受宠爱的一组——只听了5秒钟噪声——对噪声的厌恶程度最高，超过了另外经历噪声时间更长的两组。你们可能猜到了，这一结果显示经历40秒钟吸尘器轰鸣声的人对它已经习惯，因而认为最后5秒并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噪声过程有中断的一组又怎样呢？事实证明，中断使问题加重。适应感消失，而最初的厌恶感又恢复了。实验的教训是什么？你可能认为从事枯燥和无聊的工作，中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会有好处，但这样的中断实际上减弱了你的适应能力，如果你需要重新开始工作会觉得问题更严重。假如你在打扫房子或者准备报税文件，最好的做法就是一鼓作气干完为止。那些愉悦的体验又怎么样呢？利夫和汤姆请两组参与者躺在只有在布鲁克斯商店才能预订到的高级按摩椅上享受3分钟的按摩。第一组是3分钟不间断的按摩。第二组先按摩80秒钟，间隔20秒钟，然后再继续按摩——总的按摩时间是2分40秒——比不间断那一组的时间少20秒钟。按摩结束后要求所有参与者对整个按摩过程作出评价。结果表明，那些接受中间带有间隔、时间较短按摩的参与者不仅对整个按摩评价更高，而且表示将来愿意出两倍的价钱享受一次同样带间隔的按摩。参与者各自接受一次：(A)时间为3分钟不间断的按摩；(B)先按摩80秒钟， 中间隔20秒钟，再继续按摩80秒钟。要求所有参与者对整个按摩过程的享受程度作出评价。很清楚这一切都与直觉相反。你在忙着准备填写令人头疼的报税文件，能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哪怕是几分钟，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你正在享用垂涎已久的一份本和杰里的樱桃加西亚冰激凌，为什么要中途把冰激凌放下来？为什么你躺在浴盆中正泡得惬意，却要从浴盆中出来在冰凉的空气中往杯子里加饮料，而不让别人替你添？窍门就在这里：不要以为休息片刻可以做暂时摆脱烦人的苦差事，想一想重新开始做不喜欢的工作有多难。同样的，假如你不愿意冒着凉气离开浴盆为自己的杯子里加饮料，想一想重新躺进浴盆的热水中会何等舒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一方面擅长于适应一系列的新环境，同时又非常不善于判断我们自身的变化和适应程度。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痛苦和厌恶的感受会一成不变，而带给我们愉悦的事物能够天长地久。适应是一种运作于生理、心理，以及环境深层次的微妙的普遍进程，它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它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对相当一部分适应性知识还知之甚少。例如，人们对新环境感到习惯，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快感适应过程到底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快感适应是怎样奇妙地影响我们，或者它是否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我们，这一点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下面的故事可能对这一重要课题有所阐释(请继续往下读，后面有关快感适应的研究更精彩)。为了说明快感适应的复杂性，我想讲一些我本人至今尚未适应环境的例子。我所受到的伤大部分能够看得到(颈部、脸部、腿部、手臂的伤疤)，从受伤早期，我就非常注意周围的人是怎样看我的。我特别关注人们对我的看法，多年来它给我带来很多痛苦。有一个时期，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陌生人不像过去那么多，我对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不再那么敏感。不过，每当要出席大型会议，特别是需要面对我不认识或者刚认识的人，我就变得特别敏感，并且在意他们如何看待我。当人们把我介绍给某人，在我的头脑中自动会记录下他们看我时的表情举止，他们是否伸手握我受过伤的右手，是怎样握的。你可能猜测，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适应了自己的个人形象，但事实上，时间并没有使我的敏感度减弱很多。我的外观当然比过去好多了(伤疤随着时间流逝而不那么明显了，我还做了多次手术)，但我仍然保持关注，在意别人对我的外貌的反应。为什么适应性在我的这一案例中没有成功？或许这和吸尘器实验相似。不断关注别人对我的外貌的反应阻碍了我的适应进程。第二个适应失败的事例与我的梦有关。事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在我的梦境中我仍然是年轻、健康、皮肤光洁的。很明显，我拒绝承认或者无视自己形象上的改变。几个月以后，有了某种程度的适应；我开始梦到治疗、理疗、医院里的生活、在我周围的医疗器械。不过就是在这些梦里，我的自我形象仍然是没有受过伤的，我仍然是健康的，只不过身上全是各种各样的治疗仪器，压得我喘不过气。最后，事故发生经过一年，我的梦里不再出现自己的形象——我成为一个旁观者。我不再从梦中惊醒，真正意识到自己受伤的严重程度(这是好的一面)，但是我从来没有习惯于受伤后的自我(这是不利的一面)。解脱自己与睡梦的关联有一定好处，尽管弗洛伊德学说是这样解释的，它似乎也表明，在适应改变后的环境这一进程中，我有一部分是失败的。我的个人适应性的第三个例子，是我作为学术工作者从职业生涯寻求乐趣的能力。总的来说，我设法找到这样的工作，它允许我状态好的时候多做些工作，感到疼痛的时候少做一些。在选择自己职业生活过程中，我猜测面对并接受自己局限的能力与我称做“主动适应”的因素有关。这种适应既不是体能的，也不是快感的，它有点像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它的基础是在一长串的决策过程中作出很多细小改变，因此最终结果与一个人的环境和局限相契合。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梦想从事学术工作(谁会有这样的梦想呢)，我选择职业道路的过程是缓慢的，一步一步的，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读高中时，我属于班里比较安静的学生，除了偶尔讲个笑话以外从不大声说话，也很少参加学术讨论。大学一年级，我还在烧伤治疗阶段，身上穿的是紧身衣(一种从头到脚趾全部包裹起来的弹性衣服，可以给身体施加压力，促进皮肤组织康复)，就是说其他学生能参加的许多活动都没有我的份。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只能把自己埋在力所能及的活动中：就是学习(我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都觉得难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进行了更多学术方面的探索。我开始喜欢学习，我向自己和别人证明起码我身体的一部分并没有变：那就是我的大脑、思想，还有思维方式，我也由此得到巨大的满足感。我使用时间的方式、我喜欢的活动都在逐渐发生变化，直到某一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局限、能力，以及学术生涯之间存在着非常好的契合。我的决定不是一时冲动，相反，它经历了长时间，一小步一小步地逐渐形成——每一步都在向着适合于我现在的生活接近，我已经心怀感激地习惯了这种生活。(感谢上苍，我现在从中感到了无穷乐趣。)总的来说，每当我审视自己的受伤事件时——严重、痛苦、历时长久——自己都感到奇怪，到现在，我的生活竟然还这样好。我无论从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里都找到了极大的幸福。时光荏苒，我感到的疼痛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不但学会如何对付它，还发现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限制它。那么，我已经完全适应了目前的环境了吗？没有。不过比起我18岁时的预想，我现在做到的已经不啻霄壤了。我对于适应的神奇力量满怀感激之情。善用适应性，提高生活的幸福感既然我们对适应性有了一定了解，我们能够利用适应的有关规律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吗？我们拿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安举例。过去4年里，她一直与别人合住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小宿舍里，房子又旧又潮湿，家具破旧，同住的两个人邋遢且不修边幅。这期间，安一直睡上铺，没有地方摆放衣服、书籍，连她珍爱的一套袖珍丛书也没有地方摆放。离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安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渴望着搬进自己的第一套公寓。领到第一份工资，她把想买的东西列了一张清单。安怎样作出购物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尽可能持久的幸福感呢？第一种可能是，安拿到工资后(当然要先付掉房租和其他账单)马上开始疯狂购物。她可以扔掉从别人那里接手过来的旧家具，买一套漂亮的新沙发，一张太空泡沫床，大尺寸的等离子电视机，甚至凯尔特人队的赛季套票。在非常郁闷的环境里忍受了那么长的时间，她可能会想，“我该尽情享受一番了!”另一种选择方式则是渐进式购买。她可以先买一张新床。大约过上半年，再高高兴兴地买台电视机，明年再买套沙发。尽管处在安的角色上的多数人都会认为把公寓装饰一新更为惬意，于是就大手大脚地花钱——到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鉴于人类适应的倾向，她沿着渐进的道路前进才会感受到更大的幸福。安如果能限制花销，适时踩一下刹车，降低适应进程的速度，就可以让她的钱发挥出更大的“幸福购买力”。我们的教训是放慢愉悦过程。一套新沙发可能让你高兴几个月，但是，在沙发带来的兴奋感没有消退之前不要买电视机。如果你需要大幅缩减开支，以上的原则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你想减少消费，就应该搬入小一些的公寓，切断有线电视，不再喝昂贵的咖啡，把消费降下来，长痛不如短痛——当然，一开始感到的痛苦会大——些，不过从长远来看，痛苦的总量肯定会小得多。延长购物的幸福感让适应性为我们服务的另一种方法是为消费封顶——起码是对酒精饮料。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辅导员——汤姆?瓦尔斯滕——曾经说他想成为鉴赏价格为每瓶15美元以下的葡萄酒方面的专家。汤姆的想法是，如果他一开始就买价值为每瓶50美元的高级葡萄酒，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对该档次的酒产生习惯，而对低于该档次的酒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推断如果从每瓶价值为50美元的酒人手，过一阵子，他就可能逐步把消费水平提高到每瓶80美元、90美元，甚至100美元，因为他的口味会对更高档次的酒产生适应。最后，他认为如果他根本就不去尝每瓶价值50美元的葡萄酒，他的味觉就会对偏好价格范围内的酒产生较灵敏的辨别能力，进一步增加他的满意度。他牢记这样的原则，防止了快感水车效应，对消费实行控制，成为每瓶15美元葡萄酒的鉴赏专家，他在这样的消费水平上过得很快乐。同样的道理，我们另外一种驾驭适应扩大满意度的方法，就是把投资从那些给我们持续不断体验的东西转到短时间的转瞬即逝的体验上去。例如，立体声音响设备和家具一般给人长期体验，因此很容易对它们产生适应．另一方面，短暂的体验(玩4天失踪、自由落体跳伞或者听音乐会)转瞬即逝，你不大可能对它们产生适应。我并不是建议你卖掉沙发去玩自由落体跳伞，重要的是要理解什么样的体验更容易或者不容易产生适应．因此，如果你考虑把钱花在短暂体验(自由落体跳伞)或者持续体验(买新沙发)上，而且你预期二者给你的幸福总量相同，那就选择短暂体验。沙发对你幸福的长远效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小得多，而自由落体跳伞运动给你带来的长期愉悦和记忆则可能比你料想的长久得多。为了提高你的幸福感，想一想如何在你生活中注入偶然性和不可预测因素。我们简单地做个演示实验。你是否注意到人们挠自己时很难感觉到痒？为什么？因为我们挠自己时，对自己手指的动作一清二楚，这，种确切的预知扼杀了痒的感觉。有意思的是，如果用右手挠自己的右腋，我们根本没有痒的感觉。如果用右手挠自己的左腋，身体左右两侧神经系统的时间差产生细微的不可预知性，我们就有了轻澈的痒的感觉。不可预知在个人生活和恋爱中的好处比较清楚，这一教训在职场生活中也同样重要。正如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在《无快乐的经济》中强调的，我们在工作中倾向于选择安全可预测的道路，敝那些能显示稳定进程的事情。不过，西托夫斯基特别提出，真正的进步——与真正的愉悦一样——来自冒险和对不同事物的尝试。所以，你下一次准备PowerPoint文件、领导团队，或者选择工作项目的时候，尝试一下新的思路和做法。你想表现得幽默一些或者开展跨公司合作，但是没有哎功，但总的来说，新的尝试可能有重要作用。适应性的另一个教调与我们周围入的决策有关。别人有的东西我们没有，这种对比非常明显，因此，我们会适应得较慢。对我采说，在医院里度过的3年还比较容易过，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伤员。我的能力与周围人的差距不是很大．只有离开医院，我才能充分认识到我的局限和困难——这种认识是非常艰难、令人灰心失望的。从更实际的角度看，我们假设你想买某个型号的手提电脑，但又认为价格太贵。如果你买个比较便宜的，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不过，如果你邻桌同事的手提电脑碰巧就是你原来想买的那种。这样日复一日，你的电脑与邻座的明显对比会放慢适应过程，使你感觉不快。)更普遍地说，这一规律就是，当我们考虑适应过程时，必须想到周围的参照物以及它会对我们的适应能力有什么影响。不利的一面是，我们的幸福感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比得上别人。有利的一面是，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使自己置身于什么环境中——只要我们选择的比较对象不把自己比下去，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加幸福。最后一个教训是，相同的经历未必导致同等的适应结果，不同人的适应方式各有不同。我的忠告是探索自己独有的适应方式，学习什么能够启动你的适应进程，什么不能。总而言之，大家就像温水中的青蛙。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楚适应性如何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因而可以利用有利的一面，防止不利的一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测量水的温度。如果水太热了，我们必须跳出来，寻找一个清凉的池塘，找到并且享受生活的乐趣。引用伟大的哲学家柯密特的话就是：“(青蛙)只要有虫吃就是好日子!”第七章 美丽的标准：你会选择谁做你的终身伴侣？面目全非的少年护士站里面一面大号穿衣镜在等着我。几个月以来我连几步路都走不了，要通过一整条长廊来到护士站绝非易事。我好像走了好几年，最后终了转过了拐角，一寸一寸地朝着镜子挪动，以便正对着镜子仔细地看着镜众人：弯曲的腿上缠满厚厚的绷带，弓着背，胳膊上缠着的纱布毫无生气地聋拉着，整个身体不成人形，镜子里的形象既陌生又遥远，怎么看也找不出半点“我”的样子：我本来是个18岁的帅气青年，这绝对不可能是我!最糟糕的是睑，右侧脸颊完全裂开，裂开的皮肉像融化的蜡烛一样耷拉下来。右眼拉到了耳朵附近——嘴和鼻子的右侧——右侧的耳朵烧得焦黑，而且变了形。越仔细看，我越不能理解，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变了形。我站在那里，拼命想把镜中的形象印在头脑里。镜中的形象在回盯着我，难道原来的我已经被埋进这个影子里面了？里面那个残缺不全的人瞪着我，我只觉得左边的眼睛有点熟悉。这真的是我吗？我简直无法理解，也不能相信或者接受这个面目全非的身体就属于我。在此前的多次治疗过程中，身上的绷带被拆掉，我见过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知道身上有些部分烧伤有多严重。别人也说过我的右侧脸颊伤得非常厉害。但无论如何，站在镜子前面之前，我无法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我想盯住镜子里的形象，又想赶快离开，拒绝承认这一现实，两种欲望交织在一起，让我难以自拔。过了不长时间，我的腿开始疼痛，这迫使我决定转回身去，回到病床上。如何应对身体上的创伤对我的折磨已经够大了，还要承受自我形象方面的沉重打击，这给康复过程增加了难度。像当时这样的年龄，我正在努力寻找在社会上的地位，理解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的意义。突然间，我被“关”进了医院，一住就是3年，从之前认识我的人眼中(起码是我的母亲眼中)那个“英俊少年”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失去了原来的容貌，也就失去了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如何自我定义的关键要素。是否有女孩愿意与我约会？以后的几年里，很多朋友来看我。我看到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出双入对——身体健康、英俊漂亮、没有病痛折磨，他们过去在学校里曾经是我的同龄人和朋友——他们互相倾慕，成为恋人，后来有的又经历分手，完全自然地沉浸在爱情的追逐中。在发生事故之前，我非常清楚自己在青少年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我和同一层级中的几个女孩约会过，她们中谁愿意和我约会，谁不愿意，我大体都了解。但是现在，我问自己，我可以从什么地方融入社交舞台呢？失去了自己的容貌，我知道自己在“约会市场”上已经贬值了。过去和我约会过的女孩现在是否会拒绝我呢？我相当肯定她们会。我知道她们这样做的逻辑。说到底，她们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命运使我处在她们的位置，难道我不会如此吗？如果漂亮的女孩都拒绝我，我是否一定要娶个有某种身体缺陷的女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尘埃落定”了？我是否一定要接受这样的逻辑，我的约会价值降低了，就必须改变对于恋爱对象的期望值？或许还有希望，将来某一天会有某个人，不介意我的伤疤，懂得欣赏我的聪明才智、为人幽默、擅长烹调，而且爱我？我无法摆脱这样?一个现实：我追求恋爱对象的市值已经大幅降低，了，过与此同时，我仍然觉得受到损伤的只是我的一部分，只是我的外貌。我没有感到我(真正的我)的存在价值有任何实质改变，这使我更难以认同自己突然贬值的这种观念。灵与肉的激烈战争，谁是胜者？我对大面积烧伤了解不多，原以为只要烧伤痊愈，我就能恢复到烧伤以前的状态。其实我从前有过一些小的烧伤，痊愈后多数没留下什么痕迹，充其量就是个别微不足道的小伤疤。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次烧伤的情况完全不同，伤口开始愈合仅仅是漫长而艰苦的恢复过程的开端——同时也是烧伤以至身体变化引起的心理挫折的第一步。我需要面对的是几乎每过一个小时伤口就会收缩，并且需要无休止艰难地对付紧绷的皮肤。我的全身还要包裹在好像芭蕾舞演员穿的那种紧身衣里，在穿衣之前用绷带紧紧捆住我的身体，使用各种装置把我的指头拉直，把颈部固定起来，这些措施对治疗有用，却使我感到自己简直成了个外星人。这些用来支撑、活动身体的装置让我越发感觉形体上的自我与以往如隔霄壤。我开始憎恶自己的身体，似乎它背叛了我，成了敌人。就像《青蛙王子》和《铁面人》中的主人公一样，我觉得人们根本看不到我的本来面目。青少年时期的我并不太喜欢哲学，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开始思考我每天要面对的心灵与肉体分裂的问题。我的身体被可怕的疼痛缠绕，而我又在这一禁锢中苦苦挣扎，到后来，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战胜它。我尽力对自己的皮肤进行拉伸，我设法与疼痛作斗争，我的头脑中坚信自己的心灵正在征服肉体，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我对灵与肉的观点坚信不疑，竭尽全力一定要使灵魂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发动这场战斗的同时，我还暗下决心让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只接受心灵的命令，而不服从肉体的指挥。我不能让疼痛统治我的生活，不能让肉体左右我的决策。我要学会忽略肉体的呼唤，生活在自己原有的精神世界里。我决定从那一刻起做自己的主人!我还下决心规避我在约会市场的贬值问题，干脆就不再想这回事。既然我要从各方面都忽略肉体的存在，自然就不应放任肉体对恋爱的需求。只要把恋爱从生活中移除，我自然无须介意在社交金字塔上的位置，以及谁会想与我约会等。问题解决了。但是，受伤后的几个月，我领悟到无数禁欲者、僧人，以及纯化论者反复学到的一个教训：让心灵完全战胜肉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在医院里每天像犯人过堂一样的苦难包括可怕的浸浴治疗，护土们把我浸在盛着无菌液的浴缸里。过上一会儿，她们开始把我身上的绷带一条条地揭下来。揭完了再把坏死的皮肤刮掉，然后在伤口上涂一层药膏，最后把我重新包裹起来。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不过每逢我头一天做过植皮手术，她们就会跳过浸泡这道程序，因为在我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菌可能会从水中传染到新的手术创口上。碰到这样的情况，护士们就在病床上实施海绵擦洗，因为绷带得不到浸泡，揭起来就会更加痛彻心肺。我印象最深的一天，海绵擦洗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绷带揭完以后，一个叫塔米的年轻漂亮护士给我擦洗腹部和大腿。我突然感到身体说不清哪个部分发生了几个月内没有过的冲动。我既害羞又尴尬——出现了生理反应，不过塔米只是嘻嘻一笑，安慰我说这是好事，说明我恢复得不错。她从正面把话题岔开，稍微减轻了我的尴尬，但作用不是很大。那天夜里，我独自躺在房间里，耳边响着各种医疗器械声音合成的交响曲，我回头反思白天发生的事情。我的青春期荷尔蒙又在起作用了。它忘掉了我已经今非昔比，面目全非，而且公然不顾我不再听命于肉体的决心。事到如今，我认识到自己关于心灵与肉体严格分离的想法，事实上是不准确的，我必须学会让灵魂与肉体和谐相处。我现在又回落到了相对的常态——就是说，同时具有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人——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我的身体功能得到改善，而疼痛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会沉思那些驱动我们走近某些人并远离某些人的社交进程。我大部分时间还躺在床上，实际上也做不了什么事，不过我还是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感情生活会怎样。因为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形势进行分析，我关注的重点不久便发展成为对广义上恋爱活动的兴趣。郎才女貌与适应性择偶无须对人类本性作精细的观察就可以认识到，无论是鸟类、蜜蜂还是人类，都是同气相求。在很大程度上，美女与俊男约会，“美学缺憾者”与其貌不扬者约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象作了长期研究，并称之为“同征择偶”。我们当然可以想到秃顶、有才、富有，或者位高的“美学缺憾者”娶到了美貌如花的女人这种例外情况(例如伍德?艾伦与米亚?法罗，莱尔?拉维特与朱莉娅?罗伯茨，几乎所有的英国摇滚歌星都娶了名模等)，但是，同征择偶依然很好地描述了人们寻求他们的恋爱对象的取向。当然，同征择偶并不仅限于美貌、金钱、权力，以及其他如幽默感之类的优点也能提高一个人的吸引力。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美貌比其他优点更容易决定一个人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与同征择偶的潜力。你位于社交金字塔的哪一层？想象你到达晚会会场，刚一进门，主人就在你的前额上写了点什么。他告诉你不要照镜子或者问别人。你在会场转了转，发现会场的男男女女前额上都标着从1到？0的数字。主人对你说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找到数值最高，而且愿意和你交谈的人组成一对。你自然朝数字为10的人走去，但是他(她)看了你一眼就走开了。接下来，你又去找数字是9或8的人，以此类推，直到后来一个数字是4的人向你伸出手，你们一起交谈。这个简单的游戏描述了同征择偶的基本过程。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玩这个游戏时，实际上就是数值高的寻找数值高的，中等数值的与中等数值的配对，低数值的与低数值的牵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游戏中价值是写明了的)；对方的反应帮助我们估计出自己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并且找到综合情况与自己相仿的人。对于那些位于魅力阶梯最上层的男女来说，同征择偶是好消息。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位于中间或者底层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够适应自己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吗？我们怎样学着诠释史蒂芬?斯蒂尔斯的老歌《碰到谁就爱谁》？这就是有一天我和伦纳德?李还有乔治?勒文斯坦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的问题。乔治没有说明他指的是谁，他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这么个人，体貌不是很吸引人。这个人被限制在只能和与他有同等吸引力水平的人约会和结婚。除此之外，这个人还是研究学术的，无法挣很多钱来弥补先天的容貌不足。”乔治继续说，把话题引到了我们下一个研究项目的中心：“这个人以后会怎样？他会不会每天早上醒来看着睡在身边的人想，‘算了，我就这样了’？或者他设法学着通过某种方法作出适应和改变，不再对自己充满怀疑。”美学缺憾者对自身美貌有限这个事实有一个适应过程，对此进行观察的一种方式可以称做“酸葡萄’’策略——名称来自伊索寓言《狐狸与葡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种可能适应的过程。炎炎夏日，狐狸从田间来到葡萄架下，成熟的葡萄颗粒饱满，颜色诱人，从藤子上倒垂下来，当然是最美的解渴之物。狐狸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向前助跑，突然起跳去抓葡萄。不过，可惜没够到。它跳了一次又一次，但就是够不到。最终它只好放弃，垂头丧气地离开，嘴里嘟囔着：“我肯定这是些酸葡萄。”“酸葡萄”的概念来源于这个故事，是说人们有种倾向，对得不到的东西就会反过来瞧不起它。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涉及美貌问题，适应性会产生巨大魔力，使人们觉得自己追不到的那些吸引力非常高的人(葡萄)，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酸了)。不过，真正的适应性远远不只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排斥我们得不到的。真正的适应还含有这样的意义，即用阿Q精神法，让我们接受现实。这些方法到底怎样起作用呢？适应的方法之一：美学缺憾者可以降低自己的美学理想，例如，从完美阶梯的9或10降低到与自身匹配的水平。或许他们会发现大鼻子、秃顶，或者牙齿不齐倒成了优点。人们一旦适应了这种标准，再看到某些明星照片，例如哈莉?贝瑞或者奥兰多?布鲁姆，就会立即耸耸肩膀说，“我可不喜欢她那个又小又平的鼻子”，或者“哎呀，你看他那油光瓦亮的头发，还是黑的”。人群中那些其貌不扬的人可以利用另一种适应方式：不改变审美观，而是寻找其他优点；我们可以寻求，例如，谈吐幽默或者心地善良。拿到《狐狸与葡萄》的故事环境里，就相当于重新评价更容易吃到的不那么多汁诱人的草莓，摘不到葡萄，草莓吃起来也比过去可口多了。这一原理在约会问题上是否同样适用？我有个容貌一般的中年女性朋友，几年前在“默契”婚恋网站上结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她对我说：“你看这个人，长相不值得一提，秃顶、超重、满身体毛、比我大好几岁。不过，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些东西都不那么重要。我想找个聪明、有才能、有幽默感的人——这些优点他都有。”(你注意到没有？ “有幽默感”在媒人口中早已经成为“其貌不扬”的代名词了。)因此，美学缺憾者有两种适应方式：改变审美观点，降低标准去适应并非完美的人，或者改变对人整体观察的侧重点，重新审视哪些品质重要，哪些不重要。把话再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考虑下面两种可能性：(1)那些只吸引矮个子、秃顶男人的女士，一开始就喜欢配偶的这些特点吗？ (2)这些女人是否还是喜欢高个子、有头发的男人，只是因为找不到，从而改变标准，把侧重点放到非体貌特征，诸如心地善良或者有幽默感上了？除了上述两条适应途径，尽管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适应一切的能力(参见第六章)，我们还必须考虑适应能力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殊情况下不起作用的可能：美学缺憾者可能永远不能真正认同天生条件局限给自己在社交金字塔中的定位。(如果你是个50岁左右的男士，心里还一直想着那些30岁左右的女士会喜欢和你约会，那我就说中了。)这样的适应失败会带来一连串的失望，因为缺少了适应，吸引力较差的人会不断追求自以为配得上的美貌意中人，结果在求偶过程中屡屡受挫而倍感失望。如果他们找了同样具有美学缺憾的人结婚，就会一直认为对方配不上自己——这种观念对于恋爱绝对无益，更不要说长远的共同生活。下图中描绘了美学缺憾者对待和处理自己局限的3种方式，你认为哪一种最为准确？美学缺憾者对待和处理自己体貌局限的3种方式我把赌注压在重新安排择偶侧重条件上，不过如何找出正确的侧重点，这一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你会选择和谁约会？人们如何适应自己并非完美的外貌？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我和伦纳德、乔治找到了两个有独特见地的年轻人——詹姆斯?洪和吉姆?杨，希望在他们创力、的网站上进行一项调查研究。登录网站，就会看到——幅年龄不等的(18岁以上)男人(女人)的照片。照片上方有个浮动的方框里面是一个标尺，从1(不漂亮)到10(最漂亮)。你给这幅照片打完分，马上会出现另外一个人的照片，并且会显示你刚才打分的那个人得到的平均分数。你刁；但可以给别人打分，还能把自己的照片发到网站上让别人去评分。我和伦纳德、乔治尤其重视上述这一特别功能，因为它能把人们的吸引力加以量化。(根据最近一次测试，我在该网站的正式得分是6.4。那张照片一定照得非常差。)有了这项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个被该网站用户评价为无魅力(例如2分)的人如何评价别人，与一个被评为非常有魅力(比如说9分)的人相对比，会怎么样。为什么这一特别功能对我们有用？我们猜测如果美学缺憾者没有适应这项功能，他们对别人魅力的判断就会与那些本身非常漂亮的人的判断相同。例如，如果没有适应性的差异，一个分值为2的人和分值为8的人应该同样给一个分值为9的人打9分，给一个分值为4的人打4分。相反，如果一个美学缺憾者完全适应了这一情况，改变了对别人漂亮与否的判断标准，他们对漂亮程度打出的分数就与那些本身非常漂亮的人不一样。例如，如果适应确实发生了，一个分值为2的人可能给一个分值为9的人打6分，给一个分值为4的人打7分；而一个分值为8的人仍然会给分值为9的人打9分，给分值为4的人打4分。值得庆祝的是，我们确实可以对此进行测评!简而言之，通过检验一个人自身的漂亮程度，是如何影响他给别人评分的，我们认为可以对适应程度有某些发现。詹姆斯和吉姆对我们的实验很着迷，向我们提供了10天内16 550位网站用户关于评分和约会方面的数据。所有这些用户都是异性取向，大多数(75%)是男性。分析的第—个结果是几乎所有人对美丽与否都存在共识。我们发现人们都喜欢哈莉?贝瑞和奥兰多?布鲁姆，不管自己长得怎样，即使是美学缺憾者也不会把相貌平庸者视为漂亮，并以此建：立新的审美标准。关于美丽标准的一致性战胜了酸葡萄策略，但是还存在两种可能：第一，人们在审美标准上不会出现适应，第二，人们通过学会调整侧重点，把其他特点看得更重要过程适应以此完成。美学缺憾者对待和处理自己体貌局限的3种方式(第一次在Hot or Not网站进行的调查研究)下一步，我们开始测试另一种可能性，即美学缺憾者完全认识不到容貌不漂亮可能给自己带来限制(起码他们在网上是这样做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用了HotorNot网站的第二个有趣的特别功能，叫做“与我见面”。假设你是男士，在网上看到一位女士的照片，你想约她见面，就点击了照片上方的“邀请”键。对方会收到通知，说你想约她见面，通知中也包括了有关你的一些信息。*使用“与我相见”特别功能，你不仅能够对对方的相貌作出判断，同时还能判断出对方是否可能接受你的邀请。(匿名拒绝虽然不像面对面拒绝那样使人难堪，但也会使人感到不快。)为了更好地了解“与我相见”功能的作用，假想你有些秃顶、身体肥胖、体毛很多，但不乏幽默感。我们从网上的魅力分数得知，你对别人的魅力判断标准不受自身容貌的影响。不过，假如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魅力值较低，你会在挑选追求对象时考虑不到自己的大腹便便的缺点。你仍然会去追求那些美女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你真的意识不到自已缺乏魅力(起码是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决定与谁约会是考虑到了自己缺乏魅力，你就会认识到自己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把目标定得低一些，去寻找与你的魅力分数接近的人，尽管在你心目中能够打10分的仍然是哈莉?贝瑞和奥兰多?布鲁姆。我们得到的数据显示，案例中那些不甚漂亮的人们事实上都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水平。这种认识并不会影响他们对别人漂亮与否的判断(与别人的评判相对照)，却会对他们如何选择约会对象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自学缺憾者对待和处理自己体貌局限的3种方式(第一次在Hot or Not网站进行的调查美貌不是择偶和幸福婚姻的唯一标准来自HotorNot网站的数据，否定了我们关于个人容貌魅力适应过程3个假设中的两个，但还剩下一个假设：就像我的那个中年女性朋友，人们通过降低对对方外观的要求完成适应过程，并且学着欣赏对方其他的优点。不过，否定其余两个假设并不等于给剩下那一个理论提供证据。我们需要证据来表明人们学会重视魅力的替代因素[“亲爱的，你真聪明／有意思／善良／理解人／和我的星座真配／ ／(请填空)”]。不幸的是，Hot or Not网站在这个问题上帮不了我们，因为它只能让我们测试一个方面(照片的“漂亮与否”)。为了寻找一种让我们可以测试那些难以言喻的“我不知是什么”的方法，我们向“闪约”(闪电约会)领域求助。我们真的想找美女俊男吗？使用同样的数据，我们也考察了另一种可能，即人们寻求比自己容貌稍强或稍差的约会对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发现，人们通常以自己的魅力水平作为出发点来考虑是否与对方约会。事实表明，人们不大可能与比自己差的人约会，即使确信对方比自己差一点点；相反，他们急于寻找比自己容貌稍强的人。有意思的是，这种寻找比自己稍强对象的欲望很快会趋于平稳；人们想找比自己稍微漂亮的人约会，但是——姑且假设是为了感到安全和轻松——他们不想找比自己强太多的人。在我告诉你我们采取的闪约形式之前，先给不谙此道的人对现代约会规则作个小小提示(如果你是位社会科学爱好者，我郑重向你推荐这一体验)。如果你没注意到，可以看一下，闪约无处不在：从五星级酒店的豪华酒吧，到当地小学的空闲教室；从5点下班后人群攒动的傍晚聚会，到周末的餐会见面。它把追逐天长地久的爱情变得好像是土耳其集市上的讨价还价。尽管有种种恶意批评，比起那些俱乐部介绍、盲目约会、朋友安排，以及其他非正式安排的约会，闪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而且不会有令人难堪的后果。普通闪约过程就好像20世纪初叶时效研究专家的设计产物。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年龄在20～50岁之间(如果参与者为异性取向，男女各占1/2)，被安排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按照两人一桌安排。参加的人向约会组织者登记，组织者给每个人一个编号和一张记录表。约会中有1／2的人——通常是女人——固定守在桌子边。每隔4～8分钟就会有铃声响起，男人们站起来，像旋转木马般地更换到下一张桌子。在桌边坐好以后，约会者可以谈论任何话题。毫不奇怪，很多人会扭捏地对整个闪约过程表示惊奇，然后开始进行简单交谈，试图从对方那里获取一些有关信息，而又不显得过于唐突。铃声响起，他们作出决定：如果鲍勃想与妮娜约会，他在自己的记录表上标有妮娜编号旁写上“是”；如果妮娜想与鲍勃约会，她在自己的记录表上标有鲍勃编号旁写上“是”。闪约活动结束，组织者把记录单收集起来进行配对。如果鲍勃对罗妮和妮娜都写了“是”，罗妮给鲍勃写的是“不”，而妮娜给鲍勃写的是“是”，那么，就只将妮娜和鲍勃的联系方式告知双方，以便他们继续约谈，甚至发展为正常的约会对象。我们在设计闪约方式时，增加了几个特点。第一，举行闪约之前，我们对参与者作了问卷调查。我们要求参与者对于各项择偶条件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估——外貌、智慧、幽默感、善良、自信，还有性格等。我们对闪约的过程也作了一些改变。每一对男女“约会”结束，不让他们直接转到下一次约会。相反，我们请他们停一会儿，对刚才见面的人作出评价，并且记录下来，评价内容与我们先前调查的内容相同(外貌、智慧、幽默感、善良、自信，还有性格)，还让他们告诉我们是否愿意与这个人再次见面。这样的安排向我们提供了3种数据。约会前的调查数据表明他们寻找恋爱对象的标准。通过约会后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对见面者的评价如何，我们还能知道他们最近是否想和中意的那个人正式约会。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主要问题：美学缺憾者会像那些漂亮的人——样，把对方容貌放在重要位置——表明他们没有产生适应吗？还是把侧重点转向了其他方面，例如幽默感上——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适应，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分析了参与者关于一般偏好的答卷——这是闪约之前完成的。在择偶标准上，那些比较漂亮的人更注重外貌要求，而不太漂亮的人则更看重其他条件(智慧、幽默感，以及善良)。这一发现成为我们关寸：美学缺憾者在择偶方面调整侧重点的第一个证据。接着，我们研究了闪约过程中每个约会者如何互相评价，这种评价如何变成他们与某个见面者真正约会的意愿。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同的模式：美学缺憾者更愿意挑选那些有幽默感或其他非体貌特长的约会伴侣，而漂亮的人更愿意与他们认为吸引眼球的人约会。把Hot or Not网站的第一次试验、“与我见面”功能，还有闪约的结果综合考虑，数据显示我们自身的相貌不会改变自己的审美品位，但它对我们的选择偏好有很大影响。简而言之，不漂亮的人会把非体貌条件看得更重要一些。美学缺憾者对待和处理自己体貌局限的3种方式(第一次在Hot or Not网站进行的研究、“与我见面”的研究，以及闪约研究)当然，这会引出美学缺憾者是否更“深刻”的问题，因为相对外表的美貌而言，他们更看重其他品质。坦白地说，我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说到底，假如青蛙变成了王子，他会与其他王子一样渴望把美貌作为选择恋人的主要标准。不管我们对美貌的重要性作出何等评价，调整侧重点的过程很显然会帮助我们完成适应。到头来，我们都必须平静地对待我们是谁、能够做什么，归根结底，只有适应与善于调整才能使人更幸福。男性与女性的择偶观大不相同如果对性别不同所引发的差异缺乏观察，那么对约会的研究也就不完整。上述内容描述的结果是把男性和女性放在一起分析的，你可能怀疑男性和女性对于外观魅力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对吗？的确如此。事实表明，我们在Hot or Not网站进行的研究显示出性别取向的区别，与人们关于约会和性别的常规模式相吻合。我们拿人们一般的观念举例，也就是男性约会不像女性那么挑剔。事实表明，这个观念并非空穴来风：男性向中意的女性发出约会邀请的可能性相当于女性发给男性的240%。数据还证实了一项随意观察的结果， 男人对女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大于女人对男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它同时与另一个发现有关，即男人对于自己本身的漂亮程度不那么在意)。最突出的是， 男人怀有比女人更高的期望值——男人对他们选中的女人的漂亮程度非常重视，他们很容易爱上比自己漂亮得多的女性——就是说按照Hot or Not排行榜数值比他们高出了许多。顺便提一下，男人容易邀请多名女子约会，希望找到比自己漂亮得多的女人(有人会把它看做缺点)，我们可以美其名曰“男性约会的开放心态”。每个人都有得到幸福的机会我们都有了不起的长处和不尽如人意的瑕疵。通常我们从小就学会了要接受这一切，最终能够大致安于我们在社会上和社交金字塔中的地位。像我这样的人的特别之处在于，成长过程中对自己满怀信心，突然间，不得不面对迥然不同的现实，根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逐步适应。在我心里，突然的变故在恋爱方面的打击尤为明显，它同时让我能够以更冷静的方式远距离观察约会市场。受伤后的几年里，我对于烧伤可能对未来恋爱造成的后果感到非常痛苦。我很肯定地认为我的伤疤会对我在择偶金字塔中的地位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我就是想不通，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公平”。—方面，我认识到约会市场的运作与其他市场相仿，我的市场价值一夜之间跌落了很多。同时我仍然深深地感觉自己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认为贬值纯属无稽之谈。我尽力想理解自己对此事的感受，扪心自问如果我完全健康，—个受过和我类似烧伤的人邀请我约会，我会考虑吗？我不大可能和地约会的原因不就是她的伤疤吗？我必须承认，这样的答案我自己也不喜欢，它令我迷惘，弄不清我希望从女人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必须顺应现实，这令我沮丧。那些受伤前和我约会的女人，现在不再把我看做恋爱对象，我想到这里就难以忍受。我一想到顺应现实就感到恐惧，不仅为我自己，也为其他那些命运相似的人。这样做绝不会找到幸福。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读研究生的时候，所有这?…切都解决了。有一天，心理学系主任指派我参加学习研讨小组。除了为会议设计会标以外，我已经记不清在小组会议上我们还做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桌子对面的人是我遇到的最神奇的人物——苏米。不管对同征择偶理论作何等推演和延伸，她都不会和我有任何关系。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最终成为朋友。她非常欣赏我的幽默感，再后来神奇的转变发生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把我当做她的恋人。15年过去了，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借助于Hot or Not网站的数据，我现在认识到，因为女人比男人更看轻外貌(谢谢你，亲爱的读者)，我是多么幸运。我同时开始相信，史蒂芬?斯蒂尔斯的那首歌尽管听上去毫无感情可言，实际上却很有道理。他远不是在鼓吹爱情不忠，“碰到谁就爱谁”指的是我们有能力发现，并且爱上我们伴侣的特别之处。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带有伤疤、略显肥胖、牙齿不整、稍微秃顶的人，我们最终确实能够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愈加热爱面具背后、躯壳之内的这个人。这是人类适应能力的又一大胜利!第八章 市场的失灵：为什么在线约会比不上媒妁之言？剩男剩女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普遍问题几个世纪之前，媒人或者婚姻中介在传统社会中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青年男女(还有他们的家长)会像《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那首歌说的，请媒人“寻我所爱，配我佳偶”。为了减少客户搜寻的时间和精力，媒人必须对适婚青年男女及其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这就是“媒人”成为“大嘴巴”或“长舌妇”同义词的原因)。她一旦找到了几对条件相当的男女，就为他们牵线搭桥。媒人的生意既有效率又有可靠收入，她作为婚姻中介(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市场经纪人”)提供服务，因而获得报酬。光阴似箭，转眼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业媒人已经销声匿迹(大多数西方社会里，包办婚姻也不复存在)，但在线约会尚未兴起。温情浪漫和个人自由成为压倒一切的择偶理想，但是，择友求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本人的力量去努力奋斗。例如，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一个朋友——这里我姑且把他叫做塞思，他为人聪明、滑稽，长得也算不错，是个新晋升的教授，他每天必须加班加点工作，以此证明他确实有学识、有才华，有希望得到终身教职。他很少晚上八九点以前离开办公室，并且多数周末也不休息(我了解，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他隔壁)。同时，他的母亲每个周末都会打电话关心他。“孩子，别累坏了。”老太太总是说，“你什么时候能抽时间找个好女孩？再拖下去，我就抱不动我的孙子、孙女啦!”凭着塞思的聪明和才华，要达到职业目标并不困难。但他的恋爱目标却遥不可及。他生就了学术型性格，不可能突然间作出改变，不可能经常光顾酒吧。他觉得刊登和回应征婚广告的做法太低俗。塞思最近搬人大学城，那里的朋友不多，而且这些人都不善交际，他参加派对的机会也很少。学校里的女研究生不少，从她们巧笑倩兮的目光判断，她们肯定乐于和他约会；不过假如他真的这样做，肯定会招致校方的不满(多数情况下，办公室同事或者师生之间的浪漫事件是不受鼓励的)。塞思参加了不少为单身男女组织的活动。他参加过交谊舞班和徒步旅行团，还加入过宗教组织。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活动，其他人似乎也不太喜欢。“徒步旅行团特别奇怪，”后来塞思对我说，“很明显，大家对户外的大好风光兴趣不大，他们只想找个喜欢旅游的恋爱伙伴，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对方喜欢旅游，其他方面也一定好。”可怜的塞思。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如果找到合适的女人他会过得十分幸福，但他就是缺乏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别担心，经过数年的苦苦追寻，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要指出的是，缺少了像媒人一类有效协调者的帮助，塞思就不得不承受市场运作不灵的后果。事实上，无须危言耸听，单身寻偶问题是西方社会市场运作的最大失败。塞思的艰难历程发生在婚恋网站创建之前，婚恋网站是天大的好事，原则上这个市场确有必要。不过，仔细观察这个现代版的媒人以前，我们先考虑一下市场一般是怎样运作的。从根本上说，市场是让人们节省时间，并达成目标的协调机制。因为有必要，市场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有组织。想一想超级市场为什么“超级”：它省去了你步行或开车去面包店、肉铺、蔬菜店、宠物，以及用品店，还有药店的麻烦，你可以把一个星期所需的物品很方便地从一个地方买回来。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市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常生活到个人化的物品选择。除了食品、房屋、劳动以及日用杂货市场(又称做eBay)，另外还有金融市场。例如，银行提供了一个便于筹资、放贷，还有借贷的中心平台。(2008年，亲眼目睹的现实向我们演示，银行停止放贷会造成什么后果。)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例如房地产经纪人，采取类似媒人的方式去了解买卖双方的需求，把双方恰当地撮合到一起。即使是专门从事二手车估价的凯利蓝皮书，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形式的市场中介，因为它给买卖双方提供了进行谈判的起点。总体来说，市场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难以置信的好处。当然，市场不断地提醒我们，它也可能出问题——有时会意想不到地出现严重问题——就如能源巨头安然事件和2008年次贷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但是总体来说，市场能够在人们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从本质上说，非常重要又非常有益。(很明显，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对我们既有好处，又可以避免失误的市场，那就再好不过了。)单身求偶市场是生活中的一个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经历着它从集中形态转变为每个人必须自负其责。如果有组织的市场不复存在，约会择偶会变得多么复杂？我们假想有个城镇，里面正好有100个单身男人和100个单身女人都想结婚(这真像策划一场电视实况转播节目的创意)。在这个小小的市场里——假定没有媒人——你如何确定谁和谁是天成佳偶？你如何保证配成的夫妻不仅一见倾心，而且能白头到老？要让每个男人与每个女人分别约会上几次以便确定理想伴侣，这样根本做不到，因为约会与电脑运算速度不同，真的那样做可就遥遥无期了。想到这一切，我首先对目前美国社会中单身男女的状况进行一番思考。美国青年人为了上学和就业而迁徙的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高中时期的友谊和男女爱恋蓬勃发展，可是随着孩子们长大离家，这些人际关系可能转瞬即逝。大学和高中一样，为青年人提供了交友和恋爱的环境，但他们毕业后各奔前程寻求发展，再次造成劳燕分飞。(今天，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企业经常打破地域界限从各地招工，就是说更多的年轻人要去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地方就业。)毕业生乍一来到千里以外的工作岗位，很少有空闲时间。这些年轻而相对经验不足的专业人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特别是面临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同办公室人员之间的恋爱交往即使不明令禁止，也不提倡。多数年轻人频频跳槽，难以扎根，更打乱了他们的社交生活。每一次迁移都使他们失去了直接或间接结交异性朋友的机会——也就降低了他们找到合适伴侣的可能，因为许多人往往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恋爱对象的。总的来看，年轻职业人才市场高效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单身青年男女婚恋市场的低效率为代价的。在线约会的有效性微乎其微我一直为塞思和其他朋友的择偶困难感到不安，直到出现了在线约会。听说有了默契网(Match．com)、线上约会(eHarmony)和犹太约会(Jdate)等网站，我非常兴奋。“这对于单身择偶市场将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补充。”出于对在线交友过程的好奇，我马上对在线约会网站进行了探究。这些网站都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先假想有个叫米歇尔的孤独求偶者。她成为一家约会网站的会员并同意接受服务，填写了一份有关她个人情况及寻偶条件的问卷表。每个这样的网站都有各自版本的问卷，问卷的共同之处就是基本的统计学信息(年龄、住址、收入等)，以及有关米歇尔本人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取向程度。问卷还询问了米歇尔的偏好：她寻求建立一种什么关系？她对未来伴侣有什么要求？米歇尔披露了她的年龄和体重。Q)她把自己描述成容易相处的素食者，希望与一位高个子、有学历、有钱的素食男士建立一种负责任的恋爱关系，她还把自己的情况写成了一篇简介。最后，米歇尔把自己的照片上传到网上，让别人可以看到。米歇尔完成了这几步，就可以像逛商场一样搜寻意中人了。她从网站系统提供的人选中挑出几个男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阅读他们的有关资料，查看他们的照片，如果有兴趣，通过网站可以给他发邮件。如果两个人都有意，可以进一步沟通。假如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就可以约时间见面。(大家习惯使用的“在线约会”一词容易产生误解。不错，人们通过网站介绍进行选择，并且收发电子邮件，但是真正面对面的约会还是发生在现实中，在“线下”。)我原来以为在线约会能够成为有价值的市场中介，可是一旦明白它的操作过程，我的希望逐步转为失望。尽管单身择偶市场亟待完善补充，但是，在线约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似乎难以奏效。这样一些多种选择题，填空答卷，固定标准怎么会准确地代表人类概念呢？归根结底，我们并不仅仅是上述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当然会有个别例外)。身高、体重、宗教信仰和收入也绝不是我们的全部。别人依据我们的总体、我们的主观和美学特质为基础来评价我们，例如，我们的说话态度和幽默感。我们的特征还包括散发的气味、闪动的眼神、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这些难以描述的特性，无法简单地存入一个数据库里。在线约会网站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把用户当成可以搜索的商品，例如数码相机，可以用几个特征，诸如像素大小、镜头尺寸，以及存储量大小加以充分描述。但是在现实中，即使恋爱对象可以作为“产品”来考虑，也只能接近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体验商品”。就像就餐体验、香水和艺术品一样，不能采取这些网站认为的那种方式，把人进行简单地、有效地分解归类。要想理解约会过程，而不充分考虑两性相吸相恋的细微差别，基本上就像凭着战术图解，分析双方球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来了解美国足球，或者靠阅读营养成分表来了解某种点心的味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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