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2

获胜的概率几乎为80％。在跟9 胜5 负选手较量的时候，7 胜7 负选手的成绩也同样让人感到震惊：7 胜7 负选手跟9 胜5 负选手相遇时的预测取胜率7 胜7 负选手跟9 胜5 负选手相遇时的实际结果47.2% 73.4%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疑，但是单单一个高胜算百分比并不能证明一场比赛当中有人作弊。也许是由于最后一场比赛至关重要，所以那些7 胜7 负选手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自然会更加努力。但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证据来证明这场比赛当中确实有作弊行为。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使一名相扑手故意输掉一场比赛？有可能他会接受贿赂(这显然不会出现在记录当中。)或者两位相反扑手之间可能会作了一些其他安排。记住，进入精英行列对于一名相扑手非常重要。66 名顶级相扑手每两个月就会跟其他15 名相扑手进行比赛。而且所有的相扑手都属于某个训练所，这些训练所通常都是由前任相扑冠军在管理，所以即便是两家相互竞争的训练所也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根据比赛规定，来自于同一家训练所的相扑手不会出现在同一一场比赛当中。)现在让我们看看7 胜7 负相扑手和8 胜6 负在第二次相遇(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都不是决胜局)时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双方都没有太大压力。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那些7 胜7 负相扑手很可能会像在以前的比赛当中遇到同样的对手时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应该有50％的胜算。你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胜算可以高达80％。结果表明，那些在前14 场比赛中7 胜7 负的选手在重新进行比赛的时候，获胜的概率只有40％。在一场比赛当中的胜算为80％，而在另外一场比赛中的胜算却下降到了40％，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最为符合逻辑的解释莫过于，这些相扑手事先达成了协议：今天这场比赛对我非常关键，如果你今天让我获胜，我下次就让你赢。(当然，这种安排也不排除现金交易。)有趣的是，当这两名相扑手再次相遇的时候，上次输掉的那位相扑手在这次比赛当中取胜的概率会增加将近50％，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协议通常只适用于两场比赛。并非只有单个相扑手的成绩记录值得怀疑。许多相扑训练所的集体记录同样让人感觉有些不正常。当一家训练所的相扑手在决胜局中赢得另外一家训练所相扑手，他们通常会在下次遇见对方训练所相扑手的时候输掉比赛。这说明，在相扑比赛当中，有人正在操纵一些最高层次的作弊行为，就好像奥林匹克滑冰裁判互换投票一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相扑运动员的作弊行为提出制裁。日本相扑协会的官员通常会把这种指控斥为无中生有。事实上，即便把“相扑”和“作弊”等字眼放在同一个句子里，都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怒情绪。当他们的全民性运动的诚信度受到指责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主动维护这项运动的神圣性。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指控时不时地出现在日本媒体上。这些偶尔出现的媒体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一些研究相扑运动中腐败问题的资料。毕竟，媒体报道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动性因素，如果两名相扑手或者他们的训练所有作弊行为的话，当大批记者开始进行采访报道的时候，他们至少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那么媒体报道将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数据表明，在那些紧随着媒体报道之后举行的相扑巡回赛当中，7 胜7 负选手在跟8 胜6 负选手进行对决的时候获胜率只有50％，而非平时的80％。无论怎样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细分，它们至少都能说明一个问题：相扑运动中存在作弊行为。几年前，有两名前任相扑手公布了大量的比赛作弊资料。他们指出，除了在比赛中作弊之外，相扑运动中还存在大量的吸毒、性滥交、贿赂、逃税等行为，许多相扑运动员还跟日本黑帮山口组之间有联系。很快，这两名相扑手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名相扑手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担心自己很可能会被山口组干掉。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准备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相扑运动的内幕。可就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没多久，两位相扑手突然死掉了，两者的死亡时间相隔只有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同一家医院，患有同样的呼吸道疾病。警察宣称没有发现证据证明这是谋杀，所以没有展开调查。“这确实非常奇怪，两个人居然会在同一天死在同一家医院，”一家相扑杂志的编辑，三宅健充(Mitsuru Miyake)说道，“可没有人看到他们被人投毒，所以人们只能怀疑，却没有办法来证明这是一场谋杀。”无论他们的死是否出于人为原因，这两个人确实做了一些其他相扑手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列出了一张具体的名单。在上文数据所囊括的281 位相扑手当中，他们指出有29 名在比赛中作弊，有ll名完全清白。当我们把这两位相扑手所提供的资料跟上面的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后，结果又会怎样呢？在两名可能作弊的相扑手进行比赛时，那些处于决胜局的相扑手有80%的获胜机会。而当一位决胜局相扑手所面对的是一位没有作弊嫌疑的对手时，他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当一名有作弊嫌疑的相扑手面对一位没有被列入名单的相扑手时，比赛结果跟两位作弊选手的比赛结果相似，这说明名单中没有提到的许多相扑手也都有作弊行为。所以如果相扑手、学校教师，还有日托中心的家长们都会欺骗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欺骗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现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类到底有多堕落？答案或许就在小甜饼的故事当中。下面我们来讲一讲保罗?费尔德曼(Paul Feldman)的故事。费尔德曼年轻时曾经有过很多远大的理想。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家，他梦想着能够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可结果呢？他在华盛顿特区找了一份工作，负责分析美国海军的武器开支，当时是1962 年。在以后的20 年里，他的工作内容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他有一份相当高级的工作，领着不错的薪水，可他并不十分喜欢自己的工作。在他所在的部门举办的一次圣诞节晚会上，同事们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们，他们并没有把费尔德曼介绍成“公共研究小组组长(这是他当时的工作)”，而是“给大伙带小甜饼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费尔德曼只是偶尔把小甜饼带到办公室，因为每次他们赢得一笔合同的时候，老板总是要犒赏下属一番。可慢慢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星期五，他都会带些小甜饼到办公室，还有一把锯齿刀，以及一些奶酪。当其他办公室的员工们听说有小甜饼的时候，他们也想要一些。最后，他每个星期都要往办公室带l5 打甜饼。为了收回成本，他准备了一个收钱的盒子，并且在L 面写出了具体的价格，那些拿走小甜饼的人通常会在盒子里投入相应的钱。在所有取走小甜饼的人当中，付钱者的比例高达95％；而且在费尔德曼看来，那些没付钱的人可能只是一时疏忽，而不是故意欺骗。1984 年的时候，他的研究机构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费尔德曼考虑了一下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前途并不光明。于是他决定辞去工作，专职卖甜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觉得他简直是疯了，可他的妻子支持他的决定。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负担了：他们一共有3 个孩子，其中最小的那个就要大学毕业了，而且他们刚刚付清了房屋贷款。从那以后，费尔德曼就开着车绕着办公区到处兜售自己的甜饼。他的方式非常简单：每天一大早，他就会把甜饼送到公司的零食间，并在甜饼盒旁边放上一个现金盒。然后他会在午饭之前来取回现金盒以及没有卖掉的甜饼。这种收款方式完全凭借客户的自觉性，可它确实有效。几年之内，费尔德曼的业务规模蒸蒸日上，他每个星期要为l40 家公司配送8 400 块甜饼，挣的钱几乎跟他做研究员时的薪水一样多。而且他还完全脱离了格子间的生活，现在他过得非常开心。他还在无意当中进行了一场绝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业务进行了严格的记录。通过将收上来的钱跟实际被取走的甜饼之间进行对比，他发现自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衡量客户的诚实度。比如说他可以判断一家公司中是否有偷窃行为？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家公司跟那些没有偷窃行为的公司各自都有着怎样的特点？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偷窃，在什么情况下不会？事实证明，费尔德曼偶然进行的这场研究为一直困扰学者们的某种欺诈问题——白领犯罪打开了一扇窗口。(尽管涉及的金额很小，但偷窃小甜饼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一个卖甜饼的人居然在研究白领犯罪这样的大问题，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可笑。但在很多时候，重大的问题往往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打开缺口的。虽然很多学者在研究像安然那样的大公司，可他们对白领犯罪 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数据。研究白领犯罪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很少会亲眼目睹人们的犯罪过程。大多数贪污者都过着平静且幸福的生活，因为那些盗窃公司财物的员工很少被发现。人们很容易判别眼前的抢劫或谋杀行为。而且这种犯罪都会有具体的受害者，受害者一般都会向警察报告情况，这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资料，而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又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得出大量的研究结果。相比之下，白领犯罪几乎没有明确的受害者。想想看，安然公司的那些首脑们到底在从谁那里偷窃财物呢？如果你不知道一一件事情的发生对象是谁，发生的频率如何，或者严重程度如何，你又怎么能对这件事情展开研究呢？保罗．费尔德曼的甜饼生意不一样。它有具体的受害者一保罗?费尔德曼。刚开始做甜饼生意的时候，根据以往在自己公司的经验，他预测会有95％的客户付钱。可就像街道犯罪一样，那些有警察的地方案发率通常会比较低，所以95％的支付率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是因为保罗?费尔德曼的存在，他的同事们才会付钱的。不仅如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些吃甜饼的人都认识费尔德曼，对他有一定的感情。大量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表明，根据提供者以及具体情景的不同，人们会愿意为同样的产品或服务支付不同的价格。在1985 年的“啤酒与海滩”研究当中，经济学家里查德?泰勒(Richa rd Thaler)发现，一位口渴的日光浴者会愿意花2．65 美元去度假旅馆买啤酒，但如果啤酒是从一家简陋的杂货店拿来的话，即便是同样的啤酒，他们也只愿意支付1．5 美元。在现实世界中，费尔德曼学会了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支付率并不会达到95％。于是他开始把那些支付率超过90％的公司认定为“诚实的公司”；支付率介于80％90％的公司为“差强人意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的支付率一直低于80％，费尔德曼就会在甜饼盒上贴上一张告示，上面写道：从今年开始，制作甜饼的费用大大上涨。更糟糕的是，那些取走甜饼却不付钱的人数也同样大大增加。不要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我想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偷窃是一种好行为，那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刚开始的时候，费尔德曼用一个敞口的空盒子收钱，可他发现收上来的钱经常会不翼而飞。于是他开始尝试用咖啡罐，并在上面钻了一个可以塞钱的小口，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也行不通。最后他决定做一些小的胶合板盒子，再在上面开一个小口。这个方法效果好极了。每年他都会投放大约7 000 个盒子，平均来看，他每年只损失一个盒子。这个统计数据非常有趣：那些经常偷窃甜饼的人，居然几乎从来不偷他的钱盒子。从费尔德曼的角度来看，那些吃甜饼不付钱的人实际上是在犯罪；可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却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这种差别可能并不是因为其中涉及到了多少钱(费尔德曼的甜饼每个只卖1 美元，包括奶酪在内)，真正的原因是“犯罪者”的身份。那些吃甜饼不付钱的人很可能习惯在自助餐厅倒水的时候顺便取走一杯苏打水，但他们很少不付餐费。那么关于甜饼的统计数据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近年来，商业界的总体薪酬呈现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是薪酬水平长期持续下降，这种现象从l992 年就已经开始。到了2001 年夏天，员工薪酬的 总体水平下滑了将近87 个百分点。但就在“9.11”事件之后，薪酬水平突然上升了整整2 个百分点，而且一直没有再次大幅下滑。(如果薪酬增加2 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并不多的话，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一下：甜饼的未支付率从l3 个百分点下降到了ll 个百分点，这说明偷窃行为几乎下降了l5 个百分点。)因为费尔德曼的许多客户都在从事着跟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现象解释为“9.11”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情绪。这些数据还表明，规模较小的公司要比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加诚实。一家几十人的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通常要比一家拥有几百名员工的公司高出35 个百分点。这听起来似乎感觉有些违背常理。因为在那些人数较多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更多的人光顾甜饼盒，所以会有更多的人监督购买者是否往钱盒里投钱。可当我们把大公司跟小公司中的支付水平进行比较的时候，“甜饼犯罪”似乎跟大街上的犯罪行为颇为类似。我们发现，乡下的犯罪率要远远低于城里的犯罪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乡下犯罪的人通常更容易被人发现(并因此被抓住)。而且，小型社区通常更容易对犯罪者施加较强的社会压力，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压力就是耻辱感。甜饼试验还说明了一个人的心情会对他的诚实度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天气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在那些让人感到特别舒服的日子里，购买者的支付意愿通常也会比较高；而那些反常的气候，比如说大风大雨，通常会让购买者进行欺骗。支付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是节假日。圣诞节之前一个星期的支付率通常会比平时低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偷窃行为增加了15 个百分点，这跟“9.ll”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相同。感恩节的情况几乎同样糟糕；情人节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很糟糕；4 月15 日之后的一个星期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节假日对支付率产生积极影响，比如说美国国庆节、劳动节、哥伦布日(为1 0月12 日或l o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于l 492 年首次登上美洲大陆。——译者注。)那么两种节日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欺骗行为较少的节日通常可以让员工们多享受一天假期，而在那些欺骗行为较多的节日里，员工内心通常会充满焦虑。费尔德曼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一些关于诚信的结论。他相信，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老板和自己的工作时，这家公司的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他还认为，公司中级别越高的员工，越有可能进行欺诈。这个结论是他对一家公司的观察结果，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办公室足足占满了3 层楼——最上面一层给执行官们使用，下面两层给销售人员、服务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使用。他曾经为这家公司送了很多年甜饼，并最终得出了上面的结论。(费尔德曼怀疑执行官们的欺诈行为是由于他们总是有过度的优越感。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当上执行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则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行的，而费尔德曼卖甜饼的故事就恰恰位于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是的，确实有很多人在偷他的甜饼，但大多数人，即便是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会为自己拿走的甜饼付账。这点或许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其中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们，因为早在20 年前，他们就断定费尔德曼依靠个人诚信的方法来收取甜饼钱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町亚当.斯密显然不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惊讶。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任讨论人类内在的诚信问题。“无论一个人有多么自私，”亚当.斯密写道，“他都会“圣守一些原则，去维护别人的利益，让别人感到幸福，虽然他可能并不会从中得至什么！”费尔德曼有时会跟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讲一个名叫“盖占氏的戒指”(The Ring of Gyges)的故事。故事来自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说是有．一位名叫葛乐康(Glaucon，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兄长。一一译者注)的人在听完苏格拉底(Socrates)的讲课之后，曾经谈起过这个故事。苏格拉底，跟亚当.斯密一样，也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葛乐康，跟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们一样，对此表示怀疑。葛乐康说有一位名叫盖吉氏的牧羊人有一次在一个秘密洞穴里碰到一个带着戒指的尸体。当盖吉氏把这个戒指带到手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戒指原来可以让自己隐形。只要他带上这个戒指，就没有人能够看见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盖吉氏开始利用这枚戒指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引诱女王，谋杀国王等等。葛乐康的故事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被人察觉的时候，他能否控制自己不去做些邪恶的事情呢？葛乐康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可保罗?费尔德曼则认同苏格拉底和亚当?斯密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至少在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第2 章三K 党跟房地产经纪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本章将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什么比信息更加强大，尤其是当信息这种力量被滥用的时候。潜入三K 党..为什么说专家最有可能欺骗我们……信息滥用的故事……为什么一辆新车在一开出工厂就会立刻贬值……破解房地产经纪人的密码：“状态良好”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兰特〃洛特真的比大多数《最弱的一环》的参加者们更加有种族主义倾向吗？……网上进行约会的人怎样撒谎？列维特是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某些研究主题（比如说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的歧视现象的研究）有些琐碎的经济学家。但同时他也向其他经济学家展示了他们可以怎样利用经济学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列维特被认为是一个半神式的人物，是当今经济学领域，也可能是所有社会学科领域当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之一，”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科林？卡莫尔（Colin F。 Camerer）这样评论道，“他几乎成了所有经济学研究生们的偶像，当那些研究生们走进经济学院大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成为列维特那样的人，只不过大多数研究生的创造火花都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数学研究上了。”——《纽约时报杂志》，2003 年8 月3 日从整个组织的层面来说，三K 党(Ku KluxKlan)在其发展历史上有着明显的波折。该组织成立于美国内战结束初期，其创始人是来自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市的6 位美国联邦军队士兵。在这6 名年轻人该组织的时候，他们只是集合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当中，有4 位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刚开始建立。组织名称中的“Kuklux”是希腊语“kuklos”的变体，其意为“圈子”，然后他们又在这两个单词后面加上了klan，因为他们都是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夜间搞一些恶作剧，比如说披着白色床单，带着枕套头巾在乡间骑马。三K 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恐怖组织，专门从事恐吓和杀害被解放农奴的活动。三K 党的领袖当中，有5 位前任联邦军队的将军；对解放农奴运动深恶痛绝的农场主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1872年，尤利乌斯？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Ulysses S。Grant）在参议院指明了三K 党组织的真正目标：“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破坏所有与其观念不符的所有政治活动，剥夺有色人种携带武器和自由投票的权利，压制有色种族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使有色种族尽量在农奴状态下生活。”三K 党早期主要通过散发传单，凌迟处死、射杀、焚烧、鞭笞农奴，以及其他恐吓形式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主要是那些被解放的农奴和支持黑人投票权、购买土地权和受教育权的白人。然而，由于政府的法令和武装干涉，大约在10年之内，三K 党几乎绝迹。虽然三K 党组织已经瓦解，但是它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吉姆?克罗法案（Jim Crow Laws）”的制定得到了实施。在解放农奴运动期间，美国国会一直在大力推行相关法律、社会和经济措施来保证农奴获得自由，现在它开始以同样快的速度收回这些权利。联邦政府同意将部队从南方撤回，允许在南方重新建立白人统治。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Plessy V. Ferguson，美国内战结束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政府改组后再次加入联邦，白人重新控制了南方的立法机构，并通过了歧视黑人的法律，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1896 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是对该法律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维护路易斯安那州关于在铁路上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9 名大法官中有8 人认为，只要火车上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设备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没什么不对。——译者注）当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从这时起一直到1915 年的这段时间里，三K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15 年，D.W.格里夫斯（D.W.Griffith）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原名为《三K 党》（The Clansman），引发了三K 党的复兴。格里夫斯把三K 党描述成白人文化的十字军斗士，是美国历史上最高贵的武装力量之一。他在电影中引用了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所著的《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of the American People）当中的一句话：“最后，伟大的三K 党终于出现了，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南方帝国，并切实承担起了保护南部联邦的责任。”该书的作者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他是闻名一时的学者，并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到了20 世纪20 年代的时候，复兴的三K 党宣称自己已经拥有800 万名成员，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据报道他曾经在白宫宣誓效忠三K 党。此时，三K 党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南部，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它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黑人问题，而是扩展到了天主教徒、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工会分子、移民、煽动闹事者，以及其他对现状不满的人群。1933 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掌握大权，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第一个阐明新三K 党和欧洲新威胁之间的区别：“报纸上都说希特勒是在模仿墨索里尼，”他写道，“可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在学习三K 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其他一系列美国国内的动乱一度让三K 党处于低潮状态。公众开始对三K 党产生抵制情绪，他们不能容忍一个组织在战争期间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然而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三K 党出现了大规模复兴迹象。随着战时的焦虑情绪逐渐让位于战后的不稳定情绪，三K 党成员再度活跃起来。几乎就在太平洋战争胜利日（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在这一天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译者注）之后的两个月之内，亚特兰大的三K 党成员在石头山 ［Stone Mountain，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Lee）的雕像所在地］ 前点燃了一座高达300 英尺（约102 米）的十字架。根据一位三K 党成员的说法，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黑鬼们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三K 党又回来了。” 此时亚特兰大已经成为三K 党的总部。该组织跟乔治亚州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K 党在乔治亚的组织中甚至包括了许多警察和当地官员。三K 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成员之间一般都是通过暗号进行交流，可该组织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它在公众心目当中引起的恐怖情绪，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K 党和当地的执法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三K 党成员内部的说法，亚特兰大就是“看不见的三K 党帝国的王者之城”，那里同时也是斯戴森?肯尼迪（Stetsen Kennedy）生活的地方，这位30 岁的年轻人虽然跟三K 党成员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可他本人却是一位坚定的反三K 党分子。他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美国南部家庭，其家族中出过两名《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Independence）的签署者、一名联邦军队的军官，以及约翰?斯戴森（John B. Stetson）——著名帽业公司的创始人（斯戴森大学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斯戴森?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市一座有14 个房间的大房子里出生，是5 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叔叔布莱迪（Brady）是一名三K党成员。可斯戴森第一次接触三K 党却是通过自己的保姆佛罗（Flo）。这位一手带大斯戴森？肯尼迪的黑人保姆被一群三K 党成员绑到了一棵大树上，遭到了殴打和强奸，就因为她在一位少找给她钱的白人司机后面牢骚了几句。肯尼迪因背部疾患而未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国内捍卫自己的国家。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当时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偏见。于是肯尼迪就成了一名所谓的“游荡的不满者”，他开始四处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抨击偏见观念。他跟伍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里察德?莱特（Richard Wright）以及其他许多激进分子都成了好朋友；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还在法国出版了他的作品。对于肯尼迪来说，写作并非易事，也并非乐事。他骨子里只是一名乡下孩子，他更喜欢钓鱼而不是写作。可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决心。他甚至成为了反诽谤联盟战后消除偏见活动的唯一一位比较有教养的成员。（他还发明了“皱眉力”这个短语，这个短语成为当时反诽谤联盟的核心口号，它号召人们对于那些偏见性的言论“皱起眉头”，以此来抵制公开场合的偏见行为。）他还成为了《匹兹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份黑人报纸，唯一一名白人记者。 ［他以戴迪?蒙森（DaddyMention，一位黑人民间英雄，传说他奔跑的速度甚至超过了警察射出的子弹的速度）为笔名在该报纸上发表关于南部种族斗争的专栏文章。］使肯尼迪做出这些行为的，是他对“心胸狭窄”、“无知”、“恐吓”行为的愤怒，在他看来，最明显地体现出所有这些特点的组织莫过于三K 党了。肯尼迪把三K 党看成是白人统治本身的恐怖武器。三K 党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执法等部门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公众受到恐吓，感到自己在三K 党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当时的一些反仇恨组织对三K 党知之甚少。正像肯尼迪后来写道的那样，他对一个关于三K 党的事实尤其感到好笑：“几乎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资料都是评论性的，作者们都是在反对三K 党，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三K 党的内部资料。” 于是就像所有坚定、无畏、足智多谋的反偏见人士那样，肯尼迪决定潜入三K党内部来获取资料。肯尼迪开始在亚特兰大寻找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三K 党成员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一般这些人看起来都一脸愁容而又面容冷酷。”一天下午，他跟一位名叫斯里姆（Slim）的出租车司机坐在一家酒吧里聊天。“这个国家需要由三K 党来统治，”斯里姆说道，“这是唯一能够让黑鬼们、还有印第安红毛鬼呆在原地的方式。”肯尼迪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约翰?佩尔金斯（John S. Perkins）。他告诉斯里姆他的叔叔布莱迪?佩尔金斯（Brady Perkins）就是一名三K 党成员。“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吧?”他问斯里姆道。听到这话，斯里姆立刻叫了起来：“它昨天在，今天在，永远都会存在！三K 党万岁！上帝会给我们派人来的！”斯里姆对佩尔金斯说“你很幸运，”因为“眼下三K 党正在招募新成员。”以前会员需要交纳的10 美元费用（加入三K 党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包括“你恨黑鬼吗？你恨犹太人吗？你有10 美元吗？”）现在已经降到了8 美元。除此之外，每个三K 党成员都需要交纳10 美元年费，还有15 美元的制服费用。肯尼迪记下了各种费用，假装很难筹到这笔钱，但他表示愿意加入。很快，他在石头山顶参加了一次盛大集会，宣誓效忠三K 党。从那以后，肯尼迪开始每周参加三K 党集会，并在集会结束之后立即赶回家里，用自己发明的密码记录下集会情况。他知道了三K 党在本地区的领导者的身份，并了解到了三K 党成员的等级、仪式以及暗语。根据三K 党的习惯，他们会在许多单词前面加上kl 两个字母；比如说在表示“两个三K 党成员在当地的一个‘Klavern’（原意为‘洞穴’，其正规的英文写法是cavern，在这里三K 党成员将其写成‘Klavern’，用来指代三K 党的活动地点。——译者注）里举行一次谈话”的时候，他们会说“two Klansmen holda Kl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Klavern 。”（正常的说法应该是“two Klansmen hold a conversationin the local cavern。”——译者注）。许多类似的习惯都让肯尼迪感到非常可笑。比如说在握手的时候，三K 党成员会伸出左手，吊起手腕，就像钓鱼一样。当一名三K 党成员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想寻找当地的三K 党成员时，他会问周围的人是否是“Ayak 先生”，“Ayak”就是“你是三K 党成员吗?（Are you a Klansman?）”的缩写。如果对方是的话，他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是的，我还认识一位‘Akai 先生’。”“Akai”是“我是三K 党成员（A Klansman Am I）”的缩写。不久之后，肯尼迪被邀请加入“Klavaliers”（cavaliers，三K 党的骑士团。——译者注），也就是三K 党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加入骑士团的时候，按照规定，他必须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腕，滴血盟誓：“作为一名三K 党成员，你能否对上帝郑重起誓，保证你永远不会泄露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内部机密？”“我起誓。”肯尼迪回答道。“你是否愿意发誓，给自己配备一把好枪和足够的火药，这样当黑鬼们闹事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他们？”“是的。”“你是否愿意竭尽全力来保证白人的出生率？”“是的。”然后肯尼迪立刻被告知交纳10 美元作为加入骑士团的费用，另外每个月还要交纳1 美元作为应付骑士团的开销。按照规定，他还必须购买一套带帽子的长袍，并把它染成黑色。作为一名骑士团，肯尼迪非常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派去从事一些暴力活动。可他很快发现三K 党的一个核心事实，相信这也是所有恐怖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的恐吓都只停留在口头上。以三K 党最典型的暴力活动——凌迟处死为例。下面是塔克斯基机构（Tuskegee Institute）编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编写者以10 年为单位，对美国境内黑人遭受凌迟的次数进行了详尽的统计。请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不仅是由三K 党执行的凌迟数量，而且还代表了整个国家有报道的凌迟数量。这组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凌迟处死事件的数量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凌迟处死事件跟三K 党的规模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我们发现，在1900 年-1909 年之间，也就是三K 党处于休眠状态期间，美国凌迟处死的事件反而更多，而到了20世纪20 年代，当三K 党拥有数百万名会员的时候，这个国家凌迟处死的数量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三K党成员执行凌迟处死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第三，鉴于美国有着庞大的黑人群体，所以黑人遭受凌迟处死的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当然，凌迟处死的事情越少越好。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凌迟处死已经很少发生了。我们不妨将20 世纪20 年代发生的281 例凌迟处死案例跟美国同期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腹泻病等病症的黑人婴儿的数量进行比较。在1920 年的时候，在每100 名黑人婴儿当中，大约有13 人会死亡，或者说每年大约有2 万名黑人婴儿死亡，而相比之下，在这10 年当中，这个国家每年死于凌迟处死的黑人数量只有28 人。到了1940年的时候，每年死亡的黑人婴儿数量大约为1 万名。年份 被凌迟处死的黑人人数1890—1899 11111900—1909 7911910—1919 5691920—1929 2811930—1939 1191940—1949 311950—1959 61960—1969 3那么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凌迟处死的情况几乎绝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当三K 党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凌迟处死的案例反而急剧下降呢？最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所有早期的凌迟处死行为都发挥了作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否属于三K 党，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口号宣传向黑人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恐吓情绪。如果一名黑人胆敢违反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无论他是在背后议论一位白人司机，还是胆敢试图投票，他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是死。因此到了20 世纪40 年代中期，当斯戴森加入三K 党的时候，该组织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进行那么多暴力活动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所以白人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强行压制黑人了。一两例凌迟处死的案例就可以在人们心中制造一种顺从心理，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比较恐怖的行为作出比较强烈的反应。而且真正有效的恐吓手段往往是随机的暴力行为，这也正是恐怖活动之所以如此有效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三K 党在20 世纪40 年代很少采取暴力活动，那它主要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斯戴森?肯尼迪所加入的三K 党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兄弟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也没有太多希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的窗口，以及一个偶尔在外过夜的理由。而三K 党的半宗教组织形式，宣誓效忠等众多属于顶级秘密的活动又使得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肯尼迪还发现，三K 党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赚钱机器——至少那些处于该组织顶端的领导者从中获利甚丰。三K 党的领导者们有很多收入来源：他们有成千上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那些聘请三K 党来恐吓工会或向三K 党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主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还有三K 党大游行也会带来不少捐款；即便是偶然为之的月光行动（作者在这里指三K 党偶尔进行的抢劫活动。——译者注）也能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此外还有一些类似于“死者福利协会”的机构也可以成为营利机器，该类机构通常会向三K 党成员出售保险，而且只接受现金支付或者巨龙 （三K 党内部高级官员。——译者注）本人签字生效的私人支票。加入三K 党几个星期之后，肯尼迪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其发起攻击。当他听说三K 党正在计划组织一次旨在铲除工会的大游行的时候，他立即将该信息透露给一位工会的朋友。同时他还把该信息传递给乔治亚的助理大法官。在对三K 党总部进行调查之后，肯尼迪给乔治亚州州长写信，列举了一系列取消三K 党的理由：长期以来，三K 党一直宣称是一家非营利、非政治组织，可肯尼迪提供的证据表明，该组织实际上既是一家营组织，同时又在从事着政治活动。肯尼迪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三K 党根基深厚，而且又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肯尼迪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蚍蜉撼大树。而且即使他能够撼动三K 党在亚特兰大的根基，该组织在整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个分部（此时的三K 党正处于复兴高峰期）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肯尼迪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有一次，他注意到一群小孩子在玩一种间谍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孩子们彼此之间会通过一些愚蠢的暗号进行沟通。这让他想到了三K 党。他想，如果能够把三K 党的暗号和其他秘密公布给全国的小孩子的话，那结果将会怎样呢？有什么比“让一个秘密组织的所有秘密都变得可笑”更能摧毁该组织的呢？（巧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当中，一位前任联邦士兵正是由于看到两个白人孩子躲在床单里吓唬一群黑人孩子的情景才想到成立三K 党的。）肯尼迪想到了一个公布信息的绝佳渠道：《超人历险记》（Adventures of Superman）广播剧，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数百万听众的节目，每天大约在晚饭时间播出。他立刻跟该节目的制作人取得了联系，问他是否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三K 党的内幕消息。制作人立刻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超人的对手一直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可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现在需要新的对手了。于是肯尼迪开始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超人》节目制作组。他告诉他们关于“Ayak”先生以及“Akai”先生的故事，他还从三K 党的圣经——在三K 党内部被称为“可兰”（Kloran）里截取了一些被经常使用的语句，把它们公布出去。（肯尼迪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白人基督教徒组成的组织会给自己的圣经取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的名字。）他公开了一个三K 党分部的基本组织形式：Klaliff（副总裁），Klokard（讲师），Kludd（牧师），Kligrapp（秘书），Klabee（财务官），Kladd（指挥官），Klarogo（内部卫兵），Klexter（外部卫兵），the Klokann（一个5 人调查委员会）以及Klavaliers（一支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肯尼迪本人就属于这支部队，该部队的首领被称为“首席踢屁股官”）。他按照从低到高的级别顺序对外公开了所有三K 党的组织级别：最高级别是圣巨人和他的12 位恐怖之神；接下来是大巨人和他的12 位愤怒之神；然后是巨龙和他的9 名精灵；最后是帝国巫师和他的15 位精灵。而且肯尼迪还告诉节目制作组三K 党现在正在使用的暗号、活动安排以及他自己所在的三K 党分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内森?贝德福德?佛里斯特一号内部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节目制作组立刻开始创作一档为期4 周的节目，来讲述超人是如何在4 周时间里彻底扫平三K 党的。第一次节目播出之后，肯尼迪怀着急切的心情参加了三K 党的聚会。果然不出所料，大家都感到非常沮丧。巨龙尽量使整个会议保持正常，可会员们的情绪根本无法控制。“前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抱怨道，“我发现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们有的在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顶着枕套。那些带毛巾的正在到处追赶那些带枕套的。当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玩一种叫做‘超人大战三K 党’的游戏。”这帮孩子知道我们所有的暗号，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荒谬的事！想想看，要是有一天，我的孩子在衣柜里找到我的三K 党制服怎么办?巨龙答应一定要找出三K 党内部隐藏的叛徒。“可我们已经受到损失了。”一名三K 党成员说道。“我们神圣的仪式正在被一群孩子在广播剧里玷污！”另一名成员接着说道。“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开出来。”巨龙提醒道。“他们没公开的只是一些不值得公开的东西。”刚才说话的那位成员说道。巨龙建议他们可以立即更换暗号，把暗号从“红血”改为“叛徒必死。”这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之后，肯尼迪立刻给《超人》节目制作组打电话，告诉他们新的暗号，制作组成员答应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播出这些新的暗号。在第二个星期的三K 党聚会当中，只有几个人到场，整个房间几乎空了；申请加入三K 党的人数也将近减少到零。在肯尼迪想出来的所有主意当中，他的《超人》计划无疑是最聪明，也是最有效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正是他想要的：利用三K 党的秘密来对付它自己，把那些三K 党成员引以为傲的信息优势转变为一种用来进攻三K 党的秘密弹药。很快，随着信息被公开，庞大的三K 党士气大为降低，整个组织开始出现动摇。虽然三K 党并没有因此而土崩瓦解，尤其是在南部。戴维?杜克（David Duck），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颇有口才的三K 党领袖，甚至想办法向美国参议院和其他机构申请将三K 党合法化。但是，确实此时的三K 党已经风光不再了。在《火焰十字架：三K 党在美国》（The Fiery Cross: The Ku KluxKlan in America）一书当中，历史学家维恩?格雷格?维德（Wyn Craig Wade）把斯戴森?肯尼迪称为“阻止战后美国北部三K 党复兴最重要因素。”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多么勇敢，多么果断，或者多么镇定——当然，他确实拥有这些品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肯尼迪理解了信息的力量。三K 党的权力就好像政治家、房地产经纪人，或股票经纪人的权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错误（你也可以认为是适当）的人手上，整个群体的优势就会在瞬间消失。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的时候，定期人寿保险（简称定期寿险）的价格出现了急剧下降。人们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健康保险、车险以及房产保险的价格都并没有下降。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保险经纪人，或者是那些购买定期寿险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答案就是互联网。1996 年春天，m 成为首批帮助客户对几十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定期寿险价格进行对比的公司之一。对于这类网站来说，定期寿险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终生寿险相比，定期寿险的差别通常不会太大：大都是为期30 年，保险金为100 万美元。所以对于客户来说，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真正的关键因素就是价格。而在一般客户看来，同时联系多家保险公司，然后进行价格对比的做法无疑过于耗时，可一旦有了m 之后，这个过程突然就变得简单起来。只要登陆这家网站，客户几乎立即就能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争得客户，保险公司别无他法，只能降低价格。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保险客户们每年在购买定期寿险上的花费减少了10 亿美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站通常只列出价格而不从事销售寿险的实际业务。因此它们真正提供的并不是保险。跟斯戴森?肯尼迪相似的是，这些网站实际上只是在传播信息。（要是在肯尼迪打入三K 党的时代有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会在开完会之后立即跑回家，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在互联网上。）可以肯定，公布三K 党的信息和公布保险公司的寿险信息之间肯定会有所不同。三K 党内部所传播的都是一些会让人感到恐惧的秘密信息，而保险公司只是让信息尽量分散，从而使客户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罢了。可无论对于保险公司还是对于三K 党来说，信息的散布都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信息持有者的权力。正像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si D。Brandeis）说过的那样，“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信息是一个信号灯、一把指挥棒、一根橄榄枝、一道保护线，它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们掌握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比如说二手车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一辆新车来说，它被开到大街上的那天是它生命中最为糟糕的一天，因为一旦被开走，它的价值立刻减少1/4。这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我们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通常情况下，一辆售价为2万美元的新车转手的价格不会超过1.5 万美元。为什么？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人们只有在车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愿意把一辆新车转手。所以即使这辆车本身没有问题，潜在的买家也会以为车有问题。他相信车主本人一定比自己更加了解车的状况，所以车主必须为自己掌握的这种信息优势付出代价。可如果这车确实有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车主通常会等上一年再卖掉汽车。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对车子质量的怀疑心理就会减弱；而且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会卖掉那些虽然买了一段时间，可质量仍然完好的汽车，这时问题汽车的车主就会滥竽充数，把自己的汽车一起出售，从而卖到超出汽车本身价值的价钱。交易的一方总是会比另一方拥有一些信息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所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一些人（通常是专家）总是比另外一些人（通常是消费者）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都已经被互联网的发展所削弱。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从那些拥有它的人手上传递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上。一般情况下，就好像在定期寿险中的情况一样，信息的存在形式是非常零散的。（这互联网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马蹄形磁铁，它可以盘旋在漫无边际的稻草堆上，将所有的铁针都从稻草堆里吸出来。）就好像斯戴森?肯尼迪做出了一些任何记者、公益人士或检察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样，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任何消费者权益组织能够做到的：它大大缩小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有些时候，跟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反而会加大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此时专家很可能会利用他的信息优势让你感觉自己非常愚蠢、低级、卑贱或无知，要想克服这种情况，互联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设想一下，当你心爱的人去世的时候，丧礼顾问知道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你现在正处于情感上的极度低落期，他会劝你买一套价值7 000 美元的水晶骨灰盒。或者你还可以设想汽车交易商所面对的情况：推销员会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关于这辆车的各种信息，以此来淡化你对它基本价格的关注。可当你回到家里，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查出汽车交易商到底支付给了制造商多少钱。或者你可以登陆www.Tm，这时你会发现，只用3 2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套水晶骨灰盒。除非你事先已经对骨灰盒的行情非常了解，决定花2 995 美元买一个“最后一洞”（一种上面印有高尔夫球图形的骨灰盒）或“记忆猎人”（上面刻有野牛和其他猎物），或者是丧礼顾问根本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价格更加低廉的样式。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非常强大，但它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21 世纪最初几年的公司丑闻就是最好的证明。安然公司暗箱操作、做假账以及操纵能源市场。美林证券的亨利?布吉特（Henry Blodget）和索罗门—史密斯—巴尔尼的杰克?格鲁博曼（Jack Grubman）都非常清楚这家公司简直是一堆垃圾，可他们在报告当中还是对其大加吹捧。CSFB（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弗兰克?夸特朗（Frank Quattrone）在首次公开招股问题上欺骗股民。山姆?瓦克萨尔（Sam Waksal）在收到食物与药品管理局的报告后立即抛售自己的ImClone 公司股票；他的朋友玛沙?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也抛售了自己手中的股票，并在抛售原因上撒了谎。为了抬高本公司的股票价格，世通公司（WorldCom）和Global Crossing 公司虚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多家共同基金公司为那些优惠客户大开绿灯，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交易方式上为他们提供很多方便，还有许多管理者则被指控隐瞒管理费用。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可这些罪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利用信息在进行犯罪。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某位专家，或者某些专家，在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散布虚假信息，或者是隐藏一些真实的信息；无论表现形式如何，专家们都在尽量扩大原本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采取这种做法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高端金融领域的时候，通常会这样为自己辩解：“别人都这么做。”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信息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犯罪者的罪行很少被发现。跟街头犯罪不同的是，利用信息犯罪的人并不会留下一具尸体或一扇被打碎的玻璃窗。在“甜饼犯罪”中只要保罗?费尔德曼统计一下收到的现金，他就可以发现有多少人吃了甜饼却没有付钱，但利用信息进行犯罪的人却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要想使这种犯罪行为浮出表面，必定要经过一番剧烈的变动。只有在变动结束之后，所有的一切才会真相大白。当事者在犯罪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的秘密行为会被公之于众，所以安然公司的录像带，也就是那盘在安然公司崩盘之后流散出来的记录公司员工秘密谈话的录像带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在2000 年8 月5 日的一次电话交谈当中，安然公司的两名贸易官讨论了安然公司是怎样利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大火来抬高它的电力价格的——“当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字眼儿就是，”一位贸易官说道，“烧啊，宝贝，烧吧。”几个月之后，这两位名叫凯文和汤姆的贸易官讲述了加州官员是如何让安然公司退还该公司操纵电力价格所得的暴利。凯文：他们让你们退还所有的钱〃所有你们从那些加州可怜的老奶奶那里抢走的钱〃鲍勃：是的，哥们儿。凯文：是的，当初你们把价格抬高到每千瓦250美元，现在她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回去。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猜出，所有的专家都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专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拥有一些你们所没有的信息；或者你会觉得他们的整个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即使掌握了必要的信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你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充满敬畏，根本不敢挑战他们的权威性。如果你的医生说你必须进行血管成形手术，即使当今一些医学研究表明血管成形手术根本不能防止心脏病，你也不会觉得医生是在利用信息优势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同事牟取暴利。戴维?希里斯（David Hillis）是达拉斯州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的一名心血管专家，他曾经告诉《纽约时报》，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医生跟汽车推销员、丧礼顾问或基金经理的立场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Joe Smith）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乔?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有了信息这种武器之后，专家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强大的工具：恐惧。要是不进行血管成形手术的话，你就会担心你的孩子会突然发现你死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要是你不买一套漂亮的骨灰盒，你会发现自己的祖母在天国受难。一辆2.5 万美元的汽车会在发生车祸时像玩具一样被挤扁，而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汽车却可以用坚钢硬铁把你最爱的人保护起来。当然，商业专家带来的恐惧跟三K 党组织制造的恐惧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可他们的原理是相同。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会产生任何恐惧的交易，比如说出售房屋。卖掉一座房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对于你来说，买卖房屋很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金融交易，你可能在不动产交易方面根本没有经验，而且你可能对自己的房屋充满感情，所以在出售房屋的过程中，你至少会有两个层次的心理恐惧：价钱可能过低，或者你的房子根本卖不掉。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担心把价格定得太低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实际上是在担心自己的价格有可能太高了。当然，你的经纪人可以设法为你在高价和低价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通常情况下，房地产经纪人会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房产抵押市场的变化，他甚至可能已经在心里列出了一串潜在买家的名单。你可能甚至会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找到这样一位知识丰富的专家来帮自己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问题是，他并不这么认为。房地产经纪人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委托人看成是盟友。回想一下我们在本书开始部分谈到的那项研究，其中谈到了房地产经纪人出售自己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以及他们在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该研究表明，经纪人通常会把自己的房屋多保留10 天时间，等待更高的报价，并把自己的房屋以高出委托人房屋3%的价格卖出去，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把委托人的房屋以3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的话，他至少能把自己的房子多卖1 万美元。这多出的1 万美元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问题在于，即便把你的房子多卖1 万美元，经纪人最终也只能得到150 美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150 美元付出那么多的辛苦。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相信30万美元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报价了，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价格。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肯定，你的经纪人不会直接喊你傻瓜。他只会给你这样的暗示，比如说他可以告诉你，就在同一个街区，有一所房子也在转让，那所房子比你的还要大，还要新，还要漂亮，可它已经闲置6 个月都没卖出去了。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纪人的主要武器就是：将信息转化为恐惧。下面我们来看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约翰?多诺修（John Donohue）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正要购买斯坦福校园里的一所房子，”他回忆道，“卖方的经纪人不停地告诉我，因为房地产市场很快会繁荣起来，所以这笔交易一定对我有好处。可我刚签完字，他就问我是否需要找一名经纪人来帮忙出售我现在的房子。我告诉他说不定我自己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他回答道，‘约翰，要是在平时，你或许可以卖掉，但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我觉得你确实需要一名经纪人。’”在不到5 分钟的时间里，一个“繁荣的市场”很快就变得“不景气”了。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下一笔交易的经纪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捏造出这样的“奇迹”。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是如何滥用信息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叫K，是本书一位作者的好朋友。K 想买一所标价为46.9 万美元的房子。他准备报价45 万美元，可当他给卖方经纪人打电话，询问房主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是多少的时候，那位经纪人立刻对K 嗤之以鼻。“你应该感到惭愧，”他说道，“这显然违反了我们这一行的基本道德。”K 表示道歉。然后两个人开始改变话题，聊起了其他事情。10 分钟之后，正当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卖方居然接受了43 万美元的价格。由于经纪人的介入，卖方损失了2 万美元。而与此同时，经纪人只损失300 美元。这只是一笔很小的损失，但它却可以让经纪人又快又简单地完成交易，并轻松赚进6450 美元。由此看来，房地产经纪人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说服委托人接受低一些的价格，并同时告诉潜在买家他们完全可以以低于标价的价格买到房子。当然，经纪人不会直接地告诉买家去压低价格，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前面提到的对房地产经纪人的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些广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经纪人是如何通过广告词来暗示买方压低价格的。比如说像“状态良好”这样的广告语就充满了暗示意味，它的言外之意是“这房子很旧了，但还能坚持几年。”有经验的买家当然能够看透其中的含义（或者他可以亲自去看看房子），可对于一个65 岁而且已经退休的委托人来说，他觉得“状态良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告语，这显然正合经纪人的心意。一项针对不动产广告用语的分析表明，经纪人所选择的广告语跟房屋的最终成交价格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把一所房子标为“状态良好”就会大大降低房子的最终售价。但是，研究表明，当房地产经纪人在广告语中使用“状态良好”这个词的时候，她确实是在鼓励潜在的买家压低价格。下面是不动产广告中最常使用的10 条广告语。其中有5 条对最终成交价有积极的影响，有5 条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读者不妨猜猜看哪些广告语会有积极影响，哪些广告语会产生消极影响。10 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1、棒极了 6、人工大理石2、花岗石结构 7、迷人3、宽敞 8、枫木4、工艺先进 9、高档社区5、！ 10、够档次[ 魔鬼经济学 ]一所“棒极了”的房子应该会卖个好价钱，不是吗？一所“迷人”而且位于“高档社区”的房子会怎么样呢?不，不，不，不。下面是答案：5 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1、花岗石结构 4、枫木2、工艺先进 5、够档次3、人工大理石5 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消极影响的广告语1、棒极了 4、迷人2、宽敞 5、高档社区3、！在5 条会对最终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当中，有3 条实际上是在描述房子的具体情况：花岗石结构、人造大理石和枫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广告语通常比较具体而直接，因此也就非常有用。如果你喜欢花岗石，那么你就可能会喜欢这房子；可即便你不喜欢这房子，这条广告语至少也会给你一种“很实在，不夸张”的感觉。“够档次”和“工艺先进”也是如此，两条广告语实际上都是在告诉买家，这房子确实棒极了。相比之下，“棒极了”这样的字眼非常模糊，“迷人的”也是如此。这两个词听起来都好像是在暗示说这所房子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优点。而“宽敞”这个词则经常会让人感觉有些虚张声势或不切实际的感觉。“高档社区”实际上是在告诉买家，虽然这所房子本身不是很好，可周围的房子都不错。而一个惊叹号则无疑是一条极其糟糕的广告语，它让人感觉广告商实际上是在用假装的热情来掩盖房子的缺点。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房地产经纪人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所使用的广告语，你就会发现她们总是会尽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比如说“新建”、“花岗石”、“枫木”、“即可入住”等等），而避免使用一些空洞的形容词（比如说“棒极了”、“无可挑剔”和“！”等）。然后她会耐心地等到最好的报价。她可能会告诉买家附近一所房子的最终售价比预期售价高出2.5 万美元，还有另外一所房子最近正在被几位买家争得火热。她会非常仔细地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信息，使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可就像丧礼顾问、汽车推销员和人寿保险公司的情况一样，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一优势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侵蚀。毕竟，任何要卖房子的人现在都可以登陆互联网，并收集大量关于房屋销售趋势以及当前抵押率的信息。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自己需要信息，并从所获得的信息当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房地产经纪人仍然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个好价钱，可随着不动产网站的出现，她们所享受的这一优势正在慢慢缩小。如果有人以为只有那些专家或者是经纪人才会滥用信息优势的话，这种想法显然太幼稚了。经纪人和专家也是人，他们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滥用信息，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传达一些我们喜欢听的信息，或者是隐瞒一些真实的信息。想想看，在工作面试中，你会怎么向对方介绍自己？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对比一下第一次跟人约会时的对话以及跟对方结婚10 年后的对话。）或者设想一下，当你第一次录制全国性节目的时候，你会怎么向观众介绍自己。你希望给观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你希望别人感觉你很聪明、很善良或很漂亮，而不希望被人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或是个有偏见的人。在三K 党的全盛时期，它的成员感觉公开鄙视“黑人基督徒”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从那以后，偏见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谴责。（如今已经88 岁的斯戴森?肯尼迪认为这种变化是他的“皱眉力”运动的一部分成果。）即便是那些稍微表现出偏见的人现在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 年洛特曾经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曾担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100 岁生日晚会上发表了一段祝词。在这段祝词当中，洛特谈到了瑟蒙特1948 年参加的那届总统竞选，当时瑟蒙特就提出了种族隔离的主张；洛特所在的密西西比州，是当时支持瑟蒙特的4 个州之一。“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洛特告诉前来参加晚会的人，“如果这个国家的其他州都能像我们一样，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洛特被迫辞去了他在参议院的职务。普通的美国公民也不希望在公开场合展现出一副“偏见分子”的形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偏见吗？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做到，但电视节目《最弱的一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公开场合偏见行为的绝佳方法。作为一档源自英国的游戏类节目，《最弱的一环》在美国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该游戏一共有8 位参赛者（日间版的参赛人数为6 位）。按照规定，每位参赛者都会回答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家共同竞争一个以现金形式结算的累积赌注。可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几乎回答对所有问题的人也未必能够晋级。根据规定，在每一轮问题结束之后，参赛者就会进行投票来淘汰其他参赛者。从理论上来说，在投票过程当中，参赛者回答问题的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他的种族、性别、年龄也不是那么重要。可事实是怎样的呢？通过对比参赛者的实际投票情况和投票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在该比赛当中是否存在歧视现象。随着游戏的进行，投票规则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比赛规定，选手回答对的问题越多，赌注中的现金也就会越多，所以在刚开始的几轮投票当中，参赛者大都会淘汰掉那些水平不高的选手。而在后来的投票当中，因为留下的人数越来越少，参赛者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赢得赌注”的欲望超过了“积累赌注”的欲望。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淘汰掉那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简单来说，参赛者通常会在最初几轮的比赛当中淘汰掉成绩较差的选手，而到了后几轮问题当中，参赛者便开始考虑淘汰掉那些比较优秀的选手。在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投票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把选手回答问题的能力跟他的种族、性别和年龄区分开来。如果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回答对了很多问题，但却在前几轮就被淘汰出局，这说明其他参赛者显然有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如果一位年迈的白人女性没有回答对一个问题，但却始终没有遭到淘汰，这也可以说明其他选手很可能存在偏见。需要提醒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摄像机镜头前面发生的。参赛者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朋友，家人，还有同事们都在看着自己，所以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偏见。那么在《最弱的一环》当中，通常是哪些人会受到歧视呢？事实证明，被歧视的并不是黑人。通过对160多期节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无论在早前几轮还是在后几轮比赛当中，黑人的淘汰率都跟他们回答问题的能力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歧视，女性参赛者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个发现都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地方。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运动就是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而在这两大运动当中，人们主要反对的就是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因此你可能会说，歧视现象在20 世纪就已经被消除了。或者如果歧视某个群体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流行了，所以即便是那些最不敏感的人群也会尽量使自己，至少在公共场合，给人留下为人公正的感觉。可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心理本身已经消失了，它只是说明那些有歧视心理的人会为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到难堪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最弱的一环》中的现象呢?难道歧视心理真的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人们只是设法掩盖了自己的歧视心理而已?只要看看那些不受社会保护的群体的情况，答案自然就会很明显。事实上，《最弱的一环》中的投票数据的确表明，有两种人经常会受到歧视：老年人和西班牙裔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歧视主要分为两种。有趣的是，那些参加《最弱的一环》节目的老年选手似乎正在遭受其中一种歧视，而受歧视的西班牙裔人遭受的则是另一种歧视。第一种歧视被称为品味歧视，也就是说一个人歧视另外一个人，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而在第二种歧视——能力歧视当中，一个人之所以会歧视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觉得此人能力低下。在《最弱的一环》节目当中，西班牙裔人实际上是在遭受能力歧视。其他的参赛选手似乎认为西班牙人的能力很差，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歧视心理导致西班牙裔选手经常在比赛的最初几轮就被淘汰，可一旦坚持到后面几轮，即使该选手的实力并不强，他们也很少会被淘汰，因为此时其他选手会选择保留下一些实力比较弱的选手，以此来减少自己的竞争压力。而与此同时，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则会成为品味歧视的牺牲品：无论是在比赛初期还是在后期，他们都会无辜地被淘汰出局。（《最弱的一环》的观众的平均年龄在34 岁左右。）好像其他选手并不希望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来参加这种比赛。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参加《最弱的一环》的选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对西班牙裔和老人的歧视行为。可事实上，当一位选手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进行节奏极快的游戏时，他通常会变得非常紧张，甚至有些焦虑。这最终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人在家里会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歧视心理？每年全美大约会有4 千万人向完全陌生的人披露自己的隐私——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其中有些网站，例如Mm、eHm 和YahooSingles 等的访问者非常多。还有一些网站则适合一些更加具体的人群，比如说ChristianSm、Jm、LatinMm、BlackSinglesCm、CountryWesternSm、USMilitarySm、PlusSizeSm，以及Gm 等等。这些约会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最为成功的收费网站。不同的网站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访问者首先需要在网站上刊登一条推销自己的广告，其中包括一张照片、一些必要的统计数据、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个人喜好等等。如果你的广告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那么就会有人给你发来电子邮件，甚至是安排一场约会。在很多网站上，你甚至可以公开你的约会目的——“建立长期关系”，“一夜情”或是“随便看看”。所以我们在此分析的资料有两类，一类是访问者在自己的个人广告当中所公布的信息，一类是他们收到回复信息。研究者可以对每一类信息展开研究。对于第一类信息，问题是“人们在公布个人信息的时候诚实度有多大?”对于第二类信息，问题是“什么样的个人广告最能吸引其他访问者？”两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心理学家最近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阿里?霍达斯库（Ali Hortacsu）、古恩特?希施（Günter J。Hitsch）和丹?阿里（Dan Ariely）最近对一家大型约会网站上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3 万名网络用户，其中有一半来自波士顿，另一半来自圣地亚哥。有57%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