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罗兰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很清楚地说明，罗兰派出的打进“秘密军队组织”最高层的几十个双重间谍，都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凶手给绕过去了。只有在罗马一个旅馆里隐匿的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军队组织”有任何牵连的人的档案现在都变得全无用处了，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豺狼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不许我们行动的话，那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没有说不许我们行动。”弗雷伊纠正说。“我是说不许我们公开行动，整个事情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凶手的身份必须以秘密侦察的方式来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他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然后毫不犹豫地消灭他。……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先生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惟一的方法。” 内政部长环视着坐在部务会议室的会议桌周围的人，尽量使他的说话能格外引起他们的注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内政部长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长坐在会议桌的一端，紧靠右边坐着的是他的秘书长、得力助手桑古纳蒂，坐在他的左边的是警察总局局长，他们都是法国警察的最高层人物。 从桑根纳蒂的右手边顺序而下，沿长桌坐的是法国保安总局局长纪博将军，行动分局局长、每人面前都摆着的一份报告的作者罗兰上校，再过去是总统警卫队队长杜克勒，爱丽舍官工作班子里的空军上校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是一个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是总统身边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热，和他的个人野心也有关系。 在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维埃先生，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国家情报局的五个处的处长们也坐成一排。国家情报局作为打击犯罪的力量虽然颇受小说家们的喜爱，它本身其实规模很 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负责指挥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维埃旁边。这人就是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司法警察在凯德索菲弗街的庞大的总部，远比内政部附近位于苏索路11号的情报局总部大得多，它还管辖17个大区分部，法国的17个大城市警察区每区有这样一个分部。在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队，共有453个，分别隶属于各个中心警察分局、253个区警察分局以及126个地方警察所。这整套机构分布在法国的2000个城镇和乡村。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队。在农村和沿公路各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务是由国家宪兵队、交通警察，以及机动宪兵队来担负的。在许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察人员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设施的。1963年在马克斯·费尼统率下司法警察的总人数是20000出头。 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人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边防检查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入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入境点受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以便监视不良分子。 坐在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共和国保安部队支部队有45000人。过去两年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充分使用了这支部队，搞得臭名远扬，极其不得人心。由于座位不够，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坐在会议桌的最下端，面对着长木桌那端的部长。 还有一个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首脑和森克莱上校之间。这里坐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呆头呆脑的人，他烟斗里喷出的烟显然使爱挑剔的上校很厌烦。部长特别关照马克斯·费尼带他来参加会议。这人是莫里斯·布维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先生们。”部长接着说。“你们每人面前有一份罗兰上校的报告，而且你们也都读过了。现在你们也听了我说的总统出于对法国尊严的考虑，在我们如何努力处理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强调，在进行调查时要绝对保密，在接下来的任何行动中也要如此。不用说，你们全体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我召集你们全体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必须动员有关各部门的人力。而你们诸位，都是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你们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必须毫不犹豫地紧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在任何情况下，要求你们迅速而且亲自动手，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出于这个工作需要，那么也只能向下属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顿了一下。桌子两旁有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另外几个人眼睛盯着讲话的人，或者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最远处的布维埃望着天花板，从他的嘴角里吐出一阵一阵的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似的。在他旁边的森克莱上校，在他每次喷出烟雾时，就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可以请你们对这件事发表你们的意见。罗兰上校，你向维也纳的查询有什么结果？” 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看了看他自己的报告，又朝他旁边的领导——特工组织的纪博将军斜看了一眼，但是将军的表情既不是给他鼓励，也不皱眉头。 纪博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罗兰上校说，“今天上午与下午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名叫克莱斯特的一家小旅馆里已经进行了查询。他们把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带了去，但没有带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的照片，因为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旅馆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记得其中两个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谁是谁。他们还要他查从6月12日到18日的旅馆登记簿。因为6月18日起，他们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就一起住在罗马了。最后那个服务员提出他记起了罗丹这个人在6月15日那天，以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说当天下午他似乎要召开一个业务会议。在那个房间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他记得舒尔茨有一个伙伴，是一个身躯高大而粗暴无礼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记住了舒尔茨。有两个人早晨来找过他，他们还举行了会议。这两个来访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确定，不过他认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见过的。这个职员说，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间里，只有在早上较晚些时候，舒尔茨和那个巨人——这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称呼，曾经有一次出去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吃午饭，他们也没有下楼去吃东西。” “到底有没有第五个人去找过他们啊？”桑根纳蒂不耐烦地问。 罗兰继续以平板的语调做着他的报告。 “傍晚时分又有一个人参加了他们一伙。职员说他记得那个来访者很快地进了旅馆，径直地上了楼，快得他都顾不上看一眼。他以为这一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衣服的尾部。几秒钟后那人又回到了大厅，职员从他的衣服认出来就是那个人。那个人使用柜台的电话，要给他接64号，也就是舒尔茨的房间。他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又走上楼梯。他在那里待了些时候，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去。舒尔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离去。职员对那位傍晚的来访者只能作如下的描绘：身材修长，年龄难以确定，五官显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带着墨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浅黄色的头发相当长，由前额向后梳。” “是否把那个职员找来，帮助我们给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画个像？”警察局长帕彭在问。 罗兰摇摇头。 “我的——我们的特工人员当时是扮成维也纳的便衣警察。幸好，他们当中有一人还可以冒充维也纳人。不过是伪装，不能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询问那位职员的工作还非得在旅馆柜台上进行不可。” “我们还需要更详尽的外貌特征。”中央档案局的首脑说。“提到什么名字了吗？” “没有。”罗兰说。“你刚才听到的就是对旅馆职员进行了三小时询问所得到的结果。每一点都是经过一问再问，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没办法搞到一张画像，他现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说就是最详尽的了。” “你难道不能像对阿古那样把他抓来，让他弄出一张巴黎刺客的图片吗？”森克莱上校问。 部长插话了。 “可不能再那样抓人了。德国外交部对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还没有消气呢！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当然，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办法来抓旅馆职员呢？”边防检查站的首脑提出了建议。 马克斯·费尼静静地说：“任何一个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的人的画像，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把在两个月以前，仅仅在20秒钟内所得到的印象画出一张画像，即使我们有幸抓到这个人，我们也无法肯定。很可能有50万人和这张画像上的脸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会被错抓的。” 杜克勒说：“有一个科瓦尔斯基，他已经死了。虽然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了，但是也很有限。现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个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罗马的旅馆里，是否可能想办法把其中一人抓到这里来？” 部长再一次摇摇头。他说：“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是不允许的。意大利政府是会暴跳如雷的。更何况在与政府机关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够成功，还是值得怀疑的。” 纪博将军抬起头来，望着参加会议的人说：“根据我们的特工人员的报告，经过他们长期的日夜监视，对罗丹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保护网，已经有了实际的了解。这个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有八个第一流的前外籍军团的枪手保卫着他们。如果科瓦尔斯基没有人接替，那么还有七个。所有的楼梯口、电梯、太平门口以及屋顶，全部由这些人守卫着。如果想抓住其中一个人，而且是活的，那么就需要经过一场相当规模的枪战，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弹，或者机关枪。从那儿到法国北部，相距500公里，再加上意大利人还要从中捣乱，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带出那个国家，谈何容易。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拥有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行家，但他们也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房间里又开始陷入沉默。 部长说：“先生们，还有其他建议吗？” “这个豺狼必须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莱上校说。 其他在桌边围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扬了扬眉毛，没有开口。 “那的确是十分清楚的。”部长在会议桌的一端轻轻地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的任务嘛，”森克莱气派十足地宣布说，“如果谁也承担不了的话，归根结底还是该由总统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子来承担吧。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有几位特工部门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心情，闭上了眼睛。杜克勒队长瞪了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话，森克莱这回就该马上倒毙了。 “难道他不知道老头子听不进去吗？”纪博压低了声音向罗兰气呼呼地发牢骚说。 罗杰·弗雷伊抬起眼来，和这位爱丽舍宫侍臣的两眼正对着，他表明了他为什么是一位部长。 “当然，森克莱上校是完全正确的。”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职责。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万一某一部门承担了摧毁这一阴谋的责任而未能成功，或者采用的办法又不巧地使情况泄漏出去，违反了总统的意愿，那么这个办坏了事的负责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 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的这种威胁的气氛，比布维埃烟斗中冒出的使人讨厌的蓝烟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莱瘦削苍白的面孔显而易见地变得紧张了，他的两眼也露出忧虑的神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总统卫队的活动余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总统本人身边。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就不是我的人员在不影响主要职责的情况下所能承担的。” 没有人反对他，因为各个部门的首脑都意识到总统卫队首脑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没有人希望部长的目光会落在自己身上。罗杰·弗雷伊环绕会议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远远那头为烟雾所笼罩的刑警大队长布维埃身上。 “你怎么想，布维埃，你还没有开过口呢！” 这位侦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队长安逸地在嘴里含着烟斗，让他那最后一口浓烟直接吐在正好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森克莱上校的脸上。他很平静地讲出他的看法，就像在叙述刚才发生过的一件极为简单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长，特工机构已经不可能通过他们渗透到‘秘密军队组织’里面的侦探摸清这个人的情况，因为即使‘秘密军队组织’里的成员，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行动分局也不能破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破坏谁。边防检查站不能在国境线上截住他，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逮捕谁。而档案处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档案材料。还有，共和国保安部队也无从追踪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为他们不知道拘捕谁。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系统，都因为没有这个人的姓名，而陷于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没有找到这个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没有完成，那么其他的建议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这个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护照，有了护照，就可以逮捕他。但是我们要找这个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么这纯粹是应该由侦探来搞的工作。” 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烟斗又塞进嘴里。他所说的话，坐在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细细捉摸。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不同意见。坐在部长旁边的桑根纳蒂慢慢地点点头。 部长问道：“那么谁是法国最好的侦探呢？” 布维埃在放下他的烟斗之前，考虑了几秒钟，然后说道：“部长先生，法国最好的侦探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伯尔。” 内政部长果断地说：“把他召来。”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章 一小时后，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劳德·勒伯尔走出了会议室。在那里，他花了50分钟的时间倾听内政部长对当前任务的情况介绍。 刚进屋的时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夹在共和国保安部队的首脑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维埃之间。在其他十四个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读完了罗兰的报告，一边看，一边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阅读完报告后，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为什么要召他来呢？ 接着部长就开始讲话了，不是商量的语气，更不是请求的口吻，而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接着是一篇冗长的提要。部长要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将不受限制地获得一切情报；在座各位代表的每个单位的人员，都要听候他的调遣，所需费用将是无限制的。 部长的讲话几次提到要求绝对保守秘密。这是国家最高领导的要求，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沉重。他们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真正感到无从下手。截至目前，既没有罪行，也没有线索和证人，只知道“秘密军队组织”的那三个人，却又无法和他们对话；除此之外，对于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还只是一个代号，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克劳德·勒伯尔自己知道，他过去是一个精明的警察，他被认为是一个好警察，稳健、精明强干，而且做事有条有理。偶尔，他也会闪烁出灵感的光辉，这正是一个优秀警务人员转化为杰出侦探的必要条件。但他从不忽略这样一点，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动声色的查询、审核和复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直到最后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为一张使案犯终于难逃的罗网。只有这样来办案才不至于只给报纸提供一个大标题，才经得住法庭的审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个有点事务主义的人，一个厌恶虚名的循规蹈矩的人。他从未举行过他的同事们赖以扬名的那种记者招待会，但他却稳步高升，连连破案，不断收押罪犯。三年前，当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的职位空缺时，甚至其他候补的人也同意勒伯尔出任。他在凶杀处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良好、稳定，三年来捕人从未有过失误，只有一次由于一个技术性细节，被告被宣判无罪。 作为凶杀处的头头，他越发受到莫里斯·布维埃的观察和注意。这位刑警大队长也是一个稳健的警务人员。因此，在几周以前，由于副大队长的突然去世，布维埃亲自要求委派勒伯尔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怀疑这是由于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胀的布维埃，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他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构成头条新闻的大案子，又不抢在上司前面出风头。但可能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部里的会议结束后，罗兰报告的复印件被收回，存入部长的保险柜里，只允许勒伯尔一个人可以保留原先发给布维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私下里去找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专门从事刑事罪犯调查的首脑，并谋求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那样的职业刺客的资料。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他就毫无办法开始搜索。桑根纳蒂问他，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尔回答说，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触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询问并不是通过正式公文，而是由他个人进行联系。这种办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级警察之间曾经采用过。部长考虑后，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他站在大门厅里等着布维埃，并看着各部门头头们陆续走出去。有几位敷衍地朝他点点头，走了过去；还有几位报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后告别。 当布维埃还在会议室里悄悄地与弗雷伊部长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出来了。在会议桌上相互介绍时，勒伯尔大致记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圆胖的勒伯尔面前，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看不起的目光看着他。上校说：“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们总统府的人员将密切注视你的进展。假如你抓不到这个匪徒，我敢保证你会得到……报应。”他转过身去，昂首阔步地走下楼梯向门厅扬长而去。勒伯尔一言不发，只是眨了几次眼睛。 自从克劳德·勒伯尔作为一名年轻的侦探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的警察部队以来，这二十年间使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善于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愿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于使普通老百姓开口，使那些平时害怕和讨厌警察的下层平民也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他们的想法和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点窝囊无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上老受压迫和欺骗的人。勒伯尔不像布维埃那样是个仪表堂堂的彪形大汉，而那种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权威的传统形象。他也缺乏现在大批拥进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种本领：巧言令色，虚张声势，动不动把证人恫吓得发抖或痛哭流涕。他意识到，在任何社会中，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一般总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货员、邮差或银行职员，他能让这些人开口，他自信有这个本领。 其中原因之一还在于他的个头。他是个小个子，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漫画家笔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尽管同事中谁也不知道，事实上他确实有点惧内。他不修边幅，一套皱皱巴巴的便服，一件风衣。他的举止温驯，似乎总带有几分歉意。当他向一位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与他们曾经和法律打交道时受到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护，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级警探的粗暴对待。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刑警队的凶杀处处长，他在名声卓著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当了十年侦探。在他那随和朴素的外貌后面，则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他受过法国最凶狠的黑帮头目的威胁，他那飞快的眨眼动作使他们错认为他接受了他们的警告。只有在事后犯人进了监狱，有空闲来思考时，他们才发觉低估了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胡子。 他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工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贪污罪。另外一次，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他终止调查一个青年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第一案，在对那位工业家的事务做了多方调查之后，发现了别的更为严重的经济漏洞，而这些漏洞显然与那名低级职员毫无关系。结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业家未能及时脱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会名流长期入狱而告终，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追悔过去不该在他那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楼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集团。 克劳德·勒伯尔对傲慢的森克莱上校的言谈，只是像小学生那样眨眨眼睛，一言不发。 当莫里斯·布维埃和他会合时，会议室里已空无一人。布维埃笨手笨脚地拍拍勒伯尔的肩膀。 “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受理这事的。这事只能这么办。别的人只是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而已。来吧，咱们在车里聊聊。”他带头走下楼梯，两人爬进等在院子里的雪铁龙汽车的后座。 时间已过9点，天边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昼留下的惟一痕迹。布维埃的汽车驶过马利尼大街和波伏广场，勒伯尔望着右边爱丽舍大街上光彩夺目的灯流，即使他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十年，但这番夏夜的瑰丽景色永远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动。 “你得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一切，什么都撇开。我派法维尔和马尔科斯特来接管你手头的未了案件。为这差事你需要一间新的办公室吗？” “不，我宁愿要我现在这间。” “好吧，可是从今以后它就是抓豺狼行动的总部。不管其他事。对吧？你要个人协助你吗？” “要，要卡龙。”勒伯尔说。他指的是在凶杀处时曾与他合作的一位青年稽查，升任新职后又把他调来当刑警大队的副队长。 “可以，把卡龙给你。还要别人吗？” “不要了，谢谢。可是卡龙需要知道内情呀！” 布维埃考虑了一会儿，说：“应该不成问题。他们不能指望奇迹。显然，你需要一名助手。但你等一两个钟头以后再告诉他。到了办公室我先给弗雷伊打个电话，取得正式批准。但是不需要别人知道。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上报纸。” 勒伯尔说：“没有别人，只有卡龙。” “好吧。最后还有件事，我离开会场前，桑根纳蒂建议今晚到会的全班人马定期听取进程汇报，弗雷伊同意了。费尼和我竭力想反对，可是没成功。所以，从今以后你每天晚上要在部里做一次汇报。10点整。” “我的上帝！”勒伯尔说。 布维埃以极其挖苦的口吻说：“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人都必然会提供最好的意见和建议。别发愁，克劳德，如果那些狼要咬人，费尼和我也不含糊。” 勒伯尔问道：“这要一直维持到另行通知时为止吗？” “恐怕是这样。真要命，这个行动没有时间表。你就得在他搞到伟大的夏尔之前抓住凶手。我们不知道这人自己有没有时间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在明天早上搞你一下，也许还得等一个月。反正在抓住他以前，或者至少在认出他、发现他以前，你的工作必须保证全速前进。找到他以后，我想行动分局的伙计们就可以接手了。” “一群混蛋。”勒伯尔嘟哝着说。 布维埃轻松地说：“完全同意，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使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除了普通犯罪的大幅度增长以外，还加上了政治罪行。有些事不得不做，就由他们来干吧。无论如何，下功夫找豺狼吧，这是最重要的！” 汽车开进凯德索菲弗街，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10分钟以后勒伯尔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子，倚在窗台上，隔河凝视着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虽然隔着一条窄窄的、绕着市镇岛流过的塞纳河，他仍能看到沿着码头星罗棋布的街头餐馆中的顾客，听到喧闹声和酒瓶酒杯的碰击声。假如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就会想到，几十分钟前授予他的权力，已使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最有权有势的警官。除掉总统和内政部长，几乎没人能否决他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干得十分保密，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他也会想到，即使如此不可一世，他的权势仍取决于成功与否：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败名裂，正像森克莱上校所预言的那样。但是由于他不是这种人，所以想的也完全不是这一套。他发愁的是，在电话里该怎样向太太阿米莉作解释，说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他暂时不能回家。 这时有人敲他的门。进来的是马尔科斯特和法维尔两位警官，他们要取走勒伯尔今晚之前正在经办的四个案件的卷宗。他花了半个钟头时间向马尔科斯特介绍了委派给他的两个案子，又向法维尔介绍了另外两个案子。他们走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是敲门声，这次进来的是路西安·卡龙。 卡龙说：“我刚刚接到布维埃大队长的电话。他让我向你报到。” “完全正确。在另行通知前我被解脱了一切日常工作，授予特别任务。你已被委派为我的助手。”他不想为了讨好卡龙而透露要这个青年做左右手的正是他自己。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取了扼要的指示。他继续对卡龙说：“布维埃打电话来说，你已获准被告知一切情况。首先，你看看这个。” 趁卡龙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阅读罗兰报告的时候，勒伯尔清理了书桌上剩下的卷案和便条，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 这间办公室实在不像法国最重要的通缉罪犯的神经中枢，不过，警察的办公室向来是不大像样的。勒伯尔办公室的面积只有12乘14英尺，南面有两扇窗户，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从一个窗户飘进了夜晚的嘈杂声和夏夜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勒伯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张是秘书的，靠着东墙。门在窗户对面。办公室里除掉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还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把靠椅放在门边。两边的墙前放着几个很大的灰色文件柜，几乎把墙都占满了。文件柜的最上面放着一排参考书和法律书。另外还有一个书架，放在窗子旁边，里面是一些年鉴和资料。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带镜框的照片，放在勒伯尔的书桌上，表示这个办公室里的主人是有家室的。照片上是一位丰满的看上去颇有个性的妇女，她就是阿米莉·勒伯尔，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孩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两条辫子，小伙子一团和气的样子，很像他父亲。 卡龙读完报告后，抬起头来，望着勒伯尔。“他妈的！”卡龙说。 “正像你所说的是一桩异乎寻常的案件。”勒伯尔回答说。从他的嘴里，是很难说出那种硬梆梆的粗话的。在司法警察署里，有很多高级警官和他们的下属在背地里都用绰号称呼他为“老板”，或者“老头儿”。可是勒伯尔这个人，喝酒时不超过一小杯开胃酒，不抽烟，也不骂人，使年轻的侦察员们回想起了在警校时的老师。因此，在警察署以及最近在大队里，就有了一个尊称——“教授”。如果他不是那么个功绩显著的捉贼能手，他的模样一定会是个被人嘲弄的对象。 勒伯尔接着说：“现在让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因为必须赶快动手。” 他把下午的情况简单地向卡龙介绍了一下，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从罗杰·弗雷 伊会见总统开始，到召开部务会议，一直到莫里斯布维埃的建议，以及突然召他去参加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办公室，就是他们现在坐着的地方，要把它作为搜捕豺狼的总部。 卡龙静静地听着没有开口。等勒伯尔把话说完后，卡龙开口了。“我的上帝，他们就是这样把你固定在这里了？”他想了一会儿，既忧虑又不安地望着他的领导说：“我的先生，他们要你负责这件工作，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能及时抓住这个人，他们会怎样对付你？” 勒伯尔摇摇头。“卡龙，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是搞这个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干起来啦！” “从哪里开始呀？” 勒伯尔很高兴地回答：“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因此，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权力。从现在开始，请你坐在书桌后面，拿一个记录本把我说的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暂时休假，等我需要他时再回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你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秘书，二者兼而为一。你到库房里去拿一只行军床，放在这里，还要被单和枕头、漱洗和剃胡子的用具；再从食堂去拿一只咖啡壶，还要储备一些咖啡和白糖，我们大概要用很多很多咖啡。你再去找电话交换台，告诉他们要用十门外线电话，专供这个办公室使用。如果他们借故推托，立即向布维埃本人报告。对于我们这里提出的任何要求，就用我的名义，直接找有关部门的头头。我们很走运，对于其他所有部门而言，我们这个办公室享有优先权。你准备一份备忘录，由我签字抄送今天参加会议的各部门领导人，宣布你是我的惟一助手，有权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在我能分身的情况下，这些要求则由我本人提出。明白了？” 卡龙记完了以后抬头问道：“明白了，头儿。我今天晚上就办这些事。最先办哪一件？” “电话总机。我要一个好样的，要他们中最得力的接线员。往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讲话。” “好。你要他们先干什么？” “我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七个国家刑警部门首脑的电话。幸而以前在国际警察组织的会议上，我和他们大都已经有了私人友谊，在有的国家我还认识他们的副手。找不着这个就找那个。这些国家是：美国，也就是华盛顿国内情报处；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打到家里或打到办公室都成。当你与他们一个个地联系上以后，请再接通国际警察通信站，让我和他们在明天早晨7点到10点联系。每次要有20分钟谈话，最好第一个与美国接通，这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与国际警察通信站联系，要向每一个指定接电话的人预约好，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他们自己的国际通信室内通话，必须用通用的高频率，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讲，不准有人窃听。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6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卡龙看了看他记录下来的几页纸，似乎有点迷惑，说：“头儿，我都记下来了。” “让我开始工作吧！” 克劳德·勒伯尔离开办公室上楼。走向楼梯时，远处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响起了午夜的钟声，表示法国开始进入8月12日的凌晨了。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一章 直到午夜前，森克莱·德·维劳本才回到家里。 在这之前，他花了三个小时小心翼翼地写了一份关于晚上在内政部开会的报告，以便第二天早晨爱丽舍宫的秘书长一到办公室就能看到这份报告。他写这份报告时，感到特别不安。他曾经撕毁了两份底稿，直到写好第三稿后，他才感到满意，然后由他亲自打字，把报告打好。他已经很久不习惯于自己动手打字了，他对于这种累人的打字工作很烦。但是为了不让秘书知道这些事实——报告中有一段他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希望领导能重视他的报告。 如果幸运的话，秘书长读了这份报告后，再过一个小时，报告就会放到总统的书桌上，那对他将有莫大的好处。他特别小心地选择恰当的措词，借以暗示作者对于那么重要的有关保护国家领袖安全的大事竟然交给警察大队的一个警官办理深感忧虑。他在报告中表示非常不信任那个警官，因为那个人的能力只能对付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案件。但他也不愿写得太过分，因为勒伯尔也有可能找到那个刺客。但如果勒伯尔没有完成任务，那么他就可以说他在挑选勒伯尔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怀疑了。此外，他确实不喜欢勒伯尔。在他的眼里，勒伯尔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矮个儿。在报告里他有这样的词句：“无疑，他没有做出过像样的成绩。” 他对自己写的前两份底稿再三考虑以后，认为最为有利的观点还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会议上的任命，因为这是参加会议的人全体的决议。此外，反对这项任命也必须提出特殊理由。他决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动过程。由于他是总统的一个秘书，他认为，在他有责任在侦察工作进行得不理想的时候，第一个清醒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正当他考虑该如何考核勒伯尔的功效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桑根纳蒂告诉他，部长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每晚10点举行会议，听取勒伯尔的进度汇报。这个消息使森克莱非常高兴，这下正中下怀。只要白天在家里稍稍搞一点背景材料，他就一定能够向侦探进行有力的、贴切的提问，以此向他人表明，至少爱舍丽宫总统秘书处的人员头脑清醒，看清了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其实，私下里他认为刺客没多少下手的机会，即使真有刺客存在，总统的保安措施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他本人在秘书处的职责之一，就是计划总统公开露面时的组织工作和他的行动路线。由于具备如此坚强有力而且计划缜密的安全措施，他并不太担心有什么外国枪手能穿透这样的屏障。 他打开自己房间的前门，听见新搞来的情妇从卧室里发问：“亲爱的，是你回来了吗？” “是呀，宝贝。当然是我呀！你闷得慌吗？” 她从卧室里跑出来，穿着一袭黑色透亮的娃娃式睡衣，领口和底边都镶着花边。从开着的卧室门里反射出来的灯光，映出她那少妇的窈窕身段。像往常一样，森克莱一见到他的情妇，就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满足感：她，居然会属于他，而且如此热恋他。 她用裸露的双臂抱住了他的脖子，长时间地亲吻他。他一边抓着他的公文包和晚报，一边尽可能地报以同样的热情。 当他们终于分开时，他说：“去吧，上床去，我就来。”他拍拍她的屁股让她快去。她蹦蹦跳跳地回到卧室，往床上一倒，四肢摊开，双手叉在脑后，胸部高高耸起，眼里闪出一阵阵诱人的目光。森克莱进房来满意地看着她。她挑逗地冲他笑笑。两周以来的相处，使她了解到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淫荡，才能刺激这位朝臣。心底里，杰奎琳像初次相遇那天一样地恨他，但她逐渐意识到他以他的多嘴多舌弥补了他精力的不足，他特别乐于炫耀的是他在处理爱丽舍宫事务方面的重要地位。她低声说：“快点，我需要你。” 森克莱笑得真高兴。他脱了鞋，把它们放在衣架边；跟着是上衣，上衣口袋里的东西仔细地倒出来放在梳妆台上；然后是裤子，细心地叠好搭在衣架横档上。他的细长腿从衬衫下面伸出来，像两根白色的带毛的毛线针。 杰奎琳问道：“什么事耽误你那么长时间呀？我等了多半天了。” 森克莱郑重其事地摇摇头。“亲爱的，当然是用不着你操心的事。” “你真讨厌。”她装着生气突然侧过身去，背对着他，弯着腿。当他望着屋子那边她那披在肩膀上的头发，她那件短睡衣已遮不住的丰满的臀部，他那解领带的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5分钟以后，他可以上床了，手指还在扣着绣有姓名的丝睡衣的扣子。 他挨着她直直地躺在床上。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我以为你想和我睡觉呢！” “你根本没有向我解释。我又不能往你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这儿躺了好几个钟头了，担心你也许出了什么事。你从来没有不打电话就回来这么晚。” 她翻过身来平躺着看他。他一只手撑着，另一只手伸进了她的短睡衣里。 “是这么回事，宝贝，我忙极了，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得在回家以前理出个头绪来。我挺想打电话的，可是人们还在工作，一直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好几个人都知道我太太不在家，我如果通过总机打电话就会露马脚了。” “亲爱的，我愁了一晚上，我想不会发生多大的事呀，害得你都不能打电话告诉我晚回来。” “好了，现在不用发愁啦。” 她笑了，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头搂过来，咬咬他的耳垂。 “看样子‘秘密军队组织’还和总统没个完呢。”他说。“今天下午发现了这个阴谋。已经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就是因为这事才耽误回家的。” 杰奎琳稍稍吃了一惊。“别说傻话了，亲爱的，这些人早就收拾干净了。”她说。 “哪儿收拾干净了。现在他们雇了一个外国刺客想法杀他。” 半小时以后，森克莱·德·维劳本上校睡着了，脸半埋在枕头里，由于辛苦而轻轻地打着呼噜。杰奎琳躺在他的身边，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那上面有几块地方透过两扇窗帘间的小缝，反射出街上的亮光。她听到的事使她目瞪口呆。虽说她事先不知道任何计划，但她明白，科瓦尔斯基的交代是何等事关重大。 她静悄悄地等待着，直到床边的夜光钟指到凌晨两点，她轻轻地下床，把卧室的电话分机插头拔掉。她走出房门，轻轻地把卧室门关好，经过起居室，到了会客厅，走进去后，把门关好。她用会客厅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几分钟，有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接电话。她很快地说了两分钟，得到了回答后，就搁下话筒。一分钟后，她又回到床上，想法让自己睡着。 这天晚上，欧洲五个国家，加上美国和南非的警察局管刑事的头头，都被巴黎的长途电话叫醒了。多数人因为睡意正浓，所以都不高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时间和巴黎相同，刚过午夜，华盛顿时间则是晚上9点钟。 当电话打到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部门的头头正在参加一个晚宴。卡龙试了三次，才和他联系上。但是他们的对话被隔壁房间客人们的喧哗声所干扰了——宴会还正在进行着，但对方已经听清楚了，并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话室里和勒伯尔通电话——巴黎时间是上午7点10分。 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和德国的刑事警官看来都是顾家的好丈夫。他们也一个个地被吵醒，听了卡龙几分钟的讲话后，都同意在卡龙所建议的时间和勒伯尔进行对话，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 南非的范·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之前也回不了总部，所以卡龙找了他的副手安德生。 快到4点时，接通了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家里的电话。床头电话机响个不停，他气得直嘟嚷，伸手摘下听筒说：“曼林逊。” 一个声音问道：“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单抖落掉，看看表。 “我是法国国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龙。我代表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和您通话。”这个声音说着准确但口音很重的英语，非常清晰。现在电话线路显然很空。 曼林逊皱着眉头，心想：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什么事？” “我想您认识勒伯尔专员吧，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想，勒伯尔？啊，对了，小个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头头，人不出众可是极有效率。两年前那个被害的英国游客一案，他帮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话，报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冲着电话说：“是的，我认识勒伯尔专员。有什么事？”他的妻子莉莉被说话声所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件，同时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协助勒伯尔专员办理此项案件。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案件。专员希望今天上午9 点请你在你们警厅的通讯室和他进行直接通话。你能到场和他通话吗？” 曼林逊考虑了一会儿。他问道：“这是警方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如果是的，他们可以用国际警察组织的普通线路，因为在警厅里，早晨9点将是最忙的时刻。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的。这是专员本人求助于你，请你给予缜密的协助。所发生的问题可能跟苏格兰场毫无牵涉，很可能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作为正式要求归档。” 曼林逊又考虑了一下。他生性谨慎，并不想牵涉进外国警察部门的秘密调查中去。但如果出现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国，那又另当别论。即便如此，又何必这么诡秘呢？但是看来勒伯尔需要老伙计联络网的帮助，这正是组织老伙计联络网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这个电话。9点钟。” “太感谢你了，曼林逊先生。晚安！” 曼林逊放下听筒，把闹钟从7点拨回6点半，又睡下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接黎明时，一个中年的中学教师在一个狭小发霉的单身汉套间里踱来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杂乱无章：书籍、报纸、杂志和手稿摊满了桌子、椅子和沙发，甚至摊到屋子另一头角落里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个凹进去的角落里，洗碗池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碟。他这样来来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烦躁的并不是那一团糟的卧室，自从他放弃掉中学校长这个职位以后，同时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适的住宅和两个男仆，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他的麻烦问题并非为此。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眼睛移到国际版的第二条新闻，标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被围在罗马旅馆里》。当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下定了决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风雨衣，出门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辆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往北火车站。司机把车停在车站前，他下车等汽车开走后，又走到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电话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到咖啡馆的后间去打电话。问讯台给他接通了国际台，他询问一家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60秒钟以后他得到了回答，放下听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100米左右，拐进另一家咖啡馆，又使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向问讯台打听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电话的通宵邮电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诉他从干线车站拐弯就是。 他在邮电局要了刚得到的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没提旅馆的名字，颇为紧张地等了20分钟才叫通。他对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说：“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话。” 对方问：“哪位先生？”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谁？” “法国人，法国人……普瓦蒂埃……” “啊，对，一位法国先生。等一等，请等一会儿……” 一系列的咔嗒声之后，一个疲劳的说法语的声音答话了：“什么事……” 他恳切地说：“听着，我没有时间多说话，拿一支铅笔记下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开始。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临死前说了话，结束。都记上了吗？” “是的，我会转告的。”对方回答说。 瓦尔米搁上电话听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钱，溜出了邮电局。一会儿功夫，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出来的人群中了。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经逐渐热起来了。不出半小时，早晨的面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将要被各种车辆排出的废气、人身上的汗臭以及发了霉的烟味所代替。 在瓦尔米离开邮电局两分钟后，有一辆汽车开到了邮电局门口。边防检查站的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急忙走进邮电局，要求接电话的服务员描述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个人的模样，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适用于任何人。 在罗马，马尔克·罗丹于7点55分被楼下值夜班的人摇着肩膀叫醒。他立即惊醒过来，半个身子下了床，摸着枕头底下的枪。当他看清叫醒他的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的相貌时，才放松下来，哼了一声。他朝床头柜看看，知道反正也睡过头了。在热带地区多年的生活，使他惯常醒来的时间比这会儿早得多。 罗马8月的骄阳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顶上。几周以来的怠情，晚上靠玩纸牌消磨时光，过量的劣等红葡萄酒，聊胜于无的锻炼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他懒散、困倦。 “来了个口信，上校。有人刚打电话来，好像特别着急。” 军人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上面记着瓦尔米那些支离破碎的词句。罗丹看了一遍记录就跳下了铺得薄薄的床铺。他在腰上缠了一条棉布纱笼，这是他从东方带回来的习惯。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记录。“好了，走吧！”罗丹挥挥手，军人离开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罗丹紧张地在心里边咒骂了好几秒钟，把手里那张纸捏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当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头两天，他曾想过这个人大概开小差了。最近一个时期，组织里有些人叛变，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秘密军队组织”已经遭到了失败，谋刺戴高乐并把他从法国总统的职位拉下来的打算也没希望了。他总以为科瓦尔斯基会永远忠于组织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知为什么偷偷地溜回了法国，或者在意大利被人骗走了。可能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员难过，因为他罗丹所树立起来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有一部分就靠着他对部下所表现的极大关切。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未曾充分估计士兵多么赞赏这种品德。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能够想象出他是在什么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忆一下科瓦尔斯基能招供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见，那家旅馆的名字，这些他都说得上来。三个参加会见的人，这对法国保安总局来说也不算新闻。可是关于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不会在门外偷听，这是肯定的。他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来见过他们三个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外国人可以是个武器商或者是个捐款人。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呀。但是，瓦尔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这个代号。这是怎么回事？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突然之间，罗丹惊恐地回想起分手时的场面。他和英国人站在门道里，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站在走廊上几步远的地方，因为英国人居然发觉了他躲在角落里，正在大生其气：他这个行家竟让另一个行家杀了威风，他倒要较量较量几乎想动手了。当时，罗丹说的是什么？“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妈的该死，科瓦尔斯基一定听到了。 经过反复回想以后，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不可能知道这个刺客的真名实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尔米的消息是对的，现在保安总局手里有科瓦尔斯基的招供，看来我们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这个旅馆，也可能他们已经跟这家旅馆的服务员谈过话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形，还有他的代号，无疑他们会和科瓦尔斯基一样，猜想这个人是个刺客。从此以后，戴高乐周围的安全措施将会加强；他将取消一切公开露面，并限制爱丽舍宫的出入，避开一切可能被刺的场合。这样，这次行动计划就算是告吹了。他打算和豺狼联系，把预付的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买东西所花的钱以及这段时间内应该付给他的费用就可以了。 现在得马上处理一件事，必须紧急警告豺狼停止行动。罗丹仍然保持着一个指挥员的习惯，他从不派任何人去执行绝对不会成功的使命。他把他的保镖找来，向他详细说明要求。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以后，他让这个保镖每天到邮电局去取邮件，必要的时候由他去打电话。 9点钟，保镖到了邮电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20分钟以后，那头的电话才接通。接线员示意法国人到隔音间去接电话，他拿起筒时，接线员放下了她的听筒。他倾听着一部英国电话机“嗡嗡……”的铃声，却没有人来接电话。 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经一再检查和重新装过他的三个箱子，现在只剩下手提袋里要装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他照例喝下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脸，把剩下的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后，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珑的厨房里做了一顿方便的早餐：炒鸡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吃了。作为一个整洁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下水道，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了倒进下水道。喝掉了其余的橘子汁，把空罐头扔进垃圾筐，和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咖啡渣一起倒进了垃圾管道。这样，在他离家期间，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腐烂发臭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他选了一件薄薄的开领丝织衫，一套浅灰色西装，口袋里装着杜根名字的证件和100英镑现钞，深灰色袜子和瘦长的黑便鞋。这一套行头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就装备齐全了。 9点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两件，关上套房的撞锁门走下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伦敦机场，二号大楼。”他告诉司机。 出租汽车开动了，这时，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直到10点钟，那个军士才回到旅馆，报告罗丹他花了30分钟试图接通伦敦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成功。安德烈·卡松听到了军士对罗丹的报告，等到把军士打发回警戒哨位后，他问道：“怎么回事？” 这两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正坐在他们套房的客厅里。罗丹从内插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卡松。卡松看了以后传给蒙克雷。两个人望着他们的头目，等待回答。但罗丹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烤得灼热的罗马屋顶，眉头紧锁，思考着。 卡松终于又问：“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罗丹简短地说：“今天早上。” 蒙克雷断然地说：“你得制止他。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来追捕他。” 罗丹镇定地说：“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8月份在法国的外国人有100万之多。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长相和护照。作为一个行家，他可能用假护照。他们离抓住他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假如他给瓦尔米打了电话，他会得到警告。他能够及时抽身。” 蒙克雷说：“他如果打电话给瓦尔米，当然会得到终止行动的指示。瓦尔米将会给他下达命令。” 罗丹摇摇头。“没有授权瓦尔米这样做，他的任务是从姑娘那里收听情报，当豺狼来电话时把它传达给他。这是他的任务，不能干别的事。” 蒙克雷反对说：“但是他自己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在第一次与瓦尔米通话后，立刻离开法国。” 罗丹想了一会儿说：“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如果这样，他应该把钱退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内，我想这完全要根据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问道：“照你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罗丹说：“坦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是个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个行家，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撤销自己的计划的。” 卡松反对说：“想办法通知他撤销吧。” 罗丹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经走了，已经着手进行了。他要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以及他将怎么干，他完全独立自主地干。我也不打算通知瓦尔米让他去转告豺狼停止行动，这样做的话，将会使瓦尔米倒霉。现在没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动了。已经太晚了。”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二章 还不到早晨6点，克劳德·勒伯尔就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看见卡龙卷起了衬衫袖子，紧张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在他面前放了几张纸，上面有不少手写的记录。 办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柜上放了一个电热咖啡壶，正在冒气，不断地散发出咖啡的香味；旁边放了许多纸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这些都是晚间由食堂送来的。在两张桌子之间的墙边，放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了一床军毯。字纸篓已经倒干净了，放在门边的椅子旁。窗子都打开着，卡龙喷出来的烟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圣塞尔庇斯教堂的尖顶上。 勒伯尔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虽说他只有24小时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龙一样疲倦。 “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查了十年来的一切材料。只有一个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经打算在这儿下手。这个人叫德盖尔德，他已经死了。另外，他属于‘秘密军队组织’，我们档案上记了他的账。可以推测，罗丹一定会选择一个与‘秘密军队组织’毫无关联的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十年来，除了土生土长的那类人以外，只有四个按合同杀人的刺客在法国试过身手，我们抓住了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些黑社会的刺客，根本没有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份能耐。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现在正进行彻底的复查，暂时还没有收获。可是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可能没有这个人。罗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卡龙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喷出一口烟雾，叹了口气。“这样一来，我们只能靠国外那头了？” “完全正确。这种类型的人必然在别的地方受训并取得经验。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记录，不然怎么能证实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干掉的也许不是总统，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会头子大得多的人物。这意思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定是这样。你怎么安排的？” 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布鲁塞尔是7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点，波恩是8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点半。苏格兰场9点。最后罗马，9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一直到达另一座顶上高高耸起的铝杆顶。它的波长和干扰器使谈话不会被截听。当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后一杯酒时，侦探对侦探进行了对话。 每次打电话，勒伯尔的请求都基本相同：“不，长官，目前，我还不能以两国警方正式调查的方式来请求你的协助……当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把握，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呢，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阶段……现在只是泄露出一点情况，目前还纯属例行公事……我们在搜捕一个我们极不了解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大致的外貌特征……” 他对每个人都尽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难堪的是，在谈话的末尾，每一位外国同僚都问：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究竟能根据什么线索提供帮助？每到这时候，电话的另一端都只好暂时地沉默着。 “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刺客……不，不是一个黑社会的枪手，而是一个政治凶手，还颇有几次成功的记录。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档案上是否有这样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有在你们国内犯案，或者你们忽然想到的任何这类人物。” 在电话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才接着说下去。到这时，这个声音才更沉稳和更关切。勒伯尔明白，西方各国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门首脑，绝对不会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在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当然，当然，我们将为你查遍所有的档案，我尽量在今天就给你回音。啊，克劳德，祝你走运！” 当勒伯尔最后一次放下无线电话听筒时，他猜想的是，还要多长时间这七国的外长甚至总理就会觉察到事态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关于这一类事件，即使一个警察也得向政治家汇报。他敢担保这些部长们会保守机密。归根结底，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超脱于政治分歧之上的稳固的默契。他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统治者的俱乐部。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团结一致，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一个政治刺客的动向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调查如果为公众所知，被报界披露出去，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当然，如果能只限于警官们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逊的。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逊一定会向他的上级报告。仅仅在七个月以前，戴高乐在1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粗暴地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当时伦敦外交部所发布的政治通讯中的措词，即使像勒伯尔这样一个不搞国际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强烈反对法国总统的。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准这个老头子报仇雪恨呢？ 勒伯尔在已经没有声音的电话机面前呆了一会儿，卡龙在旁边望着他。勒伯尔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说：“走吧，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再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皱紧眉头，放下电话听筒，走出去时连一个进来值早班的青年警察向他敬礼都没看见。他走进自己那相当宽敞的办公室，眉头仍然紧皱着，望着窗外的泰晤士河。 对于勒伯尔所提出的请求，以及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请求，曼林逊是完全理解的。法国警方一定已经得到一些关于一个目前还找不到的刺客的消息，这件事使他们很为难。勒伯尔曾告诉他，关于这个图谋在今年8月进行活动的政治刺客，目前几乎毫无线索。曼林逊长期在警方工作，对勒伯尔的处境，他是完全理解的。 “可怜的家伙！”当他继续望着窗下缓慢流过的泰晤士河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站在他旁边的私人助理员问道：“您说什么？”这个助理员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然后把早晨到的文件整齐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没事。” 助理员退出以后，曼林逊还继续望着窗外。无论他对勒伯尔所处的既要保护他的总统、又不能公开缉拿犯人的困境如何同情，他还有他自己的上司。或早或晚总得把勒怕尔今早的请求告诉他们。10点钟就要开各部门首脑的日常例会，只有半小时了。在这会上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经过再三权衡，他决定不提，只要以个人名义给局长写一个正式备忘录，点出勒伯尔要求的实质性问题就行了。在必要的时候解释一下审慎行事的必要性，以及不在早晨例会上汇报这事的原因。与此同时，进行不露声色的查询是不会有害处的。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按了一下传话器的按钮。 助理员的声音从隔壁的办公室传来：“什么事，先生？” “你能来一下吗，约翰？” 穿着暗灰便服的年轻助理员拿着笔记本进来了。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总督察马克海姆。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目前我还不能说明作此要求的原因。请他在现存档案中查一查我国已知的活着的职业刺客。” “刺客吗，先生？”助理员的那副惊异样子好像副长官要求的是查查所有已知的火星人似的。 “是的，刺客。重复一遍，不是那种大路货色的黑社会枪手，那些人只有在下层社会的仇杀中干掉个把人的经验或名气。要的是政治刺客，约翰，这些人或者这个人可以为了钱干掉一个戒备森严的政治家或国家要人。” “听起来这像是该由特警处承办的，先生。” “是的，我知道，我也想把事情全交给特警处。可是最好先进行一次普查。啊，对了，我希望你想办法在中午前给我回音，行吗？” “是，先生，我现在就去。” 15分钟以后，刑事部副长官曼林逊在晨会上就了座。待晨会结束，他再次回到办公室后，先翻了翻信件，把它们推到了一边，又叫副官拿来一台打字机，自己坐下来给都市警察局局长打了一份简要汇报。汇报中简述了清晨打到他家的电话、早上9点在国际警察组织通讯室的私人通话以及勒伯尔 所要求协助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空着备忘录的后半截，把它锁进抽屉里，就干起当天的工作来。 不到12点，助理员敲敲门进来了。 “总督察马克海姆刚刚从中央档案局回来。”他说。“刑事档案里显然没有人符合这些特征。下层社会有十七个知名的职业凶手，十个在监狱里关着，七个待在外边，先生。但是他们都为大黑帮干，或者在伦敦，或者在其他大城市里。总督察说没有一个是适合对付来访政治家这份差事的。另外，他也建议交由特警处管，先生。” “好，约翰，谢谢你，我要的就是这些。” 助理员走了以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完成了一半的备忘录，仍放回打字机上。他在后半段写到：据刑事档案处报告，无法提供适合于勒伯尔专员提出的这类人的档案材料。这一调查将移交特警处的副长官。 他打印出三份备忘录，并在上面签了字。他把其中一份折叠起来放进写着给局长的信封里，第二份标明“秘密信件”字样，放进保险柜存档，第三份折叠起来放进衣服的内胸袋。 他用便笺写了一份电报。 收件人：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克劳德·勒伯尔专员 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 电报内容：根据你今日要求，遍查刑事档案未获此类人选资料。将尽速告你任何有价值情报。 曼林逊 交发时间：1963年8月12日 这时刚过12点半。他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要特警处首脑迪克松副长官的电话。 “哈罗！迪克松吗？我是安东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可是我办不到，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今天又是一个那种日子……不，我只在你动身前见你几分钟……好的，很好，我马上就来。” 走出办公室时，他把给局长的信封放在助理员的桌子上。“我去见特警处的迪克松。你把这个件送到局长办公室去，交给他本人。再把这个电报发给收件人，你用公文形式亲自打出来！” “是，先生。” 曼林逊站在桌旁看着这个警官浏览了一下电文，见他读到最后时眼睛都瞪大了。 “约翰……” “先生？” “请你保守秘密。” “是，先生。” “非常秘密，约翰。” “绝对不说，先生。” 曼林逊对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员又读了一遍给勒伯尔的电报，回想起今天早上替曼林逊向中央档案局进行的调查，心里就明白了，轻声说道：“活见鬼！” 曼林逊和迪克松一起待了20分钟，破坏了迪克松预定的俱乐部午餐节目。他把剩下那份给局长的备忘录的复写件交给了特警处的副长官。当他准备离去时，又在门边转过身来。 “对不起，迪克松，但这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国家里可能没有人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你好好查查档案以后，也许就能打电话给勒伯尔，告诉他我们帮不上忙。老实说，我这次绝对不羡慕他的差事。” 迪克松副长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英国所有那些古里古怪、疯疯癫癫，说不定会去谋害来访政治家的人，当然也包括那批定居在这里的心怀不满、暴躁易怒的外国人在内，所以他更能体会勒伯尔这时处境的困难。保护本国和来访的政治家免受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的暗算是桩累人的差事，不过好在这类人都是外行，特警处那些久经锻炼的专业人员是肯定对付得了他们的。 要是自己国家的元首成为一个难对付的前军人组织的暗杀目标，那就更糟糕了。尽管如此，法国人还是搞掉了“秘密军队组织”。作为一个行家，迪克松对他们颇为钦佩。但是雇用一个外籍职业刺客就另当别论了。从迪克松的观点看，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入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特警处的记录上，绝对没有符合勒伯尔的描述口径的英国人。 曼林逊离开以后，迪克松读了他留下的备忘录，然后召来了自己的副官。 “请告诉侦探长托马斯，我想在……”他看看表，估计了一下已经大大缩短的午餐会占去他多少时间，然后说：“下午2点整见他。” 12点刚过，豺狼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他把三只衣箱寄存在候机大厅的自动存放行李的铁柜里，自己只带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着他的日用品，还有一包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进城去。途中他让出租汽车停在火车站，自己走进行李寄存处。 他看见那只装着枪的胶木板衣箱仍然放在一星期前他看着管理员放上去的货架上，他拿出他的存放凭证，取回了这只衣箱。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小旅馆。这种旅馆和世界各地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都是差不多的，旅客流动性大，他们也从不探询客人什么问题。 他要了一个房间，用在机场换来的比利时币预付了一晚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进房后他把房门锁好，在洗脸盆里放了冷水，把石膏和绷带都放在床上，并开始工作。 他在腿上涂了石膏，要等两小时后才能干燥。在这段时间里，他把涂石膏的那只脚和腿搁在凳子上，点了一支香烟，望着窗外一排排的屋顶，偶尔用手指去按按还没有干燥的石膏。 装枪支的箱子空了，他把它塞进床底下，又把剩下的绷带和少量石膏重新装进手提包里，这是他留着为修补用的。他又环视了一下房间看是否还留下什么痕迹，然后把烟灰倒到窗外，就准备出门了。 他的腿上包了石膏，看起来真像一个跛子。他走下楼梯以后，注意到原来那个睡眼朦胧的办事员不在那儿，因为正是午餐时间，他可能去吃午饭了。但如果接待室里有人，他还是有可能被看见的。 他向大门外面望了一眼，肯定没有人进来。于是，就把手提包捧在胸前，弯下腰，迅速地走出旅馆。正值夏季，大门是敞开着的，一离开接待室职员的视线，他就直起腰来。 他很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下石阶，沿街走到十字路口，找到了一辆出租汽车，又回到了飞机场。 他手上拿着护照，走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口，一个姑娘笑着接待他。 他说：“两天前有一个名叫杜根的旅客，预定了一张去米兰的飞机票，有吗？” 姑娘查了一下当天下午去米兰的售票情况，这架飞机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要起飞了。她看了他一眼说：“杜根先生？有的。飞机票是预留了，但没有付钱。你现在就付吗？” 他付了现款，拿到了飞机票。姑娘告诉他再等一小时会通知他上飞机的。 因为他腿上包着石膏，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搬运员走过来帮助他从寄存柜里取出三只衣箱，交给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然后到了海关，由于他是个出境旅客，所以只看了一下他的护照。还剩下一小时，他就到旅客餐厅里吃了一顿午餐。 他这个受伤的跛子引起了不少人对他的关怀。从候机大厅出来，他被送上一辆汽车，直送到飞机跟前。看他步履艰难地走上飞机舷梯，可爱的意大利空中小姐欢迎他时更是笑容满面，让他舒舒服服地安坐在飞机中部一组面对面的座位上。她特意指出，这组座位搁腿的地方宽敞一些。其他旅客在入座时小心翼翼，不去碰他的伤腿。他则仰靠在座位上，坚强地露着笑容。 4点15分，飞机起飞，朝着米兰的方向向南飞去。 在伦敦，英国特警处总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在3点钟前走出了特警处副长官迪克松的房间。他觉得浑身不得劲儿。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热伤风是折磨他最厉害、一最长久的一次，而且因为压给他的这个新差事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今天早晨，新的一星期刚刚开始，开头他就听说奉命尾随苏联贸易代表团一名团员的人被尾随对象甩掉了；快到中午时，他接到军事情报部五处的一个彬彬有礼的要求，请他的部门放弃这个代表团，这里头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说在军事情报部五处看来，整个事情最好交给他们来办。 到了星期一下午，可就更糟了。对任何警官来说，无论是特警处还是别的什么部门，最头痛的就是可能发生的政治谋杀案。但是从他的上司所交办的任务看，神秘得连个名字都没有。在这一点上，迪克松对他说了一番漂亮话：“没有名字，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啊！试试看明天能不能搞出点名堂来。” “一显身手！”托马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咕哝了一声。虽说这次已知嫌疑犯的名单将会特别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需要花上若干小时查找档案、政治闹事记录、各项判决书等等，就连那些可疑对象都需要查询。从迪克松的介绍中，只有一点比较明确：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种为数众多的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 他召来两个侦察官，他让他们和他一样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到办公室报到。他对他们进行的介绍比迪克松的介绍还要短，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不说为什么。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一个人要暗杀戴高乐，未必与苏格兰场特警处的机密档案和记录有多大关系。 他们三个人清掉案头的其他卷宗，开始干了起来。 6点刚过，豺狼乘坐的飞机便在米兰林内特机场着陆。那位始终关心他的空中小姐扶着他走下舷梯，由另一位地面女服务员搀扶着他到候机室主楼。他已把枪支部件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显眼的手提袋里。接受海关检查时，护照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是当皮箱顺着传送带到达海关检查台时，危险性开始增长。 他找到一个搬运工，请他把三只皮箱排成一行。他的手提袋放在它们旁边。一个海关检查员看到他一跛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便走了过来。 “这些行李全是你的吗。先生？” “呃，是的，这三只皮箱和这个手提袋。” “你有要报税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 “你是来办事的吗，先生？” “不，我是来度假的。但是结果却不得不休养一个时期。我想去湖区。” 海关职员对此无动于衷。“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先生？” 他递了过去。意大利海关职员仔细察看了护照，还给他时一言不发。 “请你打开这只箱子。”他指着三只大箱子中的一只。 豺狼从钥匙圈上选了一个钥匙打开箱子，搬运工帮着把它放平。走运的是，这是放着供扮成丹麦牧师和美国大学生的衣服的箱子。海关职员摆弄着这些衣服，当然看不出一身深灰色西装、内衣、白衬衫、平底鞋。黑便鞋、风衣和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丹麦文的书也不使他惊奇。书的封面是沙尔特列斯教堂的彩色照片，书名虽然是丹麦文的，但在英文里也是这几个字母，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没有检查重新缝过的贴边，也没有找到伪造的证件。检查如果彻底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暴露，但他只是马马虎虎地作了常规检查，他只是在发现可疑现象时才会认真起来。一支步枪的全套部件隔着检查台离他不过3英尺，但他丝毫未有所觉察。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锁上，然后迅速地用粉笔在四件行李上都做了记号。他的任务完成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谢谢你，先生，祝你假期愉快。” 搬运工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收下了丰厚的小费。很快，豺狼就进入了米兰，它那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由于正是下班时间，更加乱成一片，汽车喇叭响个不停。 他要司机把他送到中心火车站去。他在火车站又叫了一个搬运工，一跛一拐地跟着这人到行李存放处。在出租汽车里，他已经把剪刀从手提袋里抽出来放进裤袋。这次他存放的是手提袋和两只皮箱，留下放着法国军大衣的那只箱子，这个箱子里还有些余地。 打发走搬运工以后，他拐进了男厕所，见到便池左边一长列洗手池前只有一个人在洗手。他放下箱子，也开始仔仔细细地洗起手来，等那人洗完手出去后，盥洗室空无—人的那一刹那，他闪进了屋子另一面的一间单人厕所里，倒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马桶座上，轻轻凿了10分钟，石膏开始一片片往下掉，露出垫在里面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 等他把脚上的石膏都除净以后，他把上石膏时用胶条粘在大腿内侧的丝袜和黑皮便鞋重新穿上。他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垫子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冲水就全下去了。 他把皮箱放在马桶上，把那一套装着枪支部件的钢管一件件放在大衣折缝里，然后把皮箱的扣带一一扣紧，避免箱子里的东西相互碰撞。然后他合上箱子，看看厕所外边。有两个人站在洗池前，还有两个人在便池前。他出了单间，径直向门外走去，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他已经走上车站大厅的台阶了。 他不能被人注意到刚才还是个跛子，一下又变成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出现在行李存放处，所以他招呼了一个搬运工，解释说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取出行李并叫一辆出租汽车。他把行李票和一张1000里拉的钞票塞进搬运工手里，指点他去行李存放处，并说他自己去把英镑换成里拉。 搬运工高高兴兴地点着头去取行李，他把身上最后的20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刚刚换完，搬运工就拿着三件行李来了。两分钟后，他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以惊人的速度驶过奥斯塔公爵广场，奔向大陆旅馆。 在旅馆豪华的前厅里，他对服务台的职员说：“我用杜根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我想你们还留着吧。房间是两天前用电话从伦敦订的。” 不到8点钟，豺狼已经在房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淋浴和刮脸。两只皮箱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衣橱，放着他自己衣服的第三只皮箱打开放在床上。晚间穿的衣服是一件夏季穿的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他把它挂在衣橱门上，他的灰色上衣已经交给旅馆服务员去熨烫了，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 今晚似乎还很早，明天，8月13日，将是一个很忙碌的日子。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三章 英国，伦敦。 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侦察官结束了他自己的这部分清查工作，望着他的上司说：“什么也没找到。”另一个年轻的侦察官也结束了工作，结果也是如此。 托马斯自己在5分钟前也已经查阅完毕，此刻他在窗前站着，望着街上的车辆从他的窗前驶过。他的办公室和曼林逊的办公室不一样，窗外看不见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只看得到凯德索菲弗街上的车流。 他觉得实在累得要死，由于吸烟过多，嗓子发涩。他明知道患了重感冒不该再吸烟，但总是放不下，特别是在神经紧张的时候。房间里的烟雾使他头疼欲裂，但是当天下午找到的那些人，还需要核对一下，因此就得不停地打电话。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不像是会去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一类人。 托马斯从窗前转过身来说：“好啦！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 一个侦察官说：“也可能有干这种事的英国人，但他不一定在我们的档案里。” 托马斯气呼呼地说：“注意，他们全在档案里！”一想到在他的领地里，竟然有职业刺客之类的精彩人物未被列名备案，他就不大乐意，再加上伤风头痛，更使他难以心平气和。 另一个侦察官说：“归根结底，政治刺客是一种特别稀有的鸟儿。这个国家也许根本没有这类货色。它不怎么合英格兰人的口胃，对不对？” 托马斯回瞪了他一眼。他宁愿用“大不列颠人”来概括联合王国的居民，这位侦察官无意中使用的“英格兰人”这个词儿，使他疑心对方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中也许能产生这类人物。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成了，收拾卷宗，交还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只能如此。” “侦探长，是哪儿要我们查的？”一个侦察官问道。 “你别操这个心了，孩子。看来有人遇到了麻烦，反正不是我们自己。” 两个年轻人收起了所有的材料，走向门口。他们两人都有家室，其中一个这几天随时盼着头一次当爸爸呢，他一直走到门口。另一个却回过头来，在沉思中紧锁眉头。 “侦探长，我查找的时候想到这么个情况。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具有不列颠的国籍，他一定不在这儿下手。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这种人，他也得有个基地，一种类似隐蔽所的地方，可以回来休养生息的地方。在他的本土上，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种双重人格的人吗？”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你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假定如此，他必然在他的领域里干过几桩案子。要不然，他就无足轻重了，对不对？” “往下说。”托马斯仔细地打量着他说。 “是这样，我想这种人可能只在本土之外采取行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引起国内保安部门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听到过什么风声呢？” 托马斯考虑了一下他的意见，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吧，回家去，孩子。报告由我来写。你干脆把我们调查的这件事忘了吧！” 但等侦察官一走，他的这个意见却扎根在托马斯心中。现在，他可以写报告了。毫无结果，一张白卷，根据对档案记录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什么复查的必要。但是，如果在法国的查询背后确有什么根据呢？假定说，法国人并不是像托马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听到了一句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就被闹得晕头转向了呢？如果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只有一点点根据，如果没有迹象说明这人是个英国人，那么他们得用同样的方式查遍全世界。非常可能的是，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刺客存在，而如果真有此人，他必然来自那些拥有长远的政治谋杀历史的国家。可是，假定法国人的怀疑属实呢？万一，这个人真是英国人，哪怕英国只是他的出生地呢？ 托马斯一向为苏格兰场的声誉感到自豪，特别是特警处。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类麻烦，他们从未让一个外国来访的要人出过什么事。在苏联克格勃头子伊万·谢洛夫来英国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访作准备时，他甚至得亲自出马照料这个狗娘养的俄国佬，因为好几十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都想干掉他。可是一枪未放，当时这地方趴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个个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行动。 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他将踏上归途，回到他和梅格买下的可以远眺布里斯托尔河绿波的小房子去。看来还是保险一点好，把一切都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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