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炼金术-6

真理同操作或实验成功之间的歧异大大削弱了科学方法的力量。一方面，科学理论的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非科学的理论可以实现操作上的成功，更有甚者，炼金术理论竟然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　　我们不可能改变前两种局限性，因为它们是问题本身所蕴涵的，但我们可以抵制第三者的侵扰，只要我们能够认清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时的局限性，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一再指出社会科学作为概念包含着错误的隐喻，其目的也正在于此。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社会过程的研究。当然，绝不能由此得出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应该放弃追求真理的结论。　　为动机进行辩护没有多大意义，对理论的任何评价都必须基于其实际价值而不是它的倾向性，否则，作为科学方法核心的批判性评价将因此而受到动摇。在那些坚持根据其源起（动机）而不是实际价值来评价理论的学派中，精神分析是一个佼佼者，它为自己所设计的科学方法的伪装最为成功。　　破除伪装的最好方法就是确立一项关于社会现象研究的特殊的公约，要求放弃为追求科学性而将社会科学理论纳入D-N 模型的僵化的努力，反之，凡是将自己打扮成符合D-N 模型的理论都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炼金术的一种形式。这个公约并不能自动地判定某一自称为科学的理论、预言或解释，但却可以借此要求它们承担起相应的举证责任。它可以阻止滥用科学的名义从事炼金术的勾当，同时，像我所给出的那种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预言，则可以获得有效性的认可。这一公约之所以有必要，还因为如果不然的话，我将不得不在每一个个别的场合下重复我在这里所做的陈述，这至少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试想一想，怎么可能向一个精神分析论者证明他所信仰的是伪科学呢？　　我迷恋于真理的追求，但我也同样充分地意识到操作成功的价值，只有这样，我的声音才可能达之于公众。正如我早先所承认的，这一考虑是历时实验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在股票市场上的成功鼓励我公开地谈论自己的思想。我的处境比较幸运，因为不必像科学家那样汲汲于操作性的成功，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早已得到了这种成功。　　然而学界中人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直接同自然科学家进行竞争，以分享地位与资助。自然科学已经证明它能够给出普遍有效的归纳与无条件的预言，由于没有相反的准则为其辩护，社会科学家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们被要求取得同自然科学家相当的成就，无怪乎会有那么多貌似科学的方案。公开宣布社会科学不过是一个错误的隐喻，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从模仿自然科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在学术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参与者可以通过将自己的观点伪装成科学的，进而取得操作上的成功。金融预测只是其中的一个，政治则是又一个。在人类的观念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 的政策即是从一个科学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中取得其力量源泉的，而弗洛伊德，则反复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本性。　　我无意指责其他人的动机。毕竟，我只不过是希望人们能够接受我的观点，就像他们曾经接受别人的观点一样。我将组织一切可能的论据以支持我的观点，此外，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家，我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明知它们将会受到其操作效果的扰动。因此，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神圣。　　问题并不在于动机而在于操作的效果。对社会过程的结构所进行的思考表明，一切预言都要以参与者的决策为转移，然而对操作成功的渴望常常会驱使人们去追逐堪与自然科学相匹敌的无条件的预言。这种做法无疑损害了在社会现象研究中追求真理的信念。只要科学统一的观念还阴魂不散，在真理与操作成功之间就始终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只有彻底抛弃旧观念才能找到出路。　　由于抛弃了科学统一的观念，我可以就此宣布退出这场追求D-N 模型的激烈竞争，甚至可以走得更远，做出断言：对真理的追求同无条件的预言水火不容。这是否意味着我自己的那种猜想就是可能中最好的呢？当然不是，历时实验只能说是一次业余的探索，它的提高还有待于专门技巧的进步。第十七章自由市场与管制　　进一步地批判均衡的概念几乎是多余的了。早在第一章里，我就已经断定这只是一个假定性的概念，它在同真实世界的切合性方面是很成问题的。而在此后的各章里，我考察了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结果表明，它们从未表现出均衡的趋向。实际上，断言市场倾向于走入过度的非均衡，恐怕会更有意义一些。这种不均衡迟早将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进行修正。　　据说均衡可以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如果市场不能自动地向均衡方向发展，那么有利于市场机制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会丧失其有效性：我们没有理由再相信市场可以尽善尽美地安排好一切。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但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老生常谈。从参与者不可能获得完善知识的角度来看，最优化的观念同均衡一样都是违背现实的，正因为如此，两者都预设了完备知识的存在。由此看来，它们同现实世界之间毫无切合性是绝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　　还可以给出其他一些有利于市场机制的证据。事实上，在第十五章的讨论中就涉及到了一项证明，当时，我指出，金融市场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科学方法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个反复探索尝试的过程，实验终结时的市场价格就是检验实验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并不符合科学方法的要求，因为市场价格不可能独立于参与者们的决策，而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过程独立于自然科学家所做出的陈述。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一项有用的标准，因为同自然现象一样，它是真实的并且可以接受科学观察的检验的。此外，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项客观的标准，尽管不是没有偏差的。　　这项标准的价值有多大呢？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项标准，情况将会怎样。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考察：由于厌恶市场经济的缺陷，他们已经避免使用价格机制了，产出只能用物理量来计算，经济畸变较之市场机制下的过度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讲过，民主制度是除了别的政府组织形式之外最糟糕的制度。市场机制也是如此，它是除其他所有资源配置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资源配置体系。实际上，在选举机制同市场机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似性，很难说选举一定能够令国家的政治领导趋于最优化，吸引选票的技巧同候选人当选执政后治理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间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如此，毕竟他还要通过竞选这一关，至少这样可以有力地遏制其他更加恶劣的丑行。　　一项客观标准的价值也许可以在主观世界中得到最好的体会。我们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出于对抽象观念的爱好，我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一个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之中。而市场则总是时时帮助我保持对于现实世界的清醒感知。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对现实的感知居然根植于市场活动，而市场的活动又是如此的诡秘，常常被其他参与者视为非现实的。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市场参与者，我并不只限于意识到自己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我是在用本能来感知它，在市场上，我就像丛林中的动物一样地警觉。例如，过去我之所以能够预测即将发生的不利事件，是因为到了这种时候我就会背痛。我当然不可能分辨出将会发生何种形式的不利事件，如果能够分辨出来，那我的背痛也就痊愈了。有一个时期我在市场上可谓如鱼得水——甚至损害了我的人际交往，后来我拉开了自己同市场之间的距离，市场感觉果然受到了损害。很多事件对于我来说就像聒噪声一样。无法从中体会出任何意义。例如，在历时实验中，市场进程的轮廓线十分清晰，而在控制对照阶段，则出现了毛边。　　一个有趣的考察课题是参与者的市场融入程度同构造抽象观念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认为，在市场中过分活跃将会阻碍写作的进行，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必须做出投资决策的纪律有助于约束我避免过分偏离现实。在撰写《意识的重负》（The Burden ofConsciousness）一书的三年时间里，我丧失了从股票市场中赚钱的能力，最后迷失在自己的抽象里。又比如，在试图对国际债务问题的迷团进行破解的三年里，我眼看着自己在市场上的操作能力每况愈下，更为糟糕的是，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对债务问题的分析正在愈益远离现实。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历时实验则令我恢复了高水平的投资活动以及表述自己理论的能力。　　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也许已经超越了主观评价的范围。如果我是学者，我就会坚持自己对债务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假使实际的发展过程未能确证预期的判断，我会归咎于新的进展以捍卫自己的分析。最后，也许会有几项预期真的能够实现，尽管在时间上要推迟几年，而作为面向市场的参与者，我认为这种延迟是不能容忍的，我将不得不努力搜索并且认清存在于论据之中的缺陷。但作为一名学者，我尽可以无关痛痒地发表一项声明来为自己辩护。同学术辩论相比，市场这个监工头当然要严厉得多。　　然而，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夸大了这种客观标准的价值。我们对客观标准有些过分倾心了，甚至赋予它们原本所不具备的价值。利润——净利——效益——本身成了最终的目标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我们狂热地用金钱标准去衡量一切。艺术家的价值取决于其作品的售价，更糟的是，我们还常常指望能够从一些本该出于其他动机的活动中获利，政客们收取演讲费、兜售回忆录；白宫顾问成了院外活动家；负责采办的将军们竞相追逐企业里最赚钱的职位；为主管机构服务的律师们也莫不如此。利润动机无所不在，如果单纯的思想追求而不是利润成为动机，我们甚至感到难以接受。美国总经理发现很难理解他的英国雇员：因为他们不愿搬家，居然可以拒绝一份好得多的工作。南非的黑人宁愿毁掉自己的文明而不肯容忍种族隔离，这在我们的眼里纯粹是一种野蛮行径——更不必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了，那绝对是超出我们理解力之外的东西。那些能够驱动人类的各色各样的价值不可能充分地转化为客观的尺度。正因为个体价值标准如此混乱，我们才提出了以利润和物质财富作为标准的价值——甚至上升为某种超级的价值尺度。然则，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一种过分的夸张。事实上，在缺乏完备知识的世界里，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张或扭曲。在我们的文明里，利润的价值就是被夸大的一个，客观性也同样未能幸免。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作为标准的市场价格。我们在自然科学方法同炼金术之间所划下的界限在这里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我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两类有效性：作为真理的有效性同作为操作效用的有效性。在自然科学中，界限消失了，只有真的理论才可能是有效的，炼金术也因此而破产。循此思路，我们可以证明市场价格只是判别效用的标准，而不是判别真理的标准。未来的市场价格将决定参与者的命运，但却无法判定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只有在市场价格走向均衡的条件下，两类标准之间的距离才可能弥合，那时的市场价格也就成为“正确”的价格。　　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均衡概念的重要性了。它是架设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它还可以消除真理与效用之间令人烦恼的分歧，后者是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固有特性。不幸的是，这座桥梁却是靠不住的，面对认识的不完备本性，均衡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由于缺乏趋向均衡的内在动力，事件的进程不再接受科学方法的约束，炼金术却趁虚而入，狐假虎威。　　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移入社会现象研究注定不会成功，它引发了许多无法实现的过分膨胀的预期，这些预期大大超越了科学知识的直接适用范围，并且影响到我们整个思维方式。自19 世纪以来，有关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追求资源最佳配置的观点盛极一时，支配了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左派人士希望由联邦政府对此负责，右翼人士则诉诸市场机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最优化的企图导致世界上相当部分的地区甚至彻底放弃了市场机制，即使在市场取向的国家里，政府也在纠正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地，政府干预的消极方面愈益显著，舆论又开始转而看好市场机制。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显得信心十足，但轮到自己时，却极不情愿承认自由竞争理论充满着谬误。两者都建立在存在完备知识的预设基础上，后者发明了市场均衡，前者则给出历史过程的无条件预言。应该指出，这两个理论都成形于19 世纪，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认识的局限性，科学家们正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自己放弃最优化的幻想，那么在评价市场机制的价值与缺陷时就会公道得多。我无意卷入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并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只不过我的分析可能于事无补，我试图集中探讨市场机制中的某一特别薄弱的环节：内在的不稳定性。现在已经弄清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它导源于思想与现实之间那种我称之为反身性的双向联系，它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于任一时空下的任一市场中，可是只要它已经形成，那么认知与过程对所谓均衡态的偏离将会是无止境的。　　不稳定并非必然有害，实际上，如果将其描述为动态修正，听起来似乎还相当地积极。可是如果任其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突然的逆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在涉及信贷的场合下，因为附属担保品的清算将会导致市场价格的突然下跌，因此，防止过度的不稳定就成为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市场本身非但无法满足这一条件的要求，甚至还要助纣为虐。我已经给出过证据，证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倾向于不稳定。在外汇市场上，证据特别地清晰。当然，信贷扩张与紧缩的循环也很有说服力。如果没有信贷的介入，股票市场是否也会表现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呢？这还很难说，因为股市的繁荣总是伴随着信贷的扩张，显然，只有某种形式的管制才能防止过度不稳定的发生。　　怎样才算是过分的不稳定呢？这是一个判断问题，标准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今天我们所能够容忍的——以诸如失业率之类的指标来衡量的——紊乱程度，在几十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那时人们对大萧条记忆犹新，充分就业政策的弊端也还没有暴露出来，同样，有关公司改组的严厉限制也在60 年代的集团合并和70 年代的企业兼并热中大大地放宽了。　　管制的烦恼在于，管制当局一样也是人，也可能会犯错误。为了避免独裁和滥用权力，必须预先规定周全的条例与规则，然而很难设计出具有充分弹性能够适应所有偶发事件的管制制度。此外，这种制度往往会倾向于刚性结构从而阻碍进一步的革新，不仅如此，这种刚性与畸变还具有累积效应，类似于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不稳定性的累积。所得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税率阶梯越是陡峭，持续时间越长，避税行为就越是普遍，而税法条款也越来越复杂。　　我不打算继续这种讨论，因为过于一般化，很容易演变为空谈。在下一章里，我会提出一项政策建议。在这里，我将只限于指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无论是管制的还是放开的竞争，在走入极端时都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一个极端的破产并不能成为转入另一个极端的理由，不应该把两个极端看成是互相转换的，而应该将它们当成界限，保持正确平衡所必须考虑的界限。这一任务是极端复杂的，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忍不住地要从一种偏见转向另一种偏见。　　在25 年前撰写的《意识的重负》一书中，我循上述思路发挥，构造了一个相当精致的纲领。以变化速率作为关键变量，我断言：由于认识上的不完备性，人们注定要从两个方向上对它进行夸大。其中一个极端表现为传统的或教条式的思维模式，认为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既存现实，因为其他的形式是无法想像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彻底的批判和抛弃，主张在未被证伪之前，任何形式都应视为可行。每一种思维模式都对应着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其不完善的程度则相应于构成成员认识的不完备性。于是，传统思维对应于部落社会，教条主义对应于极权主义社会，批判的模式则对应着开放的社会。显然，从中可以看出卡尔·波普尔的影响。我本人倾心于开放社会，但这种选择并非是毫无保留的。人们将会发现，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缺少某些仅存于其对立面之中的品质。极权社会缺乏自由，开放社会缺乏稳定。由于我们内在的偏向性，介于两者之间的稳定均衡是不可能的，这正如自由市场经济中稳定均衡之不可能。人们的观点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管制制度之后，我们已经转向了过分的非管制化。只有尽早地认识到管制的必要性，才能充分保持我们所享有的近乎自由市场体制的优越性。第十八章走向国际性的中央银行　　经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那么，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行的、一劳永逸的挽救方法呢？以我自己的能力恐怕很难做出精当的解答，我的长处在于鉴别体系的缺陷而不是设计新体系。长期以来，我一直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但是，越是接近于获得陈述自己见解的机会，我就越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的特殊专长在于能够洞察任何体系的缺陷，但在涉及某一特定体系的问题时，我的见解同专家相比还要稍逊一筹，不仅证券分析是如此，在金融与经济领域中也是一样的。如果要求我参加证券分析主管的考试，几乎任何一科我都通不过，在分析信贷与管制的循环时，我缺乏对货币理论的透彻研究，此外，读者还会发现，在历时实验中，我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预测。在投资和写作的过程中，尽管没有真正掌握某一特殊领域内的技巧，但那时我至少还可以对付，可是如果我设计出一种新的金融体制，知识上的缺陷便成了致命的弱点。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己可以作出某种形式的贡献，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普通的智慧几乎无用。凯恩斯主义（同凯恩斯本人不是一回事）已经在70 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名誉扫地，货币主义面对变动的汇率以及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也渐感力不从心，供应学派经济学看来也只不过是将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赋予一种双关的含义。总的来说，情况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可谁也说不清问题究竟在哪里。在这样的环境下，甚至我的那些含糊其辞的尝试性观念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　　首先，我们应当在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之间做一区分，尽管两者都是必要的井且不可或缺。很难设想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可以完全自动地发挥其功能。经验表明，每一种制度——不论是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在缺乏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时都不免归于失败。同样难以设想的是，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配套改革，单凭经济政策就能够修正普遍性的非均衡。各个方面的非均衡具有内在的联系，不可能个别处理而互不涉及。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均衡与不稳定的参差不齐的排列组合。只需指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不稳定的汇率；国际债务问题；美国的长期预算与贸易赤字、日本的长期贸易顺差、全球范围内长期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超额生产、不稳定的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不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其中有些是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的产物，只要改变经济政策就可以纠正过来，另一些则根源于当前体制的固有缺陷，除了彻底改革这一体制本身，别无它途。　　关于第一类的非均衡，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日本希望生产大于消费，而美国，则显然希望消费大于生产。不加审察地看，这些倾向如果按照一定的程序发展下去，日本就会上升为世界上支配性的经济力量，而美国则将日渐衰弱下去，这种转变必将导致许多混乱和断裂，然而若要制止这一前景的出现，只要更改经济与金融政策就可以做到，因此无需改造金融体制。当然，前提条件是体制必须足够健康，能够容纳这些政策变化，否则也一样会走向崩溃，进而给各个成员国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二类非均衡的例子是目前的汇率体制。我们知道，自由浮动汇率在积累着内在的不稳定性，行政当局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广场旅馆协议中赋予它们管理汇率的责任与权力，然而下一步究竟怎么走却迄无定论。管理汇率相应于合作的经济政策，如果能够达成自愿的合作，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能，那就只好另起炉灶，设计一种新的体制。在这一章中，我将致力于探讨体制改革的可能性，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将一带而过。　　按照我的想法，体制改革的需求集中于三个主要的问题领域：汇率、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国际债务问题。其中任何一个总理都牵涉众多方面，不可能进行单独的分析，只能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来加以考虑。第四个主要的问题至今还未被人们接受，即国际资本市场，它们反应、容纳并且协助生成各种其他形式的非平衡。它们的发展到处赢得喝采，被视为值得欢迎的改革举措，并且成为市场有能力修正自己以适应变化需求的又一例证。回顾以往，我坚决认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急剧扩张将发展成为又一种市场过热的形式，就像70 年代国际银行贷款业务的急剧增长一样。我们都知道，国际贷款兴盛的基础极不牢靠。我相信，国际资本市场缺陷的暴露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目前，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呈现出强烈的就事论事的倾向。比如说，大家一致同意不能再听任汇率继续自由飘移，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但同时大家又一致强调干预必须是渐进式的和尝试性的。辩论围绕目标区的问题展开：明示还是暗示？返回固定汇率的可能性或多或少被排除了。与此相似，国际债务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某种创新的形式。但是贝克计划所强调的仍然是坚持就事论事的方法，个中原因不难理解。针对个别国家的让步将很快地扩散到其他国家，因此任何有关体制改革的议论都会导致这个体系的突然解体。另一方面，只要问题涉及石油价格，就以为一定要靠欧佩克来解决，而石油消费国通力合作谋求稳定的思想，却从未得到认真的讨论。　　比之里甘主持财政部时期的不干涉主义，贝克所鼓吹的那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进步，它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允许市场自由发展，面对崩溃的威胁，当局必须采取某些指导措施。五国集团在广场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一次主要的上升浪潮，可是广场会议所产生的动量到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危险的自由飘移。如果可以借助某种特别的方法重新获得动力，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是，如果国际间不能采取有效的合作，保护主义、货币混乱以及偿债中断的危险将会愈益加强，从而相应地增大了体制改革的压力。　　一旦转向体制改革，方法就截然不同了，不可能再孤立地处理个别问题，必须寻求集中的解决方案。那些个别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一个范围更大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出路。方案越复杂，则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也许可以对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三个或四个问题领域分别进行的处理，但集中处理的效果无疑要好得多。我也知道，任何激进的变化都同现行体制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领域，因为国际间利益将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但是也确有几次这样的机会，改革似乎不仅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可能的，通常，这都是在危机时期。　　接下去我就开始对各个主要问题领域分别进行探讨，在后文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将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一个创建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设想。从历史上看，中央银行体系的确立，本来就是对各类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各个中央银行都是针对自己的问题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尽管某一金融中心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金融中心。目前的问题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因此，问题的解决也必须是国际性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中央银行的雏形：为应付德国的债务问题，1930 年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扩张它们的职能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汇率　　汇率的错乱是破坏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根源。它威胁着已完成投资的价值实现，破坏了长期投资的安全性，并且根植于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之中。市场机制无法做到令各国货币回归有序的组合，相反，市场投机活动强化了货币的无序流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不断地累积着自身的不稳定性。　　问题是从何处下手？有许多可能的方法：目标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保密的，都是最温和并且议论频率最高的替代选择；我们还可以回到固定汇率体系，可以是金本位的，也可以不是；或者，最大胆的提法，我们可以发行一种国际货币。　　不论最终做出那种选择，许多问题都还有待于解决。首要的问题就是国际资本流动。跨越国境的国际资本转移深受欢迎，应予鼓励，但投机资本的运动具有累积不稳定的危害，有必要建立一个令投机行为无利可图的体系。在理想的情况下，汇率浮动应当限于利差所允许的范围，但这样一来又多少有点固定汇率体系的味道。　　目标区方案未必能够打击投机活动，相反，倒有可能为那些针对管制当局的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因为风险得到了控制。由于承诺了一系列的目标区，管理当局就被暴露在投机活动的攻击之下，时间与方向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投机者手中。历史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赢家多半是投机者，因此可以断言，公开的目标区体系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糟糕的一个，它不仅容忍了体系内的投机活动，甚至还鼓励针对体系本身的投机性攻击。　　保密的目标区可能要走运一些，它为投机者和管理当局安排了一场错综复杂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戏局中，如果管理当局协调一致并且有能力调动比投资者更多的资金，那么形势尚有可为，考虑到他们控制着最后的武器——印钞机——所以应该说成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中央银行愿意无限制地提供供给，任何强势货币的升值都将难以为继。奇怪的是，中央银行似乎都缺乏尝试一下的胆量。　　如果管理当局能够成功地稳定汇率，“热钱”就会最终冷却下来，并转化为长期投资——这是建设一个健康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然而仅仅稳定主要货币的相对价值还是不够的，避免全球范围内的过度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危害，还必须稳定货币总值。黄金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稳定力量，它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承担起这一任务，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有一项重大的缺陷：新的产出主要来自两个极权国家——南非和苏联。无论如何，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寻找一种合适的货币基础，考虑到信贷的反身性，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信贷结构也要进行调整，有必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协调世界范围内的信贷增长，这个机构也就是国际性的中央银行。关于这个题目，还应当从其他几个主要问题领域的角度进行考虑，包括国际债务和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　　国际债务　　积累起来的债务继续成为贷款双方的沉重负担，人们曾经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自然解决，但是他们在计算中却忽略了债务清偿中抵押品的贬值因素。在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提供的贷款项目中，抵押物还包括出口商品。由于欠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那些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因此如果增加出口，商品就会跌价。　　有几个债务国幸运地进入了我称之为第二阶段的调整过程，其他的则似乎永久性地陷在了逆差的困境之中，提高传统出口商品产量的做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其他的增长途径则尚在探索之中，而出口复杂产品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又要碰到保护主义的障碍，如此说来，经济复苏只有寄希望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了。从政治上讲，这是很理想的，因为出口的回升有助于美国放松进口。此外，债务国国内舆论中要求坚持国内增长的呼声也在与日俱增。　　贝克计划的初衷在于通过增加新贷款减轻重债务国家的负担。此项基金部分来自国际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和泛美发展银行（Inter-AmericanDevelopment Bank），部分来自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3年内注资200亿美元，贷款享有交叉违约请求权，比纯粹的商业贷款多一些保障，在世界银行资金来源枯竭以后，行政当局将转向国会要求追加资金。　　这个计划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却遗下两个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债务国无力满足偿债义务时借入的额外债务的积累，另一个则是商业银行账簿上可疑贷款的累积，这种贷款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这个计划可以缓和第二个问题，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新增贷款来自政府机构，但绝不是说，这样一来债务问题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此外，这种方式本身也可能被谴责为变相的担保，因此也就难以征得国会同意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　　很清楚，计划还不够彻底。它未能解决遗留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积累债务的清偿恐怕早就演变为一场灾难了。一项干预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能够顺次削减债务。　　近几年来的经验表明，一旦债务的累积超越了某一临界点，常规的调节方法将无能为力。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里，调整已经达到了忍耐与消极资金转移的极限，甚至早已突破了最大值。尽管如此，外债仍在不断地增加，负债率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的话，更糟糕的是，内债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来。　　每一个发达国家都设立了特殊的立法程序处理严重的债务问题。破产程序可以保证坏账能够按次序进行清偿以免造成经济的过分破坏，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某种国际债务的破产程序。　　破产重组的原理十分简单，时钟停止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所有现存的权益与负债都保持原封不动，分门别类以备冗长的诉讼程序之用，同时，只要还有可能，该企业仍应继续运作，续存企业的债务在清偿顺序上优于此前的债务，正是这一原则保证了破产企业仍然能够运转。　　在国际贷款活动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类似的坏账安排程序，以前也经常发生不能充分清偿的事例，通常，无力支付导致完全撕毁合约，双方关系往往须待几十年后才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债主已经能够欣然接受百分之几的补偿了。最全面的债务重新安排活动，是分别于1924年和1929年由道斯（Dawes） 和扬（Young）提出的德国偿债计划，它们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违约，可是其执行结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　　国内的破产程序并不直接适用于当前的情况，因为涉及的数额太大，即令只是暂时延期偿付也会导致债主的破产。但是，将以往的一切予以冻结，这一原则无疑还是站得住脚的。　　目前，所有的有关人士都很清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外国的债主将承诺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国内资本则到海外寻求庇护。重债务国的经济继续衰弱，政治压力不断加强，应当设法扭转这些趋势。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反身性的过程，要想扭转整个趋势就必须引入一股新的风气，它的影响应该足以改变普遍的倾向。总之，只有一个全面的方案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无意提出一套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计划将需要大量的准备和谈判，我所能做的只限于给出粗略的框架，它应当能够解决至少五个主要方面的问题：(1)既存债务的安排；(2)新信贷的供给；(3)银行体系的保存；(4)债务国家的经济政策；(5)逃逸资金的回流与吸引外国投资。1982年6月布莱德雷参议员（Senator Bradley）提出的计划已经包含了以上各点①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在1986年12月4日提出的计划纲要②，同我本人(，) 的计划非常相似，这些贡献正在将讨论引向正确的方向。　　可以考虑把以前的债务合并为可流通的债券，在利率方面则要做一些让步。这些债券可按其票面价值折扣发行，持有债券的银行将遭受重大的损失。为了保护他们，允许银行在几年时间里逐渐冲销债券的账面价值直至等同于市场价格。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用这些债券按其逐渐贬值的官方价格作为抵押品向中央银行的贴现窗口申请借款。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挤兑，尽管这些银行财务状况已经因债务重建而遭受损失，他们至少可以绕过陷井继续运营。　　仅仅满足于重新安排旧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保证新信贷的持续注入使债务国的经济得以复苏。不能再指望商业银行提供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信贷，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吸取了教训，即使承诺其现有债权不会遭致任何损失，他们也不想干。国际收支平衡贷款应该是国际贷款机构的职能，它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要求债务国执行适当的经济政策。　　目前，重债务国内部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偿还外债的努力必然导致庞大的预算赤字，抑制通货膨胀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只要债务负担能够有所减轻，国内改革的成功几率就会大得多。如果通货膨胀率较低，那么实际利率便相对较高，有助于鼓励逃逸资本回流，甚至外国资本也可能再次被吸引过来。　　为了保证充分的新信贷供应，世界银行（或其他专设机构）可能要筹集一大笔资金。目前，筹集资金的政治愿望正在消失，任何形式的国际金融机构职能的扩大都会给人留下担保的印象，无论是为银行、为债务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个综合性的纲领应该能够克服这些阻力，让信贷供应和债务人双方都做出最大的努力，不能允许将新信贷再用于清偿旧债务，它们应当在旧债的压力已经减轻而经济又急需刺激的时候予以投放，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振兴。　　① 《关于汇率和合作的国际议会圆桌会议》，苏黎士，瑞士，1986 年6 月28 日 29，30 日 The International Parliarnentary Working Round Table on Exchange Rate and Coordina- tion.Zurich，Switzerland，Jane 28，29 and 30，1986.　　②　　《美国国会首脑谈债务和贸易》，纽约，1986 年12 月3 日，4，5 日 The U.S.Congressional Summit on Debt and Trade，New York，N，Y.i Dec.3， 4，and 5，1986.　　石油　　有一个痛苦较少的方法可以帮助世界银行取得它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宏伟的纲领，把石油价格的稳定同国际债务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想到这个方案是在1982 年，后来我又在一篇文章里勾勒出它的雏形，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拒绝并且从未印行。有关想法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直至今天恐怕还是如此。令人感兴趣的是激发该文创作动机的问题迄今尚未获得解决。因此，文章还同几年前写作时一样地适合目前的形势。当然，读者可以自行评价，我在这里几乎是原文照录。　　国际性石油缓冲库存计划① 本文试图扼要指出，在国际间合作的气氛下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当然，可能性不胜枚举，我所考虑的只是其中具有可行性的，意在表明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并非不可想像，这将有助于激发实现目标的热情。　　最佳的解决方式将要求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达成一项协议。建立一个能够将卡特尔的基本特性——价格固定与产量配额——与国际石油缓冲库存结合起来的国际组织，以取代欧佩克。　　没有必要甚至并不希望所有的消费国与生产国都加入进去。不错，工业化国家同欧佩克组织中“温和派”成员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国家，像伊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不一定非要发展进来。　　方案将按以下模式运行：首先要确定生产与消费配额，配额总计可以超出目前的消费水平，超出的部分就转化为缓冲库存。由于储存成本昂贵，缓冲库存将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石油则储存于地下。　　款项不必直接支付给产油国，而是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设部门的封闭账户中。基金对由于销售问题未能达到生产配额的产油国实行优惠，未完成消费配额的国家将按配额要求实行支付（差额），其未消费已付款的缓冲库存则由库存管理当局记在相应国家的名下。缓冲库存管理当局的义务就是将石油储存于地下，直至需求回升。显然，缓冲库存管理当局必须有能力保证地下石油储藏的安全。　　消费国应该对进口石油征税。参加了这一方案的产油国可以享受部分减免的优惠，非成员产油国则足额征税以示惩戒。减免税额同样也要存入国际货币基金专设机构的封闭账户中，封闭账户只支付极低的利息率，例如1 ％。　　负债累累的产油国，像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可以使用封闭账户来偿还外债；盈余国家，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则可以建立贷方余额。　　欠发达国家应该免于加入缓冲库存的义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比工业化国家价格更低廉的石油，它们的缺席不至于威胁整个方案的可行性。　　为了说明的方便，假设基准价格维持在34 美元，赋税相当高，例如可以高达17 美元，其中的一半，8.50 美元返还产油国。固定配额将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从而缓冲库存得以按每天3 百万桶的速度累积。如果工业化国家进口石油的需求量是每天1 千5 百万桶，80 ％来自成员石油生产国。这样，工业化国家每年就可以获得558 亿美元税收，其中有280 亿美元支付给缓冲库存，余下的就可以用于减少预算赤字。从而各工业化国家就有能力为膨胀的世界银行提供必要的股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设业务部门每年可以收入650 亿美元，全部用于产油国的信贷账户。其中372 亿美元来自税款返还，28 亿美元来自缓冲库存。同1980 年和1981 年的信贷高潮相比，国际贷款净增额度为600 亿美元。　　石油的市场价格动向如何？因为封闭账户只支付1 ％的利率，于是就会出现追求实际销售而不是缓冲库存的倾向，缓冲库存的支付价格因此成为价格的上限，自由市场价格将停留在基准水平以下的某处，低于减免税后的部分，即低于25.50 美元。对于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价格当然还要包括赋税，一旦价格超过基准水平，即表明需求强劲，应该提高生产配额。　　配额与价格的修正涉及许多棘手的问题，大多数的市场管制之所以漏洞百出，就是因为缺乏适当的修正机制。甚至国际货币体系也不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就是因为黄金价格毫无弹性余地。一个方案，如果依赖价格作为调节机制的成分越多，则持续生存的机会也就大。认清这一点，缓冲库存的用途也就可以确定：为价格机制提供完成使命所必要的时间，这意味着库存稳定建立之后，一旦库存额开始减少，就应该采取上升的修正，先是提高产量，继而提高价格。同时，当缓冲库存开始增加之后，就应该开始削减生产配额直至初期所确定的最低限度。　　生产配额的分配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初的配额可以用有关国家最低限度的财政需要为基础。随着全球产量的提高，增加份额的分配应当主要考虑被约束的生产能力、储量，以及储量的增加或减少。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配额增长就应该比阿尔及利亚或委内瑞拉快一些。即使做出某些规定，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最后，当生产能力已经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之后，个别生产者将不愿再增加生产配额，可以利用这种心理作为提高价格的触发机制。当然，下一步又要牵涉到判断的问题。消费配额的分配相对来说可能要简单得多，实际消费可以作为估测的基础。　　为行使自主性的权力，就必须成立一个权威的机构，而有关机构组成与表决权的分配又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除了进行一场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外，别无它途，结果取决于谈判各方的实力和谈判技巧。　　无疑，很大一部分权力将从产油国手中转移到工业化国家那里。这种安排只有在欧佩克濒临解体时才可能发生，我坚决认为，欧佩克的破产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在主张实施我的综合方案的理由中，最动听的一条是它不会妨碍工业化国家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在这一点上，它同其他可能的方案并无歧异，能够抢到多少，还要看他们的技巧、勇气和内聚力。至少，采取这一方案要比重新拼凑修补欧佩克好得多。这一方案的最终价值还要取决于如何使用那笔积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业务部门中的基金。所涉及的款项数额巨大，比国际债务危机登峰造极时的数额还要大；即使缓冲库存不再增长，它们仍将维持巨大的数额。基金的规模应当足以从财政上支持全球性的主权国家债务计划。　　可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设部门的封闭基金借给世界银行用于向重债务国提供信贷，也可以将其用于折扣买进他们的未清偿债务，从这些借款中获得的现金收入可用于解冻这个封闭账户。　　该方案的参加者将各自承担那些义务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谈判所达成的条款，尽管如此，主要框架还是清晰的。　　工业化国家必须放弃短期内低价石油的利益，以换取诸如长期价格稳定、缓冲库存累积、国际债务问题的某种形式的解决以及政府收入的重大增长等。如果本国就有能源和石油工业，那它们还可以从保护性政策中获得额外的收益。　　产油国将因此而获得一个容量远远超出目前水平的市场，价格可能会低一些，但想必会比欧佩克一旦垮台后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两个强大的诱因可以吸引它们：石油税的减免和出售缓冲库存。尽管这两者的收入都将归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设部门的封闭账户，但负债的石油生产国可以以偿还债务的名义动用这个账户，那些顺差盈余国家只不过多等一段时间，届时它们也能解冻自己的基金。　　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可以趁此机会大大减轻压力，它们购入石油的价格比工业化国家要低一些。此外，不论产油国还是消费国都可以从全球性债务重新安排方案中获得好处。本文并不讨论将如何实施这一综合方案的问题——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许一次严重的危机才能够将有关各方召集到一起。　　当然，上述方案还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基准价格和税收指标实际上必须降低许多，这反映了自那时以来欧佩克垄断利润所遭受的侵害。　　我不打算再花费精力去修改这个计划，因为只要偏见仍然盛行，它就始终是不现实的。任何有关缓冲库存的方案都将被视为可笑的奇谈怪论，以往这类方案都未被采纳，并进一步成为驳回的理由。但是人们的偏见不是不可以扭转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石油生产的历史，只有在市场超量供应以及卡特尔式协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价格的稳定。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短暂的黄金时期：第一次是由标准石油公司建立的垄断体制，第二次是由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支配的生产配额，第三次就是欧佩克，每一个阶段在其发展中都充满了纷扰和喧嚣，如果必须提出某种稳定方案的话，为什么一定要由生产商出面呢？为什么消费国就不可以在其中助上一臂之力呢？毕竟事关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什么时候人们参透了这个道理，才会把这份计划从抽屉中取出来。　　① 写于1982 年　　世界货币　　在人们接受了石油缓冲库存方案的构思之后，创立一种稳定的世界货币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记账单位以石油为基础，缓冲库存方案可以将石油价格稳住。如果需求超出了供给，那么它同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比价将逐步上升。换句话说，各国货币相对于世界货币逐渐贬值。　　新创立的国际贷款机构以石油作为记账单位，由于这种贷款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因此它的利率可以比较低，比如说，3 ％。利息收入（3 ％）与利息支出之间的差额可以用来解冻该封闭账户。到封闭账户解冻的时候，贷款机构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资本储备。　　可以将通常隶属于中央银行的权力职能赋予这个贷款机构，它可以通过发售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债务来管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供应，并且在规定各国货币同记账单位之间的比价时发挥有力的作用。它还可以施行各种各样目前归属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由此它的记账单位就构成为一种世界货币。　　商业贷款也可以用世界货币进行计算，最后，以石油为本位的货币在各种国际金融交易中取代了美元和其他各国货币，转变必须谨慎地安排，制度框架的确立也要步步为营。在这里，我还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综合的方案，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无一具备。很显然，这样的一种石油本位货币将消除国际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投机性的影响。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各国是否接受这样一种货币形式。特别是美国，如果美元不再是国际货币，那么美国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首先，当储备货币的母国向其他国家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可以以本币进行无限额举债的国家。如果美元被世界货币取代，美国仍然可以借债，但是它将不得不准备全额偿付。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有能力操纵自己负债的价值水平。因为几乎在事先就可以得出结论，债务在偿还时的价值甚至比发行时的价值还要低。　　其他国家对美国预算赤字进行财政支持的耐心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这些边限了。但是，惟有日本，尽管它很清楚永远也别指望美国会彻底清偿，仍然毫不介怀，继续从财政上支持美国，这是因为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其他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日元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转变将伴随着许多混乱与躁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镑向美元过渡时那样。　　世界货币的引入可以避免扰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制止已经开始的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我们恐怕不会再享有优惠积聚债务的特权了。因此必须把自己的事情管好。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远见、人民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承受应用国际货币所要求的纪律。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减少借款的时候，舍弃优惠的信贷条件才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必须削减预算和贸易赤字，在这里，体制改革同经济政策的问题结合起来了。　　关于贸易，有两种替代的选择：一是借助保护主义措施排斥进口，另一个则是努力增加出口。保护主义是一个令人反胃的处方。它会导致重债务国将突然之间完全丧失其清偿能力，从而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解体，即使不出现金融灾难，因此而失去的许多有利条件也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没有配套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显著地增加出口也不那么容易。债务改革将会加强债务国的清偿能力，货币改革可以提供稳定的因素，这对于美国成功地完成经济修正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断言，过分的金融不稳定正在严重地危害美国经济的结构。真实资产不可能像金融资产那样对宏观经济变动做出灵活的反应，因此，始终存在着由真实资产转向金融资产的强大动因，而这一转化本身就是削弱“真实”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对金融资产的使用方向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破坏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大部分的资产被用于联邦预算赤字、重债务国贷款以及杠杆操作之中，“真实”资本形成实际上正在下降。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指望来自海外的稳定收入，情况也许不会这样糟。问题是我们的贸易逆差一部分是由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偿还来弥补的，这至少应该说是极不稳定的；另一部分则依靠资本输入，而这终究也是要偿还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挽救“金融经济”正在牺牲“真实”经济。　　为减少对外来资本的依赖，预算赤字必须予以遏制。在我看来，最令人心仪的前景是同苏联达成有利的裁军协议。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巨额的防务支出可以看成是一场报酬丰厚的巨赌：大循环将让位于一种更稳定的构形，在新的构形中，预算与贸易将会接近于平衡。　　当然日本人当然可以继续保持超过自身消费的产出。只要他们愿意储蓄并输出资本，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力量。但是日本的崛起并不必然以美国的衰退为代价，在世界货币的帮助下，两个经济领导力量可以并存。第十九章全面改革的悖论　　在前边的讨论中，我不仅给出了一种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轮廓，同时也给出了一项可行的美国经济政策的轮廓。当然，这些还只能说是框架或视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们也一样可以覆盖那些我们尚未涉及到的领域。　　还有两个最基础的问题，一个是抽象问题，另一个是个人问题。抽象的问题关涉所有有关体制改革的尝试，由于认识所固有的不完备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着悖论？我们真的有希望搞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吗？个人问题关涉我对官僚主义的厌恶，而国际央行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免官僚主义。　　我相信，全面改革的悖论只是一个假象，不过还是应该认真对待。除非我们能够获得永久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很难证明它的有效性。问题在于，认识的不完备性否定了永久的和完美的解决方案的现实性。生命是短暂的，唯有死亡是永恒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将给人们的生活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差异，暂时的解决方案总比一无所有要好得多。　　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极富诱惑力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死亡与生命的含义。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情感中体验最深的部分之一。我们总觉得死亡的想法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抓住每一根稻草试图逃避死亡。追求永恒与完美只不过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但结果证明这是一场骗局。我们非但未能躲开死亡，反而挺身拥抱了死亡，永恒和完美也就意味着死亡。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生活与死亡的含义，并且终于悟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破解，我将在这里予以总结，尽管我知道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作为事实的死亡与作为观念的死亡，作为事实的死亡同作为事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观念的死亡则同作为观念的意识并到一处，意识与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与死亡却不然。换言之，死亡作为事实并不像作为观念那样可怕。　　作为观念的死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死亡面前，生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作为观念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并且事实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很不清晰的。将事实与观念同样看待，这恐怕是一个错误。只要还能谈论事实，那么最直接和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还活着，作为事实的死亡尚隐然于天际。但是，当我们真实地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作为事实的死亡却又把我们同作为观念的死亡体认截然分开了。换句话说，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无从体会。　　在思索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生存或死亡，哪一个是出发点呢？两者并非相互排斥，但却都是无法回避的——作为思想和作为事实。但是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却总不免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于存在及思维之中无所不在。有些文明，如埃及，献身于死亡崇拜；另一些，如希腊，则似乎连神灵也渴望尘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立场相互龃龉，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基督教史上神灵与世俗的对立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的场景如今又在苏联重演，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要求难以同军事力量与经济效率的要求协调起来。　　这些偏见相互之间的碰撞有可能以许多相当隐晦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关于经济管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种立场认为管制毫无效用，因为它扰乱了本来的秩序，最终将导致体系的崩溃。而关于市场机制自然倾向于均衡的断言也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对立观点则认为完美乃不可企及之境界，无论是市场还是管制。市场太不稳定，管制又过分僵化。市场必须管制，但管制缺乏灵活与主动，必须不断地修正。不存在完善体系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反对体系完善化努力的有效证据。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最终的崩溃并不能抹煞辉煌的历史，因为它奠定了长达1/4 世纪的繁荣。　　如果要在两种态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将旗帜鲜明地选择生活，选择我们在其中所创造的短暂而不完备的结构。尽管我拥护对金融体系进行综合性的改革，但我绝不会臆想新体制比旧的那个更完美或更持久。相反，我很清楚对永恒和完美的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个功能齐全的体系将令我们落入自鸣得意的陷井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下一个体系被设计得过分地完美，那么它的命运也会是一样的。　　于是讨论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体系必须由官僚来运作，而我则本能地反感官僚主义。由于对加强管制采取赞同的立场，这似乎在表明我所期望的正是我所厌恶的。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具备追求永久化的鲜明特征。每一种体系都面临着在官僚手中日趋僵化的危险，基督教如此，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很难粉碎官僚主义的死亡之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克服官僚主义，结果却更糟。　　但障碍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当官僚试图管理市场的时候，市场的表现将迫使他们随时保持警惕。经验表明，中央银行属于最富于灵活性、革新精神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之列。其原因就在于市场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判断决策的成效。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可能会受制于错误的观念体系，但是如果一项决策不能发挥效力，除了正视这一事实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例如，联邦储备局在1979 年接受了货币主义的立场，但到了1982 年8 月又放弃了。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重债务国打交道时一向奉行某种极为僵化的的传统，但是逐渐地它被迫放弃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工作方法。中央银行经常因为政策失误而受到抨击，正因为这些失误公之于众而无可遁逃，才会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此外，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革新精神。1974 年，英格兰银行发明了“救生船”，在1982 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中，联邦储备局又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球范围。特别是沃尔克，他在危机关头脱颖而出，尽展才华，由沃尔克这样的杰出人才来执掌中央银行，这一事实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偶然①。　　总之，创建国际央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对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　　① 应该说，同其他官僚机构相比，中央银行为害最浅。第二十章 1987年大崩盘　　1987年股票市场大崩盘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必须回溯到1929年、1907年、甚至1893年的崩盘，才能找到可供比较者。就许多方面来说，最有关联并且最广为人知者的就是1929年了。但在做比较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崩盘本身与其后果相混淆。　　在1929年崩盘时，纽约股票市场大约跌了36％，这项数字与1987年崩盘的跌幅大致相同。随后，股价回升到其跌幅的一半，接下来的从1930年到1932年的漫长空头市场中，股价下挫了80％。空头行情配合着经济大萧条，令人不堪回首。正因为有过这段无法磨灭的噩梦，我们可以确信历史将不会重演。政府对崩盘所做的迅即反应支持了这项见解。1929年时，货币当局犯了严重错误，没有提供充分的流动资金；而今天它们犯了另一种的错误。以它们的最初反应判断，这次的危险在于，为了避免经济陷入衰退而破坏了美元的稳定，至少在大选年是如此。　　就技术分析面来说，1987年的崩盘与1929年的崩盘，其间存在着明显的类似。下跌的形式与幅度，甚至于每天的价格波动都非常接近。主要差别在于1929年的第一波卖压高潮出现后，几天之内又出现了第二波卖压，将股价带到新低点。在1987年，第二次卖压并未出现，即使行情在未来再创新低，其形态也不同了。这种差别证实主管当局决心避免重蹈1929年覆辙的决心。在崩盘之初，里根总统和胡佛总统的说法十分类似，但在10月22日星期四举行记者招待会上，他已经审慎地避免了这种类似。　　如同1929年的崩盘，1987年的崩盘也同样出乎意料。虽然大家都同意全球性的经济繁荣并不稳健而且无法维系，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掌握正确的时机，我也不例外。我认为股票市场崩盘会从日本开始，后来我为这一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事后回顾，我们很容易重建导致崩盘的事件序列。股票市场繁荣是流动资本促成的，而流动性不足却是崩盘的先决条件。这就一方面来说，1987年与1929年的情况十分类似：回想一下，1929年崩盘之前，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曾经走高。　　流动资本不足究竟如何在1987年发生，这是棘手问题，要提出明确的答案，必须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显：支撑美元的协议扮演着关键角色。在1987年2月达成卢夫尔协定（Louvre Accord）后的最初几个月，美元受到封闭式干预（sterilized intervention）；亦即，国内利率不许受影响。当各国中央银行发现需要吸纳的美元数量超过其所能承受的程度时，他们改变了战术。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7年4月29日到5月2日访问华盛顿后，他们容许利率差距扩大到足以吸引民间机构愿意持有美元的水平。事实上，他们把该项干预“私有化”了。　　截至目前，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干预导致了流动性不足。封闭性干预使大量美元流入各国中央银行的账户，而联邦储备局可能没有向国内货币市场注入等量的资金。如果情况如此，其效果在几个月之后便显现出来了。另外，也可能是因为日本与德国的货币主管当局对封闭干预的通货膨胀后果感到担心，为了控制国内的货币供给而致使全球利率上扬。　　我偏向后一种解释，虽然我不排除前者也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德国以强烈的反通货膨胀偏向而驰名。日本则比较务实，在中曾根康弘返回东京之后，它实际上准许利率下跌。但是，它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助长了金融资产与土地交易的不健全的投机行为，于是开始另做考虑。日本尝试减缓银行放款与国内货币供给的增长，但是投机行为在当时已经失控了。即使在日本央行紧缩货币供给之后，债券市场仍继续上扬。债券市场于九月份崩盘前，指标债券＃89之收益率于五月份才下跌到2.6％。　　在1987年崩盘的历史年鉴中，日本债券市场崩盘可居于各事件序列之首。9月份债券期货有相当大量的投机多头头寸无法平仓。套期交易使12月份期货随之崩跌，＃ 89债券的收益率在触底之前，曾经上涨超越6％。我认为债券市场崩跌会蔓延到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的高估比债券市场更严重，但是我错了。投机资金涌向股票市场在此弥补其所蒙受的亏损。结果，日本股票市场在10月份又创新高。　　上述情况对世界其他各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美国的公债市场倚赖日本的买盘，当日本人转成卖方，即使数量相当小，我们的债券市场便会应声下跌，其跌幅无法用经济基本面来解释。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比预期更显得强劲，但动力存在于工业生产而非消费需求。商品价格呈现涨势，鼓励了存货的累积，招来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只能做为债券下跌合理解释，即非根本原因。尽管如此，它仍增强了债券市场中的下跌趋势。债券疲弱扩大了债券与股票价格间的差距，这是1986年底以来的情况。　　这种差距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60年代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差距的扩大将创造出最终反转的先决条件。反转的实际时机取决于其他事件的凑合。以本案例来说，政治考虑扮演了主要角色：里根总统已经失去魅力，大选又逐渐迫近。决定因素则是美元新的贬值压力，股票市场内部的不稳定会将跌势转化为崩盘。　　崩盘的第一声爆裂来自于著名且有广大追随者的“大师”普雷克特（Robert Prechter），他在10月6日开盘前发出空头信号，市场也应声下跌了90点。这是根本性弱势的迹象，1986年也出现类似情况，却未引发灾难式的后果。美元开始走软时，情况便逐渐恶化。在10月13日星期二，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宣布贸易平衡账户呈现“深远的结构性改善”。但是，10月14日星期三所公布的数据却令人大失所望。美元承受了严重卖压。由于日本和德国已经调高利率，因此依据非封闭干预的原则，美国利率需要有更大的调幅。美国当局不愿意紧缩，而且在周四之前，当股市持续下跌时，据说财政部长贝克向德国施压，迫使其调降利率，以免美元进一步贬值。接着，新闻报导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Committee）将对为融资购并交易所发行的垃圾债券设定抵税的上限，于是股票市场持续加速下跌。虽然上述条款于星期五被否决，但是由于“公司事件”预期而被拉抬到高价位的股票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致使用保证金从事交易的专业套利者被迫斩仓。　　星期天，《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煽动性的头条文章，报导财政部官员公开倡导美元贬值，并责备德国先让股票市场下跌，而这些评论进一步导致了股价下跌。由于内部的不稳定，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势必出现卖压；《纽约时报》的文章则产生了戏剧效果，使原本所累积的不稳定更加恶化。结果是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道琼斯指数下挫了508点，相当于股票总市值的22%。　　从理论上说，证券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期权出售和其他顺势操作的设计，原则上可以使个别参与者以增加系统不稳定为代价来限制个人的风险。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市场陷入混乱，恐慌弥漫，抵押品被迫清算，进一步地打压了市场价值。　　纽约股市崩盘引起了海外的回响，其他市场的崩跌又回过头来影响纽约股市。伦敦市场比纽约更脆弱，一向以稳定著称的瑞士市场甚至受到更大的打击。最糟糕的是香港，一群期货市场投机商想操纵股市在一周的其余时间停止交易，以迫使期货合约能以人为价格结算。计划失败了，投机商被一扫而空，政府被迫干预以挽救期货市场。就在这一周，香港市场停止交易，香港的卖压扩散到澳大利亚与伦敦市场。卖压在黑色星期一之后又延续了近两周的时间。其他股市不断创出新低，而纽约在起初的卖压狂潮后却未再创新低。　　惟一能够幸免于崩盘的股票市场是日本市场。在黑色星期一的翌日，日本出现单日恐慌性卖压，股价锁住跌停板，成交量薄弱（在日本，每天的价格涨跌幅度受到管制）。次日早盘，日本股票在伦敦市场出现很高的价格折让。但是，在日本市场再度开盘时，大藏省拨了几个电话，卖单便奇迹般地消失了，大型机构进场积极护盘。因此，市场收复了前一天大部份的跌幅。在恐慌性卖压消退之后，股市继续缓慢下挫，适逢巨型股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ippon Telephone Telehraph）公开筹措370亿美元的资金，于是股市再度下挫，市场似乎又陷入崩盘的绝境。但主管当局再次干预，它们准许日本四大券商以自己的账户进场操作——事实上，无异于准许四大券商操控股市。　　1987年大崩盘具有两项显著的特点：纽约市场未出现第二波卖压，东京市场相当稳定。这两项特点值得进一步探索，因为它们可以为研究崩盘的后果提供线索。　　1929年崩盘的历史性意义源于它触发了经济大萧条。它发生于经济与金融权力从欧洲移转到美国的期间。权力移转导致汇率的极度不稳定，最后结果是美元取代英镑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1929年崩盘本身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明确。　　相对地，1987年大崩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使经济与金融权力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在过去，日本的生产一直大于消费，美国的消费则高于生产。日本不断累积海外资产，美国则不断累积债务。在里根执政期间所采取的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就此而言，军备也是一种消费型态）计划，使上述过程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且从此之后便不断地增强。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里根总统希望国民以身为美国人为荣，并追求军事强权的幻想，其代价却是丧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则希望尽可能在美国的庇护下发展。　　1987年大崩盘显示了日本的力量，并使得经济与金融权力的转移清晰可见。日本债券市场的崩跌促使美国的债券市场下挫，并导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然而，日本却能独善其身，免于其股票市场的崩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主管当局只要放弃美元保值政策就能避免第二波卖压。这便是我要求各位特别留意崩盘两项特色的意义所在。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家——接受世界其他国家的存款，投资与放款给世界其他国家。美元不再享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格。是否可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缺席而不至于引发经济大萧条，这是仍有待观察的问题。　　事件的预测远比事件的解释更困难。谁能预测尚未做成的决定？虽然如此，对于已经做成的决定，我们却能评估其内涵。　　1987年大崩盘使我们的政府面临一项问题：避免经济衰退与维护美元币值，两者之间何者比较重要？大家的见解并不一致。在黑色星期一之后的第二个星期，便出现放手听任美元下跌的倾向，而财政部长贝克更在该周末做了正式的宣布。美元应声下挫，股市的第二波卖压没有出现。避免了1929年的错误，但我们却犯下了另一种错误。放任美元贬值的决策使我们痛苦地回忆起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引鸩止渴的后果是可以想像的。　　美国看来有希望免于严重经济衰退，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在崩盘前，消费者支出已经减少，而崩盘势必使消费者更加谨慎。但是，美元贬值令工业生产受益匪浅，工业的就业情况也十分强劲。预算赤字的删减幅度过小，因此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如果美国企业减少资本开支，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扩张将填补空缺。所以，消费支出的下降顶多使1988年第一季度或上半年的经济走平。德国与日本很可能会刺激其本身的经济。结果将使世界经济自1983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得以延续。股票市场震荡对实质经济的直接影响很可能小得令人惊讶。　　问题是：导致1987年大崩盘的不平衡因素并未获得解决，美国的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都不可能消除。崩盘的余波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平静，但美元最后还是要承受压力——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十分强劲而贸易持续出现赤字，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十分疲弱而需要以低利率政策刺激它。　　英国在发现北海油田之前也处于类似情况。结果是“滞胀”与一连串“走走停停”的政策。我们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其货币仍为国际上的交易媒介。只要其币值继续不稳定，则国际金融市场便随时会发生意外。我们必须注意：虽然崩盘的先行条件是卢夫尔协定创造的，但崩盘的导火线却是美元实际上的下跌。　　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则流动资产将被迫逃到别处避难。一旦蓄积了相当的动能，即使调高利率也无法遏阻，因为美元的贬值速度将超过对其有利的利率差。最后，调高利率将导致政府当局所不愿见到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种现象过去曾经发生。在卡特执政的最后两年，投机资本不断流向德国与瑞士，即使资金必须支付溢价才能被接受也是如此。自从卡特总统于1979年被迫销售以强势货币计值的债券以来，美元贬值的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　　崩盘以来，只要美元贬值，全球股市便趋软，反之亦然。信息十分清楚：美元进一步贬值将造成不利后果。政治当局似乎已经了解此项信息：所有美元贬值的议论一概停止，既然预算达成了某种妥协，于是着手重建卢夫尔协定的准备工作。这大致上取决于努力会有多成功。不幸的是，政府当局放到台面上的筹码不多：参议员派克·伍德（Pack Wood）形容预算删减“微不足道”。另外，1987年大崩盘中实施的对策表明，政府当局对避免经济衰退的关切程度超过了稳定美元。支撑美元的重担基本上落在我们的贸易伙伴身上。　　日本保护其出口市场的最佳方法是将其生产设备移往美元区，这一趋势在崩盘前便开始。许多日本企业，以汽车制造业为主，正在美国与墨西哥兴建其附属制造厂。由于股市崩盘和美元贬值，两者都使得美国资产的购置成本降低，而从海外供应美国市场则变得无利可图，因此上述过程加速进行。贸易赤字的最后解决之道将是由日本制造业从事进口替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所出现的无法矫治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也是如此解决。当时，许多美国企业成为“跨国的”企业，由此美国巩固了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同样地，在日本跻身为世界银行家与经济领导国的同时，日本的跨国企业也诞生了。　　大规模的日本投资也使日本在美国取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美国的各州几乎都在日本设立了贸易促进机构。如果代表各州的国会议员高度支持保护主义措施，则这些机构便难有作为。不论如何，保护主义恐怕已经不再是可行的政策方案。几年之后，当日本建好了工厂，它们自己也将成为最热切的保护主义分子——防止来自韩国与台湾的竞争。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许多经济与金融，最后则是政治与军事领导权，从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子。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取代了英国。虽然如此，日本成为世界主要金融强权的前景仍令人忐忑不安，不仅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是如此，从整个西方文明的观点来说也一样。　　从狭隘的美国人立场来说，伤害非常明显而且令人担忧。丧失主导地位势必引发国家认同的危机。尽管依靠投入庞大的资金取得了军事优势，但这些资金都是从国外借来的，而我们仍未准备好接受已经丧失经济优势的事实。相对于英国，我们传统的国家认同感比较薄弱，因此危机势必更严峻。不论就国内或国际层面来说，其政治后果将难以估量。　　这对我们文明的影响也同样深远，只是不那么明显。国际贸易制度是开放式的制度；其成员国均为主权国家，彼此之间的往来必须基于平等相互对待的原则。如果日本取得领导权，也不会有所改变。相反地，在必要的情况下，日本人会比美国人更为谨慎。　　问题十分复杂。美国与英国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美国与日本则不然。日本虽然展现了其学习与成长的可观能力，但其所生存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存在基本的差异。日本人的思想充满了主从分畛。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形成对比，而两种文化的差异将成为问题的焦点。　　美国与英国都属于开放的社会：就内部来说，人民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外部来说，商品、人民、资本与观念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跨越国界。日本大致上仍是封闭式的社会。其开放社会的特色，如民主政府，系战败而由占领国所强加的。但是，日本社会所弥漫的价值体系仍为封闭式的：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个社会利益。　　从属并非依靠强制而实现：日本与专制国家毫无类似之处。它只是一个具有强烈国家使命感与社会凝聚力的国家。日本人希望成为争取第一之群体中的一分子，而这个群体可以是他们的企业或国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愿意付出可观的牺牲。我们不应该责怪他们拥有这样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批评美国人不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承受任何的个人的不便。日本是成长中的国家，而我们已垂垂老矣。　　问题是：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否愿意接受具有强烈国家认同感的异国社会的领导？问题不仅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日本人。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派认为，日本应该更开放，以使它更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所接受。但是，它也存在着对传统价值的强烈认同与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尤其是老一辈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担心日本在跃居世界第一之前便丧失了动力。日本是转型中的社会，在它承担领导角色时，更有理由要成为非常开放的社会。有许多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会破坏社会凝聚力与阶级的价值。其程度取决于社会转型的速度。相对于近来的表现，如果美国能够表现得更有生命力，则开放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日本人也会变得更有魅力。　　日本社会的封闭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形式上虽然民主，但从引进目前的宪法之后，日本便由单一政党执政；首相的更替则由私下协商来决定。国内市场形式上虽然是开放的，但外国公司如果没有国内的结盟便无法打入市场。但是，西方制度的开放与日本的封闭之间的最大差异莫过于金融市场。　　西方世界准许金融市场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运作已经尝到苦头。这是悲惨的错误，如同1987 年大崩盘所显示的。金融市场根本上就不稳定，稳定惟有在成为公共政策的目标时才能维持。不稳定是累积的。如同我在本书其他章节所显示的，市场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发展愈久，就变得愈不稳定，最后将导致崩盘。　　日本人对金融市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日本人将金融市场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并依此操纵它们。主管当局与机构玩家以微妙的共同责任制度连接起来。　　最近的事件提供了制度运作方式的深入见解。第一个是市场在黑色星期一之后濒临崩盘边缘，但是大藏省的几个电话便足以推动金融机构进场拉抬行情。第二次，当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金融机构的反应比较冷淡，或许是因为大藏省在第一次电话沟通时已经用尽筹码。现在它必须倚赖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证券商。在准许证券商操纵行情的情况下，主管当局得以避免一场灾难。　　股票市场崩盘是否能无限期地避免，这是当代金融中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我们仍在等待答案。主管当局已经默许东京房地产与股票市场发展成投机泡沫，其规模在历史上鲜有类似的案例。比方说，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以270 倍的市盈率比上市，而美国电话电报（AT&T ）的市盈率只有18 倍。如果是自由市场，它早就崩盘了。如此规模的泡沫能够井然有序地逐渐萎缩，不会突然泄气，在历史上尚无前例。主管当局未能防止日本债券市场的崩盘，却能在股票市场上获致成功。日元所展现的持续强劲走势对它们相当有利。如果它们能成功，则在历史上成为创举。这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即金融市场可以为公众利益而加以操纵。　　崩盘对日本股市的效果乃是将它推近封闭的系统。在危机之初，外国人持有日本股票的比率不足5% ，但在危机发生时与此后，他们大量抛售持股。有趣的是，抛出筹码的大部分并非被日本法人机构吸收，而是被日本大众所承接，他们受经纪商的鼓励而融资买进。事实上，日本券商确实表示在危机时买进股票是爱国行为，其成就将使日本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融资余额创下了历史新纪录。如何降低融资余额，而不致触动融资账户的斩仓，问题正考验着主管当局。　　日本主管当局最初为什么会准许投机泡沫发展？这是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只能推测。当时外部虽然存在压力——美国不断要求日本调低利率——但是这项政策若非适合当时的情况，日本也绝不会屈服。　　首先，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使得主管当局能够卸下它们对商业银行的责任，因为实质经济当时已深陷困境。如果没有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繁荣，商业银行对产业界的贷款将出现许多坏账，盈余也会受损。土地与股票市场的投机行情促使商业银行能够对看似良好的抵押品扩张其贷款组合，而产业界也因此能利用“财技”（zaitech ）——即金融操作——赚取营业外收益，弥补利润不足。土地价格飙涨尚有另一个目的：尽管日元升值，它有助于维持国内的高储蓄率与有利的贸易顺差。房价上涨的速度超过薪资，日本的工薪阶层有强烈诱因增加其所得中储蓄的比率。由于国内经济衰退，储蓄可供海外投资之用。这是累积全球财富与权力的理想处方，即使海外投资贬值也是如此。我怀疑至少有一部分的日本权力精英十分乐于见到投资人人亏损：在日本成为强权之前，这可以防止日本人沉迷于安逸。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民主政府竟然愿意以明显高估的价格出售股票给其选民？　　但是土地与股票价格的上涨，很快地开始表现出不利的后果。高储蓄率带来来自海外的额外压力，要求日本刺激其国内经济，政府当局终于妥协了。此外，土地所有者和非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威胁到社会凝聚力。一旦国内经济开始复苏，便无需允许银行融通投机交易。相反地，应该将资源引导到实质经济。对银行贷款与货币供给的控制触发了我先前所描述的一连串事件。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应该比西方世界更了解金融市场的反身性特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竟利用它来确保封闭系统的成功。如果我们不满意所发生的一切，则我们应该采取步骤发展可行的替代方案。　　股票市场的繁荣分散了我们对美国金融地位根本性恶化的注意力。由于金融市场上的疯狂行为，以及快速获利的引诱，我们至少可以假装里根政府所追求的政策是有效的。1987 年大崩盘成为苦涩的醒脑剂。巨额利润化成一场空，疯狂行为很快地将被死寂取代，前景一片暗淡。无论如此，我们面临生活水准降低的危险。下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最可能的途径是我先前所描述的，我们将步英国的后尘。就美国而言，结果也可能十分类似。由于美元的重要性，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非常消极。　　保护主义政策也是一项诱惑，但根据我先前所提出的理由，它不再是可行的方案。虽然如此，它仍然可能作祟。　　最后，我们仍可能重掌我们过去所未施展的领导权。这不仅需要整顿我们的内部，同时要建立适合于新环境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缺乏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经济便无法顺利运行。在1985 年10 月的广场协定中，货币主管当局便认识了这一事实，并且在1987 年2 月的卢夫尔协定中再度确认它。不幸的是，它们所采取的步骤不够彻底，而卢夫尔协定也在1987 年大崩盘中瓦解。既然稳定美元的决定将为此次崩盘负责，无论如何，卢夫尔协定修补的可能性便非常低。如果事先达成的协定一遇到危机便被舍弃，则将来不论达成何种协定，其可信度都会大大降低。卢夫尔协定是否应该加以修补，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毕竟它导致了1987 年的大崩盘。试图在无法维系的水准上支撑货币，这将使国家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中。1926 年的英国便是如此，当时它企图回归战前的金本位制。　　我们可以主张美元的合理价位为1 美元兑1.65 德国马克与132 日元。这种见解所以正确，是因为美元进一步贬值在近期内将无助于贸易逆差的大幅改善，还因为美元在该价位10% 以上时，情况已经如此了。调整过程需要时间，而货币贬值会产生立即的负面冲击（著名的J 曲线效应）。此外，汇率愈不稳定，则人们愈不愿意从事投资并做必要的调整。　　这项论证只证明美元并没有合理的汇率水准使它能够继续扮演准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在任何价位美元都是不稳健的。金融资产会寻求最佳的价值储存媒介，美元已经不再具备这种条件。一个拥有庞大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的国家，不能期待外国人接受其不断增加的货币流量。但是，国际金融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货币为基础，便无法发挥功能。这便是1987 年大崩盘所浮现的中心课题。　　我们亟需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但是，日元目前尚无法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放，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其他国家还不能接受日本的霸主地位。最理想的解决之道是创造真正的国际货币，由真正的国际银行发行与控制。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的的国际贷款将以该货币计值，该货币的价值将钉住黄金或一篮子商品，以确保债务能全额清偿。惟有美元丧失了特权地位，美国才会停止将美元充斥全世界。我们愈快从事转型，则抑止美国经济衰败的机会便愈大。　　不幸的是，我们尚未准备好接受大崩盘的重要教训。目前普遍的看法仍然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而汇率应该任由市场决定其均衡的水准。1987 年的大崩盘，如果提供了任何教训，便是增强了这种看法。因此，我们预料金融市场将有一段陷于混乱的时期，虽然其焦点将由股票市场转移到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最后则转移到贵金属市场。　　国际货币与国际中央银行的概念鲜有支持者。颇有讽意味的是，它在日本所得到的热烈回应远超过美国。在日本，有许多人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发展成更开放的社会。日本人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独断独行记忆犹新。他们更希望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成长，而不愿从事闭门造车的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新进者，他们愿意接受未充分反应其目前实力的安排。　　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莫过于美国。它使我们得以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否则我们将有丧失这种地位的危险。我们仍有足够的优势，尤其是以军事力量而言，从事有利的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维持开放的制度，日本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开放，成为开放社会的领导成员。本方案提出的时间与30 年代有类似的情形：金融混乱，向邻国乞讨的政策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可能爆发战争。结束语　　反身性的概念是贯穿本书首尾的主题。我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和金融市场的特殊，其他领域我几乎没有涉及。下面我将简略地述及这些方面，尽管有关思想还不成熟，详尽的论述将构成下一本书的内容。不过我担心也许不会再有机会涉足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将一直留在金融市场里。　　首先是价值问题。经济理论将价值作为一种给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由反身性过程支配的。今天，绝大多数价值可以还原为经济关系——最近一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就就是一种将政治解释为经济过程的理论：参与者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值——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地区，利益追求被置于其他动机之后。对宗教与传统进行的经济分析步履维艰，相比之下，在物欲横流的文化中对政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要容易得多。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之类的现象，在标尺的另一端，我们素来倾心仰慕的主张——团结——也同样有悖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经济价值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以及西方化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这本身就是我们经济成功的结果。价值的演化也遵循反身性的模式，经济活动已经产生积极结果这一事实，加强了我们眼中经济价值的分量。科学方法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胜利把科学方法的形象抬高到难以理喻的高度。与此相反，在同我们相差不远的文化形态中，各种艺术形式仍然颇为活跃，这是因为在艺术活动中取得成就比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就要容易一些。即使在今天，诗歌在东欧仍然大行其道，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这在西方是很难理解的。我毫不怀疑我们对物质价值、利润和效率的重视已经走向过分的极端了。　　反身性过程必然导致过度失衡。但要定义什么是过分的界限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涉及价值问题时根本就无所谓标准，也许接受价值主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干脆将价值的非现实性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由此则可以发现，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包含缺陷。接下去我们就可以去发掘每一特定价值体系的不现实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同现实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引入带有我们自己价值体系缺陷的偏见。　　在价值同自我的观念——一个反身性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思维较之存在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是什么同我们自以为是什么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但在这两类概念之间却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展开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关于自我的意识也在发展起来。我们自以为是什么同实际上我们究竟是什么，此二者之间的联系是能否获得幸福的关键——换句话说，它规定了生活的主观意义。　　我完全可以给出一份关于个人发展历程的反身性说明，但我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将会过分地暴露自己，更不必说将会牵涉他人了。尽管如此，如果我坦白承认自己一直怀有过分夸张自我重要性的想法，读者诸君恐怕也不会觉得意外——直截了当地讲，我幻想自己是神灵或经济改革家，就像凯恩斯（作为一般理论的创立者），或者更好一些，仿佛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反身性听起来同相对性有些类似）①。我的现实感足以说服我承认这些期望是过分奢侈的，因此我将它们深藏在心底，仿佛某种犯罪意识一样。成人之后，这成了我郁郁寡欢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在事业上的成功，现实同幻想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至少面对自己我已经敢于承认这个秘密了。诚然，能够幸运地实现某种幻想的念头令我喜不自禁——特别是这本书，它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与成就感。读者当然知道，现实同期望之间的反差仍然很大，不过我却可以不必怀有负罪感了。本书的写作，特别是现在这几行，以我此前从未敢于尝试过的方式暴露了我自己，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紧张。事业上的成就为我提供了屏障，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极限考验。因为我不知道极限在哪里，批评恰好有助于我的这种努力。惟一可能对我构成伤害的，是成功的陶醉所诱发的幼年时那种自以为万能的幻想的重新抬头——不过，只要我还留在金融市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市场会时刻提醒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就我的个性而论，我的职业选择诚为幸事，不过这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反身性的过程，是我的职业同我的自我意识协力发展的结果。本来，关于这一方面我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但鉴于我仍然置身市场这一事实，我不得求助于第五修正案。在我的性格中存在着某种缺陷，有可能把自我展示转变为危害性的过程，对此我还缺乏足够的警惕，这就是自我表现的冲动。就在一分钟前，我还谈到害怕暴露自己，显然，那有些言过其实。　　①　　反身性，reflexivity，相对性，relativity--译注　　关于生命意义的客观性的一面，我也同样可以给出自己的见地——如果在这里使用“客观性”一词并非自相矛盾的话。我的出发点是，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是有缺陷的。如果坚持因为有缺陷而抛弃每一种选择，我们将一无所有。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尽人力之所及，否则就只好拥抱死亡。这绝非耸人听闻，死亡的拥抱并不限于一种方式，在各种名义下追求完美和不朽的徒劳努力，都无异于放弃生活选择死亡。逻辑的结论是，生活的意义包含了思想上的以及在实践思想时的各种缺憾，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沃土。　　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还只限于个人性的问题，但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他所固有的认识上的不完备性迫使他更加依赖所从属的社会。在这里，最终推出了反身性概念的那种分析思路，同样有助于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两个对等的实体，所谓的关系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形态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不可能独立地定义个人与社会而不涉及对方。考虑到我们的语言结构，认识此二者关系在逻辑上的非必然性（contigent nature）的确是极其困难的，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总是取其一端。作为这些倾向性的两个极端的，就是阿格里帕（Agrippa）的将社会比做有机体的缩影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要避免这些蕴含在极端中的固有偏见，就必须确立一套新的议论范畴。在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分析学中，一种合用的语言已经开始出现①。即令我们学会了处理反身性与递归性的关系，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应当采取一种预设的社会形式，还是应当允许社会成员自己决定他们的社会形态？前者即波普尔所说的封闭社会，后者即开放社会。　　我刚刚从中国回来，在那里，这一区别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家刚刚熬过一段可怕的时期，遭受了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进行的统治。现在领导着这个国家的那些人都曾是这种统治的受害者。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狂热地献身于争取个人自由的事业，但他们还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封建主义的悠久传统，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①　　有两册书令我十分着迷，巴特森的《迈向思维生态学》和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New York：Bal-lantine 1975，Douglas R.Hofstader，Godel，Escher， 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NewYork：Basic Book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