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与价格-11

家，宁愿使自己转变为企业家，以便分享企业家较高的利润。等到发生这样情况时，用借入货币经营的事业，其数量势必缩减。这对于价格进一步的变动，难免要发生一定的缓和影响。另一方面，工人和地主的处境，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坏一些。由于实际或实质上信用条件放宽的结果，情况优越可以把劳动和土地吸引到它们自己那边的，是资本投放时期比较长的那些企业；因为最后产品份格不变而工资和租金提高的情况，正是在那里，其重要性要比较低一些。①因此生产将作这样的转向，资本投放时期平均长度将增加，流动资本将倾向于转变到固定资本。结果必然是一年的现有实物资本量趋减，实际工资和租金将下跌。至于那些货币收入固定的阶级，当价格上涨时，当然要受到损失了。②当贷款利率恒久地高于自然率时，关于必然发生的价格的相反变动，现已无须多说。这时企业家不但没有超额利润可得，他们将遭受损失，他们首先将从其工资，或者从其自有财产收入项下，设法弥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将希望缩小活动范围，限于比较有利的那些方面，于是他们对劳动和土地的需求将相应地缩减。但工人和地主方面将有所反应，他们将降低其对于工资和租金的要求，由此整个活动将按以前的水平继续下去。（但无可否认，某些工人——工业后备军——将失业，虽然不是累进的，也许多少是带些永久性的。）① 参阅本书第 7 章。① 参阅本章第 1 部分。② 参阅本书第 1 章。一方是工资和租金减低了，一方是消费品（实物资本）的量并无变动。结果商品价格将相应地下跌，企业家的损失将无可避免，　表现在两个利率的差异上，或者至少在一部分的差异上（如果企业家能够将其余部分转嫁到工人和地主肩上的话）。③接着货币工资等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更引起价格新的跌势。变动将这样继续下去。只有等到自然率重行提高，或者银行决定降低其利率，价格的下跌才会停止。还有一点须提到的，即事实虽然同理论根本完全一致，但在外貌上往往是有些不同的。这是由于关于价格的变动，在我们是把它当作孤立的现象对待的，而实际上却有工资等等别的一些独立的变动驾乎其上，这些变动，其性质是跟它不相类似的，还可能是相反的。假定由于实物资本量（绝对或相对）的减低（如在战争时，或人口迅速繁殖时），使自然率有了提高。这时实际工资必然低落。如果货币率跟着自然率提高，则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一同低落；但是如果货币率保持不变或实际上降低（这是很容易发生的，比如由于交战国家的发行纸币），则货币工资可能不动或者上涨，但货币价格的上涨将超过货币工资。有一种很普遍的见解，认为工资的上涨比价格迟缓，其起源或者就是由上述的可能情况构成的。另一方面，如果由于实物资本的积累以致自然率降低（同时使实际工资提高），而货币率仍维持以前的水平，则很可能发生的是价格将低落，而货币工资等显然不受影响。这正是最近几十年来价格变动现象的特征。所以对这一事项加以进一步的详细审查，也许是适宜的。我们所假定的是资本在不断累积中，这种累积虽然可能有些迟缓，但是生产效率总是在增长（这是紧要的，否则自然率不久将降至于零）。此时价格的下降，其进行大致将如下面那样。货币利率保持不变，企业家起初是继续按向例的数量向银行借入货币，用以十足地支付工资和租金。但是与这项“货币资本”相对照的，并不是一个不变的而是略有增加的实物资本量。因为资本家对于上一年度终了时偿付其利息项下的产品，自己并不全部消耗；他们储蓄了一部分。因此他们对商品的需要减低了一些，假定减低了资本的百分之一。价格势必因而下跌，而工资与租金以货币计算时没有变动，这就是在实际上提高了一些了。现在总是按照最简单的情况作假定，就是说，假定已经一度达到的价格水平，除非发生了改变的适当理由，将坚持下去。如此，在年度终了时，价格将保持在低水平，于是企业家，他们本来是既无盈也无亏的，现在势将受到亏损，其数将达资本的百分之一。结果，假若别的方面没有变动，对劳动等方面的需求将减退，　（货币）工资与租金将降低。但是由于工业进步的结果，平均生产力将增长，本年度的产量可望其增加百分之一①。这样就显得企业家好象仍可照向例继续进行，照向例支付工资与租金；因为预期中的产量的增加，将与已发生的价格低落双方相抵消。但是同时必须假定，突物资本量由于新的储蓄的结果，已有了更进一步的增加。（这里应该注意到，实物资本已有了百分之一的增加，对这一点在③ 这就是说，不论是收缩或扩张的变动，工人和地主总会受到损失。这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任何猛烈的变动，总要同拉普拉斯（Laplace）所说的“活力的损失”结合在一起，这个道理也同样适应于经济学的。① 如果生产在第一年度已有增长，则在两个利率之间将没有分歧。价格有保持以前的水平，其他的一切——工资、资本和利息——将只是均等地提高。企业家须看作是损失，他们因此在本年度须减少消费，以谋补偿；没有资本家的妨碍，这样是可以维持同上一年度开始时同样的数额的。）因此价格进一步低落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实际资本与租金将更进一步提高，虽然以货币计算时仍无变动，这时生产力纵有所增长，企业家仍然不能免于亏耗。程序可能这祥继续下去，价格下跌愈趋愈甚，货币工资与租金则无所变动。银行贷出货币的总量与存款的总量不变，②而实物资本及年产量则不断增长。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时，这就好象是价格的跌势起源于“物品的方面”，而不在于“货币的方面”。但价格的趺落，在这一个情况下，同在资本量与生产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直接原因是完全相同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利率超过了自然利率。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分歧——如果，比如在此所考虑的时期间，一开始银行就降低贷款（和存款）利率，使之与自然率趋于一致（如实物资本量的增长程度降低）——则“货币”的量将与物品的量步调一致，价格将没有任何的低落。这是很容易说明的，象下面这样：　假定在第一个经济年度开始时，银行巳将其利率降低到百分之 i—1。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又获得了其资本的百分之一的超额利润——至少在他们看起来以为是这样，关系也就在这一点上。由此企业家对生产的各项因素的需求增加了，一切工资和租金，因此平均提高了假定百分之一。①其程序前面已有所讨论，但是在前面所述的情况下，超额利润是由企业家保留的。因为工资提高以后，价格就马上跟着上涨了。但现在情况将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假定由于资本家的储蓄的结果，实物资本量同时也增加了大致百分之一。因此价格没有变动。企业家对工资与租金须增加支出百分之一，因此很明显，在年度终了时，他们不能享有超额利润。他们借入的“货币资本”，其数达 1．01K，再加百分之 i—1 的利息，在年度终了时，他们所欠的是1.01K1+100，或者大致为K1+100。i -1 i年产量还没有变动，照当时的价格水平计算，其价值为K1+100。 i这样企业家既无盈余，也无亏损，正同在正常情况下一样。如果别的一切都没有变动，他们仍可以（由于信用条件继续放宽的结果）按工资与租金的较高水平继续支付；不过提高对劳动等等的需求的动机却没有了。但是现在由于实施了那些技术上的改进，成本没有任何提高，而产量可以增加。这就再度燃起了对超额利润的希望，生产中各项因素的需求再度受到刺激，但结果仍同以前一样——工资（实际工资以及货币工资）与租金水平提高了。企业家对于所预期的将再度失望，由于价格上涨使他们获得超额利润的愿望仍然不能实现——因为实物资本量也同时增加了。在上一年度开始时，实物资本计其价值是 1．01K，资本家特相等的数额存入了银行。在年度终了时，资本家帐户的贷方数额是1.01K1+ i 1，他100们就用以购买这一年所产的物品。但是他们所享有的利息现在只是(i100 ， 1)K倘若不是由于新的储蓄，其资本量仍将与年度开始时相同，即 1．01K。我们② 但是资本家却享受着其储蓄的果实，因为其货币资本数量不变，价格则一直在增进中。① 实际上所提高的或者要少一些，但这是无关紧要的。所假定的却是有了新的储蓄的，其数达 0．01K，换句话说，即资本家对下一年度的消费，其数额只是(i100 。因此在这一年度开始时，实物资本量是1.02K。2)K至于资本家，由于存款利率降低的结果，其收入减少，他们这时是否能够或愿意储蓄象以前那样的数额，这是另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必过问。以上所述，联系到传统的见解时，有好多部分，必然要显得差不多有些怪特。例如关于工业品在资本家与企止家之间的分配，所凭以决定的，好象不过是他们的主观意向或一时的浮动。但是要注意，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从单一的动机出发的心情和感应，是各个人所共同的，是要加以统一对待的。因此其效果是同一的，是好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出于自觉的合作那样。同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控制着社会的生计基金，他们通过经济上的协作，可以将生产中劳动以及其他因素的份额减低到几乎无限制的程度，使他们自己在生产中的份额作相应的增加。另一方面，各个资本家或企业家在这方面实际是无权力的。他不能不跟着潮流——诚然，他自己也构成了潮流中的一个分子，但大势所趋，他是无法抵抗的。或者要进一步提出疑问，我们说信用机构只须与企业家协同行动，就有权力决定生产力的方向，因而决定资本投放的时期，更不必顾到现实的资本家即物品所有人，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这里也亳无疑问，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在事实上这个权力的绝对性不至于象我们所假设的这样）。我们始终在假定着，（流动）资本的投放时期是一年。假定现在银行把由它们所支配的“货币”（也就是所发放的信用）一部分按两年期贷出，而其存款的全部仍然只是定期一年。这样是否会使银行破产，或者至少引起业务上很大的困难？没有这样的事体。实际结果，只是在第一年度终了时，完成的消费品数量要略为小一些；因为那些借入资金以两年为期的企业家，或者把资金（以及用以购入的生产劳务）专门用在需时两年的生产程序，因此产品尚未完成。当资本家商人按正常价格（情形多分是这样的）来收买制成品的现有量时，他们无须使用其资本的全部，一部分就仍然存入银行（其数相当于银行贷款尚未到期的那部分）。但是如果资本家商人确是将其资本的全部购买了物品，这就只能引起价格上涨，其溢额归于现有消费品生产者所有，他们可以把它当作资本来使用。对于这个问题不论采取那一见解，应该看到，货币将立时回到银行。或者是以支票支出的数目，将以存款方式回到银行。由于投资时期放长所不可免的真正储蓄，事突上是——正在恰当的时间——强加之于消费者全体的：因为第二年度可供消耗的消费品，其数量比平时为小。在年度终了时（即在下一年度开始时），需时而年的生产已经完成，消费品现有量有了相应增加，消费者过去的节制至此可以得到些报偿。这些考虑，关连到实际经济事态时是极端重要的，但在货币理论的惯常讨论中，认为只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往往加以忽视。第十章　　国际价格关系　　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受到经验的考验，对于在限定的经济制度下利率与价格的同时变动，必须作一观察。但是今天唯一限定的制度就是整个世界，就整个世界说，我们却没有商品价格的可靠数字。现有统计都只是关于个别国家，或者实在是关于个别市场的。我们要问，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的目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一个国家的价格变动对于别的国家同类的变动，究竟能起到多少暗示的作用，港埠的价格变动与内地价格究竟相关到什么程度。这是久已公认的，一个国家的一般价格水平，不能同与它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现时价格全无瓜葛。当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平衡被某种变动破坏以后，关于其进行恢复的方式，我们所熟知的古典学派理论会作了解释。如果国内价格上涨，别的情况不变，则外货进口受到鼓励，国内货物出口将比较困难。结果支付差额有利于外国，须以货币偿付。货币外流，使国外价格有所提高，而国内由于贵金属比较不足，将使价格降低到以前水平。这个解释基本上必然是正确的。但是很明显，价格的国际平衡的恢复，通常是还要迅速得多、直接得多。外货供给的增加以及出口需求的减退，其本身必然直接，间接对国内价格发生一种压力，这与同时的贵金属的移动完全不相关涉——国与国之间，不论这一国以金那一个以银为价值标准，或两者之一，或两者共同采用纸本位，这时所感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但在后数者的情况下，对价格作一全面的、明确的共同规定当不会有问题。的确，由于汇兑率无阻碍地提高的结果（在价格比较上涨的国家），进口的超额迟早将消灭，从而使平衡恢复。同时，汇兑率的变动，不过是承认了两个价格水平之间的离差，从而提供了两个标准（比如金与银）彼此之间兑换价值变更的尺度；这种变更必须认为实质上是相对价格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其起因，①虽然，这并不是说两个价格水平，因此间接地也就是两种贵金属的相对价值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受到这些贵金属生产情况变动的影响了。即使两个国家采用同一种金属作价值标准，其一般价格水平也不必相同；必须意料到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相当永恒的离差。这种离差在往年更为显著——例如在十九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期间的情况，由纳沙·西尼尔在他著名的关于美国、英国和印度工人生活费的周密比较中所论证的那样。②西尼尔所作解释，他所凭借的是这些国家与贵金属产源的不同距离，尤其是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劳动效率的比较提高。这种解释不能认为正确。关于后一因素，穆勒曾经指出，③这只能说明实际工资的不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实际工资非常低），而不能说明价格的不同。如果价格跟着货币工资变动，那末在已开化的国家，其实际工资就不会比未开化的高：工人提高其效率时，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穆勒自己认为价格的所以不同——其差距的量，他认为无论如何过于夸① 参阅马夏尔教授在金银委员会的证言，特别是他的备忘录（《最后报告的附录》，第 47 页）（《官方文件》，第 170 页起——原译者）。② 《关于取得货币时的费用的三次演讲》，第 1 页。③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3 册，第 19 章，第 2 节。大④——其最主要原因在于外货输入英国时，其成本比输出品为高。但是无论如何，照穆勒的看法，“在那些国家里，其输出品在国外有最大需要，而对外货其本国却需要最少者”，其价格将达到最高度。当问题纯粹是价格离差的趋向而不是它的量时，这个论点也许是对的。因为一国的产品，在别一国的需要无论怎样殷切——两国或者是由政治的界线隔开着，或者是两个相邻的港埠——如货物可以自由交流时，价格就不会长期存在著显著的差距。为了对上述问题获得解答，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这两个因素（一方是离差的趋向，另一方是它的量）必须加以区别；因为它们根本的起因不同，虽然是部分地相关连的。假定有两个国家 A 与 B，就其生产条件来说，完全相同，或者，事情也是一样的，A 在生产的每一部门都比较 B 有着一致的优点。根据李嘉图著名的定律，这两个国家之间，不论直接或间接，是不可能发生任何贸易的。如果它们同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离，则两者任何一方的价格水平超过对方价格水平时，其溢额应以任何一种商品由于尽可能低的运输费用（包括赋税）所决定的价格的差额为度。运输费用（包括赋税）成为双方的限度，任何一方，其价格上差额的提高，只能以此为止，不能突过。现在假定双方的生产条件是相同的，不过在国家 A 所生产的商品中有某种商品，在国家 B 无法生产，或者只能在高度的成本下生产。这一商品，当然一部分要输出给 B。假若 B 的价格水平与 A 相同，这就没有商品可以有利地输出到 A，B 对这一输入品最初将不得不用货币（贵金属）偿付。结果是 A的一般价格水平将提高，B 将降低，直到使 B 终于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输出些商品给 A　。当这一点达到时，A 的一般价格水平将恒久地超过 B，其差距将达到有关商品所需运输费用的十足程度——除了关于 A 在生产中特别有利的那个商品：这一商品的价格，在 B 当然要高于在 A，但在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中，它所占的，大致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决定一般价格水平离差的方向的是什么。这并不在于一国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优于其他国家，而实在是在于其优越的只限于少数生产部门，至于其他国家，或者并不据有任何优势，或据有优势的那些商品，与所需运输费用相比较时价值很少。另一方面，离差的量是决定于运输费用的一般水平的。所以特别要看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及关税壁垒的高度等等而定。很容易遇到的情形是，对于价值标准，比如黄金，要输入的国家，其一般价格水平比产金的国家为高；假若黄金不是后一国家唯一或主要出口品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同各该国与贵金属产源的相对距离是没有失系的。只有当所有国家的生产条件都相同（或者相异的情况一致），因此对贵金属须用同样的产品相竞争时，情形才会是这样。但这也是大致正确的，如果两个国家彼此没有显示着什么特殊不同的特点，与贵金属产源的距离又大致相等。则两国的价格将处于同样的一般水平它们为了获致一定效量的黄金、须付出数额彼此相等的货物。④ 当穆勒的时代（约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价格，在其前的二十余年间，跌得很厉害——大概超过了多数的其他国家。关于这一点，勒克席斯（w．　Lexis）的论调是离奇荒谬的。①他企图推翻李嘉图”比较成本”法则的重要意义，认为倘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部门都优于别一国家，则将关税壁垒撤除以后，其直接影响将瓦解在每一种商品生产中的竞争。勒克席斯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他认为只要保持着原来的关税，则在两个国家内”货币价格的一般水平”，因此也就是“劳动力的单位货币价格将大致相同”。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两个国家里，其一般价格（平均）水平相同，则劳动力的单位价格（别的方面情势相等），在所处环境较好的国家，比生产力较差的国家，必然要相应地高些。如果勒克席斯的意思指的是一个国家只是在其生产中两个部门（布和铁）较次于别一国家，那末应该认清，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所有这两种生产类型在这个国家里都将被抛弃。在这一点上，勒克席斯的论证完全落空。很容易看出，国际及地区间债务的偿付，进行时的情况也是相同的。在一个国家里，其比较边远地区的价格与生活费用，往往比大城市及其周围要低得多；这一事实无疑的在这里可以获得最简单的解释。（这种离差在往时甚至比现在更加显著。）郊野地区对城镇总要交纳些租金、遗产、捐税等等。因此城多之间，即使没有商品交流，物品还是要从乡村流到城市；多村价格水平比较城市的水平时，其抑低的程度大致相等于其间的运输费用。特种的都市产品，其价在城市当然比在多村为低廉，但这是并不十分重要的。现在很清楚——并曾一再被指出的——当十九世纪大部分期间在运输方面的不断改革以及许多关税壁垒的消失，必然促使了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价格水平的逐渐趋于平衡。如果不是由于现在经济保护政策在思想的复活，这种影响将更加普遍、更加根深蒂固。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如果我们要从指数所表示的价格变动中得出正确结论。①这些指数所涉及的，几乎专门是某些商埠如汉堡与伦敦的批发价格。当指教下降时，其下降大致，或者简直是肯定的，系部分由于内地价格与商埠价格之间的这种平衡作用；因此欧洲价格的平均水平，其下降必然比指数所表示的要和缓得多。另一方面，当五十及六十年代，指救表示总的上升财，在内地价格的上涨，因此也就是平均的涨势，大致要比所表示的为迅速。关于这一问题，要作更精确的调查研究，现在还没有可用的资料。在下一章里，我们对于英国的价格将特予注意。有两点座该特别记牢：关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当战时及故后达输情况有了变化：关于较近时期，英国出口品的内容有了重大改交。有一个时期，英国所出口的，几乎全部属于高度坚致的织物以及其他制造品，但自从在四十年代初期将煤的出口税免除以后，英国所大量输出的正是这一商品，与其价值对比，重量和容积都是最大的。另一方面，现在英国的进口品，其运费比较低——有些场合，其运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以前则情况大致相反。除 1850—1873 年时期以外，象在英国所发生的，价格那样不断的、猛烈的下降，是别的国家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道理依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同世界其余部分有着贸易关系，则其价格水平的变动，必然是与上面所发现的规律在理论上相一致的。进口的增加，① 《瑟堡氏手册》，第 3 版，第 2 卷，第 24 条（交易），第 65 节，第 903 页。① 但关税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因为外货当然是照存“关栈”时计值的，其价格是接免税计算的。那是同国内价格的上涨相随而至从而防止任何迸一步上涨的，可以认为是国内流动资本的增加。结果是自然利率下降，倘别的情况没有变动，这将防止国内价格水平任何进一步上涨，或者将使之实际下降。这一意义曾经在上面提出，①在上一章未了所奉的例子也可用来说明。据此，主要原理总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承认，一等到由一个孤立的社会、比较简单的情况，转到国际贸易的错综关系，从而使事态复杂化时，理论的证实就显得要困维得多。当我们对个别城市的价格变动要进行研究时，困维就更加突出。正是由于这些困难，使我感到似有必要对我们理论的要点作一详尽的叙述，并为了企图使之有说服作用，将试以事实来比较严密地考验理论。① 本书第 8 章。第十一章　　从上述理论看实际的份格变动　　往往有人企图证明价格的变动与利率的变动两者是并驾齐驱的。上面已经提到，这样的尝试从来未能荻得成功。有些人把两种变动归之于一个共同的原因。例如有的人说“黄金的过剩”促使价格上涨，同时也使利率陷于差不多永恒的低落（两者的意义都是所谓“低廉货币”）；另一方面，价格下跌贴现率上升，则认为系黄金的不足所造成。有的人则认为低利率是对生产与投机的刺激，由此将价格上涨归因于利率的下降。但事实与理论从未能取得一致。一般地说，向来所看到的是，贴现卒降低以后，跟著的是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而非常高的贴现率是难得见到的，除非当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近来吉分①对这论点曾试图加以辩护，他把利率联系到比较近代时期的价格变动。吉分所得的结果差强人意，但整个说起来，不能使人信服。人们不久即注意到，倘以价格变动本身作的原因，以利息为结果，这样将比较适当。这一论点有其理论根据，因为如果别的方面情况不变，一个继续不断的、因此是意料中的价格上涨，是会使贷款利率提高的。这实在就是欧文·菲歇尔近来所采取的观点。他指出，②当价格上涨时，企业家对贷款就能负担较高的利率（由于对贷款需求增进的结果，他们将逐渐地被迫负担着较高利率）。因为“商业利润……是总收益与开支之间的差额，如果收支西方都提高，其差额也将提高”。迭一论断的根据系出于误解。假若这是商业利润提高的原因，那末利润就只能按价格的比率提高，也就是其提高的年率将不超过纯利本身一个很小的百分数；企业家对于其整个借入资本项下、相应于价格上涨的利率的提高，或者将无力应付。（根据菲歇尔的假定，企业家实际上将完全没有超额利润，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费用也已按同样的比例上升。）作为菲歇尔论证的逻辑依据的，是这样的假定：企业家当价格低廉时支出各项费用（工资、租金等等），待价格上涨以后则出售其户品。但这样就必须假定，价格的上涨系起源于一些完全独立的原因，与企止家的行动绝无关系。按照我的见解，价格上涨，至少是世界范围的价格上涨，大都系由于企止家对劳动以及其他生产劳务需求的提高。这样的价格上涨，当系由于在先的货币工资与租金的上涨——不论其上涨时距离一致的情况怎样远——的结果，因此只能借以抵偿企业家生产成本的提高。它并不能由此使企止家具有负担较高利率的能力——除非是在通行利率低于自然率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低于价格没有变动时企业家所能获得的利润的情况下。但是价格变动的真正原因还是在暧昧中，一等到要试图加以分析时，种种矛盾即随之而起。要说价格变动与货币市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曾一再指出，这样的见解是既没有事实、也没有逻辑依锯的）。然而数量论所提出的解释——价涨由于货币过剩，价趺由于货币不足——与实际看到的利率变动又并不一致。假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意料到，当价格上涨时，利率将暂时降低，价格下跌时将暂时提高；当价格与贵金属存量的变动相适应时，利率将再度回复到正常地位。但是突际的观察教导我① 《金融论集，第二集》，1886 年，第 70 页。参阅欧文·非歇尔教授对他的见解的评论，《价格上涨与利息》，1896 年，第 57 页，附注。② 《价格上涨与利息》，第 75 页。们，当价格上涨时，利率在不断提高，而价格下跌时，利率则不断下降。我们如果将资本自然利率的一些独立因素所造成的变化，认为是这样变动的主要原因，则所有这些困难和纠葛就顷刻消散。这些变化可以认为不但是价格变动的原因，而且间接地也是相类的、但在时间上要稍迟一些的货币利率改变的原因。至于货币的有余和不足，特别是银行保有现金的数量，只是属于次要地位。这些因素，应该认为是由于价格水平变化使流通工具需求发生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一点还是实在的，这些因素可能起源于独立原因（贵金属的生产、纸币的发行、信用制度的发展等等），因此失于价格变动，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当货币利率向自然率的新形势移动时，它们可以起促进或阻滞作用，甚至可以使货币率与自然率背道而驰。所有这些，不论显得怎样娓娓动听，只有事实自身才能提供最后的确证。但是如果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事突上不可知，则这样的确证怎样可能呢？自然利率的统计是不存在的。要作精密调查，势必为此进行特意的探询，而在远方面涉及对过去的探询时，可以说是相等于不可能的。要对近数十年来自然率的一般倾向进行观察，可以从货币率自身的变动、银行贴现率和所谓公开市场利率、公司债券和政府公债的价格中窥其大概；但是要这样做，必须先作假定，认为两个利率是平均彼此相等的。然而我们所要探寻的却是这两个利率之间分歧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没有资料。或者可以从各个企业的帐目、从公司的年度报告和股利中获得些资料。但是要注意，通常所说的利息，与我们使用这个名词时，其间的涵义是不一致的；通常在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不仅是流动资本的利息，它的范围还要大得多，它包括着每一种形态的租金：土地租金、专利租金、房屋和耐久性机器的收益。这些租金是不受利率（就这一名词的狭义言）变动的影响的，或者，即使受到影响，也极迟缓，是由于增出的同类型资本物品竞争的结果。有了过多的流动实物资本以后，象上面所说明的那样，将有一种倾向，不但会使实际工资提高，而且会使一切生产因素的实际报酬提高。它将使固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