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美]约瑟夫·熊彼特-2

这就必将把利率提高到零之上。只要有高于零的利率存在，就会有许多企业家被淘汰；而且，随着利率的上升，被淘汰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这里因为，虽然在实际中获取利润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这些可能性却是大小不同的，而且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很小的。利息的出现会再次增加供给数量（它不是绝对不变的），但利息一定会而且仍然继续存在。一场价格斗争会在货币市场上掀起来，对此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并且，在经济体系的所有要素的影响下，对于购买力的一个确定的价格会建立起来，其中必然包括利息。　　13．现在，我们必须把到目前为止我们排除在外的一些经验事实，来同有关利息的基本原理衔接起来。首先，我们必须列举所有现存的而不是新创造的购买力的来源，它们实际上正在填充着那个庞大的货币——市场蓄水池；其次，我们必须说明，利息是如何由其相当狭小的基础，扩散到整个交换经济，也仿佛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以致使利息实际所占的地位，似乎比人们根据我们的理论所预料的要重要得多。只有当这两个方向的利息问题的全部领域，都能用我们的观点得到详尽无遗的探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　　第一个任务没有什么困难。首先，正象我们以前所说的，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都是在继承先前阶段的基础上开始的。购买力的蓄水池可能已经由前资本主义交换经济所创造的某些要素所形成，因而在经济体系中，总会有较大或较小数量的购买力，可供新企业永久地或在一定时间内支配。而且，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进行时，就会有一股不断增加的、可供使用的购买力流向货币市场。我们将把这股购买力，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第一，企业家利润的绝大部分是这样来使用的；利润将转为“投资”。这里，企业家是把利润投资于本企业，或者，这笔钱将会在市场上出现，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第二，在企业家或者他们的继承人退出工商业活动时，如果这会引起企业的清算，那么就会使或大或小的款项成为游资，而不一定总是有其它款项同时被占用。第三，也是最后，那些所谓由发展带给企业家以外的其他人的、以及基于“发展反响”而产生的利润，将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地或间接地进入货币市场。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一过程之所以是附带的，不仅是因为有了发展才有这笔钱，而且还由于有利息存在，由于有可能从这笔钱得到利息收入，这就把那种可供使用的购买力吸引到了货币市场上来。获取利息是购买力所有者提供其购买力的唯一动机——如果没有利息，购买力就会贮藏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商品。　　另一个要素的情形是相似的。我们看到，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储蓄的意义相对地讲是很小的，而所谓现代社会的储蓄规模，不过是那些从发展得来的利润中没有变成收入成分的那些货币额。现在，甚或在有发展的社会中，要是没有那种在无发展体系中不存在的新型储蓄——并且确实是“真实的”储蓄——的出现，真实意义上的储蓄的重要性，也许不足以大得对产业的要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借出一笔钱保证可以获得一笔持久的收入，这就成了储蓄的新动机。由于一笔储蓄额的自动增加会引起其边际效用的下降，储蓄有时反而比没有收取利息时更为减少，这一点也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利息的存在为使用节省下来的钱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储蓄活动的大幅度增加——这当然不是说利息的任何增加都一定会引起储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总是会增加一点。由此可见，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储蓄，部分地是现存利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且在这里，也还有一个“附属的购买力流量”进入到货币市场。　　第三个供给货币市场的源泉是那些长期或短期内闲置的资金，若能获得利息，也会借出。它包括暂时可以自由使用的工商企业资本等项。银行把这些金额收集起来，而一套高度发达的技术则使得每一个货币单位，即使它是为即将发生的支出而准备的，也能为购买力的增加起到一份作用。这里还有另一事实需要说明。我们看到，信用支付手段的本质以及对它的存在的解释，不是为了节约金属货币。当然，利用信用手段进行一项交易，要比仅仅使用金属货币为少。但这些交易只有依靠信用支付手段的帮助才会出现；并且，对于假若未曾有过信用支付手段而同时也会发展起来的那种对货币的需求来说，迄今还未出现货币的“节约”。不过我们现在还必须认识到，除了由发展所带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之外，其它的交易量在以前也许是用金属货币手段进行的，这时银行由于迫切希望增加生息购买力的数量，也能提供信用来结算；也就是说，信用支付手段同样也是由一套银行经营的办法创造出来的，结果，可供支配的货币量就从这个来源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　　所有这些要素，会增加货币市场的供给；也会比在没有这些要素的情况下，大大降低利息率的水平。并且，如果发展不能持续地创造新的就业可能性，这些要素就会很快地使利率降低到零。一旦发展停止了，银行家就很难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可支配的资金；并且，货币的价格除了包含资本本身加上风险贴水和对劳动的补偿外，是否还有别的，也常常成了疑问。为此特别是，而且尤其是在非常富裕的国家的货币市场上，购买力的创造这一要素常常会失去其重要性，人们也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银行家只不过是借资双方之间的中介而已——这一点不论对经济理论还是对金融实践，其代价都是十分昂贵的。从这个观念看来，它只是用企业家所需要的具体商品，或者用那些把必要的生产手段转移给企业家的人们所需要的具体商品，来径直代替贷款者的货币的一个步骤。　　这里可以进一步提请注意一下，庞巴维克曾强调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要求利息和支付利息，只是因为有可能要求和支付利息。银行余额的利息就是一例。没有谁想以这种方式进行投资，而把购买力转移给银行。相反，货币之所以存储起来，只是由于这样存储有利于提供购买力来用于企业经营或个人打算。有时即使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事情也会发生。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存款者可从银行家利用该款所获得的利息中分到一个份额。这种情况一旦变为正常，人们就不会在一家不付利息的银行里保留存款余额。这里，存款者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利息就会到手。现在，这种现象已深深渗透到整个经济生活。每一份微小的购买力都可以获取利息的这一事实，就在这笔购买力上面造成了一种贴水，而不管这笔购买力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样，利息也就强行进入了那些本身与新的组合毫无关系的人们的经营事务中。每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似乎都必须和那股企图把它吸引到货币市场去的潮流作斗争。更有甚者，显然在一切场合，不论何人以何理由需要信用通融，贷款交易——公债及诸如此类等等——都将与这一根本现象密切关联起来。　　14．用这种方式，利息现象逐渐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在观察者面前展现了一个比单纯从利息的内在本质进行猜想时远为广阔的前景。因此，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成本的一个要素。结果这个被流行学说当作根本事实的现象，说明了——同时也提出了根据——为什么我们的解释与流行学说之间有所差别。然而，我们还有一步工作要做，那就是我们还需解释为什么利息最终变成除去工资以外的所有报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实际中，我们常说土地产生利息，同样地，专利权或其他任何可获得垄断收益的商品也产生利息。甚或有些非持久性的收入，我们也说它生息；例如我们说一笔用于投机的钱，或甚至一批用于投机的商品，产生了利息。这不是和我们的解释相抵触了吗？这不是说明利息成了一种商品占有的收入，成了一个与我们的解释全然不同的范畴吗？　　这种表示报酬的方法，在美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已经产生了确定的成果。其推动力来自克拉克教授。他把来自具体生产资料（Producers’goods）的收益称为租金；而把来自生产力的耐久的经济基金（the enduring economic fund productive power）的相同的收益——他称之为“资本”——叫做利息。因此，利息在这里仅仅是作为收益或报酬的一个特殊方面而出现的，而不再看作是国民收入流量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费特教授也得出了同样的见解，但更为有力，其所用方法也有所不同。然而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费希尔教授在其《利息率》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费希尔教授仅仅用人们对未来满足的低估来解释利息的事实。最近，他这样表述他的理论：“利率是缺乏耐性凝结而成的市场比价”。相应地，他把利息与一切在时间上同最终消费相脱离的商品联系在一起。由于后者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可以被“资本化”，结果可以用利息形式来表示，所以利息就不是总收入流量的一部分，而是其全部：工资是人力资本的利息，地租是处于土地形式的资本的利息，而所有其它报酬都是生产出来的资本的利息。每一种收入都是用对未来满足低估的比率折现后的价值产品。很明显，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因为我们甚至不认可其中有基本要素的存在。而对费希尔教授来讲，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基本要素（即对未来满足的低估——译注）会变成经济生活的中心因素，从而必须用它来解释几乎每一种经济现象。　　这里所考虑的一条基本原理，以及它将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普遍以利息形式来表示收益或报酬，可以表示如下。根据我们的解释，具体的商品从来不是资本。可是，在一个充分发展的体系中，任何人有了这些具体商品，都能够通过卖掉它们而获得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具体商品可称为“潜在资本”；至少从商品的主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们可以把商品换成资本。在这一点上，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需要考虑，原因有二：第一，如果我们不考虑奴隶制的情况，那么，很明显，一个人是不能卖掉自己劳动力的。可是也不存在消费品存货和流行理论所说的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因此，原则上，我们立即走回到土地和垄断上来。第二，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是直接产生收入的。由于资本也能产生收入，因而它的所有者不会用它来交换那些不能取得纯收入的商品——除非这些商品的价格可以让一个折扣给他，使他在现行经济时期内能够用此商品实现利润，并且完整无损地重新投下他的资本。但是这样一来，出售者将会遭受损失，只有在出售者处于不正常的情况，特别是不幸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决定。下面我们将紧接着说明这一点。　　这样，若有发展存在，垄断者和“自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的收入与出售他们的自然生产要素或垄断权换取资本而可能得到的收益相比较，因为这种出售可能是有利的。同样，资本家也有理由把他们从利息中所获得的收入与租金或持久的垄断收入——这些他们都可以利用资本换来——相比较。那么，现在要问：这类收入来源的价格会有多高呢？只要是具有求财多得的观点，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把一块土地的价值估计得高于这样一笔钱，如果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足以和那块土地获得的地租一样多。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能把这块土地的价格估计得更低一些。如果对一块土地索价高了（不考虑那些明显的次级的要素），那么它就卖不出去：因为没有资本家愿意买它。相反，如果开价低了，资本家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从而把价格又提高到那个水平。除非陷于穷困，任何一个土地所有者都不会把他的土地轻易脱手，如果卖价所产生的利息还够不上他这块土地所取得的纯地租。但他也不可能卖得更贵，否则马上会有大量土地卖给这个愿出此价的资本家。这样，持久收入来源的“资本价值”就毫不含糊地被确定下来。而那些众所周知的、在大多数场合造成的多付一点或少付一点的现象，却并不影响这个基本原理。　　在对资本化问题的这种解答中，中心的和基本的因素是付予购买力的利息。所有其它持久性收入来源的收益或报酬都和它相比较，并以它为依据——这是由于有利息的存在——其价格是如此由竞争机制所决定，以致把潜在资本的收益或报酬设想为真实利息，也不会造成实际的错误。因此，事实上，每一种持久性收入都与利息相联系；但这仅是就外表的，就每种收入的大小都由利息水平决定而言的。实则这些持久性收入并非利息；在实际上相反的表示方法只是一个简化的表达。它们也并非象应该做到的那样，直接依赖于利息，如果利息的性质可以正确地由“时间贴现”来表示的话。　　我们的结论还可以扩展到非持久性纯收入，例如准地租。不难看出，在自由竞争之下，一笔临时性纯收益，可以按这样一笔货币额买和卖，如果把这笔货币额在交易结束时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息，那么在纯收益停止时，利息额会积累到与一切纯收益借出时所能积累到的相同数量。这里，也是在实际上，购买者资本（buyer's capital）被说成是生息的——并且与持久性收入有同样的权利——尽管购买者不再拥有资本，并且已从资本家转化为租金收入者。如果例如说，有一座高炉不能带来持久性的——也许是垄断的——或暂时的纯收益，而是一种循环流转的经营（抽象掉我们这儿忽略不计的租金），是无利可图的，那么，高炉的所有主将会从高炉中获得多少钱呢？现在，可以说没有任何资本家情愿将他的资本“投资”于这种业务。无论何种交易，只要它一旦发生，都必须不仅使他在工厂报废时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也必须在工厂的经营期间，获得与这笔投资在其它用途下能够获得的利息相当的纯收益。结果，假若购买者除了简单地从循环流转中收取高炉的利得外，没有打算把它派上其他用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设法使高炉在新的组合中发挥作用，那么，它就势必要以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卖掉。出售者必须下决心承受损失，因为只有这样，买主才能获得与他的这笔购贷款可取得的利息相等的利润。　　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工商业者的解释和表达倒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场合中，这些不正确的表达却不会有实际的影响，而且，工商业者之所以要使用这种不恰当的解释，其原因也是相当明显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利率已成为这样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利息又是如此地成为整个经济的晴雨表，以致对它的注意，在每一个实际的经济活动中都是必需的，从而它已进入了每一项经济考虑之中。它导致了自古以来理论家所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报酬，从某个方面来看，都是趋于相等的。　　15．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常常会谈到所谓具体财货的利息，这一简略语言，当然会把理论引向歧途。但现在我想表明的是，那种常常把利息概念延伸到它真实基础之外的理论错误，也会带来实际工作的错误。　　只有在持久性报酬，即租金和持久性垄断收益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其它情况下，报酬或收益的这种“利息方面”才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无害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让我们首先考虑上面提到的高炉例子。在我们的假定下，高炉的买主在高炉的使用期内，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使他可以收回其购置货款，外加利息——这个我们假定他作为收入而花掉。现在，如果所有的经济条件不变，那么当高炉报废时，他就可以花费同样的成本建造另一座完全同样的高炉。但是，如果花费比原来大，那么他就必须在提取的折旧基金上添加一笔钱，以补足所需的重置费用。这样，从此以后高炉就不再为他提供纯收益。现在，如果高炉的买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重建高炉，而是把所收回的资金投到其它地方去。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让自己被利息的外表所蒙骗，那么他将遭受损失，尽管在他这方面的卖方或许也已经受到损失，而当时买主也正确地相信他已做了一笔合算的交易。乍看起来，这种情况颇为费解。但我们仍不准备另作说明，因为只要读者加以适当注意，问题应该是清楚的。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也不少见，那是把持久性纯收益与那些并不产生它们的商品相联系的结果。当然，其它错误也会带来这种失望。另一方面，这种失望在特殊有利的环境下也许不会变为现实。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为上述情况，在经验中找到足够的证据。　　如果纯收益的确存在，但并非持久性的，例如一个企业仍然可以分期获得少量的企业家利润，或者获得暂时的垄断收益或准地租，情况亦复如此。如果有人依然称之为生息，那么只要他意识到这些报酬或收益的暂时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一旦人们把它们解释为利息，那么就很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持久性的；的确，有时这种表达就已经是这个错误的一种迹象。于是人们自然会感到最不愉快的诧异。这种利息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递减趋势，甚至可以突然中止。固然，工商业者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抱怨日子不好过，而且叫喊要实行保护关税，政府援助等等，或者认为自己成了特殊不幸的牺牲者，或者——理由更充分些——是新竞争之下的牺牲者。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它有力地证实了我们的解释。可是，我们的讨论又明显地回到了原来的基本错误上来，这些错误，在实践中会导致不正确的措施和更为痛苦的失望，在理论上则会导致我们正在批判的有关利息的种种解释。　　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譬如说某人的生意“获利”达30 ％。这当然不仅仅包括利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没有把企业家的活动视为一种支出，因而没有把对这种活动的付款或报酬算在成本之内。如果不是这样来解释，那末，收益就不可能是持久性的。工商业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这种结论。为什么工商业会持久地“生息”呢？的确，工商业者常常认识不到收益的这种暂时性质，并对其不断减少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假设。而且，买主还常常为期望所诱惑，以为这种收益能持续下去——他至多也不过认识到，先前的所有主的经验也许和这种收益的大小有些关系。于是他自动地运用利息公式，而不是应用正确的计算方法。如果他严格从事，如果他按现行利率将收益予以“资本化”，那么失败将会随之而来。每一种企业的收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消失；每一项企业，如果它保持不变，不久也就会失去其存在意义。　　个人的工业经营只是工资和地租的持久性源泉，而不是任何其它收入的持久性源泉。在日常实践中，最容易忽视这一点并遭受上述不愉快经验的人，要算是典型的股票持有者。也许有人认为，一个股东甚至用不着定期地改变投资，就可以得到持久性的纯收入，根据这一“事实”，可以制造一条反对我们利息理论的意见。按照我们的看法，资本家必须首先把钱借给一个企业家，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借给另一个企业家，因为第一个企业家不能持久地处于支付利息的地位。由于我们认为股东的特点仅仅在于提供资金，并从同一个企业中取得一份持久性收入这个反对意见似乎很有力。然而正是股东的情形——以及每一个把自己的命运永远和一家企业联系在一起的贷款者的情形，表明了我们的解释是多么的和现实相符。因为这一“事实”是非常可疑的。公司能永恒存在下去吗？它们能永远支付股息吗？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但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有些产业部门，比如铁路，即使没有永远的垄断权，至少在长期内垄断是靠得住的。这里，股东干脆就是坐享垄断收益。第二，有这样一类企业，按照它们的性质和计划，总是在不断地别开生面，它们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持久的新企业的形式。这里，企业的目标经常在变，领导人物也随之而变，从而事物的实质就是使那些具有相当才能的人总是出现在领导位置上。新的利润总在出现，如果股东失去他的收益，这实际上并非必然，而只能作为个别情况下的不幸来加以解释。但是，如果撇开这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只在不处于垄断地位上经营一种确定的业务，那么至多也不过存在有作为自然要素的租金的持久性收入，除此而别无其它。现在，实践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实际上竞争不能立刻起作用，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企业可以继续保持剩余。没有任何上述这种工业企业，能够保持经常用金钱来塞满股东的口袋；相反，它会很快陷入象泉水干涸那样的可悲境地。因此，资本的偿还总是隐藏于股息之中，尽管机器的磨损等等总是小心谨慎地由折旧帐户给予照应。因此，推销到成本中去的数字常常要比实际磨损大得多，许多公司都在设法尽快地摊销掉其全部资本，这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到了一定时期，当收益仅足以抵消成本时，这种企业实际上也就毫无价值了。因此，想从同一企业的利息中得到一种持久不断的收入，那是不可能有的事。任何不相信这一点并按此行事的人，只有在遭到损失之后才会明白过来。所以，股东收取股息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我们的解释是错误的——而倒是适得其反！　　16．这一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分析统计资料和考察有关利息问题的有效工具，还有待分晓。当然，比起其他解释来，它似乎把货币、信用、银行业务等方面的事实，同纯理论结合得更为紧密。作者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把这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其中对例如黄金储蓄与利息的关系、货币制度对利息的影响、不同国家利率的差异，以及汇率与利息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将一一加以讨论。　　我们的论点也应该能够说明利息率的时间变动。其实主要倒是从这类事实可以证实我们的根本思想。如果经济生活中的利息——通常称为“生产性信息”——的根源在于企业家利润，那么两者就应该密切地一起变动。事实上，短短的波动正是如此。在较长时期，我们还可以发现新组合的流行与利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涉及因素太多，而且一旦超出（比如说）十年的界限，所谓“其它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变，以致要证明这种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事。因为那就不仅必须考虑政府的举债、资本的转移、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而且还有许多更为棘手的问题，这里不可能加以讨论。　　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利率必然显示出一种从长期看来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许多人已经几乎成为教条，而我们的理论中则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观点。其实这种强烈的印象主要是由于那种说明了中世纪利率数字的冒险因素；而真实的利率并没有任何明显的长期趋势因而利息的历史倒是证实而不是否定了我们的解释。　　这些意见已经说得够多了。无论我们的论点多么不完善，也不管它是多么需要更精确的阐述和更好的修正，我相信，读者无论如何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要素，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中迄今显得困难最大的那个部分。这里我只有一件事需要补充：我只希望说明利息现象，而不是证明其合理性。利息不同于利润，比如说，它并不象利润那样，是给予成就的奖赏意义上的一种由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相反，利息不如说是一个对经济发展的制动闸——在交换经济中是一个必要的制动闸，是“对企业家利润的一种课税”。当然，这样说并不足以谴责利息有罪，即使人们把谴责和赞同也包含在我们这门科学的任务之内。面对那些谴责性的审判，我们要宣扬这个“经济体系的ephor”的重要功能，并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息只是从企业家那里拿走了否则是属于他的东西，而不是来自其他任何阶级——除去消费性信贷以及生产－消费性信贷”的情况。尽管如此，可是这一事实，与利息现象并非所有经济组织的必要因素这一点结合在一起，总会使对社会条件的批评家在利息中，比在其他任何事物里面，找到更多可以反对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要表明，利息只是进行新组合的一种特殊方法所带来的结果，而且这种方法比竞争制度中的其它根本性的体制惯例，更加容易改变得多。[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 经济周期——初步评述下面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今天比起过去来，将会更加需要一种对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料所进行的综合处理，以及依据那些表明经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指数而制订出的许许多多的个别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要把这一章发表出来，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没有作其它任何变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章在危机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为我仍然坚持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为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作出贡献，而且也因为这种贡献表达了事物的实质。为此，我准备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意见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这里我仅提出两种意见。第一，一种批评说我的理论只是“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非常文雅，是由我最为尊重的一个最有才能的权威提出来的。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它的真实意义，我自己必须更加鲜明地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与“价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着坚信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曾经注意到的，那种被吓怕了的经济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把科学的解释依据于明显的同时发生的或相应引起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种和缓程度上依据于先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创办狂热，如此等等。这种理论是枯燥乏味的，这样的解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见解。不只是因为我经常讨论外在的行为，从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论中只能包含在每一种关于经济事件的表述里，即令是最客观的表述，而且也因为我解释这种经济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只是用一种自动运行的客观的一连串因果关系，那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情况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本书第二章所说明的诸般事实。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我的理论未能解释危机的周期性。但我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跟上一次萧条，而每一次萧条又跟上一次繁荣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实际长度。但是这一点没有理论可以从数量上来解释，因为它明显地要依靠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仍然给予一种一般性的回答：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　　但是洛伊还意指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由埃米尔·莱德勒整理于下。我的论点被说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以周期性云集的方式出现，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出现，以及如果情况有利，他们是否经常出现和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或许认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释的企业家们的云集性的出现，连同它引起的现象，构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我的整个论点都在于解释这一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家们所由以出现的条件——不管竞争性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在第二章阐述过，并且可以简要地和部分地描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更为有利的——这样一种条件是必须经常完成的；由于人们的主观限制条件和必需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达到；还要加上一种经济情况，它是能够相当可靠地估算出来的。假如人们坚持我们关于企业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设条件的话，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们出现在这些条件和情况下，就象任何人眼见有利就立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那样，是比较易于理解了。　　现在，我并没有任何批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理论与迄今在这一领域中作过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在彻底性与完备性方面是难与后者相比较的。依照从尤格拉那里得出来的观点，经济的波浪式变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看来这个观点对两者都是一样的。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我不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经确立了这个观点——那就是变动着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c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同意如下的观点，那就是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历史上追溯到这种变动状态明白无误地首次出现的时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格兰只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开始）。再者，我们同意钢铁消费数字是经济情况的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我承认这是从我的理论观点出发的正确指标。我们同意这种因果联系首先开始于以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商（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达的，繁荣的出现是因为“较多的资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业中固定了下来，并且这种冲击接着就传遍于原材料、劳动、设备等等市场上。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理解资本，从它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说；例外的情形只是，创造购买力在我的论点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点中则不是。到目前为止，我只应该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资本投资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在间隔里大批、大批出现的。很明显，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对此我提出了一种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过的解释。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muster kreislauf）的概念。我们的差别，在于对那种使繁荣中断并引起萧条发生的环境，有不同的解释。在斯皮托夫看来，这种环境就是一方面相对于现有资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资本品的生产过剩。作为对这些实际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个要素上，并且试图使我们懂得，何种环境诱使工厂设备、建筑材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地生产超出当时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而我的理论却在于试图解释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现的事态，这可以概括如下。考虑到在第二章中已经确认了的情况，那就是通常新企业并不产生于老企业之中，而是出现在它之外，并以竞争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业的出现就大批、大批地给予老厂商以及给予既成经济状况以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改变一切条件，从而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我们之间的差别，将会通过更详细的讨论而进一步缩小。　　不可能使我原来的说明更加简短而又无懈可击。但是，我还是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削减以使这个基本思想显得更为明确。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将给论点的层次加上标号。　　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曾描述过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停顿地延续吗？它类似于一棵树的渐进的有机成长吗？经验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经济体系并不是连续地和平滑地向前运动。大多数不同种类的逆运动、退步、事变的出现，阻塞着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价值体系中也存在着对它产生干扰的崩溃瓦解。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如果经济体系对于发展的光滑线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话，那么它们便几乎不能构成一个特别要求理论家注意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个人或许会遇到对它十分严重的倒霉事情，而理论又没有理由深入到这些现象之中去。同样地，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设想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么就不需要一般的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在这里论及的逆运动和退步却是经常的，经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的周期性便会显示出来。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那么实际上这就使得对这类现象的抽象，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况是这样，当一个挫折被克服之后，早先的发展又从它被打断之前所已达到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这个挫折的意义从原则上讲就不是很大的了。我们或许可以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他们抽象掉，我们却已经考虑到所有这些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发展，而且还使发展归于终结。大量的价值被消灭；经济体系中首脑人物计划的根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这个经济体系，在其重新向前发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价值体系也需要重新组织。并且，重新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简单是旧过程的继续。经验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是，它或多或少地朝着一个与早先相类似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连续性却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情况，并且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的行动；许多旧的期望与价值被永远埋葬，而完全新型的东西出现了。从经验上说，也许存在于各类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干线，正好与整个发展的大致轮廓相吻合，然而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线。企业家不能够越过挫折阶段并将他们的计划原封不动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非它完全脱离与事实的接触。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样一类现象，这一类现象与其它发展现象相对照显得十分鲜明，而且与其它发展现象显然处于某种对立地位。一开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种一致现象。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的发展过程的特殊崩溃现象，似乎总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们看作是一种而且是同一种现象的各种形式。尽管如此，可是危机的这种同一性确实并不持久。相反，它主要只是存在于对经济体系与个人产生的影响的相似性上，并且存在于有些事件习惯于出现在多数危机场合的这一事实中。但是这种影响与这种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外在与内在的干扰一道出现，而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归是同一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识别的。没有理由让我们事先就作出这样的假定，那就是，危机彼此之间相同的地方，较诸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危机是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异的现象，危机可能，也许不可能，作纯粹经济的解释。当然，毫无疑问，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但是，没有丝毫把握断定，他们是属于经济体系的性质，或者甚至在它们必然地产生于经济因素的自身作用的这种意义下，属于任何一种体系。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存在于纯粹的经济范围之外，换言之，危机是外界给予它们干扰的结果。危机的次数，甚至经常宣称的危机规律性，都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里。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自身适应新的情况的过程。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开头就可以谈到一件事。如果我们说到危机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规模的干扰，那么除了干扰的事实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属性。目前，也可以在这一广泛意义上设想危机。经济过程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不同的三类：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阻碍后者未受干扰的进程的过程。这种排列绝非远离现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区别这三类相互分离的现象。但只有更加详细的分析，才能表明它们当中的一类是否归于其他两类中的一类。　　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已为危机历史所证明。这些干扰已经在经济实体中的每一个可以设想的地方爆发，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它们有时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场合，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中；在后一种场合，有时体现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装的变化），有时体现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绝大部分的各种工业集团来说，所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是另一个行业。有时危机以对资本家产生特殊影响的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有时则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会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进来。　　乍一看，在表现出来的形式上去寻求危机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要素导向这样一种流行的和科学的信念：危机总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容易看到，这些可以从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所有危机来说，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的。举例来说，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没有危机的恐慌。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无论如何与危机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大多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狂热”、“生产过剩”等标语口号，也都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势，那么大量的投机就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几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每一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同样地，个别商行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要素，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种意义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这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尽管根据这一主题的描述文献，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但是除此而外，危机的个别内容细节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危机没有一点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形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都能通过对经济体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们可以立即承认，例如战争爆发可以引起足够大的干扰以至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绝不是规律。例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并未立即导至危机。但是那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假定，一个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且其经济制度被设想为在我们的含义上达到充分发展的海岛国家，被一支敌国舰队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口与出口同样受到阻碍，价格与价值体系被扰乱，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锚链被拉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设想的，都已经实际上出现，并且的确代表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得到解释，因为原因、战争都是经济制度以外的要素。由于经济范畴内这种外在实体的作用，危机便产生出来并且同时得到解释。这些外部的因素屡次地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坏收成，这样的收成明显地会引起危机，并且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危机通论的基础。　　但是，即使不象战争或气象条件那样显著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的各种环境，也必须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干扰原因的结果，从而在原则上看作是偶然的。举例来说，保护关税的突然废除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样一种商业措施当然是一种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够精确地断定它的外貌，我们只可能考查它的结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的观点出发，它基本上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影响。这样，就存在并非我们所谓的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正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所以，我们从纯粹经济的观点不能一般地谈到关于它们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们必定会被当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问题产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们所说的纯粹经济危机呢？是否存在着没有我们刚才举例所说的外界刺激而出现的危机呢？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实际上已被确认：危机总是外部环境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关于真正的危机的经济理论，并且我们将无所作为而只能简单地证实这些事实，或者至多试图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摆脱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由另一个国家提供财政资助，如果繁荣的波浪冲击后者，而后者比前者对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用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从先前投资中收回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事件很快地并且轻率地发生，那么它就显然能够在先前的国家里造成危机。这一实例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经济原因可以引起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是屡次和广泛地被认识到的。很明显，这不仅可以发生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并且在一定情况之下，还可以发生于一个经济区域内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当危机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的时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纯粹经济的，属于我们正在寻求的那一种吗？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体系的材料数据；并且在解释该体系内的现象时，只能够充当非经济要素的角色。对于正在考察中的经济体系，它们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条普遍规律，那将是徒劳的。　　最后，在抛弃了危机的所有外来原因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属于纯经济性质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说，这些原因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未呈现出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每一种新的联合，用我们的老话说，都有招致失败的明显危险。尽管工业的所有部门铸成致命错误的情况极少，但是它们还是发生了，并且，如果存在问题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便可由它们而产生。然而，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不过是小小灾难，可以在每个场合作个别解释；但从作为经济过程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当我们对所有项目进行抽象时，是否还剩下什么就很值得怀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说，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结果，任何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关于危机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就不能多说什么。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相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种历史场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以认为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荒唐悖理之处，从而使得任何寻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没有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明显。顺便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大规模危机的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场合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较诸进入一般性理论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除了是作为对任何一种实际情况中的诊断或补救方针的一种贡献外，我们再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工商业者几乎总是试图用手头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危机，那他们也不都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于试图建立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性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都是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对抗，而只是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这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同时将我们的讨论转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发现，确立了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 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是足够精确的：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能够选择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现在，（ａ）将要解释这个答案，（ｂ）然后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ｃ）再据而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因果关系的过程（见本章⒊）。第三点包含一个新问题，不对此问题加以解决，这一理论就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论点，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却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正如读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与我之间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差异一样。人们还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问题已由我们的论点——在不存在困难与不存在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的帮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企业真是彼此独立地出现，那么，就不会存在象特殊的、可区别的、显著的和有规律复发的现象那样的繁荣和衰退了。因此，它们的出现一般就会是连续的；它们将会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并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变化都相对地小，因此，干扰仅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是易于被克服的。于是将会不存在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从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这适用于有关把那种要素当作危机原因的任何危机理论，特别是一切“比例失调”理论；这种现象是从来不会让人们弄明白的，如果不论原因如何，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因不能这样来发挥作用，从而让其结果得以被连续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繁荣之时与不景气之时。黄金或其它通货膨胀将会仍然加速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会阻碍它；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都将会施加它们各自的影响。例如，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被迫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经济体系进行的调整，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必要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的蹂躏与社会的动乱，对重要市场的破坏，对所有数据的改变，等等，都将会告诉人们危机和不景气是个什么样子，即使人们对它们还不了解。但是，上述这些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那种繁荣和萧条。这类事件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自身的活动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经足够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通过特殊的外在原因来加以解释。我们应该特别记住一种总是促成，并部分解释繁荣的有利情况，这也就是每一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事态。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业者，存在着原材料、机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库存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着异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说明斯皮托夫与米切尔时举例那样，这些事实确实几乎在每一次考查这种现象中都起作用。但是很清楚，我们绝不能依靠这些结果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首先从繁荣中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的话。因此在这里，由于只有关于事物的原理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彻底阐述那些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情况（坏收成、战争谣传，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忽略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效果，但是它们却不是与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第一，我们在第二章中的观点允许我们期望：大量新的联合将不会产生于老的厂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与它们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相竞争——经验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幅度时它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出发，这既不是一种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要素；对于繁荣与不景气的存在它也不是关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出现的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极大增加。这就开始了第二性的繁荣，这一繁荣将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普遍繁荣现象的传递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则便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从企业家们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消费”（斯皮托夫）用品的生产者，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渠道，从而所有现存的消费用品最终都会以不断上升的价格出售。于是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业务，而且为此目的，越来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弃了的生产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来。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各个地方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如同在通货膨胀时期，比如当战争开销是用纸币支付，从而暂时获利一样。许多事物漂浮在“次级波”上，而并不具有任何来自真正驱动力的新的或直接的冲击，最后，投机性预期会获得因果意义。繁荣征兆本身，最终将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成为繁荣的因素。对于商业指数理论以及对于理解整个商业情况，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级波与第二级波之间的区别才是实质性的；并且我们还要注意，后者可以径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据一种以我们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而推敲出来的理论，任何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事物都将会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但是在一种象当前这样的阐述中，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印象，而这在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从我们的论点得出的结论是，在繁荣的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误差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多数危机理论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这个要素。可是，误差不会在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现；神志清醒的人们，只有在或多或少仔细地考查了事实的基础上，才进入生产过程。尽管估计不周会发生到危及个别企业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场合或许要危及整个工业，然而通常这却不足以危及整个经济体系。这种一般性错误究竟是如何能产生的，从而使整个体系都受到影响，并且，作为不景气的一个独立的原因，而不只是作为不景气的结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释？一旦不景气由于其它理由而来临，它自然会扰乱许多先前相当合理的计划，并且会造成否则就很容易克服的错误变得危险。最初的错误需要特别的解释，否则就什么都不能解释。我们的分析则可以提供这种解释。如果繁荣时期的特征不仅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业活动，而且是实现新的和未经试验的组合，那么，正如第二章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会立即可以明白，误差在那里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种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在循环流转中的作用。尽管如此，可是在这里将不会找到“误差理论”（error theory ）。相反，为了摆脱任何一种这样的印象，我们将隔离这个要素。它的确是一种支持和加强的情况，而不是理解这个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过任何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不可能认为是“虚假的”工作；即使不存在技术的或商业的“差错”，或“投机狂热”，或毫无根据的乐观和悲观；即使每个人都赋有广阔的先见之明，但仍然会存在周期运动——尽管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繁荣所必然创造的客观情况，将独一无二地解释这个事物的性质。　　（ｂ）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每一个适当选定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使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已经解释了的原因，实现新的组合是困难的，并且只是具有某种特性的人才能接触到。关于这个问题，最好是通过设想一个较早时期的例子，或者设想一个非常类似于处在经济尚未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也就是处于高级停滞阶段的经济状况的例子。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才能，而且只有少数人在这样一种状况里，也就是在一种本身尚未成为繁荣的状况里，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可是，如果一个人或少数人成功地前进，那么许多困难便会消失。于是其他人便会步这些先驱者的后尘，就象在此刻所能达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将要明确地去进行那样。他们的成功，通过不断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碍，将再次使得上述进程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更多的人跟踪而来，直到最后创新为人们所熟悉，并且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事情。　　第二，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企业家的资格或要求条件，同其它特性一样，是依照误差法则在纯一种族群体中分布的，所以，在这方面满足累退标准的个人数目将会不断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况——在黑人人口中少数欧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连续地日益减轻这项任务，那么，更多的人能够和将会成为企业家，于是，在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出现之后，不仅伴随以简单地出现其他企业家，而且出现的数目不断增加，尽管他们日益更不合资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条件。这就是实际情况，而对它的证言我们只不过加以解释。在仍然存在竞争和大量独立的人们的企业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新的单独出现——压倒多数地在工商业中特地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工商业如何以变化不同的速度和完整度来掌握它，首先是少数单位，后来是不断增多的单位。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与消除企业利润过程相关的现象。这里，我们又将对它进行考虑，尽管是从另一个角度。　　第三，这解释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一种首先在创业者出现的企业部门确实达到了消除企业家利润的地步。实际情况也揭露了，每一个正常的繁荣开始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部门（铁路建设，电力、化学工业等等），并且从它所开始产生的企业的创新中获得特征。但是创业者不仅在他们首先出现的生产部门里为他人消除了障碍，而且由于这些障碍的性质，事实上也在其它部门里消除了障碍。许多事情可由后者所摹仿；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对他们产生作用；许多成就也直接适用于其它部门，例如国外市场的开发，且不论不久就要出现的、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情况——上升着的价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领导人物在他们最直接行动的范围之外发生作用，于是企业家团体将更进一步地增加，经济体系较之在另外的情况下，将更为迅速地和更为完全地被拉入到技术的和商业的重新组织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构成繁荣时期的涵义。　　第四，发展过程越是变得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变得对一切有关方面只是一个计算问题，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是变得微弱，那么，激发创新所需要的“领导”就越少。这样，企业家成群的出现就变得越是不显著，周期运动也就变得越是温和。很清楚，我们解释的这种结果也明显地为现实所证实。经济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发生作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销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规模联合仍旧仰赖于市场情况，而这一现象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决定，这样，创新的普遍有利的延迟到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建筑业，——有如美国的铁路政策——就偶尔地成为可能。可是，只要能发挥作用，这个要素也就能证实我们的解释。　　第五，新组合的成群的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要对繁荣时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释。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增加资本投资正是未来繁荣的第一个征兆，为什么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第一个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尤其重要的是，为什么铁的消费增加。它能够解释繁荣时期新的购买力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的特征性上升，而对于这些问题，单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释。更有进者，它能够解释失业的下降与工资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货运的增加，对银行收支和银行储备的日益抽紧，等等；并且，象我们已经说过的，还能解释第二性波或次级波的放出——繁荣传遍及于整个经济体系。　　３．（ｃ）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它不象后者那样，意指一种连续的，并且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位置的干扰，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当由企业家们的连续出现而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吸收，企业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现则需要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物并使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清理的过程，或者象我过去常说的那样，一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依据我们的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状态，适应于由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的境况。　　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下述事实，即仅仅关心自己企业制订计划的各个企业家，完全不考虑他人成批地接踵而来，因此，遭到失败。从个别企业的角度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数人的同样行为的普遍作用所剥夺或抵悄，这一点当然是真实的。当我们解释生产者在他们各自努力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中，是如何发动了趋向于消除整个体系的剩余价值的机制并使其运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了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同样，普遍作用在这里也可能使那些对个别人正确的东西变成为谬误，并且，这种要素实际上将在大多数的危机中起作用，因为，尽管处于这个企业家之后的这种蜂拥而至的情况，是他事先所知悉的，并且也不能对他攻其不备，然而对情况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却可能常常估计错误。可是，由繁荣引起的干扰的本质，却并不在于它时常扰乱企业家的打算这一事实，而是在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荣时期“争夺生产资料的竞争”，引自莱德勒的话——提高了这些物品的价格。实际上，这种趋势已被下述事实所减弱：至少有些新的企业不会与老的企业并行出现，而是从老的当中产生；并且老的企业也不会光生产而不要利润，而是仍然要赚取一些“准地租”。可是，我们能够对这种经营的性质作出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创新都体现在新建立的行业中，都单独由新开辟的购买力提供资金，并且发生在一些完全属于循环流转的，并且无利润可得的，因而由于成本增加而开始亏本生产的行业之旁。现实生活与这种构想相抵触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实际上，仅仅是笼罩于繁荣时期的气氛就掩盖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在繁荣开始以后不久，并且只要它只是以增加的需求来表达，那么这一繁荣对许多生产者来说便意味着苦难，尽管当产品价格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又将减轻。这种苦难，正象在第二章所解释的那样，是将生产资料从老行业撤出并用于新用途的过程的一种形式。　　第二，新产品在几年以后或更快地找到市场，并与老的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力的商品补充——从理论上说抵消购买力而有余——进入到循环流转。另一方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实际上为前一节所述原因所缓和；更进一步，由于如下事实而缓和，也就是由于某些投资在程序上远离最终产品，因而这种补充只能逐步地出现。但是，这还没有接触到过程的本质。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入都减少。且不论创新带来赢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们的亏本生产便只能受到仅仅暂时有效的缓冲器“准地租”的牵制。正因为老行业大都底子较厚，并且看来特别值得享受信用待遇，从而他们的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他们的部分破产会影响新企业的成功。这种破产受到下述与我们的解释框架极相符合的事实的缓冲：这种繁荣首先从来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从而让其它领域不受到干扰，并且后来仅仅以一种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响其它领域。正象企业家成群地（en masse）出现那样；他们的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由于企业家们不是各做各样，而是做非常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平均时间——尽管实际上很自然地要依赖于许多其它要素——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繁荣时期的长短。新产品的出现引起价格的下跌，这一下跌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终止了繁荣，或许会导致危机，或必然要导致萧条，于是所有其余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业这种结果的出现导致信贷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正处于——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偿清债务的地位；同时因为其他借入者没有插手进来，这就导致新近创造的购买力的消失，恰好正当这种购买力的商品补充物出现之时，于是它能以循环流转的方式不断重复生产。这个论点需要细心维护。首先，这种通货紧缩必须和其它两种情形区别开来。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这不仅逆向着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且也逆向着前段萧条时期的价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业家偿还欠债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很明显，新产品的价格之和在正常情况下要大于这些欠债的总额。这也本应该，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产生和欠债清理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只考虑欠债减少的效果。通货紧缩还出现于已经存在的或者为银行界所预期的不景气之中，因为银行主动努力限制信贷。这个因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它是附带的，而不是这个过程所固有的。这里，我们还是不考虑这个因素，尽管我们既不否定这个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虑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于是，更进一步，我们的公式包含两个抽象概念，它们将使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显得更为清晰，但却排除了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的缓冲影响。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实：新产品一般仅仅包含生产过程的投资折旧额的一小部分份额，因此，当新企业准备投入生产时，在繁荣时期的总费用中，只有一部分，并且大都只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销售的形式来到市场；所以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也只是逐渐地离开流通，部分地也只是在繁荣的后一段时期当更多的信贷追求者（credit seekers）被带入到货币市场的时候。通过储蓄对新的购买力的重新吸收，并不改变通货紧缩过程中的任何东西——但是许多国家、自治区以及农业抵押银行一旦遇上正在减缩的企业方面的需求，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业家负债的逐渐消失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当利息渗入到循环流转的现代经济体系时，信贷甚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只要现在有年复一年生产的商品与之相对应——这是进一步缓冲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因素。然而，由于所有那些原因，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是有效的，并且出现成功的企业对欠债进行清理的情况。因此，当繁荣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通货紧缩即使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形式，也一定会自动地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理论导致了长期的物价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下跌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被19世纪的物价历史对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证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货币制度变动所扰乱的两个时期，即从拿破仑战争至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时期，以及1873－1895年时期，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所预料的特征，即每一个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时，消除了周期波动的物价曲线是向下倾斜移动的。　　最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寻求信贷的企业家没有经常地进入清理债务的境地。这有两个原因，并且在实际上还可加上其它的原因，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为或是我们称为基本要素的结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于外界产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意义下或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附属的。首先一个原因是，如果在那种呈现繁荣的工业的成功的刺激之下，许多新的企业涌现出来，以至于在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生产大量的、通过价格下跌和成本上升——这种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们考察中的工业服从于所谓报酬递增规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出现——消除了企业利润的产品，那么，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向前的冲击力就会消耗殆尽。实际上，即使在有竞争的社会里，消除利润也仅仅是近似的，并且这一过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润的保存，也不排斥损失的立即出现。对企业家在其它工业里得以出现的限制，以及对发展的次级浪潮所引起的现象的限制，可以类似地加以确定。当达到限制的时候，这种繁荣的冲击力便被耗尽。第二个原因则解释为什么新的繁荣并不径直地随之而来：因为一批企业家的行动同时改变了经济体系的各项事实，破坏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经济体系中显然不规则的运动，而这是我们所设想的一种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这使精确计算一般成为不可能，而特别是对规划新的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后一要素——那种源于繁荣的新创造而特有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第一个命名的限制大都仅表现在个别地方。可是，他们两者，第一，便会被许多个人的先见所预料的那种相应而生的现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会较其他人更快地开始感觉到紧张，如同银行的情况；有些人又感觉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上升，如同许多老企业的情况；并且由此而相应地发生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确实为时过晚，但是当时他们，尤其是较弱小者，确实是以受恐慌冲击的方式发生反应的。第二，他们又会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这些事件虽然总是会出现的，然而这些事件却是在繁荣所产生的从不曾有的不确定性中获得重要意义。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经验的人，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都设想他可以引证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说，不利的政治谣传，作为原因，以及为什么推动力实际上经常由这些而产生。第三，他们还被来自外部的干涉行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银行对这种缰绳的有意识的拉动通常是干涉行为中最为重要的。　　４．如果读者对于所论述的东西加以深思，并且基于实际素材或者基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任何理论的论点，加以检验，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正在被解释中）是如何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素，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并从而导致相对稳定性的暂时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至于以下述一系列事件为特征的危机爆发——恐慌、信贷制度崩溃、破产扩散以及其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说一下，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过程并未表现出有什么根本问题。　　以上所述，直接导致对萧条时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现在表现为单一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信贷收缩引起通货紧缩——在一系列事件进程中所有处于次级增加的现象。更有进者，资本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减少，由此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生产工业的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相类似标记的下跌，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未满额的定单，都可从这里获得解释。随着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险系数被消除——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可以从原因上追溯到通货紧缩，即使这种需求由于破产等等而增加，但对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终仍将下降，并且，这个过程已经透入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萧条的图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依时间次序表现出来。第一个原因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而且是在极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预料的。这尤其发生在专门投机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场上。这样，股票市场有时远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就表现出投机的初步危机，这个危机于是又被克服，并为仍然属于同一繁荣时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进一步的上升运动，创造条件。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实际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升，常常预期那种不过是作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样，因而一个相类似的现象在这里出现。只要当繁荣达到其外部极点之前，考虑到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刚才所说的意义上所指的资本投资的减少，企业家活动的同样减少，以及例如生产资料工业的停滞，可能都会出现；但是并不一定它们应该这样。相反，如果这些症兆在繁荣终止之前照例地出现，那么，这便是因为它们处于那种相当迅速地能预测什么将要到来的因素的影响之下。但是，第二，各种各样的情况将导致在事情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次要因素常常显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出借者对利率的上升表现出焦虑，并且仅仅到了不景气的晚期，那种作为事物最本质特征而通常在正常过程中很早就显示了出来的影响，才会表现出来。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应当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极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存在着失业工人，因而工资不会在繁荣时期立即提高一样，工资和就业数额由于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障碍存在，因而通常也不会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下降。工商企业界努力保护自己以防价格下跌，并且在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这种完全“自由”实际上哪儿也不存在——，当银行提供其资助的时候，它与暂时的成功相抗拒，这样便使最高价格水平常常迟于转折点。这是危机调查的基本工作所应得到的所有这些要点。但是，无需进一步的证实，这里足以说明，所有这些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只不过我在上面所提及的发生在其它领域的相类似的现象，却支持着反对价格理论的论点。　　不景气时期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了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的景象，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是我们从寻找一种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从适应于已经相当迅速和相当可观地改变了的一般情况，来进行解释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倒是易于理解的。日常的资料围绕每一行业而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性质，只能通过经验而了解。有了新的竞争者：老主顾和过往商人没有出现；对新的经济事实的正确态度必须找到；不可估计的事件——对信贷的不可置疑的拒绝——可能出现于任何时候。“纯工商业者”面对存在于常规之外的问题，面对他并不习以为常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他造成错误，而这些错误将成为进一步出现麻烦的重要次级原因。投机是一个进一步的原因，通过投机者所经历的苦恼，同时也通过投机者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测，使得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发而增长。没有一个地方能看清楚最后的结果；而与危机无关的弱点则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企业的收缩与企业的扩展，最终将会证明是反应的正确方式，而不可能是在当时提出的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值得相信的理由。情况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不明确性，在我看来，理论毫无根据地利用它们来解释不景气的原因，将真正成为实际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调整过程中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规律地和不可预料地明显出现的损失，造成不景气时期的独特气氛。产生票据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荣时期从商业上和社会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的投机要素，尤其遇到困难。对许多人，特别是对投机阶层以及部分依赖于需求的奢侈品生产者，情况在实质上比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对于它们，似乎所有这些事物的末日已经来到。从主观上来说，特别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那么转折点出现在生产者面前，就象是迄今为止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爆发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不景气一样。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更严重的是那些还将要继续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这些在仅够偿付成本的价格之下所引起的银根紧缩，甚至可能是无力支付等等进一步的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致于每一种经济周期理论都必须对它作出解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但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这种生产过剩被我们已经注意到并作了解释的繁荣的扭曲所加重了。一方面这种环境条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气过程中出现在许多工业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有可能用各种不协调的理论来描述不景气的外部形式。每一种这样的理论的要旨，都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以及据认为不协调存在其中的有关的特殊数量。对我们来说，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这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经济体系中失掉均衡而产生的，正象生产过剩一样是一种中间现象，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因。与此相联系，在各个工业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协调，但在不同经济阶层的收入之间却不存在不协调，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扰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并且除了以货币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则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有损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获利或受损，但让总的消费者需求不受干扰。　　繁荣的偏斜或偏离正轨，在很多情况之下也具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局势的紧张和危险，对工业的一切部门来说，并不是同等程度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经说明了的，许多部门几乎完全不受干扰，有些部门也仅仅受到较小的干扰。在每一个工业范围内，新企业一般比老企业受牵连更重，这似乎与我们的说明相矛盾。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解释：老企业拥有缓冲器“准地租”，并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积累储备金。它被埋置在保护关系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银行网络的有效支持。它可能失利若干年，而其债权人却并不感到不安。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维持长久得多。而新企业总是严格地和被怀疑地受到考查；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便利；并且它只要显出一点遭遇困境的信号，就会被认为是频临破产的债务者。这样，所有情况变化产生的反应作用，对新企业就比对老企业，要显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惊人。所以，它在前者场合比在后者场合更容易导致最后的结果——破产，而对于后者则开始了一种缓慢的衰变。这就歪曲了现实的图景，并且也是为什么对危机中的一个选定过程只能以一种重要的限制而加以论述的原因；因为只有那种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自身最为完善的厂商，具有渡过危机的最好机会。但是这不影响这种现象的本质。　　５．尽管我们有理由说，形成不景气周期的调整和再吸收过程，使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对决定商业界的气氛贡献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并且，尽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完善形式出现，它也必然要消灭许多价值和存在实体；然而，如果只从繁荣刺激的终止方面来观察，或者仅仅用消极的特征来描述，那么对不景气的性质和结果也就仍然不能充分掌握了。关于不景气，还有更多令人感到高兴方面的事情，比起刚才指出的事情来，能更好地表达它的特征。　　首先，这种不景气，正如已经阐述的那样，引向新的均衡位置。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其中发生的所有问题确实可以从这个观点得到理解，并且它不过是显然无意义的和未经限制的，让我们再一次来考虑一下许多个别人在不景气时期的行为。他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于由繁荣引起的干扰，也就是由新的组合及其产品的蜂群般出现所引起的干扰，由他们与老企业的并肩出现以及由他们的单方面出现所引起的干扰。老的企业——也就是理论上所有的现在企业，除了在繁荣中形成的企业，以及进一步除了由于垄断地位，由于拥有特别优势，或者由于持久的优良技术而实际上脱离危险的企业——面临着三种可能性：衰败下去，如果由于客观的和个人的理由而不能适应的话；开始收敛，并且试图在一个较合适的位置上生存下来；最后，以其自己的资源或借助外界的帮助，或改而从事另一种工业，或采用其它技术性的或商业的手段，以较低的单位成本扩大生产。新企业不得不经受他们的头一次考验，一种比他们如果是陆续出现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现所要经受的考验困难得多的考验。一旦建立起来，他们必定要适当地参入循环流转，并且，即使在他们建立时没有差错，但在许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即使从不同的次要原因来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可能性，也同老企业所面临的，有相类似之处；而且，如上所述，在许多方面他们应付问题的能力比老企业要差。在不景气中，商人的特有行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措施。所有这些现象，暂且不论没有事实依据的恐慌以及错误引起的后果——它们表现为危机中事物的非正常过程的特征——可以包含在这种由繁荣造成的情况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干扰及其反响，或者包含在论据的改变以及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适应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趋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挣扎，它使创新具体化并对老厂商产生影响等等，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不景气时期的真正意义一样，于是也可以同样表明，这种努力挣扎必定实际上导致非常接近于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气过程的能动冲击，从理论上讲，除非在它发生作用，并真正带来均衡之后，是不会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时，以新的繁荣形式发生的新的干扰，也是不会从经济体系本身中出现的。工商业者在不景气时期的行为，显然是由现实的或者即将来临的损失因素所支配的。但是，损失会出现或者已经逼近——并非必然地产生于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而只是部分地招至危险——这只要所有的企业，从而整个的体系，不是处于稳定的均衡中；这实际上也等于是说，直到他们再次以接近偿付成本的价格生产为止。因此，只要这样的均衡未接近于达到，那么在理论上就总是存在不景气。这一过程当它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会被一个新的繁荣所打断。因为直到那时，必然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新数据的不确定性，它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组合，并且使得难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协作。如果遵守以下的限制条件，那么两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对于现代工商业界所特有的关于周期运动及其机制的认识，足以使工商业者，只要当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就能预测将要来临的繁荣，特别是它的次级现象；许多个人对于新的均衡的适应性，从而许多价值对于新的均衡的适应性，常常被这样一种期望所延缓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们多少能坚持的话——这常常是以他们的债权人的利益为依据而进行通融——那么他们就能够在下一个繁荣中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认为完全没有清理的必要，——这在具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其重要，并且拯救了许多实际上不适于生存的厂商，同许多适于生存的厂商一样保存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它延缓或者阻止达到稳定均衡位置的过程。　　经济生活的日趋托拉斯化，促进了既在大型联合企业的本身，从而也在它们的外部，失调的持久而又连续的进行；因为，如果在生产的一切部门中都存在自由竞争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只能是完全均衡了。而且，由于某些厂商特别是那些老厂商的财政能力，调整并不总是迫切的，并不总是与生死存亡紧密相关的问题。此外，还存在有外界给予处在困境的厂商或整个工业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给予是基于认为困难只是外部环境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困难这种善意的或弄虚作假的设想。在不景气时期，也常常有要求实行保护关税的呼声。所有这些，都以和老企业的财政实力相同的方式，发生作用。不仅如此，也还存在着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正需要的时候的好收成。最后，不景气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产生补偿过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种未被证实的恐慌曾经不恰当地贬低了一个企业的股票的价格，结果矫正性的上升运动开始，那么这个上升运动便会反过来进行得过火，以不适当的高价维持其股票行情，并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真正的繁荣开始。　　当然，最终达到的境地从来不会和一个没有发展的体系的理论图景完全相符合，在这一图景中将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不景气的相当短暂的持续时间，就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可是一种对没有发展的境况的接近，总是会出现的；并且这种境况，由于相当稳定，可以再次成为实现新组合的开端。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而得出结论：依照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存在有一个到头来接近均衡位置的吸收过程，而导致均衡便是它的作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这样的中介位置实际上存在并且对它的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也因为只有对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位置的必要性的证明，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论点。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而发展的波浪首先使从这里产生——不管在历史上是否有过或者何时有过此种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定一种初期的“静止”状态，以便于让波浪的性质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就我们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本质的理论来说，只说周波的一个低潮事实上跟随周波的每一个顶峰是不够的：还要说明它必须是必然地这样去进行——这不能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实来代替证明。由于这个原因，一定份量的学究行为似乎在这一节是需要的。　　第二，暂且不论对刚才已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创新的消化，不景气周期起了某些其它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如它因之而获得名声的现象那样显著：它完成了繁荣所允许的东西。这种影响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则是暂时的。货流得到充实，生产被部分地改组了，生产成本有所减少；并且，最先作为企业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则增加了其它阶层的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效应结果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阻碍，但从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参看第四章），却仍被如下的事实证明为正确，那就是不景气的正常过程的经济图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象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引人想象的那样暗淡。除了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通常几乎未被触及之外，在大多数场合，总交易额的物质数量的降低只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官方对危机的调查都表明，关于不景气引起荒废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夸大了。尽管在繁荣时期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在不景气时期出现通货紧缩的周期性运动，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仍然不仅适用于依据商品所作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依据货币所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的数字比起来，繁荣时期总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气时期总收入的下降，都不超过８％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那里发展强度可能使波动较之在欧洲更为显著（参阅米切尔的著作）。阿弗达农已经表明，不景气期间价格的下跌，平均而言，仅仅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动则产生于个别物品的特殊情况，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同样的事可以用来说明所有真正大规模的一般性运动，例如战后时期。当那些事件（恐慌、倒闭风潮等等）的不正常过程的不断减弱的症象，以及伴随它们而产生的对于不可预料的危险的焦虑，都归于消失的时候，公众舆论也将对不景气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不景气所带给不同类型个人的，以及不景气从不同类型个人那里取去的——总是从事件的不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这点我们暂不在这里涉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景气时期的真正的特征。它使得企业家及其跟随者们，特别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机享受繁荣期间价格上升的果实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投机场合，只能是极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企业家在正常情况下已经获得利润，并且已经把它包括在现在已经建立起来和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是他并未进一步获得利润，相反，他倒有蒙受损失的威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的企业家利润将会枯竭，他的其它企业家收入也将会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之中。在事件的实际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即使被某些已经提及的因素减轻了，也是会并发出来的。与老企业相联系的既在事物，现在正被竞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头。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拥有只是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可能改变的那种收入的人，诸如领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过活的人、政府官员、以及以长期条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气的人。他们的货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荣期中曾经被压缩过了，而现在却得到扩展；并且，诚然从原理上说，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参阅上面３．“第三”），它必定扩展得比原来被压缩的程度更大一些。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购买力中获利，但又由于较低利率而受到损失。在理论上，他们受的损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无数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险的奖赏和过分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的实际的事要性。那些并不把地租用长期合同固定于货币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首先是所有拥有土地的农民——基本上完全处于与工人相同的位置，这样，现在为工人申辩的问题也适用于他们。在实际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论上不值得考虑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将不加以论述。　　在繁荣期间，工资必定上升。因为当次级周波上升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企业家的，然后是来自所有扩张业务活动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间接地，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就业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劳动工资的总额亦随之增加；然后，工资率以及个别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升，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这又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准的上升。由于与工人在理论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不与工资一起上升，并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会增加，因而，工资总额的增加也不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且是相当于更大的实际劳动收入，并且还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的重大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一个特殊情况：如果，并且只要新产生的购买力在能对消费品价格发生影响之前首先作用于工资，那么通货膨胀便不能立即有损于工人的利益。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况，或者只要工资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碍（例如在世界大战中），那么工资便会以经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后面（落后于物价）。如果真的这种通货膨胀是消费中一种过剩的转递手段，例如，假若战争是用通货膨胀来通融资金的，那么经济体系的最终陷于贫困必定也对工人的地位产生反响，即使这种反响不如它对于其他个人团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响那样严重。但是在我们的场合，显然相反的情况发生了。　　在不景气中，单位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另一方面，对以货币表现的对劳动的有效需求，由于繁荣引起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结果而将会下降。只要仅仅是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劳动的有效实际需求就能仍旧不受干扰。于是劳动的实际收入，将会不仅比以前接近均衡位置时要高，而且比在繁荣时也要高。因为，原来的企业利润，便会流向——理论上并且依照我们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实际上却是逐渐地和不完全地流向——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只要它没有被产品价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但是，下述情况却暂时阻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引起了由统计所实际表明的真实收入的暂时下跌；而与此同时，最终所期待的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的收入上升，实际上又常常为下一次繁荣的出现所掩盖了。　　（ａ）首先，我们所称作不景气时期数据与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明显的不规则性，还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恐慌和错误，使得许多厂商受到困扰，并且使其他厂商暂时无事可做。这必定引起失业等等事情的发生，而它在实质上的暂时特征并不改变如下事实：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能为有关方面消除厄运；至于对它的恐惧——仅仅是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实质上则是添加了不景气的气氛。这种失业情况是不景气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过剩供给的来源，这样，就将会导致极大地损害原来由于工会的活动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时，虽不是必然地，将会引起对工资的严重压力，而其影响可能比单纯从失业数字所想象到的结果，还要大一些。　　（ｂ）由此，我们必定要识别清楚：新企业或者完全消灭老企业，或者迫使他们限制他们的业务活动。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可以肯定，就会有新的对劳动的需求，以继续经营新的企业。这种需求常常超过所引起的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铁路与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和摩擦，而这些困难和摩擦，加上劳动市场上的不完全运行，总的说来倒占有不相称的偏重的势头。　　（ｃ）上面提到的产生于繁荣到来时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经引起新投资的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的最终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ｄ）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迈向使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必然减少；它也常常，虽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们所讨论的工业所需求的劳动量的减少，尽管出现了生产的扩张。技术失业因此而表现为周期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与后者相对立，以致似乎它与这个周期循环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不景气这种要素，都表现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却又主要是暂时的困难。这是由于对劳动的总的实际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因为，不管所有补偿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业利润中未被价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缩而有余。即使它仅仅是支出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解为工资——和地租，因为我反复说过，这里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它们也是适用的。一旦只要它是被投资时，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便会开始增加。　　（ｅ）繁荣不论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响，只能以一种方式永久地降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如果在新的组合（指生产要素的组合——校者）中，它能够改变在对劳动极为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与劳动的相对的边际重要性。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的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远下降。实际上比这种情况更为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有利于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需求的转变。　　基于这种限制条件，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结论上来：不景气的经济特征，在于通过力求均衡的机制，把繁荣所带来的成就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而那种对于这个体系仅仅是部分必需的暂时反应，却掩盖了这个基本特征，产生了以不景气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气氛，同时也产生了甚至为那些指数所呈现的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及价格的范畴，并且不单单反映不景气时期所特有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特性的那种反响。　　６．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开始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谈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不一定，然而却可能易于在繁荣转变为不景气的转折处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不景气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差错和失误，而它们大都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里或者只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众舆论等等，这些在正常过程中本来不会发生的各项事物，便成为独立的原因；从而它们就成为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并且导致偏离正常过程的各种最终结果的不景气的原因。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相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均衡。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复，并且它们将依次构成进一步产生影响的局面，而这一举动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否则就成为多余的那种适应性的过程。事件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这与那种学说不同，那种学说在经济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货币现象，或者它以银行信用为其产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相联系的——不论是繁荣时期的利润，或是不景气时期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相反，在与对手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发生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则就会使经济发展机制受到损伤。这种经济体系，如果不进行把那些同没有希望改变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实体加以完全破坏的最后斗争，那就不能发生作用。但是伴随非正常过程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证，主要就依靠它们了。其它关于治疗方案的正确起点是这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尤其是非正常的——不景气，也涉及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周期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经济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一道，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象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的信贷便利的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统治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的过程。它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消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不景气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体系负担着那些不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贷限制，却出现在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弊病的政策却又听任其剧烈的后果自行蔓延。这种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们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贷政策——在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对私营银行界产生影响的中心银行方面——这种信贷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不景气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破坏而无功能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特殊种类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判断，我们在这里将不予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的先决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如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结果的报偿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过程的现象与非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认出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已受过任何不景气的灾害的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将那些被繁荣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听之任之，而通过给予信贷以支持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动地去实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尽管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没有一种疗法能够永久地阻止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商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并最终消失。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社会里，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出世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不断增高的实际收入的必要补充。如果真的不存在周期变动，那么这个过程就要缓和一些；但是，这并不能整个地归因于前者，事实上这倒是独立于它们而被完成的。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变化倒是比长期以来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经济稳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厂商的兴与衰，在它们变动的特殊方式中，较之在以固定速度进行反复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这种含意上的静态社会里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附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克莱门·尤格拉确认了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生活里的波浪式运动的存在之后，收集、综合整理和衡量测度有关事实的这种工作，就开始不断地稳步前进。虽然，这种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们相信，这项成果只需要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发展，就可以使经济学能提供一个基本上令人满意并适当详尽的对现象的描绘，从而对人类的福利确实会做出最直接的实际贡献。调整对于历史的、统计的和分析的探讨方式特别必要，这种探讨方式，是受到各个工作者由于在训练、嗜好和眼界上的差异而不愿相互协作所阻挠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一种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征，这种工具或许可用于整理我们所拥有的讯息资料，并制定出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种经济变动必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别现象，并且这种经济变动，只有对于每一场合实际发生作用的无数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之后，才能被我们作出解释。换言之，为了要理解经济周期，我们首先要获得那种可以称为历史上的经验的知识，这种历史经验，体现了经济生活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掌握过去的事实是头等实际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添我们关于当代事实的资料库还重要得多，而这种当代事实资料库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无限微小的步骤，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为此，对各种反应机制所作的统计上和逻辑上的描述（我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希望，那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衡量和测度每一种这样的社会动乱所引起的各种影响），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顺便我们还要认识到，由于各种理由，任何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影响，实际上的确不只是产生单个的下陷凹痕，而是产生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一种波浪式的运动；同样，如果它冲击在某一特别点上，就会产生贯穿于整个体系的震动。更有甚者，为了要适应于前进中差不多经常有的滞后，以及经常要参照价格的变动比率，而不是参照价格的绝对数量，因此我们要达到准确描述这样的意图，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现为周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会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结构保持绝对不变，但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是否会产生任何这样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否可以观察得出来，仍然是成为问题的。虽然，一掠而过的动乱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在个别场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当时经济过程所固有的波动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实际上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为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要象物理科学那样去进行，因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不可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这样的做法是：从我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历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经历一定时间的经济过程的“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运行，并且以其结果同所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因此，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撇开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而且也要撇开在商业政策、银行和货币法规以及支付习惯上的变更，还要撇开由于气候条件或病虫害引起的收成的变化，以及由于偶然发现引起的黄金生产的变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将统称为外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有些场合，我们不容易把这些因素同经济活动的特点区别开来。关于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读者要牢牢掌握这种区别的常识，并且要考虑到每一个生意人都十分了解，当他订购一批新机器时是在进行一种活动，而设法疏通以图对他的产品增加进口税时，则是在进行另一种活动。还可看出，在我们列举的外部因素中，也有许多事情，当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并且用更广阔的目标来考虑时，却是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直接结果，从而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要素。事实也确是如此，但这并不降低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上以及为了我们的目的所作的区别的实际价值。　　（二）周期，趋势，均衡，增长，创新　　为了简明起见，在这一节，我们将综述少数必要的定义和命题，实际上这些定义和命题是很简单的。虽然如此，但为了必须使一些专门家把我们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确切，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和那里加上一些多少有点学究式的公式。　　统计学上，“周期”这个名词包括两个东西：其一，在历史的时间（以区别于理论的时间）内经济数量价值的序列，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表现为这种价值本身的，或它们的一阶或二阶时间导数的“不规则的”再现；其二，这种“波动”并不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里独立发生，而常常是或者彼此同时出现，或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统计学上，我们所说的“趋势”一词，是指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很多的，虽说不是在全部的，这种时间序列中，有可能把我们的材料所包括的整个时间间隔，区分为一些次级间隔，从而这一系列次级间隔的时间组成成分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单一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仅仅只再现一次。　　假如我们研究，比如说，1872年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并且看到繁荣所带来的极度过剩，我们就不难赋于“缺乏平衡”或“不均衡”等词以非常现实的意义。并且，假如我们观察一年以后的情况，同样也不难于认识到，不管当时的情况与1872年的情况有多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差不多是同样不平衡的。再者，假如我们分析，比如说，1897年的一些事件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归结为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这种关于经济制度的比较平衡状态与比较不平衡状态的常识性的区分，对于描述和测度周期变动现象，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为要得到这种观察的精确轮廓，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存在于个别工业中，假如这一工业整个来说，表现出既不增加或减少其产量的趋势，也不改变它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另一方面，如果整个企业的收入总额，用现行货币计算，等于用同样货币计算的成本总额加上能够吸引住每个人继续从事他实际上正在从事的行业的利润，那就达到了总体均衡。象这样可以同一些工业之间的或每一工业内部的多种不均衡状态相并存的事情，是凯恩斯先生关于货币作用的分析的基本概念。假如在研究范围内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厂商，是各自都处于莱昂·瓦尔拉意义上的均衡状态，那就达到了一般均衡。只是最后的这一种概念，是与我们有关的。为要给它以统计上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同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的某些点联系起来。这些点，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点”。因为事实上，这种状态从来不会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只能涉及到那些与上述状态离得较近的或隔得较远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下定义：“均衡邻近区”是一些时间间隔，在其中正常点都—一出现在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除掉那些在间隔中被一种确定的和可以验证到的个别情况所引起偏离的点。（因而“邻近”这个字眼，不是以严格的数学意义用于这里的。）但关于我们如何找出这些邻近区的位置这个问题，则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所谓“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人口的增长，引起每年至多百分之几的劳动供给量的增加（历史上每年增加３％就已经是高的了），就是突出的例子。假如，归于这种范畴的因素是仅仅在活动中的因素，那么对于“趋势”的概念，以及用最小二乘方或者用其它基于同样假定条件的方法来决定趋势，就会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尽管如此，但在下面我们将不讨论任何单单由增长所发生的问题，也不讨论它们同那种包括在经济变动中的其它类型因素的关系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完全不讨论增长因素，但如同在外部因素的场合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　　最后，我们有理由说，对于产生和形成经济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的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显然，假如人们在自然界的事件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自己的非经济行动所引起的变化之外，除了繁殖和节制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么地球的面貌就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样子了。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这显然正是由于人们以不懈的努力，用他们的智慧去改进生产方法和商业方法，也就是说，由于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等。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　　这是一个引人多少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老牌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这个要素并且在特殊场合也把它考虑在内，但是，却一直固执地拒绝正视它，更不运用一种分析工具来充分描述它的机制和结果。不管创新同其它的两种因素联系如何紧密，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有必要而又充分的理由把创新列举出来，作为经济变动的第三种和逻辑上性质不同的因素，同时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于工业变动的，而且它在一个只表现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没有变动的重复的经济世界里，将会是不可能的。工业变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增长的非周期性要素，以及由于创新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一个纯粹的经济周期的话，它也只能产生于这种途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新的事物是被插入经济过程并被吸收的。事实上周期似乎是统计的和历史的形式，在这里就发生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想要从理论上分析和从实际上控制经济周期的任何严肃的企图，只能是一个历史上的想往，意思就是说，解决经济周期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只能得之于工商业历史上的事实。　　（三）繁荣与萧条　　在这一节，我们假定（不久我们将放弃这个假定）在我们的资料中只谈一个“周期运动”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从来不期待会发现产生于完全均衡状态的第一次周期的确切日期，但是，为了避免循回推理，制定一个模型来描述这样一种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只要历史的和统计的描述允许，我们就从第一次能证实是均衡邻近区的地方开始。于是，我们就获得经济数量体系的图景，而这种图景是从创新影响下的均衡或其邻近区描述而得的，而这种创新，将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让我们想想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英国所发生的而为人们标记为“铁路繁荣”的任何这样的繁荣，就可以弄清这一点。在这种场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许多年才能进入运行次序，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工业和农业的区位，人口的聚集，副业和辅助行业的演进等等，施加充分的影响。在这个期间，就严密的逻辑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个完整均衡的话，在商品和劳务流程中就很少或者没有增加（事实上在消费品的产出中可能是一次减少）；与此同时，由于信贷开展的结果和其它途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增加。对于这一点的实际补充是，在这个时期，支出通常比产出要扩充得多一些，并且经济体系中没有创新的领域，将使它们自己适应于这种状况。这里不可能运用关于时间序列活动的历史解释来表明，当我们把一段时间作为经济繁荣的时期时，这对我们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释得何等充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来表明，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研究过在这个“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的图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经过一段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把它区别于单个厂商的情况，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孕育这个名词来称呼）之后，新的经济结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到达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制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将会是上述这样的；虽然更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会了解到，过失和行为失检的结果将会揭示出，在这一时期这个体系将竭力挣扎回到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就货币和信贷而言，诱发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一旦出售新产品的进款流入时，以及只要这些进款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存款在严密的逻辑意义上就渐渐收缩到以前的均衡邻近区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多少是向这一位置靠拢。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经验告诉我们的通常与均衡邻近区相联系的所有的偶然现象，都插入到这个图景中去，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这种图景则是由一连串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并为人们所理解的结果。这不仅描绘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性质及其有机功能的比较真实的图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满意地符合于统计的说明。　　不管这种体系开始怎样偏离于均衡点，虽然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却也常常引起派生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工商业者将按照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动速率而进行活动。这种诱发现象的综合总体，是周期的群众心理的中枢，并大大加剧它们的幅度，我们称之为“次级波浪”。这种表述首先用于1911年，很容易使人误解；只是因为凯恩斯先生把它捡了起来，所以至今仍然采用着。但是，这种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在诊断和补救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也有助于解释并且部分地证明大量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些理论即使没有抓住本质现象，但当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重迭于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级波浪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描述时，倒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于是，周期运动的各个单位，必然位于均衡的各个邻近区之间。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事实，那就是萧条力量是从这个体系的“繁荣旅程”走向回程时而获得更大的势头，特别是由于次级波浪的崩溃所引起的现象，这个体系经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冲击的均衡的第一个邻近区，并且又走上“萧条旅程”，从这里它又被均衡韧带的行动所强制，从而又把它带到另一个邻近区，从那里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又将开始。因此，我们通常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几乎是普遍公认了的，但有必要注意，为了要进行基本分析，我们不能自由地从我们喜欢的任何点，或任何阶段开始去计算周期，比如从顶峰到顶峰，或从低洼到低洼，而是必须经常开始于复苏之后，以及在繁荣之初。更者，我们还必须辨别这两种情况（复苏和繁荣），虽然由于两者都是上升的这一事实，要辨别它们可能是困难的。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能认清复苏中的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于繁荣中的活动“力量”，就是造成错误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问题仍旧未得到回答。为什么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而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以致于能够象劳动力供给的现行增加那样，恰好是连续被吸收的，（这里所指的创新是要与“发明”及试验区别开的，因为发明和实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发明这个要素没有得到马歇尔的什么重视。）为此我们又立即得到一种回答：一旦当社会上对于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被克服之后，那就不仅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类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从而第一次的成功就往往产生一种蜂聚的现象（可以用汽车工业的出现为例来说明）。这的确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般是用以扩散一种改良和收获社会成果——在紧接着的萧条阶段。但是，要获得充分的说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这一现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远远超越现在所能达到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尽管如此，象本书作者曾经有过不幸的经验那样，即令是非常煞费苦心的陈述，想把他所要传达的真实图景传达给批评者也曾经常常是失败的；他宁愿请求读者把创新的蜂聚情景作为一种符合事实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同在物理学中所作的假设一样，不管其结果是可能被引证说明以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客观真理。尽管如此，可是他仍然感到有权对任何怀疑这种命题的人说：观察你周围的工业生活，并且你自己看看它是否并非如此。别的作家们曾经十分独立地强调一种事实，那就是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象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投资货物的波动，比起其它场所的波动要更加显著得多的这一确有依据的事实，由于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设条件来作解释，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关于经济趋势的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和决定趋势的生产技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增长要素以外，影响我们时间序列的趋势的因素，并不能同那种形成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区别开来，而只不过是体现了后者的变动结局。对于这些“结局－趋势”，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称呼它们的那样，是完全不能够应用最小二乘方类型的正规方法。就推断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保证的。但是，它的确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来把这种正规方法发展成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关于四个阶段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长度，即令不顾及它们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的事实，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论。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于这种理由，单单提出周期顶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确没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将立即找到一种理由，来预断某些萧条将比其它的一些萧条要严重得多。　　（四）“三种周期”体系　　上面的分析，不仅能说明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当均衡邻近区已经“从下线”达到时，繁荣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现，并常常是逐渐减弱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虑到的，也能说明那些曾被证实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相联系的每一单个事实或特点，却尚未证实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读者最好将他所考虑到的这些特征列为一表，并且观察它们是否适合于这里提供的模式，用这样的方法来检验我们上述的见解是否正确。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认为，我们指的创新所包含的一些过程，比起其它过程来，必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作用。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气化，可能要花费从半个世纪到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包含着这个国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化，它改变人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们精神上的雄心壮志；可是另外一些创新或创新组合，却出现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里。更者，长周期变动一般是以明显的步骤而实现的，并且由此引起较短的波动和较长的根本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周期并认定它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实上，那样的一种认识也只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只有当我们的材料能明白无误地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恰当的。但是，由于情况不是这样，即令除掉我们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扰这一点不计之外，情况也不是这样，因而更加现实的态度似乎就是要承认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时运行，并且要直接面对分析这些周期彼此干扰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要撇开一些虚假的不规律性，这就是说，撇开那种只是由于单个周期的假设所引起的不规律性）。因为，尽管如此，可是还有必要为了处理我们的时间序列，安排一个适当数量的各有显著特点的周期波动，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并且被看成是把它们的常态部位或均衡邻近区域靠近这样一些点，在那些点上这些波动要穿越而过为它们作基础的下一个较高层次的周期的轨道。所以“三周期”体系就在这里提了出来，作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可行的假设。对于这一体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们也不提别的要求；但是，很显然这种体系可以满足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满足的，那就是要赋于历史的意义，这一点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标准重要得多（象我们的资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那样，就概率意义而言，它们不是微小的、自变的或者“无数的”）。　　从历史上认识到工业体系在任何时候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方式，首先呈现出存在着经常所提到的为时54年到60年的“长波”。关于这一长波，过去偶尔也被有些人，特别是波斯皮托夫所认识到，甚至还被测度过，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对这一长波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它包含了我们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名词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但是，它却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动了不抱偏见的观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释为世界上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特别是解释为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这看来或许是肤浅的，但是它能够详细显示出铁路建设以及这种建设所附带的、和它有关的、或相应而生的操作，就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变迁和经济波动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成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的主导特征。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 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更加通常的方式来表述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把这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理论大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那种借用扩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从考查用增加的货币资源进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将难予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象下述结论的含意那样：因而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但是，那又意指什么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名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某一系列的事实（物价水准、利息率、就业等等的某一长期的变动）的名字而已，其中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置疑的。的确，这个名词也包含着一种解释，足以用来说明，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时间序列的变动，可以沿着同样的途径，作为较短周期的变动的一种解释。这又只是历史事实的一种推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当然，对一种现象只有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经验，是不足以保证作为下结论的依据，更谈不上作为预言的依据了。　　所以仅仅作为对事实的一种阐述，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的统计观察的范围内，有两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个这样的长周期包含着六个期限为九年或十年的周期，它们是同样被工业史所充分证实了的，尽管在我们的时间序列里显示得没有那样清楚，事实上它们大致是符合那种最先被发现了的周期运动。按照前面分析周期那样的程序，我们可以把这些周期叫做“尤格拉周期”。正象罗伯逊所说的，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　　最后，就已经被调查了的大多数情况和这个国家的情况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尤格拉周期”（目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包括的那些短程周期也都在内），是易于划分为三个周期的，而每一个周期大约为40个月的时间。近百余年来，这种更短的周期的存在，曾经反复被人指出过，更经常地被人所觉察和默认了。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基钦先生和克鲁姆教授在本杂志上的两篇研究论文，才使得这种短周期得到证实的。关于商业票据价格变动的记载，这种时间序列是所有周期变动中最富于周期性的，当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周期，如同其它周期一样，在这个国家比在别的国家更加清楚，特别是比在英国更加显著，这是很容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那就是大多数时间序列的周期将会趋向于削弱或者完全消失，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同国际影响交织得愈密切，以及这个国家的政策愈趋向于自由贸易，就愈是这样。这一分析所引起的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因为统计方法，必须从我们对它所应用的那种现象的理解当中，产生出来），将在另外的时间里加以讨论。　　当然，我们可以承认，不仅非周期性变动，也产生波浪般的运动，而且在刚才提到的三个周期之外，也还有其它的周期性波浪。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三种周期”体系足以满足初步接近阶段的目的，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而且很有可能我们还要在此阶段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五）一个研究规划　　假如我们按照拟定的原则去整理那些可以得到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资料，我们至多只能得到若干启示，使我们对于真正的图景大致象个什么样子有一个概念吧了。这些原则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大体上联系我们的那些时间序列的行为，那些时间序列是最能象征整个经济生活的脉搏的。这些“系统的”时间序列，可以是“合成的”，比如物价水准序列，或物资生产量；也可以是“天然的”，比如利息率，债务偿还，失业，生铁消费（至少是战前时期），或储蓄的总额等等序列。假如上述所概括的观点是真的符合生活现实的话，那么，总的说来，它们也全都会按照它们应该行动的那样去行动。为了同“系统的”时间序列相区别，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单个的”时间序列的场合，比如个别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分析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同时我们对工业和商业的每一部门的特殊情况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比如，它的滞后、摩擦和惰性，它的从业人员的智力，临时出现的个别偶然的影响，特别是它在任何一个周期中的主动的或被动的作用。因为外部因素冲击在由许多重迭的波浪式运动所组成的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上，也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波动本身冲击在作为它的基础的其它波动的某一特殊阶段上，因此，就每一个别的工业或个别厂商而言，这一切就冲击在一个特殊的共鸣器上，这个共鸣器按照它自己的结构作出反响。这也许就是阐述这个充满复杂性的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它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许多“特殊的周期”，而这些周期是一些学者们，在各种个别工业中已经找到，或以为他们自己已经找到了的。　　现在，第一，在关于研究规划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上面所说的“系统的”时间序列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序列足以充分代表它所意味着要代表的东西。我们的历史上的情报资料，或当代的情报资料，也绝不能充分地从数量上来解释系统的时间序列的波动。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它使对结果的任何分析不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说，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和分析的结果相符合的或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原则和分析的问题，而只是相对的数量的重要性的问题。上面的说明，比如说，在任何周期的下坡阶段，工资的惰性可以用来解释那种决定失业数目的一些因素，这是非常明确而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但是，不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且也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只要我们不能够说这一因素究竟能否解释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所考察的失业数字的１％或是90％，那么这种说明就是完全不相干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可能做到比这更为精确，那么经济学被实际工作者看成毫无用处，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可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仍将会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只要必需的实际资料能够应用进去；当然，这种资料的搜集是大大超过任何个别工作者或私人工作者集团的能力的。　　第二，在一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上，简直就没有确实可靠的情报资料。两个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那么坚决反对当前过分强调一般的物价水准和货币数量的重要性的那种趋向，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家庭用于消费品的源源支出是分析经济周期的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我们有了可以接受的虽然很不令人满意的关于战后时期的指示数字，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特殊情况，这些数字作为对情况的根本了解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就战前时期来说，我们就只好满足于工资支付单一类的数字，这些数字很可能易于引起误解，即使它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尽管如此，可是仍然有丰富的包括几个世纪的零散资料，如果能汇集在一起，它们定将可以澄清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　　再者，在经济下坡时，投资过程以及相应的信用收缩过程，不管理论家怎么说，除非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它的根源的相对重要性和借贷双方的实际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掌握它的重要性和后果。这里，决定性的数字是实际上花费在为了新的目的而进行的耐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总额。我们的主要困难就在于上句注有着重号的这个短语上，迄今这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曾经被克服过：例如，我们能够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究竟有多少款项是花费在英国的铁路建设上。我们很难找出每年新投放于工业和商业上的总额是多少。尤其困难的是找出其中有多少是花费在设备上的。即使如此，也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出此中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调查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尽管这种周期现象不能定义为和理解为各个工业独立变动的一种平均情况，但是，各个工业的活动，一方面是引起，另一方面又是反应不断变迁的经济情形的波动，则需要我们对它们逐项给以专门研究。沿着这一方面曾经有过许多著作，但是，由于对工业专题文献作过贡献的一些作者，在头脑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关键问题，所以，他们的论证是不完善和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说，任何工业的任何事件，或其结构模式的任何特点，都与周期的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关系。此外，如果工业变动真的是周期现象的基础，那么，它的机制，只有在详尽的包括关于这种变动的一切有记载的情况之后，才能建立起来。举例来说，肯动脑筋的观察者，就可立即发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英国炼铁工业发展的不同过程，同现代汽车工业的兴起之间，表现了显著的相似性。在这些情况下，如同在很多其它的场合一样，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印象的范围。尽管如此，但是从这里开始，到建立起创新体系的有效性的目标，以及指示出创新，连同货币补助物一起，如何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所固有的特种波动的目标（而这些波动又是与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相类似的现象并行的），则还有相当长的路程。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