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7

多越出逻辑系统以外的事情），它们仍然无法表现出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就具备的常识。它们讲不出猫和狗有什么分别。像常识这样的课题，如今已经从科学研究的后台走到了舞台中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毫无常识的界面代理人会让你感觉有如芒刺在背。顺便提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接字母的问题，答案应该是S。这个顺序来自于英文数字排列one（一）、two（二）、three（三）、four（四）、five（五）、six（六）、seven（七）……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0，T，T，F，F，S，S）。从集权到分权许多人往往把未来的界面代理人看成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笔下中央集权、无所不知的机器。其实，更可能出现的是许多电脑程序和个人化工具的组合，每一种工具都善于做某一类事情并善于与其他程序沟通。这个形象是明斯基1987年出版的《心智的社会》一书的摹本。他在这本书中指出，智能并非存在于中央处理器中，而是在许多具有专门用途、彼此紧密联结的机器的集体行为中产生的。这个观点打破了许多过去的成见。米切尔.瑞斯尼克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乌龟、白蚁和交通阻塞》中把这种成见称为“集权心态”。我们受到的强化训练，使我们常把复杂现象归因于某种作用体的一手操纵。比如我们通常都认为“人”字形的鸟群中最前面的那只是头鸟，其余的鸟只是追随领袖而已。事实并非如此。秩序所以形成，是鸟群彼此高度回应的个别行为而产生的集体结果。鸟群只不过遵循了简单的和谐规则，并没有任何一只鸟在中间指挥大局。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瑞斯尼克还创造了一些情境，让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过程之中。最近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礼堂中，亲身体验了瑞斯尼克的示范说明。在场的听众大约有1200人。瑞斯尼克要求大家开始鼓掌，而且掌声尽量协调一致。结果，在瑞斯尼克完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不到2秒钟，整个礼堂中就充满了节奏一致的鼓掌声。你不妨自己试试看，即使在人数少得多的情况下，结果仍然令人目瞪口呆。观众错愕的反应说明，我们对于从独立个体的行动中所产生的协调性的认识是多么肤浅。这并不是说，为你安排日程的代理人因此毋需和你的旅行代理人协商，就径自安排会议的日程。而是不是所有的信息往来和决定都需要中央权威的批示，这种方式或许不适合民航订位系统，但却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行的管理组织和政府的方法。一个结构内部相互沟通、权力分散的程度越高，它的适应力和存活力也就越强，也必然能更加持续地生存与发展。长时间以来，分权的观念倍受称道，但是实际去做的时候，却寸步难行。互联网络提供了全球性的交流通道，可以不受任何新闻检查的钳制，因此特别盛行于像新加坡这种新闻自由很少、而网络却无所不在的地方。界面代理人也会像信息和组织一样，逐步迈向分权式的结构。就像军队指挥官派侦察员出去探路或县治安官派出一队保安一样，你也会派遣代理人为你收集信息。代理人会再指派代理人。如此层层推演。但别忘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你把你的要求委托界面来完成，而不是自己一头扎进环球网（WorldWideWeb）中东找西找。这种未来的模式和加进人性因素的界面设计截然不同。界面的外观和给人的感觉固然重要，但与智能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事实上，未来最通行的界面形式将会是塑料或金属上的一个或两个小孔，里面有一个小麦克风来接收你的声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hacker）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我们的界面却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种类。由于大家各有不同的信息偏好、娱乐习惯和社会行为，你的界面会有别与我的界面。大家在巨大的数字生活调色板上，各取所需。　　　　　　　　北极星书库|| m/ 1、后信息时代我就是我长期以来，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例如，我们可以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股市之间传输比特，仿佛它们是三台近在咫尺的机床一样。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像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美国报》这种新形态的传播媒介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其传播的辐射面变得更为宽广。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杂志、录像带的销售和有线电视服务则是窄播的例子，所迎合的是特定的较小人群的口味。所以大众传媒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既大又小。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众从大众到较小和更小的群体，最后终于只针对个人。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窄播和数字化之间的差异。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我”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学或统计学上不具丝毫意义的信息和事件。你无法从我的岳母住在哪里、昨晚我和谁共进晚餐，以及今天下午我要搭乘几点的班机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去这类事情中，找出关联性或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且从中发展出适当的窄播服务。但是，这些与我有关的信息却决定着我想要的新闻服务可能和某个不知名的小镇或某个没什么名气的人有关，而且我也想知道（今天）弗吉尼亚的天气状况如何。古典人口统计学不会关注数字化的个人，假如你把后信息时代看成超微的人口统计学或高度集中化的窄播，那么这种个人化和汉堡王（BurgerKing）广告词中所标榜的“按你喜欢的方式享受汉堡”（HaveltYourWay）没什么两样。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举个例子，你的电脑会根据酒店代理人所提供的信息，提醒你注意某种葡萄酒或啤酒正在大减价，而明天晚上要来作客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很喜欢喝这种酒。电脑也会提醒你，出门的时候，顺道在修车厂停一下，因为车子的信号系统显示该换新轮胎了。电脑也会为你剪下有关一家新餐馆的评论，因为你10天以后就要去餐馆所在的那个城市，而且你过去似乎很赞同写这篇报道的这位美食评论家的意见。电脑所有这些行动的根据，都是把你当成“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可能购买某种牌子的浴液或牙膏的群体中的一分子。没有空间的地方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挣脱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假如我从我波士顿起居室的电子窗口（电脑屏幕）一眼望出去，能看到阿尔卑斯山（A1ps），听到牛铃声声，闻到（数字化的）夏日牛粪味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几乎已经身在瑞士了。假如我不是驾驶着原子（构成的汽车）进城上班，而是直接从家里进入办公室的电脑，以电子形式办公，那么，我确切的办公地点到底在哪儿呢？将来，休斯敦（Houston）的医生将可以通过电信和虚拟现实的技术，为远在阿拉斯加（Alaska）的病人做精细的手术。尽管在近期内，脑外科手术仍需要医生和病人在同时同地才能进行；但是，脑力劳动者的许多活动，由于较少时空的依附性，将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今天，许多作家和理财专家发现到南太平洋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上写稿或理财不仅可行而且更有吸引力。但是，像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摆脱对时空的依赖，原因是本土文化抗拒这种趋势。举个例子，日本之所以不肯实行夏时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上班族一定要“天黑”以后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普通工作人员一走要上班比老板早来，下班比老板晚走。在后信息时代中，由于工作和生活可以是在一个或多个地点，于是“地址”的概念也就有了崭新的涵义。当你在美国联机公司、电脑服务公司或奇迹公司开户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但不知道它实际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享受的是美国联机公司的服务，则你的互联网络地址是你的标识符（in）再加上知道现在人究竟在哪里。这个地址不像街道座标，反而更像社会保险号码。它是个虚拟的地址。就我来说，我碰巧知道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一部已经用了10年之久的惠普Unix机，就放在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小房间里。但是，当人们发送讯息给我的时候，他们写给我而不是给那个房间。他们可能推测我人在波士顿（通常都并非如此）。事实上，我经常与他们不在同一时区，因此不光空间改变，连时间也改变了。非同步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谈话或两人在电话上的交谈都是实时的同步的交流。我们做“电话迷藏”（telephonetag）的游戏也是为了要找到同步沟通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么做往往是为了彼此交流意见，但实际上意见的交换完全不需要同步进行，采用非实时的信息传递方式，其效果毫不逊色。从历史上看，非同步的交流方式，例如写信，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正式的，无法即兴发挥的形式。但是，随着语音邮件（v-oicemail）和电话应答机的出现，情况已经大力改观。有些人声称，他们简直无法想象他们（而且我们所有的人）过去家中没有电话应答机。办公室也没有语音邮件的时候，日子是怎么过的。应答机和语音邮件的好处不在于录音，而在于离线的信息处理的时间的转换。你可以留下口信，而不是非要在线上对话不可。事实上，电话应答机的设计有点落伍，它不应该只在你不在家或你不想接电话时，才发挥作用，而是应该随时都能力你接听电话，让打来电话的人可以选择只留口信而不必直接通话。电子邮递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它不像电话那么扰人。你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再处理电子邮件，因此，你现在可能会亲自处理一些过去在靠电话办公的公司里永远通不过秘书这一关的信息。电子邮递获得空前的流行，因为它既是非同步传输，又能让电脑看得懂。后者尤其重要，因为界面代理人可以运用这些比特来排定讯息的优先次序，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发送这些讯息。发出讯息的人是谁以及讯息的内容是什么，都会决定你看到的讯息的次序，就好像公司里为你筛选电话信息的秘书会让你6岁的女儿直接和你通话，而让某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电话线上等着。即使在工作忙碌的时候，私人的电子邮件仍然可能在成堆的待复邮件中排在优先的位置。我们的日常通信很多都不需要同步进行或实时处理。我们经常受到干扰，或被迫准时处理一些并不真的那么紧急的事情。我们遵守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不是因为我们总是在8点59分结束晚餐，而是因为电视节目再过：分钟就要开始了。将来我们的曾孙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到剧院去欣赏演员的集体表演，但他们将无法理解我们在自己家中也非要同步收视电视信号的经验，除非他们能透视这种经验背后古怪的经济模式。随选信息的天下在数字化的生活中，实时广播将变得很少见。当电视和广播也数字化之后，我们不但能轻易转换比特的时间，而且也不需要再依照我们消费比特的次序和速率来接收比特。比如，我们可以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利用光纤传送1小时的视频信号（有些实验显示，传送1小时vHS品质的视频信号可能只需要1％秒的瞬间）。换一种方式，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细电线或窄频无线电，我们可能就要花6个小时来传送10分钟的个人化新闻节目。前者把比特一举发射到你的电脑之中，后者则是涓涓细流。可能除了体育比赛和选举等少数例外之外，科技的发展方向是未来的电视和广播信号都将采用非同步传输的方式，不是变成点播式的，就是利用“广捕”方式。“广捕”这个词是1987年斯图尔持.布兰德在他那本关于媒体实验室的书中提出的。“广捕”指的是比特流的放送。通常是把一串携带了庞大信息的比特放送到空中或导入光纤。接收端的电脑捕捉到这些比特，检验它们，然后丢弃其中的大部分，只留下少数它认为你可能以后会用得着的比特。未来的数字化生活将会是“随选信息”的天下。当我们需要某种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要求，或含蓄地暗示；因此靠广告商支持的电视节目制作需要一番全然不同的新思考。1983年，当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创办媒体实验室时，人们觉得“媒体”是个贬义词，是一条通往最低层次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单行线。如果媒体（media）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时，它几乎就等同于大众传媒（massmedia）。拥有广大的受众、会带来大笔的广告收入，用来支付庞大的节目制作费用。无线的广播电视媒体更进一步确立了广告的正当性，因为频谱是公众资产，信息和娱乐就应该“免费”为观众所享有。向广告说再见另一方面，杂志采用的是私人发行网络，成本由广告商和读者共同分担。作为显然是非同步传输信息的媒体，杂志提供了宽泛得多的经济和人口统计学模式，而且事实上可能为电视的未来扮演先导的角色。在读者定位较窄的市场中繁衍成长并不一定会损害内容，而且杂志还把一部分的成本负担转嫁到读者身上。有些专业杂志根本就没有广告。未来的数字化媒体会更经常地采用论次计费的方式，而不只是建立在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也没有的基础上，它会更像报纸和杂志一样，由消费者和广告商一起分担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选择接收不含广告的材料，只是得掏更多的钱。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广告则变得非常个人化，以致于我们几乎分辨不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广告了。这时，我们可以说，广告就是新闻。今天，媒体的经济模式几乎都是把信息和娱乐大力“推”到公众面前，明天的媒体则会同样或者更多地注重于“拉”力，你和我都入了网，可以像在图书馆或录像带出租点一样，找出我们想要的资料。我们可以直接提出要求，或是由界面代理人替我们提出来。这种没有广告的随选模式将把节目内容的制作变得好像具有丰富声响和画面效果的好莱坞电影一样，风险更大，而回报也更丰厚，经常会出现大起大落。如果你成功了，金钱就会滚滚而来。如果钱来了，那太棒了；如果失败了，真糟糕，但是这回风险不见得会由宝洁公司（Procier＆Gamble）这样的广告商来承担。因此，明天的媒体公司将会比今天投下更大的赌注，同时一些小公司会投下比较小的赌注，分得一部分的观众份额。未来的黄金时段（primeiime）将不再因为代表了人口统计学上一群潜在的豪华汽车或洗涤灵购买者而占尽风光。是不是黄金时段，完全取决于我们眼中所见的品质。　　　　　　　　北极星书库|| m/ 2、黄金时段就是我们的时段供出租的比特许多人认为“视频点播”将作为新技术的种极，其成功的应用而为信息高速公路提供资金的支持。他们的推理是：假设一家录像带出租点拥有4000盘带子，它发现其中5％的带子的出租率占了所有出租带的60％。这5％的带子很可能是刚发行的新片，假如它拥有更多这些带子的拷贝，出租率可能还会更高。研究了录像带出租的这些特点后，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电子视频点播系统应该只提供最受欢迎的5％的影片，其中主要是新片。这样做不但会很方便，而且还可以为在某些人眼中尚在实验阶段的这种形式提供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否则，我们要花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将（假定说）1990年为止美国拍摄的所有电影数字化。假如要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珍藏的25 部影片全部数字化，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至于欧洲的电影，印度拍摄的成千上万部电影，或者墨西哥电视台每年制作的12000小时的电视剧，就根本不用考虑了。问题依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只想观赏最受欢迎的那5％的影片吗？还是，这只是传播原子的旧科技所带来的群体现象？1994年，布罗克巴斯特公司（Blockbusier）凭借其雄厚的企业基础大肆扩充，新开了600家录像带出租点（扩充面积总计达500万平方英尺）。创办人韦恩.惠詹加宣称8700万户美国家庭在过去15年中在录像机上的投资达300亿美元，好莱坞为卖给他录像带而下了大赌注，不敢再签订视频点播协议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只要有好一点的选择，明天我就会扔掉我的录像机。对我来说使用录像机就好比要携带（和归还）一大堆原子，怎么比得上不用归还、不用付押金的比特呢？尽管我很敬佩布罗克巴斯特公司和它的新业主维康公司，我还是认为不出10年，录像带出租业就会销声匿迹。惠詹加的论点是，按次计费的电视（pay一per一viewte1evision）显然没能行得通；那么视频点播凭什么会成功呢？但是出租录像带采取的正是论次计费的方式。事实上，布罗克已斯特的成功，恰好证明了按次计费的方式是行得通的。目前，租借录像带和视频点播的唯一差别在于，要例览商店里出租的原子，毕竟还是比例：览比特的菜单容易多了。但是，情况正在迅速改变。富于想象力的、以代理人为基础的系统将会使电子例览器变得更迷人，到那个时候，视频点播将不会像布罗克已斯特连锁店那样受限于几干种选择，而将提供可以说是无限的选择。“无论何事、何时、何地”的电视全球电话业最资深的几位经理人员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句话念得琅琅上口，好像是一首歌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诗歌一般。但我的目标（我想你的目标大概也会如此）是，除非是适时的、重要的、有趣的、相关的或者能激发我的想象力的事情，否则的话我宁可“没有任何事情，永远也不会，不在任何地方”。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是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5000个电视频道当我们听到1000个电视频道的说法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即使没有卫星，我们每天在家里也已经可以接收到1000多个电视节目。这些节目24小时连续播放，包括在一些很奇怪的钟点也一样播放。假如我们把《卫星电视周刊》上面列的150多个电视频道也包括在内的话，我们一天可以收看到的节目又多了2700个或更多。假如你的电视能把每个节目都录下来的话，你所获得的选择就已经5倍于大多数人心目中信息高速公路所能提供的数目。假定说，你不保留所有的节目，而让你的电视代理人挑出其中一两种你可能感兴趣的节目，录下来供你以后随时欣赏。现在，让我们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电视扩展为一个拥有15000个电视频道的全球构架，这时我们会发现电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有些美国人可能会收看西班牙电视来提高他们的西班牙语水平，其他人可能会收看瑞士有线电视第11频道上未加剪辑的德国成人节目（在纽约时间下午5点播出），而200万希腊裔美国人可能会很有兴趣地观看希腊3家全国性电视台或7个地区性频道的节目。或许，更有趣的是，英国人每年会花75小时转播国际象棋冠军争夺赛，而法国人则会花80小时收看环法自行车大赛。美国的棋迷和自行车迷自然也会乐于观赏这类节目——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假如我正打算造访士耳其的西南海岸，我可能没法找到一部关于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的纪录片，但是我可以从《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几百种资料来源中，找到有关建造木船、晚间捕鱼、海底古迹、东方地毯等的影片片断或图片。我可以把这些片断组合起来，编辑成一个恰好适合我的特殊需要的片子。这个片子不太可能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像奖，但是这并不重要。视频点播能够为纪录片，甚至令人生厌的商业信息片（infomercial）注入新生命。数字化电视代理人能够编辑在空中传送的电影，就好像大学教授运用不同书本的章节及不同杂志的文章，编辑文选一样。著作权律师们，系好安全带吧！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993年，美国售出了350万部家用摄像机。虽然家庭自制的录像带终究还赶不上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大众媒体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制作精致的专业水准的电视节目了。电信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需要宽带来把信号输入家庭，但是他们看不透的是，反方向的传输也需要同样高容量的频道。互动式电脑服务中的做法把这种不对称状况合理化了：有时传给你信息时使用的是高带宽，而接收你的信息时使用的则是低带宽。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打字都比阅读慢得多，而识别图像则比画出图像快得多。但是，在视频服务中，这种不对称并不存在。频道必须是双向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对祖父母还是没有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而言，电信会议未来都将成为绝佳的消费性媒体。这是指活的视频信息。想想看“死的”会是什么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今天经营电子公告牌的57000名美国人一样，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电子视频服务。未来电视的面貌会逐渐变得像今关的互联网络一样，充斥着小规模的信息制作人。几年后你可以跟朱丽叶.蔡尔德或某个摩洛哥的家庭主妇学做蒸粗麦粉，也可以和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er）或法国勃良第的葡萄酒商共同发掘品酒的乐趣。拓朴学的逻辑目前，信号进入家庭的电子路径有四条：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空中广播。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拓扑学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模式的交替上。如果我要在相同的时间，把相同的比特传送给美国大陆的每户人家，我显然应该利用一颗覆盖范围横跨东西海岸的卫星。这样做最符合拓扑学的逻辑。有些行为，比如说，把比特传送给美国境内22000个电话交换机中的每一个，就不符合这一逻辑。相反地，假如我要传送的是地方性新闻或广告，空中广播就是不错的方式，有线电视则更理想。电话在点对点的情况下，功效最佳。假如要我单纯依据拓扑学的逻辑来决定采用哪一种媒体，我会用卫星来转播橄榄球超级杯赛，而用电话网络来传送互动式、个人化的“每周华尔街报道”。我们可以根据某种路径最适合哪一种比持，来决定究竟是通过卫星、空中广播、有线电视还是电话网络来传输信号。改写距离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许多人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好像我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每个频道都希望广开财源，因此往往尝试去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比方说，有些同步卫星的经营者想要提供以陆地为基地的点对点网络服务。除非是你提供服务的地区正试图克服某些特别的地理或政治障碍，例如岛屿地形或新闻审查制度，否则和有线电话网络的优点相比较，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同样道理，如果要利用空中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话系统等路径把橄榄球超级杯赛的比特同时传送到每家每户，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比特终究会慢慢地，在适当的时候，转移到适当的信道上。如果我想看去年的超级杯赛，利用电话拨号方式来收看，最合乎逻辑（而不是等着看哪家电视台会重播这场比赛）。赛完之后，超级杯赛一下子变成了档案材料，因此适合的播放信道也就和现场转播（“活”的资料）时截然不同。每一种传输信道都有自己的一些反常之处。当你利用卫星把讯息从纽约传送到伦敦的时候，讯息经过的距离只不过比从纽约用同样办法传到邻近的纽瓦克（Newark）多5英里。因此，只要位于某个卫星涵盖范围之内，不管你是从麦迪逊大街打电话到同在纽约的公园大道还是远从纽约时代广场打电话到伦敦闹市区的皮克迪里广场，通话的费用应该相同。光纤同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输比特的费用问题。当我们用一条光缆干线在纽约和洛杉矾之间传输比特时，这种远距离的光缆传输比起用郊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电话网络传输来，究竟是更便宜，还是更昂贵，实在很难说。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中时，地球就变成了单一的媒体机器。今天，装了碟形卫星天线的人家已经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节目。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罢了。一网打尽全世界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大众网络，而且也是因为它是在没有设计师负责规划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而成的，就好像乌合之众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没有人发号施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所有的部分都日渐进步，令人叹赏。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络，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截止到1994年10月，互联网络上已经拥有45000个以上的网络，400万个以上的主处理器（每一季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用来估计用户的数目。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机器是通往，比如说，法国Minitel网的一个公共网关，因此突然之间，互联网络上又多了800万个潜在的使用者。在美国马里兰州（Mary1and）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互联网络向所有居民开放，显然这些人不见得都使用互联网络。但是在1994年，似乎有2000万到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络。我猜想到2000年时，将会有10亿人入网。这种猜测部分的依据是，1994年第三季度互联网络的主机数增长得最快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伊朗、秘鲁、埃及、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3个月中，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100％。我们呢称为“网络”的互联网络已不再为北美所独享。在互联网络的所有主机中，世界其他地方的主机占了35％，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增长最快的地方。　　　　　　　　北极星书库|| m/ 3、便捷的联系仅仅数字化是不够的当你阅读这页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不断把这种印刷媒介转换成你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字来处理和辨识的信号。如果你想把这页内容传真出去，传真机上的扫描仪会绘制出一幅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精细的图形，并用0和1分别代表有墨迹和没有墨迹的黑和白。这个数字化的图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视扫描仪的精细度而定。但是，无论你的传真机扫描得多么精确，传真件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如果由电脑来诠释这幅图像的内容，就必须经过一个和人阅读时差不多的识别过程：先把小块的像素转换成字母，然后再把字母拼成单词，其中还包括了区分字母0和数字0、分辨出文本内容和手写痕迹、搞清咖啡渍和图解的不同，同时还要在充满噪音（扫描和传输过程产生的干扰）的背景中明察秋毫。一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的数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图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现、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各种数据，通常都按“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编成二进制码，再加上一些关于字体和版式的相关数据。传真和ASCII码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媒体。CD是“声音的传真”，它是允许我们压缩、纠错并控制音频信号的数字化数据，但它不能体现音乐的结构。例如，要在CD中去掉钢琴的声音、替换歌手，或改变交响乐队中乐器所在的空间位置，就都很困难。8年前，麦克.霍利首先观察到声音传真和结构严谨的音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当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刚刚留校任教。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钢琴家。霍利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别设计的波桑朵菲大钢琴上所作的研究。这架钢琴记录下每个琴褪开始敲击的时间，以及琴槌击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键都电动化，因此，这架钢琴几乎可以毫厘不爽地倒弹一百曲子。这架特殊钢琴就好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键盘数字转换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贵和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钢琴的结合体。日本的雅马哈公司（Yamaha）最近刚刚推出了这种钢琴的廉价机型。霍利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CD上储存超过1小时的音乐。工业上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从红光改为蓝光，这样缩短了波长（wave1ength），使存储密度达到原来的4倍。另一种是采用更新的编码技术，因为你的激光唱机用的其实是70年代中期的算法，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声音压缩技术，能比原来至少压缩4倍（而声音的损失度并不增加）。将这两种技术同时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储存16小时的声音。有一天，霍利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时的音乐录到一张CD上。我问：“多少小时？”他说：“差不多5000个小时。”我想，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世界音乐出版人协会一定会雇杀手来取霍利的性命，而他从此以后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样，为了逃避杀手永远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请他解释给我听（而且我还和他拉勾，发誓保守秘密）。霍利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现（他找了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作为他实验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得飞快的时候，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出的声音，1分钟也超不过3 个比特。换句话说，测量手指的运动所得到的数据是很低的。这和CD上每秒120万比特的声音速率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储的是手势而非声音的数据，那你就能多存储5000倍的声音，而且也用不着价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钢琴，只要有一台价格更低廉的装有乐器数字界面的钢琴就行了。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这个问题当作只是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的内部，发现了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传真机是一大灾难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们预估的数字可能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着，传真机冒了出来。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历久不衰。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家更精良的传真机，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谈生意。有秘书的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 多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因此采用传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