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4

号来表示其中的抑扬顿挫。或者是在一部剧本的对白旁附加许多表演提示，帮助演员掌握这个剧的调子。这些形式都可归入多媒体的范围之内，只不过常常被人忽略。但是，它们也是这个庞大事业的一部分。　　　　　　　　北极星书库|| m/ 6、产业大变革/比特市场没有比特，就没有前途谈到预测和发动变革时，我认为自己是个极端主义者。即使这样，当变革事关技术、法令和新的服务业的发展时，事情的演变速度还是快得超出我的想象——电子公路上显然没有速度限制。这有点像以时速160公里行驶在高速路上一般。我刚刚弄明白自己的车速有多快，呼的一下，一辆奔驰急驰而过，接着又是一辆，然后第三辆又绝尘而去。哇！它们的时速一定有120英里。这就是信息高速路快车道上的生活。尽管变动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带动创新步调的却不再是晶体管。微处理器或光纤等科学突破，而是像移动计算、全球网络和多媒体这样的新的应用。这部分地是因为现代芯片的装配设备成本高得令人咋舌，非常需要以各种新的应用方式，来消耗芯片中所有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同时，这也是基于在硬件开发的许多领域，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物理极限了。光波行进：英尺需要大约十亿分之一秒，这个事实不太可能改变。当我们把电脑芯片越做越小时，它们的速度可能会加快一点，但要想在电脑的整体威力上有大的突破，就必须设计新的解决方案，例如，让许多机器同时运行。目前，电脑和电信上的重大变化都来自于应用层面，这种变化根源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基本的材料科学。华尔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最近，素负盛名的作家兼工程师、贝尔科公司（它从前是7家小贝尔公司唯一的研究机构）负责应用研究的副总裁鲍勃.拉基（BobLuck）提到，他不再依赖阅读学术出版物，来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而是求助于阅读《华尔街日报》。假如你想眺望“比特”产业的未来，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把望远镜的三脚架分别伸入美国的企业、商业界和法规制定部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表手统都插上一脚。当QVC公司和维康公司（Viacom）争相收购派拉蒙公司时，分析家曾宣称赢家也将是输家。不错，派拉蒙、自从维康向其求婚后，财务状况一路直线下滑，但即使这样，它仍然是维康心中的尤物，因为它现在拥有的比特种类更广泛了，无论是萨姆纳.瑞德斯顿（维康公司老板）还是巴里.迪勒（派拉蒙老板）都很清楚，假如你的公司只制造一种比特前途就炭发可危、派拉蒙的故事是关于比特的，和老板们的自尊心无关。比特的价值很大一部分要看它能不能重复使用。从这个角度上看，米老鼠比特可能要比阿甘（ForrestGump）比特值钱得多…米老鼠比特甚至会以冰棒的形式出现（成为可消耗的原子）。更有趣的是，每1小时就会有超过12500个新生命在不断壮大迪斯尼（Dlsney）忠实观众的阵营。1994年，迪斯尼的市场价值是20亿美元，远胜于贝尔大西洋公司（BellAtlantic），尽管后者的销售额比迪斯尼高出50％，利润也是它的两倍。比特的运送运送比特是比深陷杀价竞争泥潭的民航业还要糟糕的生意。电信业受制到了非常厉害的程度：尼奈克斯公司只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1yn）最阴暗的角落设置电话亭这种电话亭的寿命只有48小时，而不受管制的竞争者却可以把电话亭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上，乃至航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更糟的是，电信业的整个价格体系都即将瓦解。今天的通信费用是由通信的时间、距离的长短或比特的数量来决定的，这三种标准很快都将成为空头标准。现有体系在时间（从1微秒到1天）、距离（从1英尺到5 英里）和比特（从1比特到200亿比特）三方面的各种极端情况的冲击下，正在出现巨大的裂缝。过去，当各方面的差异还没有这么极端化时，这种体系运行得还不错。当你使用9600比特／秒的调制解调器时，会比2400比特／秒的调制解调器通信时间更短，因而可以少付75％的费用。但是，谁会在意其中的差别呢？然而，现在影响面扩大了，我们的确很在意费用的差距。以时间为例，假如不考虑传输速度和比特数量的话，是不是我就得相信看两小时电影和进行30次不同的为时4分钟的通话，应该付同样的钱呢？假如我可以用125万比特／秒的速率发传真，那么，我需要付的费用真的只有目前传真价的1／125吗？假如我在采用非对称数字用户环线的电影频道上，以16000比特／秒的速率附带传输声音的话，我真的只需要为两小时的通话付5分钱吗？假如我岳母出院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个远程监控的心脏起搏器，必须利用一条通到医院的开放线路，以便医院每小时监控几个随机布置的比特，我们能像计算《乱世佳人》影片的120亿比特的传输费用一样，为这类比特计费吗？试着弄清楚这个商业模式看看！我们必须发展出一套更聪明的办法。这种办法可能不是把时间、距离或比特数当作主要变数和计费标准。也许应该让大家免费使用带宽。我们根据所购之物的价值来购买电影、远程健康监控设备和文件，支付的费用中并不包括传输信道费。如果根据玩具中所包含的原子数量，来决定玩具的出售价格的话，未免有些不近情理。现在该是好好了解比特和原子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了。如果一家电信公司的管理层，将公司的长远战略仅仅局限在运送比特上，那绝对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拥有比特或使用比特的权利，以及大大提高比特的附加价值，都必须是公司长远战略的一部分。否则的话，将无法增加收益，电话公司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在这一行业中，电话服务正迅速变为一种商品，其价格由于激烈的竞争和越来越多的带宽而日益跌落。在我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每个人都痛恨电话公司（成年后，我把保险公司列为第一讨厌的东西）。50年代，每个小孩肚子里几乎都藏着一些骗电话公司的诡计，大家都把它当成冒险游戏一样，乐此不疲。今天，有线电视公司荣幸地成为新靶子，因为许多有线电视公司服务不佳，却还不断涨价。更糟的是，他们并不是“大众传输工具”，这帮人还控制着线路中的传输内容。由于最初开播有线电视的本意是进行多种社区服务，有线电视业享尽了不受管制的垄断行业的种种好处。当有线电视经营者开始组合、发展成为全国性网络时，人们才注意到这些公司确实不仅控制了电信通道，同时也控制了传播内容。和电话公司大不相同的是，除非在地方性和社区性服务上，它没有义务提供“路权”（right-of-way）.。电话业的管制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原则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有权使用电话线路。但是，假如宽带系统比较接近今天的有线电视。系统而不是电话网络的话，那么情势就变得暖昧不明了。假如给予他们选择机会，频道拥有者是否会欣然迎纳节目内容的拥有者，而置公平的原则于不顾呢？对此，美国国会怀有深深的不安。假如你既拥有频道，又能掌握传播内容，你还能维持超然的立场吗？换句话说，假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迪斯尼公司合并的话，小朋友观赏迪斯尼出品的米老鼠卡通，是不是就会比观赏兔宝宝（BugsBunny）卡通便宜许多？跟谁结盟？1993年秋，当贝尔大西洋公司同意以214亿美元，买下有线电视巨头电信公司时，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的学者都把它视作一个重要信号：数字化时代真正到来了！这次购并仿佛就是剪彩仪式。然而，这一购并不仅有悸于相关法规的逻辑，也有违常识。电话和有线电视从来就是对头，法规也排除同时经营这两类业务的可能性，并且，环状和星状网络更是水火不相容。此举单单投资水平之高就已令人膛目结舌。4个月后，当贝尔大西洋公司与电信公司的交易告吹时，钟摆又荡向另一个极端，新的论调出现了：购并的失败将延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工期。数字化时代骤然之间又显得遥遥无期了。电信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了30％，其他相关的公司也遭池鱼之殃。庆祝的香摈只好再倒回酒瓶之中。但我的观点是，这并不是多么严重的灾难。事实上，贝尔大西洋公司和电信公司的协议是最没有意思的企业购并案之一。这有点像销售不同尺寸水管的两个供应商决定要合并产品目录一样。这场购并根本与深层次的传播频道与内容的结合无关。频道与内容的结合，意味着比特生产和比特传输连成一体。1994年，迪斯尼公司和好莱坞之王迈克尔.奥维兹各自与3家地区性电话公司结盟，这才是更有趣的事情。消费电子业一直试图与娱乐公司结盟。原则上说，这是个强有力的想法，但到现在为止，却未见多少协调成功的例子，原因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当索尼公司斥资购买CBS唱片公司（CBSRecords）和当时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时，美国一片哗然。就像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Center）易主一样，日本人的一掷于金，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文化遗产是否不仅在象征意义上、而且在实际形式上也已为外国所控制的争论。当松下公司在不久之后买下MCA公司时，美国人更加震惊，因为MCA公司的董事长刘.瓦瑟曼（LewWasserman）在许多人心目当中，是最能代表美国作风的企业领袖。我还记得，当我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造访MCA公司总部时，看到电梯按钮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瓦瑟曼的话：“为了你的健康和你的国家，请向上爬一层楼梯，或向下走两层楼梯。”这些购并案制造了巨大的文化鸿沟，这道鸿沟不仅横亘于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横亘于工程师和艺术家之间。到目前为止，日本人购买的公司都经营得并不成功，我怀疑将来也不可能成功。文化融合技术和人文科学、科学和艺术、右脑和左脑之间，都有着公认的明显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有多少是人为的）。刚刚萌芽的多媒体很可能像有些学科——比如建筑学——一样，在这些领域之间架起桥梁。电视的发明纯粹是由于技术上的推动。当费罗.法恩斯沃驴和弗拉基米尔.兹沃尔金等先驱在1929年订得邮票般大小的电子影像时，他们纯粹是受了技术本身价值的驱使而想方设法改进技术。虽然兹沃尔金早期对电视的使用有一些天真的想法，他在晚年却大失所望。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魏思纳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魏思纳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曾经担任过总统科学顾问。某一个星期六，兹沃尔金到白宫拜访他，他问兹沃尔金有没有见过总统，兹沃尔金答没有。于是魏思纳带他穿过大厅去见总统。魏思纳向总统介绍来客时说，这位就是“使您得以当选总统的那个人”。肯尼迪十分惊讶，问：“怎么说呢？”魏思纳解释说：“这位就是发明电视的人。”肯尼迪表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兹沃尔金椰榆他道：“您最近看过电视吗？”技术的需要——也只有这些需要——推动了电视的发展。然后，电视就被交到了一群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在知识的亚文化背景方面，都与科学家遇异的创造性天才手中。另一方面，摄影术是由摄影师所发明的。改进摄影技术的人出于艺术表达方面的目的，而不断精研技术，以满足这门艺术的要求。这就好像作家创造了浪漫小说、散文和漫画等不同形式，以表现不同的构想一样。个人电脑已经使电脑科学离开纯粹的技术需求，走上与摄影术相同的发展道路。计算已不再是军队、政府和大企业的专利。它正在直接转入社会各阶层的极具创造力的个人手中，通过使用和发展，成为他们创造性表达的工具。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集科技和艺术成就于一身，其背后的推动力将是人们对消费性产品的需求。今天最快的英特尔处理器，其运行速度是每秒钟执行1亿条指令。将其与索尼公司的产品比较一下，索尼刚刚推出价格200美元的新电子游戏“游戏站”，速度竞达到1000MIPS。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对新型娱乐的渴求似乎永无止境，而电子游戏业所依赖的新型实时三维游戏，正迫切需要这种高速的处理技术和新的显示器。应用成为驱动力量。拉力与推力像维康、新闻公司（NewsCorporation）和本书的出版商这样的媒体巨孽都依靠掌握发送网络，来提高信息和娱乐内容的附加价值。正如我前面所说，原子的传输要比比特复杂许多，因此需要仰赖大公司的力量。相反，移动比特则十分简单，原则上不再需要大公司。几乎可以这样断定。通过阅读《纽约时报》，我结识了该报专写电脑和通信业方面报道的记者约翰.马可夫，并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在过去，假如没有《纽约时报》，我可能永远看不到他的文章。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电脑网络，自动收集他所有的最新报道，把它丢进我的个人化报纸中，或是放在“建议阅读”资料档案中。我也许愿意因此付给马可夫每篇文章“两分钱”（twocetlts）。如果1995年互联网络全部上网人口中，有0．5％的人愿意像这样订阅马可夫的文章，而马可夫每年创作100篇文章（事实上，他每年的写作量大约在120一140篇之间），那么他一年就可以稳赚100万美元，我敢说那一定比《纽约时报》付给他的薪水要高。假如你认为0．5％的比例太高了，先耐着性子等一下。这个数字会是真的。一旦有人打下了这片江山，发送者在数字化世界里的附加值就会每况愈下。比特的发送和运动必然也包含了过滤和筛选的过程。媒体公司除了于别的，还扮演星探的角色，而它的发送渠道则成为舆论的试验场。但到了一定程度，作者也许不再需要这个论坛。在数字化时代中，迈克尔.克莱顿直接在电子网络上卖书，一定会比经过出版商赚得更多。克诺夫出版社，抱歉了！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pushing）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pulling)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因为我们对媒体的整个概念是，通过层层的过滤之后，把信息和娱乐简化为一套套：“要闻”或“畅销书”，再抛给不同的“受众”。当媒体公司如同杂志一样，越来越朝“窄播”的方向迈进时，它们也在把比特推销给一些特殊兴趣团体，如汽车玩家、阿尔卑斯山滑雪迷或葡萄酒涌君子等等。我最近想到一个点子，就是专为失眠者办一个杂志，而且聪明地利用深夜电视节目的时段作广告，那时候广告价格还特别便宜呢。信息业会变得更像服饰业。全球的信息公路都是它广大的市场，顾客则是大众和他们的电脑代理人。这个数字市场真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市场只有当我们改进了人和电脑之间的界面，使得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时，才会真正出现。　　　　　　　　北极星书库|| m/ 1、创造完美的人性世界为什么“数字化生存”如此辛苦？多年来，我每天至少在电脑面前度过3个小时，但有的时候，我仍然发现自己饱受折磨。搞懂电脑就和搞懂银行结算单差不多同样困难。为什么电脑（以及银行结算单）非得毫无必要地弄得这么复杂呢？为什么“数字化生存”竟是如此辛苦呢？其实，电脑并不复杂，数字化生存也不需如此辛苦。计算的发展速度飞快，但直到最近，我们才获得了足够的成本低廉的计算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用来改进入与电脑的双向交流。过去，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用户界面上，会被认为是愚蠢而浪费的行径，因为电脑的运行周期太宝贵了，应该把它全花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科学家会从许多方面论证简单生硬的界面的合理性。例如，在70年代初，好几篇“学术”论文问世，论述黑白显示器为什么“优于”彩色显示器。彩色没什么不好。整个研究圈子不过一心想为他们无力以合理的成本制造出好的界面而辩护罢了；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他们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想象力。从60年代未一直到70年代，我们这群致力于研究人机界面的人，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受到公然的蔑视。尽管后来这一领域逐渐得到认可，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被视为旁门左道。只要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按了电梯按钮之后灯却不亮的情景，你就能体会到感知、生效和反馈有多么重要了。电梯不亮的原因也许是灯泡烧坏了。但你心里一定万分沮丧，开始怀疑：电梯听到我的指示了吗？由此可见，界面的设计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1972年的时候，全球总共只有15万台电脑。然而从现在起直到2000年，单单英特尔一家集成电路生产商，就预期可以每年售出1亿枚芯片（而我认为他们还大大低估了市场的潜力）。30年前，使用电脑就好像驾驶登月艇一样，懂得机器操纵魔法的人寥寥无几。那时的电脑语言极为粗糙，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语言可用（只有许多拨动开关和一闪一闪的灯泡）。我的看法是，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电脑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的宗教仪式一样。今天，我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致命的反应当人们谈到电脑的样子和它给人的感觉时，其实他们指的是“图形用户界面”，也就是“行家”所说的GUI。1971年左右，施乐公司开始研究GUI，后来又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几个地方介入，这种界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0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凭着他的智慧和毅力，推出了麦金托什机，使GUI得以在一种真正的产品中出现，有关它的研究才达到了高潮。麦金托什机使整个电脑市场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相形之下，后来市场上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其他电脑公司花了整整5年时光，来模仿苹果电脑的技术。然而即使到了今天，在某些方面，它们的成果依旧比苹果电脑逊色。在努力使机器更能为人所用的过程中，人类几乎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改进人与机器接触时机器对人的感应和作出更好的物理设计上。界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个传统的工业设计问题。就好像设计茶壶和耙子的人，要考虑把手的形状、传热程度，并防止表面出现疤痕一样。设计驾驶舱是一大挑战，不只是因为驾驶舱中有众多的开关、按钮、转盘、仪表，还因为两三种类似的传感输入装置可能会相互干扰。1972年，一架东方航空公司的L1011型客机失事坠毁，原因是飞机起落架没有放下来。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声音和机上电脑的哗哗声掩盖了警告讯号声，使机组人员没能听到。这真是致命的界面设计。我家里从前有一台非常聪明的录像机，能够近乎完美地辨认出我的声音，而且很清楚我的喜好。只要我说出节目名称，它就会帮我录像存档。有时候，甚至不劳我开口，它可能就会自动帮我录好。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儿子上大学去了。最近6年多来，我不曾再录过一个电视节目。不是因为我不会录，而是因为就耗费的力气而言，录像的价值太低了。录像过程毫无必要地困难。更重要的是，大家一直把录像机和遥控器的使用，看成按钮问题。同样地，一般个人电脑的界面，也被当成是物理设计的问题。但是界面不仅和电脑的外表或给人的感觉有关，它还关系到个性的创造、智能化的设计，以及如何使机器能够识别人类的表达方式。一只狗在百码之外就可以通过你的步态认出你来，然而电脑却甚至连你就在那儿都不知道。你生气的时候，几乎任何一只宠物都会察觉气氛不对，但是电脑却一片茫然。甚至连小狗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而电脑还是懵懂无知。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当你说“Kissinger”（基辛格）和“kissingher”（吻她）时，电脑应该能分辨个中差异。但这并不是因为它能找出声音信号上的微小差别，而是因为它懂得你的意思。这才是好的界面设计。今天，人机交互的负担全部落在人的肩上，就连打印一个文件这样家常便饭的事情，都可以把人搞得疲惫不堪，简直就是装神弄鬼的巫术，而不像体面的人类行为。结果，许多成年人掉头他去，自认为是不可救药的电脑盲。这一切都将改变。漫长的旅程1968年，阿瑟.克拉克和斯但利.库布瑞克（SianleyKubrick）因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记》同获奥斯卡奖提名。奇特的是，他们在拍完电影之后才出书，克拉克得以在看过初剪的毛片后，修改他的小说手稿。（电影是根据更早的一个故事版本拍摄出来的。）影片使克拉克可以根据电影场景模拟书中的情节，并锤炼原先的构想。在这本书付辛之前，他已经实际看到和听到了他的构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笔下的主角——一台名叫HAL的电脑，能如此出色地描绘出未来的人机界面的原因（HAL同时也是致命的）。需要说明的是，HAL的名字与IBM无关（有人推测出比H、A、L恰好分别是IBM前面一位的字母）。HAL的语言能力绝佳（能听懂别人的话，也能清晰地表达），见解超凡，而且十分幽默，这表明它的智商很高。几乎又过了1／4世纪，才出现了另一个完美的界面典范——知识导航员。苹果电脑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JohnScul1ey）委托制作了这盘录像带，它也具有电影般的效果，被称作原型录像。斯卡利写了一本书，名字也叫做《漫游记》，书的结尾提到了“知识导航员”的构想，后来就变成这盘录像带的内容。他希望通过录像带，描绘出未来超越鼠标（mouse）和菜单（menu）的界面。他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在《知识导航员》录像带中，可以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教授，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平平的书籍模样的装置，处于打开状态。在这个装置的显示器的一角，出现了一个打着领结的人，也就是这部机器的化身。教授请这位机器代理人帮他准备演讲稿，还分配了几件工作给它，这位代理人偶尔也会插进来提醒教授其他的事情。它能看、会听，还对答如流，和一般的助手没什么两样。HAL和知识导航员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超凡的聪明才智，以至于物理界面本身几乎消失不见了。这就是界面设计的秘诀：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当你第一次和某人晤面时，可能会非常注意他的相貌、谈吐和仪态，但是很快地，你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谈话内容上，尽管这一内容仍然主要通过说话的音调和面部表情来表达。好的电脑界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表现。界面应该设计得像人一样，而不是像仪表板一样。另一方面，大多数界面设计人员一直在顽固地试图使笨机器更容易为聪明人所用。他们在美国人所谓的“人性因素”（humanfactors）或欧洲人口中的“工效学”（ergonomics）的领域各领风骚，研究人体如何运用感觉和反应器官来配合身边环境中的工具。电话听筒或许是世界上设计得最多也最滥的一种设备了，但仍然十分不如人意。移动电话的差劲界面令录像机都相形见拙。一部班和欧路森电话机根本不像电话，而像雕刻品，比旧式的黑色转盘电话还难用。更糟的是，电话的“功能”往往多得离谱。电话号码存储、重拨功能、信用卡管理、电话等候、电话转接、自动应答、电话号码过滤等各种功能，全部挤进了只有已掌大小的话筒中，让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使用。我不但不想要所有这些花哨的功能，我甚至根本不想拨电话。为什么设计电话的人全都不明白，没有人爱拨电话，我们只想利用电话来和别人取得联系！像拨电话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都愿意别人代劳。这使我想到，电话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听筒设计，而在于我门能否设计出可以塞进口袋里的机械秘书。与电脑共生电脑界面设计始于1960年3月，当时杰西.里克莱德发表了他的论文《人与电脑共生》（Man一Comp-uterSymbiosis）。大家都亲切地称里克莱德为里克，他是位实验心理学家和声学家，在这两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后来成为电脑计算的信徒和救星，主持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早期的电脑研究。60年代中期，他应邀为卡内基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一份关于未来电视的报告撰写附录。正是在这份附录中，里克提出了“窄播”的说法。然而，里克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是，他的两大贡献，“人与电脑共生”和“窄播”注定要在90年代相互融合。60年代初期肇始的人机界面研究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在其后的20年中各自独立发展，始终未能相互融合。一部分研究的是互动性问题，另一部分则把重心放在感应的丰富性方面。互动性的研究偏重于解决电脑共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电脑是一种极其昂贵而且大一统的资源。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早期，由于电脑太宝贵了，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不停地运转。把一部电脑接上键盘，用电脑打出一个问题，接着。再让它闲置在那里，等待人们阅读问题、思考，然后回答，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分时的发明使这样做成为可能。所谓分时，就是让多个用户能够在彼此相隔很远的地方，共同使用一台电脑。假如你把电脑资源在10个人当中分配，那么，不但每个人可以分享1／10的机器使用时间，而且，当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或许电脑可以完全为另外一个人所用。这种分食数字化大饼的做法要想行得通的条件是：没有一个用户的胃口过大，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或需要大量带宽。早期终端机的速率是110波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速率提高到300波特时，感觉真是快极了。同床异梦相反地，有关感应丰富性的研究则偏重于极高带宽的图形互动上。早期的电脑制图需要一部机器专门用来提供图像。基本上，它与今天的个人电脑并无二致，但是却大得多，能够装满一间屋子，并且要耗费数百万美元。电脑制图技术刚诞生时，是一种勾画线条的媒介，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来直接控制阴极射线管的电波。一直到了10年之后，电脑制图才从单纯的勾画线条，发展到可以制作多种形状和图像。出现了一种叫做“光栅扫描显示器”（rasterscandisplay）的新型显示器，它需要大量的记忆容量，以一点一点地存储画面，它们今天已经随处可见，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种显示器当初曾经被视为异端。事实上，在1970年，几乎没有人相信电脑存储器有那么一天会便宜得可以被大量用在制图上。在此之后的20年中，分时技术和电脑制图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感应能力贫乏的分时系统成为商业和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计算工具，促成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电子银行和民航订位系统的诞生。商用分时系统的界面设计通常十分简陋，输出形式和打字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对任何单一用户而言，整个系统似乎刻意放慢速度，以便其他人也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那一份电脑资源。另一方面，电脑制图大多应用在独立计算上。到1968年，价格在2 美元左右的小型机开始出现，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工厂和机器自动化（automation）进程都需要非常精确而且实时的控制系统。电脑制图也是一样。这种独立的电脑制图系统与显示装置一起，构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工作站”（worksta－tion）的前身，其实工作站只不过是穿上了长裤的个人电脑罢了。多模式界面我们通常都是把累赘当成一种坏现象，暗指无谓的冗长以及漫不经心的重复。在早期的界面设计中，人们研究互动技术，并且尝试为不同的环境明智地挑选出不同的界面运作方式。光笔（lightpen）会不会比数据板更好呢？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方式，是受到了一种错误信念的支配，即以为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解决方案”。之所以说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是因为人是互不相同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此外，某种特走的互动方式究竟适合哪种环境，很可能要视你当时可用的信道而定。大底下没有一种最佳的界面设计。我还记得，70年代中期，我去拜访一位海军上将，当时他有一套最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他先向一位下级水兵发号施令，然后再由其十分尽责地把命令输入电脑。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系统有了一个绝佳界面，这个界面不仅能识别语言，而且还很有耐性。海军上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谈话，一边指手划脚。他完全就是他自己。尽管如此，海军上将从没想过通过这样的间接界面来策划一场进攻。他很清楚水兵可以从电脑系统的小小显示器上，一窥整体形势，但是他宁可和墙壁上一张很大的战区地图直接互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小小的形状各异的蓝色和红色军舰标志，钉在这张地图上。（那时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苏联人也用同样的颜色。）海军上将乐于使用这张地图，不只是因为地图是传统的作战工具，有清晰的画面，而且还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当他移动地图上的军舰的时候，他的手势和动作都加强了他的记忆。他完全陷入到战局的演示之中，连脖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这种界面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二者兼顾”（both／and）。“二者兼顾”的思维带来了一大突破，简单他说来，就是“累赘是好的”。事实上，最好的界面应该是有许多不同而并存的交流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一个用户可以利用一组不同的感应装置（可能是用户的，也可能是机器的）进行表达并撷取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一种交流渠道也许能够弥补其他渠道传递信息之不足。例如，假如一间屋子有十来个人，我问其中一个人，“你的名字叫什么？”除非在我问话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否则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形容词“你的”，其意义来源于我的眼睛注视的方向。这种状况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狄克.波尔特（DickBoLL）和克里斯.施曼特（ChrisSchmandi）所开发的名为“把它放在那儿”的程序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1980年推出的该程序第一版，能够让你对着墙壁大小的显示器说话和作手势，以及在一个空白的屏幕上（后来改成加勒比海），移动简单的物体（后来化为船只）。在“把它放在那儿”程序的示范影片中，这个程序误解了一条指令，施曼特脱口而出：“哎呀，该死”这句话在影片中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提醒许多未来的观众，有待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整个构想其实再简单不过：说话、指点和眼神，应该作为一个多模式界面（multimodalinterface）的不同部分共同工作。这种多模式界面，不再仅仅是来来回回地传递讯息（这是分时的基础），而是更像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谈话。当时，这种试图以“二者兼顾”的方式来设计界面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早期研究一样，看起来像门有水分的科学。我就不怎么看得起界面研究中的测试和评估工作。或许我大自大了，不过我认为假如你必须在小心翼翼地测试某个设计后，才能看出它所造成的差异，那么，这个设计首先根本就没有造成足够大的差异。成长的秘密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的母亲有个家用壁橱，壁橱后面有二堵“秘墙”。这个秘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墙面上有许多小心刻划的铅笔痕迹，代表我定期测量的身高。所有的铅笔线旁边都尽责地标注了日期，有些线靠得很近，因为那段时间身高测得比较频繁；有些线隔得很远，很可能因为那年夏天，我们外出度假了。再弄一个壁橱建一堵秘墙，似乎不可行。这个身高测量法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猜它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喝了多少牛奶、吃了多少菠菜和摄取了多少其他好东西。相较之下，“成长”具有更加戏剧化的一面。一位许久未见面的叔叔看到我时，也许会问：“你成长得怎么样啦，尼基？”（假定他已有整整两年没见到我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自己的改变。我能看到的只是壁橱秘墙上那些短短的铅笔线。这种“刚刚能够看出来的差异”或简称JND，是心理物理学的一种测量单位。单单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影响了界面的设计。你不得不自问，假如不过只有“刚刚能够看出来的差异”，何必这么费事呢？假如你只有小心测量，才能找出其中的差异所在，也许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错误的：应该往能够产生较大差异的方向努力。举例来说，学术研究显示，在大多数应用上，讲话和自然语言都不是人与电脑之间的合适的沟通渠道。这些技术研究报告中充斥着各种表格及对照实验等，只为了证明自然语言容易给人机沟通造成混乱。我当然不会期望一架波音747客机的驾驶员只要高唱：“高高高高飞——！”飞机就会滑行和起飞。即便如此，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运用丰富的语言和手势来控制事物，哪怕是在驾驶舱中。无论你把电脑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如此一来，我们将可以看到显而易见的差异。我们将看到的是我叔叔眼中的我，而下是带橱L短短的铅笔痕迹。我的梦想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像人。这种想法很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会嫌它太浪漫、太含混或太不切合实际了。真要批评的话，我会说这个想法还太保守了。可能有许多异乎寻常的交流渠道甚至到了今天，我们都还浑然不觉。（由于我妻子是双胞胎姊妹中的一个，而我自己也有对双胞胎弟弟，从自己的实际观察中，我完全相信超感觉的交流方式不是不可能存在的。）60年代中期，我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模拟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其中包括了手势，面部表情以及肢体动作。我把海军上将作为我的模型。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的研究计划中（时间大约在1976年左右），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让将军、企业总裁和6岁儿童都能使用电脑”的人性化界面。我们把系统设计得能让用户在30秒种之内学会操作。由于所有人都对桌面和书架非常熟悉，这两种东西被借用来作为例览和操纵复杂的声音、影像和数据资料的工具。在70年代末期，这样做已经算是很激进了。但按照海军上将与水兵之间的对话方式来安排人机交流，此种做法能够产生的意义和影响，仍然是“空间数据管理系统”未能洞察的。未来的人机界面将根源于“授权”，而不是直接控制——下拉菜单弹出，按鼠标等等——同时，也不再是鼠标界面。我们一直执著于让机器达到“容易操作”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