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7

吸烟与癌症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性，烟草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说，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他们暗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许那些有遗传性患癌倾向的人也有遗传性的嗜好麻醉品的倾向――所以癌症和吸烟之间可能会有相关性，但癌症却不是由吸烟引起的。这类牵强附会的关系可能会被不断地发明出来，这正是科学家强调对照实验的原因之一。假如你在许多老鼠的背上涂上烟焦油，同时观察许多几乎完全一样但却没有被涂上焦油的老鼠的健康情况。如果前者患了癌症而后者没有，你就可以确信这种相关性是有因果联系的。抽烟时将烟吸入，患癌症的几率上升；不吸入，则患癌率保持在背景水平。对于肺气肿、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来说也是如此。当第一个研究工作在1953年首次被发表在科学文献中，显示将香烟产生的烟中的物质涂在啮齿动物背上会引发恶性肿瘤时，六大主要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发动一场公关运动，指责这项由斯隆?凯特林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这很类似于杜邦公司在1947年当第一个揭示他们的氟利昂产品破坏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工作发表时受到的同样的责备。还有很多其它例子。你可能会想，在谴责他们所不欢迎的研究工作之前，几大主要公司应当动用了它们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检验了它们计划制造的产品的安全性。但是，如果他们忽视了一些东西，如果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发现了可能存在的危害，那些公司为什么要不满？难道他们宁愿害死别人也不愿损失他们的利润？如果在一个非确定性的世界中，必须要犯一个错误的话，难道不该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和公众吗？附带地，这些例子对于我们这个自由企业体系控制自己的能力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些多少有些政府强制性色彩的事例，不是在为公众的利益着想吗？布朗和威廉姆逊烟草公司1971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将“批驳成百万人头脑中认为吸烟会引起肺癌和其他疾病的错误信念”列为一个总体目标；该报告称：“这种信念是建立在盲目狂热的假设、荒谬的谣言、毫无根据的声明以及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毫无科学性的陈述和猜测之上的。”他们抱怨针对香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史无前例的、恶毒的攻击，构成了自由办企业历史中针对产品进行的最为严重的诽谤和造谣中伤；这种罪行，诽谤牵涉到了如此巨大的范围，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诽谤运动怎么会得到容忍；宪法怎么能忍受如此的藐视和违法行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只不过是比烟草业没完没了地为鼓动公众消费而喋喋不休的那些话显得稍微激动一点而已。有许多的香烟上标有低“焦油”的广告（每支香烟少于等于10毫克）。为什么这是一个优点？因为正是在难以治疗的焦油中浓缩着多环芳烃和一些别的致癌物质。这种低焦油含量的广告，不正是烟草公司对香烟确实会致癌的一种心照不宜的默认吗？增进健康国际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多年来总共从烟草业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它开展有关间接吸烟的研究，为烟草公司作证。在1994年，这个组织的三名技术人员抱怨，其上级主管伪造有关空气中可吸入的香烟颗粒物的数据。每一次，那些编造的或“修正”的数据都使烟草燃烧产生的烟看起来比技术人员的测定所显示的结果要安全得多。合作研究部门或是外部研究承包者可曾发现过一种产物比烟草公司所公开声明的更加危险吗？如果有，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吗？人们会对烟草产生依赖作用。用许多标准来衡量，它比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瘾性还要大。正如1940年的一则广告所说的，人们情愿“走一英里只为一包骆驼牌香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比整个二战中死去的人数还要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世界上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为300百万。到202年，将上升为每年死亡100万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妇女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将吸烟描绘成一种进步与时尚。烟草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这种成瘾性毒品制造出一种品味，其部分原因是鉴别谎言的技术。怀疑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还远未得到普及。轻信是可以杀人的。[15]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一个船主想让他的一艘移民船再次出海赚钱，可他清楚他的船已经太旧了，而且一开始制造得就不够好。这艘船去过许多的海洋，经历过各种天气，经常需要修理。别人对他说这船可能不能再出海了。这个怀疑一直缠绕着他并使他总是感到快乐不起来。他觉得应该彻底把这艘船修理装备一下，层管这会花费很多钱。在出航之前他成功地摆脱了忧虑的阴影，他安慰自己它已经历了那么多的航行和风暴都安然无恙，怀疑它不能从这次航行中安全归来简直是浪费光阴。他相信上天的安排，而上天似乎总在保佑那些为寻求更美好生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他在头脑中去除了对修理者和合同人诚实性的并不豁达的怀疑。这样他获得了真诚的令人舒心的保证：船已完全修好并可以出航了！于是，他以轻松的心情看着船离港远去了，并怀着一颗仁慈的心希望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新家取得成功。不幸的是，他的船在途中沉没了，那些希望化为泡影，虽然他得到了保险赔偿金。我们该如何评论这个人呢？毫无疑问，对那些死去的人他是有罪的。尽管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船是安全可靠的，但这种信心的真诚丝毫帮不了他。因为他无权相信眼前看到的证据，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诚实耐似的调查之中，而是在把疑问强行压下去之后产生的……威廉?K?克利富特《信任伦理观》（1874）科学的边缘――有时作为导致科学发现的预见性思想的延续――潜伏着一系列诱人的或至少是有些令人震惊的想法，但是这些思想还没有被专门给新思想挑毛病的检验者进行过有意识的检验，至少这种检验应该由思想的提出者来完成：一种观念认为地球的表面应是在一个球体的内表面而不是外表面；或宣称你可以通过冥想飘在空中；芭蕾舞演员与篮球运动员可以跳那么高就是由于这种漂浮；或说我有一种称为灵魂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痕迹的东西，当我死后却可以存在并能使一头牛或一只虫子复活。典型的伪科学和迷信包括――这只是一些代表，而不是综合的罗列――占星术；百慕大三角；“大脚”野人和尼斯湖怪；鬼魂；“邪恶之眼”；据说每个人头上环绕着的多彩光晕（且颜色分人而异）；超感知觉，如心灵感应、先知、远距离传输和远距离“遥视”；相信数字“13”代表不幸（因为美国许多旅馆和严肃的办公楼的层数直接从12跳到14－－为什么要冒背运的风险呢？）；流血的雕像；相信兔子的断腿会带来好运；魔杖探矿；水妖；自向症的“无障碍通信”；相信把刮胡子刀片放在纸板做的金字塔中可以使其更锋利，以及其它“金字塔学”的信条；死人打来的电话（从未付过账）；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所谓发现未训练过的扁体动物可以通过吃磨成粉末的同类的尸体而学到知识；当月圆时犯罪率上升的观点；手相术；命理学；测谎器；靠彗星、茶叶、怪胎预言未来的事件（加上古时流行的占卜；通过看动物内脏、火焰的形状、烟、影子、残渣等进行占卜预言；听肚子咕咕叫声；甚至在一个时期是靠查对数表）；过去事件的“照片”，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图像；一头俄国象可以流利地讲话；那些可以被胡乱地蒙住眼睛用手指读书的“超感知者”；爱德加?卡斯（他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已“消失的”大西洲古陆将“浮现”出来）和其他的预言家们，包括“睡着的”和“醒着的”；减肥的骗术；把灵魂出壳（濒死）的经历当做外部世界真实的事件；信仰疗法的骗局；占卜板；天竺葵富有感情的活动被因大胆地使用“测谎器”而发现；记得什么分子溶解于其中的水；从面部特征和头盖骨上的隆起判断人的性格特点；“第100个猴子”的迷惑；声称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不论想要使什么变成真的就会是真的；人类自发燃烧直至烧焦；三环生命周期；承诺可以无限提供能量的永动机（但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它们统统被怀疑论者的仔细检查所阻止而不能永动）；让?迪克森系统的荒谬的预言（他“预言”1953年苏联将入侵伊朗，1965年苏联将击败美国，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和其他一些专业的“巫师”们；耶和华的目击者预言世界末日在1917年的到来，以及许多类似的预示；智力学和信仰疗法；卡洛斯?卡斯塔耐达和“巫术”；宣称发现“诺亚方舟”的遗迹；“阿米迪维尔的恐怖”和其他鬼怪缠身之类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刚果雨林中雷龙现身的传说。（类似说法的深入讨论可以在《超自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aranormal）中找到，高顿?斯戴恩编辑，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96）原教旨主义者和犹太教徒拒绝接受许多上面的说法，因为《圣经》禁止他们这样做。《旧约》（18：10，11）上说（国王詹姆士译本）：在你们中间不应有这样的人存在：能使他的儿子或女儿通过火海的人、占卜未来者、时代观察者、施魔法者。女巫、魔术师等类似的精神解释者，巫师及通灵者。占星术、通灵术、巫应盘、对未来的预言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是被禁止的。《旧约》的作者并没有用证据证明实际上那些人许诺的话不能实现，但是他们确实是令人痛恨的――也许对别的民族适合，可不适合于上帝的追随者们。即便是对很多事情都轻信的使徒保罗，也忠告我们要去“证实所有的事情”。12世纪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比旧约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伪科学起不到任何作用：禁止从事占星术、用魔法、施咒语……，所有这些不外乎就是那些曾被古代异教徒用来愚弄群众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谎言和欺骗……，聪明和明智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迷途指津》第11章）有一些观点很难检验――例如，一次寻找鬼怪或者雷龙的探险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存在。缺乏证据不能证明它不存在。有一些证据的获取是较为容易的――例如，扁虫通过吃同类而获取知识，或是宣称本来臣服于抗菌素的细菌通过祈祷可以在琼脂培养基中大量繁殖（相对的也可以通过祈祷来控制细菌）；少量的――如水动机――可以用基础物理学排除其可能性。除它们之外，有一些在我们掌握确定其错误的证据之前还不能作判断；奇怪的事情经常是与科学相联系的。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证据的可靠性到了什么程度？证明的重任当然是落在那些提出主张的人的肩头。具有启示性的是，一些支持者坚持认为怀疑主义也具有倾向性，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没有怀疑主义的探究。他们也许说对了一半，但一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超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描写了向对“通灵”现象持更怀疑态度转变的一个阶段：来自苏格兰的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宣称她们能够提取对方思想中的图像。她们选择打扑克牌做测试，因为她们在家就用它试验过。我让她们选择测试的房间，并确定她们之间不能通过任何正常方法使接收者看到扑克牌。结果她们失败了，她们不能比碰运气更准确地预测牌，她们感到很失望。可是她们还坚持相信自己能做到，我开始感到人是多么容易被自己的愿望所欺骗。我还曾经测试过一些靠意念移动物体的人的功能。几个孩子宣称他们能靠意念力移动物体，还有几个说他们有心灵感应能力。但他们都失败了。甚至现在我在家中厨房里放有一个写着五位数的纸片、一张留言和一件小物品，一个青年人决定存放的位置和物品并试图用离开他身体的灵魂去看它们，尽管它们在那儿已经三年了（虽然内容经常变化），但他还是没有成功。“心灵感应”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是远处的感知――就像“电话”可以从远处听到声音、“电视”可以从远处看到图像一样。这个词意味着是交流感觉、情绪，而不是思想。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经历过类似心灵感应的事情。两个互相了解，住在一起，互相熟悉对方的感觉、交往和思维方法的人经常可以预先知道同伴要说什么。这仅仅通过人的五个感官和心意相通、敏感及理解力就可完成。也许感觉起来像超感知，但这些根本不是“心灵感应”这个词所定义的。如果像这样的事情最终被确定无疑地证明存在，那么，我想它还是有可以辨别出的物理原因――也许是脑电流。伪科学，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称呼，都决不是指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定义是自然之外的东西。也许这些超感知主张中的一小部分有一天会被确凿的科学数据所证实是有那么很小一点可能性的，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接受它们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将是愚蠢的。对于那些还没有被证伪或充分解释的主张，我们最好还是以对待车库中的龙的态度，保持耐心，培养对模糊性的宽容，去等待――最好是寻找――支持或否定的证据。在远离陆地的南海中，据说出现了一位智者、医疗师、肉体化的灵魂，他能够超越时间讲话，他是已经升天的大师。他来了，他们说，他来了……1988年，澳大利亚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通过分发的广告资料和录像带开始收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广泛流传的资料这样写到：卡洛斯在澳大利亚出现那些见到它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正在和他们谈话的非凡的年轻艺术家突然摇晃颤抖起来，他的脉搏变得极其危险的缓慢，最终停止在死亡点上。时刻监视病情的医务人员已经准备接响警报。但随着心脏示波器显示屏上平平的波线猛然跳起，脉搏又恢复了――比原来还快还有力。生命力显然又回到了躯体――但这个躯体内已不再是年仅19岁的、其陶器装饰了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家庭的艺术家乔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取而代之的是卡洛斯，一个上古的灵魂。伴随着震撼和启示，他的教义来到了人间。一个实体通过死亡的形式为另一个让路：这就是使卡洛斯，以乔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作为‘通道’，成为在新时代的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形体的奇迹。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纽约批评家评论到：“这是通道论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供了有形的、客观的关于人类生理上产生神秘变化的证明。现在，经过短暂的死亡和转换跨越了170多年的乔斯，按卡洛斯所给予的指示参观了澳大利亚――按照这位大师的话讲，“古老的新大陆”将是一个特殊启示的源泉。卡洛斯已经预言到1988年大灾难将横扫地球，两个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将死亡，随后，澳大利亚人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星体的升起，它会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深远的影响。周日21号，15点，悉尼歌剧院文章解释道，在1986年的摩托车事故后，乔斯?阿尔瓦雷斯――那时才17岁――得了中度脑震荡。当他恢复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有时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从他喉咙中发出。于是困惑的阿尔瓦雷斯向一个多重性格紊乱方面的心理学专家求助。心理医生“发现乔斯是一个被称做卡洛斯的遥远的实体所控制的通道。当阿尔瓦雷斯的生命力放松至一特定水平时，这个遥远的实体就会控制他的身体”。卡洛斯被证明是一个2000岁的未转世的灵魂，一个没有身体的鬼。上一次侵入人体是在1900年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不幸的是，那个身体在12岁时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治疗家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卡洛斯要在阿尔瓦雷斯发生车祸时进入他的体内的原因。当昏迷时，卡洛斯的灵魂通过一个大的稀有的水晶球聚焦而进入他的身体并展示了长时间积累的智慧。文中还列出了他们在美国出现的主要城市的名单，一盘阿尔瓦雷斯／卡洛斯在百老汇剧院受到人们狂热欢迎的录像带，以及在纽约广播电台WOOP中接受采访的实况，和其它一些显示这已成为美国新时代奇迹的东西。有两个小的证实细节：一个是来自南弗罗里达报纸的文章――“剧院公告：根据人们对他再次出场的要求，通灵者卡洛斯三天逗留已延长，活动将到战争纪念堂举行……”；另一个是从电视节目指南中的摘录――“卡洛斯实体：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在当今最流行的和最有争议的人格的背后的事实。”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经纪人坐头等舱到达悉尼，他们乘一辆巨大的超长轿车去每个地方，他们住在这个城市中一个最高级旅馆的总统套房里，阿尔瓦雷斯穿着镶有金花边的精制的长袍。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卡洛斯出现了，他显得很有力，知识渊博，十分威严。澳大利亚电视台立即播出了阿尔瓦雷斯。他的经纪人和他的护士（检查他的脉搏以确定卡洛斯的存在）的录像。在澳大利亚的“今日奇观”节目中，主持人乔治?尼格斯采访了他们。当尼格斯提出几个合乎情理的怀疑性的问题时，这个新时代的智者显得脸皮很薄。卡洛斯对主持人施以诅咒，他的经纪人把一杯水倒在了尼格斯的身上，然后傲然阔步地走出摄影棚。这在小报上立即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它在澳大利亚电视台播出时其重要的内容进行了编辑。“电视上的大发作：水泼向尼格斯”成为1988年2月16日的《每日镜报》的头版头条。电话不断地打入电视台。一位悉尼市民建议认真对待施给尼格斯的咒语，他还说，撒旦的军队控制了美国，下一个也许就是澳大利亚。卡洛斯的名字的再次出现是在澳大利亚版的《当前事件》中。一个怀疑者出现了，他揭露了魔术师的骗局，他指出有一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使你的一只手的脉搏停止跳动：把一个橡胶球放在腋窝里并用力挤压。当卡洛斯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时，阿尔瓦雷斯显得异常气愤，他甚至咆哮道：“停止采访！”21日约定的时间里，悉尼歌剧院里挤满了人。兴奋的人群，老的少的，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地期待着。入场是免费的――这使那些模模糊糊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骗局的人更加确信。阿尔瓦雷斯舒服地坐在一个低矮的长沙发椅上，他的脉搏一直在被监测着。突然，脉搏停止了，他好像要死了，低低的奇怪的喉音从他身体深处传出来。观众们都惊讶和敬畏得屏住了呼吸。突然阿尔瓦雷斯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他的姿态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自信力，一个深沉而宽宏的、仁慈而神圣的声音从阿尔瓦雷斯的唇中飘出，这是卡洛斯！在节目结束后的采访中，观众里很多人都在描述他们是如何的感动和兴奋。在第二个周日，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有一个效仿美国同样内容的节目的名字“60分钟”中――揭露了卡洛斯事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制片人认为这是个教训，它揭示了制造一个信仰医疗师或宗教领袖去欺骗公众和媒体是多么的容易。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与一位世界最著名的欺骗群众的专家（至少还不是那些政府官员和政府宣传部门的人员）――魔术师詹姆士?兰蒂取得了联系。“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从事自我治疗的癫狂人物，在人类中竟然有这种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天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道：……我活了这么久，这使我常常有机会看到一些宣称可以医治任何疾病的疗法，但不久就因毫无用处通通被抛到一边了。我不能不担忧在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期望将被证明是一种妄想。然而这种妄想只要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起作用。在此他所谈的是催眠术，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别的愚行”。与富兰克林不同，大多数科学家觉得揭穿伪科学的欺诈――更不用说热情地坚持自我欺骗了――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试图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科学家们习惯于与自然做斗争，而自然不情愿交出它的秘密，但它的反击是公正的。他们经常对那些“超自然”的肆无忌惮的实践者们毫无准备，因为他们按不同的规则竞争。一方面，魔术师是一个欺骗人的行业，他们不过是在实践许多职业中的一种――如演员、广告人、宗教信徒和政治家等――在那里，一个天真的观察者可能误认为谎言的东西是社会可以原谅的，只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许多魔术师假装他们不搞欺骗，但会暗示说他们能从某些神秘的源泉中获取能量，最近则说是从外星人的礼品中获得能量。有些还用他们的经验揭露他们圈内或圈外的骗子，这有点像贼喊抓贼。很少有人像“令人惊讶的”詹姆士?兰蒂一样起来精力旺盛地发动这种挑战。准确地说，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愤怒的人。让兰蒂气恼的不是远古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复苏，而是人们那么轻易地就接受神秘主义和迷信并由此而导致欺诈、凌辱，乃至谋杀行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兰蒂不容异己，蔑视他人，并缺少对导致人们轻信的弱点的同情心。他通常的演讲和表演是收费的，但如果他宣称他表演的技巧是来源于心灵的、神授的或是地球外的力量，那么他的收入就会高得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专业的魔术师好像都相信心灵现象的真实性――根据对他们观点的调查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魔术师，他揭露过很多的遥视者、“心灵感应”，以及蒙骗群众的信仰医疗师。他证明了那些通过意念弄弯匙子，曾经欺骗过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使他们企图推演出新的物理现象的通灵者所采用的不过是简单的骗术和误导。他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赏识，并曾被授予一项麦克?阿瑟基金奖（所谓的“天才”奖）。但一个批评家曾严厉批评他“过分着迷于现实”，我希望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兰蒂近期比任何人都要多地揭露了有利可图的信仰医疗师行业中的伪装和欺诈。他对各种说法进行鉴别和筛选。他收听那些巡回医疗师（不是来自上帝的精神启示力量而是靠他妻子在后台发射的39．17MHz的无线电波）收到的所谓“超自然”的信息流。他发现那些接受信仰医疗后当场从轮椅上站起来的，声称自己被治愈的人实际上不是必须坐轮椅的人，他们是被邀请来的，而且是由引领员带到轮椅上坐下的。他向信仰医疗师提出挑战，要求提供严肃的医学证据来证实他们治疗的有效性。他请当地和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治理欺骗和医疗业中不法行为的法律规定。他严厉抨击力图使这些提案无效的新闻媒介。他揭露出那些信仰医疗师对他们的病人和教区民众的极度轻蔑。许多人是神智清醒的骗子――用基督福音或新时代的语言和符号猎取人们的弱点。可能有些人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钱而搞欺骗。或许我太苛刻了？偶然的搞信仰医疗的欺骗者与科学上偶然出现的骗子有何区别呢？因为几个坏苹果而怀疑整个行业，这公平吗？对我而言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第一，没人怀疑科学的实际作用，尽管不时有错误或欺骗性的结论产生。但是否有某些来自于信仰疗法的神奇的痊愈――除了身体自身的能力治愈自己以外――却很值得怀疑；第二，对科学中欺骗和错误的揭露几乎是科学界自己完成的。这个纪律约束着科学界本身――这意味着科学家们意识到发生欺骗和错误行为的潜在可能。但在信仰医疗师领域中的欺骗和错误的揭露几乎没有是由别的医疗师们做出的。实际上，基督教廷和犹太教廷谴责他们之中的可证实的欺骗时的勉强态度令人吃惊。当传统的医学无能为力时，当我们必须面对痛苦和死亡时，我们当然会接受来自其它方面的希望。毕竟，有些病是心理原因产生的。许多病至少能通过积极的想法得以减轻。安慰剂是一种假的药品，通常是糖丸。制药公司要例行比较他们的药物与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他们把安慰剂给予生同样疾病的病人，而病人是无法区分真的药物和安慰剂的。安慰剂可能令人惊讶地有效，特别是对于感冒、焦虑、绝望、痛苦以及其他显然是由精神产生的症状。可以想象，分泌于脑中的一种肽――小的具有吗啡效果的脑蛋白――可以通过相信药物的作用而分泌出来。一种安慰剂只有在病人相信它是一种有效的药品时才有作用。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希望似乎可以转化为生物化学物质。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对癌症或爱滋病患者进行化疗时伴随的恶心、呕吐现象。恶心、呕吐也同样能由心理因素――如恐惧――引起。盐酸可以明显地减轻这些症状的发生；但它真是一种药还是仅能产生解除痛苦的希望？在双盲实验中病人吃这种药后有96％的人认为药品有效；而吃外表一样的安慰剂的病人只有10％的人有同样的看法。在观察选择谬误中，没有得到回应的祈祷者可能容易被忘记或忽略。尽管有时会真的出现一些特别情况：一些患者未能通过信仰疗法被治愈，于是他们责备自己――也许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也许他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正如他们被告之的，怀疑主义是信仰疗法和安慰剂治疗的障碍。差不多一半的美国人相信通灵或灵魂的疗法。在人类的历史上，超自然治疗曾被各式各样的真实的或假想的治疗专家所广泛地运用。淋巴结核，一种结核病，曾在英国被叫做“国王的魔鬼”，并传说只有被国王触摸一下才可治愈，染上该病的人于是就耐心地排着长队等候国王的触摸。君主只好暂时地遵从于一个身居高位者的沉重的义务――尽管好像没有一个人真的被治愈――而这种情况竟持续了几个世纪。17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爱尔兰信仰治疗师，叫做瓦伦丁?格雷特拉克。他有点惊讶地发现他有种力量可以治疗疾病，包括感冒、溃疡、“疼痛”和癫痫。请他治病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忙得不可开交。他抱怨说他是被迫成为一个治疗师的。他的方法是把导致疾病的魔鬼驱走，他说所有疾病都是由魔鬼造成的――其中许多他能够辨认出并能叫出名字。麦基引用一位当代编年史作者的话写道：他夸口说他对魔鬼诡计的了解比对人类事物更清楚……。由于对他具有如此之强的信心，失明的人幻想可以看到光亮；聋子想象能听到声音；拐子能直身走路；患麻痹症的人可以重新恢复知觉并使用他们的肢体。健康的信念可以使病人忘记他们的疾病；仅仅是受好奇心驱使而来的人的想象力并不比病入差多少，正是由于想象力，使好奇者由于渴望看到效果而产生了错误的看法，其作用是使病人由于强烈的被治愈的信念而轻信了虚假的治疗。世界文献中记载有数不清的有关研究和人类学的报告，其内容不仅有被治疗师的信仰治愈的病例，而且还有受巫师诅咒而逐渐死亡的案例。爱尔华?那兹?卡贝扎谈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他和几个同伴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从1528年到1536年近九年的时间里，在陆地上和海上到处流浪，从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到墨西哥。他遇到了许多不同的土著美国人团体，他们渴望相信一些浅皮肤、黑胡子、奇怪的外国人以及黑皮肤的来自摩洛哥、伊斯坦布尔的人的超自然治疗力量。在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们，并把所有财产都放在这些西班牙人的脚下，谦恭他恳求治疗他们的疾病。治疗的过程以端庄正式的形式开始：他们试图使我们成为医生，也不检查或向我们要执照，因为他们治疗疾病仅靠向患者吹气，……他们命令我们做同样的事并认为会产生一些效果。……方法就是让我们在患者面前画十字、向他们吹气并嘴中念着帕特?诺斯特和艾威?玛利亚。……当我们刚一开始画十字，所有受治疗的患者便告诉别人他们觉得好了、健康恢复了……很快他们又治愈了瘸子。卡贝扎?德维卡说他曾使一个人起死回生。随后，我们被跟着的大群的人围住了，走不出去……。他们争着出来触摸我们的热情极其高涨，请求非常急切，这样过了足有三个小时，我们还是不能劝说他们离开我们。当一个部落恳求这些西班牙人不要离开他们时，卡贝扎?德维卡和他的同伴生气了。然后，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中许多的人都病倒了，第二天就有八个人死亡。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好像一见到我们就会死于恐惧。他们恳求我们不要生气，他们不希望他们中再有人死亡；他们全都确信我们可以通过意念使人死掉。1858年据报道圣母玛利亚的幻象在法国的卢德出现。这位上帝的母亲证实了四年前刚刚由罗马教皇庇护六世宣布的圣洁受孕的教义理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几百万的人们怀着被治愈的希望来到卢德，其中许多人得的病是当时的医术所不能治好的。罗马天主教廷拒绝承认大量的据称是超自然力量治愈的事例的真实性，在近一个半世纪里仅承认了65个病例（肿瘤、结核、脓疱病、支气管炎、麻痹和其它一些疾病，但不包括肢体或切断的脊髓的再生）。这65个病例中，女子和男子的比例是10：1。在卢德出现的神奇的超自然治愈现象仅仅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当你去过卢德后，如果你的病得到治愈，就像你中了彩票或因正常飞行的飞机（包括你乘坐去卢德的班机）失事而死亡一样，几率太小了。癌症的自愈率归总在一起估计大约在千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之间。如果去卢德的人中有不到5％的患者是去治疗癌症，那么，仅仅是癌症患者就应有50到500人被“超自然”治愈。既然已证实65个病例中只有三个是癌症，在卢德的治愈率看来要比那些患者仅仅是呆在家中的治愈率还低。当然，如果你属于那65个病例之一，将很难使你的卢德之行不是疾病被治愈的原因……（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对于每个信仰治疗师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当一个叫威廉?诺伦的明尼苏达医生听到他的很多病人提及据说是信仰医疗的事情，他决心用一年半的时间对当时的最惊人的病例追查到底。在“治愈”前能否有确切的医学证据证明疾病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有，那么，这个病症在治疗后实际上真的消失了，还是仅仅听医疗师或病人的个人意见？他揭露了很多骗局，其中包括在美国第一次对“通灵外科”的揭发。他发现没有一例治愈的疾病是严重的器官性（非心理上的）疾病。没有一例胆结石或风湿性关节炎是被治愈的，就更不用说癌症或心血管病了。诺伦说，当一个小孩的脾破裂了，只要一个小的外科手术即可使孩子很快康复如初。但当把这个孩子送到一个信仰医疗师处，不出一天就会死亡。诺伦博士的结论是：当（信仰）医疗师处理严重的器官性病症时，他们应对无尽的极度痛苦和不幸负责……。他们成了杀人犯。即使是最近一本宣扬在治疗疾病时祈祷有效的书（拉里?多斯，《可以治病的与语言》），也被这样的事实所困扰：一些疾病要比其他疾病容易治愈或减轻。如果祈祷有用，那为什么上帝治不好癌症或是使被切掉的四肢再生？为什么世间有那么多上帝可以轻易阻止、可以避免的痛苦呢？为什么人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才行？难道他不是已经知道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多斯同样引用斯坦雷?克里普纳医学博士（被称为世界上对非正统治疗方法最有权威的调查者之一）的话作为开始：那些对不明显的、依靠祈祷的疗法的研究资料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但数据太少而难于作出确切的结论。这是在过去几千年中无数祈祷者所信仰的疗法。卡贝扎?德维卡的经历暗示我们，精神能导致某些疾病，甚至致命的疾病。当欺骗蒙着眼的病人并使他们确信自己碰到了有毒的常春藤或橡树叶子后，他们会得上一种难看的红色的接触性的皮炎。从本质上说，信仰治疗能提供帮助的是精神调节或安慰性的疾病：一些背部膝部疼痛、头疼、口吃、溃疡、紧张、枯草热、哮喘、臆想性麻痹和失明、假孕（伴随着经期停止和腹胀）。这些就是所有精神起重要作用的疾病。中世纪晚期由圣母玛利亚幻象出现所治愈的疾病绝大部分是突发性的、短期的、全身或局部的麻痹，而这多是心理障碍造成的。进一步说，信仰治疗师们普遍坚持，只有真正虔诚的信徒才能被治愈。求助于精神上称为信仰的一种状态能够减轻，至少是部分减轻由另一种精神状态――也许两种状态差异并不大――引起的疾病，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但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在美国的传统的中国人社区，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节日来临的前一周，调查发现社区死亡率下降了35％，而接下来的一周里，死亡率一下又上升了35％。作为对照组的非中国人社区就没有这种现象。你也许认为自杀是个原因，但这里的数据仅计算了自然死亡。你也许会认为是紧张或过度饮食造成的，但是这很难解释在中秋之前死亡率的下降现象。最大的影响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心血管疾病如我们所知容易受心理紧张的影响，癌症受到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发现，死亡率的波动全部出现在75岁或更大的妇女身上。中秋节都是由家中最年老的妇女主持，她们能够将死亡延缓一到两周以便完成节日中的责任。在犹太人的逾越节――一种由男性长者主持的节日――的前后几周内，类似的情况也存在。而世界范围的生日庆祝、毕业典礼等仪式或节日中，这类事也不断发生。在一个更有争议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把86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分为两组――一组不断地激励她们检查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另一组则不进行任何心理上的特殊支持。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前一组患者不仅经历的痛苦要少，而且她们能活的更长一些――生命平均延长了18个月。斯坦福研究组的领导人戴维?斯皮格推测可的松和其它的“压力激素”能够损害人体自我保护的免疫系统。严重抑郁的人，如考试期间的学生和丧失亲人者白血球数量会减少。好的情绪也许不能对晚期的癌细胞产生较大的作用，但能够帮助已经被疾病和治疗折磨得很虚弱的患者减少二次感染的机会。在他写的一本几乎被遗忘的书《基督教科学》（1903年）中，马克?吐温写到：人的想象力量是一种可以治疗自己，同时也可以伤害自己的与生俱来力量。第一个人具有，最后一个人也将同样具有。偶尔有些更严重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或其它的症状能够通过信仰治疗师减轻――然而，并不能抑制疾病的发展进程。但这就已经不是小的效果了。信仰和祈祷能够减轻疾病及其治疗带来的某些症状，减轻痛苦的折磨，甚至可以稍稍地延长一些生命。在评价被称为基督教科学的宗教信仰时，甚至马克?吐温――那个时代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承认心理暗示的力量引起人身体和生命的全身心的体验比在祈祷中忍受医疗的痛苦而死去更有价值。在约翰?肯尼迪死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宣称与他的鬼魂接触过。在他的照片被摆在许多人家里的神龛以前，超自然的治愈事件就已经开始报道了。“他为了他的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个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徒曾解释道。按照《美国宗教大百科全书》上说：“对于那些信徒们来说，肯尼迪是他们的上帝。”类似的情形在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现象和其信徒由衷的呐喊“猫王还活着”中也能发现。如果这样的狂热信仰运动都能够自发地产生，那么很难想象那些有组织的，尤其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宗教运动会做些什么。为了回答他们的疑问，兰蒂对澳大利亚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组说，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把戏――利用的是一个没有经过魔术训练或公众演讲，并且干脆没上过宗教讲坛的人。当他仔细考虑这一骗局时，他的目光落在阿尔瓦雷斯身上，这个年轻的雕塑家，他是兰蒂的房客。阿尔瓦雷斯回答道，为什么不干呢？当我遇见他时，就发现他似乎是一个聪明、有幽默感、有思想的人。他经过强化训练，包括模仿在电视上露面和参加记者招待会。然而他没有必要思考答案，因为耳朵里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无线电接收机，通过它对兰蒂进行提示。“60分钟”派人悄悄检查了阿尔瓦雷斯的表演，证明卡洛斯这个角色是阿尔瓦雷斯编造的。当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经纪人――同样是被召来从事这一工作，而且毫无经验――抵达悉尼时，懒散的毫不引人注意的詹姆斯?兰蒂在活动的周围用他的对讲机发出指令。证明文件都是伪造的。诅咒、泼水以及所有的情节都被认真排练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做到了。由于引起了电视和出版界的注意，于是许多的群众出现在歌剧厅里。一家澳大利亚报纸连锁店甚至全文印刷了“卡洛斯基金会”的传单。当“60分钟”节目播出后，其他的澳大利亚媒体都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们抱怨说他们被利用了，别人向他们说了谎。并说这“就像法律中对警察使用眼线有所规定一样”，彼得?罗宾逊在《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上大发脾气：对传播媒体一定要有一个限制以保证它们不会在设计一个误导性的场面时走得太远……。就我个人而言，只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即以撒谎的方法来报道事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手段……。每次公众的问卷调查显示普通公众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媒体的报道不会讲出全部真相，对于事实他们或是扭曲、或是夸大、或是抱有偏见。罗宾逊先生是害怕卡洛斯也许已经给广泛流传的错误提供了一点佐证。报上的标题从“卡格斯如何愚弄了他们所有人”到“愚蠢的骗局”，未曾大肆宣扬卡洛斯的报纸开始对自己当时的克制感到宽慰。尼格斯对“60分钟”说“即使正直诚实的人也会犯错误”，否认自己被欺骗。他说，任何称自己为精通通灵术的人，都是确定无疑的骗子。“60分钟”和兰蒂都强调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对确认“卡洛斯”的真实性未做任何严肃的证实。实际上，“卡洛斯”在那些列出名单的城市中从未出现过。他在纽约剧院舞台上出现的录像带要感谢魔术师培恩和泰勒的帮助，是他们在那儿请求观众给予一阵阵热烈的喝彩；穿着金饰边长袍的阿尔瓦雷斯走上去，观众们按计划鼓掌欢呼，于是兰蒂得到了录像带，阿尔瓦雷斯挥手说再见，节目继续进行。另外，在纽约从来没有过那么一家叫做WOOP的广播电台。怀疑的其它理由很容易在卡洛斯写的文章中找出来。但因为理智的价值是如此跌落，因为轻信的弱点――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旧时代――如此的泛滥，因为怀疑的意识如此的淡薄，以至于没有什么拙劣的模仿是完全不可信的。“卡洛斯基金会”提供的拍卖品（实际上他们极其小心地不卖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是一个“大西洲水晶球”：迄今五个世间仅有的水晶球是升天的神在途中发现的。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每个水晶球所利用的几乎纯粹的能量……，具有强大的治疗力量。它实际上是灵魂力量的化石和给予地球对新时代的来临做准备的厚礼……。五个大西洲水晶球中有一个是升天的主时刻随身携带的，作为自我保护和增长灵魂力量之用。其中有两个被美国的衷心的服从者获得，作为他们服从升天的主的要求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回报。另外，在以“卡洛斯的水”为标题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升天的主偶然发现了如此纯净的水，以至他开始对大量的水施以能量以使其他人受益，这是个必须精心的过程。为了制出数量总是极少的神水，升天的主净化自己和许多制成烧瓶形状的纯石英晶体；然后使他自己和水晶球放入一个抛光的、能时刻保持温暖的大铜碗中；经过24小时后，主管者把能量注入水的灵魂储藏在库中……。这样，水的灵魂在用时无需从瓶子中取出，而只要握紧瓶子并集中注意于伤口或疾病即可进行治疗，最后产生惊人的效果。无论怎么严重的不幸降临到你或你的亲人头上时，涂极少这种能量之水立即会帮助你复原。而在“卡洛斯的眼泪”一文中又有这样一段话：那个升天的主所设计的细颈瓶子呈现出红色，因为眼泪充分证明了它们的强大力量，但它们在冥想中的影响力（原文如此）被那些体验过的人描述成“光荣的唯一”。还有一本小册子，名为《卡洛斯的训导》，它是这样开头的：我是卡洛斯，我从过去无数的化身走向你，我有一段伟大的教义要告诉你，仔细听，认真读，审慎思考，真理就在这儿。书中第一课问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回答是：“谁能作出唯一的答案？对任何问题都有许多的答案，并且所有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吗？这本书告诫我们在读懂本页之前不要翻到下一页。这是使我们很难读完它的几个因素之一。对于怀疑者，它在后面启示道：“我只能这样说：让他们按他们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最终将什么都得不到――也许是两手空空。但信徒们有什么呢？什么都有！既然所有的和任何的回答都正确，那所有问题自然就都得到了解答。你的回答是对的！反驳他们吧，怀疑者。”还有：“不要对任何事情都要求解释。尤其是西方人，总是对为什么这样或为什么那样要求做冗长的解释。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何非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呢？……简洁地说，所有事情都会变成真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只印有一个大写的词：告诫我们，去“思考！”《卡洛斯的训导》一书的整个内容都是由兰蒂写的。是兰蒂和阿尔瓦雷斯用了几个小时用膝上型计算机匆忙写成的。澳大利亚新闻媒体感觉被他们中的一员出卖了。这个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电视节目背离了原来的常规，而去揭露那些致力于新闻和公共事务的机构中以假乱真的广泛的不严肃行为。一些媒体分析家辩解道，这显然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他们早就把它检查出来了。很少有人承认“是我的过失”。但当第二个周日的“60分钟”对“卡洛斯事件”进行回顾时，所有上当者却没有一个愿意出现在节目中。当然，这样的事不独澳大利亚能够发生。阿尔瓦雷斯、兰蒂和他们的共谋者们如果选择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即使那些向卡洛斯提供全国的电视观众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应该问一些怀疑性的问题――但他们无法拒绝第一个邀请他露面的诱惑。当卡洛斯离去后，媒体之间的内讧占据了报纸头条新闻。对于这次揭露骗局写出了大量的令人迷惑的文章。什么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情证明了些什么？阿尔瓦雷斯和兰蒂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容易被左右，我们是多么容易被诱导，当人们感到孤单和信仰饥渴时又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如果卡洛斯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再长一些，更多地集中于信仰治疗活动――通过祈祷、对他的信仰、对装在瓶子中的眼泪寄予希望、抚摩他的水晶球――毫无疑问会产生许多关于人们的疾病如何被治愈的报道，尤其是那些心理病例。甚至不需要更具欺骗性的东西，仅仅通过他的出现、讲话和其它辅助物，也会有部分人会因为卡洛斯的存在而感到身体精神都好多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伴随几乎每个信仰治疗师的安慰剂的作用。当我们相信我们已服用了一种很有效的药品后，痛苦消失了――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同样，当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有效的精神疗法后，疾病有时会悄悄溜走――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自发地宣称他的病好了，而实际并没有好。在诺伦和兰蒂以及其他人对那些被告知已被治愈，而且自己承认――例如，美国信仰医疗师的电视转播治疗服务――被治愈的人的详细追踪研究中发现，甚至找不到一个有严重器质性疾病的病人实际上是被治愈的。即使他们的病情有了令人惊异的好转也是可疑的。就如卢德事件告诉我们的，在你发现一例令人吃惊的康复之前，你可能必须调查1万到100万病例。一个信仰治疗师也许想，也许不想通过精神欺骗来开始工作。但令他吃惊的是，他的病人看起来好转了。由于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感激是由衷的，所以当医疗师受到了批评，他的病人会站出来维护他。几个年老的参加过悉尼歌剧院表演的人被“60分钟”的对骗局的揭露激怒了，他们对阿尔瓦雷斯说：“不要管他们怎么说，我们相信你。”这些成功足以使许多骗子确信――不管他们开始是多么的玩世不恭――他们真的拥有神秘的力量。也许他们不能每次都成功。他们安慰自己说，这种力量时有时无。他们必须把不成功的例子掩藏起来。如果他们必须间或搞些欺骗，他们总会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高尚的目标服务，他们的饶舌经过了检验，它有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只是想赚你的钱，这是个好消息。但令我担心的是卡洛斯再出现时将会带来更大的诱惑――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权威的、爱国的和具有领导魅力的人。我们都渴望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正直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将立即行动起来，去支持他、信任他，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好一些。大多数记者、编辑和出版商――连同我们中的其他人――将会对真正怀疑性的调查感到羞愧。他不想再给你兜售祈祷、水晶球或是眼泪。也许他会向你兜售战争、替罪羊或是比卡洛斯更加无所不包的一大捆信仰。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将伴随着对怀疑主义危险的警告。在著名的电影《奥茨的巫师》中，多萝茜、稻草人、廷?乌兹曼和胆小的狮子受到的威胁来自――真正可怕的――巨大的代神发布神谕的‘伟大的奥茨’。但多尊茜的小狗陶陶向一个用来隐蔽的帘子猛咬，从而揭露出伟大的奥茨实际上是一台机器，而操纵者是一个被吓坏的矮胖男子，他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偏远而陌生的地方来的。我想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詹姆斯?兰蒂正在努力地拉开帘子，但光靠他一人去揭露世界上所有的庸医、骗子就如同相信那些江湖骗子一样危险。如果我们不想再上当受骗，我们需要自己来做这件事。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已被欺骗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倾向于拒绝任何证明我们受骗的证据，我们对发现真实情况不再感兴趣。欺骗控制了我们。即使是让我们自己承认被欺骗的事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一旦你给予了骗子控制你的力量，就几乎不可能再摆脱了。所以当新的欺骗产生时，过去的欺骗依旧顽强地存在。降神会只有在黑暗的屋子里举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朦胧地看见幽灵的影子。如果我们把灯光开大一点，我们就有机会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幽灵就会瞬间消失。我们被告知他们是很害羞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就相信了。在20世纪的灵学实验室里，有一个“观察者效应”：那些被描述为天才的通灵者们发现只要怀疑者一来，他们的力量就显著减弱，而一旦有像詹姆斯?兰蒂那样精通魔术的人出现则力量就会完全消失。由此可见，他们所需要的只是黑暗和轻信。一个小女孩曾是一起19世纪著名的诈骗案――与灵魂交谈（幽灵用振耳欲聋的声音回答问题）――的同谋。她长大以后承认那是个骗局；她使大脚趾的关节劈啪作响，她演示了这是如何做到的。但她的公开道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她在被了解后，遭到谴责。灵魂交谈已如此被人确信，仅仅是一个认罪的交谈者信口说的话是无法使人否认它的，尽管最早是她开始整个欺骗活动的。一个故事开始流传，说她的认罪是在狂热的理性主义者强迫下做出的。像我前面提到的，英国的一些骗子承认他们制造了“农田圆圈”――在田地里的几何图形。那并非什么外星艺术家用小麦做的艺术品，而只不过是两个家伙用木板、绳子和一点古怪的想法做成的。甚至当他们演示是怎么做的时候，信仰者还是不为所动。他们争辩道，也许有些农田圆圈是骗人的，但圆圈太多了，其中有些图形太复杂了，只有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才能制作出来。英国其他的骗子们也承认了。但有人反驳说，农田圆圈在英国之外的地方也存在，比如匈牙利，这又做何解释呢？不久匈牙利一群盲目效仿的青少年也承认了。但是，还有……为了检验一个精神病医生对外星人劫持的轻信程度，让一个妇女假装说受到了劫持，治疗师对于她编造的幻想很感兴趣。但当她宣布这是个骗局时，治疗师的反应如何？重新检查他的会谈记录或自己对这样的病例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吗？不。在另一天里他说：（1）即使她没有意识到，但她已经被劫持了；或（2）她有些疯狂――毕竟她去看了精神病医生，不是吗？或（3）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为了让她自作自受。有时我们更容易抛弃有力的证据而拒绝承认我们已犯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一个科学家在巴黎的报纸上登了条广告说，他可以提供一张免费的占星天宫图。他收到了约159份的回应，每一个都按要求详细地写了地址和出生时间。每个回应者都收到了同样的一份天宫图，并附有一张询问天宫图准确度如何的问卷。94％的人（和90％的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回答说在天宫图里至少辨认出了自己。然而，这张天宫图是给一个法国杀人犯绘制的。如果占星家不用看到对象就可轻松地做到这些，可以想象那些能够极其灵敏地感觉到他人的细微变化而没有过分顾虑的家伙能够做得多么好。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就被预言家、心灵感应者、看手相者和茶叶、芋头、欧薯草的判读者或类似的人所欺骗？当然，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姿势、面部表倩、衣饰和关于一些无关痛痒问题的回答。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擅长，在这些方面许多科学家几乎从未意识到。有一个计算机网络，“职业”通灵学家向它提供自己顾客的生活细节，使他的同事马上就能得到这些情况。一个关键的工具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的描述”，一种将对立的偏好非常巧妙地平衡起来的陈述，以至于任何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一点是说对了。这里有个例子：有时你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和蔼可亲的、好交际的人，但有时却内向、谨慎、沉默寡言。你发现把自己过于坦白地暴露给别人不是明智的。你情愿有较多的改变余地，而不愿受到约束和限制的包围。外表是有节制的和守戒律的，但内心却是焦虑和不安的。当你有些个人的弱点时，你总是对它们进行补偿。你有很多没有用过的能力，你从未把他们转化为你的优点。你有一种总对自己不满的倾向。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别人喜欢你、崇拜你。几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性格的存在，许多人感觉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自己。这不足为奇：我们都属于人类。一些治疗专家家认为，可以证明存在受抑制的童年性虐待记忆（例如，《治疗的勇气》，艾伦?芭丝和劳拉?戴维）的“证据”清单很长而且很单调：包括睡眠紊乱、嗜食、厌食和易饿、性机能失调、无故的急躁，以及不能记起儿时受到的性虐待。另一本由社会工作者苏?布鲁姆写的书中，列举了其他泄露已被忘记的乱伦的症状：头痛、猜疑或缺乏怀疑，过度的性欲或缺少性欲和热爱父母。查尔斯?怀特菲尔德博士列出了检查“机能失调”家庭的诊断清单：“疼痛”，在危急时刻感到“特别有活力”，渴望“权利地位”，尝试过接受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然而仍感到“有些不对头或若有所失”。像“不偏不倚的描述”一样。但如果这个清单太长或涉及过广，则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症状”。怀疑性的调查不仅仅是根除施加在那些最不能保护自己和最需要我们同情的人身上的骗局和虐待的有力工具（而人们几乎没有提供其它的希望），它也是一种及时的提醒物：由于得益于对在一个充满没有被充分有效治疗的政治病的社会中那些失望者、轻信者、无抵抗力者的欺诈，其它的各种谎言通过群众集会、广播、电视、印刷媒介、电子交易市场、邮购等各种形式注入到政体之中。那些伪装成事实的胡说八道、骗局、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欺诈和个人的愿望不仅限于对我们心中所想象的事物所进行的神秘的和模棱两可的诱导，不幸的是，它们已渗透到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主流之中。（1656年托马斯?阿迪在《预言家和巫师》一书中抨击了这些人：“对于疑惑的事情，他们给出令人疑惑的回答……可能性越确定，他们给的回答也越确定”。）[16]第十四章 反科学 第十四章 反科学世上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所谓真理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上也没有什么客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在我们通常获取知识的方式之外，还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内在的、更高级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种体验你觉得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如果一种思想你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科学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过是另一种信仰或信念的体系，或者是一种神话，没有更多的可证实性。事实上，信仰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要这些信仰对你有意义。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思，新时代的信仰的总结，选自《如何思考奇异事物：对新时代的批判思考》（加利福尼亚，1995）如果有理由认为已建立的科学框架是错误的（或者是过于武断的、互不相关的、非爱国主义的、亵渎神圣的或主要是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那么，也许我们就省去了去理解那些很多人认为非常复杂难懂、高度数学化的、非直觉性的知识体系所遇到的麻烦。这样一来，科学家们或许就将面临他们应得的报应。同时，对科学的嫉妒将被超越。那些一直在探索其它获取知识途径的人，那些私下里怀着被科学嗤之以鼻的信仰的人们将重新抬起头来，将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正是科学自身的善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当我们刚刚有些明白了那些被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相信、带给人不安的暗示的所谓“新发现”了。因此，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是在愚弄我们，被认为想要推翻一切，被看做社会危险分子。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尤?康顿是量子力学的先驱，曾参加过二战期间的雷达和核武器研制。他曾担任康宁?格拉斯的研究主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此外，在晚年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期间，他曾领导了一个由美国空军资助的颇具争议性的UFO的研究项目）。康顿是被一些国会议员视为“对美国的忠诚值得怀疑”的物理学家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国会议员里查德?M?尼克松曾主张吊销康顿的安全许可证。此外，美国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主席、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吕普?J?帕勒?托马斯也称物理学家“康顿博士”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一方面，是“缺失的一环”。他对宪法权利保障自有他的一套看法，这从他对证人律师的回答就可看出：“你们所具有的权利是我们委员会赋予的。在我们委员会里，我们将能够确定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权利以及你尚未拥有的权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公开号召那些被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召见的人拒绝合作。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美国科技促进协会的年会上与康顿坐在一起。会上，他指责了吕普?J?帕勒?托马斯及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径。他认为“在一种无根据的流言诽谤横行、人人自危的社会大环境下，科学研究将受到严重抑制，而最终导致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他称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为是“目前最需要杜绝的，是最不具有美国精神的行为。这是一个极权国家所做的事情。”在此期间，剧作家亚瑟?米勒以萨雷姆女巫案审判为题材创作了《严酷考验》一剧。当这部作品在欧洲首演时，美国外交部拒绝为米勒签发护照，理由是他的出国之行将对美国利益有不利影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开幕式上，他的剧作得到了观众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美国大使当场起立并鞠躬致谢。在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米勒由于在作品中影射国会调查与女巫案有共同之处而受到了严厉谴责。在那里，他回答：“先生，这种比较是无法回避的。”不久之后，托马斯即以欺诈罪被投入监狱。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曾做了康顿一个夏天的学生。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他讲述的被带到忠诚调查委员会接受检查的经历：康顿博士，据说你曾处于被称做――说到这，审讯者停了一下，缓慢而仔细地的读了一下这几个字：“量子力学――的物理学革命的前沿，这很令听证会注意，既然你能站在这一场革命运动的前沿，为什么你就不可能站在另一场革命的前沿呢？”康顿很机敏地回答说对他的指控是不正确的。他举起右手说他并非物理学的革命者：“我信奉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创立的阿基米德定律，也相信17世纪发现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同时我还笃信牛顿定律……”，他接着又列举了一系列如伯努利、傅立叶、安培、波尔兹曼和麦克斯韦等显赫的人名。但是，他的这种物理学家式的回答方式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有多大改善。因为，在诸如对国家是否忠诚这样的严肃问题上，法庭是不会欣赏任何幽默的言辞和举动的。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对康顿最有力的指控是说他在上高中时曾经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递送社会主义者们办的报纸。试想一下你非常认真地想要理解量子力学是什么，首先，你必须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只有当你掌握了数学各个分支的知识后，你才能迈过通往很高层次的知识的门槛。你必须依次学习算术、欧几里德几何学、高中代数、微积分学、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矢量微分、数学物理方法中某些特殊函数、矩阵代数和群论。对于大多数学习物理的学生而言，这一过程大概要占去从小学三年级到研究生低年级之间大约15年的时间。这些课程的学习实际上并不涉及任何量子力学知识，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努力只不过是为深入了解量子力学建立的数学知识框架而已。科学普及者的工作，试图令没有经过这一过程的普通听众理解量子力学的观点，是令人畏缩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至今仍没有谁能成功地普及量子力学，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复杂性和量子理论的绝对的非直觉性结合起来，使得一般的常识在理解这些问题上显得束手无策。里查德?费因曼曾说：“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它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假设现在我们以怀疑的态度去研究一些难解的宗教。新时代教义或萨满教的信仰体系。假定我们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而且我们确信在这些宗教或信仰里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向这些宗教的信徒简单地自我介绍之后，就请求他们对他们的宗教或信仰作个可以理解的概括。无一例外的是，在我们提出请求之后，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非常复杂、充满着神秘意味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花上15年左右的时间去实践一下虔诚的僧侣生活的话，那么，届时我们就会比较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么做。很多人还会怀疑所谓15年只能初窥门径恰好证明这整件事是个骗局：如果一件事难到让人无法理解，那不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有理有据地对它进行评判了吗？这样一来不就使得欺骗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了吗？那么，萨满教、神学、新时代教义与量子力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回答似乎是显然的：即使我们无法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能够证明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例如，我们可以比较量子力学理论的定量预测结果与实测到的特定化学元素的光谱线波长、半导体与液态氦的行为特征、微处理器，及它们的构成原子组成什么样的分子形态、白矮星及特性、微波发射器与激光发生器的机制以及不同物质对磁场的不同响应等。我们不理解量子力学的理论并不妨碍我们去看其预测的结果，而且，并不是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明白这些实验结果揭示了什么问题。在每一次这样的实验中，与其它例子一样，量子力学的预测结果以惊人的高精度为实验数据所证实。但问题是，萨满教徒同样会说他们的教义是合理的，因为它同样是有效的。尽管他们的教义不能解决诸如数学物理学这一类神秘的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另外一些问题。例如，他们有一套医治病人的特殊方法。那么，好吧，让我们来对萨满教徒的治病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看看他们较之于通常的安慰疗法有什么优越性。如果萨满教徒的治疗方法确实比普通安慰疗法更有效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乐意地认为他们的方法的确有其特殊的效力，而毋庸考虑他们所治疗的疾病多数是些源于心理的疾病，即使没有进行治疗，只要病人能够获得一种比较良好的心态的话，这些病是完全可能不治而愈或得到减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的萨满教派别的治疗效率的差异。至于萨满教徒知不知道他们的治疗方法产生效果的机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量子力学中，我们提出的对自然的理解是有根据的。这种理解建立在对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实验结果的渐进的、定量的预测基础上。当实验结果证实了理论预测，特别是如果二者在数量上精确吻合时，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掌握了自然规律。但是，在萨满教徒、牧师和新时代宗师中却很少有这样的例子。1931年，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莫里斯?科恩在他的著作《理性与自然》中还讨论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差异：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所以会接受科学完全是因为权威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能够明显地察觉到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别。前者（即科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欢迎每一个人的参与、研究并对之作出改进；而后者（宗教）则认为对它的教义的怀疑根源于内心的邪恶，像红衣主教纽曼指责那些怀疑《圣经》的绝对正确性的人那样。理性的科学它的可信的观点在必要时是可以改进的，而非理性的权威主义则规要求修改他们的教义为缺乏忠诚的表现。作为前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具有一定的解释或至少是帮助回忆历史的价值。因为在那些妇孺皆知、雅俗共赏的故事中常常嵌入了特定的环境条件与历史事件。例如，当我们记住了鹊桥相会的优美传说，也就记住了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哪个星座正在升起或知道了银河系的方位。由于识别天象对于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以及跟踪猪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这样的神话还可以帮助进行心理学映射测试，或确认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银河就真的是条河，当然，也不存在真正的独木舟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横渡银河。热水浸泡亚马逊雨林中的一种树皮可以提取出奎宁。但是，令人难解的是古代人们是怎样从成千上万种植物中发现由这种植物制取的茶叶可以缓解疟疾的症状的？他们一定曾对各种各样植物的根、茎地、叶和树皮进行了如咀嚼、捣碎或浸泡等各种尝试，这样一代一代地继续着大规模的科学实验（今天由于医学伦理的原因已经不可能重复这些实验了）。想想吧，曾有多少其它树皮的浸泡物被发现无效，或引起人的呕吐反应甚至致人死命啊。在这些情形下，原始医生们从可能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名单上把它们划去，然后又进行对其它未知性质的植物的实验。这种民族药理学的资料积累过程是零碎、非系统的，甚至是无意中获得的。然而通过反复的试验和失败，仔细记下哪些药物有效，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植物王国中很丰富的分子中积累了一部有效的药典。因此，从民间医药学中汲取有关挽救生命的知识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些民间知识里挖掘宝藏。同样地，在预测奥里诺科河附近的峡谷天气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完全可能，工业文明前的居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近千年的规律性，各种前兆及种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些是那些远处的大学里的气象学或气候学教授一无所知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地方的萨满教僧侣就有能力预测遥远的巴黎或东京的天气，更毋庸说是全球的气候了。一些特定的民间知识是非常有效和珍贵的，其它一些则至多是一些隐语或典籍。显然，民族药理学属于前者，而天体物理学则属于后者。虽然所有的信仰和神话都值得我们充满景仰地聆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信仰和神话都是同等有用的。尤其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了解外部客观世界，而不是内在的思想形式时。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经历了一系列的攻击。这些攻击与其说是伪科学，毋宁说是反科学。目前，对科学，或者更广义地被称为学术的最主要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它的过分强烈的主观性。一些学科，例如历史学，甚至被宣称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历史的撰写者全都是那些历代的胜利者，他们编纂历史书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他们的各种行为辩护，或者是要唤起爱国热情并压制被征服者的合法权利。当两方面都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时，对真正发生的历史，他们将各自写下自我吹嘘的记载。例如，英国的历史书对法国进行了大肆谴责，反之亦然。直至近年，美国历史书还忽略了早期对美洲土著居民实施的实际上是类似于纳粹“生存空间”理论和种族灭绝政策的事实；而日本的历史书对于导致二次大战的事件的描述淡化了他们的穷凶极恶，而认为他们的动机显然是试图将亚洲从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1939年，纳粹军队攻占波兰，但纳粹的历史学家却公然宣称波兰无缘无故对德国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苏联分别在1956和1968年对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进行了镇压，但苏联的历史学家却借口说苏联军队并不曾入侵这些国家，是应他们正常的声明，而不是俄国人的傀儡的邀请而去的；比利时的历史书则拼命地粉饰对曾是其藩地的刚果的残暴统治；在那些保留着奴隶制的基督教社会中，讲道坛和学校常常会对上帝对奴隶制的宽容甚至提倡进行热烈的争论，而与此同时，那些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家却对此缄默不语。即使是像爱德华?吉本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而又沉着冷静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由于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不同，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间曾经闹得很不愉快，甚至同在一间英国乡村酒吧中相遇时也行同陌路。（后来，如富兰克林确信的那样，当吉本的研究从罗马帝国的衰落转向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时，他主动向吉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关于不列颠帝国的衰落，富兰克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的时间表比实际的历史进程提早了大约200年左右。）以上所援引的历史历来都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常常，这些历史学家都是现存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因而，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书中，那些代表个别地方或民众的反对意见就常常被一笔带过。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观性被牺牲掉了。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悲的现象，有人进一步推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所作的最多也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