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共和国，其中有一些是模仿希腊共和国的形式，而另一些则力图调和臣服民族的奴役状态和主人民族的民主的自由和平等。在北方，德国的某些城市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并以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治理。在瑞士的某些部分，人民已经打碎了封建制的枷锁以及皇权的枷锁。在几乎所有的大国里，我们都看到诞生了不完备的宪法，其中税收权和制订新法律之权有时候是在国王、贵族、教士和人民之间划分，有时候则是在国王、公侯与公社之间划分；那里的人民没有脱离屈辱状态，但至少有了一个免遭压迫的蔽护所；在那里，真正构成国家的人号称有权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有权被那些规定着他们命运的人所理解。在英国，有一部被国王和显贵们庄严宣誓的著名法案保障了公候的权利和平民的某些权利。其他的民族、省分、甚至于城市，也都赢得了类似的宪章，但不那么有名，维护得也不那么好。它们就是权利宣言——今天己被所有启蒙了的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基础——的起源；而这种观念是古人所从不曾想象过、也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家庭奴隶制糟踏了他们的宪法，因为在他们那里，公民权是世袭的或是由志愿的抚养关系所赐与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认识那些权利乃是人类所固有的。并且是完全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的。［在法国、在英国、在某些其他的大国，人民看来是想要保持自己真正的权利的；但是他们更多地却是被压迫感所蒙蔽而不是被理性所启蒙；而他们努力的唯一结果便是由更野蛮的复仇所补充的暴力，和继之以灾难更大的掠夺。][ 然而，在英国人那里，改革者威克里夫的原则已经成为他的某些弟子们所领导的运动的主题之一，它预告了后来在更为启蒙的世纪里，人民在其他改革家之下所要做出的更加连续不断的和组织得更好的企图。]查土丁尼法典手稿的发现，复活了法学研究和立法研究，并使得法学不那么野蛮，甚至于还使得不情愿屈服于它的人民懂得从中得到好处。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比利时的各城市和德国的一些自由城市的贸易，遍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欧洲大洋的海岸。他们的经纪人远到埃及的各港口并到黑海的极端去寻觅勒凡特的珍贵商品。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起初，人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仅只是根据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译；而在起初他的哲学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里占有了统治地位。它根本没有带来什么知识，但它却给了人以更多的准则性、更多的论证术的方法，而论证术却是神学争论的产物。这种经院哲学并不引导人去发现真理，它甚至也无助于讨论并更好地评估证据；但是它却使人的精神变得尖锐了：而且那种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种无休止地对观念进行区分的需要、要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翳影并以新的词句来表达它们，——所有这些办法都是用来在论战中困惑敌人或是用来逃脱敌人的陷阱的，它们后来都成为我们进步之资源丰硕的那种哲学分析的最初起源。［我们有负于这些经院哲学家的是：我们对于最高存在者和他的属性所能形成的观念，对于最初因和被认为是由它在统治着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对于人们可能加之于“自由”一词的种种不同意义，对于人们所理解的“创造”的意义，对于其中人类精神各种不同的运作以及人类精神对实际事物及其性质所形成的观念加以分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方式，——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有了更为精确的概念。]但是同样的这种方法，在学院里却只能是延迟自然科学的进步。某些解剖学的探索。某些蒙昧的化学工作，全都是用来要寻找一桩大杰作的；对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既没有能懂得阿拉伯人所已经发现的一切，也没有能理解古代的著作；最后，天文的观察和测算仅只限于制订和完善星图，并且以一种荒唐可笑的占星学而糟踏了它；——以上就是这些科学所呈现的一份史表。然而，机械工艺已经开始接近于在亚洲保留了下来的完整状态。蚕的培育已被引人欧洲南部的国度；风车和造纸厂已经建立起来了；测时技术已经超过了古代人和阿拉伯人所止步的界限。最后，还有两件重要的发现在标志着这同一个时代。磁针指向天上同一个点的这一性质是中国人已知道的，并且甚至被他们用于指导航海；这时它也在欧洲被人观察到了。人们学会了使用罗盘，它的运用扩大了商业活动，改善了航海技术，给了人以后来使人知道了新世界的那种航海观念，并使人放眼观看他自己所在的整个地球的广阔。有一位化学家把硝石与可燃物混在一起时，发现了那种火药的秘密，它在战争艺术方面造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尽管火器有着可怕的效果，但它们增大了战斗人员的距离从而使得战争的杀伤较少，战士也较为不那么凶暴。军队的远征耗费更大了，而财富就可以平衡武力：即使是最好战的国家也感到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有商业和工艺致富来保证自己作战的手段。开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蛮国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大规模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铁盔铁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骑术、使用长矛、长枪或刀剑，——这种贵族对平民所具有的优势终于全都消逝了；而摧毁对人类的自由的和对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最后这道障碍的，却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发明。在意大利，到了十四世纪，语言达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但丁永远是高贵的、精确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薄伽丘则具有优美、纯朴和典雅。聪明而善感的佩脱拉克是决不会老的。在那个国土上，气候的美好有似于希腊，人们阅读着古代的范本；人们力图把它们的一些优点也带到新的语言中来；人们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他们。某些尝试已经使人希望艺术的天才们会被这些古代巨著的景象所唤醒、被这些沉默的而又雄辩的课程所教导，它们将要再度刷新人类的生活，并为人类准备好那些纯洁的欢乐，——对它们的享受是人人平等的，并且会随着它们之被人们所分享而在不断增长。欧洲的其余部分还在遥遥尾随着，但是对文艺和诗歌的兴趣至少是已开始在修改着那些还是野蛮的语言了。这些迫使人类精神脱离自己长期昏睡状态的同样原因，也在指导它们的努力方向。凡是相反的利益所强行激发的问题，理性并不可能被召请来做出决定：宗教远不肯承认理性的权威，而是自命要降服理性并且自诩要屈辱理性；政治则把凡是被传统观念、被经常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所神圣化了的东西，都看作是正当的。人们并不曾疑问过，人权是可以写在自然这部书里的，而要去请教别的什么便是误解人权或是侵犯人权了。人们是在圣书里、在可敬的作者那里、在教皇的圣谕里、在国王的敕令里、在风俗集成里、在教会的编年史里，寻找可以被允许得出他们结论来的那些准则和范例。并不发生一个原则是要就其本身来加以检察的问题，问题只不过是要根据另一些条文来解释、来讨论。来推翻或者来加强人们原来所依赖的那些条文。人们之接受一个命题，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写在这样一部书里的，并且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并且自从这样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被人承认的。于是，人的权威就到处都取代了理性的权威。人们研究书籍远甚于研究自然，人们研究的是古人的见解而不是宇宙间的现象。因此，人类精神的这种奴隶状态——人们处于其中甚至于还没有进行一次启蒙性的批评的能力——在败坏人们的学习方法这方面，就要比由于它的直接效果，更加有害于人类的进步。人们要达到古人的水平，那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于企图要纠正古人或超过古人还不是时候。在这个时代，各种风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腐化和它们的残暴；宗教的不宽容甚至于更加活跃了；而国内的纷争、一大群小诸侯们永远不断的战争，就代替了蛮族的入侵以及更为悲惨的私人战争的灾难。的确，云游歌手和行吟诗人的温馨、骑士任侠的制度都在宣扬着慷慨和真诚，都在立誓要维护宗教和保卫被压迫者以及为妇女服务，这些看来应该是给予风尚以更多的温柔、礼貌和高尚的。然而，这一变化只限于宫廷和堡垒之内而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它只在贵族中间造就了多一点的平等，在他们相互关系之间少一点阴谋和残酷；但是他们对人民的鄙视、他们暴政的暴力、他们掠夺的肆无忌惮，却依然如故；而那些同等地受到压迫的国家则仍然是同等地愚昧、野蛮和腐败。这种诗情的与尚武的温馨、这种骑士风格——这大部分有负于阿拉伯人，他们天性的慷慨在西班牙曾长期抵御了迷信和专制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用的；它们散布下了人道的种子，一到了更顺利的时刻必能开花结果；并且正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性格，就为人类精神准备好了由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那场革命，而且准备好了后来的世纪将会堆满如此之丰饶富足的收获的那片大地。目录页冥王E书@2004 上一页 下一页目录页[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上一页 下一页第八个时代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凡是没有思考过无论是在科学真理的、还是在工艺方法的发现中人类精神的进程的人，都会惊讶何以有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分隔开了雕版印刷术的知识和活字印刷术的发现。毫无疑问，有些版刻家曾有过要应用他们的技术的想法；但是他们却被实行起来的困难（而不是被成功的便利）所吓倒了；而且更幸运的倒是，人们并不曾疑问过它那全部的领域；因为教士们和国王们会联合起来，从它一诞生起就扼杀这个将会戳穿他们并推翻他们宝座的敌人。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传播着，不仅是各种事实和发现获得了更广泛的公开性，而且它们还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而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的对象。人们曾不得不寻求各种手稿，正如我们今天寻求珍本著作那样。已往仅只是被某些个人所阅读的东西，这时已经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阅读了，并且几乎是在同时触及到每一个懂得那同一种语言的人。人们懂得了向分布在四方的各个国家讲话的办法。人们看到有一种新的论坛成立了，其中交流着虽不很活跃、但却更加深沉的各种印象，其中人们对感情所施加的暴政统治较少，由此理性就获得一种更为可靠和更为持久的力量；其中全部的优势都是有利于真理的，因为它那艺术是唯有在丧失了诱惑别人的办法时，才获得了启蒙别人的办法。它所形成的公共意见，是由于共同享有这种意见的人数之多才有力量的，也是因为决定它的动机是同时涉及到每一个人（哪怕是距离最遥远的人）的精神而生气蓬勃的。于是，我们就看到建立起一座独立于一切人间势力之外的法庭，它拥护理性和正义，人们很难向它隐藏什么，而且也不可能躲避它。新的方法、在应该导致一种新发现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骤的历史、为它做准备的那些劳动、可能做出这种想法的或者是仅只激起人们愿望去追求这种想法的各种观点，——这一切都会很迅速地传播开来，向每一个人提供一整套所有的人的努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方法；并且由于这些相互的支持，天才就仿佛具有了不止于成倍增长的力量。每种新的错误从其一诞生就受到驳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传播之前就遭到打击，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在人类的精神之中生根。从幼年时起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接受并被认同为每个个人的理性的那些错误，以及恐惧或者希望使之对于脆弱的灵魂成为了可爱的东西的那些错误，现在都被如下的这一点所一笔勾销了：即，要禁止对它们加以讨论、要掩饰它们是可以被驳斥和被摒弃的、要反对真理——真理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终于会使人认识谬误——的进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正是由于印刷术，人们便有可能传播涉及到当前局势或流行意见的种种著作；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普遍关注。不求助于这种艺术，人们又怎么能够成倍地增加那些针对着每一个阶级的人和针对着每种不同教育程度的书籍呢？唯有长时期的讨论才能够对各种疑难问题带来确凿的知识，并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确切肯定那些过分抽象、过分微妙、过分远离人民的偏见或学者们的共同意见的真理，而不致于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误解；纯基础性的书籍、字典和仔细收集有大量事实、观察和经验的那些著作，其中展现了一切的证明，讨论了一切的疑问；那些珍贵的集成所收罗的，或是人们对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所曾观察的、写过的或思想过的一切东西，或是同一个国度所有学者们每个年度劳动的成果；那些各种各样的图表之中，有些是把人类精神非经历艰辛的劳动就无从掌握的成果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另有一些则可随我们的意而展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观察、数字、公式和事物，而最后还有一些则是以方便的形式、以有规则的秩序提供了天才们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真理来的资料；——所有这些能使人类精神的进程更加迅速、更加确实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术的恩赐。当我们来分析民族语言之取代了各个国度的学者在科学上使用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共同语言的作用时，我们还将再次指明这一点。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主义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学校；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严酷的体制永恒不变地固定下来以规定以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的精神，哪些真理是应该下令予以保存的；专制主义枉然严命那些从事于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长，——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真理得以被引进来的所有门户呢？当只不过是要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远的忘却之中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即使假设人们能抛弃那些十分明显是直接伤害了异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们又怎么可能防止深入和传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觉地在做着准备、并且有朝一日会把人们带到真理那里去呢？人们能否不被迫摘掉虚伪的面具，就做到这一点？——而虚伪的灭亡几乎也正像真理之对错误的势力是同样地致命的。我们也将看到理性会战胜这类徒劳无益的努力；我们将在那种总是重新出现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战争之中，看到理性会战胜暴力和欺诈，会藐视屠夫们并抵抗诱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将会逐一地粉碎那种宗教虚伪——它要求人们对其宗教教条真心诚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种政治虚伪，它卑躬屈节地劝诱人们和平地忍受对它有利的那些错误，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话）在其中也会有助于他们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印刷术的发明几乎恰好与其他两件大事的时间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对全人类命运的影响则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终结。我说的是土耳其人之攻占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开辟欧洲与亚洲和非洲东部的直接航线的发现。希腊文人逃避鞑靼人的统治，都到意大利来寻求避难。他们以他们原来的文字教人阅读古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和学者；他们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手稿，随后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各种版本。人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崇拜公认的被人称之为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东西，人们在他本人的著作里面去寻求它真正都是些什么，人们敢于评判它并且反驳它；人们用柏拉图来反对亚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权选择一个主人，这就已经是开始摆脱羁绊了。讲授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狄奥芳图斯、希波克拉底、甚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和物理学的书籍，就复活了几何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而哲学家们反基督教的种种意见则唤醒了几乎是熄灭了的古代对人类理性的权利的观念。大无畏的人们被爱光荣和对新发现的热情所引导着，推广了欧洲的宇宙边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并开辟了未知的土地。达.伽马以不知疲倦的坚忍力在沿着漫长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深入到印度；而哥伦布投身于大西洋的波涛，到达了那个横亘欧洲西部与亚洲东部之间的迄未为人所知的世界。如果说这种情操——它那动荡不息的活动一直囊括一切的对象——预示了人类种种伟大的进步的话，如果说一种高尚的好奇心激动了航海的英雄们的话；那么一种卑鄙而残酷的贪婪心、一种愚蠢而凶残的狂想，就引导国王们和盗匪们要从他们的劳动之中坐享渔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就不被当作人看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种偏见对于暴君们的腐蚀更有甚于对于受害者们，它扼杀了任何一种内疚之情，使这些从欧洲内部呕吐出来的野蛮而贪婪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纵情于他们对金钱和流血的无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万人的骸骨，布满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迷信和他们的恐怖的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们陈尸在这里直到一切世纪的终了，在抗议着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种学说：而今天，那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它的护教者呢。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个国度中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而被改造了的人种，才有可能观察各种温度和各种气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产。因而，这些物产向人们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还远远不曾枯竭，它那广阔的领域甚至还远远无从设想，——所有对这些事物的知识都能为科学增添新的真理并扫除被人相信的错误；商业活动给工业、给航海，并且由于一种必然的链索关系，也给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艺术，都装上了新翅膀，这种活动也赋予了自由国家以抵抗暴君、赋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们的枷锁（至少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的力量：这些发现的幸运的后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欧洲放弃了她那种压迫别人而又可鄙的垄断性的商业体系的时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种不同气候之下的人们由于自然的愿望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是兄弟，而绝不是天生来就是为了要喂养某些特权民族的虚骄和贪欲的时刻，惟有当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还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共享她的独立、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识的时刻；——惟有到了那个时刻，这些好处才能够补偿它们为人道所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这场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学进步的可敬的成果，还是它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是民族猜忌与过分的暴政之可耻的后果而已。直迄这个时代，教士阶级的横暴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备受压迫的人道以及备受侮辱的理性的种种抗议，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杀了。支配着这些抗议的那种精神并没有熄灭，但是对恐怖的沉默却鼓动了新的丑事。终于，让僧侣们在酒馆中、在公共场所中推销赎罪券的丑事，就造成了一场新的爆发。路德一只手擎着圣书，另一只手则揭示教皇已经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与销售免罪券的权利；教皇长期以来对与他平等的主教们施行了肆无忌惮的专制主义，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后晚餐，已经在弥撒的名义之下变成了一种巫术活动和一种商品；教士们已沦于无法挽救的独身状态的腐化之中；这种野蛮而丑恶的法律扩及到那些僧侣们和修女们，他们的教权野心已经淹没并且玷污了教会；俗人的种种秘密都通过忏悔而被贡献给了教士们的阴谋和情欲；最后，在那些对面包、对人、对圣骨或对圣像的奢靡无度的崇拜中，就连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路德向惊讶不已的人民宣布，这些颠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耻辱；他并且宣布，要忠诚于耶稣基督的宗教，就必须是从抛弃这些教士们的宗教而开始。他同等地运用了辩论术和学术研究作为武器，用同样有力的讥讽作为投枪。他同时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写作。这已经不再是阿尔比派或冉·胡斯的时代了，那些人的学说在他们自己教会的界限之外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伤。而新使徒们的德文书籍，却同时深入到帝国所有的村落；而他们的拉丁文书籍，则把欧洲从迷信把它投入进去的那场可耻的迷梦之中挽救了出来。自己的理性虽已预见到了这些改革者但恐惧却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虽受到了一种秘密怀疑的激动但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战栗得不敢加以承认的那些人、那些更为单纯而从不知道整个神学荒诞的领域的人、那些从不曾反思过这类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惊讶地获知，他们必须要在不同的意见之间作出抉择；所有的人都如饥似渴地投身于这些讨论之中，他们看到了，他们世俗的利益和他们未来的真福全都有系于此。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从瑞典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间就被新学说的信徒们所布满了，而且这场改革本来是会使得居住在欧洲的各个民族都摆脱罗马的羁轭的，假如不是某些诸侯的错误政策又抬出了已经是太经常地压在君主们头上的那同一根神圣的权杖的话。当时他们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继承者们今天还没有加以抛弃——乃是为了获得新的国土而毁灭自己的国家，要以领土的广阔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数目来衡量自己的权力。因而，一心在争夺意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兰西斯第一两人，就都为了照顾教皇的利益而牺牲了本来应该对本国进行改革所可以带来的利益。这位皇帝看到欧洲的诸候们都赞成那些可以扩大自己权力和自己财富的宗教见解，便自封为古老的滥用权力的保护人，希望着一场宗教战争会给他以一场侵占他们的国家和摧毁他们独立性的机会。法兰西斯则想象着，烧死新教徒但保护他们在德国的领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谊而又不致于失掉有用的盟友。但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专制主义也有它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就唤醒了国王们：人们一旦使宗教的偏见受到理性的检查之后，马上就会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见上去；他们明白了教皇的篡权之后，终于也要弄明白国王们的篡权；而对王权是如此之有利的对于教会滥用权力的改革，就会导致对于王权所赖以建立的种种更为压迫人的滥用权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王都不曾自愿地垂青于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门的打击，却继续迫害改革派；爱德华和伊丽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权威，就不能不宣布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国就建立了一套与之极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颠的新教国君们每当天主教会不以王冠的谋篡者的罪名来威胁他们的时候，就总是偏袒天主教。在瑞典、在丹麦，路德教义的确立在国王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驱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罢了；而且我们已经在那个由一位哲学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鲁士君主国里，看到了他的继承者掩饰不住要秘密地倾向于那种对国王们是如此之可爱的宗教。宗教的不宽容对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发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宽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个改革教派尽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门，却又联合一致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三位一体论者则更加一贯得多，他们要使所有的教条都同等地不说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种讲道理的批判的检验，他们并不想要自己有义务摆脱某些荒谬，只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样反叛性质的那些荒谬。这种不宽容也为教皇主义的事业而服务。长期以来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摒绝一切迷信，对一切崇拜都漠不关心而仅只服从理性，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人类的发明；他们尽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谨慎和策略却要求他们表现出尊敬。后来，人们把勇气推进得更远了；当人们在学院里运用被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使神学玄奥的技术完善化，并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谬的东西显得十分之巧妙时，有些学者就力图根据自己的真正的学说来建立一种对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毁灭性的体系；按照这种体系，人的灵魂不外是随着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种能力，按照这种体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受到了柏拉图主义者的驳斥，柏拉图主义者的见解接近于后来人们所称为的自然神论，而那在教会的正统看来，只能是更可怕的东西。对酷刑的恐惧，很快就扼止了这种放肆的坦率。意大利和法兰西沾染了争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种类型的权威，惟有在反对理性这一点上，表现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须用一幅幕馒遮掩起来，瞒过暴君们的眼光，让它自己只能被哲学家的眼光所看透。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关进那种秘密学说的怯生生的根据地之中，那种秘密学说是从来也不曾中止过拥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别是在政府首脑中间以及在教会的首脑中间传播着；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些宗教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就变成了诸侯们、大臣们和主教们的唯一信仰。这些见解甚至于腐蚀了哲学。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体系又能期待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则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须依恃虚假的见解，启蒙了的人就有权去欺骗人民，只要是他们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错误，并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们自身懂得如何从其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枷锁之中。假如人类天赋的平等、他们权利的根本依据，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一种公然以鄙视那种平等和那些权利为其准则之一的哲学，还能希望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哲学也曾做到过有助于理性的进步，它曾默默地准备了理性的统治；但是，只要它是独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虚伪来代替狂热，并且就只能是败坏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们，哪怕是能把他们提高到超出偏见之上。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这个时代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重建，但却更野蛮、更充斥着违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业的贪欲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交易，以欺诈、抢劫或谋害把他们买来之后，又把他们作为商品出售，把他们从一个半球运到另一个半球去献身，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着漫长的、迟缓而残酷的毁灭之苦。]同时，虚伪便把屠夫和杀人犯布满了欧洲。狂热主义这个魔鬼受到了创伤的刺痛后，似乎是加倍地凶残，并急于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积成山，因为理性不久就会把他们从它的手中夺走的。然而我们终于看到出现了一些具有温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们尊重并安抚了人道。历史提供了它可以毫无愧色而加以宣布的那些名字；纯洁而坚定的灵魂、与卓越的才能相结合的伟大性格，就跨过这些背信弃义、腐化堕落和残杀的场景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展现了出来，人类仍然在抗拒着观照这幅图景的哲学家，但是人类已不再侮辱哲学家了，而且还向他展示了未来不久的希望。科学的前进是迅速而又辉煌的。代数学的语言已经普及了、简化了、完善了，或者不如说，就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真正地形成了。方程式的普遍理论的最初基础，已经被提了出来，它们所做出的解答的性质被深化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答已经被人解决了。对数的巧妙发明简化了算学的运算，便利了所有对具体事物计算的应用，从而扩展了各个科学的领域；在这些科学里对人们所努力要认识的具体真理的这类数字的应用，乃是以事实与一种假说或一种理论的结果相比较的方式之一，并且由于这种比较而达到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事实上，在数学中，方程运算的长度及其纯实践的复杂性都是有限度的；超出此外，时间甚至于精力就不可能达到了：如果没有这些幸运的简化方法的帮助，任何一项就都会标志着这门科学本身的界限以及天才的努力所能解决的极限。落体定律是伽里略发现的，他懂得从其中推导出来等加速度运动的理论，而且计算出一个物体在真空中以一定的速度被抛出并受到沿着平行方向作用着的恒定力推动时所形成的曲线。哥白尼复活了那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了的真正的宇宙体系；并且以视运动的理论推翻了那种体系中违反感官的一切东西；他以从那个体系中所得出的真运动的极端简捷性来反对托勒密假说所要求的那种几乎是荒唐的运动复杂性。行星的运动是更加为人理解了，开普勒的天才则发现了它们轨道的形状和按这些轨道运行所依据的永恒定律。伽里略把新发现的、并由他所完善的望远镜应用于天文学，就为人们的眼光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阳表面上所观察到的黑子，使他认识到太阳的旋转，他还确定了太阳旋转的周期和定律。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发现了环绕着木星有四个卫星，它们循着巨大无比的轨道在伴随着它。他学会了以单摆的振动来准确地测定时间。因而人们有负于伽里略的乃是最早有关运动的数学理论，即运动并非同时既是均匀的而又是直线形的，还有有关自然界的力学定律的最初知识；人们有负于开普勒的乃是有关这些经验定律之一的知识，这些定律的发现有着双重的好处，既导致了对这些定律表达了其结果的力学定律的知识，又对那种知识补充了尚未容许人们获得的许多东西。空气重量的发现和血液循环的发现，标志着由伽里略学派诞生的实验物理学的进步和已有长足进展而且不能与医药学相分离的解剖学的进步。博物学和化学（尽管还有其幻想式的想法及其谜语式的语言）、药学和外科学，都以它们进步的迅速而令人惊讶不止；然而它们却往往以其仍然保留着那种怪诞的偏见的景象而刺痛着我们。［我们不谈盖斯纳和阿格里柯拉的著作中包含着既有真正的知识又有同样之多的各种科学的或流俗的错误的混合，它们都很少有什么改变，我们只来看看巴里西的贝纳德，他既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取得我们建筑材料的采石场以及构成为群山的大量石块都是由海洋动物的遗骸所形成的，那是古代大地变动的可靠证据；又向我们阐述了水是怎样由于蒸发作用而由海上升起，再由于雨而回到地面上来，被粘土层所阻止，在高山上积成冰川，从而维持着泉水和江河的永恒的奔流；同时冉·雷伊则发现了空气与金属物质相结合的秘密，这是若干年以后推进了化学前沿的那些辉煌理论的最初萌芽。]在意大利，史诗的、绘画的、雕刻的艺术，达到了古人前所未知的完美境界。高乃依宣告了法国的戏剧艺术已经接近于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假如说，对古代的热忱或许很有道理，使人相信从曾经创造出了这些杰作的人们的天才之中可以看出有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以他们的著作来比较意大利的和法国的作品，理性就不能不看出艺术本身在近代人手里所做出的真正进步。意大利语这时已经完整地形成了；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则每天都看到有某些自己古来的野蛮性在消失。人们开始感到形而上学和文法学的用处；开始认识了从哲学上分析和解释由字和词的构成习惯所确定的各种规律或各种程序的方法。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理性与权威到处都在竟相争夺自己的帝国，这场战斗准备了并预告了理性的凯旋。正是这时候便产生了那种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学问真正有用。人们仍需要去认识古人所曾做出过的一切；但他们开始懂得，如果他们要崇拜古人，他们却也有评判古人的权利。理性有时候要依靠权威，同时又是如此之经常地被用来反对权威；理性所欣赏的是：人们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价值，或是人们要求为理性做出牺牲的动机。凡是把权威当作自己意见的基础、当作自己行为的向导的人，都感到要确保自己武器的力量，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击之下并看到它们被粉碎，这一点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对于科学、对于哲学、对于法理学以及差不多对于历史学一无例外地都用拉丁文来写作的习惯，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使用各个国度的日常口语的习惯。而现在就是应该考察这一变化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有着什么影响的时刻了，它使得各种科学更为通俗，然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却减少了追踪其普遍进程的便利；它使得一部书在同一个国度里被更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们所阅读，而在整个欧洲却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们所阅读；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学拉丁文之苦，这些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教育；然而它却迫使学者们消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读更多的不同的语言。我们将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为全欧洲通用的一种俗语的话，那么在科学中保留以拉丁文书写的习惯，对于那些钻研科学的人来说，就只有一种暂时的用处；而存在着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样的一种科学的语言，同时每个国家的人民又都说着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这就会把人划分为两类，在人民中间把偏见和错误延续下去，这对于真正的平等。对于同等地使用同样的理性、对于同等地认识必然的真理，就会设置下一道永恒的障碍；而且在这样阻碍了人类整体的进步的同时，它就会终于也像在东方一样地结束各门科学本身的进步。长期以来只是在教堂之中和在修道院之中才有教育。大学仍然是由教土们控制的。他们被迫向政府交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影响，但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对普通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影响，以及包括对各种日常职业的必要知识的和对各色人等的影响，而且它包办了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它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他们尚未定型的智力和柔弱未定型的灵魂。他们交还给世俗权力的，只是对法学、对医学、对高深的科学教育、对文学、对各种学术语言的研究的指导权；这些学校为数甚少，而且人们只是把已经经过神学羁轭所塑造的人才送到那里去。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国度里，教士们丧失了这种影响力。事实上，普通教育尽管要依赖政府，却并未停止要受神学精神的指导；只不过它已经不再清一色地被托付给教会团体的分子罢了。它继续以宗教的偏见在腐蚀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经不再使人的精神屈从于教会权威的羁轭；它仍然塑造狂热的信徒、通灵者和诡辩家，但是它已经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隶们了。然而教育处处都受到奴役，处处都腐蚀了群众的精神，它以自己本国宗教偏见的重担压抑着所有的孩子们的理性，并以政治的偏见窒息着有志于更广阔的教育的青年们的自由精神。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留待自己去发现介乎他本人与真理之间的那座他本国的和他那时代的种种错误的、稠密而可怕的战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使得这些错误的最危险的部分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能够清除别人的错误之前，就应该首先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与自然界为了反对发现真理而设下的种种困难进行斗争之前，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经给了人某些知识；但是要使它们有用，就必须净化它们，使它们摆脱迷信和暴政给它们设置的那层迷雾。我们将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碍、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哪些互相反对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响，是带来了人类精神的进步的，我们将要看到，服从于理性的对象越是触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时，这类进步就会越发缓慢；而普遍的哲学、形而上学——它们的真理直接打击了所有的这些迷信，——在它们的进程之中，还要遭到比政治学更加顽固的阻滞，而政治学的完善化则只不过是威胁到国王的或贵族元老的权威而已；这一看法也同样地可以适用于物理科学。我们将要阐述其他可能由每种科学所观察的对象的性质或是它们所运用的方法而产生的不平等状态的根源。我们对同一门科学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同样可以观察到的这一点，也是各种政治原因和各种自然原因所合成的效果。我们将要考察，在这些不同之中，哪些是属于宗教的分歧、属于政府的形式、属于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属于其特性、属于其地理位置、属于以之为舞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最后还有哪些是属于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某些非凡人物的那种偶然性的；他们的影响扩及于整个人类，但却更加是生气勃勃地作用于他们自己。我们将要区分科学本身的进步（那只能是以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总量来衡量）和一个国家在某一门科学上的进步（衡量这种进步，一方面要看懂得其中那些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数，而另一方面则要看这些普遍为人所认识的真理的数目和性质）。事实是我们已达到了文明的这样一个时刻，这时人们得益于知识的并不只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有知识的人们的服务，而且是因为他们懂得使之成为一份遗产，直接运用它们来保护自己以免错误，来预见或满足自己的需要，来保护自己免于生活的灾祸或者是以新的欢乐来减轻它们。这个时代里的真理的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历史，是决不可以忘却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迫害从哲学的和政治学的真理一直扩展到医药学的、博物学的、物理学的和天文学的真理。在8世纪，有一位无知的教皇迫害了一个助祭教土，因为他曾主张地球是圆的而违反了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见解。在17世纪，另一位教皇的更为可耻的愚昧，竟把深信已经证明了地球的日运动和年运动的伽里略交付给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近代意大利所曾奉献给科学的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年迈体衰的重担之下，不得不为了避免折磨或监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导过人们更好地认识上帝的作品并以上帝用以统御宇宙的那些永恒规律的简捷性来崇拜上帝。然而神学家们的荒谬是如此之显而易见，以致于他们向人类的尊严让了步，容许人主张地球运动，只要那是作为一种假说，只要信仰并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但是天文学家恰好做出了相反的事；他们相信地球的真正运动，井按照它那不动性的假说进行了计算。有三位伟大的人物标志着从这个时代过渡到继之而来的时代：培根、伽里略、笛卡尔。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赋给我们可以窥探她的奥秘的那三种工具的真正方法，即观察、实验和计算。他要求侧身于宇宙中间的哲学家们，首先要摒弃自己所曾接受的种种信仰、乃至于自己所曾形成的种种概念，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解，其中仅只容许有精确的观念、严谨的概念和其准确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经过严格测定的那些真理。但是培根虽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学天才，却并不具备科学的天才；而对这些发现真理的方法，他并没有做出过任何示范，它们虽然受到哲学家们的称赞，却并没有改变科学的行程。伽里略以有用的而又辉煌的发现丰富了科学，他以自己的范例教导人们以一种确切而丰富的方法去改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手段，它绝不要求人们为了怕犯错误而牺牲成功的希望。他为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学派，在那里研究科学决没有为了偏见或为了权威的缘故而掺杂任何的迷信；在那里人们以一种哲学的严肃性摒弃了除实验与计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于数理科学时，他却未能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的那种行动。这项荣誉就留给了笛卡尔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哲学家。他在科学上秉有一种伟大的天才，他做出了一种典范的教诫，制订了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方法。他展示了怎样把它应用于发现折光定律和物体碰撞定律；另外还有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是要开拓数学的全部疆域的。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扩大到人类智力的全部对象上：上帝、人、宇宙一一地成为他的思索的主题。如果说，在物理科学中，他的前进不如伽里略的那么确凿，如果说他的哲学不如培根的那么聪明；如果说人们可以责备他不曾充分学习到后者的教导和前者的范例，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只根据经验来盘问自然，只相信计算，只观察宇宙而不是构造宇宙，只研究人而不是预测人；那么笛卡尔那些错误的大胆，其本身便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激发了人类的精神，那是他的对手们的智慧所未能唤醒的。他呼唤人们挣脱权威的羁轭，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认可的而外，绝不再承认任何东西；而且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们，他以他的热忱引导了人们。人类的精神还不曾自由，然而人类懂得了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要自由的。凡是敢于坚持要保留对自由的枷锁或者是力图向人类加上新枷锁的人，都不得不向人类证明，人类是应该保持或者应该接受这些枷锁的；然而从这时起，人们就可以预见到，它们不久就将会被打碎的。目录页冥王E书@2004 上一页 下一页目录页[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上一页 下一页第九个时代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理性由于文明的自然进步而在缓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纠缠住了它，从而在腐蚀它，专制主义则以恐惧和不幸的重担在败坏着并麻痹着人类的精神。惟独有一个民族逃脱了这种双重的影响。在自由刚刚点燃了天才的火焰的那片幸运的土地上，人类的精神摆脱了自己婴儿期的纽带，便以坚定的步伐朝着真理前进。然而这场征服不久又带回来了暴政，随之而来的便是它那位忠实的伴侣：迷信；于是整个的人类就再度被投入了看来似乎会是永恒的黑暗之中。同时，曙光却一点一点地重现出来；长期以来受蒙蔽的眼睛瞥见了它，但又闭了起来，慢慢地才对它习惯了，终于凝视着光明，于是天才就敢于在狂热与野蛮曾经把它驱逐出去的这片大地之上重显身手。我们已经看到，理性扬弃了它那枷锁，解开了其中的某一些锁链，并不断获得新的力量在准备着和加快着自己获得自由的时刻。现在就有待我们去追踪理性终于粉碎这些枷锁的那个时代了，那时候理性虽然仍被迫受制于它们的残余，却一点一点地从其中解脱出来；那时候它终于在自己的前进之中获得了自由，就只不过受到了那些障碍的滞留，而那些障碍的重新出现在每一次新的进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由我们智力构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说，那是我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与真理抵抗我们努力的阻力两者之间的性质所确立的一种关系。宗教的不宽容，曾经迫使比利时的七个省挣脱了西班牙的羁轭，并形成了一个联邦共和国。都是由于它，才唤醒了英国的自由，英国被漫长的流血动乱弄得疲惫不堪，最后是在一部长期为哲学所称道的宪法之中平息了下来，但此后却沦于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虚伪来作为支撑。最后，也还是由于教会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气重新取得了自己权利的一部分。然而在由于神学争论而造成的这些运动中，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却看到了自己那种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我们枉然在这些号称是自由的国度里，寻找那种并不侵犯任何天赋人权的自由；那种自由不但保全了对天赋人权的所有权，而且还保留了对它的使用权。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乃是一种基于分配得并不平等的人为法（droit po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个人居住在某个某个城市、他出生于某个某个阶级、他拥有某些某些财富、他从事某种某种职业而多少与之相称的特权；而对比一下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间的这些荒诞区别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复我们所能反对的那些人，他们仍然在维护那种自由的好处和必要性。然而就在这些国度里，法律却保障个人的与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个人并不是他所应该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严也并没有被贬低；至少某些这类的权利还是被人承认的；人们已经不再能说他是奴隶了；人们应该只是说，他还不知道怎样真正成为自由。在这些民族中，自由在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损失，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限制在极其狭隘的范围之内，以致于只要推翻他们呻吟于其下的那种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贵族制，就似乎不止于是补偿了他们的损失而已。他已经丧失了公民那个头衔，不平等使得那几乎成了虚幻；然而人的资格却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专制主义则把他从封建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使他避免了那种屈辱状态，——那种状态随着暴君的数量及其出现而不断加以重复着的感情，使得他越发痛苦。法律是在完善着，——既在半自由的体制之下（因为在这里运用真正权力的人，其利益并不总是违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或者因为公众繁荣的利益往往与专制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为专制君主自身在寻求摧毁贵族的或教会的权力的残余时，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其动机是要确立奴隶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将要详细地阐述在欧洲产生了那种专制主义的原因，那是以前的世纪里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前例的；在那里几乎是为所欲为的权威却受着舆论的约束、受到知识的调节、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缓冲，这往往有助于财富、工业和教育的进步，而且有时候甚至有助于公民自由的进步。由于曾经支持过暴政的各种偏见的削弱、由于商业和工业的精神（它是使得财富消声匿迹的种种暴力和动荡的敌人）的影响、由于前一个时代的野蛮行为所激起的历历在目的恐怖景象、由于各种哲学观念更加普遍的传播、最后还由于知识的普遍进步之缓慢而确凿的作用，风尚已经变得温和了。宗教的不宽容仍在持续着，但仅只是作为人类审慎的一种创造物、作为对人民偏见的一种敬意或者是对抗他们的激动的一种防范。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暴戾，火刑架已经很少点燃了，而是被另一种往往是更加随心所欲的、但却不那么野蛮的压迫所取代；晚近以来，人们实行的迫害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那只是出于习惯或出于阿谀奉承。在各种问题上，政府的做法到处都是在追随着舆论的进程、乃至于哲学的进程，但却是缓慢地而且是令人遗憾地。事实上，假如说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在哲学家们所已达到的知识高度和培养自己的精神的人们所达到的中等水平这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的话，而它们共同的学说就形成了那种通常被人所采纳而被称之为舆论的信仰的话；那么那些指导着公共事务的人们、那些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命运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体制是哪种，都远远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种舆论的水平上；他们跟随着舆论，但未能赶上舆论，更远未能超过舆论；他们总是发现自己落在舆论以及许多年代和许多真理的后面。这样，对哲学以及对知识传播的进步的这一史表——我们已经阐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于察觉的作用——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时代：这时，这些进步对舆论的影响、舆论对各民族的或对他们领袖们的影响，突然之间就不再是缓慢的和不可察觉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体之中就产生了一场革命，这就确凿地保证了会有一场席卷全人类整体的革命。在长期的错误之后，在被各种不完备的或模糊的理论引入歧途之后，政论家们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权，它们都可以从这条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论出来，即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他们看到了，要维护这些权利乃是人们结合成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的艺术便是要保证他们能以最完整的平等并在最广泛的领域内保全这些权利的艺术。人们感到要确保每个人的权利的办法，便是在每个社会里都要服从共同的规则，而选择这些办法、决定这些规则之权就只能是属于这同一个社会的成员的大多数；因为每个个人在这类选择中既然不可能追随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别人并不是屈从，所以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成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采纳而又不损害平等这条真理的唯一特征了。每一个人确实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这种大多数人的意愿的约束，这时那种意愿就成为了一致同意的意愿；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个人受到约束；即使是对于这一大多数，他也只能是当其决不会损害每个个人的权利。在它们得到承认之后）时，才能订立契约。这既是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于这些权利的限制。这便是那种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数人所采取的决定对所有的人才成其为契约；当由于这些个人有了改变，那种一致同意的裁决其本身已经中止存在时，这种义务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无疑问，对有些事物，大多数人所宣布的往往或许是更有利于错误的，并且是违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什么才是根本不应该直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数来决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赖代替他们的理性的，并且也要由大多数来规定他们要更准确地达到真理所应该遵循的方法；他们也不能放弃进行宣告他们自己的决定并不会损害人人所共有的权利的那种权威。于是，在如此之简单的这些原则之前，人们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们的行政长官之间有一项契约——它只能是由一项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废的——的那些观念就告消失了；还有那种虽不那么奴役人、但并非就更不荒谬的见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确立了宪法形式，就要受它的束缚，就仿佛改变宪法的权利并不是其他一切权利的首要保证；就仿佛人类的各种体制——它们必然是有缺陷的，并且是随着人类的启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可以注定了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幼稚阶段。于是，人们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弃那种奸诈而虚伪的政策，那种政策忘记了人人根据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权利，而是时而根据领土的大小、根据天气的温度、根据民族的特性、根据人民的富裕、根据商业和工业的完善程度来衡量所应该留给他们的权利的范围；并且时而又在人们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按照他们的出身、财富和职业来不平等地划分同样的这些权利；从而便创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对立的权力，为的是随后在他们之间好确立一种惟有这些体制才能使之成为必要的平衡，而且哪怕是这样也无法纠正各种危险的影响。于是，人们就不再敢把人分成为不同的两种，其中一种是注定了要来统治的，另一种则是注定了要服从的；一种是来骗人的，另一种则是受骗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了解自己的全部利益、来认识全部的真理；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所确立的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得有权向他们自己隐瞒任何的真理。这些原则是那位大节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过自己的鲜血而洛克则把自己名字的权威加之于其上的，后来又经卢梭以更大的精确性、广度和力量加以发展；卢梭配得上把它们置于永远不会再被人遗忘、也不会再受到反驳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荣。人有着各种需求，并有着可以满足它们的那些才能；从那些才能以及从它们经过不同加工与分配的产品之中，就得出了目的在于供应各种共同需求的大量财富。但是，据以形成和分配、保存和消费、增殖和消耗那些财富的规律又都是些什么呢？哪种倾向于在需求与供给之间不断地确立平衡，并且因此当财富增长时便产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满足需求，随之是更多的福祉，直到财富达到了它增长的极限为止；以及反之，当财富减少时，就会产生更多的艰难、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又恢复了持平为止；——那种平衡的规律又是什么呢？在劳动与生产、需求与供给的这种惊人的变异之中，在把一个孤立的个人的生存和福祉与整个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各种利益的那种可怕的复杂性之中，——那使得他要依赖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赖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体验欢乐或困苦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及于整个的大地，——在这种外表的混乱之下，我们又怎么能够通过道德世界的一条普遍规律而看到每个个人为着自身而努力会有助于全体的福祉；而且尽管有着各种相反的利益的外部冲突，但共同的利益却迫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并能够毫无障碍地去服从它呢？因此，人就应该以一种完整的自由来运用自己的才能，支配自己的财富，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社会的普遍利益，都远不是命令他们要限制这些活动，反而是要防止那样做；而且在这一部分公共秩序中，精心保障每个人所得之于自然的权利同时也就是唯一有用的政治，是社会力量的唯一责任，并且是公意（volonte generale）所能合法地对个人行使的唯一权利。但是这一原则一旦被认可之后，还有待于公共权力来行使各种责任；它应该依法建立公认的度量，用以在各种交易中确认所交换的物品的重量、体积、宽度和长度。它应该创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那能够代表各种各样的价值，那能够便于计算它们的各种变化和它们的比值，从而在有了其自身的价值之后，那就可以用来交换已经接受了一项价值尺度的所有各种物品；没有这一手段，商业就只限于直接交换，并只能获得很少的活动和领域。每一年的再生产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要偿付它那再生产乃是其成果的那种劳动，也并不是为了要偿付那种可以保证同等的或者更富余的新的再生产的劳动。可处理的这一部分的占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劳动；他之占有它，与他可能运用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需要无关。因此，正是由于有了这部分每年都可处理的财富，社会的权力便可以不损害任何的权利而建立为国家的安全、国内的太平、对个人权利的保证、为了订立和执行法律而设立的权威的运作以及为维持公共的繁荣所必需的基金。有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工作、机构和体制是应该加以建立、指导或监督的，它们补充了个人意志以及个体利益的汇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无论是对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进步而言，还是对于预防和减轻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预见的偶然事故而言。直迄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为止，乃至于很久之后，这种种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于偶然、委之于政府的贪婪、委之于江湖骗子的把戏、委之于一切有权有势的阶级的偏见或利益；但是笛卡尔有一个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却感到了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是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地服从哲学的原则并服从计算的精确性。直迄乌特勒支和约许诺给欧洲一场持久的安宁为止，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做出什么进步。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精神对那种一直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这门新科学就被斯徒亚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至少就其原则的精确性与纯洁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长的冷淡期间之后人们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达到的一种程度。但是在政治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些进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学的或形而上学——就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进步。笛卡尔已经使哲学重新与理性的领域相结合，他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不久就把他抛离了他所追踪的那条途径；而哲学之在某个时候看来似乎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却只不过是要在新的错误之中误人歧途而已。最后，洛克把握住了那条应该引导着哲学的线索；他指出了对观念的严谨的、精确的分析，可以连续地在它们的起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直接的观念，或者是在它们的构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简单的观念；这是使得我们自己不致于迷失在偶然性杂乱无章地提供给我们、而且被我们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的唯一办法。他又以同样的这种分析证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理解力作用于我们所接受的各种感觉之上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记忆在同一个时间向我们所呈现的各种感觉的组合，但却以一种捕捉住了我们注意的方式而使我们的知觉只限定在每种这类组合而成的感觉的一部分。他使我们看到，我们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后，再把一个字加之于各个观念之上，于是我们便会使自己经常用那同一字去称呼它；也就是说，它总是由同样的这些更简单的观念形成的，总是被包含在同样的限度之内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连串的推理过程中运用它而决不会冒犯错误的危险。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种明确规定的观念，那么它们就可能连续不断地在同一个精神中唤起各种不同的观念；而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最大的根源。最后，洛克还敢于率先为人类的理解力规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说，确定了人类理解力所可能认识的真理的性质、它所可能把握的对象的性质。这种方法很快地就成为一切哲学家们的方法；并且正是由于把它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他们才得以在这些科学中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证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认任何东西，才得以把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确定的东西区别开来，才得以终于学会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将永远是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这样，对我们感觉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在我们体验欢乐与痛苦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我们道德观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础，它们是由这些观念产生的并在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最后还在决定着由我们的感性的本性、由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道德构成的那种东西而来的并使我们的行为得以与那些法则相吻合的那类动机。]这一方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工具；人们就学会了使用它来完善物理科学的方法，来阐明它的原理，来评价它的证明；人们把它引申来检验种种事实，引申为各种情趣的准则。于是，这种应用于人类理解力的一切对象的形而上学，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种认识中的历程，并使人认识到形成它那体系的各种真理的性质、我们从中可能获得的那种确凿性的性质；而正是哲学中的最后一步，在某些意义上就在人类和他们幼稚状态的古老错误之间设置了一道永恒的障碍；这道障碍会永远防止他们由于新的偏见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会保证驱除我们所保留的那些或许尚未全被认识到的愚昧，以及虽可能取代这些愚昧、但却还有着一种微弱的影响和一种过眼烟云般的存在的那些错误。然而在德国，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却奠定了一种新学说的基础。他那热烈的、大胆的想象力，不安于一种平庸的哲学，对于人类灵魂的精神性与永恒性、对于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对于在一个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聪明、正义和善良是应该排斥罪恶和悲伤的，——所统治的宇宙中却存在有悲伤和罪恶这些重大的问题，仍然保持着怀疑。他解开了聪明的分析所不能解开的死结。他以本性上是简单的、不可毁灭的和平等的存在体（etre）构造出宇宙。这些存在体的每一个与其他与之共同构成了宇宙体系的每一个的关系，便决定它那些使自己与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质；人的灵魂与一块石头终极的最后原子，都同等地是这些单子（monade）之一。它们的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在宇宙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同。在这些存在体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之中，一个无限的智慧只能偏爱其中的一种，而且只能是偏爱其中唯一的一种，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种。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种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伤了我们的话，那是因为所有其他的组合还会呈现出更为可悲伤的结果来。我们将要阐释这个体系，当它被莱布尼兹的同胞们所采纳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后，就在他们中间延迟了哲学的进步。我们看到英国哲学家们有整个的一个学派热情地拥抱了并雄辩地保卫了乐观主义的学说，但不如莱布尼兹那么巧妙而又那么深刻；莱布尼兹把它主要是奠定在这一点上，即有一个全能的智慧，它由于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选择各种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种；而英国的哲学家们则在观察我们的宇宙之际极力要追求我们宇宙的优越性的证明；而且它既然始终停留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丧失了那种体系所保留的全部优点，他们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种种颠倒混乱或滑稽可笑的细节里去。这时在苏格兰却另有些哲学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们真实能力的发展的分析会得出来一种原则，它能够赋予我们行为的道德性以一种充分纯洁、充分坚固的基础；他们想象着能赋予人类灵魂以一种新的能力而与感觉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们所加给那上面的，只不过是他们证明了那种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没有它，他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将要写下这些见解的历史，并且我们将要表明，假如说这些见解曾妨碍了哲学的进程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观念更加迅速的传播却曾经是怎样地有利。我们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学在受过哲学的教养、深化和完善化的人们中间的进步；下面有待于我们来看清楚它对一般见解的作用都是什么，以及当理性终于上升到认识了发现真理、识别真理的可靠方法时，理性又是怎样学会了保护它自己以免对权威的尊敬和想象力曾经如此之经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错误；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各个人的总体之中所曾经如此之悠久地伤害了和腐蚀了全人类的种种偏见。人们终于有了可能，大声宣布那种长久以来都未能被人很好认识的权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见都服从于我们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说，要运用我们所被赋予的可以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来掌握真理。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骄做的心情领会到，自然界并没有绝对注定他必须相信别人的话；于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热的面前贬斥理性，就从社会中（也像从哲学中那样）消失了。在欧洲，不久就形成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关心传播真理更有甚于发现和钻研真理；他们专心致志于探索隐避所、教土、学派、政府和古老的团体在各个角落里所积聚和包庇的种种偏见，他们把自己的光荣放在破除流俗的错误上，更有甚于放在开拓人类认识的疆界上；这是一种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的间接方式，它那危险并不更少，它那用处也并不更小。在英国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鲁克，在法国有贝尔、丰特内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由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个学派，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他们逐一地运用了学术、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们采取了各种语调，运用了各种形式，从戏谑到悲怆、从编纂最博学的巨帙到小说或日常的小册子；他们布置下一张使人们的目力变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来遮蔽真理，而留给人们猜测真理的乐趣；他们巧妙地安抚偏见，以便更确凿地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几乎从不进行威胁，既不同时针对着许多人，也甚至并不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他们有时候宽慰理性的敌人，仿佛只不过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宽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当他们对宗教的荒谬开战时，他们就迁就专制主义，而当他们投身于反对暴政时，他们就迁就宗教崇拜；他们是从原则上攻击这两种祸患的，哪怕他们看起来仿佛只不过是要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或荒谬绝伦的滥用权力；他们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树的根本，但他们看来却好像是只限于要剪掉某些杂生的枝叶的样子；他们有时候教导自由之友说，迷信是以一块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护着专制主义的，所以是应该处死的首要牺牲品、是应该打碎的首要枷锁；有时候他们又相反地向专制君主们谴责迷信，说它们才是他们的权力的真正敌人，并以它们那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恐怖来恐吓专制君主们；但是他们从不休止地在要求作为人类的权利与解放的理性独立和写作自由；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他们在宗教中、政府中、风尚中和法律中追踪着一切带有压迫、残忍和野蛮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以自然界的名义告诫国王们、战士们、官吏们和教土们要尊重人血；他们还以一种激昂的严厉在谴责这些人在战斗中或在酷刑中滥用政策或冷酷无情；最后，他们采用了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这便是这种新的哲学，它代表着公众对为数众多的、只是靠偏见而存在、只是靠错误而生活、只是靠盲从而有力量的那些阶级的仇恨；这种新哲学几乎到处都受到欢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许多国王、教土、显贵、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敌人。它的领袖们虽然暴露在敌意之前，却几乎总有办法逃脱报复；他们虽然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光荣而毫无损失，却也在躲避着迫害。政府往往是一只手奖励他们，另一只手又犒赏他们的诽谤者；一方面禁止他们，而另一方面又为命运使得他们出生在它的国土上而感到荣耀；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见解而惩处他们，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怀疑没有分享他们的见解而感到羞辱。这些见解于是很快地就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有些人是直认不讳的，另有些人则以一种多少是透明的虚伪在矫饰着，这要视他们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们还要屈从于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虚荣心这两种相反的利益。但是他们虚荣心的那种利益，却已经强而有力得足以使人们不再要以往时代的那种深刻的伪装，就可以满足于以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自己并且往往也这样对待别人。我们将要追踪这种哲学在欧洲各个不同部分的进步，在那里政府的和教士们的异端裁判所并不能阻止几乎已成为普遍语言的法语迅速地在传播它。我们将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样巧妙的手法在运用人类的认识所能提供的一切动机来向理性挑衅的和运用一切论证来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点的；以及人们怎样甚至于会用怀疑主义来为盲从而服务的。那种如此之简单的体系，就把对工商业的最确凿的鼓励置诸于无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脱了以那么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么大的代价并且往往是以那么多的野蛮手段所征收的那些捐税之毁灭性的灾难和屈辱性的羁轭，而代之以一种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几乎是无从察觉的捐献；这种理论把国家的真正富强与个人的福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联系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纽带把社会自然而然地会分成为的各个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以人类的博爱而令人感到那么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会再来打搅它那甜美的和谐；——这些原则以其慷慨大度并以其简单性和广泛性而引人入胜，它们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热心地加以传播。他们的成功，不像是哲学家们的成功那么迅猛而又普遍；他们所要打击的偏见并不那么粗糙，所要打击的错误也更加巧妙。他们在使人觉悟以前，必须先进行启蒙，在加以判断之前，必须先教给人以常识。但是如果说他们只能做到使少数的追随者接受他们学说的整体，如果说人们对他们准则的普遍性、对他们原则的坚实性感到恐惧，如果说他们由于使用一种暧昧的和教条的语言而损害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善意，他们为了贸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过分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们以一种过于绝对和过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体系中某些他们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讨的部分；那么他们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种卑懦的、狡诈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与可鄙真相大自，那种政治把一个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它的邻国的贫困之上、建立在一种禁令重重的政权的狭隘视野之内、建立在一种暴政式的财政体制的繁复组合之中。然而被天才所丰富了的这些哲学的、政治学的和公共经济学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经广泛地为启蒙了的人士所采纳之后，就把它们有益的影响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印刷术已经在那么多的地方传布开来，它已经那样成倍地增多了书籍；人们学会了把它们那么美好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识、实际应用、乃至于财产；人们非常熟练地使它们投合各种趣味、各种各样的精神；它们提供了一种如此之简易、甚至于是如此之惬意的教育；它们向真理已经打开了那么多的门户，以致于再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于再没有一个阶级、一种行业是可以防止他们获得真理的。因此，尽管总是仍有很大数量的人沦于自愿的或被迫的愚昧无知状态，但是划分人类中间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启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间的那条界线，却几乎是全然泯灭了，在区分天才与愚蠢这两极的空间中填满了一连串不可察觉的级差。于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普遍认识，这些权利乃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这一见解本身、一种强烈声明的愿望要拥护思想与写作自由、要拥护工业与商业自由、要拥护缓解人民的负担、要拥护废除针对宗教上持不同意见者的一切刑法、要拥护废除肉刑和野蛮的拷打，要求一种更温和的刑事立法、一种给予无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证的司法制度，一种更简单的、更符合理性的与自然的民法法典、不过问宗教（宗教最后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发明之列）；对宗教虚伪与狂热的敌视、对偏见的鄙视、对传播知识的热忱，——所有这些原则都一点一点地从哲学家的著作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在他们那里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教义问答和简单的读写而变成了公共事业；——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马基亚维里主义者也不是笨伯的人们的象征。在某些国度，这些原则形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公共舆论，足以使人民群众自身看起来都准备着要接受它的指导并且服从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说，那种对伤害了人类的一切灾祸有着一种温良的、主动的同情的情操，那种对公共体制之中、政府行动之中、私人行为之中在自然界的种种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东西感到恐惧的情操，——这种人道的情操乃是这些原则之一项自然而然的后果；它弥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论之中，而它那可庆幸的影响就已经表现在法律中、甚至于是在屈服于专制主义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体制之中。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个人道的利益，不分国度、种族或教派，他们尽管思辨的见解不同，却形成了一支坚强联合一致的大军在反对一切的错误、在反对一切种类的暴政。他们被一种普遍慈爱心的情操所激发，在向不正义进行战争，即使那是在他们的本国之外而并不涉及他们；他们向不正义进行战斗，哪怕对其他民族负有罪责的就正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欧洲挺身而出，反对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亚洲沿岸的那些贪婪的罪行。英国的和法国的哲学家们自尊自重地采用了这个名字，即要尽到做这些黑人的朋友的义务，而这些黑人却是他们那些冥顽的暴君们所不屑于算做人类之数的。法国作家的称誉成了对俄罗斯和瑞典所颁布的宽容的奖励，而贝卡里亚则在意大利驳斥了法国司法制度的野蛮的准则。在法国，人们设法在医治英国的商业偏见和英国对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各种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华德则抨击法国人在他们的监狱里和医院里的那种野蛮行径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么多人。政府的暴力或引诱、教土的不宽容、民族偏见的本身，都已丧失了其扼杀真理的声音的那种致命的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理性的敌人或压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种马上就会变成为整个欧洲判断的判断。最后，我们还看到发展起来了一种新学说，它要向各种偏见的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发动最后的一次打击：那就是有关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的学说，杜尔哥、普莱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这一学说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这种学说属于第十个时代，我们到时候再广泛地展开。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种伪哲学的起源和进展；依靠上面那种学说的支持来反对这种伪哲学，对于理性的胜利乃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生来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来是唯利是图的，他们的秘密目标都是要延续愚昧无知和延长错误在位的统治；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很多的党羽，有时候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悖论来败坏理性，或是以绝对的怀疑主义那种方便不过的怠情来诱惑理性，有时候是十足地鄙视人类，乃至于宣称知识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幸福以及人类的自由都是无益的或危险的，最后有时候还以一种对伟大或对虚假的机智的热情来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启蒙井使常识不靠真正知识的支持；他们对一个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论——那远远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围着而又屈服于日常种种艰辛之下的义务，——在谈论着深奥的哲学和科学；在别处，他们又在鄙薄哲学和科学是一堆无从确定的、夸大其词的思辨废话，应该在国务活动家的事物经验和机智的面前销声匿迹。就在知识的进步中间，我们听到他们不停地在抱怨知识的衰落，随着人们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权利并运用自己的理性之际，他们却在叹息着人类的堕落；他们甚至于声称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摆动的时代，它应该是恢复到野蛮、愚昧和奴役，而这个时刻却正是一切都在结合起来证明着人类无需再怀疑它们什么。他们仿佛是受到了人类完善化的屈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分享过曾经对它做出贡献的那份光荣；不然便是被人类的进步给吓坏了，因为那向他们宣告了他们的重要地位和他们的权力的减亡。(可是比那种以笨拙的手法极力在支撑其基础早已被哲学所摧毁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厦的人们更机巧的某些江湖骗子，却试图要利用那些废墟来建立起一种宗教体系，其中只要求已经重建了自己权利的理性做到半服从，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却几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同时又另有人力图以秘密结社来复活已经被遗忘了的古代巫术的神秘，他们在把人民留置于他们古老的错误之中时，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缚他们的信徒，他们居然希望为了某些徒众的好处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国王-大祭司的那种暴政。但是哲学依靠着科学为它自己准备好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他们树起了一道屏障，他们那些无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以我上面已经勾划出其纲要的那种精神倾向来比较一下各个政府的政治体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预见到，一场伟大的革命乃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难判断，它只能以两种方式来临：它必定或则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学已经教会了他们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与自然的原则，或则是由政府赶快预防它并根据舆论的进程来调整自己的进程。这两种革命中的前一种，会是更完整而更果断，但却更多风暴；后一种则更缓慢、更不完全，但却更为平稳；在前者，人们是以暂时的灾祸为代价而取得自由与幸福的；在后者，则人们会避免这些灾祸，但或许要长期推迟享受到革命所无可置疑会产生的那些好处的一部分。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爱第一种办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胜利则为人类复了仇。简单的常识教给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也从自然界接受了恰好与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之下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而经度上的七十度之差并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他们或许比欧洲人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人类每个个人所共有的那些权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纳税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却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创造了美洲，也像亚洲一样地只不过是为了伦敦居民的欢乐，而事实上则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个臣服的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可以用来镇压在欧洲的英国本土。英国政府勒令英国人民的那些驯服的代表们破坏美国的权利，并强使他们缴纳并非自愿的捐税。美国便声称这种不正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宣布独立。这时我们便第一次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摆脱了它那全部的枷锁，和平地赋予它自己以它认为是最适宜于造就自己的幸福的宪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态要求它形成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便看到在它的体内同时制订了十二部共和制宪法，全都庄严地承认以人类的天然权利为基础，并且以保护这些权利为首要目标。我们将要追溯这些宪法的史表；我们将要表明它们有负于政治科学的进步的都是些什么，以及教育的偏见得以掺人其中的古老的错误又都是些什么：例如，何以权力平衡的体系仍然是改变了它那单纯性；何以它们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权利的平等为原则。我们将要证明，这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权利的准绳的话，就会怎样地不仅对那些无法完全行使它的人来说是对权利的破坏，而且恰恰在它成为一种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这种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将要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一错误乃是仍然会有危险性的唯一错误，因为它是真正启蒙了的人们还不曾从中觉醒过来的唯一错误。我们将要表明，美国共和国是怎样地实现了这一当时在理论上几乎是全新的观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确立并指导一种正规的与和平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本身，并区分开这种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在两个启蒙了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一方是维护人类的天然权利，另一方则以一种不信奉人类天然权利的学说来反对他们，那种学说使人权屈服于命令、屈服于政治利益、屈服于成文的约定；这场伟大的事业就在整个欧洲的面前诉之于舆论的法庭；人权在毫无限制地、毫无保留地从涅瓦河畔到瓜达基维尔河畔所自由流传着的著作中为人高举着和发扬着。这些讨论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国土、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惊地了解到他们是享有权利的；他们学会了认识权利；他们懂得了别人也敢于恢复它们或者保卫它们。于是，美国革命很快地便会蔓延到欧洲；而且假如存在着有一个民族，那里对美国人的事业的兴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对他们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原则传播得更多，它同时既是最启蒙了的国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国度；在那里哲学家们有着最真实的知识而政府则有着最蛮横而又最深厚的愚昧无知；这个民族的法律远远低于公众的精神，以致于任何的民族骄做感、任何的偏见都无法使他们依附于他们古代的体制；——这样的一个民族难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要发起人道之友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与焦的在期待着的那场革命的最初行动吗？因而，它就应该是从法国开始。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这场革命；哲学便指导了革命的原则，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毁了可能阻止这场运动的种种障碍。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更为完整，从而在国内也就更不平静，因为美国人满足于他们从英国所接收过来的民法和刑法，并没有一种邪恶的课税体系要改革，并没有封建的暴政、世袭的等级和有钱有势的特权团体和宗教不宽容的体制要加以摧毁，他们只把自己限于建立新的权力，以之取代英国一直在向他们所行使的权力。这些新的创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东西改变了个人之间所已经形成的种种关系。在法国，由于相反的原因，革命却要囊括社会的全部经济在内，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要深入到政治链索的最后的环节里去，要深入到每一个个人；这些个人靠自己的财产或自己的勤劳在和平地生活着，他们无论根据自己的见解或自己的职业或是根据对财富、对野心或对光荣的兴趣，都是不会参与公众的运动的。美国人看来只是为反抗母国暴政的偏见面作战，他们和与英国相竞争的列强结成同盟；而同时其他国家嫉妒英国的财富和英国的骄傲，也都秘密渴望着加速正义的胜利；因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相反地，法国人同时在攻击的，既是国王的专制主义，又是各种半自由的宪法的政治不平等，还有贵族们的骄横和教士们的统治、不宽容和财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这些还都笼罩着几乎整个的欧洲；于是欧洲列强就要偏袒暴政而与之联盟了。因此，法国所能看到挺身出来拥护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声音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愿望，这种支持又是造谣诽谤所极力要剥夺于她的。我们将要表明，法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据以结合的那些原则，何以要比指导美国人的那些原则更纯洁、更确切、更深刻；它们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种偏见的影响；权利的平等是怎样地一点都没有被那种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对它一种脆弱而伪善的补充而已；人们是怎样地以对权力的限制来取代了那种徒劳的、但却如此长期为人所称道的权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许许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团体的一个大国里，人们是怎样地第一次敢于保存人民的主权权利，亦即仅仅服从那些法律——其制订的方式只有当其被委托给人民的代表时，才能由于他们的直接赞同而成为合法的——的权利；而如果它们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利益的话，人民就总是可以通过自己主权意志的定期行动而加以修改。自从笛卡尔的天才赋予了人类精神以那种普遍的推动力（它是人类命运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时刻开始，下迄完整的而纯粹的社会自由的幸福时代（那时人们只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漫长世纪的奴役与不幸之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天赋的独立）为止，数理科学的进步史表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视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地把握其总体、很好地观察其关系，我们就必须安排并理顺其间的各个部分。不仅是把代数学应用于几何学，成为了这两门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一项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以这一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对量值的计算方法一般地怎样可以扩大到所有以衡量广袤性为目标的问题上面时，笛卡尔预先就宣告了这些计算方法将会以同样的成功运用到其关系是可以精确加以衡量的一切对象上；这一伟大的发现第一次指明了，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给了人们以达到那里的希望，并使人们窥见了它那手段。这一发现不久就继之以对一种新演算的发现，它教导人们去发现一个可变量连续增长或减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据对这一比例的知识来重新发现该数量本身，——无论我们假设这类增长是一个有限量，抑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当这类增长等于零的那一瞬间的比例；——这一方法当扩大到所有的变量组合、所有的有关它们变分的假说时，就同等地导致我们可以决定一切其变化是可以进行精确衡量的事物，无论是它们元素之间的比例，还是事物之间的比例（当我们仅只知道它们的元素的比例的时候，这要视我们对它们自身之间的比例的知识而定）。我们有赖于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就是这些演算的发明，而其发现则是前一代的几何学家们的劳动所已经准备好了的。它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进步，乃是许多天才人物的创作，并且造就了他们的光荣。这些演算在凡是能观察到它们（哪怕并不追随它们）的哲学家的眼前，就呈现为人类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动人的纪念碑。在阐明代数学语言的构成与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确的、真正分析性的语言，和这门科学的技术方法的性质并以这种方法与人类理解的自然运算方法的进行比较时，我们将要表明：如果说这种方法其本身只不过是对数量科学的一种特殊工具的话，那么它就还包含有一种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对一切的观念组合都适用的。理论力学，不久就成为了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笛卡尔曾经弄错了的物体碰撞的真正规律，终于被弄明白了。惠更斯发现了物体在圆运动中的规律；他同时还给出了测定任何一条曲线的每一成分都应该属于哪种圆的方法。牛顿结合这两种理论，就发现了曲线运动的理论；他把它们引用于开普勒曾据以发现行星运动的椭圆轨道的那些定律。人们设想，一个行星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以某种速度并沿着一定的方向被投入空间的，它环绕着太阳，凭借一种向着太阳的引力的作用并与距离的平方的倒数成比例，而在扫描一个椭圆。这同一个引力也把卫星保持在它们环绕着主要行星的轨道上。引力扩大到整个的天体体系，它在构成天体体系的一切成分中都是在相互作用着的。行星椭圆的规则性受到这种干扰，而微积分就精确地解释了这些扰动的甚至最细微的差别。引力作用于彗星，这同一个理论也教导人们怎样确定替星的轨道并预告彗星的回归。我们在地球和月球的旋转轴中所观察到的运动，也证实了这一普遍的引力的存在。最后，它又是大地上物体重量的原因，重量在它们身上看来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物体与作用中心的距离有足够不同的位置来观察它们。于是，人们就终于第一次认识到了全宇宙的一条物理定律；而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来的那个人的光荣乃是独一无二的一样。一百年的辛勤工作已经证实了那条定律，一切天体现象看来都以一种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准确性在服从它；每一次有其中的某个现象仿佛是规避了它；那种暂时的不确定性很快地就成为另一项新的胜利的题材。哲学几乎总是被迫要在一个天才人物的工作中寻求引导着他的那条秘密的线索；然而在这里，被敬慕所激起的兴趣却使人发现了并保存了某些珍贵的故事，它们使人可以一步步地追踪牛顿的进程。它们有助于向我们表明，偶然性的幸运组合是怎样地能与天才的努力相汇合而得出伟大的发现，以及较为不利的组合又是怎样地能推迟它们或者把它们留待给旁人之手。但是或许牛顿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做的事，要比发现了自然界的那条普遍的定律还更多；他教给了人们在物理学中要仅只承认那些精确计算的理论，它们不仅说明了一种现象的存在，而且还说明了它的数值、它的范围。然而有人责难他复活了古代人的神秘宗派的性质，因为他使自己限于把天体现象的普遍原因包括在一项简单的事实之中，而人们对它的观察又证明了它那无可争辩的真实性。但这种责难的本身就证明了，科学的方法是怎样地仍然需要由哲学来加以阐明。当达朗贝尔发现了一条普遍的原理，仅仅用它就足以确定被任意的外力所推动的、并且其间又被某些条件所联系着的任何数目的质点的运动；这时候一长串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问题就相继地被提了出来并被解决了。他很快就把这同一个原理引用到具有确定形态的有限物体上来，引用到那些弹性的或柔性的物体上来（这些物体可以改变它们的形态，但只能是按照某些一定的规律，并可以保持着它们各部分之间的某些一定的关系），最后还引用到流体本身上来（无论流体保持着同样的密度，还是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之中）。要解决后面的这类问题，就必须有一种新的算法；而这一点并未能逃脱过他的天才，于是力学就只不过是一门纯粹计算的科学而已。这些发现属于数学科学；但是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性质、还是力学原理的性质以及我们从中可能得出的有关宇宙的永恒秩序的结论，都是要诉诸哲学的。我们懂得了一切物体都要服从必然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身倾向于产生或者维持平衡，并在运动中造成或者保持规则性。对于主宰天体现象的那些规律的知识、导致更精确地计算它们的出现的那种数学分析的发现、使用光学仪器以及将它们刻度的精确度转化为观察的精确度的尺度的那类仪器的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目的在于测量时间的那些机械的准确性、对科学的更普遍的兴趣与政府对于增加天文学家和观象家的兴趣相结合，——所有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保证了天文学的进步。天穹以许多的新星丰富了人，而人则懂得了准确地测定并预见它们的位置和它们的运动。物理学一点一点地摆脱了笛卡尔所引人的种种模棱的解说，正如它清除了经院哲学的种种荒诞那样；物理学现在只不过是以实验来洁问自然界的那种艺术而已，随后通过计算就可以努力从中推导出更普遍的事实来。人们已经知道了并且测定了空气的重量；人们发现了光的传递并不是瞬时的，人们测定了光的速度，人们计算出了天体的表观位置所应产生的效应；太阳光线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异的、更简单的光线。彩虹已经得到了解释，产生了它那各种颜色或使之消减的办法都可以计算出来。电已经被人认识到只不过是由于某些物质受到摩擦后，可以吸引很轻的物体的那种性质而已，它现在成为了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桩秘密了，富兰克林向人们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它的办法。人们采用了新的仪器来测量大气重量的变化、空气湿度的变化和物体温度的变化。一门叫做气象学的新科学，教给了人们认识、有时候是预报大气的现象，它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发现尚未为人认识的大气规律。在表述这些发现的史表中，我们将要表明：引导物理学家们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怎样地获得了纯洁化和完善化的，进行实验和制造仪器的技术是怎样连接不断地获得了更大的准确性的，从而不仅是物理学每天都以新的真理在丰富自己，而且已经被证明了的真理也获得了更大的确切性；并且不仅是有大量未知的事实已经被人观察到和分析过了，而且所有这些都在它们的细节上得到了更严格的测定。物理学所要加以反抗的，仅只是经院哲学的偏见和对于懒惰是如此之具有诱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说的吸引。其他的障碍则延缓了化学的进步。人们曾想象过，化学应该能得到点金的秘密和使人长生不老的秘密。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们并不相信能够安慰庸俗的灵魂的这两种最强烈的感情（以及还能激发对光荣的感情）的那类允诺，是可以由通常的办法来完成的；于是对狂想的轻信所曾创造出来的各种异想天开，就似乎都结合到化学家的头脑里面来。但是这些海市蜃楼都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笛卡尔的力学哲学，后者本身又被人抛弃并让位给了一种真正实验的化学。对与物体相互的合成与分解相伴随的各种现象的观察、对这些作用的规律的研究、把物质分析为越来越简单的元素，——这些都获得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但是对化学的这些进步，还应该补充以某些完善化，它们包括着一门科学的完整体系，并且那更其是在于扩大了它的方法而不是增多了形成它的总体的真理数量；它们预告了并准备好了一场很好的革命。这样就发现了采集可膨胀的流体并使之接受实验的新方法，而可膨胀的流体一直是规避着实验的。［这一发现使人触及到整个一类新的存在物，并触及到那些虽然已知、但却沦为一种在躲避着我们的研究的状态之中的存在物，并且对于几乎所有的化合物都再增加上一种成分，它可以说是改变了化学的整个体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语言，那里面指示着这些物质的名词表达了或则是有着一种共同的元素的那些物质的关系或差异，或则是它们所属的那个类别。这样就既是一种科学书写法的使用（在那里，这些物质是由经过分析而组合的文字来表现的，它甚至能表达最通常的那些操作，以及亲合力的普遍规律），也是所有各种手段、各种工具的运用（它们可以在物理学中以严格的精确性来计算各种实验的结果），并且还是对结晶现象的计算的应用以及对某些物体的元素相结合时影响到自己经常的和固定的形式所遵守的那些规律的计算的应用。人们长期以来在努力要很好地认识大地的构造形态之前，只懂得以迷信的和哲学的梦来表示它，现在人们终于感到有必要以严密的注意来研究大地表面上的、或是他们的需要使得他们要深入加以钻研的大地内部的那一部分以及其中所发现的物质与它们的偶然的或有规则的分布，以及它们所由以构成的那些物质的分配。他们学会了从中识别海水的、地下水的和火的迟缓而漫长的作用的痕迹，学会了分辨大地的表层和外部的地壳，人们在其中所发现的物质的不平衡及其分布，以及往往还有物质本身，乃是火的、地下水的、海水的与大部分是由不同物质所形成另外那些部分的大地的作品，它们带有更古老的天翻地覆的标记，而它们作用的原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矿物、植物和动物分为许多品种，其中个体的不同只在于一些不可察觉的、不大经常的变异，或者是由纯粹局部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品种之大多彼此相似，乃是由于有着为数或多或少的共同性质，它们有助于确定各种连续的而且越来越扩大的分类。博物学家学会了按照很容易掌握的、固定的特征，对这些个体进行系统的分类，这是在无数的不同存在物中间做出识别的唯一办法。这些方法乃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在这里每一个对象都以其更为固定不变的某些性质而被标出，并且靠着这种办法我们就认识出它们的这些性质并可以在日常的语言中重新找到代表着一个对象的名字。正是这些语言，如果构造得好，还会教给我们每一类自然存在物的真正本性是什么，它们的结合在它们的其他的性质方面也带有多少是一种完整的类似性。假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骄做在人们的眼前扩大了这种唯一的研究的、而且是历尽艰苦才能获得的知识对象，并对这些方法加上了一种夸大了的重要性，把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科学的真正语言的字典和文法的东西，当成了科学本身的话；那么一种虚假的哲学就往往又从一个相反的极端过分贬低了同样的这些方法，把它们与各种随心所欲的目录以及各种劳而无功的汇编混为一谈。对自然界的三大领域所提供的各种物质的化学分析，对它们外部形象的描述，对它们物理性质和对它们通常性质的阐释，动物或植物有机体的以及它们的营养和它们的繁殖的发展史，它们的组织的细节，对它们各个不同部分的解剖以及其中的每一种的功能，有关动物的习俗、它们获得食物、掩蔽所和住处以及它们捕捉猎物或对敌人掩蔽的辛劳的历史，它们中间之形成为家族的或种族的社会，人们经历过无数的生命链索之后而被导致的那许许多多的真理，从粗糙的物质导向程度较弱的有机组织、从有机物质导向能给出感觉和自发运动的最初迹象的物质、最后从它们直到人类的那些连续不断的环节的关系，所有这些存在物与人类的关系（无论是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还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趋近的那些类似性而言，或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分离的那些区别而言）；——自然史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那幅史表便是如此。人体本身就是另一门科学的对象；解剖学在它通常的意义上就包括生理学在内，这门科学曾经由于迷信对死者的尊敬而停滞不前，又由于偏见的普遍减弱而受益，并且还幸而违反了要使自己与权势者们的支持相协调而保存自己的那种好处。它们的进步看来仿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到尽头了，正在期待着更完善的工具和新的方法；它们几乎是陷于只是在比较动物的各个部分与人体的各个部分之中、比较各个不同物种的共同器官在履行相似的功能的方式之中，在寻求着在今天看来是人们的直接观察所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真理。几乎凡是观察者的眼睛借助于显微镜所能发现的一切东西，都已经被揭示无遗了。解剖学看来有必要借助于对其他各种科学的进步都是如此之有用的各种实验，而它那对象的性质却使得它远离了目前对它的完善化乃是十分必要的那种手段。血液循环早就被人认识了；然而，其目的在于输送乳糜与血液相混合来补充其中的损失的那些管道的分布，便于对食物进行必要的分解、便于分离出适宜于与体液和有机物质互相吸收的胃液的存在，在怀孕与分娩之间并且在那时以后一生的各个不同时期中各个不同部分、各种不同器官所经历的变化，被赋予感觉性或是应激性（那是哈勒所发现的性质，并且对几乎所有的有机物都是共同的）的那些部分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那个辉煌的时代里生理学所曾发现的东西，并且还有某些观察上的依据；而且人们应该原谅对许多重要的生理学真理所做的机械学、化学和有机学的解释，这些科学一个接着一个曾对生理学强加以各种对科学的进步来说乃是不幸的假说，而且当它们的应用被扩大到医学上时还是危险的假说。与这幅各门科学的史表相结合的，还应该有工艺的史表；工艺依靠科学，已经取得了更确实的进展，并且已经打碎了迄今为止因袭常规所曾束缚了工艺的种种枷锁。我们将要表明，力学的进步、天文学的、光学的知识和测时技术的进步对于建造、驱动与导航的技术所起的影响。我们将要阐明，观象家人数的增多、航海家的更大的技巧、在天文学的方位测定与地形学的方法方面的更严格的精确性，曾怎样地终于使人认识了直到上一个世纪之末几乎尚未为人所知的这个地球；严格说来的机械技术的完善化，曾怎样地有赖于制造工具、机械和工艺的技术的完善化，而这些完善化又是怎样地有赖于理论力学以及物理学的进步；这些技术本身有赖于更不费力地、耗损更少地使用已知的驱动力或发明新的驱动力的科学，又都是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建筑学从有关平衡的科学和流体的理论中吸取了赋予拱顶以更便利和更节约的形式的办法，而不必耽心会改变这些结构的坚固性；以计算得更确切的阻力来对抗水的冲击的办法、引导水流的办法和以更大的技巧与成功在运河中利用水流的办法。我们将要看到化学技术被新的作业流程所丰富，它纯洁并简化了古来的方法，清除了因袭陈规而从种种无利的或有害的物质中、从种种无用的或不完备的操作中所引进的一切东西；同时，人们还发现了预防工人所面临的、往往是可怕的种种危险的部分办法；从而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财富，却不必再以那么多令人痛苦的牺牲和那么多的悔恨为其代价。同时，化学、植物学、博物学扩大了我们对经济作物、对培育满足我们不同需要的植物、对饲养、繁殖和保存家畜、完善它们的品种和改进它们的产品以及对制作和保存大地的出产或动物所提供给我们的产品的丰富知识。自从解剖学和化学开始对外科学和药学提出更明了的和更确切可靠的指导的那一刻起，外科学和药学就变成了几乎是崭新的技术。医学就其实践而论，应该认为是一种技术，这时它至少是摆脱了它那些虚假的理论、它那迂腐的行话、它那害人的陈规、它那对名人的权威、对有关各种官能的学说的奴颜婢膝式的屈从；它教导人们除了经验而外不再相信别的。它增多了自己的方法，它懂得更好地组合它们和运用它们；而且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它那些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消极的，如果说它把自己只限于废除种种危险的疗法和有害的偏见，那么研究化学药物并与观察相结合的新方法就宣告了更真实和更广阔的进步。我们尤其是将要追踪科学天才的那种进程，它有时候从一种抽象的和深刻的理论进入了种种聪明而精密的应用，它在简化了自己的手段之后，就把它们配备于各种需要，终于把它的好处传播到最通俗的各种实践；它又有时候被同样这些实践的需要所促进，要向最高级的思辨之中去追求通常的知识会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力量。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关于理论无用的说法，哪怕是就最简单的技术而论，也从来都只不过证明了说这些话的人们的无知。我们将要表明，那么多不幸的应用之所以没有效用或者有负面的影响，决不可归咎于这些理论的深奥，而是相反地必须归咎于它们的不完备。这些观察就会引向这一普遍的真理，即在所有的技术中，理论的真理都必然要在实践之中加以修订；而且还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不准确性，它那效果是我们必须力求使之成为不可察觉的，但又并不沉溺于那种虚幻的想要防止它们的希望之中；有关手段、时间、耗费种种在理论中必然会被人所忽视的需要的大量给定条件，当然也会进入到有关当前现实的实践中来；最后在以真正属于实践的天才的那种技巧在引进这些给定条件时，我们就可以同时既克服反理论的偏见正在威胁着我们要把技术束缚于其中的那些狭隘的限制，而又能预防对于理论运用不当所可能引致的各种错误。已经被划分开的各种科学，不互相接近、不在它们之间形成接触点，是不可能得到扩展的。对每一种科学的进步的阐述就足以表明，在许多种科学中直接应用微积分是多么地有用；在几乎所有的科学中，它又是怎样地可能运用来对实验和观察得出更大的准确性；它们有赖于机械学的都是些什么（机械学给了它们以更完备的和更准确的工具）；显微镜的发明和气象学仪器的发明，曾经怎样地有助于博物学的完善化；而这后一种科学有赖于化学的又是什么，只有化学才能把它导向一种对它所考察的对象的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向它揭示最隐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质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构成和成分；同时博物学则向化学提供了那么多要加以区分和采集的物品，那么多要进行的操作，那么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们必须区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时候是要发现或者甚至于要模拟那种秘密；最后还有，物理学和化学是怎样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学是怎样地从博物学或从其他这些科学中接受了它们的。但是我们还只是阐述了我们所曾接受于和我们所可能期待于那种应用的最小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几何学家给出了根据观察未发现各种现象的经验规律的普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科学；因为它们同等地引人认识或是同一个数量在一系列的时刻或位置的连续值的规律，或是许多给定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似质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规律。某些应用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化合物的知识，从而能够以更容易掌握其间的关系、结果和整体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观察。概率计算的应用已经预示了它可以怎样地协助其他的科学进步；有时候，它决定着特殊事实的或然性如何，并教导我们去判断，究竟这些事实是应该加以摒弃的，还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证实的；有时候，它在计算着这些事实经常反复出现的或然性，这些事实往往是呈现在技术的实践中，而其本身并不与已被看作是普遍规律的某种秩序相联系：例如，在医学中，某些药物的疗效或某些预防药剂的成功便是如此。这些应用也向我们表明了一组现象乃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结果以及它有赖于与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现象的概率都是什么；此外还有应该归之于我们称为机遇的那种必然的而又不为人知的原因的概率；“机遇”一词的真正意义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这种计算才能弄明白的。这些应用同等地教给了我们认识我们所可能希望达到的确定性的不同程度，认识我们所能据之以采用一种意见作为我们推理的基础的那种或然性，而又并不损害理性的权利和我们行为的准则，也不缺乏审慎，还不违反正义。这些应用表明了各种不同的选举形式、由多数票做出决定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么，从中可能得出概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个问题的性质所应该要求的那种概率；怎样才是几乎能确实获得它的办法，当决定并非是必然的或者双方的不利之点并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于始终处于那种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时候；或者是怎样事先就保证总是能获得那同一种或然性的办法，当决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过的时候。在这类应用之中，我们还可以列入那些人对于事实的概率的考察，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观察之上；这种概率或是从见证人的权威那里得出来的，或者是从这些事实与其他直接被观察到的事实的联系中得出来的。对人的寿命的研究，对不同的性别、温度、气候、职业、政府、生活习惯对寿命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对人口所经历的变化的研究，对产生了这些变化的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范围的研究，对它在各个国土上按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人体的知识、对于医学、对于公共经济学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公共经济学又是怎样地使用了这些同样的计算在确定各式各样的终身年金、养老储备金、储蓄银行和救济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这种计算的应用对于包括度量理论、货币的、银行的、金融运作的理论以及税收、税收的法定配额、它们实际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经常不顾法律的）、它们对社会体系所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在内的那部分公共经济学，难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吗？在这同一门科学中有多少重要的问题是只有靠对博物学、对农业、对植物生理学、对机械学和化学的技术所获得的知识的帮助，才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啊！总而言之，各门科学的普遍进步就是如此，以致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不必借助于所有其他各门科学的援助，就能够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则和它的细节之中的。在提出这一史表时，和每门科学都因之而丰富起来的那些新的真理时，和每门科学都有负于看来仿佛特别是属于另一类知识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时，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观察、实验和思考在每一门科学中所可能把我们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质和限度；我们同样地将要探讨在每一门科学中恰好是什么才构成其为发明的才能，——人类理解力的那种主要的能力，就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由于什么作用，人类精神才能够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发现，有时候还被引向它所并没有寻求、它甚至于不可能预见到的那些发现。我们将要表明，把我们导向这些发现的各种方法怎样地可能会枯竭，从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迫停顿下来，——假如没有出现新方法向天才们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进他们能运用已经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话。假如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表明我们从直接运用科学中或者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时所取得的好处，无论是就个人的福祉而言，还是就国家的繁荣而言；那么我们就还只是使人认识到它们的好处的很微小的一部分。它们最重大的好处或许是推翻了偏见，并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人类的理解力；人类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匐伏于错误指导的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恐。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荒诞事物的发明者和保卫者，不可能预见到人类精神之绵延不断的完善化。人们被说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就已懂得了他们所可能懂得的一切，并且会永远信仰他们当时所信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他们自己的时代的普遍见解的基础之上。物理学知识的进步对这些错误甚至于是更加致命的，它们往往是摧毁了这些错误而看起来又并没有攻击这些错误。而且使那些顽固保卫这些错误的人蒙上了愚昧无知这一令人齿冷的笑柄。同时，对这些科学的对象进行正确推理的习惯、它们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确的观念以及认识或证明一种真理的手段，都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要对那种强迫我们去拥护奠定在可信性这一现实动机之上的情绪和那种使我们依附于我们习惯的偏见的情绪或强使我们要向权威让步的情绪进行比较；而这一比较就足以教导我们鄙弃后一种见解，从而使我们感到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哪怕我们以信仰它们而自诩，哪怕我们是以最纯洁的真诚在宣扬它们。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之后，就会使它的灭亡成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最后，物理科学的这种前进是感情和兴趣所干扰不了的，在那里人们不相信出身、职业或地位就使人有权去评判人民自己并不处于一种可以理解它们的地位的那些东西；这一十分确切的进程不可能被人观察到而又不使启蒙了的人们不在其他的科学中也要不停地力求与之相趋近；它每一步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应该遵循的典范，提供了他们可以据之以判断他们自己的努力并认识到他们可能会步人的错误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怀疑主义以及轻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于是过分地完全屈服于知识和名望的权威之下。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分析也导致同样的结果，但是它只不过给出抽象的教诫；而这里的这些同样抽象的原则一旦付诸行动，就会由范例而得到阐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强。直迄这个时代，科学还只是少数人的家产；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共同的所有，而这个时刻正在到来，那时候它们的要素、它们的原则、它们的最简单的方法都将真正变成为大众的。到了那时候，它们之应用于技术、它们对人类精神的普遍的正确性的影响，就将具有一种真正普遍性的效用。我们将追踪欧洲各国在教育方面的进步，无论是幼年的还是成人的；这一进步迄今还是薄弱的，假如我们仅只是看那种教育的哲学体系的话，它几乎到处还是委身于经院哲学的偏见；但那种进步却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们考虑到教学对象的广度和性质的话，——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识，包括有几乎一切科学的要素都在内；而各种年龄的人都从字典中、从摘要中、从杂志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知识，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十分纯粹。我们将要考察，口头的科学教育与人们直接从书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结合都有哪些用处；如果说从编纂工作之变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这件事产生了某种便利的话，那么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时对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获得普通知识的手段。我们将要阐述各种学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起的影响，那道屏障在反对江湖骗术和伪学术上长时期都将是有用的；最后我们将要叙述各个政府对于人类精神的进步所给予鼓励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也曾对它设置下了障碍的历史；我们将要使人看到，什么样的偏见或什么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曾经指导过各国政府反对人类精神朝着真理前进；又是什么样的有关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观点，——当看来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护它的时候，——曾经指导过它们。艺术史表所呈现的结果，也是同样地辉煌。音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同时和声的科学与微积分之应用于发声体的振动与空气的波动都阐明了它的理论。造型艺术已经从意大利传到了弗兰德斯、西班牙和法国，并在这些国度里上升到意大利在前一个时代所曾达到的同样程度，而且它们在这里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维护得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画家们的艺术就是拉斐尔和卡拉齐兄弟的艺术。所有这些方法都保存在学院里，它们远远没有消失而是传播得更广泛了。然而，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期而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天才能与拉斐尔媲美，这种长期的停滞状态就只好归之于机遇了。那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已告枯竭，虽说伟大的成就确实是变得越发困难了。那并不是自然界拒绝赋予我们以16世纪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样完美的官能；那必须全然归之于政治的、风尚的变化，那不是艺术的衰颓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文学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并没有退化；而人们在法语中所做出的进步，却使它配得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欧洲的普遍语言的那份荣誉。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手里，悲剧艺术由于连续不断的进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剧艺术则有赖于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达到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达到的高度。在这个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并且在与我们更为接近的时期是在德国，语言是完善化了。诗的艺术、散文写作的艺术已经服从于（但不像在法国那么驯服地）应该是指导着它们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确，尽管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它们，并把自己提高到那种正当的而又确切的趣味的高度，——它们不外就是主宰着索福克里斯和维吉尔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尔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样规则的情操而已，它们教导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法国人去感受同样的美并反抗同样的丑。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什么东西促进了或者推迟了这些艺术的进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不同国度里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或散文著作达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状态的，以及这些普遍的规则怎样能够甚至在不损害构成为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同时，被风尚、被享受这些艺术品的人的意见以及被它们的不同类型所注定要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本身所规范着。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厅堂里在为数不多的观众面前所背诵的悲剧，和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在隆重的节日邀请所有的人来歌唱的悲剧，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实用规则。我们将要力图证明，趣味的各种规则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同样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样的那种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规律一样，——当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种通常艺术的直接实践的时候。我们将要表明，印刷术怎样繁衍并传播了目的在于供公众朗读或背诵的那些著作，它们所流通的读者的数目要比听者的数目大得无可比拟；我们将要表明，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是怎样地由它们的成员从讲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决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说服艺术的规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这些不同类似于它所应产生的效果与它所运用的手法之间的不同；最后，我们将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于阅读作品的那些文学类型之中，例如历史或哲学，印刷术的发明使人更能投身于展开细节的那种便利，又是怎样地也应该影响到这些规则本身。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扩大和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而文学的进步又有助于使学习科学更加容易，使哲学更加大众化。它们是在互相支持的，尽管无知与愚蠢在努力要把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敌人。学术——对人类权威的顺从、对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学术维护有害的偏见那一方的——居然有助于推翻它们，是因为科学和哲学已经带给了它一束更为健全的批判火炬。学术已经懂得了衡量各种权威并进行比较，它终于使得它们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它已经摒弃了种种奇迹、种种荒诞的神话、种种违反或然性的事实；但是在它攻击它们所依恃的那些证据时，它就从此懂得了不管这些证据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弃，而只认可那些能够击败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实性的证据。这样，所有的人类理解力的活动，不管它们在对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们所需要的精神品质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却都汇聚成人类理性的进步。事实上，它是属于人类劳动的整个体系的，有如一件制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虽则在方法上迥然有别，却又应当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只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并趋向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现在我们就来对人类做一个综览；我们将要表明，所有的科学中对真正方法的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的推广、它们之应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与人类的一切需要、它们之间所建立的交通线路、大量在研究科学的人士们、最后还有印刷术的繁衍，——这些就足以向我们保证，这些科学的任何一种今后都再也不会降回到它们所已达到的那一点以下了。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哲学的原理、自由的准则、对真正的人权及其真实利益的认识，都已经在为数非常之多的国家里传播开来并在每个国家里都指导着极大多数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以致于我们不必担心会看到它们再度湮没无闻的。那么，我们还保留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既然我们看到这两种语言乃是传播得最广的语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最能认识它的原理；从而就没有任何暴君的联盟、没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组合，是能够防止这两种语言坚决保卫理性的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的。但是，如果说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不会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蛮状态的，如果说这一切都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那种怯懦而腐化的体系——它惩罚着人类要永远摇摆于真理和错误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那么我们同时却也看到光明还只占领了大地上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启蒙了的人数就在大量委身于偏见和无知之中的人们面前消失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地区在奴隶制之中呻吟，那许多国家，或是在这里被文明的罪恶所败坏，它那腐化延缓了文明的进程，或是在那里仍然在它那原始时代的幼稚状态之中混日子。我们看到晚近这些时代曾经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做过许多工作，但是为人类物种的完善化却做得很少；为人们的光荣做得很多，为人类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为人类的幸福几乎还没有做任何事。在某些点上，我们的眼睛受到辉煌夺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阴霾仍然遮蔽着广阔无垠的天际。哲学家的灵魂在少数对象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来，但是愚蠢、奴隶制、狂妄和野蛮的景象却更加经常地在刺痛着他的灵魂；而人道之友们只能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尝到没有杂质的欢乐。这些便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之内的对象。我们将要在提出它们时，特别力求表明这些进步在人们政治生活的不同时代中对于人们的意见的、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广大群众的福祉的全部影响：我们将要力求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了哪些真理，他们都弄明白了哪些错误，他们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习惯，他们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曾经在这些才能与他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幸福的比例；并且，在一种相反的观点之下，他们又曾经是哪些偏见的奴隶，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们引到那里的，愚昧无知和专制主义是通过哪些邪恶腐蚀了他们的，暴力或他们自身的堕落又使他们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迄今为止，政治史也像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只不过是某些少数人物的历史；真正构成其为人类的那些人、即几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的家庭却被人遗忘了，甚至于还有从事于公共职业的那类人（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他们的任务是教学、是管理、是保卫、是安慰别人），而惟有领袖们才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对个人的历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实就够了，但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却只能是依靠观察；而且要选择它们、要掌握它们本质的特征，就必须还得有知识；并且要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还需要有几乎同样的哲学。此外，这些观察在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为对象的，它们触入每个人的眼帘；只要愿意，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认识它们。于是，几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观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国人所做出的，因为这些在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琐碎的事物的，对这些人却成为了好奇心的对象。可是不幸，旅行家们几乎总是不确切的观察者；他们观看对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度的偏见在观看的，往往是以他们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们的眼睛在观看的。他们所请教的只是偶然把他们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关系、党派精神、民族骄做或情调则几乎总是会左右着这些答案的。因此，我们可以据之以追踪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人类历史的，其资料的贫乏就绝不能仅只归咎于历史学家的奴颜婢膝，有如人们很有道理地所谴责于专制君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的那样。我们只能以对法律、对政府与公共经济的实践原则的知识，或以对宗教、对一般偏见的知识来补充其中的缺欠。事实上，书面上的法律与被人实行的法律、统治者的原则与他们那由被统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变的行动方式、由制定体制的人所颁布的体制与被实现了的体制、书本上的宗教与人民中间的宗教、一种偏见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获得的实践拥护，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其效果绝对不会再符合于那些公开被承认的原因。正是人类历史这一最朦胧、最被忽视的部分，而且有关的遗物向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们格外应该加入到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无论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发现、一种重要的理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或一场政治革命，我们所关怀的都是要决定它们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因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就在于此，因为这种同样原因的一切中间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无非是最后推动那部分真正构成为人类整体的人们的手段而已。只有达到了整个链锁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作为由思索而获得的知识）才真正变成为有用的，只有到达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性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然而人们或许会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纯属幻念；但它却不是幻念，我们这里只要用两个动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它了。拥有最常见的各种消费品——它们以某种程度的丰裕满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们土地的人们的需求，乃是由于得到了科学知识的帮助的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自从那时起，这种拥有就被历史附丽于萨拉米战役的胜利之上，没有这次胜利，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就会威胁着要吞噬整个的大地。水手们正确地观察到了经度才免于海难，他们的生命有赖于一种理论，那通过一连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学派所做的发现，但在两千年间却埋没在毫无效用之中。目录页冥王E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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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第十个时代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最后，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意见，对于同一个层次的对象来说，乃是最聪明的人的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哲学家把他们的猜测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们归之于超出观察的数目、恒定性和明确性所可能产生的确凿性之外的一种确凿性。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在地球上有没有哪些国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永远也不能享受自由、永远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人的常态。最后，人类是在改善他们自身吗？——无论是由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并且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在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的手段方面的新发现；还是由于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或者是由于智力的、道德的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这可能是增加这些能力的强度并指导这些能力的运用的种种工具的完善化的结果，或者甚至于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完善化的结果）。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我们将要在过去的经验中。在观察科学和文明迄今为止所做出的进步之中、在分析人类精神的进程及其能力的发展之中，发现有着最强而有力的动机可以相信：自然界对于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布置下任何限度。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全球的目前状态，我们首先就将看到在欧洲，法国宪法的原则已经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原则。我们将看到它们在这里传播得太广泛了、宣扬得太坚决了，以致于暴君们和教士们的努力已无法扼阻它们一点一点地深入到他们奴隶们的简陋木屋里去；而这些原则将很快地就在这里唤醒良知的残余和那种无声的愤懑，那是屈辱和恐怖的习惯办法所不可能使之窒息于被压迫者的灵魂之中的。我们再浏览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就将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哪些特殊的障碍是在反对这场革命的，或者有哪些倾向是有利于它的；我们将要区分这场革命可以由于他们政府那或许来得太迟的智慧而在和平地进行的那些国家，和这场革命由于受到抵抗而来得格外激烈以至把它们自己也卷进那些迅猛可怕的运动中去的另一些国家。难道我们还能怀疑，欧洲各国的智慧或毫无意义的分裂正在协助它们殖民地的进步的那些缓慢的、但却确凿无误的作用，很快地就会造成新世界的独立吗？而且从此之后，欧洲的居民在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的迅速增长，难道不会使仍然在占据着广大国土的那些野蛮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于不须征服就会使之消失吗？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经营和建设历史吧；我们将看到我们对商业的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血腥地在鄙视另一种肤色或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我们的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教士们横行霸道地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摧残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优势最初所博得的那种敬意和好感。但是这个时刻毫无疑问正在到来，那时我们将不再向他们仅仅表现为腐化分子和暴君，我们将变成他们的有用的工具或者是一般的解放者。制糖业正在辽阔无垠的非洲建立起来，它将摧毁两个世纪以来腐蚀非洲并使非洲人口减少的那种可耻的掠夺。在大不列颠，某些人道之友已经为此做出了范例；如果说英国的玛基亚维里主义的政府被迫不得不尊重公众的理性，而不敢加以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期待这一同样的精神，在改革了奴役的和有害的体制之后，也可以配得上一个人道的和慷慨的民族呢？难道法国就不会也赶上来模仿这种事业吗？——那是欧洲的慈善和正确被理解的利益这两者所同样强加的命令。在法属的岛屿、在圭亚那、在英属的某些领地，都已经在输入食物杂货了；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荷兰人以大量的背信弃义、暴行和罪孽所维持的那种垄断将要灭亡。欧洲各国终将会认识到，独家经营的公司只不过是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以便赋予他们的政府以一种暴政的新工具而已。这时，把自己限于自由贸易的欧洲人对于自己固有的权利是太明白了而不会去作弄别的民族的权利的，他们将会着重他们迄今曾经是那么横加蹂躏的那种独立。他们的殖民地将不会再充斥着受政府保护的人——这些人利用某种地位或某种特权竟相以掠夺或欺诈聚集财富，以便回到欧洲去购买各种荣誉和头衔；而是将居住着勤劳的人们，他们将要在这些幸运的气候之下去追求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所没有找到的那种安乐和富裕。自由会把他们留在这里；野心不会把他们再召回去，强盗们的金库将会变成为公民们的殖民地，这些公民将在非洲、在亚洲传播欧洲的自由、知识和理性的原则和先例。对于给这些民族只是带来了可耻的迷信的僧侣们（并且他们还以一种新的统治在威胁着这些民族而激发了造反），——我们将看到取代他们的，乃是在这些民族中从事于传播对这些民族自身的幸福有用的真理、向这些民族阐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自身的权利的那些人们。对真理的热忱也是一种感情，它将把他们的努力带到遥远的国土上去，——一旦当它看到在自己的周围再没有粗暴的偏见要加以打击、再没有可耻的错误要加以消除的时候。这些辽阔的国土上有着大量的民族，他们有的地方仿佛就只是在期待着接受我们的办法来使自己文明化，并在欧洲人中间找到自己的兄弟们来使自己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学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饱受奴役的民族，他们许多世纪以来都在召唤着解放者；另有的地方则几乎还是野蛮的部落，他们那气候的恶劣使他们远离着已经完善化了的文明的甜美，而那同一种恶劣又同样地推开了那些想要使他们认识到那种好处的人们；或者还有征服者的游牧部落，他们除了武力而外不懂得任何法律，除了抢劫而外不懂得任何行业。这后面两类民族的进步将更缓慢得多，并且伴随有更多的风暴；或许甚至随着他们将被文明民族所驱退，人数缩减得更少，他们终将不知不觉地消灭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内部。我们将要表明，这些事件怎样地将不仅是欧洲进步之确凿无误的后果，而且也甚至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和北美共和国同时所具有的最现实的利益和对非洲与亚洲所能提供的商业的自由之确凿无误的后果；以及它们怎样地也应该必然地或者是由欧洲各国的新智慧、或者是由它们顽固地依附于自己重商主义的偏见而产生的。我们将使人看到惟有一种办法，即鞑靼人从亚洲进行一场新侵略，才能够防止这场革命；而这种办法今后却是不可能的了。同时，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这些东方大宗教的一场迅猛的衰颓，它们几乎到处都落到了那些在分享着教士们的堕落的人们之手，并且在许多国度里在有权有势者的眼中已经沦为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而不再能威胁着要把人类理性禁闭在无望的奴隶制之中和一种永恒的幼稚状态之中。这些民族的进程或许要比我们的更为迅猛而又更为确实，因为他们会从我们这里接受我们曾不得不要去发现的一切，并且为了要认识我们只能是经历了长期的错误之后才能达到的这些简单的真理、这些确凿的方法，他们只要能掌握我们的言论中和我们的书本中的那些发挥和证明就够了。如果说希腊人的进步已经被其他民族丧失了，那都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缺乏交往的缘故，那都是由于罗马人的暴政统治的缘故，它是人们所必须加以谴责的。但是当互相的需要已经使得所有的人彼此接近的时候，当最有威力的国家已经在各个社会和每个个人之间确立了平等并且对弱国的独立的尊重以及对愚昧和困苦的人道性已经被置诸于政治原则的行列之中的时候；当倾向于压制人类才能的力量的那些准则，将被促进人类的行动与精力的准则所取代的时候；难道那时候还能容许人怀疑，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触及的，或者是专制主义的跋扈竟对真理设置下了长期不可逾越的屏障的吗？因而，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胆敢一旦卷土重来的话。在检阅社会的历史时，我们将有机会使人看到，在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和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权利这二者之间、在由政治体制所确立的平等和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平等这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的：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这种差距乃是古代共和国中自由的沦亡，乃是困扰他们的那些风暴、把他们交忖给异族暴君之手的那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差距有三大原因：即财富的不平等，那些其自身的有保障的谋生手段可以传给家庭的人和那些其谋生手段有赖于自己生命（或者不如说，有赖于自己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生命）的时段长短的人双方状况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因而，我们就必须表明，这三种实际的不平等应该不断地缩小而又并不消灭；因为它们有其自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要想消灭它们将会是荒谬的而又危险的事；而且我们甚至于不能试图使它们的作用全然消失而又不开辟更多的不平等的来源、而又不对人权带来更直接的和更致命的打击。我们很容易证明，财富天然地就倾向于平等，而且它们过度的不成比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会迅速停止的，如果民法并没有确立人为的办法来延续它们和聚集它们的话；如果贸易自由与工业自由使得一切限制性的法律和一切税务的权利所给予既得的财富的优势都消失了的话；如果契约税、对契约自由所加的限制，它们所要服从的种种束缚性的规定以及要实行它们对种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都并未阻止穷人的活动，也并未侵吞他们微薄的资本的话；如果公共行政根本就没有向某些人开辟对其他公民是封锁起来了的丰富的财源的话；如果已往时代所固有的偏见与贪婪精神绝未主宰婚姻的话；最后如果由于风尚的纯朴和体制的智慧，财富不再是满足虚荣或野心的手段。而同时一种没有被人很好理解的严厉性（它不再容许把金钱作为追求享受的一种手段）又不强迫人要保存已经一旦积累起来了的财富的话。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欧洲各个启蒙了的国家的目前人口和它们土地的广袤。让我们在他们的耕作和他们的工业所呈现的景象中来观察一下劳动与谋生手段的分配；于是我们便将看到要在同样的程度上保持这些谋生手段（而且由于其必然的后果）。要保持同样数量的人口乃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大多数的个人为了几乎完全供给自己的需要或自己家庭的需要，不再只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运用资本所获得或所增殖的东西的话。而保持这两种财源的任何一种，都有赖于每个家长的生命、乃至健康。那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养老金，而且甚至于更有赖于机缘；于是在这种人与那种其财源根本不必冒同样风险的人之间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差距，后一种人的需要是由地租或是由几乎与自己的勤劳无关的资本的利润所提供的。从而，这里就存在着不平等、依赖关系、乃至贫困的必然原因，它不停地在威胁着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而又最积极的那个阶级。我们将要表明，人们本身在面对着这种机缘的时候，有可能把它大部分加以消灭，保障人到了老年会有由自己的节约所产生的、但由别人的节约所增大的接济，别人也在做同样的牺牲，却死于有需要采摘其果实之前的时刻；通过类似的补偿作用，妇女或儿童在丧失了自己的配偶或父亲的时刻，也可以以同样的代价得到同样的资助，无论是对于遭受夭折之苦的家庭而言，还是对其家长活得更长久的家庭而言；最后，也对自身达到劳动年龄并成立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为发挥他们的勤劳所必要的资金的便利，他们以那些因淬然死亡而未能达到那个年龄的人为代价而在增长着。正是由于概率计算之应用于人的寿命、应用于投资，我们才有了对这些手段的观念，它们已经被人运用得很成功，但却永远未能以那样的广度、那种形式的多样化而使它们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人、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群体真正有用，使它们把大量的家庭从那种周期性的毁灭、从那种使得腐化和贫困得以永远再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些以社会权力的名义就可以组成、并可以成为它最大的福利之一的机构，也可以是私人组织的结果，它们将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只要是当这些机构所据以组成的那些原则将变得更加流行、而破坏大部分这些组织的各种错误将不再为人所惧怕的时候。（我们将要阐明保证这种平等的其他办法，它们或者是防止信贷继续成为如此之毫无例外地全然附属于大财产的一种特权，却又赋给它们一种同样之坚固的基础，或者是工业的和商业活动的进步更进一步对大资本家的存在宣告独立；但使我们有赖于这些办法的，却仍然是概率计算的应用。〕我们所能希望获得于教育平等的，——而那就应该足够了，——便是排除了一切被迫的或自愿的依附关系的教育。我们将要表明，在人类知识的目前状态下达到那一目标的简易办法，——哪怕是对那些只能对学习付出他们少数的最初几年并且在他们其余的一生中只能付出几个闲暇小时的人。我们将要使人看到，由于人们对知识本身和对教会它们的方法做出了很好的选择，他们就能够教给整个人民群众以每个人对家庭经济。对事务管理、对自己的勤劳与自己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对认识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使用自己的权利、对受到有关自己义务的教育以便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而且对任何尊崇人性的高尚精微的情操都不会陌生、对绝不盲目依赖那些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操劳自己的事务和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委托给他人的人。对自己要处于一种可以选择他人和监督他人的地位。对不再作那些以迷信的恐惧和虚幻的希望在折磨人生的流行错误的受骗者、对以自己的理性这一唯一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偏见、最后对避免江湖骗子的骗局（他们借口要使他致富、要医治他和挽救他而在陷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他的意见和他的良心的自由）等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从此以后，同一个国度的居民就不再以他们所使用的是一种更粗俗的语言还是一种更高雅的语言来加以区分了，他们能够同等地以自己固有的知识来治理自己，他们不再局限于一种技术流程或一种职业常规的机械性的知识，他们无论是在细微的事务上还是在获得微小的教育上都不再有赖于以一种必然的优势在统治着他们的那些聪明人；由此便会造成一种真正的平等，因为知识和才智的差异不可能再在那些其情操、其观念、其语言使之可以彼此理解、其中某些人可能愿望被别人所教导但却决不需要被别人所领导的人们之间树立起一道屏障来，他们可能想要把治理他们这样一桩操心的事托付给最开明的人，但并不会被迫要以一种盲目的信任把它委之于那些人。正是这时候，这种优越性哪怕是对那些并不享有它的人都变成了一种方便，它是为了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他们而存在的。在其理解力没有得到培养的那些人们之间、甚至于在野蛮人之间的才能上的天然差异，就产生了骗子和受骗者、聪明人和容易上当的人；毫无疑问，同样的差异在教育真正普及了的民族中间也是存在的，但它只不过存在于启蒙了的人们和虽感到知识的价值但并不受它的炫惑的精神正直的人们之间，是在才智或天才和懂得欣赏他们和享用他们的常识之间；而且哪怕是这种差异来得更大，但如果我们单纯比较这些才能的强度和范围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在关系到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幸福方面）的作用的话，它就变得更加不容易为人察觉。平等有这些不同的原因，它们并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在活动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支持，而且从它们的联合作用中就产生了一种更有力的、更确凿的、更长久的作用力。如果教育是更平等的话，它就会从而在勤奋中、也就由此而在财产中产生一种更大的平等；而财产的平等必然有助于教育的平等；同时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每个民族所确立的平等也在彼此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影响。终于，加以良好引导的教育就纠正了才能方面的天然不平等，而不是强化了它，正如良好的法律就弥补了谋生手段方面的天然不平等，正如在社会中各种制度就会带来的那种自由、平等，尽管也要服从一部经常的宪法，却比在野蛮人的独立状态中要更为广泛、更为完整。这时，社会的艺术就完成了它自己的目标，亦即保证和扩大人人都享有他们天生就受到召唤的那些共同权利这一目标。这些进步所将得到的真正好处——我们对此可以表示一种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希望——其归宿就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完善化这一好处，因为随着各种各样的平等将会为人类确立更广泛的维持生活需要的手段。更普及的教育。更完整的自由，那种平等也将越发真确，它将越发接近于囊括真正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一切东西都在内。因此，正是在检查这一完善化的进程和规律之中，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希望的范围和归宿。没有人曾经想象过，人类的精神既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又能够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单单是广度关系、单单是这一观念的各种组合、数量或广袤等等，就形成了一个过分庞大的体系，那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即使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永远都要比它所可能深入钻研的更加庞大得多而且始终也不可能为人所知。然而人们却能够相信，人永远只能认识他那智力的本性所能允许他达到的那一部分对象；他终于会遇到一个限度，这时他已经知道的那些对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消耗了他全部的精力，所以一切新的进步对他就变得确实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随着种种事实的增多，人们也学会了对它们做出分类、把它们简约为更普遍的事实；同时用于观察它们、准确地测量它们的种种工具和方法就获得了新的精确性；随着人们认识了更大量的对象之间种种更复杂的关系，人们就学会了把它们简约为更广泛的关系并把它们纳入更简单的表达方式，把它们表现为种种形式，使人能掌握其更大的数量，哪怕自己所拥有的仍然只不过是同样的脑力而自己所运用的仍然只不过是同等的注意力；随着人类精神上升到各种更复杂的组合，更简单的公式就使得它们对于他们更加容易了；曾使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发现的、并且起初只能是有深刻思索能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不久之后就被只不过是普遍的智力之内的各种方法所发展了并且证明了。假如导致各种新组合的方法被用尽了的话，假如把它们应用于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有超乎学者的时间或力量之外的劳动的话；那么更普遍的方法、更简单的手段立刻就会为天才们开辟新的用武之地。人类头脑的实际活力和范围将始终是同样不变的；但是他们所能使用的工具则会增多而且完善化，明确并固定他们观念的那种语言则会获得更大的准确性和更大的普遍性；在力学中，人们要增大力量就只能减低速度，——与此相反，指导天才们发现新真理的各种方法，是同等地在增加它那运作的力量和速度的。最后，这些变化本身既然是对真理的详尽认识的进步之必然的后果，而且导致需要新的能力的原因既然同时就在产生着获得它们的办法；所以结果便是构成为观察。实验与计算的科学体系的各种真理的现实整体就会不断地增大，同时这同一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而我们却可以假设人类才能的力量不变、活力不变、广度不变。我们把这些普遍的想法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科学，就将对其中的每一种都得出这类连续不断完善化的范例，那将使人对我们所应期待的东西的确凿性不会再有任何疑问。我们将要特别指出被人们的偏见认为是最接近于枯竭了的那些科学，它们的进步是最有希望的而且是即将到来的。我们将要发展计算科学的最普遍的、最合乎哲学的应用会给一切人类知识的整个体系的广度。精确度和统一性所增添的一切东西。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每一个国度的更普遍的教育在给予更大多数的人以可以鼓舞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一种研究的兴趣以及在这上面所能做出进步的能力时，是怎样地增长了这些希望的；如果更普遍地易于使更多的人从事这些专业，那么，这些希望还将会何等地更加增大，因为事实上就在最开明的国度里，也几乎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的天赋有这些才能的人是接受了为发展它们所必需的教育的；这样，注定了要以自己的发现去开拓科学疆界的人，也就会以同一个比例而扩大。我们将要表明，教育的平等与各个不同国家之间所应该奠定的平等，将会怎样地加速其进步有赖于在广阔的领域内反复进行大量观察的那些科学的进程；将会怎样地加速所有那些我们可以期待于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气象学的东西；最后还有，这些科学在其手段的薄弱（它却引导我们得出了那么多有用的、重要的真理）与人们尚可加以运用的那些手段的广度，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有怎样的比例失调。我们将要阐明，在甚至于其发现乃是对单纯沉思的报偿的那些科学里，若能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它们，也会有促使它们进步的好处，那靠的是根本就不需要为发明者所必备的那种脑力，而只是自行呈现于单纯的思索面前的那些细节上的完善化。如果我们过渡到其理论有赖于这些科学的各种技术，我们就将看到，应该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进步而来的进步，是不应有其他的限制的；技术流程也可以接受科学方法同样的那种完善化、同样的那种简单化；工具、机器和操作越来越会增加人们的力量和技巧，同时也会增进产品的完美性和精确性并减少获得产品的必要时间和劳动；这时仍然在抗拒这些进步的障碍就将消失，人们就学会了预见和预防各种事故以及劳动的或习惯的或气候的危害性。这时候越来越缩小的一块大地上就可以生产出具有更大效益和更高价值的产量来，更少的耗费就可以得到更广大的享受，同样劳动的产品就可以保证更少的原料损失，或变得更经久耐用。人们将会为每一片土壤选择那些回应于最大需求的生产；在能够满足同一种需求的各种生产之中，将会选择需要更少的劳动和更少的实际耗费而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那样一些。这样，对耗费的保全和节约的办法，并不需要有任何牺牲，就将随着再生产各种不同的材料、配备它们并把它们制成产品的技术的进步而到来。这样，就不仅是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必那么艰苦地从事劳动就能以更丰富多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并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这些勤劳与福祉的进步之中，在人们的才能以及他们的需要之间就得出了一种有利的比例，每个世代或者是由于这些进步。或者是由于保存了此前勤劳的产品，就都被召唤来参与日愈扩大的享受，而且从此以后由于人类体制的后果就形成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则，难道就不会达到一个期限，那时候这些规律也同样地必然会要反对它自己吗？那时候，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他们生活手段的增长，由此就必然会造成假如不是福祉与人口的不断缩减的话，也是一场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摇摆。社会到了那个时期，难道那种摇摆不会成为一种永远持续不断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周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吗？难道它不是标志着那个极限吗？——在那里，一切改善都已成为了不可能，而人类的可完善性在无数的世纪之后就会达到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个限度。毫无疑问，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那个时候距离我们还是何等之遥远；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有一天到达那里吗？我们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桩事件的未来现实性是正是反，——那桩事件是只能在人类已经必然地获得了我们对之几乎还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的那些知识的那个时代里才会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又有谁敢于猜测把元素转化为适合于我们之用的各种物质，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假设这个期限终于会来临，从中也不会得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的，无论是就人类的幸福而言，还是就其无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们假设在那个时候以前理性的进步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保持并驾齐驱，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偏见已经停止了对道德去宣扬一种不是净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蚀它和贬低它的严酷性，那么这时人们就会懂得，如果他们对尚未存在的人们有义务的话，那义务就不在于给他们以生存而在于给他们以幸福；那义务是以人类的或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和他们所附属的那个家庭的普遍福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布满了无用而不幸的人们那种幼稚的想法为目的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可能积累就要有一个限度，并且从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个限度，而又并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样的话，对于一部分已经获得了生命的人就太违反自然和社会的繁荣了）。既然对形而上学、道德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的发现（或者不如说，确切的分析）还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关真理细节的知识，所以它们就此已经达到了它们最终限度的这一偏见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们设想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粗暴的错误要推翻，再也没有什么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然而这种应用，尽管有着某些几何学家的可庆幸的努力，却可以说还仍然只不过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会向未来的世代开辟一个同样是取之不尽的知识来源，正如计算科学本身、正如人们可以纳入其中的组合、关系与事实的数目是一样地多。这些科学还有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进步，那就是使它们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语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它们才可能有条件变得真正大众化，哪怕是以它们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们战胜科学语言的不确切性，也像战胜其他的障碍一样；尽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盖着或伪装着真理，天才们却认识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给自己的教育以一小点时间的人，假如那些最简单的概念是被不确切的语言所歪曲了的话，又怎么能够获得并保持那些概念呢？他们所能搜集和组合的观念越少，则它们就越有必要是正确的、是严密的；他们在自己固有的智力里找不到一种真理体系能使自己抵御错误，而他们的精神也没有被长期的操作所强化或精炼，所以就把握不住通过一种不完备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语言的种种暧昧和模棱所透露出来的微弱的光芒。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法律和公共体制的完善化，作为这些科学进步的结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共同利益趋近于、认同于全体的公共利益吗？社会艺术的目标，难道不就是要扫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力量吗？其宪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愿望的国度，难道不就是其德行的发挥将是最轻而易举，而使它脱离德行的那些诱惑又是最罕见的而又最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度吗？有什么恶劣的习惯和违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于有什么罪行，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观察到做出了那种习惯、那种做法或那种罪行的那个国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见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来的呢？还有，随着有用的技术的进步（依靠于一种健全的理论）而来的福祉，或者是随着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一种正直的立法之进步而来的福祉，难道不正是在使人类趋向人道、趋向仁爱、趋向正义吗？总之，我们所提出要在本书中展开的这些观察，难道不都在证明由人类的构成所必然产生的人类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样，是能够无限地完善化的，而且自然界不是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都联系在一起的吗？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之中，我们应该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在两性之间奠定了一种权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于对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当作是对普遍的幸福最关重要的。人们徒劳无益地在寻找各种动机，以他们生理机能的不同井以人们要在他们智力大小上、在他们道德感受力上所发现的不同来论证这一点。这种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滥用而外，再没有别的根源，而后来人们力图以种种诡辩来辩解它，都不过是枉然。我们将要表明，扫除被这些偏见所认可的种种习俗、所规订的种种法律，可以怎样地有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使得成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础的家内德行可以普及，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无论是因为人们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扩大到两性，还是因为没有家庭中母亲们的协助，教育即使对男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普及。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终于是姗姗来迟的臣服礼，难道不正是由于消除了一种对立——由于消除了最活跃的、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如此之危险的一种对立，——便从而中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一个异常之丰富的根源了吗？最后，它难道不是产生了迄今为止一直只不过是一幕海市蜃楼的那种甜美而纯洁的民族风尚吗？——这些风尚不是由足以骄人的艰苦、伪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强加于人的节制而形成的，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认可的自由缔约的习惯而形成的。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是最大的罪行。人们将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民去参加的那些战争。各族人民将会懂得，他们不可能变成为征服者而不丧失自己的自由；他们将会懂得永久的联盟乃是维护自己独立的唯一办法，而且他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商业的偏见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种虚假的商业利益将会输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并使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借口之下可以毁灭各个国家的那种可怕的力量。随着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之中终将互相接近，随着每一族人民为了其自身的好处终将号召外国人来更加平等地分享他们所得之于自然界或得之于自己的勤劳的财富，所有那些产生、毒化和延长民族仇恨的原因都会一点一点地消逝；它们将不会再向好战的狂热提供任何养料或借口。比这些有关永久和平的规划组合得更好的各种体制，曾经占据了某些哲学家的闲暇并慰藉了他们的灵魂，它们将会加速各国之间那种友爱的进步；而各族人民之间的战争，就会像谋杀一样，将被列入于特殊的邪恶，它们是玷污和违反自然的，它们给国家打上了长期耻辱的烙印，它们败坏了那个世纪的编年史。谈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美术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作品之中必须区别什么是真正属于艺术的进步的，什么仅只是有赖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的。我们在这里将要指出艺术所仍然应该期待着的进步，无论是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这些艺术自身的对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观察的进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艺术的范围并把艺术仍然束缚在已被科学和哲学所砸烂了的那种权威的羁轭之下的种种偏见方面的进步。我们将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经是用尽了；因为最崇高或最感动人的美都已经被人掌握了，最幸运的题材都已经被人处理过了，最单纯的而最惊心动魄的组合方式都已经被人运用过了，最慷慨激昂的、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经被描写过了，最活跃的感情、对它们的最自然或最真实的表现、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辉煌的形象都已经被放进作品之中了，所以不管我们设想它们的手段有着怎样的丰富性，艺术都被注定了是要沦于模仿前人典范的那种永恒的单调状态的。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种见解只不过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习惯于评价人物而不是欣赏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偏见；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人们丧失了由于比较各个不同的世纪和国度的作品和由于赞美刺激了天才们的努力与成功而产生的那种反思的乐趣，那么这些被考虑的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享受却应该是照样活泼泼的，哪怕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作品的人们已经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种完美的境地了。随着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数目在增多并变得更加完美，每个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爱的作品之上，而其他的作品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的；对这些更单纯的、更动人的、被前人已经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对于后代也不会减少，尽管它们只是在更为现代的作品中才会被人发现。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个青年离开学校时所懂得的数学，就超过了牛顿以深入的研究所学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发现的一切，他懂得怎样以一种前所未知的轻松愉快来操作计算工具。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科学。随着每一种科学都在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于是，尽管科学有着种种新的进步，具有同等天分的人们不仅发现自己在他们生活的那同一个时代里都处于科学现状的那同一个水平上；而且对每一个世代来说，凡是人们以同样的脑力、同样的注意力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所能学到的东西，都必然地会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部分都在变得越来越扩大，它将以一种完备的方式囊括每个人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导自己。为了以一种更完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须知道的一切。在政治科学中，有一类真理，特别是在自由的人民（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某些世代）中间，除非是普遍地为人所认识和认可之后，否则是不可能有用的。因此，这些科学对于国家的自由与繁荣的进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用由于基础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了人人精神所共有的那些真理的数量来加以衡量；因此，这一基础教育之不断增长着的进步，其本身就与这些科学的必然进步相联系着而向我们保证了人类命运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因为它除了这些进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现在我们还要谈两种普遍的方式，它们同时既影响到教育技术的完善化，也影响到科学的完善化：一种是更广泛地和更完美地运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方法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建立一套普遍的语言。我所称为的技术方法，是指把大量的对象结合在一种整体安排之下的技术，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关系、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组合并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组合。我们将要发展这些原则，我们将使人感觉到这种技术的效用，它还处于自己的襁褓时期；并且它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在一张小小的史表之内就收集到往往是一部大书都难以使人如此之迅速就很好地加以理解的东西的那种便利，或是更为可贵地把许多孤立的事实都呈现在更适宜于从中推导出普遍结果来的那种格局之中的办法。我们将要阐明，靠了少数这类很容易学会其用法的史表的帮助，那些未能把自己提高到最初等的教育之上足以使自己能认识日常生活的有用细节的人，当他们体验到有此需要的时候，是怎样地可以随意就发现它们；以及运用同样的这些方法在初等教育所建立的一切部门中是怎样地能够促进初等教育，或是在对真理的系统安排方面，或是在一系列的观察与事实方面。一种普遍的语言是指以符号来表达的语言，它或者是真实的对象，或者是由简单而普遍的观念所构成并表现为同样的、或在所有的人的理解中可能都同样形成的那些明确被规定的集合体，以及或者是这些观念之间的普遍关系、人类精神的运作和每一门科学所固有的运作或技术流程。从而，凡是认识这些符号、它们的组合方法以及它们形成的规律的人，都会懂得这种语言所写的是什么，并且会同样轻而易举地以各个国度所共同的语言来表达它们。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可以用来阐述或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或是一种技术的规则，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新的经验或观察，一种操作的发明。一种真理或一种方法的发现；就像是代数学那样，当它不得不采用新的符号时，那些已知的符号就会给出解释它们价值的办法。这样的一种语言，就没有那种与通常语言不同的科学惯用语的不便。我们已经注意到，那种惯用语的使用必然要把社会划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阶级：一个阶级是由认识那种语言而掌握了所有各种科学的钥匙的人们所组成，另一个阶级则由未能学会它而发现自己几乎绝对不可能获得知识的人们所组成。相反地，普遍的语言在这里就像代数学的语言一样，是和科学自身一起学到的；人们是在认识符号所指示的对象。观念和操作的同时，就认识了符号的。凡是已经学会了一门科学的要素的人，都想要向前深入，他们会在书籍里发现不仅有靠着他已经认识了其价值的那些符号的帮助而可能理解的真理，而且还有人们为了上升到其他的真理所需要的对各种新符号的解释。我们将要表明，这样一种语言的构成，——假如它把自己仅限于表达简单确切的命题，作为构成一种科学体系的或技术实践的命题，——决不会是一种虚无飘缈的观念，而且甚至于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行到大量的对象上去；真正妨碍了把它扩大到其他上面去的障碍倒是那种有点令人感到羞愧的必要性，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具有的、为我们的精神所很好接受的精确的观念、明确规定的概念又是何其稀少。我们将要指出，它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并且每天都在获得更大的领域的同时，会对包含人类全部的智慧的一切对象都带来一种严谨性和精确性，那会使得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容易，使得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那时候，每一门科学的进程就会有着数学的进程那种确切性，而构成它那体系的命题就会有着几何学的全部确凿性，也就是说，自然界对它们的对象和它们的方法所能允许的全部确凿性。所有这些使人类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证这一点的办法，由于它们的本性，就应该是永远在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并且是在获得一种永远是在扩大着的领域。我们已经阐明了对这一点的证明，它将在作品本身之中由于自己的发展而得到更大的力量；因而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出结论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然而直迄现在，我们还只把它设想为是同样不变的天赋才能和同样不变的组成。他那些希望的确凿性和领域将会是何其之大，——假如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天赋才能的本身、这些人体组成也能够得到改进的话。而这就是要留给我们加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条规律也扩展到人类；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保护性医疗的进步、采用更健康的饮食和居室、通过锻炼发展体力但又不因过度以致损伤体力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后还有清除两种最活跃的退化原因，即贫困与过分的财富，——这些对于人类将会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将会保证他们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壮的体质。人们会感到，预防性医学的进步会由于理性与社会秩序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有效，将会终于消灭遗传病和传染病以及那些起源于气候、食物或劳动性质的一般疾病。将会不难证明，这种希望也应该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的疾病，看来人们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它们的远因。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既然我们这里是在谈可以用数量的或线性的精确性来表示的进步，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适宜于我们来发挥无限一同为人所接受的这两种意义了。事实上，这一生命的平均长度——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深入到未来而不停地在加大——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增加，即它连续不断地趋近于一个没有限制的范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那里；或者也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即那同一个长度在无数的世纪之中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事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数量都要更大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中，那种增加在更为绝对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因为并不存在一条那种增加在其限度之内就必须停止下来的边界。在前一种情况中，假如我们无法规定那种增加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又永远在趋近着的那个终端，那么它们对我们而言就仍然是无限的；尤其是假如我们仅只知道那种增加是决不会停顿的，而我们却甚至于不知道在这两种意义的哪一种上，无限一词是可以用之于它们的。而这就恰好是我们目前对人类可完善性的认识的终端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的那种意义。因此，在我们此处所考虑的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寿命这一平均长度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假如没有受到物质方面革命的反对的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所永远不会逾越的那个终点是什么；我们甚至于也不知道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否曾确定了它有一个不可能超过的终点。但是体质的才能、力量、机敏、感官的精细——这些是不是也属于个体的完善化所可能遗传的那些品质之列呢？对家畜的不同品种的观察使得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可以由于对人类直接进行观察而加以证实。最后，我们难道不能把这些同样的希望扩展到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上面来吗？我们的父母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优点和劣点都遗传给了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既有我们身体的显著特征，也有我们某些生理爱好的倾向，——难道他们不可能同样地遗传给我们为智力、脑力、灵魂的精力或道德感受性所依赖的那部分的体质结构吗？难道教育在完善化这些品质时，就不可能也影响到那同一种体质结构、改造它们并完善它们吗？类比并分析人类才能的、甚至于还有某些事实的发展，似乎都证明了这类猜测的真实性，它将会进一步开拓我们希望的界限。这些便是我们结束对最后这个时代的考察的问题。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它的这份史表对于哲学家是怎样地呈现出仍然被错误、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学家又往往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正是在观照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为理性的进步、为保卫自由所做的努力的奖赏。这时候，他就敢于把它们和人类命运的永恒枷锁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就找到了对德行的真正补赎和做出了一桩持久的好事的快乐，那是命运以一种要使偏见和奴役卷土重来而致人于死命的抵销行动再也摧残不了的。这种观照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隐蔽所，在那里面对他的迫害者的回忆是无法跟踪他的，在那里他在思想上和恢复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遗忘了那些被贪婪、恐惧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蚀着的人们；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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