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海荒漠-16

建立在基本的基于法则的系统之上，并赋予了他的适应性作用者某种形式的学习功能。但适应性作用者还缺少另一种学习的形式，开采式学习与探险式学习之间是有区别的，水桶大队算法能够强化作用者已有的分类器，可以打磨已有的技能，但它却无法创新。仅仅只依靠水桶大队算法，会使系统趋于最大化的平庸状态，因为这个算法无法使系统在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搜索到新的分类器。荷兰德认为，搜索于可能性空间正是基因算法可以承担的工作。事实上，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你就会看到，达尔文的比喻和亚当·斯密的比喻恰好可以相辅相成：企业能够随时间进化，为什么分类器不能够呢？荷兰德当然不会为这一洞见而大惊小怪：基因算法一直存储在他脑子里。他刚开始对分类器做二进制的表述时就想到了基因算法。分类器用英文来陈述就像：“如果有两个布告，其模型分别是l＃＃＃0＃00和0＃00＃＃＃＃，则张贴布告01110101。”但在计算机里，各部分信息会被串在一起，被写成一连串的信息：“1＃＃＃0＃000＃00＃＃＃＃01110101”。对基因算法而言，这就像是数字染色体。所以可以完全用同一种方式来执行这个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类器会像以往一样在市场上欣然买进或卖出。但系统会经常性地选择最强的一对分类器来繁衍后代。这些中选的分类器会通过性交换来产生一对后代，从而重组它们的数字化建设砖块。而新生代会取代一对力弱的分类器。然后，新生代将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水桶大队算法使自己越变越强壮。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类器会像以往一样在市场上欣然买进或卖出。但系统会经常性地选择最强的一对分类器来繁衍后代。这些中选的分类器会通过性交换来产生一对后代，从而重组它们的数字化建设砖块。而新生代会取代一对力弱的分类器。然后，新生代将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水桶大队算法使自己越变越强壮。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构想变为一个可以运作的软件程序。荷兰德从.. 1977年左右开始为第一个分类器系统编码。奇怪的是，这项工作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直截了当。“我真以为只消几个月时间我就可以编出能够运作、对我有用的程序来。但实际上，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做到令我自己满意的地步。”他说。另一方面，这也要怪他自己让自己做难。他以真正的荷兰德的风格来编写第一个分类器系统：完全依靠自己，而且是在家里，用的是十三年前他用于旋风计划的十六进位码和他家的一台康莫多（Commodore）计算机。巴奇小组的成员们至今在说到这一段故事时还带着诧异的神情。当时满校园都是计算机：VAX机、大型计算机、甚至高功能的绘图工作站。为什么要用康莫多机？为什么要用十六进位码？几乎没人还在用十六进位码了。如果你真是个死心塌地的计算机高手，想方设法要从一台计算机的程序中榨出最后一点利用价值的话，你也可以用所谓组合语言来写，那起码能够用像MOV、JMZ和.. SUB这样的帮助记忆的符号来取代数字。或者，你也可以用PASCALC、FORTRAN或.. LlSP这样的高级语言来编写程序。这些语言是人类比较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科恩，仍然记得为此与荷兰德做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如果用这些夹杂字母和数字将程序写得杂乱无章，谁会相信它能运作呢？就算有人相信你，但如果你的分类器系统是在家用计算机上编写成的，谁又会用它呢？最终荷兰德只好做出让步。不过到他同意将分类器系统交给一个研究生，里克·里奥罗（Rick Riolo）时，早已是八十年代初了。里克将这个系统改编成一个一般性功能的、能够在所有类型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软件系统。荷兰德承认说：“只不过这不是出于我的本能。我总是喜欢将实验做到能让我看到它真的能够运行的地步，然后就失去了兴趣，又回到了理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仍然坚持认为当时的康莫多计算机对他而言意义甚大。大学的计算机是共享的，这令人头痛，他解释说：“我喜欢直接在计算机大忙小乱地编写程序，但如果用大学的计算机，就不可能容许我一口气上机八个小时不下来。”荷兰德把个人电脑看作是上帝的恩典。“我发觉我可以在我的个人电脑上编写程序，可以独个拥有于家中，不用再依赖任何人。”另外，为旋风和.. IBM701编写程序的经验使荷兰德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桌面小电脑过于原始。事实上，当他买康莫多电脑时，他觉得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实际上他.. 1977年就买了被称为“微心智”（Micromind）的电脑，当时这台电脑看上去像是崭新的苹果二型机的强劲对手。“那是一台很好的小型计算机。”他回忆说。确实，尽管那只不过是一个黑匣子里的一堆电路板，可以与电报打字机连接后做信息输入和输出，而且没有屏幕，但它有.. 8000字节和.. 8位内存。价值三千美元。字节和.. 8位内存。价值三千美元。讲完这段故事后，荷兰德说，微心智计算机公司这么快就倒闭了，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他一直到感到八千内存实在不够用时才开始转用康莫多电脑。他说，当时康莫多电脑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它采用了与微心智同样的微处理器芯片。这意味着，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变就能够让它运行十六进制码。康莫多的内存要大得多，带屏幕显示，而最大好处是，“康莫多能让我玩游戏。”他说。尽管荷兰德的同事对此非常恼火，但他的第一个分类器系统却运转得非常好，这足以能够使他确信，这个系统确实实现了他的意图，而且确实为完整的认识理论播下了种子。这个系统的早期版本是他与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教授裘迪·瑞特曼（Judy Reitman）共同研制的，发表于.. 1978年。在对这个版本系统的测试中，其作用者学会了如何用基因算法运行一个模拟的迷宫，运行速度要比没有用基因算法快十倍。这次测试同时也证实了，分类器系统能够显示心理学家所称的“转换”：它能够把在前一个迷宫中学到的规则运用到后一个迷宫的运行中去。这些早期研究成绩斐然，即使荷兰德并不大肆渲染，其名声也已使“分类器系统”这个词开始流行了起来。比如.. 1980年，匹兹堡大学的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开发了一个能够玩扑克的分类器系统，并用它来和一个也有学习功能的老一点的玩扑克牌的软件对抗。这场对抗甚至不成其为比赛，分类器系统轻而易举地就赢了。1982年，泊拉罗德公司的斯图尔特·威尔逊（Stewart Wilson）用分类器系统来协调电视摄影机和机械手臂的动作。他的应用表明，水桶大队和基因算法能够导致分类器规则的自发组织，从而自我分类成一个个小组，起到控制子规则的作用，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特殊而协调的动作。1982年，荷兰德的学生拉森·勃克（Lashon Booker）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将分类者系统运用在一个模拟的环境，用它来寻找“食物”，避免“食物中毒”。这个系统很快就将自己的规则组织成这个环境的内化模型，就像一幅心智地图。但对荷兰德来说，最感欣慰的是.. 1983年戴维·高德勃格（DavidGoldberg）的研究证明。高德勃格是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土木工程师，在此几年前就选修荷兰德的适应性系统课程，并一直对此深信不疑。高德勃格说服了荷兰德成为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持人之一。他的论文证明了，怎样把基因算法和分类器系统运用于对一个模拟的煤气管网线的控制。当时，这是分类器系统对付过的最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煤气管道系统的目的都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来满足终端用户的需要。但每一条煤气管道都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压缩机，将煤气从几千英里的大管径管道抽出来。用户的煤气用量每一小时、每个季度都会有变化，而压缩机和管道常会有渗漏，限制了整个系统在适当压力下的供气能力。安全控制要求煤气的气压和运速保持在适当的程度，但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其它因素，即使想使一个简单的煤气管道发挥最大效益，都复杂到根本无法用数学来分析。管道操作者是通过长时间的“学徒”才学会用本能和感觉来控制煤气管道系统的这门技术的，就像我们学开车一样。事实上，煤气管道的问题之复杂，就连荷兰德都发愁，担心高德勃格的研究较之其它分类器系统运用小组，也许更可能失败。但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高德勃格的系统非常漂亮地学会了控制这个模拟的煤气管道系统：这个系统从一组完全随意的分类器开始，在经过一千天的模拟试验之后，达到了对控制煤气管道的专家水平。而且，这个系统掌握操作煤气管道的规则简单得不可思议。它的布告仅为十六个二位数那么长，它的布告栏上每次只有五条布告，总共只有六十条分类器规则。事实上，高德勃格在他家的苹果二型机上只用了.. 64千字节的内存就运作了整个分类器系统和煤气管道的模拟程序。荷兰德笑着说：“高德勃格是我最紧密的追随者。”事实上，煤气管道的问题之复杂，就连荷兰德都发愁，担心高德勃格的研究较之其它分类器系统运用小组，也许更可能失败。但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高德勃格的系统非常漂亮地学会了控制这个模拟的煤气管道系统：这个系统从一组完全随意的分类器开始，在经过一千天的模拟试验之后，达到了对控制煤气管道的专家水平。而且，这个系统掌握操作煤气管道的规则简单得不可思议。它的布告仅为十六个二位数那么长，它的布告栏上每次只有五条布告，总共只有六十条分类器规则。事实上，高德勃格在他家的苹果二型机上只用了.. 64千字节的内存就运作了整个分类器系统和煤气管道的模拟程序。荷兰德笑着说：“高德勃格是我最紧密的追随者。”荷兰德说，这一点在高德勃格的系统如何学会控制渗漏的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个系统从一组随意的分类器开始，首先掌握一系列对正常的煤气管道的运行较为广泛适用的规则。比如在一次传送煤气的操作中，出现了一条可以被解释为“一直传送‘没有渗漏’的信息”。很显然，这是一条过于一般的规则，只适用于管道运行正常的情况。但在高德勃格开始在各种模拟的压缩机上打出模拟的洞来的时候，这个系统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其操作立刻就失灵了。但通过基因算法和水桶大队，这个系统最终从自己的错误中反省了过来，开始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则，比如“如果输入气压很低，输出气压也很低，气压转换率是消极的，则传送‘渗漏’信息”。而且，只要这条规则一经实行，就会产生比第一条规则高得多的叫价，把第一条规则从布告栏上取代下来。如此这般。大体上说，第一条规则在不出现非常规行为的正常情况下会发生作用，而一旦发生意外情况，第二条规则和其他规则就会取代第一条规则，对意外的行为做出校正反应。当高德勃格告诉荷兰德这些时，荷兰德激动万分。在心理学上，这种知识的组织被称为缺席的等级制度（defult hierarchy），当时这正是荷兰德久埋脑海的研究课题。自.. 1980年起，他一直在与三位密西根大学的同事，心理学家凯瑟·赫力约克（Keiih Holyoak）、里查德·尼斯伯特（RichardNisbett）和哲学家保尔·查加德（Paul Thagard）密切合作，致力于创立一个关于学习、推理和知识发掘的认知理论。正如他们在1986年出版的《归纳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四个人都相信，这个理论必须建立在三项基本原则上，而这三项基本原则也正是荷兰德的分类器系统的原则：即，知识能够以类似规则的心智结构来表达；这些规则始终处于竞争之中，经验使得有用的规则越变越强，无用的规则越变越弱；具有说服力的新规则产生于旧规则的组合之中。这个有大量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支持的观点表明，这些原则可以解释各种恍然大悟的洞见，包括从牛顿对苹果落地的顿悟，到日常生活中对相似性的发现。他们特别指出，这三项原则应能够产生缺席的等级制度的自发突现。确实，这正是人类所有知识的基本组织结构。一组规则形成缺席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与荷兰德所称的内在模型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用较弱的一般性规则和较强的特例来预测事物该如何分类：“如果它是流线型的，有鳍，生活在水中，那它就是鱼。”但“如果它同时还有毛发，呼吸空气，而且很大，那它就是鲸。”我们用同样的结构来预测如何做事：“‘i’总是在‘e’之前，除非其后有‘c’”但“如果是neighor、weigh、或weird这些字，则‘e’总是在‘i’之前。”我们还用同样的结构来预测因果关系：“如果你朝一条狗吹口哨，它就会向你跑来”，但“如果它向你嗥叫，并把颈背部的毛发竖起来，那它也许不会向你跑来。”荷兰德说，这个理论说明，无论这些原则是作为分类器系统来执行，还是以别的形式来实行，缺席的等级制度都应该会突现出来。（事实上，《归纳法》一书中引用的许多计算机模拟实验都是用PI来做的。Pl是查加德与赫力约克设计的更常规的基于规则的软件程序。）不管怎么说，看到等级制度能够真的从高德勃格的煤气管道模拟中突现而出，真是非常令人激动。分类器系统总是从零起步，它最初的规则完全是在计算机模拟的太初混沌中随意设置的，然而就在这混沌之中，美妙的结构突现了出来，令人惊喜，让人讶异。“我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是能够真正被称为突现模型的首例。”荷兰德说。回归家园厨房的谈话总是无休无止的，荷兰德和阿瑟的谈话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持续着。到最后结束时，他们的讨论已经从国际象棋跳到经济学，从经济学跳到跳棋，又跳到内部模型、基因算法，然后又回到国际象棋。阿瑟感到他终于开始了解学习和适应的全部含义了。俩人到了睡眼惺松的时候开始详细讨论一个或许能够解决经济学中理性期望问题的途径：为什么不用荷兰德式的分类器系统来模拟一伙经济作用者，让它们就像真正的经济作用者一样从经验中学习，从而取代经济作用者是完全理性的这个假设呢？真的，为什么不呢？入睡前，荷兰德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把恰好放在他处的塞缪尔的计算机跳棋手投影胶片找出来。阿瑟已经对这个能够学习的游戏软件的概念入迷了。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荷兰德想，也许他明天应该就这个主题为与会代表做一个即兴发言。这个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当荷兰德向听众们指出，塞缪尔的计算机跳棋软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同类软件中居于领先地位时，反响尤为强烈。然而，荷兰德从这个角度所做的发言之所以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完全不是因为这样的即兴交流在那时非同寻常。与会代表发现，很难指出经济学会议的气氛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只是大约在第三天，当大家排除了原来的学术术语的障碍，扫清了相互之间的困惑之后，会议就开始变得热烈了起来。“我发现这非常令人激动，”斯图尔特·考夫曼说。他在与阿瑟交谈了两周之后，发现自己很缺乏经济学知识。“有趣的是，当你接触到所有诸如指画法作品这样的新事物时，感到就好像在幼儿园一样，或就像一个幼犬，四处乱跑，四处嗅闻，有一种发现新东西的美妙感觉，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个值得去探索的奇境，所有的事都是新奇的。不知为什么，这就是这个会议带给我的感觉：总是好奇地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新领域中的问题是什么。这真是非常符合我个人的胃口。但我想，这也是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的风格。我们彼此之间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彼此相互倾听。”倾听。”当大多数正式发言结束之后，与会者们就开始分成非正式的研讨小组，就专门的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一个最流行的问题就是混沌理论，对混沌问题的讨论经常在小会议室围绕着戴维·鲁勒展开。荷兰德说：“我们都知道混沌理论，都读过这方面的文章。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我记得当我们看到物理学家就此做出的一些模型以后，都感到十分兴奋。”与此同时，安德森和阿瑟参加了一个在阳台上进行的关于技术锁定或地区经济差异这类的经济“类型”的讨论。阿瑟说：“我太累了，无法无休止地谈论和听讨论，我只能借这个研讨小组的讨论来测验菲尔·安德森的各种数学技巧。”但实际上阿瑟发现自己和安德森、以及其他物理学家之间意见很一致。他说：“我喜欢他们强调计算机实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经济学家眼里，计算机模型已是声名狼藉。因为很多早期计算机模型是根据程序员倾向的政策建议拼凑出来的，其结果当然不使计算机产生支持这一政策的建议。“所以当我看到计算机在物理学中得到适当应用时，感到非常着迷。我觉得物理学领域的开放性在召唤着我。这是一种知识性的开放，愿意正视新的概念，不再对该接受什么抱教条而呆板的态度。”同时，阿瑟对报酬递增率能对会议产生影响而感到欣慰。除了他对此的发言之外，其他经济学家也在独立研究这个问题。比如，有一天与会者通过电话听荣誉教授霍利斯·切纳利的演讲。切纳利因为重病而未能来参加会议。他的演讲内容不关于发展的类型，为什么各国在如何发展上各有不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他在演讲中提及了报酬递增率。阿瑟说：“所以，他刚挂断电话阿诺就跳了起来，跑到黑板面前说：‘霍利斯·切纳利提到了报酬递增率，现在让我来做更详尽的阐述。’于是他自发地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关于报酬递增率思想史的演讲，同时将这个理论与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讲了一番，而且是在没有一点儿笔记可循的情况下。我从来不怀疑阿诺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知识有这么丰富。”仅在此几天之后，已经在将报酬递增率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研究的约索·斯甘曼（Jose Scheinkman）与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米歇尔·波德林（Michele Boldrin）熬夜熬到凌晨三点，拿出了一个报酬递增率经济发展理论。阿瑟说，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股票市场是否会进入报酬递增循环，因为股民们看到有其他投资者加入进来，所以股票不断看涨。或反过来，是否会出现负反馈效应？比如股民看到其他投资者都退出时会出现崩盘。阿瑟说：“当时不知为什么股市正好过热，所以大家就对这个理论是否可行、这种情况是否会真的在现实中发生，是否很快就会发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种情况是否会真的在现实中发生，是否很快就会发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年10月19日，出现了股票在一天之内猛跌508个点的情况。阿瑟说：“这就导致了一种流行的说法，人们认为桑塔费的会议在一个月前就预测到了股票市场的崩坍。其实我们并没有做这个预测。但股票市场之所以崩坍，当然是因为其中有我们长时间探讨的这种正反馈机制在起作用。”这场为期十天的马拉松式的研讨会就这样继续着，只有星期六下午休会。所有的人都累得精疲力尽，累得极其愉快。瑟祝：“十天结束时，我感到我站在了一个科学的高度。我无法相信竟有人愿意倾听我的观点。”但确实有许多人愿意倾听。阿瑟因为答应了要在9月18日，星期五到旧金山市做一场演讲，所以不得不放弃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无法从纽约脱身来参加会议的里德送来了一卷录像带表示祝贺。）但是，当星期一下午阿瑟返回来，一跨进修道院的门，潘恩斯就带着微笑向他迎来。“最后一天会议开得不错吧？”阿瑟问。“哦，我们都非常满意。”潘恩斯回答。尤金尼亚·辛格表现得尤为热情，正准备好好向里德汇报此次会议的收获。他接着说，会议一结束，研究所就召开了科学委员会会议，会议的第一个动议就是，他们想邀请阿瑟参加科学委员会。阿瑟吃了一惊。科学委员会不研究所内部的圣地，掌握着决策的实权。“我当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说。潘恩斯说：“我们还有一个考虑，我们非常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所有的人都对这次会议感到非常振奋，所以我们想借机将之扩展成一个全面展开的研究项目。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不知你和荷兰德下一个学年是否能来这里，来启动这个研究项目，让它运作起来。”阿瑟瞬间就明白了，科学委员会想邀请他和荷兰德来主持这项研究。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确实有一个年假可以休，事实上这项研究对他来说非常有趣。当然，能来主持这项研究他十分高兴。他说：“我感到受宠若惊。我确实觉得自己很卑微。主持这样一项研究使我直到今天都在问自己：我不谁呢？我的意思是，这儿有菲尔·安德森，有肯·阿诺，然后还有我。而他们竟在问我，你对这个不怎么想的、对那个是怎么认为的。所以我的反应是，他们是不是在问其他什么人？在我以往的学术生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完全有可能感到身怀绝技，却不被圈内人所接受。约翰·荷兰德几十年都处在这种情况中。我当然也有同感。直到我踏入桑塔费研究所，这些聪明绝顶的人，这些我过去只是读到过的人物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你怎么这么久才到这里来？’”在十天的会议中，阿瑟无休止地谈话和倾听。他的头脑塞满了各种思想，把脑子都涨痛了。他精疲力尽，需要三周的睡眠才能恢复体力，但他觉得简直就像置身天堂一样。“从现在起，我不再为其他经济学家会怎么想而担忧了。能够与我分享研究成果的人们都集中在桑塔费。桑塔费就是我的家。”研究成果的人们都集中在桑塔费。桑塔费就是我的家。”1987年9月22日的清晨阳光明媚，布朗·阿瑟刚刚被邀请参与主持桑塔费研究所的一项新的经济学研究项目，就睡眼惺忪地钻进一辆小车，和约翰·荷兰德一起去罗沙拉莫斯参加一个人工生命研讨会。这个会期五天的研讨会已经于前一天就开始了。阿瑟对“人工生命”的确切含义还有点儿稀里糊涂。事实上，上周的经济学研讨会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了。他现在对许多事情都有点儿头脑不清楚。荷兰德向他解释说，人工生命类似人工智能。区别仅在于，人工生命是用计算机来模拟进化的基本生物机制和生命本身，而不像人工智能那样用计算机来模拟思想过程。荷兰德说，人工生命的研究很像他的基因算法和分类器系统的研究，只不过人工生命的研究更为广泛，胃口也更大。整个人工生命研究是罗沙拉莫斯的博士后克里斯·朗顿（ChrisLangton）的劳作。朗顿是荷兰德和勃克斯在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荷兰德说，朗顿欣像一个迟绽的花蕾。他今年已三十九岁，比大多数博士后要年长十岁，而且还没有开始为完成博士论文做最后一搏。但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非常善于归集各方面的经验。”朗顿对这个人工生命研讨会投注了极大的精力。人工生命是他的婴儿，他给它取了名字，耗费了近十年的时间试图陈述这个概念。他筹划了这个研讨会，试图把人工生命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学科。但他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来参加这个会议。他点燃了罗沙拉莫斯非线性研究中心对人工生命研究的信心，使其为这个研讨会赞助了一万五千美元，又说服了桑塔费研究所为此次会议投资五千美元，并同意将会议记录汇编结集出版，作为复杂理论系列书籍的一部分。从昨天会议开始的情况来看，荷兰德认为朗顿于得非常漂亮。阿瑟得亲自来看看才能有所知。确实，阿瑟亲自来看了。当他和荷兰德步入礼堂的时候，他很快就得到了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他大大低估了他的这位同房伙伴。“我就好像是和甘地一起走进了会堂似的，”他说。“我原以为我不和一个身材矮小、令人愉快的计算机高手同房，而这里的人们却将他当作这个领域的伟大人物。在会议厅的走廊上，人们向他涌来，高呼：‘约翰·荷兰德！’不断问他，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对那个问题怎么看？你收到我寄给你的论文了吗？”阿瑟的这位同屋尽量边走边回答这些问题，但却仍然顾此失彼。荷兰德已经名声显赫了，这一点使他自己感到很尴尬。他这二十五年来每年都培养出一至两名博士研究生，所以就有了许多他的理论的追随者，他们四处传播他的思想。与此同时，世界也在向他靠拢。神经网络又重新时髦了起来。无独有偶，学习的问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主流派的最炙手可热的课题。1985年召开了第一次基因算法的国际学术会议，而且很快还会召开这样的会议。“每个人的标准开场白似乎都是，约翰·荷兰德有过如此这般的说法，这是我对他的理论的阐述。”给阿瑟的第二个印象不，人工生命很奇怪。他从来没见到朗顿的面。这不一个过分瘦长的家伙，有一头长而密的棕色头发和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这使他看上去很像年轻而和蔼可亲的美国著名性格演员沃尔特·马绍。朗顿总是在忙来忙去，不是在复印材料、安装点什么，就是在担忧着什么，发疯般地力求一切按预期的安排正常运作。不一个过分瘦长的家伙，有一头长而密的棕色头发和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这